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极端者生存

第一篇：宗庆后：极端者生存

藐视规则而又自己创立规则，极端却又务实，这样的矛盾结合体，共同构成了宗庆后今天的是是非非。这些性格和行事逻辑让他带领娃哈哈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也让他因此在一场公开化的公司内斗中遭到了商业规则捍卫者普遍的非议

□记者虞立琪

极端张扬的董事会内部之争

2007年6月20日，上午8:30，达能集团亚太区总裁、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范易谋和娃哈哈合资公司中方董事们在西湖边上的杭州凯悦酒店套间里召开董事会。守候在门外的记者们无法预料将从这同一间合资公司内的对立两方口中听到什么。

在凯悦酒店端坐的范易谋是明显的老外做派。这位法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一言一行，从不轻易发表言论，此刻，他更加只能选择沉默。而中方的代表则显得嗓门更高一些。尽管谁也不清楚这次董事会上他们究竟谈了什么，但可以肯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大了。因为很快记者就得到消息，董事会尚未结束，范易谋已经匆忙从酒店后门的消防通道离开。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娃哈哈合资公司流产的第4次董事会了。

娃哈哈集团公司对外解释，范易谋的离去是因为“部分股东聚集在会场外，要求范易谋对‘分红’一事表态”。达能方面的说法则是“有人欲进入会场干扰会议”。总之，几个月以来矛盾双方少有的一个坐在桌前对话的机会，就这样以罕有的闹剧形式告终。

这也是一场罕见的公开化内斗。4月8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做客新浪聊天室，指责达能强行并购，世界第五大饮料公司的董事会内部之争被抬上了桌面。过去的两个多月里，由于双方都通过媒体发表意见，一个公司的内部政治演变为了一起公共事件。

4月10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向媒体公布了其慷慨激昂的“全国销售将士声明”，表示一线的销售人员坚决捍卫娃哈哈和宗庆后，就此拉开“娃哈哈总动员”的序幕。

4月13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向媒体发布《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的事实真相》的声明，首次“揭发达能曾经强制娃哈哈签订阴阳合同，欺骗政府监管部门”。

来自达能的反击让事件进入高潮。5月9日，达能向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请求仲裁与娃哈哈集团公司之间的商标合同；6月4日，达能再次在美国洛杉矶状告娃哈哈的两家非合资公司开展和合资公司相同的业务。

6月7日，宗庆后开始了更强烈的“不和谈”态度，不是直接面对达能，而是在一封《给法国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先生及各位董事的公开信》中宣布辞职。仅50分钟后，达能方面通过媒体发表声明，接受宗庆后的辞职。

也许是要达能认清宗庆后的辞职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二天，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公布了下属员工和经销商代表感情色彩极其丰富的声明书。经销商在信中对达能说：“我们郑重告知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拒销达能的任何产品，让你们的产品退出中国市场！”而娃哈哈秋涛基地全体员工强烈谴责达能“逼走宗总”，公开信的黑色大标题赫然是“达能你太卑鄙了”，信中写到，“我们呼吁，我们求助，我们呼吁政府各级部门追究达能的非法行为，我们求助全国人民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6月13日，事态进一步升级，娃哈哈部分员工到达能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上海某酒店门口聚集。他们身着统一的黄色外衣，高举写有“坚决保护娃哈哈”等口号的牌子。

当日，宗庆后第一次公开面对众多媒体，再次明确表示了强硬态度，宣称达能要“先取消不平等合同，再来跟我谈”。此前，娃哈哈合资公司的中方代表几次拒绝了达能方面召开董事会的要求。

6月14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尝试用法律途径解决此事，杭州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提起的仲裁申请。

在此过程中，很多细节都显得不合常理。在6月20日范易谋中途离开董事会会场后的几个小时，某媒体就公开报道了董事会讨论的议题和详细的过程情况。达能方面迅速提出异议，称董事会资料不得外泄。

6月24日，周日，董事会中断之后的第三天，下午13:45，全国几十家媒体记者的邮箱里同时接到了从杭州娃哈哈总部发出的新闻通稿。在一篇近万字的名为《娃哈哈与达能的“情、理、法”的博弈——十一年合作与纠纷的历史真相》的文章里，娃哈哈明确宣布：“至此我们与达能范易谋情理已尽。”看起来，娃哈哈已经不打算近期和范易谋坐在桌前谈判了。万言信中的每句话都言辞激烈，针对范易谋个人的内容甚多，比如“我们还告诉你，撼范易谋易，撼娃哈哈难，请早点死了那颗罪恶之心吧！”

而此时，娃哈哈各地经销商和员工发布的宣言也成为了现实，开始了步步逼宫之势。娃哈哈出示的图片显示，已经有厚厚一摞来自各地经销商和员工集体签名强烈抗议达能的信件。6月21日前后，来自娃哈哈的消息称，由于经销商抵制达能，目前娃哈哈的少数生产线已没有订单，有的生产线已停止生产。而员工用“由于担心工资和奖金问题，要求新任董事长范易谋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安排下一阶段的生产经营计划”向达能施压。

娃哈哈**两个月来的戏剧化演进，令见多识广的国内外媒体大开眼界。“这是中国商业上迄今为止最为张扬和极端的公司内部争斗。”一位国内知名商业观察家评价道，“由于合资双方的身份，此事件被广泛赋予了各种意义”。

“而更加让人惊讶的是，此次事件演变至此的主导者，不是达能，不是娃哈哈员工，甚至不是目前尚未表态的政府和法律，而仅仅只是一个人——宗庆后。”该专家认为。

宗庆后，杭州人，62岁，中等个头，微微发黄的牙齿。两个多月来，他仅仅公开露面了两次。和记者谈话时，他再次叼上了一根烟。他从15年前创业之初就在抽这种价格不高的“紫罗兰”牌杭州当地香烟，到现在也不更换；他也倾心于自己一手创立的娃哈哈，目前他正在做异常强硬的努力，让价值不菲的娃哈哈继续留在自己手中。

这位中国著名的经营大师、拥有极强控制力者，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此次董事会之争的主导意图。很多时候，他并不在场，但谁都知道，他才是那位无处不在的导演兼主演。

规则破坏者和规则制定者

宗庆后并非一个遵守规则之人。

相反，他从来不遵守别人加于他的规则。

多年以来，他已经将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规则制定者。他更喜欢一切尽在掌握的控制感。

“合资之后，达能曾向娃哈哈派驻了一个市场策划、一个搞技术的人，都被我赶走了。”宗庆后直接用了“赶”这个词语，来表示对于达能所制定规则的轻蔑。实际上，自从1996年宗庆后与达能签订合资娃哈哈合同以来，作为大股东的达能从来都不能行使合资公司董事会章程里规定的权利——亲自核算娃哈哈的财务报表。“每一年，达能得到的都是娃哈哈上交政府的财务报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而董事会章程里规定的企业经营和决议权，宗庆后也不会交给达能。

在宗庆后看来，这个章程严苛至极，严重不利于娃哈哈的发展。他在今年的公开信中介绍了规定的内容：“要求作为执行董事的我‘在每一财政年度结束前至少一个月，应向董事会提交下一财政年度的总预算’，其中包括每项主要固定资产开支均需备有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任何金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支出项目均视为主要固定资产开支项目)；并规定5项‘尤其须经董事会事先批准’的内容，其中有：‘非有关雇用合同所规定，向执行董事本人或向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其他人士支付的任何种类的款项’。”

宗庆后根本不予理睬这一规定。

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执行这个决议，那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均需做一个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待董事会的批复，甚至连出一趟差均要等董事会的批复，而这些贵方董事平时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个企业究竟如何经营下去？”

如果说违反过于条款化的工作程序规定，为宗庆后“无视规则”的作风打开了一条无关痛痒的口子，宗庆后与达能在娃哈哈经营上存在的诸多分歧，则将宗庆后往这个方向上推进了更多。

宗庆后与达能在经营上的第一次分歧源于何时如今已很难考证。但宗庆后执意要在三峡库区建厂和强行上马非常可乐，则是影响比较深远的两次。

“本人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多次向董事会提出开拓市场的合理化建议，响应政府部门的号召，到一些欠发达地区，同时亦是市场处女地的区域建厂，不仅有帮助贫困地区脱贫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宗庆后回忆说，政府一直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到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革命老区、国家贫困区、三峡库区建设等项目中去，“但达能因为顾虑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不愿意进行投资。因为是合资方，达能不愿意投资，娃哈哈也不能自行投资”。

宗庆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仍然投资，但是用了非合资公司的名义。这是宗庆后和达能合作以来涉及金额非常巨大的一种违规，这些非合资公司也是现在达能和娃哈哈争论的焦点所在。

1997年开始，宗庆后开始频频大规模投资中西部。当地政府纷纷对来投资的宗庆后承诺出让股份，并给予很多优惠，再加上娃哈哈的主要产品是纯净水，当地设点解决了配送环节，娃哈哈由此获得了充足的利润和股份。到1998年，娃哈哈在资产规模、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利税等指标上位居中国饮料行业首位。2003年，娃哈哈的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

达能在多次声明和其亚太区总裁范易谋的多次谈话中显示，达能只是最近才得知娃哈哈非合资公司的存在。但我们不倾向于简单地推测宗庆后之所以敢于频频违规，是因为吃定达能是人生地不熟的老外，认为对方毫不知情。“宗庆后违规的无畏，正是来自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一位接近宗庆后的人士告诉记者。记者收集和调查的资料，也提供了这一解释的逻辑。

根据工商资料显示，1997年，娃哈哈集团与湖北威陵饮品有限公司以60：40的比例合资成立宜昌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但就在一年后的1998年12月22日，娃哈哈集团将手中所掌握的这60%的股份转让给娃哈哈和达能的合资公司。这意味着在宜昌娃哈哈公司成立不到一年，达能便已经知晓并参与进去。

目前还没有数据能够说明，在娃哈哈众多的中西部投资中，哪些地区的同类业务是合资企业和非合资企业同时开展的，但显然，宗庆后在初期打破规则的同时，也还是舍得让达能分一杯羹。在权利和利益分配得当的情况下，达能显然也默许了这一行为。也就是说，宗虽然没有遵从达能的规则，但也曾建立起达能也认可的另一套规则。

宗庆后从尝试打破规则再到初试成功中得出结论：打破规则是可以的。此后，合资公司和非合资公司共存的情况成为事实，非合资公司按照宗的思路迅速发展，至今已有39家。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意味着，依靠自己敏锐的判断力排众议甚至不惜违反合资规则，在宗庆后的决断得到市场证明并让外方无话可说之后，宗庆后已经不满足于打破规则，信心十足的他希望由自己来制定规则。

这在1998年非常可乐的上马决策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非常可乐现在是娃哈哈的重要产品，根据娃哈哈网站介绍，其年产销量已超60万吨，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宗庆后一直很钟情于非常可乐，认为“非常可乐的开发、推广成功，进一步稳固了娃哈哈的发展基石，提高了娃哈哈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娃哈哈的新世纪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而这个关键棋子，当年也正是娃哈哈和达能的分歧所在。至今在娃哈哈网站和其提供的种种公司产品介绍资料上，介绍到非常可乐，总要固执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打破了非常可乐推出市场时一些人的‘非常可乐，非死不可’，‘非常可乐，非常可笑’的预言”。

当初的反对者中，就有达能。

娃哈哈出示的一份1997年12月董事会会议记要中写到，当宗庆后向董事会提出开发非常可乐时，外方的态度是“明确表示反对”。值得注意的是，达能的意见也经过了详细的评估和调查，有理有据地提出了大多数专业公司应有的正常专业判断，该份会议纪要显示，外资方认为：“由于可乐为高糖份饮料，与达能和娃哈哈的健康、营养产品的形象不符。而且可乐汽水的投资属资本密集的长线投资，并必须发展特定的分销系统。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将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合营公司在此产品上并不持有任何可维持的竞争优势。”故此，“董事会对于宗总所提出的利用现有生产线生产可乐的建议，以及合营公司投资发展可乐饮品的建议，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但对于达能的反对态度，宗庆后并不卖账。2004年，宗庆后曾经详细地向《商务周刊》讲述了非常可乐上马的过程，谈及当初来自各方面的激烈反对，宗庆后说自己甚至没把这看为障碍：“他们也知道，我要做的话挡不住”。

事实证明，对于一个谁也不可预知的市场，宗庆后的判断又走在了达能前面。

不听规则，这次还是对的。达能拿到了更多的分红，事后亦无指责宗庆后之处。

宗庆后不守规则的观念不断被强化。他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完全不懂中国市场，所以就不甘心听任达能摆布”，于是很多事情，“为了合资公司的发展，本人也只好干了”。

而与此同时，“达能接手乐百氏后，数番折腾却效益日降，硬生生把一个大好企业搞到了亏损”，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博客里描述道。此景与娃哈哈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此后，在娃哈哈形成了这样罕见的局面：作为大股东的达能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的主动控制权。在派出的财务和其他人员被赶出娃哈哈以后，企业的决策和财务问题都由宗庆后做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获得足够利润的达能亚太区总裁杜海德只能大方地对媒体说，娃哈哈“仍然在宗庆后先生勤劳能干的双手的照料下。”

极端者

从行事逻辑上分析宗庆后与达能的反目，我们或许已经可以管窥宗庆后内心的真实想法: 与达能合资中被加于的那些规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远远没有自己制定的规则好。那么，他又为何敢于冒商业社会的天下之大不韪，无视自己当年亲手签下的合资合同，而且如此理直气壮？这样一个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似乎连尊重合同这种最起码的商业道德都不遵守的“无信之人”，又是怎样20年来屹立不倒，甚至越走越成功的呢？

或许，我们还要从宗庆后的人物性格中找寻更多的逻辑。

“宗庆后至今说话行事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从来不管别人会如何考虑。”这位人士说。他认识宗庆后多年，有一个细节他印象非常深刻：宗庆后一边和他谈话，一边抽烟。宗总是给自己点上一根烟，给对面的人递一根香烟。不长的谈话时间下来，对面的人面前已经摆着4、5支没有抽的香烟了，而别人没有抽烟这回事，宗庆后基本不会察觉。

“宗庆后曾经说过，要做李嘉诚第二。”一位前杭州市政府官员告诉《商务周刊》，“他有很大的抱负，也有很强烈而直接的方法去实施。在他的心目中，没有试点这样的说法。”这位与宗庆后相熟的官员认为，创业以来，宗庆后就没有给自己留下过任何回旋余地，总是在强力、极致地推行自己的计划。

在前述的两个例子中，宗庆后到中西部投资建厂，从论证到撇开达能实施计划，仅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非常可乐的上马同样如此，在1997年12月的董事会会议记录上，还是一纸会议记录上的反对意见。到了1998年夏天，非常可乐已经投入了市场。原因很简单，因为宗庆后认定了。“我一直想做，现在有能力了，机会也来了，就一定要做！”在宗庆后异常宽大的办公室里，他曾经这样对《商务周刊》记者说。

这种极端的性格，从创业之初就帮助宗庆后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功。1988年，宗庆后推出了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第一个产品——娃哈哈口服液。一位当年参观过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企业家说，当时娃哈哈的生产线，尽头是一个个大生产容器，用水煮着红枣等营养品，之后，加工好的液体，顺着一个简陋的贴着马赛克的水泥槽流到灌装处，女工们就开始手工灌装、手工密封瓶口。就是这样现在看来异常简陋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并且依靠在全国第一个推出“实证广告”方式——让自己的产品拥有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此举立刻给娃哈哈带来了订单和利润。

此时，宗庆后就显示了自己敢于孤注一掷的性格。面对电视台20万元广告费用的开价，只有10万元流动资金的宗庆后面不改色地签下广告合同。根据资料显示，仅1991年，宗庆后在娃哈哈上投入的广告费用就达3000万元，当年娃哈哈成为江浙沪地区的紧俏商品。

1991年，宗庆后开始了娃哈哈的第一次扩张，这场兼并当时在杭州市争议很大。因为宗庆后要兼并的是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国有企业杭州罐头厂。宗庆后一鸣惊人，成功地吞下了这头大象，并做到了当年赢利，逐渐显露出他的大胆和隐隐风雷之势。

宗庆后的这种风格，在杭州市一些离退休领导口中也得到了印证。一位目前已经离休的宗的老领导告诉记者，1990年代，杭州市每年都要组织商品到全国各地展销，宗庆后每次都大手笔参展。数次之后，让这位领导得出了“宗庆后办事，不惜代价”的印象。在杭州每年举行的西湖博览会上，娃哈哈也每次都派出阵容巨大的文艺方队参加，至今当时的市委领导们还都会提及。1995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每年拍卖广告标王，娃哈哈每次都是大主顾；每年的春节晚会上，娃哈哈也都要“交钱露脸”。当时其实并不强大的娃哈哈，正是在宗庆后的这种大手笔催化下，获得了快速发展。

极端并非贬义，极端代表着做事果决而坚定，是优秀企业家的宝贵品质。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某些时候，这种态度会演变为执拗和不计后果。也许正因此，我们才在此次达能和娃哈哈之争中，见识到宗庆后行事之极端。当宗庆后意识到达能并购形成的威胁，今年3月的“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宗庆后提出了《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中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建议》，将问题提交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层面。紧接着，4月8日，一向低调的宗庆后亲自到新浪聊天室挥舞民族主义大旗，两个多月以来，娃哈哈达能专题仍然占据着新浪财经专题新闻醒目的位置，足见其声势之大。在此期间，娃哈哈通过群发邮件的方式，已经密集地给全国媒体发去了10多封情况通报邮件，多数内容被媒体连篇累牍地转载，而事件的另一方达能却少有发言。

范易谋也曾经通过媒体表达出对宗庆后这种极致态度的担忧。“我们觉得，现在公众的舆论正在被利用，以达到个人的一些目的。”范易谋在6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认为，宗庆后是合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他应该是充当娃哈哈品牌最好的保护者。”而宗庆后则摆出了鱼死网破的架势，公开表示如果不能扭转达能的“霸王条款”，他不惜另起炉灶，另外建立品牌，扼杀合资企业原有的品牌。

极端者势必是异常强势的，在宗庆后身上，这句话得到了印证。在娃哈哈这个由46个分厂及几十家销售分公司组成的庞大企业集团里，至今都没有一个分厂或者销售分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既无经营权，亦无资金控制权。“分厂相当于生产车间，原材料如何调配，生产什么、数量多少，都全部由总公司安排。”熟悉娃哈哈的一位市场人士介绍。营销方面同样如此，已经被奉为营销大师的宗庆后亲自抓销售，娃哈哈在各地的特约二级批发商实际上都掌握在他手中，一个好处是“如果一级批发商不合适的话，可以撤换之”。宗庆后迄今为止没有副总，部门经理负责全部事务，而且手下女将为多。“因为女将听话，执行力比较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商务周刊》。

在娃哈哈，宗庆后几乎事必躬亲。“所有的销售策略、价格政策，都是出自宗总的脑袋，下面的人去100%执行。”娃哈哈集团公司广告部部长杨秀玲曾经对《商务周刊》介绍说。甚至在几年前，部门50元以上的报销都要宗庆后亲自签字。“一个年产值上亿的分厂，买个电瓶车都要他同意”。

可以说，宗庆后一个人实现了对公司各环节最高端到最低端的全部控制。也正因如此，此次在和达能的“抗争”之中，家长宗庆后振臂一呼，就会有那么多的娃哈哈经销商和员工随之响应。

务实者

但如果据此就断言，宗庆后异常偏执，却又未免有失偏颇。实际上，如此刚强的宗庆后在商场上20年不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极端者身上还有着浙商典型的“务实”性格。

“你把门抓好了。”

在1990年代初期，曾经有一位到娃哈哈的参观者上了一辆黑色的旧伏尔加，刚刚坐定就听到接待者对他这样说。这辆门早就坏掉的淘汰车，就是宗庆后当时唯一的坐骑。

“宗庆后是个极其务实、很肯埋头吃苦的人。”这是接近宗庆后的人对他比较一致的评价。一位娃哈哈的前员工告诉记者，浙商向来以务实著称，在杭州比宗庆后创办企业更早的鲁冠球也是如此，低调做事，不喜于公众前发言，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较少参加各类评奖活动。

接近宗庆后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宗庆后在处理和政府的关系上，也显露出了其务实特点。“在区里和市里，宗庆后不是那种左右逢源的人，不是所有要害部门的领导都和宗关系好。”这位人士告诉记者，“他只和几个人好，不是属于交际很广泛、人脉很多的人。”一位在杭州市政府某经济部门担任要职的人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番话，他告诉《商务周刊》：“我和宗庆后几乎没有吃过饭或者在私下里会面。”

但是，宗庆后并非不看重政府关系。宗庆后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其中的一家就设在杭州市某位领导的老家。“这是非常正常的商务活动，但是显得会处事。”这位知情人士评价到。娃哈哈的员工中，也曾有上城区或者是杭州市几位“落魄”的官员，宗庆后给予一定的照顾，“显得有人情味”。这样的事情，让宗庆后在当地政界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当然，作为企业家，宗庆后的务实性格和作风更多表现在他的商业运营之中。“我去当地，看见娃哈哈的经销商正悠闲地在湖边钓鱼。”一位曾经和娃哈哈经销商有过接触的企业家颇有感慨地告诉记者。娃哈哈的经销商并非总是如此清闲，但也不会过于忙碌，这要归功于宗庆后发明的那个著名的“联销体”模式：宗庆后给经销商供货，经销商出仓库、出门面，出资金，而宗庆后则出配送系统，将货物配送到由娃哈哈所掌握的二级经销商手中。这样，货物从娃哈哈发到经销商处，就有娃哈哈的配送员进行配送，娃哈哈还会派去销售人员负责销售推广和当地广告的投放，经销商只需要出门面和资金。“如果你愿意，就这么简单。”一位经销商介绍说。而且，宗庆后很重视经销商，“如果经销商货物卖不出去，宗庆后会主动亲自帮忙调剂，降低损失”。所以，娃哈哈的经销商中一直有“跟着宗庆后有钱赚”的说法。

这种模式从商业上看起来，娃哈哈非常吃亏，出产品、出品牌、出二级经销商、出推销员，却不能把所有利润揽入囊中，而经销商只出资金和场地，利润却要分配出去很大一部分。但宗庆后却由此奠定了在经销商中非凡的口碑与忠诚度。“现在那些大公司一口一个‘双赢’，‘为客户提供增值价值’，其实老宗很早就在这样做，‘有钱大家赚’‘吃小亏才能占大便宜’、。”一位经销商对《商务周刊》说。

按照他的分析，宗庆后的“联销体”创新其实一举多得，不仅获得了经销商的忠诚，而且解决了大众消费品在基层销售渠道建设中最棘手的资金和场地问题，另一个好处是，解决了地方保护的难题。“经销商当地人的身份对于娃哈哈而言，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他说，“举个小例子，比如运货车在马路上被拦住了，就需要经销商去解决。”

这个小例子的意义其实并不小。在1990年代的中国市场，很多地方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备。“各种政府部门对企业的检查非常多，从消防通道到车牌运营等不一而足，甚至当地竞争者也会故意让政府部门来刁难。”他强调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小细节让企业失去市场。在同一时期，当时著名的制药企业三九集团就采取了和宗庆后截然不同的方法，自己在各地设立销售店，最后亏得一塌糊涂后不得不全线撤退。”

宗庆后不仅设计出至今都堪称经典的销售模式，联销体系统建立之后，宗庆后还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切实推进这个网络的建设上。“15年间，为了建立这样的网络，宗庆后亲力亲为，几乎每个一级经销商和宗庆后都是每年相见。”在2004年对宗庆后和娃哈哈的采访中，一位陪同宗庆后拜访过经销商的娃哈哈员工告诉《商务周刊》，宗庆后每到一处就给经销商们讲政策，同样的话讲几十遍，听得自己都烦了，宗庆后却总是不厌其烦。正是通过如此十数年如一日坚韧的努力，宗庆后被西方媒体称为市场网络的“编织大师”。

在1990年代，“三角债”已经成为制约整个国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严重障碍，国务院还为此多次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身为国家顾及不到的民营企业，宗庆后决定自己解决和控制债务信用问题。1994年，宗庆后一步到位，提出了一个让全体经销商瞠目结舌的保证金制度方案：经销商拿货必须提前付款，娃哈哈先付利息，销售结束后娃哈哈返还抵押款，并给经销商提取返利。这在全国没有先例，和以往所有决策一样，宗庆后此举一旦失败几乎没有退路。但敢于制定规则的宗庆后又是通过反复的面对面沟通，争得了经销商们的认同，保证金制度不仅成为推动和保障娃哈哈发展的“超级武器”，很多经销商也与宗庆后在共同想办法处理“三角债”的战役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此次争端中，如此众多的经销商肯于为宗庆后站脚呐喊，也在于他们认为宗庆后更懂得中国的商业，尤其是地县级的商业形态，更懂得他们经销商的需求——甚至游戏规则就是宗庆后带着他们一起制定的。

作为一家有15年历史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安全走到现在确属不易，在广东，当年一起做保健品的史玉柱，因为修建超级高楼造成资金链短缺而巨人倒下；在郑州，曾经叱碴风云的亚细亚在急剧扩张中一朝坍塌，同样的例子还有三株、春都、德隆。娃哈哈本身也多次尝试过多元化，这些多元化多以失败告终，但并未伤及娃哈哈的根本。正是宗庆后的务实和利润至上思想使得娃哈哈避免了其他同行者的噩运。

作为一个强势的领导者，宗庆后并不讳言自己有过多次判断失误。“有一年我们产品开发太多，一下子出来了十几种产品，没有一个正规的规划和秩序。”宗庆后曾经告诉《商务周刊》，此类的事情还有1994年推出的“娃哈哈关帝酒”，以及2003年SARS期间推出的功能型电解质饮品“康有利”。宗庆后承认，这两个产品市场表现平平。

但对宗庆后来说，他更看重的不是自己决策的准确性，而是利润和成本。“每种产品亏到2000万元时，不管前景如何，宗庆后就会立刻下马，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介绍说，1994年，宗庆后开始了第二次扩张，在四川涪陵建厂，以打开大西南市场。1995年，涪陵分厂投产第一年就创产值5678万元。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势头下，第二家西部分厂的开办也已经是3年后的1997年。宗庆后解释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西部建立分厂已经完成了经验摸索，运作模式已经稳定，管理人员培养也已完成。”

此次达能娃哈哈之争，同样可以在一些细节上看到宗庆后的务实之处。宗庆后从初期处于下风，到之后举起民族主义旗帜，“初看很滑稽，”一位非常接近达能的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但我听说达能为了平息此次事件已经提高了当初的收购筹码，在4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0亿—15亿元”。

“他永远会去争取利润。”一位娃哈哈的前员工这样评价宗庆后。

天真者

藐视规则而又自己创立规则，极端却又务实，这样的矛盾结合体，共同构成了宗庆后今天的是是非非——宗庆后因此而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甚至我们相信如果他真的另起炉灶，他仍然会取得新的成功，打败被达能“吞并”后的娃哈哈；他也因此遭到普遍的非议，尤其是来自同为工商界人士的普遍批评。

但宗庆后还是宗庆后。“他至今都固执得略带天真。”一位接触宗庆后十几年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宗庆后对待事物的态度几乎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固执的宗庆后坚信使自己成功的那一套经验和规则，而对于主流企业理论则有着“王朔”式的不屑一顾。记者在互联网上看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某学员的一则学习笔记，有一次，该院教授带领几十个EMBA学员到娃哈哈实地训练，和宗庆后座谈时有学员问: “娃哈哈制定了什么战略？”宗庆后大手一挥说：“娃哈哈没有战略，我不会去考虑八九年之后的事情，只考虑明天的事情。”学员又问：“您是否有培养接班人？”宗庆后说：“企业家是没有退休年龄的，我才60岁，还可以再干20年，没必要找什么接班人。如果找接班人，他就会天天想着我这个位子，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天天盼着我早死的人？”

如前所说，宗庆后不可能喜欢那些咨询公司。“娃哈哈曾经请过某世界著名咨询公司为其做咨询，宗庆后看了咨询报告，骂道：‘狗屁！’”一位接近宗庆后的人介绍说。多年之后，对于专业的管理学，宗庆后仍然不屑一顾。2006年6月在杭州举行的浙商大会上，宗庆后让当时轰动全球的《蓝海战略》一书作者钱·金大开眼界。当着钱·金的面，宗庆后直接地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并不认可这个蓝海战略，我也看不到蓝海。”在与钱·金的对话中，他将对方的观点全部否定。

在达能之争中，宗庆后接受媒体的采访和发表的公开信，可以很轻易的看出未经任何公关专家的“指点”，他使用的语言多是诸如“不是未报，时候未到”、“罪恶的达能”等等，绝非不落人把握的外交词令。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在商务纠纷中被频频使用，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反面评价，也成为一些评论者攻击他的主要内容。“好像在贴大字报。”一位评论者形容看过公开信后的感觉。但真正了解宗庆后的人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说话，不会管那么多。”

“而且，可惜的是，十几年来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这样说话是不太好的。”这位人士慨叹到。

如果不是这次激化的矛盾，外界很难想象，当宗庆后的老乡、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已经可以用英语谈判时，宗庆后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言谈方式。

当这位在自己的企业和行业里高山仰止的英雄人物，因为一场公司政治而突然置身于一个公共广场，甚至被当作民族主义旗帜或者中国商业环境的代表人物，让他在一个小环境中成功的那些性格和行事逻辑，却突然将宗庆后变成了一个不遵守商业规则的典型代表。

“娃哈哈-达能事件愈演愈烈，伤害正像漩涡一样地蔓延开来。双方都异乎寻常地披露原本应该保密的商业合同，隔空放话，火药十足。被席卷进来的势力也越来越纷杂，有各地的经销商、产业工人、偏远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委，而媒体也开始追踪此次合资及娃哈哈改制的种种细节，随着一条又一条的“商业下水道”被扒开，争议的主题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曾经长期跟踪采访娃哈哈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博客里如此描述道。

“而这些激烈的争议，并不在宗庆后的预期之中。”一位业内人士分析道。实际上，大部分的媒体倾向于对商业规则的建立和捍卫。在6月11日的《经济观察报》上，该报商业评论部主任方军发表文章直接呼吁《宗庆后先生请尊重规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梅新育也在媒体上撰文称，“宗庆后的失误还是由他自己埋单吧”。

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的反应也对宗庆后显得毫无益处”，一位企业家评价说。在FT中文网“中国公司观察”专栏中，吴晓波透露，《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通过“达能-娃哈哈之争”一再想要证实的事实是，“宗庆后的这种行为是他那一代人的做法吗”，以及“中国企业家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是否一直存在偷偷转移资产和技术的行为？”吴晓波特别提及范鲁贤已经到中国5年，且已经学会生硬但相对流利的中文，以表明范鲁贤对中国社会和商业的熟悉，暗指这场纠纷有可能引发国际市场对中国商业环境更为普遍的误解。

世界已经在改变了。或许执拗的宗庆后仍然没有发现，他不仅生活在娃哈哈的世界里，他的身份也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第二篇：宗庆后：极端者生存？(上)

宗庆后：极端者生存？（上）

2007-7-5 藐视规则而又自己创立规则，极端却又务实，这样的矛盾结合体，共同构成了宗庆后今天的是是非非。这些性格和行事逻辑让他带领娃哈哈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也让他因此在一场公开化的公司内斗中遭到了商业规则捍卫者普遍的非议。

极端张扬的董事会内部之争

2007年6月20日，上午8：30，达能集团亚太区总裁、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范易谋和娃哈哈合资公司中方董事们在西湖边上的杭州凯悦酒店套间里召开董事会。守候在门外的记者们无法预料将从这同一间合资公司内的对立两方口中听到什么。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娃哈哈合资公司流产的第4次董事会了。

4月10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向媒体公布了其慷慨激昂的“全国销售将士声明”，表示一线的销售人员坚决捍卫娃哈哈和宗庆后，就此拉开“娃哈哈总动员”的序幕。4月13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向媒体发布《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的事实真相》的声明，首次“揭发达能曾经强制娃哈哈签订阴阳合同，欺骗政府监管部门”。

来自达能的反击让事件进入高潮。5月9日，达能向斯德哥尔摩仲裁院请求仲裁与娃哈哈集团公司之间的商标合同；6月4日，达能再次在美国洛杉矶状告娃哈哈的两家非合资公司开展和合资公司相同的业务。6月7日，宗庆后开始了更强烈的“不和谈”态度，不是直接面对达能，而是在一封《给法国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先生及各位董事的公开信》中宣布辞职。仅50分钟后，达能方面通过媒体发表声明，接受宗庆后的辞职。

6月14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首次尝试用法律途径解决此事，杭州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了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提起的仲裁申请。

6月24日，周日，董事会中断之后的第三天，下午13：45，全国几十家媒体记者的邮箱里同时接到了从杭州娃哈哈总部发出的新闻通稿。在一篇近万字的名为《娃哈哈与达能的“情、理、法”的博弈——十一年合作与纠纷的历史真相》的文章里，娃哈哈明确宣布：“至此我们与达能范易谋情理已尽。”看起来，娃哈哈已经不打算近期和范易谋坐在桌前谈判了。万言信中的每句话都言辞激烈，针对范易谋个人的内容甚多，比如“我们还告诉你，撼范易谋易，撼娃哈哈难，请早点死了那颗罪恶之心吧！”

这位中国著名的经营大师、拥有极强控制力者，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此次董事会之争的主导意图。很多时候，他并不在场，但谁都知道，他才是那位无处不在的导演兼主演。规则破坏者和规则制定者

宗庆后并非一个遵守规则之人。

相反，他从来不遵守别人加于他的规则。

多年以来，他已经将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规则制定者。他更喜欢一切尽在掌握的控制感。

而董事会章程里规定的企业经营和决议权，宗庆后也不会交给达能。

在宗庆后看来，这个章程严苛至极，严重不利于娃哈哈的发展。他在今年的公开信中介绍了规定的内容：“要求作为执行董事的我‘在每一财政结束前至少一个月，应向董事会提交下一财政的总预算’，其中包括每项主要固定资产开支均需备有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任何金额超过人民币一万元支出项目均视为主要固定资产开支项目）；并规定5项‘尤其须经董事会事先批准’的内容，其中有：”非有关雇用合同所规定，向执行董事本人或向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的其他人士支付的任何种类的款项‘。“

宗庆后根本不予理睬这一规定。

宗庆后与达能在经营上的第一次分歧源于何时如今已很难考证。但宗庆后执意要在三峡库区建厂和强行上马非常可乐，则是影响比较深远的两次。

当初的反对者中，就有达能。

事实证明，对于一个谁也不可预知的市场，宗庆后的判断又走在了达能前面。

不听规则，这次还是对的。达能拿到了更多的分红，事后亦无指责宗庆后之处。

（未完待续）

作者：虞立琪来源：《商务周刊》2007年第13期

第三篇：宗庆后偷税案

与宗庆后个税问题被调查相伴的是，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这起涉及双方合资问题的纠纷被披露已历时一年。双方都曾在媒体上大打“口水仗”，尽管双方自去年底就宣布“休战和谈”，但明里暗里的“斗争”似乎仍在继续，“个税门”事件就将这场斗争进一步升级。

“税案稽查已基本结束，宗庆后所欠缴税款及滞阿纳金已全部还清，近期有关部门将会公布调查结果。” 5月7日，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告诉记者。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宗庆后涉嫌偷漏个税3亿元”的事件看似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但围绕着“个税门”产生的争议和疑团还依然牵动着人们的神经。

税案序幕揭开

2007年8月，一名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的举报人，实名举报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如实申报个人所得税，从此拉开了宗庆后“个税门”的序幕。同年11月，杭州市地税局正式立案。令人意外的是，宗庆后已在立案的前一个月补缴了税款2亿多元。

媒体于今年4月曝光此事之时，税务部门对此案的稽查还未结束，但此时一个戏剧性的情节令舆论顿时哗然。“这件事肯定和达能有关，举报人就是达能的秦鹏（达能中国区总裁）！”宗庆后在税案遭曝光后于4月14日抛出的这一斩钉截铁的“控诉” 令税案更显曲折，娃哈哈方面有关人员更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向媒体高调表示：“达能集团是宗庆后税案的幕后推手！”在其看来，甚至“举报者所选择的时机都是别有用心”！

记者了解到，举报所指的“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及的主要是宗庆后服务于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期间所获得的部分收益。达能公司与宗庆后的银行账户往来凭证显示，从1996年双方合资直到2006年，达能方面以“服务费”、境外子公司“奖励股”股利及股权回购名义，向宗庆后支付薪酬共计7100万美元。

“但达能集团向宗庆后支付的报酬与宗庆后所认为的有很大差距，这使得宗庆后一直以为达能所支付的金额是境外公司已经为其在新加坡纳税之后的报酬。”钱卫清告诉记者。

而达能中国总部对此事的态度则相对低调，在宗庆后向媒体高调“控诉”的第二天，达能出具了一份声明，对宗庆后的指控予以否认，并表示，按照达能与宗庆后于1996年和2003年签署的《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达能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向宗庆后支付了相应的报酬。

记者获悉，在《服务协议》和《奖励股协议》中约定，宗庆后负责缴纳工资、奖金以及其他利益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任何种类的任何税款、收费或征费。“达能没有替宗先生纳税的责任和义务，也从未在境外替他纳过税。”达能方面表示。

这一说法显然无法得到娃哈哈方面的认同，“虽然双方曾约定由宗庆后承担个税，但承担与缴付是两回事！”钱卫清说：“根据我国个税法及个税征收条例的规定，合资公司高管的收入无论境内还是境外收入，应当由合资公司或实际支付报酬的公司承担代扣代缴的义务。”

达娃PK

各执一词的宗庆后与达能公司之间凝结着怎样的利益纠葛？

税案发生后，如同在达娃并购商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宗庆后再次大打民族牌和悲情牌，而对此多数网友表示同情，甚至有网友将宗庆后比做“与外国列强相对抗的英雄”，当然也有人呼吁应当彻查并追究其涉嫌偷漏税的责任。

即使在全国两会这样的正式场合也依然很少打领带、经常卷着袖口的宗庆后，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颇为矛盾的人，娃哈哈的成长历程也见证了宗庆后的性格。1987年，宗庆后凭借14万元借款，创办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的前身，十几年间，娃哈哈在宗庆后的决策下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的饮料企业。

1996年，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与香港百富勤公司以及达能集团经过洽谈达成协议，由娃哈哈公司以现有厂房、设备、土地出资，香港百富勤与达能以现金组建5家合资公司。在正式签订合同时，改为由百富勤与达能在新加坡组建的金加投资公司投入资金，形成娃哈哈持股49%、金加公司持股51%的合资公司。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百富勤将股权出售给达能，金加投资公司变成了达能独家控股公司，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公司也就变成了达能控股的公司。

但合资之后，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再加上达能后来收购了娃哈哈的一些竞争对手。心生不满的宗庆后和中方决策班子决定，由职工集资持股成立的公司出面，于1999年建立了一批与达能没有合资关系的公司。

几年后，达能突然以达、娃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中娃哈哈集团“不应许可除合资公司外的任何其他方使用商标”为由，要求用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娃哈哈集团总资产达56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达能强购事件”。至此，达能与娃哈哈的矛盾全面爆发，甚至几度对簿公堂。

“本人从今以后不与你说了，亦不与你干了，亦不与你玩了，要养精蓄锐到斯德哥尔摩与你去讲理了。”面对强硬的达能，宗庆后毅然辞去达能与娃哈哈合资的所有29家公司及10家二级公司的董事长职务。

与此同时，十几位高管扬言要集体请辞追随宗庆后。在2007年5月以来双方针对对方发起的诉讼仲裁过程中，宗庆后的执着与强悍及其凝聚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几个回合过后，2007年12月21日，达能和娃哈哈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将一切诉讼和仲裁程序暂停两个月，但随后和谈期限被一再延长。据钱卫清介绍，起初有几个方案，“要么双方合并、共同上市，但达能要求太多，没谈成；要么达能把娃哈哈的合资公司股份买走，但达能出价太低。” “他们的要价漫无边际，毫无诚意。竟然开价其当年投资额13亿元的25到35倍，也就是325亿到455亿，还要求娃哈哈在一天之内立即答复，太苛刻。”钱卫清说。

2008年4月10日是上一轮和谈延长一个月后的最后期限，但双方的谈判依然没有进展。四天后，宗庆后“个税门”爆出，有人认为，“如此的„巧合‟，不排除达能施压的可能”。娃哈哈方面则认为“个税门”是达能炮制的陷阱。

早在2007年6月7日，宗庆后在给达能的《宗庆后致达能董事长里布先生及各位董事公开信》中称：“现在才拿不到3000欧元的月薪。就算他们（达能）所承诺的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金及每年10万欧元左右的工资补贴，我想我亦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廉价的董事长兼CEO了。”宗庆后在信中称其十年间总收入约7000万元人民币。

有知情人透露，达能从此时开始暗中调查宗庆后的收入，据钱卫清介绍，去年7月份，达能扬言要告宗庆后三宗罪：国有资产流失、商业贿赂和偷逃个人所得税，让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前两者根本不可能，但关于个税的问题引起了宗庆后的警觉，他发现当初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是要求其自己履行纳税义务，宗庆后感觉风险很大，通过自查发现果然没缴个人所得税，于是10月份在网上申报纳税。”钱卫清说。

宗庆后的收入有多少

作为达能娃哈哈合资企业的股东和CEO，以及娃哈哈等多家国内企业董事长、股东，多重身份的宗庆后的收入构成一直为外界所困惑。

据了解，1996年，达能以及达能娃哈哈各合资企业与宗庆后签订《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达能为宗庆后提供的酬劳包括工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各合营公司规定的各项福利以及中国法律和法规要求的其他法定补贴和劳保待遇。此外，“根据合营公司的经营业绩，甲方股东(达能子公司新加坡金加投资公司)可以其同意的形式给予宗先生任何特别奖励。”

据此，达能及其子公司与宗庆后签订了《奖励股协议》，达能将其境外几家子公司的股权奖励给宗庆后，宗庆后享有这些股权的分红；更大的收益则来自股权回购，双方约定，股权回购的交易价格，将与达能中国合资公司的业绩挂钩。

“虽然达能许诺的收益不少，但是其设定的前提条件也很苛刻，不是很合理。”钱卫清告诉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达能为宗庆后设定了严格的业务指标，比如，双方在当年协议中规定，1996年总利润目标为1.3亿元(人民币)，2000年目标为3.174亿元。若低于目标，“各合营公司的董事会可决定是否向宗先生派发奖金。”

再比如，若出现“在任何连续两个财政内，所有合营公司的销售净值的累计增长未达到30%，或所有合营公司总利润在任何连续两个财政内的累计减少超过10%”等情况，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这份《服务协议》将被终止。

宗庆后在去年6月7日给达能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10年7000万元人民币的总收入并非其收益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更多的还来自于达能与宗庆后签署的《服务协议》及其附属《奖励股协议》，尤其是后者更被宗庆后本人视为其税案的关键所在。关于宗庆后在合资公司的报酬构成，钱卫清告诉记者：“一是服务于合资公司的报酬、奖励和福利，二是达能向宗庆后提供无息贷款用以购买达能在新加坡子公司股份所得的股权分红，三是达能对这部分股份进行股权回购后所产生的增值收益。”

记者根据采访中收集到的信息，总结出宗庆后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工资和奖金收入，正如他在公开信中所说，包括3000欧元的月薪、10万欧元的补贴，外加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金，10年间收入共7000万人民币。

第二，股权分红，宗庆后除每年有合资公司年利润1%的奖励分红，个人也在合资公司持股，因此也可获得相应分红。

第三，“境外收益”，税务部门从达能获得的银行往来凭证显示，根据《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等，宗庆后在1996年到2005年间累计获得“服务费”842.4183万美元；在“奖励股”安排中，达能将金加投资有限公司、卡尔文有限公司等境外子公司的若干股权“奖励”给宗庆后，1996年到2006年，宗庆后从这两家公司的股权分红中累计获得收益1505.6876万美元；此外，达能和金加投资公司以回购上述两公司股权的名义向宗庆后支付的款项，大约4000多万美元。该部分共计7100万美元。

此次税案所涉及的欠缴税费就是指的第三部分收益的个税，但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没有7000万美元那么多，实际获得的只有4000万美元，这是境外所得，而且这只是协议中贷款第一部分，后来的达能就没再兑现。”

定性及税率需具体分析

相对于娃哈哈与达能在媒体的频频亮相，负责查办宗庆后税案的杭州税务部门异常低调。当记者致电杭州市地税局表明采访意图时，对方当即表示：“关于宗庆后税案的问题，一律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切无可奉告。”

相对于税案曝光之初的高调，如今，娃哈哈集团在此问题上略显低调，据知情人向记者透露，是为避免因频频接受采访而影响调查结果的公布。

宗庆后收入中的股权分红与股权回购的具体数额是多少、如何定性、适用何种税率、滞纳金如何计算、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等，这些问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外界还无从知晓。

目前争议较大的是宗庆后所获 “服务费”及“奖励股所得”的定性和适用税率问题，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告诉记者，应该根据宗庆后的收入性质和来源予以定性、确定种类，依法适用税率征收税款。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居民个人，其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都应申报纳税。

宗庆后及娃哈哈团队都强调，其根据《服务协议》及《奖励股协议》所获得的 7100万美元属于境外收入。施正文认为，作为在中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任职的管理人员，宗庆后因履行《服务协议》而取得报酬和股份等提供劳务所得，虽然支付地点在境外，其所得的来源地仍然为中国境内，应当按照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依法纳税，不得抵扣在境外已缴纳的税款。但对源于境外公司支付的股息、红利，则属于来源于境外所得，在给予抵扣境外税款后向我国纳税。

由于宗庆后本人是合资企业股东，与合资方是否雇佣关系有待确定，所以宗庆后所获“服务费”的定性和适用税率目前仍有争议。施正文认为，如果不存在雇佣关系，仅以个人名义提供咨询服务，则这部分可认定为“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超过10万的，按40%税率征税。

至于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股权激励协议，“要根据合同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以及宗庆后取得收益的具体身份来确定宗庆后所得的股权奖励、股权回购的性质和税率。”施正文说。

他认为，从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些所得在实质上是宗庆后依任职业绩而取得的收益，只是以“股权红利”和“股权回购”的形式进行奖励，实质上都可认定为属于工资薪金所得，每月超过10万元以上部分的税率为45%。当然还要看具体合同如何规定。

宗庆后究竟是否构成偷税或偷税罪也是目前舆论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专家表示，要将税收违法行为、偷税、偷税罪等不同的法律概念予以区分，宗庆后是否构成偷税或者偷税罪要看其是否符合税收征管法和刑法规定的要件。

《刑法》规定，偷税罪成立需达到下列两个条件之一：其一，偷税数额达1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其二，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

“宗庆后作为纳税人是否有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等行为。”施正文表示，宗庆后只有实施了上述四种违法犯罪行为之一，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才能认定是偷税，而只有偷税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宗庆后究竟缴纳了多少滞纳金目前也还不为外界所知，“关于此案滞纳金的计算要以2001年5月1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施行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段计算，之前的滞纳金比率为按日千分之二，之后为万分之五。”施正文告诉记者。

第四篇：忽悠者生存

忽悠者生存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潘晓凌王小乔实习生雷磊孙宇晨钱小敏庞桐

最后更新：2010-08-05 09:29:11来源：南方周末

在禹晋永“誓师出征”的同时，他的校友唐骏刚刚褪去“打工皇帝”的光环，“神医”张悟本在绿豆终于降价之后也悄然消失，从名字到履历全部作假的原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终于案发；而21岁的美女总裁董思阳的成功学书籍还在销售；道长李一刚刚开始被捧上了神坛，带领“弟子三万”引领道家养生风潮。

一顿锣鼓大响，军乐奏起，礼仪小姐端立于门口两侧，几颗烟花喷涌而出。这是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禹晋永针对“外界谣言”的声讨新闻发布会现场。

自从在各大媒体旗帜鲜明地支持陷入学历造假**的“打工皇帝”，“西太平洋大学校友”唐骏之后，这名在中国地产商圈中对网络人气饱含罕见热忱与精力的47岁商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亿万网友的持续“关注”。

不过，这并非因他对校友的友情声援，而是他的故事与人生受到网友更为激烈的质疑。从已有证据看来，除了性别，禹晋永的年龄、履历、投资、慈善、学历都存在疑点。

当然，禹晋永完全不接受这些质疑，这也是他开个人新闻发布会的原因。8月3日下午，这场举办于北京郊区昌平的发布会看上去更像是一场神圣不容侵犯的出征盟誓。能获邀参加禹晋永的新闻发布会须满足一个条件：此前没有做过针对他的负面报道。

在禹晋永长达一个半小时对质疑者与部分疑点严厉驳斥后，坐在会场两侧的数十名保安及时将试图冲上台的记者拦下。事前就被告知不得提问的记者们每人领到了一小杯白酒，台上的禹晋永邀请所有人举杯，庆祝维权行动启动，欢呼维权胜利。

不过，事实并不如现场看上去那么完满。在这场网络直播的发布会结束之前，已有网友花13块港币，立即查出禹晋永成立于2008年的中国世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在7月22日一天内，从原来的一万港币追加至10亿。

在发布会上，禹晋永正试图用这一隐去了更变时间的最新信息为自己讨回公道。“为正义而战，从我做起。”他说，他要让那些“无良媒体生不如死”。

就在禹晋永“誓师出征”的同时，他的校友唐骏刚刚褪去“打工皇帝”的光环，“神医”张悟本在绿豆终于降价之后也悄然消失，从名字到履历全部作假的原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终于案发；而21岁的美女总裁董思阳的成功学书籍还在销售；道长李一刚刚开始被捧上了神坛，带领“弟子三万”引领道家养生风潮。

狂欢年代

禹董事长充满自信与激情的新闻发布会正是被统称为“西太平洋校友”的忽悠者们狂欢年代的例证。他们遍布商业、医疗、宗教、教育各界乃至官场，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他们或有炫目的学历，或有神秘的师承；或有海外成功经历，或号称达官显贵相助；或有绝技傍身，或有惊人功业。总之口含金匙，人中龙凤，还兼上面有人，简直命定就要成功，受到万众膜拜是题中应有之义。

1978年以降，中国首先开放了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国公民开始得以按劳取酬，在政策的倾斜下，一部分人还被允许先富裕起来。与此同时，由于信仰的缺失以及其他领域改革的滞后，公权力及游走其间的功力与弹性，成为逐利与成功的核心潜规则。

中国成了利润的天堂与规则及诚信的灾区。那些已见光的忽悠者，逐一分析其手段及技术含量，都称不上高明，甚至拙劣，但放回原来的情境，却立即能精妙地施展开拳脚。这正是忽悠者们的舞台。

很多熟悉的名字刚刚退出公众灼热的目光，或者仍然在舞台上尽情表演。得到校友禹晋永力挺的“打工皇帝”唐骏，在被方舟子质疑之前，一直顶着加州理工大学与西太平洋大学双博士之光环，出现在一场又一场的校园讲演上，无数次媒体专访中。

尽管西太平洋大学至今没有获得美国教育部的承认；尽管这所学校的中国学生并不需要漂洋过海，只要交够十几万人民币，在北京大学上两年课程，每个月交一篇论文即可；尽管唐骏至今对母校保持沉默，禹晋永却高调地引以为豪——

“我的同学基本都是高管，甚至有一些部委级领导，唐骏这种职业经理人，算最差的。”他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上说道。“养生食疗专家”张悟本与唐骏堪称一洋一土忽悠双雄。在电视中宣扬食疗大法以及出版《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之后，在张悟本的“悟本堂”等待接诊的病人据说排号排到几年之后；张悟本提倡吃绿豆，绿豆价格居然在全国范围内应声而涨。

走红于2007年的董思阳，则一度被公认为完美女性的样板工程：留学新加坡与美国，年轻貌美，21岁当上总裁，被《海外赤子》杂志评为中国最年轻的女企业家，被《中国工商时报》评选为中国最有潜力优秀企业家。

与唐骏经历相似，董思阳的传奇开始见诸各大媒体，个人博客访问量逾千万。直到被媒体质疑其毕业的美国民族大学来路可疑，上述两家给她颁奖的媒体并不存在，她的实体事业与她描绘中的相距甚远……

另一名女子，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虽然综合资质平平，却不妨碍她伪造身世、年龄、学历、工作履历，在她“干爹”及秘密情人们的关怀下，从一名初中肄业的农村女孩，迅速成长为出身军方高干家庭的年轻有为女官员。

在个人新闻发布会上，禹晋永表示要将质疑他的个人及媒体告上法庭，并向每个被告索赔5000万。

对于唐骏至今没有公开认错，他的看法是，“你要让一个没有错的人认错，太艰难”，并且，以方舟子为首的打假者“极其自私，没有考虑中国未来的希望”。董思阳2008年被媒体起底后，扬言将“整顿整个媒体行业，包括诽谤的人”。这个宏大的报复行动至今没有动静。

生存大法董思阳的第一本书《21岁当总裁》出版于2008年，她邀请了80后新贵明星李想、戴志康等为其作封底推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多次表示与这些同龄精英以及唐骏等前辈都是朋友，“经常出来吃饭”。只不过，这种单方面的友谊很快被唐骏、戴志康否认，“谈不上是朋友”，他们说。

炫耀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与权力与资本资源掌控者的亲密关系，是忽悠者生存手册里的“基本法”。在规则缺失或执行力不那么强的地方，这些资源掌控者自身就是规则，他们是光，是电，是一切皆有可能的神话。

禹晋永的微博写作展现出这样一幅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图景：与某市委书记在中国大饭店用餐，被老领导邀请吃饭，打高尔夫球，应邀参加高尔夫频道女主播的生日宴会。

他会对不识货的网友表示愤怒，“你难道不认识这是韩启德副委员长和李鹏总理吗？”在微博上，他对一条关于他俯身在两位领导人身边的照片的评论回复道。类似的与国家前领导人、省市主要领导的数张合影，也高调悬挂于其个人网站上。

张悟本则自称“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父亲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他的“悟本堂”也隐隐然透着一股为高层领导服务的神秘气质。

在王亚丽的前同事看来，这是个看上去能呼风唤雨的奇女人，她向周围人高调宣称姥爷是中央军委高层，父母都出国了，还乐于在同事朋友面前给一些市领导直接打电话。如果不是因企图独占“干爹”的巨额遗产被举报，她的同事认为，这名其实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农家女，“不知道还能爬多高呢”。

王亚丽的仕途，靠的是单一路径依赖：上面有人。禹晋永的生存之道则开阔许多。尽管他的微博错别字颇多，尽管他唯一的文学作品“心系玉树睡不着，半夜起来看微博，以为只有我一人，结果博友都没睡，……国家民众齐出手，幸福生活样样有！”颇具小学生腔调，但却毫不妨碍他成为清华、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的兼职教授，以及近十个杰出青年之类的获奖者。

名是否副实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在这一已然形成一套复杂而隐秘的名利互换系统内，禹晋永很“上路”。并且，一旦上路，头上的光环会像滚雪球般积累起来。

唐骏则游走于系统里的另一套逻辑。2004年2月，唐骏以美国加州理工与西太平洋大学双料博士的身份，加盟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在庆祝唐骏加盟的媒体答谢会上，盛大董事长陈天桥承诺将公司运营与管理全面交由唐骏负责。彼时，陈天桥正在酝酿赴美上市的计划。显然，他需要一个既能用英语跟华尔街投资人沟通，又能淡化企业家族色彩的职业经理人作为形象包装。

在学历门爆发前，从没人质疑过唐骏博士学历的真伪，也从没人对写出上述诗歌的作者是否具备担任四所名校兼职教授的能力表示怀疑，这便是这套接口隐秘而保险的系统的神奇之处，一旦对接成功，即使是一片树叶，也能让这套系统即刻高效运转起来。

零成本奇迹

用“系统病人”——而非性格极端者——来形容大忽悠们似乎更为恰当。忽悠成功率高，成本小，风险低，即使站出一个勇敢的小孩，指出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什么都没穿时，系统仍然能——至少在相当长一段距离——保证这场狂欢游行继续进行下去。骗子启动了系统内的一个暗门，将所有人——皇帝、皇后、大小文武官员——都裹挟其中，在这个利益共同体里，奇迹般地没有受害者。

在禹晋永高调力挺唐骏，遭到以知名网友王小山为首诸人的质疑与调查之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机构出来质疑或撇清与其的关系。跟禹晋永有关的最近一个项目是位于天津市北郊宝坻区的比弗利城，7月12日，禹晋永的凯爱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首钢地产合资成立的首钢世代（天津）投资有限公司拍下一块价格为2.28亿的土地。

宝坻区宣传部对本报记者的资料核实请求很抵触，“项目刚刚开始，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接电话的杨姓官员表示，他们不关心禹晋永的公司是否涉嫌虚报注册资本，只关心这项巨额招商引资是否能顺利进行。

在新闻发布会上，禹晋永也用至今没有警察来调查他来显示自己的清白。“五年前，”他说，“曾经有人告我虚报注册资本，但如果真有问题，我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说话吗？”

按法理，如果这项控告成立，禹晋永应刚出狱两年。据刑法第158条，虚报注册资本，最高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又一个系统的暗门，只是它运转的方式就是呆在那儿，不运转。

8月，在质疑声浪过后沉寂两年的“美女总裁”董思阳又将回到公众视野，她这次将推出新作，《21岁当总裁2——全方位塑造你自己》。

在“绿豆奇迹”被揭穿之后，悟本堂当真是“关门大吉”，张悟本毫无麻烦地悄然隐身。悟本堂常务副总吴威甚至毫不在乎地声称：倒了一个张悟本，我们马上可以捧出李悟本、刘悟本。（详见本报2010年6月23日报道《打不倒的张悟本》）眼下，2010年，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已再版6次，在2008年12月首次出版的半年来，这本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一直高居书市排行榜前列。这也是2000年以降畅销书格局出现拐点的体现——成功，怎样成功，多快能成功，迅速取代了文学作品，成为畅销书榜首的常客。

快捷键综合征，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集体情绪，无数人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这个国家一样，以三十年追赶西方数百年的光阴；希望自己能像唐骏、董思阳般，趁年少芳华，早早功成名就；无数人需要并且相信唐骏、董思阳的传奇，或者说，需要一个神。

同样热衷追捧成功神话与传奇人生的媒体起到了催化剂的角色。此前关于禹晋永的报道，在其光环褪去后再来看，字里行间充满了喜感以及经不起推敲的细节。比如，禹晋永29岁左右便成为四川省国土局一名厅级官员，这可是个不可思议的中国政界新记录；随后，他毅然辞职，作为一名前厅级干部，竟然清贫到要借款四千元北漂；在奥运期间，他号称向鸟巢捐资17.5亿，这占了鸟巢总成本的一半还多……

而在学历门**之前，这些可都是以严肃报道示人的。媒体没时间，公众也没时间，对这些头顶无数光环的神持以克制与理性。

对于忽悠们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急躁的急社会中，人们的遗忘速度也很快，人们马不停蹄地追神，赶成功。所以，忽悠们的最后一条生存法则是，在风口浪尖之际埋头做鸵鸟，待风平浪静之时再重出江湖。

有意思的是，在长时间的沉默兼某种技术性控制之下，学历门**已接近平息之际，半路跳出的禹晋永又将唐骏放回了公众视野；所幸随着禹晋永的光环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剥开，直到8月3日举办了这场万众瞩目的记者发布会之，禹晋永正式晋升为新网络名角。

此时，谁还会想起唐骏及其先辈们呢？

第五篇：宗庆后简介

宗庆后简介

1945年10月，宗庆后出生于浙江杭州。

1963—1964年，宗庆后被“安排”到浙江舟山马目农场（现东海农场）支农。

1964—1978年，宗庆后在浙江绍兴茶厂从事生产技术调度工作。

1978—1979年，宗庆后顶替母亲到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当业务员。

1979—1980年，宗庆后在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从事生产销售管理工作。

1981—1982年，宗庆后在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从事生产销售管理工作。

1982—1986年，宗庆后在杭州工农校办厂当业务员。

1986—1987年，宗庆后和两位退休教师组成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宗庆后任经理。经销部主要业务是给附近的学校送文具、棒冰等。

1988年，宗庆后率领这家校办企业借款14万元，组织专家和科研人员，开发出了第一个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随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传遍神州，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到第四年销售收入达到4亿元、净利润7000多万元，完成了娃哈哈的初步原始积累。

1991年，宗庆后拿出8000万元巨款兼并同处杭州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的杭州罐头食品厂有2200多名职工，严重资不抵债，而娃哈哈仅有140名员工和几百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在宗庆后的领导下，娃哈哈迅速盘活了杭州罐头厂的存量资产，利用其厂房和员工扩大生产，三个月将其扭亏为盈，第二年销售收入、利税就增长了1倍多。

1992—1993年，宗庆后领导的娃哈哈先后两次因不同原因痛失上市良机。然而，在此后的10年中，宗庆后将娃哈哈打造成了一个“不用上市的企业”：连续6年行业老大，总资产66亿，无一分钱贷款，年存款近16亿。

1996年，娃哈哈的产品已经从单一的儿童营养液扩展到了包括含乳饮料、瓶装水在内的三大系列。同年娃哈哈与达能集团合资兴办了5个企业。

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正式向“两乐”挑战。

2000年前，娃哈哈100%算是国有的，虽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宗庆后语）。在2000年的改制中，宗庆后及员工从政府手中买回了娃哈哈集团55%的股份，娃哈哈实现“全员持股”。其中，宗庆后占股30%，高级管理层5%，员工20%。

2002年5月20日，娃哈哈童装公司在北京举办娃哈哈童装展示发布会。娃哈哈盛传多年的多元化，就此迈开了第一步。原预计年销售额很快能达10亿，并能借势进入休闲装、男装和女装领域，但到2003年，童装公司产值仅1.73亿，利润2000万。

2002年，在宗庆后的领导下，娃哈哈集团销售收入为88亿元、净利润达到12亿元。娃哈哈已在浙江以外的22个省市建立了30个生产基地。当年娃哈哈共生产饮料323万吨，占全国饮料产量的16%。其中，“非常系列”碳酸饮料产销量达到62万吨，约占全国碳酸饮料市场12%的分额，在单项产品上已逼近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量。

2003年5月，“非典”疫情结束后，宗庆后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大批饮料送到零售终端，从而使销售实现了16%的年增长，全年销售额近百亿元。

2006年，娃哈哈作为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总资产达88亿元。

2006年底，达能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与达能10年貌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宗庆后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直以来，手握49%的股份却牢牢掌握着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宗庆后，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让他隐隐不安的控股权的力量。达能“有所企图的步步紧逼”，让宗庆后不堪忍受。

2007年4月，宗庆后公然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商标争夺战。“娃哈哈遭遇达能低价强行并购，宗庆后自称陷入圈套。”这一热点新闻在媒体间争相传播。此后数月，双方的口水战不断升级。矛盾激化之时，宗庆后曾如此回应达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民族情绪宣泄式的非商业表达把一场公司内部权力之争推演成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背景资料

艰苦创业：

1987年，娃哈哈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成立，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老师，靠着14万元借款，靠代销人家的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赚一分一厘钱起家，开始

了创业历程；第二年为别人加工口服液，第三年成立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开发生产以中医食疗“药食同源”理论为指导思想、解决小孩子不愿吃饭问题的娃哈哈儿童营养口服液，靠了确切的效果，靠了“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产品一炮打响，走红全国。1990年，创业只有三年的娃哈哈产值已突破亿元大关，完成了初步原始积累，发生在小学校园里的经济奇迹开始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

历史转折：

1991年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仅有100多名员工但却有着6000多万元银行存款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毅然以8000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有6万多平方米厂房、2000多名员工，并已资不抵债的全国罐头生产骨干企业之一的杭州罐头食品厂，组建成立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从此娃哈哈逐步开始步入规模经营之路。

西部之光：

1994年，娃哈哈投身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建设，兼并涪陵三家特困企业，组建了娃哈哈涪陵分公司，以成熟的产品、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辅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娃哈哈固有的品牌优势，使涪陵公司一举打开了局面，产值利税连年快速增长，成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对口支援企业之一，跻身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

1997年以来，在西进涪陵的成功基础上，娃哈哈再接再厉，在三峡坝区湖北宜昌、国家级贫困区湖北红安、四川广元、吉林靖宇及沈阳、长沙、天津、河北高碑店、安徽巢湖等22省市建立了40余家控股子公司，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外地分公司的产值占到整个集团公司的近一半，不仅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同时也使娃哈哈实现了销地产，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的饮料企业，取得了“双赢”，达到了互惠互利的目的。

娃哈哈的对口支援、对口扶贫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赞赏，江泽民、李鹏、吴邦国、温家宝、邹家华等领导同志先后莅临视察。

战略合作：

1996年，公司以部分固定资产作投入与世界500强、位居世界食品饮料业第六位的法国达能集团等外方合资成立五家公司，并坚持合资不合品牌，由中方全权经营管理，一次性引进外资4500万美元，先后从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引进大量具有九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流水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展民族品牌，娃哈哈再次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挑战两乐：

1998年，娃哈哈经过十多年的历炼，感到自己羽翼已丰，已具备了与世界大品牌进行竞争的条件，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研制，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娃哈哈非常可乐”，在饮料界主动扛起了向国际大品牌挑战的民族工业大旗。自98年5月投产以来，非常可乐异军突起，现年产销量已超60万吨，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打破了非常可乐推出市场时一些人的“非常可乐，非死不可”，“非常可乐，非常可笑”的预言，也打破了可口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广大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和信心。

非常可乐的开发、推广成功进一步稳固了娃哈哈的发展基石，提高了娃哈哈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娃哈哈的新世纪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多元发展：

2002年，娃哈哈继续秉承为广大中国少年儿童带去健康和欢乐的企业宗旨，选择了与孩子们生活、成长紧密相关的童装业作为跨行业发展的起点。引进欧美的设计人才，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设计，一流的面料，高起点进入童装业，按国际“环保标准”组织生产，并采取零加盟费的方式吸引全国客商加盟，在全国首批开立了800家童装专卖店，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初步显示了娃哈哈跨行业经营的信心和决心，为开创企业发展新支点，进一步向多元化企业进军奠定了基础。

宗庆后荣获的荣誉称号：

宗庆后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双对口”优秀个人、“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等荣誉称号。

宗庆后的社会兼职：

宗庆后是高级经济师，浙江大学MBA特聘导师。宗庆后曾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代表；浙江省食品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浙江省饮料工业协会会长；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常务理事。2002年宗庆后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宗庆后也是美国IFT会员。

宗庆后答记者问：

记者：您最钦佩的企业家是谁？

宗庆后：外界一直盛传我推崇李嘉诚，其实并没有达到推崇的程度。我对他并不很了解。

记者：您最欣赏的企业是哪家？

宗庆后：目前的企业都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理想的也不太多。现在存活了20年的企业都存在很大的危机。

记者：15年里，对您触动最大的中西方管理著作（或思想）是什么？

宗庆后：我觉得毛泽东思想在管理上还是有很大借鉴的。当然，我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我看书看得比较杂，很多微小的细节可能都给我以借鉴，最后也不知道是谁的想法了。

记者：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您认为管理者最理想的心态是什么？

宗庆后：对管理者来说，心态很重要。要“平和”。我脾气有时也比较暴躁，年纪大了好一点了。

公司网站：娃哈哈个人博客：关联网站：

宗庆后名言

我亦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廉价的董事长兼CEO。

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像力、科学家的敏锐、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在我看来，管理就是“管”和“理”，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并按要求去管。当然，先管再理还是先理再管，要看自己的具体情况。

我就是要大权独握，任何一张小小的单据我都要签字。不签字的老板，不是一个好老板。

要避开竞争也不可能，市场肯定有竞争，避免竞争，这不是找死么？

乐百氏一卖，我就不停地自问，娃哈哈的优势可以持续多久？

当时达能拿了很多文件给我看，说我们违反了合同，比如商标使用合同等，如果不同意出售，就可以控告我们。不过，后来我回来和员工仔细研究了一下合同，情况并非达能所说的那么严重，我就不同意了。但我当时签订的只是意向，不是合同。

在与外资合作时，本土企业不要把自己当成羊，而是要当成一只并不强壮的“狼”。因为以羊的心态去迎合狼，狼的心理就变成如何吃掉你而不是如何合作。

他（达能）找第三者以后，你也找第三者，他认为你的第三者更漂亮，所以他就要拿走，你说这是什么行为？他还指责你，你是什么感受？

做光明正大的中国人，为中国人创造财富。

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恐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

宗庆后：极端者生存

第一篇：宗庆后：极端者生存

第二篇：宗庆后：极端者生存？(上)

第三篇：宗庆后偷税案

第四篇：忽悠者生存

第五篇：宗庆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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