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第一篇：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说明，重视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优化社会心态，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重视和搞好社会建设，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社会心态问题表象

1、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填补单位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2、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

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4、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

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5、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二、基于目前社会心态的建议

1、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仍然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

2、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爱岗精神的形成来看，只有人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产生敬业爱岗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统一，也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起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3、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社区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形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效果，而且关系着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随着我国传统的单位制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形式。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和“减压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体制与机制，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当前，需要注意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大众媒体对群体性社会事件报道中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和诱发效应。

十八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这些都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展建军 2013年3月20日

第二篇：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调查报告

腐败心态，就是一个人对待社会腐败现象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社会腐败心态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通过问卷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对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腐败心态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社会腐败心态的基本状况

通过1227份书面问卷、254位网民无记名投票的随机统计分析，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

(一)“过街老鼠”型：“坚决排斥”，对待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占 75.4%。认为“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法律、反道德”行为，“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公务事业人员、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愈高，对腐败的容忍度愈低。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二)“酸葡萄”型：“看具体情况”，腐败就像树上的葡萄，自己吃到了是甜的，吃不到才是酸的，占17.2%。立场摇摆不定，像是“墙头草”随风倒、两边摆。这部分人一方面恨得牙痒，一方面渴望与贪官“联姻”;表面上对腐败深恶痛绝，内心却羡慕无比。他们或是可以容忍在小范围内个别地存在;或是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难以容忍，对失职渎职等“不入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或是对“外地”的腐败能够“理解”，对“身边”的腐败坚决反对，以自我利益为选择标准。

(三)“打酱油”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占3.8%。有的是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念。腐败行为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如果让沉默的“酱油男”成为大多数，对腐败行为不愤恨、不检举，做冷漠的观众，就会纵容犯罪，由此导致更大的侵害。

(四)“臭豆腐”型：认为“情有可原”，当前体制下腐败是可以原谅的，占2.1%。臭豆腐尽管闻起来臭的，但没有厌恶不快之感，吃起来蛮香，有机会还是喜欢吃两口的。有的认为腐败像“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性;有的认为腐败像“厌氧菌”，适度繁殖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的认为腐败就像昆虫的“保护色”，太清廉会被孤立。这些人的认同心理占了上风，廉洁观念被吞噬。这种对“臭”味的嗜好，像猪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和致命性，极有可能成为“苍蝇”们“腐败有理论”的拥蹩粉丝，成为腐败的推手。

(五)“苍蝇”型：坚持“腐败有理，假如有机会我也想腐败”，占1.5%。这是一群“逐臭之夫”，以贪为荣，荣辱颠倒，是非不分。哪里有臭味，就往那里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大粪和鸡腿一样成为追逐的目标。他们唱着“腐败难免论”、“影响稳定论”、“功臣论”等怪调，信奉“有权堪用直须用，莫待无权空叹息”，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把腐败利益当做“唐僧肉”，恨不能多分“一杯羹”。不仅自己有所作为，还引诱、怂勇他人作为。“苍蝇”猖獗之处，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必然形成对廉洁正派干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党的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从调查情况分析看，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呈现三个倾向：一是尽管“对腐败现象坚决排斥”、“清官是值得敬佩的”分别占75.4%和80.5%，但是当您得知上司的腐败线索时，您的第一选择是“痛恨至极，坚决举报”的仅占23.1%，表示“与己无关，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想举报，但怕举报没有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42.2%。群众举报积极性下降、腐败线索匮乏是制约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瓶颈”。二是尽管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但是，群众对“近几年反腐倡廉建设的评价”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仅占37.6%，对“机关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表示“大多数人廉洁”的仅占26.2%。认为“腐败黑数”(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在“50%以内”的仅占16%，在“90%以上”的高达23.8%。可见，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在反腐败斗争“三项格局”中，尽管对查处大案要案的满意度名列前茅，达43.7%，但是仍然有35.6%的群众认为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运气不好而已，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腐败分子还多着”，更有一些群众认为是“小题大做，这些领导干部多数是“功臣”，反腐败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如何降低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是取得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成因分析

我县群众面对腐败的主流心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良社会腐败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使国民对腐败有较高的宽容度。漫长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咿呀学语的儿童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赵普、萧何曾轮番上演“你腐败、我放心”的历史闹剧。封建官场从此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陈独秀曾对这种“升官发财”观念痛加指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长期的小农经济也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默然处之。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职务犯罪的情境。腐败亚文化衍生畸形的崇腐羡腐心理，发酵“官场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余毒一旦遇见社会转型，腐败就成为社会现象。

二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国民评价标准“二元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是一个灰色基调浓厚、腐败易发多发的转型社会。伴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人文精神和信仰迷茫缺失的“真空期”，加速着社会人文道德分解和重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逐利原则”愈来愈主导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少人出现评价标准“二元化”倾向，对腐败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舍存在自相矛盾的心态，说起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32.2%的人热衷于“跑关系托人情”，或者给领导买礼品、给医生送红包，脸上笑得比蜜还甜，心中骂得比蜂蜇还狠。评价标准“二元化”，导致反腐败实践中的尴尬。

三是“腐败”概念宽泛化，掩盖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是，社会上对腐败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存在无限宽泛化的趋势。调查中能够比较准确界定腐败概念的不足43.5%，宽泛化理解的占56.5%。有的认为“不管有没有职务影响，只要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有损政府形象的，如赌博、嫖娼、吃喝玩乐、办事拖拉等问题都是腐败”，把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统统装入“腐败之筐”。有的认为“现在学校里抄袭论文的学术腐败、班干部收受同学礼品的低龄腐败、教师收受学生鲜花等也是腐败”，连出租车司机绕道行驶也是“交通腐败”。宽泛化的理解容易让人们感觉腐败越反越多，“反腐复反腐，腐败何其多;天天喊反腐，万事皆已腐”，丧失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是受西方不良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的窗子打开了，吹来了清新空气，也引来苍蝇蚊子。受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双重标准”，借腐败问题攻击和污蔑我党，把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之癌”。花花绿绿的西方价值观，容易误导年轻人、网民的价值判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不满情绪。如：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比我们先进;认为西方搞财产公开，资本家比共产党做得好;宣扬腐败排行榜“中国倒数第几”，给人以“有罪推定”的心理暗示。

五是反腐倡廉宣传乏力。虽然树立了像孔繁森、王瑛这样的党员楷模，但是与铺天盖地的腐败负面新闻相比，正面典型太少，正义声音太弱，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错觉。当前“网络反腐”风起云涌，网络的两面性不容小觑。特别是曾锦春、王治业、王华元等一批纪委书记被查处后，一些网络肆意传播有悖于反腐倡廉建设信息，“纪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的论调喧嚣网上。一些群众看不到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和信心，看不到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而产生模糊认识和思想误区。这种“网络恶搞”让不少群众无所适从，有意无意之间干了一件让“廉者痛、贪者快”的蠢事。

三、惩防并举、多管齐下，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腐败心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诚如贪官景治忠的忏悔录所写“对社会腐败现象，是从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针对社会不良腐败心态的成因，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崇廉氛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清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清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腐化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要开展“敬廉崇洁”主题教育，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重视官员的廉洁心理教育，着力培养廉洁从政的意识，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内驱动因，营造崇廉、敬廉的文化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注重舆情研判和引导。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反腐倡廉以66.8%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调查显示，群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来自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占34.9%，“听周围的人说起”的占32.8%，亲身经历的并不多。要改进宣教方式，以人为本分类施教，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思想实际的交汇点，少讲普通话，不搞千篇一律。要着意树立“意见领袖”，有效引导舆论，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用。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天在网络上“行走”的人不计其数，廉政宣传教育不能忽视规模世界第一的2.9亿网民。搞好网络正面宣传，既能鞭挞腐败弘扬正义，又能解疑释惑澄清谣言。要办好网上会客厅、阳光热线等互动节目，落实署名举报优先办理答复机制，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保护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网络舆情直报点和反腐败信息研判机制，对散布在网络中的、可能隐含有反腐败线索的网络舆情，应当成为纪检部门关注和分析的新的“视觉”。

(三)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很多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一尘不染、清正廉洁的干部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这些多数属于作风不正的问题。党性与党风是互为表里的：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升反腐败信心。调查显示，认为形成不良腐败心态的主要原因是“惩处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者存在侥幸心理”的占73.6%，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占75.4%。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严厉惩治腐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号工程”抓紧抓好。加快建设案件线索信息库，提高案件检查的科技含量，增强发现、揭露、查处腐败的水平。尽力降低“腐败黑数”，让腐败的“老鼠”们无处容身，致病的“鼠疫”才不会传播扩散。

(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多数群众认为，“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利运行监控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矫正社会腐败不良心态的治本之策。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要建立权力透明运行、实时监控、立体监督机制，深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探索党外人士问询办法，完善廉情预警机制，构筑一道疏而不漏的“护廉网”。

第三篇：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分析

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分析

第一讲 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

第二讲 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三讲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第四讲 “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话题

（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农民收入、土地流转）第五讲 当代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一、全面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应当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重点。

二、弱势群体的概念与范围：

三、弱势群体是社会转型中的必然产物

四、充分重视弱势群体问题：制度与措施

第六讲 当代中国收入差距和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第七讲 就业问题与大学生就业困局

第八讲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第九讲 促进祖国统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第十讲 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的关系

第四篇：当前社会热点分析

当前社会热点分析 姓名：孟春潮

学号：

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以汽车市场为例20106580

当前汽车市场热点调查分析

【摘要】2010年产销目标肯定要突破1700万辆，大局已定，从各方面的情况看，2010年的产销高峰有可能在2011年难以延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复杂的。因为今年后两个月尽管可能形成新的汽车销售高峰，但复杂的影响因素也将难以预料。如：政策因素、环境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市场因素、能源因素、交通因素等，因此很难对2011年汽车销售市场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在此，提供一些调查结果以供判断参考。

【关键词】 产销量市场因素产销平衡

【正文】

经过去年的产量洗礼，首先关注的就应该是2011年的全国汽车产销目标了。到目前为止，公开表态2011年全国汽车产销目标预测的只有新华社一家，他对2011年全国汽车产销目标初步预测为1970万辆，可能达到2000万的目标，也许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有待研究。目前国内汽车行业和专业市场预测机构及有关专家未见明确表态。据说汽车制造商2011年产销量目标累计超过200万辆。综合目前汽车市场影响因素，及即将出现的各种影响因素，有人表明观点2011年在1700万辆的基础上略有增长，很有可能仅达到维持1700万辆的目标，在1700万辆的目标的基础上明年继续增长。

对于市场因素的分析：据预测2010年、2015年、2020年、2030年中国汽车销量分别为1700万辆、3100万辆、4000万辆、7500万辆„ „参照日本汽车保有量和销售量的增长速度，对比中国2009和2010年超过45%的销量，中国汽车销量到2020年甚至有可能达到5100万辆的峰值，汽车保有量达到3.7亿辆。

公安部交管局前不久发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其中汽车8500多万辆。而清华大学最近也搞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保有量的极限是

1.5亿辆，达到此极限后，车市就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关于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汽车销售消费市场，基本上一个政策性的市场，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决定了汽车市场的兴衰。2009年-2010年汽车销售市场发展最快的两年，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从目前大趋势看，国内汽车相关政策尤其是促进汽车销售的政策，很有可能在2011年作出重大调整，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减少，调控性的政策增多。

（一）、由于近两年汽车销售高速发展，各大城市普遍感觉到交通拥堵，交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形成社会化的问题。很可能因此在一些大城市形成强大的限制汽车购买的政策环境。

（二）、舆论认为汽车销售增长过快，与政策的鼓励有直接关系，因此政策舆论出现了调控的现象，如：限行限量问题。过去是一些研究部门或学院派人士，谈论限行限量问题，现在发展为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高层人士，在公开场合呼吁限行限量问题。

（三）、一些权威部门和专业部门呼吁，现行的汽车消费鼓励政策应该终止或收回，汽车市场不再需要刺激性政策了。如：呼吁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应率先终止。

（四）、此次车船税审议征求意见方案明确表明了政府加税进行调控的意图。尽管车船税的力度不够大，但其增税幅度由0.5倍-9倍之大是少见的。也表明了政府的调控力度，类似的税费政策今后还将会出现。对汽车消费市场的影响也是较大的。

（五）、车企年产各类车型油耗加权平均值不得超过限值标准

随着节能减排任务加大，乘用车也将执行更严厉的油耗限值标准。昨日，媒体获悉，《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第三阶段标准）将于12月出台，2011年将正式实施，通过渐进目标令油耗限值比第二阶段下降20%。由于以车企实际年

产销量的平均油耗为衡量标准，各大车企纷纷加速研发低油耗车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透露，与前两个阶段的标准不同，第三阶段标准不再以单一车型为限值对象，而将单一车企业旗下所有车型纳入考核范围，即车企年产各类车型的油耗加权平均值不得超过限值标准。

（六）、关于节能减排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节能减排问题舆论十分强大，也是限制汽车过度生产和销售的关键。国内各级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压力十分巨大，目前有些地方多年未见的拉闸限电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媒体报道分析主要是地方政府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由于此问题涉及到全民，敏感性极强，不可形成风气和常态，但汽车限量限行由于只涉及到有车族，影响面要相对小得多，因此，有可能形成各地方政府以此为借口，对汽车购买和使用进行宏观调控。

（七）、目前国内正在实施的促进汽车消费的有关政策，年底即将到期，是终止，是继续，还是做新的调整，目前政府部门并未明确表态，一旦明示可定会对汽车销售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和作用。其中调控性的政策很有可能多于刺激性的政策。

汽车市场判断分析

1、今后两个月汽车销售会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经济型汽车会逐渐加快增长，主要由于节能补贴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和车船税上调影响。

2、鉴于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2010年产销目标的压力，不排除降价竞争的重演，目前经销商并未借鉴金九车市涨价的教训，正在策划新一轮的涨价尝试。

3、2010年底，将进入国内特有的汽车市场政策敏感期，因此年底前将会出现一次新的购车高峰。同时也会形成2011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市场的提前释放。

4、对2011年汽车市场的产销目标和市场预测判断，将进入紧张时期，从目前情况看对2011年汽车市场的预测判断非常困难。尤其是年底前购车高峰，汽车销售消费大大提前释放，进一步增加了2011年一季度京城车市的销售难度。

5、关于汽车产能过剩的舆论，关于加快汽车行业兼并重组的舆论，关于大城市限行限量缓解交通拥挤的舆论将会强化，不排除京城出台相关规定，并影响汽车市场。同时对2011年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强烈关注。

6、鉴于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国内关于成品油调整上涨已经成为现实，舆论高峰已经过去，并未形成对汽车销售的影响。其他事态远远超过了油价上涨的影响。

7、缓解交通拥堵征收城市交通拥堵费，增加用车成本，限购第二辆车等舆论包括进一步限行的措施，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同时专家呼吁公务员带头坐公交。专家建议尽快“限速”汽车产业，存多方面隐忧。未来汽车还是奢侈品等等，各种舆论在年底前都会形成新的社会热点。

总之，2010年汽车销售市场大局已定，2011年京城及全国汽车产销预测也正在进行之中，但其难度和复杂程度是难以预料的。

第五篇：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2015-05-12 08:58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 王俊秀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为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当前，要特别注意我国社会心态中的一些问题和倾向。

多层次、高标准的民众需求挑战民生工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提出把民众幸福作为政府执政的理念，纷纷提出打造“幸福××”的口号，各级政府编制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许多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通常把百姓生活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但是，令许多政府官员苦恼的是，政府民生工程的推进很难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如果按照心理学中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从生理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爱与归属等社会性需求满足，尊重需求的满足，一直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是一个不断得到满足，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多数民众的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或部分得到满足，但满足了温饱问题的民众对生理需求的标准提高了，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舒适的住房条件、良好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这些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时出现，每一项都不容忽视。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需求成为民众反应最激烈的需求，同样，人们的安全需求也需要更高标准地给予满足。安全感调查中，人身、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的基本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如这些年来，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焦虑、环境污染焦虑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情绪，同时，民众对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环境污染或担心环境被污染而引发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其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加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差异化，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呈现差别化，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已经成为新的必须给予满足的需求，这些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虽然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不同表现，但这些更高层级的需求与那些提高了标准的低阶需求会同时出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矛盾就会不断爆发。多层次、更高标准的社会性需求将给未来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社会不信任的扩大化、固化，成为群际冲突、社会矛盾的温床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2010年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虽然2014年我国总体信任水平有所提升，但当前社会信任问题仍不可忽视。

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不需要小心提防，但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信任的比例更少到只有2到3成。对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不安的相互提防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正逐渐固化为我们的社会性格，长久下去将会形成一种不信任文化。

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在2011年的社会信任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很大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一些司法机关执法者不严格执法或违法乱纪，一些不法商人和医生见利忘义，等等。根据对发生的舆情事件的分析，地方政府的粗暴强征、强拆成为排在网络第一位的维权事件，涉警涉法事件紧随其后。许多事件使得本已陷入困境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信任也扩展到跨越这些关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贫富之间的不信任。

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社会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培养基。如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因担心信息公开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掩饰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不惜以公权力的失信为代价，编造事实，导致民众对其信任降低。其结果是，社会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处理不当又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进一步陷入困境中。

阶层意识成为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心

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个阶层，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愿望。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个人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每个人属于哪个阶层却并非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归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阶层的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感觉到的在社会中的位置。近年来，我们发现社会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也就是阶层认同向下层移动，这其中包括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

对不同阶层认同居民的社会心态特点对比发现，底层认同成为影响其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自认为底层的民众不安全感、不公平感更高，社会信任程度更低，感到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而这一较高比例的底层认同和弱势认同群体极易参与到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社会群体更加分化，群体行动、群体冲突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也就是阶层的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以及本属中层的群体倾向于更低阶层的自我认同，中国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异常庞大的底层。而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社会心理学把群体决策更容易冒险激进称为群体极化，而这种底层认同也导致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化。

近年来，在这种占主导的群体极端化下，又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大多是由利益凝聚的，多数是短暂的、松散的、无组织的，无目标或有暂时目标的群体。从近几年一些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这种共同利益聚合的群体又分为累积型和事件诱发型两种形式，累积型聚合利益群体如乌坎村村民为了土地的抗争聚合在一起，贵州安顺、杭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的行动群体以及多地发生的工人停工的群体。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他们的利益，通过松散程度不同的组织，希望达成他们暂时的目标。事件诱发型聚合利益群体如温州动车事故受难家属，一些恶性案件、城管商贩冲突事件等引发的既无组织也无目标的群体性事件行为群体以及像厦门和大连PX事件所导致的松散但有明确目标的“散步市民”群体。虽然这些事件体现为群体行动，但不属于群体冲突，而是群体向政府管理者诉求的表达。群体冲突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引发是因为利益、观念态度、身份认同等引起的。如，湖州织里镇发生在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抗税事件，富士康一线工人与保安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群体也会不断分化出来，这些具有相同群体特征的人们要表达他们的诉求、保护或争取他们的利益时会越来越多采取群体形式，群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也会相应增加。

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正向为主，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社会情绪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矛盾的表现是激烈的社会情绪爆发；另一方面，社会情绪成为这些矛盾、冲突的动力成分。因此，清楚地认识社会情绪，对于政府行为决策非常重要。心理学认为，个人的情绪是外界情境、个人处境与主观意愿之间关联后发生的，情绪基本上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个人意愿得到满足是正向体验，得不到满足则是负向体验。人的情绪虽然复杂多样，但最基本的情绪是高兴、愤怒、悲哀和恐惧等几种，其他都可以看作是基本情绪的复合。而基本情绪中正向的只有一种，其余为负向情绪。我们更应该关注社会的负向情绪，因为情绪具有动力特性，也称为“情绪能量”，社会负向情绪的积累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在个人和个人的互动中，在群体内和群体之间以及国家、社会内部和国家、社会之间都会引发人表现出共同的情绪体验，群体成员共享的感受，这就是社会情绪。当前社会心态中社会情绪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

第二，负向情绪的引爆点降低，爆发激烈，指向性明确。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负向社会情绪的表现，在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事件中都有激烈的情绪反应，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中大批民众的愤怒，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社会普遍的焦虑，等等。而且，这些社会性事件的累积使得负向情绪在事件未发生时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一旦出现诱发因素，情绪强度迅速升高，成为社会事件的情绪能量，并在事件发生后不断升级，激烈爆发，常常出现群体情绪失控，从而导致事件失控，产生极其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大量的社会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也就随着降低。

社会中的正向情绪更有可能给人奖励，使得正向情感进一步增加，使社会更加团结；而负向情绪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负向情绪，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社会的凝聚。

一些负向情绪有明确的指向性，如仇恨、愤怒、怨恨、敌意，而社会的这些负向情绪与前面讨论的需求不能满足以及不信任、社会阶层和群体分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存在大量的负向社会情绪，而且负向社会情绪也具有双面性，可能成为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因此，关注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负向社会情绪必须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第三，出现了一些“社会情绪反向”现象。所谓“社会情绪反向”是指一些社会事件中表现出的令人费解的现象，其情绪反应比较反常，本该引起大家同情的事，却有很多人表现出欣喜，本该是人所共愤的事情，却有人在赞美和钦佩，本该谴责的行为看到的却是社会性冷漠。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怨恨”有关，这种社会不断累积的对于“贪官”“为富不仁者”“不作为的官员”的不满情绪在泛化。而这种现象与社会极化以及基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有关。弱势群体认同下，感觉自己身处社会不公平之中，许多人的是非判断是由其所倾向的社会阶层为出发点的，他们选择同情和支持与自己相同、相近地位或阶层的人。

民众的权利、国家和集体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共享价值缺乏 社会心态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都是由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和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心态中最为复杂，最为内隐的，而且与文化密切相关，相对稳定。根据近年来我们对社会心态的调查和对社会事件的观察和研究，社会价值观念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比如，家庭亲情价值取向出现的新特点，表现为重义轻利取向、个人功利取向、常人道德取向、权利至上取向及价值权衡取向五种特点；亲情的价值追求意义由单一的义利纠结转向多元，亲情的需求满足意义由遮蔽状态转向公开，亲情的价值度量由无价转向权衡。

社会价值观念也反映在人们的公民意识、政府和国家观念上，社会大众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认识已经明显不同，民主代议制理论中关于公民、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社会价值观念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从舆情和群体性事件的分析看，维权成为目前社会性行动和事件出现最多的目标。在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维权的群体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人群。维护权利诉求包括反对环境污染、要求提高待遇、反对管理费提高、反对征地拆迁，等等。

社会价值观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对一个事情可能会有来自不同人的不同声音以及来自不同的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支持。

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源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正常的，也是社会转型中过去单一价值体系解体后的必然结果。但这种价值观念多元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缺乏。以如何看待权利为例，每个人对权利都有不同的理解，许多人更多从自身角度去看待权利，而不考虑他人的权利。个人权利的越界，公权力的越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纠纷和冲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