《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策论意义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策论意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策论意义

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吕西安·若姆访谈录

编者按：自《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成为热点以来，相关讨论在大陆持续升温。本刊之前曾刊发专文探讨此书的价值及现实意义，现再次刊发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吕西安·若姆(Lucien Jaume)的访谈，将讨论推向深入。

吕西安·若姆教授专长于法国大革命政治史和政治理论，专治托克维尔政治思想，出版了包括《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渊源》等著作，在法国学界和知识分子圈有重要影响。该访谈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潘丹在巴黎访学期间所作，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讲师郑寰共同翻译整理，并由北大历史系教授高毅审校。

潘丹：最近，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在一次反腐败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阅读和讨论此书的热潮。作为一名研究托克维尔的专家，您是否对此感到意外呢？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若姆：这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中国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是不是意味着对国家监控（la tutelle de l’Etat）的反思呢？因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国家监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我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着力阐释的，是1789年革命为何爆发，并在持续10年之后又为波拿巴所终结。我还以为人们会推荐托克维尔的另一本书，即《论美国的民主》，毕竟这本书讨论地是现代社会的问题。

你提到中国官员是在一次“反腐败”的座谈会上推荐这本书，我想，托克维尔虽然在书中讨论了旧制度下特权阶层的衰落，但似乎从未用法语中的“腐败”（corruption）这个词来描述过特权阶层。或许我们应当进一步界定“腐败”的含义，以便在讨论中相互理解。如果依据法语的使用习惯，“腐败”一词主要指担任公职的人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要么因此得以中饱私囊，要么获得权力或威望。因此，腐败意味着不当利益输送。例如一位教授收受贿赂，在考试评分时给出不切合实际的高分。根据调查显示，法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并涉及到高层公职人员。可见，腐败并不是中国及其政治体制下的特有现象。

那么，法国是如何展开反腐败斗争呢？为此，人们曾探讨是否有可能颁布一项旨在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由尼古拉·萨尔科齐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曾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草案。利益冲突往往出现在公职人员与其职权范围内的某件事、某项决策曾经有或仍然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该委员会认为，在这一情况下，人们有权怀疑公职人员，并使之接受公众监察，要求其回避与其利益相关的事务处理。但到目前为止，这还仅仅是一个草案！

我们还应当注意，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明确区分了旧制度下的特权阶层及政府机构。尽管旧制度下确实存在卖官鬻爵的情况，但这与现代法语中“腐败”一词的确切概念是不能等同的。在旧制度下，卖官鬻爵是人们在背地里干得勾当，并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托克维尔讨论的不是腐败问题，而是一个行政化程度过高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利益竞争的各个小团体彼此隔离、相互孤立。

潘丹：在中文里，“腐败”除了包涵以权谋私的意义外，还有更复杂的意义。中国读者如此关注这本书，是与当下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的。那么，回到著作本身，托克维尔当年尝试回应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呢？

若姆：托克维尔是在目睹了第二共和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挫败之后而动笔撰写本书的。第二共和国创立于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这场革命驱逐了七月王朝的君主路易·菲利普，以及当权的奥尔良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当选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之后发动政变，并进而终结共和制，建立第二帝国，尊自己为“拿破仑三世”。托克维尔目睹了这场政变，并为此感到恐惧而忧虑，因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竟是如此深得民心。他思忖，为何自由总在法国屡遭挫败？为何法国人对平等的热望总是远高于对自由的追求？斯塔尔夫人与夏多布里昂也曾提出同样的困惑。

这涉及到英法两国最大的差异之一。英国分别在1640年、1688年爆发了两场为自由而战的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更多地是为自由而战、而非为平等而战的革命。而在英国，这两场革命是在贵族的帮助下完成的。这就是造成英法两国革命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国人从未抛弃贵族，但在法国革命中，人们憎恶贵族、攻击贵族。事实上，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是两种不同的贵族。

托克维尔所探讨的，实际上是波拿巴主义的问题。所谓波拿巴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专制体制，尽管有一部宪法，却并没有选举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而与此同时，拿破仑，或者说波拿巴却忠于平等的理念。专制甚至有助于平等的发展。当拿破仑三世将普选权作为手段，以动员民众抵制地方上的奥尔良派自由贵族时，就从客观上促进了平等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苏迪尔·哈扎吉萨（Sudhir Hazareesingh）就很好地证明了拿破仑的举措促进了普选权的发展，并为公民身份地位的迅速提高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托克维尔在1849-1850年间探索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要解释清楚这一点，就必须上溯至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他发现大革命竟然是从旧制度中产生的——这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症结问题所在——大革命是法国君主们所作所为的结果，是革命前诸位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执政态度、治国方针及其政策举措的结果。

他研究旧制度，是为了探索波拿巴体制。他的分析常常与贡斯当在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分析十分类似。在《论政府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中，贡斯当认为：路易十四以强硬的手腕在法国进行了改革，而在120年后，我们能够看到，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一强硬改革的后果。为什么呢？贡斯当解释到：路易十四试图取缔一切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权力，路易十四依凭其行政官，主要是总督（人们称其为国王在外省的耳目）来压制各省及各市镇的地方贵族；与此同时，路易十四也极力压制巴黎高等法院及各地最高法院的权力，因为在路易十四之前，法院有权审核国王制订的法令，并在必要时拒绝实施。这样，法院权力就对君权形成抗衡。正如宪章与各市镇的权力曾对君主形成制约一样，君主并未能如愿取缔一切地方权力，但大多数都被取缔了。

因此，在1789年革命之前，路易十四已尝试建立起一个“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民族”，他们游离于团体组织之外，并最终反对团体组织。君主使国家权力从中央延伸到地方，并不断取缔团体组织，使整个社会只剩下孤立的个体，正如勒蒙蒂（Lemontey）戏谑的那样，就这一举措而言，路易十四是一位“革命的国王”。基佐自己也写道：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推动了平等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他对资产阶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托克维尔推进了基佐的论述，他还很有可能读过贡斯当的作品，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证实这一点，但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几乎没人会忽略这本反对拿破仑“专制与僭越”的小册子。

托克维尔所尝试回应的问题，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在一个国家机器强大，尤其是行政能力强大，而公民社会弱小、个体从众而驯服的国家中，革命爆发了。这些个体早已习惯路易

十四、路易

十五、路易十六统治下的君主政体，他们更愿意获得平等，而非自由。正因为此，法国出现了托克维尔所言的“民主的专制”。在托克维尔之前，人们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但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制下也有可能出现专制，早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作的16年前，他就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点。

潘丹：如您所说，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呈现出某种一脉相承的一致性，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特征，早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么这种历史的延续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之间产生了某种“由平等精神引发的嫉妒之情”。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由平等引发的嫉妒已经是民主社会的先兆了。在嫉妒情绪的驱使下，每个人都渴望比他的邻人拥有更多，享有优先权，哪怕只是一点点。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争抢第一排座位的情况之外，还有诸如剃须匠、裁缝等各个行会之间争抢谁能首先接待总督或者国王的其他代表。在今天看来，这一切是荒谬可笑的（事实上今天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但每个人都渴望多有一点权力，并为此相互嫉妒，这正是民主社会平等精神的负面影响，而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已经具备这一特征了。在这里，托克维尔注意到，激起人们不快、甚至引发**的，往往是极其微小的不同，而非显而易见、既成惯例的大的不公正。拥有革命精神的并非必然是极为贪婪的人，甚至恰恰相反。

此外，同样是由于君主的举措，才使贵族的存在变得可憎而荒谬，君主迫使贵族离开外省、离开村庄，到凡尔赛进宫侍奉。这样，贵族们就被禁闭在凡尔赛宫，而非像过去的那样在各自的领地上照顾农民，为他们提供医疗帮助，照看、教育农民的孩子，带他们到巴黎增长见识，逐渐地，贵族就失去了对农民的感情，不再爱护关照他们，不再怜悯他们的境遇。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正是君主使各个社会阶层彼此隔离。在本书中，他不断谈到这一点，君主依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有意识地促使各个社会阶层彼此分离：贵族与农民彼此隔离，贵族与资产阶级彼此隔离，资产阶级与农民彼此隔离；而在贵族内部，世袭贵族与新受封的贵族也彼此隔离。同样地，在各个集团之间，以及集团内部，集体精神和家族纽带也日渐消逝，人们走向一个由彼此孤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

本书第三卷第6章的题目就是“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这里的政府就是指君主。悖论就在于，正是路易十四的继承者们对民众进行了革命教育，也就是说，正是他们教育民众憎恶特权，却又嫉妒特权者，嫉妒教会、尤其是贵族的特权。这些由不满者组成的各种团体或行会起而反抗特权阶层，却又渴望自己能获得特权。这就导致了托克维尔所言的“集体的个人主义”。

法国君主惧怕贵族，因为这是一支能与之抗衡的封建势力，因此选择将它变成社会的寄生虫。至于资产阶级，法国君主则通过向其出售政府职位，从而将之转化为君权的支持者，向资产阶级开放的职位包括各市镇的政府部门、法官职位、行政官员、律师等。当君主出售这些职位时，富有的资产阶级就能购买一个能被国王授封为贵族的职位。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往往是支持君权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做了高官或当了“穿袍贵族”后，就成了人们憎恶的特权者。正是这些特权者拒绝税收改革，也正是这些特权者对书报进行审查，并当众烧毁让-雅克•卢梭等启蒙哲人的著作。穿袍贵族把持的刑事法庭还贿赂公行，毫无公正可言。

当君主让资产阶级进入政府时，就已然开启革命之路了。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驱逐贵族，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家机关。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也是革命从旧制度中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君主使民众具有革命精神，是君主让世袭贵族变得毫无用处，是君主让资产阶级进入权力机构。在法国，人们有一种渴望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的热忱，人们渴望进入政府部门，成为总督，成为部长，成为部长顾问，成为各种高官。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能与中国的情况作比较。正是由于君主的所作所为，使法国社会形成了崇尚仕途的价值取向：人们渴望成为公务员，渴望在有权势的政府机构握有大权。（注意：这一社会风尚——即当公务员是令人钦羡的——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国际化的冲击下稍有变化。）从那时开始，直到1789年之前，人们都无法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因为它极力捍卫自己的特权。例如，因为由特权者所把持的政府机关不愿意，路易

十五、路易十六尝试让贵族缴纳赋税的举措就失败了。路易十四造就了一批人为的贵族，他们是政府机构中的官僚贵族，是为凡尔赛宫服务的行政人员，不久后，他们将继续抵制十八世纪的改革。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君主在强化国家机关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机关。

潘丹：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旧制度时代法国中央集权的强化，是通过取缔以贵族为代表的各种“中间团体”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旧制度王权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在大革命时代才最终完成的？

若姆：我们可以在刚才讨论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阐述托克维尔的论题：君主的一系列举措，使法国只剩下政府——这已是一个十分现代的、理性化的政府——以及彼此孤立的个体。因为各种团体、行会都已经被逐渐侵蚀，尽管它们仍然存在，但已十分衰弱。大革命将决定性地让一切团体最终消逝：教堂、修会、享有特定权利的市镇当局、工会组织、雇主协会等，一切社团生活也随之消逝。旧制度是一个由团体组成的社会，但自大革命以后，只剩下彼此孤立的个体。例如，1791年宪法的绪言就明确宣称：人们取缔了一切行会、一切工会，正如人们取缔了一切特殊权利，即特权。1791年6月，勒沙普利埃促使一项法案表决通过，该法案决定性地取缔了所有工会和雇主协会；接着，1791年9月，在他的推动下，又取缔了民间社团的大部分权利。对于勒沙普利埃来说，真正的集体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不过是相互联合的个体而已。尤其是在推介其取缔工会和雇主协会的法案时，他曾说，从今往后只剩下个体利益，以及由国家政府代表的整体利益，二者之间什么也不存在。这些革命者们否弃了孟德斯鸠所言的中间团体。根据这一观点，唯一可以言说“自我”的集体，只有国家，或其代表国民议会，其余的都有篡权之嫌。

法国大革命不认可结社权，无论是在《人权宣言》当中，还是在《1791年宪法》当中，由于大革命的原因，以及后来共和派对宗教团体的担忧，结社权在法国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甚至相对自由的1901年法案，也对宗教团体有诸多限制。直至1971年，宪法委员会才在结社自由问题上作出独立于政府的决定，认为政府不能再宣告“授权”一个团体成立。

应当注意的是，伴随着旧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在1789年革命中赫然崛起。并不是由于君主、贵族、天主教会遭到抨击，国家权力就随之衰落了；恰恰相反，大革命意味着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尽管革命后确实经历了一段混乱无序的时期。概括地说，这种新的国家权力将分化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宪政之路，制宪议会的改革者们与斯塔尔夫人等遵循的就是这条路线；另一条则是大恐怖、例外政府，它自1793年12月开始运作，并持续至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倒台；拿破仑也继承了这一路线，并因此建立行政集权，强化政府权威。

潘丹：所以，大革命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实际上遵循着旧制度时代的既定方向，并通过进一步牺牲个人权利的方式来实现的？

若姆：没错。对此，人们或许会反驳我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不就是捍卫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犯的壁垒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没有一项条款是确保公民有权反对代表们制定的法律的。人们的自然权利都是由法律重新定义的，如果人们不能对代表们制定的法律表态，自然权利也就失去意义了。革命者们本应当再设立一名独立的法官，负责审查代表们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和人权宣言，但革命者们最不想设立的恰恰就是法官，因为这让他们联想到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人权宣言宣称：法律就是“公意的表述”，没有任何一名法官能够阻止或监督公意。

在法国，迟至1791年，才设立了合宪审查机构，即宪法委员会，它负责审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及人权宣言的规定。而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已经采纳合宪审查措施了。倘若没有一个独立的仲裁机构来监督政府和议会，就算法律文本写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效力，或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还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设立这一独立的仲裁机构：在法国，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如何任命宪法委员会委员的程序，这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十分钦羡美国法官的权力，无论在哪一级法院，美国的法官都可以在怀疑一项法律是否合宪的情况下，搁置实施这项法律。2008年，在萨尔科齐的推动下，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的程序，所有法官都能够审查一项法律的合宪性。这一点在级别较高的机构中已经存在了，例如宪法委员会，和负责审查行政法令的国务委员会。这是一项对公民有利的措施，它与大革命的精神迥异，因为它赋予司法机构更多的权限。

潘丹：这样看来，中央集权的强化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本书中，托克维尔主要批判了中央集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那么它在法国是否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呢？如何客观地看待中央集权的作用呢？

若姆：托克维尔所言的“中央集权”究竟指什么呢？就是地方上一切事务，都交由中央政府来决定。我们可以通过中央集权的后果来理解这一词的内涵：只有处于首都巴黎的中央政府，能够在所有外省、所有地方捍卫与特殊利益相对的整体利益，因为地方权力机构很可能成为特殊利益和腐败的牺牲品。这也意味着，国家首先是一个行政国家，然后才是一个代议制国家，即政治国家。在法国，无论对于革命者们还是对于拿破仑来说，政府是国家的支柱，实际上至今也如此，哪怕弗朗索瓦•密特朗1982年的改革，及其后让-皮埃尔•拉法兰在雅克•希拉克任职期间的改革曾把分权引入法国，但基本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人们曾说，在法国颁布的15部宪法背后，有一部永恒的宪法，即行政集权，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威。由于坚信只有在国家机关的捍卫之下，公共利益才能得到尊重这一理念，人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行政司法机关，即由波拿巴创立的最高行政法法院，它负责解释什么是公共利益。

近三十年来，这一理念遭到挑战。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政府不再能够干预所有问题，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少。公权力不再能够垄断公共利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它还将许多职能授权予有私人利益参与的机构。这样，公共利益成为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对话与妥协，而国家不过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这就完全改变了大革命中所盛行的哲学原理与规范准则。

此外，还应当承认，中央集权曾在法国历史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发展出一套理性而有序的行政机构；此外，它还在法国各地（继而在殖民地）推进了一项强有力的教育措施，因此，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长有一支名副其实的“教师军队”；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维克多•库森曾开玩笑地说起他的中学哲学教师“军团”。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学校是实现社会升迁的重要门径，人们得以通过教育进入城市、进入首都。农民的孩子首先成为小学教员，教育乡村的居民，或者成为职员；他们的下一代，则有可能成为大学教授，也有可能在巴黎或外省当公务员。通过两、三代的努力，他们有可能担任要职，或者在工商业领域干一番事业。因此，中央集权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元素，尤其是在第三共和国的时候（1871-1940），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托克维尔一方面在批判波拿巴主义，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和许多法国人一样，对拿破仑为法兰西带来的荣耀感到骄傲。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沉溺于这种荣耀，为了法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进入第二阶段：分权改革。

潘丹：中国读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因为人们都知道了托克维尔的这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句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若姆：改革之所以会在法国引发革命，那是由旧制度的脆弱性造成的。上面的讨论已经说明，君主在旧制度下怎样通过卖官鬻爵，通过让世袭贵族与新贵彼此对立，人为地使各个阶层彼此隔离，使社会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体。这个由君权塑造的社会，是一个被嫉妒吞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比他的邻人拥有地更多。这样，当大臣开始改革时，情况就急剧恶化了。

因为促使这个社会运转的，正是这种嫉妒之情。当人们尝试将改革付诸实施时，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益，每个人都希望保住既得利益。例如，当人们试图令贵族纳税时，必然遭到贵族及高等法院的拒绝，是他们成为改革者的对立派。当卡隆尝试进行改革时，国家已经负债累累。1787-1788年间的改革遭到特权阶层的抵制，这使国王威仪受损，并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并很快丧失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基于高等法院穿袍贵族的叛乱，很快就招致第三等级的叛乱，尽管他们与贵族的利益不同，也从既有权力中得到了些许好处，但改革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权力太小了，因此也图谋从改革中攫取更多利益。

潘丹：也就是说，尽管改革确实是革命爆发的一个诱因，但更深层的决定性原因还是旧制度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由中央集权的消极作用造成的，它一方面致使人们彼此妒恨，一方面使人们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不过，特权阶级或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的抵制确实激化了矛盾，这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并导致革命情势最终失控。作为旧制度下享有特权的阶层，贵族在大革命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有趣的是，托克维尔本人也是贵族出身，这样的身份对他评价贵族阶层有什么影响吗？

若姆：托克维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要么是穿袍贵族，要么是佩剑贵族，他毫不赞成买官卖官的行径，也不赞成君主出售贵族头衔的行为。此外，身处19世纪，他不太喜欢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因此，他拒绝接受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贵族头衔，但他还是保留了托克维尔家族流传下来的城堡，从他的通信中不难见出，他为自己家族的城堡感到十分自豪。在托克维尔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十分著名的穿袍贵族，即他的外曾祖父马尔泽布。马尔泽布先生曾经担任法官，还是一位权臣。当高等法院以君主之名行使书报审查权时，他曾暗中保护过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但在大革命期间，他也在路易十六受审时自愿为这位国王做过辩护，结果招致灭顶之灾——不久之后，马尔泽布和他的家人就被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认为，马尔泽布在君主面前捍卫民众，在民众面前捍卫君主的做法，正是他极为珍视的“贵族精神”。

托克维尔是一名有些奇怪的贵族，他在书里不停地批判君主、批判贵族。托克维尔是有独立精神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看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很客观，它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我在《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渊源》这本书里曾引用过基佐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在谈论、批判现代民主的时候，是站在一名被制服的、被说服的贵族的立场上，而不是作为一名理直气壮的战胜者。”而基佐自己是拒斥民主的，又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精英的政府。托克维尔的内在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拥护民主，一方面却憎恶资产阶级。他希望现代民主能够通过汲取一些传统贵族的价值来完善自身。

潘丹：可见，托克维尔并没有完全否弃贵族存在的意义，甚至肯定了封建制度下贵族自由的价值。您认为托氏的这一观点对于思考革命后法国社会的问题有什么启示？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与平等的融合，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若姆：托克维尔认为，拒斥民主制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已证明民主制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注定的命运。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是防止出现“民主的专制”，为此，我们应当捍卫贵族的一些价值，并以此教育民众、驯化民主。这方面托克维尔自己也曾身体力行，例如他当过议员，还当过外交部长，试图忠诚地为民主制、为共和国效力，尽管在内心深处，他似乎更喜欢君主制（遵循分权制衡原则的立宪君主制）。而托克维尔自己的父亲，就曾在复辟时期出任行政长官，在他眼中，这就是贵族为现代社会效力的榜样。

事实上，托克维尔所肯定的贵族只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而非18世纪变得对君主奴颜婢膝的贵族。他对封建贵族的看法既是理想化的，又没有完全忽略实际情况。说他理想化，是因为他在封建贵族身上看到许多美好的品质，例如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以及高贵的灵魂；说他没有完全忽略实际情况，是因为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封建社会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时代，又是一个不乏崇高美德的时代。”封建贵族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构成王权的制衡力量，而现代民主则倾向于强化国家权力，缺乏制衡力量。此外，封建贵族的价值，还在于其富于责任感，讲究对集体、对上级封建领主、对上帝都要负责任。托克维尔认为，应当在民主制中引入对集体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的诞生，有赖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他认为，美国人正是基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才为地方性的团体即乡镇这一共同体服务的：人们为集体服务，是为了因此得到认可，获得好评，获得赞赏；或者因此获得权力，能够干一番事业，或者得到丰厚的经济报酬。就个人而言，托克维尔不喜欢这种功利主义的生活，但他意识到，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实践颇有成效：通过为整体利益服务，来获得个人利益的满足。

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贡斯当曾极力推崇无私的品德。但托克维尔认为，这在民主社会，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必然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财富积累，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也必然会追求个人福利、寻求生活安逸、谋求发财致富。然而，现代民主的这一倾向是与政治自由相冲突的，因为醉心于发财致富的公民将会逐渐忘却自由，忘记了正是基于自由，才建立了资本主义，才具备寻求个人福利的可能性。在沉溺于更安逸的生活、享有更多福利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政治自由。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所谈论到的那样，正是这种对物质享乐的沉溺、对政治自由的忽略，使拿破仑三世轻而易举地建立起专制。这体现了现代民主的矛盾性，为此，托克维尔强调结社的重要性，因为这让人们能够共同行动；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也是促使人们为集体服务的动力。因此，应当教育人们，使他们明白为了个人利益着想，应当为集体服务，应当相互合作、彼此结社，从而构成国家权力的制衡力量：这是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的启发。而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在他的先辈当中，外曾祖父马尔泽布，和在路易十八时期出任行政长官的父亲，都是为集体服务的榜样。

总之，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民主的悖论就在于，它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却又倾向于摧毁自由；它同样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且对平等的热望远高于对自由的渴望，甚至为了追求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直至建立起“民主的专制”，在这里，所有的公民都失去了自由，但他们却是平等的！对他而言，波拿巴主义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依照托克维尔的想法，当下社会应当十分重视结社自由，因为结社让我们得以共同行动；此外，还应当注重分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让人们重树自信；第三，应当接纳那些卓越的个人，无论是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艺术家，允许他们从“民主的平等”中稍稍脱颖而出；应当鼓励、认可这些卓越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压制到平均水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那里获得的三个启示：结社、共同行动、接纳卓越的人物。而这一切，都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就是教育公民在权力面前保持个人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

对此，我希望人们也能关注托克维尔的另一本书，即《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探讨了民主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公共舆论、信仰等问题，对他来说，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托克维尔的直觉意识》。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姓 名：

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继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阅读，这次看的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也是魏老师指定的阅读书籍之一。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托克维尔之前，已经很多人就法国大革命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维尔没有在叙述和描写具体事实上下功夫，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探讨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与旧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兼顾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具理论深度。

就方法论而言，张芝联教授认为托克维尔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为何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了革命，为何同样的制度下法国首先爆发革命等，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现象背后的秘密，进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真相。虽然不同的人会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力求客观分析这一历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这是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中央集权制由此得到巩固。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将贵族、资产者、农民等视为阶级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过程，通过分析阶级间的矛盾来探究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他难以摆脱的贵族性，托克维尔尽管有意识的试图客观的对大革命进行分析，但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他对贵族政治优越性的判断，认为贵族制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许那些认为其是吧保守主义者的人就是从这里得出自己的论断的（与之相对的则是托克维尔也高度重视平等和自由，并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视为法国人一贯具有的特质，从这里或许还可以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者）。

通观整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最核心观点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到来，本书的各个篇章也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在第一编中，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种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共同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这里就类似宗教战争那样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实将宗教特别是教会视为其反对的对象之一，因为教会作为特权阶级，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阻碍了人们的发展。然而，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会革命，因为它最终所要改变的是社会和政治，宗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旧制度已经生产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

第二编涉及更多的关于旧制度的细节问题，托克维尔通过描述旧制度中产生的新现象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旧制度已经产生了革命后得到巩固的中央集权制。1789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资产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尽管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却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剥削，他们要负担军役税、道路通行费、集市税、市场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等等，还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和年贡，并且仍然需要承担徭役和兵役。更遥远的过去领主和农民的矛盾还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前者掌握着统治权时还负担着救济贫民的责任，并且他们拥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但王权集中后，一切都改变了，贵族和教士通过特权免去这些负担，资产者通过避居城市减少这些压榨，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贵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作为补偿他们获得免税等特权，但这只会增加第三等级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并且出于尊严和身份的考虑，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屑于和资产者以及平民官吏为伍，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很多贵族日益走下坡路，变得日益贫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并且开始缴纳一些税赋。资产者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势力，由于国王为增加收入而大肆卖官鬻爵，使得拥有财富的资产者得以通过这个机会进入政治统治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很快变成了行政官吏，而后来真正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还变成了新贵族。

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王权日益加强，中央专制能力不断提高，御前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而国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宰。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国王向各地派遣总督作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总督又派遣总督代理管理各个教区。传统的三级会议（这里朗格多克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在作者的附录中得到清楚的描绘）或者议会等机构难以与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实上，法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的原因建立了名称各异、模式多样的行政体制，但这些都在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下名存实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整个法国的核心，尽管国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巴黎的扩大，但行政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巴黎的集聚（现在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的膨胀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不缓解中央对地方的强控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这些大都市的发展）。王权以及中央权力的急剧增强还导致了司法权力的萎缩，尽管经常出现国王委托司法机构立法的现象，但这只能充其量将之视为国王逃避责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国王通过调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案件都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这更加强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另外，正是这种单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导致了法国各地方的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但正是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自由，人们变得互不来往，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的毁灭需要推手，而文人适时的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干预政治，又不像德国文人那样沉湎于哲学思考中，法国文人喜欢通过文学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他们的学说甚至吸引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更引起广大民众的认同。而经济学派更注重实际，他们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尽管是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却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因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政治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导致不满，原本已经集聚起来的可以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各种诱因终于集中爆发，于是法国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托克维尔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世纪，法国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们为后来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准备。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各个事件汇集而成的，没有哪个事件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能从历史上找到它的蛛丝马迹，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