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教具” 一个人体女模特的内心独白

第一篇：美丽的“教具” 一个人体女模特的内心独白

美丽的“教具”---一个人体女模特的内心独白

一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2 二 一场被曝光的人体摄影大赛.........................4 三 为什么让我当替罪羊？.............................8 四 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想你们吗？................14 五 我是怎么走上了人体模特之路？....................16 六 原来我们只是活“教具”..........................21 七 我第一次上了报纸................................22 八 一双肮脏的黑手..................................24 九 离开西安来上海.................................26 十 看守所三日.....................................28 十一 大上海也并非世外桃源.........................30 十二 前面的路还是有光明的........................34 十三 与俄罗斯画家的一次交往.......................36 十四 献给曾经爱过我和仍在爱我的人们...............37 1 一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

2004年7月13日，农历5月26，星期二。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伤心日子。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申辩、恳求，仍然无济于事。晚上7点半左右，华灯初上，正是大上海一日之中景色最迷人的时候，而我却被送进了看守所！押送我的两位民警都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此刻我走在他们中间，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像一个侏儒，不敢抬头仰视他们威严的面孔；我更不敢怨恨他们，他们代表着法律的尊严，而我眼下只是一个倒霉的阶下囚。我还得感谢他们，真的，从内心里真诚的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网开一面照顾了我的脸面。临出门时，他们告诉我：小姑娘，按规定押送你进去是要给你戴手铐的，今天就给你免了，你可要好好配合我们！

是的，我一定会好好配合的。我决不会中途逃跑的，我又能往哪里逃呢？即使我逃跑成功了，又有谁肯收留我呢？我既不是大款富妹，也不是影视明星，我只是一个人体女模特，这是一个被许多人所鄙夷，视为“另类”，甚至视为“妖魔”的“下九流”职业，有谁会向我们这类人投来一瞥友善或者同情的目光？

看守所到了。

一扇沉沉的大铁门，把世界隔成了“阴阳”两地。刚刚迈进这道威严之门，就听得“咔嚓”一声响，我的两只手腕顿觉冰冷，低头一看，寒光凌厉的手铐已经铐住了我的双手。“不是说了不给我戴手铐的吗？”民警面无表情地回答：“现在必须戴铐，这是程序，一会儿就好了！”

看守所接收我的民警并不理会我是个爱面子的年轻姑娘，在他们眼里，进来的都是犯人，都应当遵守监规，因此他们对每一个人都一律按章办事。好在交接手续很快就办完了，手铐也就给卸掉了。管教民警令我交出自己的钱包，当面点清，签字，交与监方保管。然后我被一位女警官和一个女犯人（我猜她是个值勤犯人）带到牢房二楼。一上楼，只见拐角的墙边放着一张桌子，她俩让我止步，就在这张桌子前执行公务。首先，她们命令我交出背在肩上的皮包，一件一件掏空包里所有的物品，还一一登记：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还有手机，一起装进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然后让我在密封处按上了手印。我心里又升出一股感激之情，感激她们对保管犯人物品的认真负责。这时，却见女警官皱起了眉头。原来她发现了我满手的长指甲，长且不说，还都被我染得一片猩红。她面带怒色地说道：“看看你这指甲，染的跟僵尸一样，明天统统给我剪掉！”我多么想申辩几句，告诉她留指甲并非出自我的本意，因为从小妈妈就教育我说指甲要剪得短一点，这样才显得干净。但是现在我身不由己，那些搞人体摄影的艺术家们要我这样做，因为这样会显得“妖娆妩媚”，我不能违背他们的旨意而丢掉自己的饭碗。但是话到嘴边我哪敢吐出声来？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你犟嘴的地方吗？

接着她俩命令我脱掉所有的衣服进行安全检查。连鞋袜也脱掉了，仔细检查 鞋子里是否藏有锐器，以防我自杀。我又一次心生感激，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放心吧，我是不会自杀的，我还太年轻，才刚刚24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怎么会自杀呢？检查仍在继续，就连我内衣里的钢圈也被取下来没收了。这件内衣正是有了这付钢圈才价值200多元，真有点叫人心疼。

检查完毕，重新穿上衣服。鞋子却不让穿，暂由看守所保管。赤着一双脚，我被送进了楼道里最里面的一间牢房。牢房门“吱”一声被拉开，立即就有十余双目光齐刷刷射向我。这些个女犯人正坐在地上看电视（牢房里还有电视看，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我的出现可能比电视里的节目更吸引她们。因为我此时的形象实在太丑陋太恐怖了：长长的红指甲，按女警官的说法就是活像个僵尸，而满头蓬乱的头发更显得我像个女鬼！因为前两天我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做了个新的发型，把头发一层层盘起，发间插满了发卡。刚才在走廊上接受安全检查时，所有的发卡全被女警官取下没收了，我的头发能不变得像个乱鸡窝吗？

“咚”一声，铁门又关了，从此时此刻起，我正式成为这座牢房里的一名囚徒了。

还没等我醒过神来，就有一个女犯人走到我身边，看样子她有28或29岁，顶多30出头吧，脸上有些虚胖，眼圈发黑，瞪着一双金鱼泡式的大眼珠子直视着我，伸手拍拍我的胸脯问道：“说，怎么进来的？”话音刚落，其余十余双目光也都聚集在我的脸上。

怎么进来的？是啊，我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被送进来的呢？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回答她们呢？说我是个人体模特吗？说我为了艺术而献出我的裸体被人画、被人拍摄，结果反被“拍”进牢房里来了吗？若我真的如实相告，他们怎么会相信，又将会怎样嘲讽我？

“说呀，怎么进来的？”“金鱼眼”追问一句。

我不得不撒谎：“跟别人打架。”

“啥？打架？”“金鱼眼”显然不相信，撇撇嘴说：“就你这小样儿，像个林妹妹，你还有胆量跟人打架？说实话吧，是不是干这个的？”她伸出手指，做了个下流的手势。

“轰”的一声，我只觉得脑袋在“嗡嗡”作响。我没有再回答她，也不想向她分辩什么，我能分辩什么呢？对她说我是人体模特而不是*女吗？她能分出这二者之间的天壤之别吗？别说是她，就连许许多多有学问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也对人体模特冷眼相看，我又怎么敢奢望在这个地方找到同情者、理解者？

“牢友”们见我像个哑巴，从我嘴里掏不出什么话来，也就不再理睬我。我两腿发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两眼直直地发呆。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犹如噩梦一般，一幅幅不堪回首的画面在眼前反复出现„„ 二

一场被曝光的人体摄影大赛

我不敢说我的被关押与林路教授有关连。在我的心目中，年近五旬的林教授永远是我尊敬的师长，我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他。他学识渊博，待人宽厚。他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出版过近七十本关于摄影的专著，称得上是著作等身。是他把我领进了人体摄影的艺术沙龙，帮助我开拓了艺术视野。

但是我又不得不叹息，叹息我今夜被关进班房，恰恰是因为参加了一次由林老师参与筹划的摄影活动而引火烧身。

认识林老师，是在2003年的暑假之前。那一天，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有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是研究艺术的，该教授还酷爱摄影，准备亲自操机进行一次人体模特的摄影创作活动，并准备出一本影集，现在正四处物色形体条件优越、艺术气质上乘的女模特，问我愿不愿与这位教授见见面。我答应考虑考虑再决定。

暑假即将来临，我远离家乡已经两年多了，时时想念我的父母。我究竟是回家与亲人们团聚，还是继续留在上海打工？

2001年8月底，我只身一人来到大上海寻找工作，先是在一家酒吧里打工，当酒水推销员，接着进入大学校园，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在酒吧里也罢，当人体模特也罢，这都不是一般女儿家甘愿干的职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个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中途辍学的穷孩子呢？为了生计，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了姐姐和弟弟的学业，我早就对职业的选择“饥不择食”了。而现在，新的工作正向我招手，并且听说工资待遇不菲，因此，最后我决定暑假不回家，找这位大学教授试试我的运气。

我的运气不错，林路教授一眼就选中了我，而林老师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对人体模特这一职业给予了肯定，表示说应该尊重这些为艺术而献身的工作者。他说他准备进行一次人体艺术创作，拍摄地点就在条件优越的大学校园里的摄影棚，每次拍摄时间大概3小时，酬劳按每次拍摄的人员而定，摄影师多的话就多给点，如果人少的话就少给点，大概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

一次300元，而且只有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与林老师的合作就此开始了。

2003年10月底，林老师告诉我：“创作告一段落，我打算早点把书出出来，书里打算全部使用你的照片。”

2003年11月底，林老师又对我说，准备先拿我的90多幅人体摄影照片办一次影展，以期望在出书之前创造一次轰动效应，展览地点选在了繁华的南京路一家名为“顶层”的艺术画廊。

2003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影展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幕，墙上挂满了我的人体照片，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人还送来了鲜花。电视台的记者也采访来了，当然，还来了很多报社记者，他们给人体摄影艺术以热情的鼓励。整个展览会当然是由创作者林路老师唱主角，而我就给他做了配角，在开幕酒会开始之前，我就听到了人们的一片赞扬之声，心里觉得十分欣慰。我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似的。那种感觉溢于言表。

2004年新年伊始，林老师的人体模特摄影专集《结构经典》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书中的近百幅照片也就是上次在顶层画廊展出的照片。元月19日，林老师邀请我再次到南京路的顶层画廊参加签名售书活动，活动虽然没有上次展览来的人多，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晚上，我抱着一箱书回家，一路上兴奋的心情不能平静，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不断自我安慰：做人体模特这一行并不低人三分，还是有人给予肯定、给予鼓励的！

我与林路老师的合作继续进行着。2004年5月，林老师告诉我，他与他的朋友们正策划一次大型的人体模特摄影大赛，这将是上海市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此类活动，目的是推动人体摄影艺术创作，促进摄影艺术家们与人体模特的沟通交流，届时将邀请100名左右的摄影师聚集一堂，分别对两位女模特拍摄作品，然后再评出一、二、三等奖。两个女模特，我是首选人物，另一位也是委托我来推荐。

对林老师的安排，我当然是欣然从命。

之后，林老师又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这场正在筹备中的活动，强调它的艺术价值，强调它的史无前例。并讲到届时摄影场地会做到安全保密，摄影棚是封闭的，除参赛的摄影师和有关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出。

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终于定下来了：2004年7月3日，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

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位于杨浦区长阳路与荆州路交接处，据说是全上海仅有的两家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之一。摄影活动由他们出面主办，我想是为了达到推动艺术创作与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双赢效应吧。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并没有把这话对任何人讲过。人贵有自 知之明，我只是这场大活动之中的一个小小角色而已。尽管会有无数部相机对着我闪光，但是“闪光点”永远不会是模特，而是进行光与影艺术创作的摄影家们。说到底，当模特的只不过是打工者，打工者与艺术创作家怎可相提并论？听说这次活动一等奖获得者可获奖金3000元，而两个模特的酬金是按小时计算的，拍摄一天下来，两人共得工资2000元，平均一人1000元。

7月3日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清早就开始下雨，是一场狂烈的雷阵雨，给燥热的天气带来一片凉意。雨中，我缩着肩膀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等了许久也不见有车进站，心里越来越焦急，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再这么等下去要误了别人的大事！平时节俭又节俭的我今天就大方一次，一咬牙坐一回出租车。路程太远，车资花了我整整50元，向司机付钱时我心疼得手都有些颤抖。但是我毕竟没有迟到，并且比规定的9点提前了半个小时。

出门前没顾上吃早点，我便急匆匆在一家小超市买了一瓶牛奶对付我的肠胃。不一会儿工夫，另一位模特也赶来了，她与林老师同姓，我喊她“小林”。

离活动开始时间还有一刻钟，摄影师们已经陆续进场。林老师告诉我说一共来了120人，在封闭的两个摄影棚分别对两位模特进行拍摄，一共拍摄8场，每场进入棚里的有15位摄影师，每场拍摄时间为半个小时。

化妆师也匆匆赶到了。主办方的领导——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周经理出面接见大家。我与这位经理素昧平生，今日初次见面也没什么话可说，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抓紧时间赶紧开始化妆。

为了迎接今天的活动，昨天我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因此现在化妆就比较简单。化完妆，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一件透明的黑色纱衣。纱衣，我不知是应该感谢它还是应该诅咒它！感谢它有情，给了我生计，让我这个贫穷的农家女儿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诅咒它无情，剥夺了我做正常人、穿正常衣服的权利，让我赤身裸体暴露于照相机前，任由摄影家们拍摄，任由大众们去指点评说！我偏爱黑色纱衣，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黑色能帮助我遮住一些什么，它就像夜色一样让人感到安全。

进入摄影棚，筹备已久的活动正式开始了。摄影师们轮流进入影棚，半小时一场拍摄，中间休息10分钟。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休息的时间去了一趟洗手间！

退一步讲，到洗手间也没错，错就错在没有换衣服，就只穿了一件透明黑纱从走廊上走过！

可是当时我怎么会想得那么细致那么周到呢？

是我的脑袋太笨吗？是我的思维方式太蠢太简单了吗？

不是说摄影场地（包括摄影棚之外）是完全封闭的吗？不是说外人一概不能进入吗？那么，从摄影棚到洗手间的过道只有10米之遥，这10米之内，我怎么会想到它暗藏着危险？怨只怨我心情太急迫，只盼着快到洗手间方便方便，以免影响下一场拍摄，我„„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天下没有后悔药可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上洗手间的一刹那，已经有偷拍的相机对准了我„„

下午，大约是在3点多钟光景，拍摄间隙的休息时间，我突然发现摄影棚外的气氛有些异常。有人慌慌张张上楼来找周经理，递给周经理一张报纸。周经理 看完报纸忙递给了林老师，接着几个人便围着报纸议论着什么。

“林老师，出什么事了？”我在摄影棚里问道。

“你上报纸了！”林老师回答。

上报纸了？为什么事上报纸了？

报纸传到了我的手中。是当天的《新民晚报》，第三版的位置，刊登着“本报记者顾鹏程”采写的有关今天这场人体摄影活动的报道文章。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么快就上报了，我不能不敬佩记者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是，一行一行看下去，越看越觉得晕头转向，越看越觉得疑窦丛生！

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让人不能不看——“只要付50元，任何人都能进场拍，如此人体摄影荒谬绝伦”。

文章篇幅不长，全部内容如下：

只要交纳50元报名费，不管你是否是摄影爱好者，不管你出于何种目的，也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登记，即可当场编组，参加“裸体人体摄影比赛”。今天上午，上海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举办的女模特人体摄影比赛简直是一场闹剧。

今天上午9时半，记者得到消息赶到长阳路荆州路口上的上海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人体摄影比赛”已在该批发市场4楼开场。记者到时，两个摄影室门外已有四五十个手持摄影器材的人在等候。听说记者想要参加摄影比赛，一个工作人员马上拿出一张简单的登记表，收取50元报名费，即被编入D组。拍摄时间是11时至11时40分。

正在这时，一间摄影室的大门打开，A组已拍摄好的人员出场。透过门口，记者看到一个女模特赤身裸体站在里面，毫无遮蔽。记者发现，走出摄影室的爱好者中，有一位手持的竟是极其普通的数码相机。一到室外，就打开刚才拍到的裸体照片一张张浏览。记者在旁观看，这样的照片，摄影质量根本无从谈起。

闲聊中，记者得知这次报名的人数已经有一百多人。一共聘了两个女模特，分两间摄影室同时进行，每间摄影室每次15人进去拍摄。说到这里，两个女模特出来，可能是上洗手间，身上竟然只披大格子网眼披纱，赤身裸体穿过外面商场时，一些顾客看得目瞪口呆。

记者当场采访了几位认识的摄影家，他们对这次活动颇有看法，一是现场组织有点混乱，二是模特儿不是很理想。人体拍摄是项严肃的艺术活动，举办者怎能这样瞎搞一气？

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掏出50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举起相机对着我们的身体拍照吗？主办方不是说过，参与者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摄影艺术家吗？为什么竟有手持普通数码相机的人混入摄影室？又为什么他在走出去后当众把刚才拍到的裸体照一一浏览？

“赤身裸体穿过外面商场时，一些顾客看得目瞪口呆”，这两句话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拍摄现场在4楼，主办方不是说4楼完全封闭了吗？从哪里又跑来了顾客看得“目瞪口呆”？我们到洗手间只是穿过走廊，怎么变成了“穿过外面的商场”？我一个靠打工求生存的小女子，吃了哪里的豹子胆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身裸体从“商场”上招摇过市吗？

报道文章还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标题是：“数十人聚在门口等候进场拍摄。本报记者纪海鹰摄”。另一幅标题为：“一个刚拍到影像的人正迫不及待地欣赏”。我不知道摄影师们是怎样掏钱给主办方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在门口等候拍摄的，更不知道报社记者是怎么来的？是接到了主办方的邀请，还是闻讯而至？我更加想不通的是真有人拿着数码相机进场拍摄，并且拍完之后就跑出去当众“欣赏”，而进入记者“欣赏”画面的人头像恰恰就是我（尽管这头像只有米粒般大小）！难怪林老师说我上报纸了，我竟然就是这样大跌眼镜地“上报纸”了，并且上的还是一张全国闻名、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新民晚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的悲哀？

看完报纸，我不能不对这次活动产生怀疑了。不是早就对我说过这是一次上海史无前例的艺术活动吗？不是曾不止一次强调过参赛者都是艺术造诣很高的艺术家吗？为什么变成了“只要交纳50元报名费”就可以入室拍摄？

带着种种疑问我请教我尊敬的老师林路教授，林老师安慰我说：“没关系的，这样的事情经常会有，媒体为了让自己的报纸好卖，总要找一些新闻来炒作，你就当他们是在为这家摄影器材批发市场做广告好了，这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呢。”

有了林老师的劝说，我也就不好再问什么了。好在报上也没点我的名字，我也就不去多想了。虽然心情已经变得糟糕，但我们还是强撑了下来，善始善终，直到全天的活动结束。

三

为什么让我当替罪羊？

第二天，7月4日，星期天。一整天我都心情郁卒，昨天的事情像一团阴云罩在我头顶，驱不散，挥不去。

晚上，我给一位老师打电话。这位老师与林老师年纪相仿，也是一位摄影艺术家，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本想对这位老师诉诉苦，说说昨天的事情。不料老 师拿起话筒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生气了，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是小郭啊，你去买一份《青年报》看看吧！今天的《青年报》。”

《青年报》？为什么叫我看《青年报》？《青年报》上又出了什么新闻？我心里一紧，急忙问老师，《青年报》是不是也批评了昨天的活动？老师不愿正面回答，说道：“你去买份报纸自己看啊。”电话就挂断了。

天这么晚了，我到哪里去买当天的《青年报》呢？我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在网上寻找。不详的预感不幸变成了现实：《青年报》也对昨天的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再看看其他媒体，铺天盖地一般，口诛笔伐一起对“星光”的摄影大赛进行声讨！

且看“千龙新闻网”的标题：“裸体模特进商场，玩的是什么艺术？”文章认为：“由上海市长阳路某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主办的裸体模特在商场内的‘行为艺术’引起了近8个小时的‘混乱’，是变相地利用色情牟利„„从本质上说没有离开那个阴暗的‘性’字。”

再看由“中新浙江网”7月4日发布的电传稿，文中说昨天的“大赛”参加拍摄者并非100多人，而是240名。并且，“记者还在比赛细则中看到，主办方通知中只有对参赛作品加以规定，对拍摄照片的用途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中新网”的这篇报道属实，那么，我和另一位模特就是彻底被蒙骗，充当了可怜的“冤大头”了！我不敢也不愿相信他们会骗我，因为我尊敬林老师，相信他说过的话不会掺假。他是大学教授，他何必对我这个打工者说假话呢？我想，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有没有沟通的地方。

于是我给林老师打电话，告诉他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切，向他请教我该怎么办？林老师仍像昨天一样安慰我，叫我不要放在心上，不过是媒体炒作而已，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我真能做到不放在心上吗？

树欲静而风不止。

第二天是星期一，上午我赶到我打工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务处。教务处的领导今天要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十几位签过正式协议的模特。会议内容是总结一学期的工作，并给我们发暑假的补助费。我一走进教务处，就遇到了一双双怪异的目光，好像我突然之间变成了陌生人。原来他们刚才正捧着前天的《新民晚报》议论纷纷，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他们也都在关心我，问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鹦鹉学舌，把林老师说给我的话对大家说了一遍：没关系的，不会有什么事，媒体炒作而已。

开完会正准备回家，手机响了，是林老师打来的。林老师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今天的《东方早报》已经出来了，报 上也刊登了有关前天人体摄影大赛的报道，是一篇正面报道，对这场活动给予了肯定；坏消息是：公安部门已对前天的活动给予关注，市公安局要进行调查，要我下午两点钟赶到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公安局调查？为什么要我去？

林老师劝慰我，不要着急，接受调查，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了，并且，林老师也要去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我赶回到我的出租屋，带上了一些相关资料。午饭也没吃，心里乱糟糟的，不知等待我的是福还是祸。在报摊上买了一份《东方早报》，想从上面找到一点慰藉。看过报纸后心里仍是空落落的，报上刊登了我的一张侧身照片，说明是拍摄于7月3日在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举办的人体模特艺术摄影大赛活动之中。画面的处理很美，也很高雅，并配有几段文字说明：

7月3日，上海首次较大规模正式公开举行的人体摄影比赛在上海星光摄影之家俱乐部举行。本次活动的策划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林路说：上海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人体摄影没必要躲躲闪闪，只有普及了才能在整体上有所提高。当天的摄影比赛吸引了120位摄影师报名参赛。

看过报纸我联想到，前天的活动一定邀请了不少媒体的记者，不然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新闻报道呢？林老师所说的“媒体炒作”又是何含义呢？越想我越糊涂。

市公安局传讯，我岂敢怠慢。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规规矩矩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犯法的事千万碰不得！下午两点，我准时来到市公安局，林老师已经到了，我俩被分开询问。他在5楼，我在4楼。

负责询问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警官。男警官的形象很威严，女警官面色和善。我在心里暗暗巴望着由女警官来主审我，这样我不至于太紧张。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主询者是男警官。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这里吗？”

“知道，为了3号的摄影活动。我穿着纱衣在过道上走。”

“你知道你这样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穿纱衣也是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我有什么办法呢？并且当天的摄影活动的场所是封闭的，市场是封锁的。”

“封锁的？封锁的为什么人家能拍到你穿着纱衣乱跑的照片？”

“有我‘乱跑’的照片吗？我没见到过这样的照片，请求警官把照片拿给我 看一看。”

警官便把昨天的《青年报》拿给我看，报上果然有一幅我的照片，穿一件透明的黑纱，脸部、胸部、下部都用“马赛克”做了处理，迈步从走廊上走过。身边有4个人在看我，他们有的手里举着相机，有的还没把相机打开。

双手捧着报纸，我一下子像掉进了冰窖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说话呀！你说这正常吗？你知道吗，你在商场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这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我说，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脑子里成了一盆浆糊，越搅越凝结难开。这样的照片，报社记者是怎么“抢拍”到手的呢？他躲在什么地方，我怎么当时就毫无觉察？谁邀请他们来的？又是谁默许他们在过道上拍摄的呢？

接着又向我询问了一些问题，我尽我所知都如实回答，也不知询问了我多长时间，我如坐针毡，盼望着快快结束。终于等到了结束的时候，我走出去，看见林老师正在外面等我，他说他已经出来一个小时了，一直在等我。我苦着脸问：“他们为什么要问我那么长时间，而你为什么就可以出来得这么早？”他摇摇头，很无奈地回答：“算了，走吧，这些人都这样。”

走吧，回我的出租屋，回我的小小天地吧。询问的事总算结束了，我祈祷观音菩萨保佑我，从此平安无事。

观音菩萨并没有理睬我，或许是她太忙，没听到我的祷告。7月10日晚，杨浦区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打我的手机，通知我到他们那里接受询问。我的心开始“砰、砰”跳，我回答说，我已在市公安局接受过询问了，为什么你们派出所又要询问？民警的回答很耐心。他说7月3日“星光”举办的摄影活动属杨浦区派出所管辖范围，因此市局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他们，所以他们还要找当事人做问询调查。

这时我人不在上海，我正在苏州给苏州大学美术系的师生们做模特，我便老老实实向派出所告知我的行踪，并表示回到上海后一定去接受调查。

与民警通完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给林老师打电话，告知他杨浦区派出所又要询问。我问林老师：“林老师，派出所找你了吗？”林老师回答：“暂时还没有找我，但是他们肯定会通知我的。”林老师一如既往地安慰我，不要想太多，不要有太多顾虑，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在苏州，我度日如年。都说苏州景色美，但美景不属于像我这样的人。终于结束了苏州大学的课程，7月11日晚上10点多，我回到了上海的小屋。一夜的忐忑不安，第二天一起床，我首先想到的人便是林老师，在这样的时候，林老师无疑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赶到林老师家里，他的神情依然从容自信。他嘱咐我说别的什么都暂不说，先投入艺术创作，拍摄新的人体照片。他正让我与他合作进 行一次命名为“四季”的摄影创作，摄影地点就在他家的阳台上。拍摄时间经历一年四个季节，每隔7天到10天到他家里拍摄一次，每次拍摄10分钟到半个小时，我的报酬是120元。

直到摄影完毕，林老师才有功夫听我说起派出所打电话的事情。林老师便对我解释说：没关系的，说明这件事情已经一级一级下放了，派出所是最小的单位。他们也就是例行公事，调查是必要的。你去吧，结束以后打电话给我。

走出林老师家门，手机就响了，是杨浦派出所打来的，问我回到上海没有？我灵机一动，撒谎说我还在苏州，我之所以撒谎，是想拖一拖时间，求人说说情，看可否把询问的事情取消算了。既然只是例行公事，取消怎么不可以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太天真无知了。

晚上，我找一个朋友咨询，他是位记者，又是个自由撰稿人，见多识广，又肯替人出主意。听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讲，他神色凝重，不无担心地说道：“这事麻烦，从派出所这样急着催你回来的情形来看，我估计是要拘留或者罚款，你明天去小心点，最好让林路跟你一起去，能稳妥点。”

咨询完这位朋友，我再次给林路教授打去求助电话，把刚才那位朋友的话如实转告林老师。林老师回答说：“这个记者是吓唬你的，没事的，他是要靠这个吃饭的（指记者吓唬人），你放心去吧！有事情打电话给我。”

第二天，7月13日，上午9点钟我便主动来到了杨浦区派出所。老老实实坐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等候着对我的询问。

大约是等到10点半左右，负责我这桩案子的警官从分局赶回派出所，这位警官形象也很威严，但说话很礼貌、很温和。一进门他就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材料，看上去足有一指厚，对我说道：“这些都是你这个案子的材料，你看看这些材料就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麻烦了！叫你早点回来事情也就早了结，在电话里你还那么凶！你什么时候从苏州回来的？”

“昨天晚上，很晚才回到上海。”我不得不当面对他撒谎。

好在他对此没有细究，接着说道：“现在呢，我们要对你们那天的拍摄活动做个调查，因为毕竟是在我们管辖范围里发生的事情，希望你能配合，好吗？”

“好的，问吧，我在市局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嘟嘟囔囔地回答。

询问开始了。

“姓名？”

“郭旭。”“出生年月？”

“1980年10月9号。”

“成家了吗？”

“没有。”

“父母的姓名？”

“警官，这跟我父母有关系吗？他们又没有参与活动，我不说他们的名字„„”

“你要配合我们，明白吗？你现在还没有成家，如果成家了我们会问你丈夫的名字，但是你没有，所以只有问你的父母了。这是必要的程序，你要理解。”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竟然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让你们伤心的角色，把你们的名字“交代”出来！妈妈，我真想对你痛哭一场，可是女儿又不在您身边„„

无可奈何，我回答了父母的姓名。

一整天我都没有离开派出所半步，饮料、盒饭，都是由民警们代我出去买的。询问后的笔录还要送到公安分局，等候分局的裁决。

天气酷热，我可真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数着时间，等候着裁决。下午6点钟，分局的电话打来了，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裁定拘留我三天。

我的脑袋“嗡”一声涨大了，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关三天！得到警官们的同意，我慌忙给林路老师打电话，我像孩子向父亲诉苦一般向他哭诉：“林老师，他们要拘留我了，我该怎么办？”林老师在电话里回答：“不会吧？怎么可能这样呢？你先问一下他们到底会拘留几天？还有理由是什么？我打电话问问周斌（即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周经理），再问一下其他人，你不要着急！”林老师接着又交代我：“先不要跟他们去，等周斌回来再说，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害怕！”

又等了一个小时，林老师的电话没有打来。我估计林老师没有找到周斌，其他人也都是爱莫能助。我就像一只山羊掉进深井之底，找不到一根救命的绳子。越想越觉得委屈：我既不是活动的主办方，也不是活动的策划者，为什么偏偏当了替罪羊呢？这其中的误会到底出在哪里？

裁决已不可更改了，派出所要把我送到分局，在分局的一些文件上签字。这时，我再次接通林路老师的电话，我没有向他诉苦，而是反过来安慰他，希望他不要为我担心。我说：“没关系的，反正也就是三天，很快就过去了，熬三天吧。” 我心里在流泪，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不仅是在安慰我尊敬的老师，尊敬的长者，也是在自我安慰„„

四

爸爸，妈妈，知道女儿在想你们吗？

牢房里的夜，为什么这般漫长？这般难熬？

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想起我的家乡，想起敬爱的爸爸、妈妈，我的心里一阵阵似刀绞火烧„„

从西安市往西南前行100多里路程，便是户县祖庵镇，那里是我的家乡，是我度过难忘的童年时光的一片热土。

“提起家来家有名”，每当唱起这句陕北民歌，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因为我的家也属陕西省，也是一个名声远播的地方。这里有道教的主要流派“全真教”创始人“重阳祖师”王重阳的祖居、祖庙，“祖庵镇”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这名字自王重阳归真至今未曾更改过，已有800多年历史了。小时候就常听爷爷奶奶对我说，重阳祖师是家乡的骄傲。他自幼孝敬父母，忠诚善良，勤学好问，文武双全。成年后曾应试武举，高中甲科。但他辞官不做，在家乡潜心研究道家真谛。他曾在低矮的茅屋里苦读诗书，终于悟出人生之真谛。突然有一晚，他一把火烧毁了寄身的茅屋，背井离乡云游四方，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否则永不回乡。他在山东省设坛讲道，足迹遍及文登、宁海、福山、莱州等地，收留了众多弟子。他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融儒、道、佛学之精髓，创立了“全真道”派。57岁那一年，他率弟子西行讲道，第二年病故于河南开封。众弟子痛失良师，千里迢迢扶棺送王重阳的遗体回乡，父老乡亲夹道迎灵，无不赞叹他为家乡争得了荣誉。这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来，激励着祖庵镇四乡八村的农家儿女要立志，要自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给父老乡亲丢脸，都不能给家乡抹黑！

但是，此时此地的我，有什么颜面回家乡见父母双亲？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我被关进了看守所，他们脸上那辛酸泪水能够对谁而流？

爸爸，妈妈，女儿对不起你们！但是请你们相信女儿，女儿是清白无辜的，女儿确确实实没有做违背良心的坏事！

为什么我要选择人体模特这一成为“众矢之的”的职业呢？我的“罪愆”，从我走进美术学院的教室那一天起，就如影子一般对我穷追不舍了。

爸爸对我说，我两岁的时候就会自己补袜子了，并且用的不是缝衣针，而是一根小小的钉子。每当爸爸提起这事时，眼里总是泪光盈盈。两岁那一年，母亲不在我身边，带着我的姐姐躲到外地去生我弟弟去了。新春佳节，正月十五闹花灯，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提着灯笼快乐地玩耍，而我却穷得鞋破、袜破，一双小脚冻得像红萝卜。我哭着要妈妈，爸爸安慰我说，妈妈到好远的地方去给你买新鞋去了，你听话不哭，爸爸带你去姥姥家。听说要到姥姥家，我破涕为笑。看着脚上的破袜子，我对爸爸说我要补好了袜子再去，要不姥姥会笑话我。爸爸找不到缝衣针，就给了我一枚钉子，我用钉子当针，牵一根线头在袜子上补来补去，哪里能补住破洞？父亲背过脸，不敢让我看到他的两行泪水„„

我家有6亩6分承包地，爸爸又在镇上的玻璃纤维厂当采购员，按说生活不应该太艰难。但爸爸是个孝子，他要挑起一个十几口家庭的沉重负担。他上有父母，下有6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他要把这6个妹妹都一个一个供养长大成人。家里的日子入不敷出，却又要违背国家的政策当“超生户”。农家人有农家人的苦衷，这苦衷是城市人难以理解的。爸爸这一辈人，全家兄妹7个，就只爸爸一个是男孩，多少年来感到低人一头。因此爸爸妈妈下决心要为我生个弟弟，延续郭家的香火。

妈妈躲得远远的（后来我才知道是躲到了四川），当上了“超生游击队”队员。不久爸爸也去了四川，我被交给姑姑们照应。等妈妈如愿以偿抱着弟弟回家时，我已不认得她了，对她说：“阿姨，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四川。”天真的我哪里知道妈妈为这事哭了多少回。

爸爸早出晚归到工厂上班，还常常出差不在家。辛劳的妈妈要种地，又要想办法寻找挣钱的门路。起初，妈妈当上了“鸡蛋贩子”，到各家各户去收购鸡蛋，然后拿到西安市去叫卖。收一天鸡蛋，晚上回家作好出发准备，第二天早上5点就离开家，胸前吊着两只篮子，篮子里有六七十斤鸡蛋，用双手护着，匆匆忙忙赶火车进省城，走遍大街小巷，饿了嚼几口干粮，渴了跟买鸡蛋的人要点水喝，直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够回家。这样奔波一天下来，可以赚到20多元钱，平均一天10多元，对我家来说，实在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

卖鸡蛋卖了几年后，妈妈开始改行拣破烂，收破烂。这工作比卖鸡蛋更累，而且每天都污头垢面，但妈妈没叫一声苦，反而常常在孩子们面前露出笑脸，因为收破烂的收入要比卖鸡蛋多出许多。

15岁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迎来了人生路上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姐姐即将读高三，弟弟就要读初三，一家三个孩子上学，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这时姑姑们都已自立了（爸爸妈妈供姑姑们读书，其中一位姑姑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但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要靠父母奉养。我该怎么办？继续求学吗？

读初中时，我成绩不理想，因为我不能安心读书。刚上初二时，父亲就下岗了，原因是工厂不景气，发不出工资。父亲下岗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堂堂五尺汉子，喝得醉熏熏的，一进门就抱头痛哭。妈妈又是给他灌醒酒汤又是劝慰，但父亲的嚎啕之声让人揪心。三个孩子围在父母身边目瞪口呆，一整天都不敢说话。自此，爸爸也加入到收破烂的队伍。家里开始养鸡，卖鸡蛋，最多时家里养 有1000多只鸡。放学回家我们几个孩子也帮着喂鸡，整理父母收回来的破烂。心事重重的我，哪能专心致志地读书？

我不想继续读高中，读大学。我想早点挣钱替父母分忧。

我自己做出了决定，告诉爸爸我要读中专，早毕业，早工作。

久久凝视着我的眼睛，父亲最后用大手拍拍我的肩膀：“娃呀，亏了你了！”

我读的是西安市对外服务培训学院中专班，学“公关礼仪”专业。父亲亲自送我进西安城。临行前，父亲把3000元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一层层包好装进贴在腰间的袋子里。这是我第一次进省城，什么事都感到新鲜，两只眼睛不够使。父女二人先找了一家便宜的旅社住下，然后父亲便叫我先给学校打个电话，问问具体地址，明天好送我去。长这么大，我那里碰过电话？我用求助的目光望着父亲，希望这个电话能由他来打。父亲却显得很是“无情”说道：“你长大了，现在独自一人离开家走向社会了，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旅社的电话机就在我眼前，是一部红色话机，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它的模样。我拿起话筒，又兴奋又紧张，呆呆地站了足有三分钟，不知道该怎样拨号。终于见有位中年妇女走到我身边，我便向她请教怎么拨号，她告诉我说：“你把话筒拿反了！”我窘得满脸通红，但还是在她的指导下拨通了电话，并且用蹩脚的普通话与对方通了话。

父亲送我来到学校报到。父亲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从腰间摸出一个纸包，打开两层报纸取出报名费，一张一张认认真真清点了两遍，然后郑重其事地双手捧给老师。老师接过钱扔进了抽屉，开了一张发票给父亲。父亲把这张发票视为宝贝，包进报纸，装在腰包里。

我送父亲出校门，父亲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嘱咐我要注意天凉时添加衣服，饭要吃饱；嘱咐我晚上要盖好被子；嘱咐我生病时要找医生，要按时吃药„„直到走出好远好远，父亲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向后望我„„

爸爸，妈妈！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忘不了母亲胸前挂着两大篮子鸡蛋匆匆出门的情景；忘不了父亲为我数钱时那一双结满老茧的大手是怎样在颤抖！今夜里，我却在这十几个女犯人同睡一铺的牢房里呼唤你们，你们在梦里能得以安宁吗？

五

我是怎么走上了人体模特之路？

在对外服务培训学院只读了一年，我突然做出了人生路上的第二个选择：中止学业，开始打工生涯。是父母亲的一次对话促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我回家度暑假的日子里，家里的喜事接踵而至。先是弟弟考上了高中，紧接着便是姐姐的高考榜上有名，接到了西安矿院（现为西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双喜临门，全村人都为我家祝贺，但我的父母却愁眉深锁。

漫长的夏夜，父母常常一声声长叹。

北方人睡大炕，我与爸爸妈妈共一张炕席。这一晚，二位老人催我早早入睡，不要再在灯下熬夜看书。我乖乖地上了炕，假装呼呼入睡。我猜想他俩要在我熟睡之后商议家庭大事。我有意把背背对着他们。以免他们发现我在偷听。这时候我已快满16岁了，变成有心计的大姑娘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果不出我所料，在我假装沉沉进入梦乡之后，父母的对话开始了。议题是拿什么供姐姐上大学，又拿什么供另两个孩子读中专和高中？商量的结果是，把家里喂养的生蛋的鸡全部卖掉，把猪也卖掉，勉强可以凑够3个孩子的学费。可是生活费呢？筹划来筹划去生活费没有着落，于是便商议找谁家借钱有把握，如何开口去借。一边商议，父亲一边抽着廉价的“金丝猴”香烟（7毛钱一包），边抽边不住地咳嗽。

我真想“呼”一头坐起来安慰爸爸妈妈，但我不能，我还得继续假装睡得又香又甜，心里百无牵挂。暑假一回到家，我就发现父母头上的白发又增多了，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从不在孩子们面前叹一声气。父母的恩情，父母的爱，用什么语言才能形容？

当晚我心里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8月下旬，我就说我要返校。爸爸问：离开学还有几天，你这么早去干什么？我回答说学校要搞军训，要提前到校。赶到学校，我把所有的课本作业都装进了一只纸箱，扛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大箱子书本只卖了7元5角钱。再见了，语文、数学，再见了，笔记本！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破釜沉舟的大事，简直像个“英雄人物”。怀揣着7块5毛卖书的钱，肩背铺盖行李卷，我回家了。这时我才公布了我的决定；不读书了，打工去！

父亲一听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我辍学，母亲也含泪劝我重返校园。我给他们做开了思想工作。我说，就我这个学校，就我这个专业，即便是读满了3年，毕业之后也还是去餐饮行业当服务员，并且还不包分配，何苦再多读两年让你们操劳呢？再说了，我把书本笔记本全都卖光了，想读也读不成了。

父亲理解女儿的心，在他那泪水涟涟的眼睛里，二丫头突然长大了。像对知心朋友谈心一样，父亲与我面对面进行了一次长谈。父亲首先向我“披露”了他当年的过错，他说在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嫌我又是个女孩子，曾打算抛弃我，想把我送人，想把我扔到路边，甚至想把我这幼小的生命断送掉，但是最终还是舍 不得这样做，毕竟是亲生骨肉啊！就这样，留下了一个跟着父母受苦的好女儿。父亲说着这些往事，痛悔不及，伤心不及，请求女儿原谅他„„

爸爸，你不必愧疚，女儿理解你和妈妈，女儿忘不了你们的养育之恩！

16岁的女儿就要独自一人走向社会了，他*的嘱咐千言万语，爸爸的嘱咐万语千言：千万不要上了坏人的当，遇事要多思多想。咱人穷志不穷，靠劳动挣钱，靠诚实谋生，不坑人，不害人，不该咱得的钱，咱一分也不能要。

爸爸再次送我到西安市，托熟人介绍，为我找了一份在大排档洗碗端盘子的工作。老板见面就夸奖我，说道：“这娃不错，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个本分勤快的姑娘！”立即讲好工钱，月薪150元。

我心里好高兴，为感谢老板的夸奖，干活格外卖力。清晨早早起床就开始忙碌，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前后才能下班。6个打工妹挤住在一间小屋，一回到宿舍，累得精疲力竭腰酸背痛，倒头就想睡觉。

虽然累，但我累得很开心，毕竟我有了工作了，能为家里人挣钱了。端盘子，打扫卫生，招呼客人，一样一样事情我都做得认认真真，赢得了老板的一次次赞许。

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就在我即将干满一个月的就要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老板突然变了脸，说我地扫得不干净，还偷懒，穷凶极恶一顿臭骂，把我给炒鱿鱼了！

我心里好不委屈，不是总夸我干的好吗？为什么说变脸就变脸？再说我今天的地扫得是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而且是到了换工时间，我是该休息了呀，为什么还要说我地扫得不感觉，还说我偷懒？

干了20多天，一分钱工钱也没拿到，我被扫地出门，真不知该怎样面队父母？

垂头丧气回到家，一见到父母便“哇”一声哭出声来。父亲赶到西安去问明原因，才听人说出了老板的老伎俩：招一个新工人，干到快满一个月时就找一个碴子辞掉，这样就不停地有工人来干活，不用支付工资。父亲差点气炸了肺，找到那位替我介绍工作的朋友，一起去与老板理论。老板碍与介绍人的面子，才答应付给我工资，七扣八扣，最后只给了我98元。

虽然只有98元，但捧在我手里却像捧着一块金元宝，这是我自食其力挣到的第一份工钱啊！

我要把这98元交给父亲，父亲说：娃，留着你自己用吧。我就对爸爸表决心：爸，你别再操心了，找工作的事你也别在为我东奔西跑了，我自己找！我开始走街串巷，在各家小饭店的门口寻觅招收服务员的广告。原来这样的工作并不难找，哪家店不需要洗碗端盘子的姑娘呢？但是这样的活干长了也才知不容易，才知其中的艰辛。

走进第二家店，没干多久我就离开了。这次是我自己主动离开的，因为老板的一双眼睛让我整日提心吊胆。他夸我长的漂亮，脸蛋怎么这么好看，哪里像个农村姑娘？说着话就动手动脚，嬉皮笑脸。我的天哪，这地方还能呆下去吗？只得不辞而别，逃之夭夭。

还有的饭店老板不欺负人，但老板娘要欺负人。老板娘会突然恶狠狠地臭骂我：一个端盘子的，下了班穿那么妖干什么，给谁看？其实我并没有“妖”，而且我也没有“妖”的本钱，我赚的钱那里够买那些“妖”的衣服？我只是换一身普普通通的干净衣服而已。这样的店当然我也不愿久呆。

这时候我却突然有了一个“新发现”，发现我模样长的并不丑。我虽没有沉鱼落雁之姿，也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但父母给了我健康的身体，黑黑的头发，亮亮的眼睛，身材也不错，再普通的衣服穿在我身上也不显得难看。这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祸？就连有些掌勺的大师傅也想欺负人，喊我给他们点烟倒茶，如若拒绝就想办法刁难我。

我学会了自我保护的办法：在一个地方决不能做的太久。反正都是端盘子扫地，反正月工资都是一两百块，在哪里干都一样。两年多时间里，我换了不下10个“工作单位”。

最后我“升级”了，到一家三星级饭店当服务员，一直干到了领班的位置，月工资由400元逐步涨到了800元。但是好景不长，我突然被辞退了，“罪过”是因为我说了一句实话。

有一天，大厅的吧台丢了1000多元现金，饭店的负责人来向有关人做调查，我实话实说，告之我在前一天晚上无意间发现大堂经理进过吧台，并动过钱柜。另一位打工妹也发现了，也说了实话。大堂经理当时就怒发冲冠，说我俩胡说八道。第二天，大堂经理通知我俩走人。

就这样，我又失业了。

我住的出租屋在郊区，百无聊赖的我天天跑到外面闲逛。这时我发现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大学生，他不住学校住出租屋，常常关起门来画画，一画就是半天。出于好奇，我从窗外偷看，一看把我吓得倒退了好几步——他在画一个女人像，赤身裸体的女人像！

我的偷窥被这个大学生发现了，他大大方方地请我进屋观摩他的画。他说他在临摹一副世界名画，裸体女人是美丽的爱神。我对美术一窍不通，便问他什么叫“临摹”，他回答说“临摹”就是照着别人的画学画。他还告诉我，裸体画也是一门艺术，是高尚的艺术，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就不能缺少这一课，课堂 上还要对着人体模特画呢。我问他：就这么一丝不挂的叫你画吗？那有多难为情！他便给我讲了人体模特的价值，为艺术而献身光荣，不难为情。接着他又说：你的身体条件不错，可以当人体模特。我说我可不干。他就说也可以做肖像模特，不必脱衣服。我的心被说动了，问他当肖像模特能挣多少钱？他告诉我说西安美院的价格是一小时３元钱。

我正被失业之苦折磨着，渴望有一份工作。想一想当肖像模特倒也不错，坐在那里让人画，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而且就只是坐着，不用做其他事情，该有多轻松啊，一个小时还有３块钱拿，不错，比端盘子强多了，何不去试试呢？这样一想，我倒变成主动的一方了，请那位大学生帮忙推荐推荐我。

大学生把我带到了西安美术学院，这是一座闻名国内外的高等艺术学府。接待我的人是教具科的科长，听说我想当肖像模特，回答说：学校马上要放暑假了，你等下学期开学之后再来看看吧。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恰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一位女老师从楼上跑下来对教具科的科长喊道：“今天这个模特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吧！”科长便指着我回答说：“这里刚刚新来了一个，你看看怎样？觉得可以就带上去吧。”

女老师把我审视了几眼，对我说：“跟我来吧。”她把我带进了教室，教室里有１０余名学生，有男也有女。女老师告诉我说：不要紧张，你条件不错，会做好的。女老师齐耳短发，看上去很精干，也很和蔼可亲。她叫我在模特台上坐下，身体要放松，做一个半侧身的姿态，由学生们画我的肖像画。我心里太紧张，手脚像僵硬了一般，没过几分钟就有点坐不住了，我才知道这碗饭也并不好吃，坐下来身体不许动，目光也不可四处张望，坚持下来谈何容易？但是我仍咬牙撑下去了，半个小时后休息，两条腿已经发麻，走路像灌了铅一样。女老师却鼓励我说：不错，你通过了，继续做下去吧。

就这样被人画肖像，画了一周的课程。

第二周去上课，学生没变，还是上周画肖像课的学生，老师却换了，换成了一个男老师。走进教室他就告诉我；今天画人体画。

画人体画？他说得平静，我听得吃惊！我不是来当肖像模特的吗？为什么要我画人体？老师看出了我的疑惑，告诉我说：别想得太多，到这里做模特，肖像人体都是要做的。同学们也一起劝我，说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老师和同学们又说，我展示给他们的是人体之美，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能当着他们的面走出教室吗？想到端盘子时受到老板的那些欺凌，我觉得现在这样做也算不上什么事了。最终，心一横，在师生们一双双鼓励与期待的目光下，我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六 原来我们只是活“教具”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经历，第二次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况且，做肖像模特一个小时只挣３元钱，而做人体模特每小时８元钱，整整多出５元钱。想到这里，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甚至有点庆幸，谁让我是个穷人呢？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心里感到不平衡，多少年过去了，至今也仍然想不通：老师和同学们口口声声说人体模特是为艺术献身，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归教具科管理？所谓教具，即教学用具，比如课桌、课椅，比如黑板，黑板擦、粉笔，比如学生画画用的石膏像，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这些活“教具”，与石膏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话只能藏在心里，当然不敢开口问，以免丢了饭碗。曾经有不少个模特遭到过训斥：你不想做就走人，想做的人一抓一大把！这话并不夸张，真的有不少人对人体模特这一行可望而不可及。中国在发展，人民的生活在走向富裕，但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为了打工挣钱，过去鲜为人知的人体模特也成了一些人竞争的职业。我刚进西安美院时，全院的人体模特已有七、八十个了。还有些“临时工”不计在内。听说，学校所在的地方，周围村子里的许多妇女都来当过模特。

我是姗姗来迟的一个，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个。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友好，因此，我来得最晚却工资最高，平均每月都有五六百块的收入。

我做了这一份工作，父母亲都不知道，我不敢让他们知道。

放暑假了，我又一次待业。但我很快就到一家酒吧应聘，工作任务是向顾客推销酒水，推销越多提成越多。９月份，学校打电话找我，请我继续去当模特，我答应了。白天在学校里做模特，晚上在酒吧里卖酒，一人打两份工，努力辛勤挣钱。一年下来我攒了不少钱，给父母买了一台洗衣机，装了一部家用电话，还买了一台ＶＣＤ，让他们在闲暇时也能听听陕西的秦腔。

在学校里，我渐渐成了一名成绩优秀的模特。版画系的学生欢迎我，国画系的学生欢迎我，油画系研究生班的学生也请我与他们合作，他们说我的肤色适合油画。后来，我又被雕塑系请去做了几周的模特。

国画系研究生班毕业时举办毕业展，请我去参加。我看到了他们画的我的肖像画。我没想到，他们会把我的头像画得那么大，而又那么美，放在展厅里又是那样地醒目！在这样的时刻，我才体味到了一点我的艺术价值，对研究生班的学生们生出深深的敬意。又一想到父母亲，终于从女儿的孝敬中得到了一些快乐，况且我的钱来的得也是干干净净的，虽说是裸体被人画，但并没做任何不光彩的事。心里就觉得宽慰了许多。

但我却被我的男朋友给狠狠地扇了一耳光！那时候的我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对爱情的深意并不了解。只是因为同病相怜的原因，我与一位打工仔走到了一起。他家里也很贫穷，离家到西安，在一家装修队当小工，每个月工资２００元左右。相识之后，我们常在一起诉说生活的艰辛，渐渐地成了朋友。我当上人体模特之后，收入比在饭店里端盘子大有提高，心里一高兴，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他。话一落音，他就跳起来狠狠赏给我一耳光，并且恶狠狠地骂道：“你怎么这么贱？贱货！”然后摔下我扬长而去。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一耳光，我的人体模特之路也许并不会走到今天。本来我的打算是做一段时间，等手头有些储蓄就坚决不做了，但是这一记耳光和一声“贱货”的恶骂激怒了我，顿使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我是贱货吗？我贱吗？我凭我的辛苦挣钱，我*在哪里？你以为当模特就是往课堂上一坐，享受“清闲自在”吗？这其中的苦，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数九寒天，师生们都穿着暖暖的冬衣，而模特却要脱得一丝不挂，做一个固定动作，半小时才能动一动身体。虽然有火炉子给模特取暖，但是炉子只能烤一边，另一半身体冻得全是鸡皮疙瘩。酷热的盛夏，学生们在教室里画写生要开空调，赤身裸体的模特却望一眼空调就害怕。学生们贪凉，有时竟把空调开得只有十几度的温度，冻得瑟瑟颤抖的模特只能咬牙坚持着，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盼望着课程能早点结束，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模特常与感冒药做伴。苦就苦吧，农民的女儿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是为什么骂我是贱货？是的，我在课堂上脱衣服了，但这里不是阴暗的角落，而是高等学府的讲台。我的身体被人画了，但这身体是美丽的，干净的，师生们屏神静气用画笔记录着人体之美，他们谁也没碰过这身体一指头！

你瞧不起这工作，我就偏要做下去，我要用我的行为证明，我立得正，行的端，并不是什么“贱货”！

七 我第一次上了报纸

寒假里，几位没有离校的版画系学生邀请我当他们的私人模特。他们年纪比我大，平时待我都很友善，考虑了一下，我就答应了。其实与在课堂上画画没多大区别，只是学生只有５个人。

这期间，有位学生说《三秦都市报》的记者想采访我，问我答应不答应。我立即摇头表示反对，我说像我这样的职业有什么可采访的，保密还来不及呢！学生们却七嘴八舌鼓励我，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他们说，就是要让人们揭开神秘面纱，了解人体模特这一特殊职业的价值。多了解才会有多的理解，见多就不怪了。提出这一要求的同学最后恳求我，说那位记者是他的好朋友，刚到报社上班，想写点有影响的稿子挣挣表现，就算是请我帮他朋友一把吧！

我不好再推辞，就答应了，并且约好，文章写出来不要用我的真名。

记者来了，却不是版画系学生的朋友，而是一男一女两位资深记者。派两位资深记者来采访，说明报社领导对这篇文章的重视，我心里有些激动。他们跟踪采访我，前后大约一个月时间。他们采访方式耐心而自然，像与朋友随便聊天，还带我到西安古城墙上散步，为我拍了不少照片。

文章终于见报了，果然实现了承诺，主人公没有用我的真名，而是用“白雪”代替。但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我的照片，认识我的人谁不知道“白雪”就是我郭旭呢？我心里有些慌了，担心这事情被父母知晓。但我又安慰自己：父母不会知道的，祖庵镇这么远，乡下人是不会看报纸的。偏偏事与愿违，村长家就定了《三秦都市报》，一看报上有我的照片，他就大为惊讶：这不是咱村老郭家的二女儿吗？连文章内容是什么他也没细看，就跑到我家告诉我父母：你家郭旭上报纸了！

报纸上的一行行文字，把父亲母亲惊呆了！他们急匆匆赶到西安来找我，一见面母亲就泪流满面，向我求告说：“你不做这个事了好吗？跟妈回家，妈养鸡卖鸡蛋养活你！”父亲则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恰在这时，《三秦都市报》的记者打来了电话，说是他们的文章见报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准备要采访我。我忙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对她说我走的是正路，不然中央电视台怎么会派人来呢？正这么劝慰母亲，电话又响了，是陕西电视台打来的，向我问好，并说他们也准备做我的采访节目。

两个电话帮了我的大忙（虽然这两次采访都没有进行），我一遍遍劝妈妈，才终于把她老人家的泪水劝干。当天父母就又返回了村子，我送他们到车站，临上车时我见妈妈又哭成了泪人，就止不住自己也用双手蒙住了眼睛。

我决定回家一趟，看望我的父母。

坐在回家的客运汽车上，我与读初中时的一位男同学不期而遇。他故意提高嗓门大声问我：“郭旭，听说你当了脱衣服的人体模特了呀？”全车人的目光都一起像利箭射向我。我什么也没回答，只觉得无地自容。

回到了家，从镇子上走过，遇到的都是人们异样的目光，听到的是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我这才体会到父母亲在家中遭受的精神压力，感到太对不起他们了。窗户纸被捅破，我就这么“出名”了，悔不该接受报社采访。我已被逼上了一条绝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也不知路的尽头能否见到光明？

踏进家门，父亲，母亲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母亲强装笑颜，忙为我做好吃的。一家人闭口不提“模特”两个字，更不提乡亲们的非议。热腾腾的稍子面端上来，妈妈坐在我身边催我多吃点。妈妈呀，女儿欠你的太多太多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什么时候我才能让母亲的脸上再没有泪痕？

重返西安，父亲送我到车站，临别之际，一直沉默的父亲才终于开口。话不多，却一字一字掷地有声：旭啊！爸相信你！爸了解自己的女儿！

爸！我亲爱的爸爸！女儿此时此刻真想长跪在地，深深地给您磕头行礼„„

给我带来精神安慰的还有许许多多我素不相识的人。《三秦都市报》的文章 被多家媒体转载了，全国各地的读者通过报社给我寄信，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南京市的一对教师夫妇还给我汇来了２００元，他们在信上说：“我们支持你，希望你不要放弃自己的事业。你收入不高，我们寄去微薄的２００元聊表心意。”我给他们回信表示感谢，心里念着他们，想到如果我今后若有幸见到他们。我一定以女儿的名义喊他们一声“爸爸”、“妈妈”！

八 一双肮脏的黑手

有这么一个大学老师，我不想提及他的名字。当然，他也不会希望我点到他的名字。他是西安美术学院的一个系主任。有一天他找到教具科，对我们科长说他想单独画我，科长征询我的意见，我想都没想便答应了。系主任要单独写生，一定是教学或者创作的需要，况且他是个长辈，他若有女儿，年纪应该跟我不相上下。

他把我带到他租用的一间小房子，他说这里是他进行创作的画室，是艺术的天地。但这艺术的天地光线太暗淡，进屋后给人黑糊糊的感觉，有一盏电灯，但灯光微弱。在屋子的尽头放着一张单人钢丝床，系主任随手把房门关闭，对我说：你开始脱吧。

我心里有些慌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一想到他是美院的老师，况且又是个系主任，便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得罪老师。

“老师，这么暗你怎么画呀？有没有亮一点的灯泡呢？”我用尽量友善的口吻对他说话。

他却不吱声，径直向我身边走来。

“老师，今天你要画什么？”我强作镇静，继续与他搭讪。

“你先把衣服脱了，你脱了我看看才知道画什么„„”

我假装脱衣服，但动作却迟迟挨挨，因为我已看到他眼睛里不怀好意的目光。果然，他迫不及待地走过来了，伸出一双肮脏的手就在我身上乱摸！我想放声大喊，但没有用，现在正是上课时间，他的出租屋周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喊给谁听呢？但是他也太小看我了，他以为他是系主任，我只是个模特，他一伸手我就会屈服，就是不屈服也逃不脱。他完完全全想错了！我是谁？我是个在穷窝里长大的农民的女儿，我的一双手拣过破烂，端过盘子，但是这十根手指伸出来干干净净也坚强有力，决不接受嗟来之食，更不会在威逼面前颤抖！我猛地一用力，猝不及防之际，道貌岸然的系主任便被我推了个趔趋，我疯一般逃离了他的黑屋„„

这事让我想起来好后怕，如果当时我反应不及时心里一慌乱，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所受的屈辱还不敢对人讲，只能哑巴吃黄连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一旦说出 来，结局只能适得其反。一方是大学系主任，“艺术家”；另一方只是一个穷模特，不明真相的人不仅不会同情你，反而会认为你在勾引有地位有势力的人。

这一双黑手让我变得心灰意懒，再走进美院大门时脚步总是迟迟疑疑。而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把我带到了又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世界。

打电话的是《三秦都市报》采访过我的摄影记者，他说西安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邀请我去拍人体艺术照片，问我愿不愿意。

如果说，在我做美术课堂上的人体模特之前我对这一行还耳有所闻的话（小时候看过电影《画魂》，知道著名女画家潘玉良就是人体模特出身），那么我对人体摄影就是完全陌生了。但是经过与摄影师们的交谈，我才知道这门艺术也是高尚的艺术，国外的艺术大师们早已创作了许多这类的艺术精品。因为我当时的心情正不好，也想找一份新的工作做做，就答应了。

第一次被拍摄，其紧张心情不亚于第一次做写生模特。

摄影棚里只有两个摄影师，一直都提醒我放松，不要紧张。但我就是无法放松，在他们一次次指导下机械地做着动作。头偏过来一点，往下面看；再高一点，身体转一转；腿伸直；注意表情„„越指导我越是无所适从，整整折腾了两个小时脸上没见过一丝笑容，就像是跟谁在赌气。

但是摄影师们没灰心，依然热情鼓励我。

一周之后，几位摄影师带着我和另一个女模特到陕西、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韩城市拍摄外景人体作品。这里远离西安，摄影师们选了个古老的村寨为背景。进村之后，村里的支部书记出面干涉，说我们简直是伤风败俗，坚决不让拍摄。摄影师们就给支书做思想工作，上艺术课，但支书一概地摇头摆手。眼看已磨到下午时光，光线越来越差了，摄影师就采取了金蝉脱壳之计，让化妆师与摄影助理缠住支书，继续与他磨嘴皮，其他人悄悄溜开抓紧拍摄。但是拍摄效果不理想，连我自己也为自己的表现摇头。

第二天我们到了人烟罕至的黄河边，带队的摄影师突发其想，让化妆师把我的身上涂满银粉，把另一个模特身上涂满金粉，并在我们身上画出了龙风图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艺术，但是既然已经来了，并谈好了拍摄协议，只好照办。

半个月后，我们一行人又到了宝鸡市。摄影师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艺术构思，争论热烈，后来拍出来的照片全是模仿国外大师的作品。

拍摄了一个下午，模仿了一个下午，累得人困马乏。刚休息没多久又要上路，要连夜赶到名叫“红河谷”的下一个拍摄点。

晚上11点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清晨6点钟就被叫醒投入拍摄。虽然是夏天，但是山里的风吹在身上仍感到寒冷，我穿着一件蓝色大褂就出门了。我们沿着崎 岖的山路，一边走一边拍，以山林、小溪、低矮的土墙做背景。在溪水里拍摄，水冷得刺骨，但我还必须按摄影师的要求做出怡然自得的表情，与水中的鱼嬉戏，使照片拍出“美人鱼”的感觉。

一路拍摄，我们来到了最重要、最美丽的一个景点。这里有一处瀑布，三股飞泉像白绢一样从天而降。好像是回到了原始社会，这里不见行人，正适宜拍摄，但是预先也做好了准备，带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纱，一来可以为拍摄所用，二来可以以防万一，万一发现有人来，来不及穿衣服就先拿纱裹住身体。

我在瀑布下摆出各种姿势让摄影师们拍摄，一步步移向潭水的深处。当我用脚板探路走向最大的一股瀑布下时，意外的事发生了：两脚在苔藓上一滑，“扑通”一声身体倒下，脑袋就撞在了冰冷的岩石上！我慌忙爬起来准备上岸。这时，就见摄影师们都瞪大了眼睛比划着手势向我喊着什么。瀑布的“哗、哗”声太大，我听不清他们在惊呼什么。又见一位摄影师迅速向我跑来，拿一条白纱巾裹住我的脑袋。我这时才感觉到额头在剧烈的疼痛，再看自己的手，满手都是鲜血！

原来是我受伤了，右额头碰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险些碰到了眼睛！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扶我下山。到了山下却找不到医院，连最简陋的诊所也没有。好在摄影组自己有汽车，便急忙开车奔向县城。一个多小时后赶到县医院，立即对我进行治疗。清洗伤口、缝针，我忍着疼努力配合医生。没有打麻药，一共缝了6针，我眼睛望着医生，一声也没呻吟。手术结束，给我打针、输液，医生对我说：“你很勇敢，比小伙子都坚强。”

输完液我并没有住医院，而是被送回旅馆休息。拍摄工作因我受伤而中断，我感到很内疚。安顿好我之后，摄影师们带着另一个模特继续工作。当晚，我乘宝鸡到西安的大巴回到西安。手里拿着500元钱，这是此次活动我得到的劳务费。

九

离开西安来上海

2001年的寒假结束，教具科通知我到西安美院上课。

大概是在5月份吧，科长给我排课排到了美院附属中学。自从来美院之后，我还没到附中上过课，不知道中学生们会画些什么。

还好，不是画人体，只是画头像素描。我静静的坐着，让他们一堂课一堂课地画下去。

第四天上课时，我发现下面有学生开始指点我，并且在议论我什么。我侧耳细听，原来他们在评论“白雪”的行为。白雪，这就是《三秦都市报》报道我时给我取的假名，但名字假人不假，现在就坐在中学生们面前了。他们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因此就声音越说越大，有意让我听见：“脱光了衣服让那么多人看，嫌不嫌丢人啊？脸皮真厚！” 犹如五雷轰顶，我惊呆了！眼前这些天真无邪的学生，他们都生活在崭新的时代，为什么也这样鄙视人体模特？还有什么悲哀比从他们口里听到这样的话更悲哀？

这一课没上完，我借口说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了教室。

第二天，我也再没踏进西安美院的校门。

早已萌生的愿望此时变得清晰，变得坚定，我要到上海去！

上海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这一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国际大都市领改革开放之先，人文荟萃，精英聚集，到那里去为艺术献身，决不会被人歧视。

2001年8月，风尘仆仆的我出现在上海外滩，面对滔滔黄浦江，凝视浦东新区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雄伟建筑，我的心像长了翅膀想要飞起来，飞向那蓝蓝的天空！

还正在暑假期间，我先把自己安顿下来，租了房子，有了一个寄身之地，并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酒吧里当酒水促销员（这也是我的“老本行”了），然后就打听上海美术学院的校址。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大都市办事就是方便快捷。我打一个电话给“114”，得到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电话号码。再打一个电话给美院，又问到了地址。要想问怎么坐车去，也可以打公交咨询电话。我坐车，转车，实地考察了一番，弄清了路线，等待着时机。

一周之后，我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报名，落落大方地告诉说我想应聘人体模特，并讲了我在西安美术学院的工作经历，呈上我的几张人体照片请老师们“面试”。正好美院的副院长张培础教授也在场，看了我的照片说：先来试试吧，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到研究生班来上课。

就这样，我成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模特。因为我是初来乍到，给我安排的课程很少。我晚上在酒吧打工，白天就抽空跑各个设有美术系的大学，想多找几份模特工作做。上海的房租贵，花销大，我需要挣更多的钱。

我跑了几所大学，反应各异。有的接待者礼貌热情，看过照片后说：“你留个电话吧，需要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有的则把我的人体照片视为“毒品”，厌恶地呵斥道：“拿走拿走，统统给我拿走，什么东西！”

原来上海也并非遍地都是精英，也并非是一个世外桃源。

但上海毕竟是上海，单说付给模特的工资，就远远高过西安。在西安美院，做肖像模特一小时付工资3元钱，做人体模特一小时8元钱，平均下来一天最多能做4个小时，一个月下来，除去双休日，就算是出满勤干满点，做肖像模特的 收入是200多元，把房租一交连吃饭钱也保证不了。而做人体模特，一天可多挣20元，这就难怪那么多模特要争着做人体模特。如果你是个富人，如果你没尝过贫穷的滋味，那么就请你宽容一些，大度一些，不要动不动就瞧不起下苦力的“下等人”，更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们“下*”！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给模特的工资待遇让我惊喜：做肖像是每天80元，做人体是每天140元。而若被画家们请去做人体模特，每日付工资也都在120元以上，有给130元的，有给150元的，最多的给200元。这样，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当然，这是我按出满勤来计算，但每个模特都不可能天天有课程安排）。

我必须另外打一份工，继续当酒水促销员，白天晚上两头忙，身心疲惫，更深切的感受到了“打拼”二字的沉重。

就是在这不堪重负的精神状态下，我走进了上海人体摄影的领域。

我得感谢我的一位老师，他的名字叫沙龙。

沙龙，这个名字我刚刚听到的时以为是一个艺术家们的聚会场所。

是他把我带进了有别于西安的、富有上海特色的摄影棚。

摄影棚很漂亮，布景，灯光，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而沙龙对艺术的要求也是一流的，教给我很多知识。我应邀为他做模特。他让他女朋友亲自为我化妆（他女朋友在上海也是小有名气的一位化妆师，我有点崇拜她）。经过他女朋友一双巧夺天工的手一打扮，我简直不敢认识自己了：我怎么会变得如此漂亮？艺术的力量征服了我。

从此我步入了人体摄影的圈子，毕竟我在西安时涉足过这个圈子，说不上是轻车熟路（有许多知识都得从头学起），但也不是太生疏。

也就有了与林路老师的合作，拍照片，办展览，签名售书，直到这一次在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摄影大赛。

十 看守所三日

被关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才知道昨晚问我是“怎么进来”的“班头”是因为吸毒贩毒被关押，过一段时间还要送往劳教所。其他的女犯人，有贩卖黄色碟片的，有设地下赌场的，还有卖淫的。与这些人为伍，我不能不感到悲哀。

早上6点起床，排队等候刷牙洗脸。洗漱完毕，“班头”递给我一张“监规条例”，一共有9条，叫我一条一条背下来，早饭后要接受检查。

接着“班头”又给我分配工作，命令我擦地板、洗刷厕所。因为我是新来的，这些活就该我干。我也没有抗拒，也不能抗拒，叫我干，我埋头就干。

早饭后警官果然来了，叫我们背“监规”。每个犯人都能熟背下来，但我不行，只能照着条文念一遍。警官并没有为难我，又一次对我网开一面。

背完“监规”就开始手工劳动。程序很简单，是一件什么工艺品之中的一道工序：用钢丝粘上胶水，穿在一个有指甲盖大小的木制的圆球上。大家都很乐意参加这一劳动，觉得这样可以打发时间。干了一会儿我也有同样的体会了：是啊，挤在这一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如果不做点事情，你望我，我望你，这分分秒秒怎么熬下去呢？

中间我被叫出去一趟，一位女警官帮我把长指甲剪掉了。

午饭后睡觉，下午两点钟起床。天气酷热，警官们送进来冰块降温。冰块分装在3个脸盆里，一字在牢房里排开。

昨晚进来时，“班头”发给我一件囚服，还给了我一条旧毛巾，一只旧牙刷。他说这是她借给我的，明天买新的要还给她。今天她果然向管教人员汇报说我要买一些日用品，费用从我带来的钱中扣除。我买的东西送进来了，一共花了50多元，有新毛巾，牙刷，肥皂，手纸等等，但我只得到了一管牙膏和半块肥皂，其余的都被“班头”据为己有了。

这方小小的天地，也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舞台”。

第三天，一起床照样是我洗厕所、擦地板。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女犯开始悄悄嘀嘀咕咕对我说悄悄话，详细介绍谁谁谁是卖黄色碟片进来的，谁谁谁又是怎样借“敲背”为名干卖淫之事进来的。听起来我觉得好复杂好可怕，自己在这里还是少说话埋头多做事为好。

第四天我的境况就有了改变，因为我今天就可以出去了，早上洗厕所，擦地板的活没再分配给我。上午做手工活，有三四个女犯主动与我搭话，请我出去后帮他们给家里打电话，还有人要求我留下手机号码，以后好联系。我说我记性不好，怕是记不住那么多电话。又说我手机坏了，还没买新的。我这样推托，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我感到有些过意不去，继续努力做活路，并且在中午时主动扫地擦地板。

午睡后，管教送来了绿豆汤。喝完绿豆汤，我心里感到凉爽，也很激动，因为我今天就可以出去了。

一个下午我都在等待，等待眼前的铁门被打开。我提前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衣服。我又把囚衣洗干净，把它晾起来。等啊等。一直等到开晚饭的时间。我吃不下，比刚近来的时候更迫切地渴望自由。晚饭过后，铁门终于开了，我望一眼“牢友”们，跟着警官迫不及待地迈步走出。我被带进一间询问室，几名警官在这里等候我，要对我进行一次例行谈话。谈话内容是问我做了多久人体模特，对这一次拘留有什么想法，今后应当怎么做等等，前后时间大约有10分钟左右。谈话之后又对我进行了一番身体检查，看看我有没有帮其他在押犯人带出去什么纸条之类的东西。我庆幸上午拒绝了那几位“牢友”求我帮他们给家里打电话的要求，若不然我现在就难过关了！

走出看守所大门，抬头之际我心里一热，泪水在眼圈里打转：林路老师接我来了！同行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林老师的学生，另一位是我和其他很多人体模特的经纪人。

我们乘车来到徐家汇，林老师说要请我吃饭，替我压惊。走进一家饭店，迎面是一支巨大的红色蜡烛，三个人说这里好，可以除除晦气。坐下我就喝酒，劝也劝不住，直把我自己醉得一塌糊涂。回到出租屋后，我彻夜失眠。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仍然是神情恍惚，两天三夜的时间里我只睡了5个小时。

十一

大上海也并非世外桃源

后来我才知道，星光摄影器材批发市场的部门经理也因“人体摄影大赛”的事被拘留处罚了，时间是5天，比我多两天。并且我也知道了，他们主办的这次活动既没经工商部门批准，也没呈报文化市场管理部门。但是我心里仍是不平衡：这些事与我有什么干系呢？我怎么会知道这场筹备了许久，被称为是“上海史无前例的艺术活动”会是没经过批准的呢？这一切内情我怎么会清楚？我为什么要代人受过？

媒体并没因为我的被拘留而把这件事淡忘，7月28日，上海的《上海星期三》报以《人体模特被拘留前后》为题对“人体摄影大赛”**做追踪报道。文章这样写道：

此次人体摄影比赛的策划者兼评审，是上海师范大学广告与网络传播系的老师林路，林路在圈内颇有名气，他是著名的摄影评论家，也是沪上较早从事人体摄影的专业摄影家。

林路与郭旭已合作多年，今年初林出版的《中国名画与现代人体》一书，模特就是郭。

当初策划该活动时，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事情会弄成那样。“当初只是想给人体摄影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氛围，让一部分专业人士带动业余摄影爱好者进行人体摄影创作。”

热衷风光摄影的林路对于人体摄影艺术也是情有独钟，曾因为拍摄人体艺术三次被“请进”公安机关。在提到网上一些评论时，林路显得有些激动：“这完全是恶意炒作，片面的夸张。当时摄影师们都很积极热情，我在给模特设计造型，有些老练的摄影师就很热心地向周围的人传授拍摄经验。”

文章接着写道：

当记者问及模特当天的穿着时，活动当日模特化妆室的负责人王女士一阵沉默：“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过去就算了，我也不想再提它了。”

商场当日到底是否实施了封闭措施？就此疑问，记者来到了该商场经理室，办公室内一位男子以接到上面通知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记者又试图电话采访商场负责人周某，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听说从拘留所出来之后，他就换了新号码。记者在实地采访中了解到，与比赛场地相邻的花之都婚纱店当天没有清场，而生意不错。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当日活动的参与者。《东方早报》的摄影记者许海峰，是当天下午赶到现场采访的。据他说，从那天现场大多数人都是长枪短炮专业式装备来看，来的应该都是些摄影爱好者。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媒体摄影A先生告诉记者，报名者中有些手持家用数码相机的连发烧友都算不上。最让A先生惊讶的是，现场居然还有人用200毫米长焦镜头拍摄。“有点摄影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专业相机，拍摄全身照至少要站在五六米甚至十米开外，近距离只能拍局部，真不知道他们是拍哪个局部？！”

在采访中，专业摄影记者们无不流露出对这次比赛照片去向的担忧，对模特的肖像权是否能得到合法保障表示担忧。

感谢记者提到了我们的肖像权，把我们也当作“人”看待。而那些手拿家用数码相机、掏50元就混进“大赛”场地的“艺术家”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艺术”良心何在？

从2004年7月到今天，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但我心灵的伤痛仍未平复。我常常感到迷茫，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怎会忘记在西安时遭遇的那一双黑手！但是，谁又会料到，在美丽的大上海，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依然存在！

那是在2002年初，几位老师邀我做他们的人体模特，到他们各自的画室去作画。这一天，几个人约好，一起到XX老师家里去画。

这个XX老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远，我换乘了4次公交车方才到达。老师们都已到齐，正等候着我。天气很冷，进屋后XX老师就热情接待我，对我说：“你先到卫生间洗个热水澡吧，洗好了我们再开始。”我想起前些日子在与这几位老师闲谈时无意间说到我住的地方洗澡不方便。XX老师居然记在了心里，令人感动。

他的好意我没有拒绝，洗完热水澡他们开始作画，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工作结束，我还没换好衣服，XX老师就急着把其他老师送出家门。回过头来，他

突然走到我身边，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对我动手动脚。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我身处逆境，又不敢莽撞行事，便笑着说：“老师，你真会开玩笑„„”边说我边迅速扣好衣扣跑到了门口，他却一把拉住我，嘴巴伸过来要亲我。“畜生！”我心里一声怒骂，抡起巴掌，毫不客气地摔给他一巴掌，然后夺门而逃！

还有一个画家，请我到他家做人体模特。他是个夸夸其谈的人物，对我大谈他的画如何有艺术价值，他又如何与当今的大画家们来往密切。谈着谈着就转移了话题，说我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当人体模特太可惜了，如果被一个有成就的男人包养起来收入会更高。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就故意拿话应付他：“我没哪个命，或许我生下来就该做人体模特，谁要我喜欢这个职业呢？”他以为我动心了，大胆说道：“你今晚留下来吧，你陪我一晚上我给你200元。”

妈的，你想得倒美，你以为我们人体模特是什么人，是可以任人欺凌践踏的吗？我便用讥讽的口气说道：“200元？你给的好多呦！”

利令智昏的他竟没有听出我是在讥讽他，厚着脸皮问我：“那你想要多少？”

我必须学习阿庆嫂，与这个草包周旋才能保护自己。我回答：“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更加以为我是上钩了，便问道：“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开个价，我给你！”

“我不知道该怎样衡量这样的价值，你出去找个三陪女给她们多少钱？”

“我才不喜欢三陪女呢，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干净！”说着话，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不停地问我“考虑好了没有”。

我说：“你别急，我先去一躺卫生间。”进了厕所，我忙锁门，给一个朋友打了个手机，请她在3分钟之内打电话过来解救我。

走出卫生间，我继续与色狼斗智斗勇。他继续着刚才的滑头，催问我同意不同意留下过夜。我吱吱唔唔回答着，手心开始出汗，紧紧地握着手机，等待着铃声响起，时间简直太漫长了„„

色狼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伸手开始摸我，并准备解我的衣服。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犹如惊天动地一般！我忙对着手机大喊大叫：“快！你们快来！我在XX小区XX楼XX房间！”

色狼一下子懵了，他以为我打了“110”，马上就会有民警赶来抓他。于是他恼羞成怒，巴不得我快快离开，咬牙切齿地骂我：“你给我滚，快滚！你以为你有多清高吗？你以为你是什么？天天脱衣服给人看，你还知道羞耻吗？你跟那些三陪女有什么区别？”

呸！伪君子！既然你说人体模特脱衣羞耻，你为什么要对着她们画画？你自

己羞耻不羞耻？我当然只是在心里反驳他，哪有功夫又哪有心情跟这种假善人争辩！

他色历内荏，慌张地催我“快滚”。我突然伸手说道：“拿钱来！”他脸上立即显出*笑：“拿什么钱？我又没睡你！”我义正言辞地回答：“拿我的劳务费！你今天画画还没付费！”

他像抓住了我的什么把柄，嘲笑声更加刺耳：“哼！我还以为你是个圣女呢，原来还是要钱的呀！拿给你，快滚！”

我接过了100元钱，这是我的正当劳动所得，我凭什么不要？

我终于逃离了狼穴，但是心里依然是紧张的，脑袋在门框上撞了一个大包。坐在出租车上，我还心有余悸，催促司机开快些，好象害怕身后有歹徒来追赶我。回到出租屋，我才松了一口气，关着门哭了一场。

还有一件事，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

记不准是哪一天，只记得是个夏季的日子，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课，午休时间跟学生们一起出去吃饭，路过静安寺地铁站出口处，发现一个女乞丐正在乞讨，一位学生对这位女乞丐产生了兴趣，便上前搭讪：“请问，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模特呀？让我们画画你，我们还可以介绍你到学校做模特，你就不用天天在街头受苦了！”

“多少钱啊？”乞丐问。

学生看一眼我，示意由我来回答。我就对她说：“像你这样的，在学校做一天大概80元左右„„”

话还没落音，就见女乞丐不屑一顾地撇撇嘴：“80元？80元算啥？没有2000元谁去啊！”说完就扔下我们扭头走了。

学生们对我耸耸肩膀，而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冰块，好悲哀的我，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不知内情的人误以为人体模特收入高，工作轻松，而实际情况是收入不高工作也不见得轻松。在课堂上，人体模特摆好一个姿势，要做到长时间一动不动，这是很苦，很累的！记得我在西安美院第一次上人体课时，最难度过的难关倒不是害羞，而是怎么熬过漫长的一个课时的时间！虽然我当时摆的只是一个侧身姿势，但浑身上下依然象被针扎、被虫咬一样难受。手脚不能动，身体不能动，连呼吸都感到窒息。好在我是侧着脸，便不停的咬牙、眨眼以减少痛苦。最后，我忍无可忍，闭上眼睛数一二三四熬时间，最后竟然在台子上昏昏欲睡，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模特台是我们的工作岗位，同时也是限制我们自由的地方。走上模特台，我们必须按教学要求摆好姿势，不能乱动，不能说话，有时甚至连出汗的权利也不许拥有！记得那是个天气特别酷热的夏季，研究生班的几位学生画油画人体写生，因为教室不通风，并且弥漫着松节油的味道，我的好几位同事都因站立太久加上松节油气味的刺激而在课堂上晕倒。我虽没晕倒，但是一连画了三五天的立姿，把两条腿都站肿了。我努力坚持着，但松节油气味太浓，使人直想呕吐。我仍然使自己站稳，脸上、身上便虚汗淋淋。这时，就听一个学生粗野地怒吼道：“模特，把你身上的汗水给我擦干净！全是汗珠子叫我们怎么画？”我走下模特台，走进用木板隔开的换衣服的地方，我擦赶了汗水，但是却擦不干滚滚流淌的屈辱的泪水„„

这人体模特，还有热情再做下去吗？

十二

前面的路还是有光明的

但我却又下不了决心割舍。

这种难舍之情并不是像抽烟成癖的人，因为做人体模特毕竟不是抽烟，抽烟完全是有害无益，而身为人体模特的我，从西安到上海，遭遇过冷眼，遭遇过尴尬，但也得到过许多的理解与支持，得到过承认和鼓励。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这一行的艺术价值，不管有多少人误解，这种价值是不可抹掉的，也是其他任何“教具”都不可替代的！

每一份关怀，每一份理解，每一份鼓励，点点滴滴，哪怕只是一句话语，一个笑容，一瞥善意的眼神，一声平常的问候，都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都是我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深深地打动我的心，值得我珍藏。

忘不了南京那一对人民教师夫妇写给我的信和汇给我的200元，那不仅仅是200元，那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最美的情感！

忘不了许多学生和许多正直、善良的老师对我的肯定。他们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黄阿忠教授曾对《新民晚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刊登在2003年11月30日的《新民晚报》“夜光杯·人生”副刊上，我已能一字一句背下来，成为我的一笔精神财富：上世纪二十年代，刘海粟为画人体模特儿之事同军阀孙传芳打了官司。“文革”后恢复模特写生，一开始，社会还不太理解这个职业。然而现在，大家已经熟悉人体模特这个工作。小郭是我们学校的专职模特儿，我上课时，曾请她来做人体模特。这个职业的要求，模特必须对其动作、形体要有节奏、韵律等感觉。通过上课，我发现小郭有这个感觉。在模特台上，小郭一个抬手，一个转身，都全然一个职业模特的把式。我想，这同她平时的努力分不开。因为模特儿也是需要学习的。

同时我也常常能听到有识之士的呼吁之声。例如《深圳特区报》记者李蕾采访过我，她在这家报纸上写道：

奉献的是美，然而美丽又忧愁的白雪（白雪就是我）在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好几次都潸然泪下，笔者面对这位柔弱善良而又纯朴的农村女孩有点不知所措„„面对这样一位纯洁透明得像白开水一样的女孩，我只想哭却没有眼泪„„作为一个美院的专职人体模特，生活却落魄到了乞讨的地步，这难道仅仅是模特收入低的缘故吗？

李蕾姐姐接着又写道：

翻开中国美术史，自1912年刘海粟创办我国第一间画室算起，人体模特在我国已有80多年的历史，然而到了今天，人们去艺术院校做人体模特还要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事，他们的待遇之低令人惊讶，而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世俗偏见的压力远远超过了物质生活本身的压力。在采访中，笔者问美院的艺术学子们，自己或自己的女友或男友去干人体模特，他们会如何面对这一现实？他们的回答都是坚决反对，理由是人都是自私的，那么别人的女友或男友都可以做人体模特，为什么轮到自己就坚决不行呢？

而且，很多美院的学生从心底压根就看不起人体模特，这是很多模特放弃这个神圣的职业远离艺术而去的原故。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培养人体模特的学校或者机构。随着艺术的发展，艺术本身也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专职人体模特，而干模特收入低还不被人理解，所以就出现了整个绘画艺术领域里缺人体模特的现状，于是乎艺术院校就只好雇一些要价低廉的人来凑合着用，这样下去中国人体模特的命运和中国艺术的前途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感谢你，衷心地感谢你，尊敬的记者李蕾姐姐！

我还要提到我的知心朋友晴晴，她是个勤奋好学又长得纯洁漂亮的大学生。我在苦闷时常上网聊天，在网易的“感悟生活”里认识了她。我们常常见面，我把我的所有苦恼都倾吐给她，泪水也当面向她畅畅快快地流。她总是安慰我，鼓励我。甚至动员家人也当我的支持者。在林路老师举办我的人体摄影展哪天，她来了，她妈妈也来了！母女二人把一大束鲜花送给我，她说道：“我代表我们全家还有‘感悟生活’的所有网友祝贺你，我们永远支持你，努力啊，你能做得更好！”我上前与她拥抱，想说的话太多太多，最后却只在她耳边吐出两句：“谢谢你，我今天太高兴了！”

2004年年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召集10余名签约模特开会，总结全年的工作。没想到德高望重的大学党委书记薛玉良也来了！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这么大的一所大学，数不清的院系，而一校之长的薛书记竟忙里抽闲来给我们这10 余人开会，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鼓励。并且，薛书记还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我们对教学、对艺术事业做出的奉献。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班车的变化。学校的班车用来接送教职员工们上下班。从前，这班车是不许模特走上去的，因为模特不属于职工，只属于“教具”。既使勉强上车了，车上的人也会拿白眼待你，你只能自惭形秽地龟缩在一个角落。当然你更不可能有座位，座位不是属于你。你若没有自知之

明坐下来了，立即就会有人喊你起身让座。有一次，一位女模特想上车，车上的人不允许。这位女模特向身边的一位老师求助：“老师，这校车我们不能坐吗？”老师莫名其妙的一笑，又莫名其妙的回答说：“好像是不行吧！”这位女模特很年轻，初来乍到，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最终只能望车兴叹。还有一次，另一位女模特不仅上车遭拒，并且遭到车上人挖苦臭骂。女模特忍无可忍，就追着班车也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就骂什么话（文明高尚的行为，也如鲜花一样，是需要适应它生长的土壤和阳光雨露的培育的）。骂过之后自己心里并不轻松，从此不辞而别告别了课堂。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经过教务处的协商，并给车队支付了一笔经费（一年1.6万元），模特们也享受到了教职工的同等待遇，可以高高兴兴地乘坐学校班车了。

促使我下决心继续在“人体模特”这条崎岖路上坚定走下去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我自己对这一不被外人理解的职业有了一步步深入的理解。虽然在个别人面前我受到过屈辱，但我从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那里得到是尊重，他们也引导着我去追求艺术之美，去体味人间的真善美。当我走向模特台时，我感到，我的身体已不属于自己，她已献给了艺术。我相信我的身体是美丽的，足以唤起艺术学子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能征服那些转瞬即逝的邪念，升华他们的艺术灵感。如果说我们是“教具”，那么我们这些活教具的艺术价值是远远超过维纳斯、大卫的石膏塑像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美术大师否认人体模特对艺术所做的巨大奉献。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但却又合乎情理：当一个人（无论是男还是女）赤身裸体站在大街上或从街上跑过时，人们一定会耻笑他（或她）是疯子。但是，当你为了艺术而脱得一丝不挂走上模特台时，你是神情，你的心灵，你的身体，这一切，有谁能否认它是美丽极致呢？我可以自慰地说：“我们是‘教具’，但我们是美丽的‘教具’。”

从老师的从严治教到学生的学以致志，我感悟到人体课的重要性。人体课程是画家的必修课，尤其是人物画家。人体课程不仅仅是教会学生掌握再现人体绘画技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无论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还是意大利的米开朗基罗，都是从人体模特儿那里获取灵感，再以模特儿为原型，进行创作，由此产生无数件震撼心灵的旷世作品。我时常想，如果没有一大批勇于献身于艺术的模特儿队伍参与画家的行列中，那么以任务为主体的艺术作品会是怎么样的呢？

人体艺术理应永远和美丽相伴，如果你想撩开它神秘面纱，那么，就请你回报它一颗美丽的心灵。

十三

与俄罗斯画家的一次交往

我要把这个美好的故事列为单独的一章讲给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虽然这一章节篇幅不会太长。

故事发生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人公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头，高高的个子，略有些秃顶，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是一位俄罗斯画家，名叫索罗明，前来“上大”进行学术交流，身边带着一位女翻译，一位女模特。女翻译已是满头银发，看上去比索罗明还年长。女模特还年轻，35岁左右。听女翻译介绍说，这位女模特在俄罗斯国内很有名气，她还是个电影明星，拍过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电影明星当人体模特？我们听起来真有些不相信，但内心受到的触动难以言表。

这位电影明星模特开朗大方，我们很快就喜欢上她。她告诉我们，她喜爱人体模特这一职业，非常非常喜爱。她与他的“上司”索罗明交谈，彼此十分融洽，看不出有什么身份的高低之分，就像是和睦的一家人，画家是慈祥的父亲，模特是备受关爱、呵护的女儿。

站在一旁的我们，羡慕得只觉得一阵阵心跳！

俄罗斯女模特迈着愉快的脚步走进教室，欢迎中国的学生们画她的肖像和人体。做为学术交流，索罗明老人向校方要求让我做他的模特。一共安排一天的绘画时间，上午画人像，下午画人体。

这是一次难忘的艺术合作。教室里播放着俄罗斯的乐曲，老人手握画笔，像是在指挥一场音乐会的演奏，自信、快乐、风趣、慈祥，沉醉于艺术创作的美妙境地之中。他点头向我表示谢意，通过女翻译告诉我放松身体，如果觉得累了就多多休息。《三套车》的乐曲响了，他似乎特别喜爱这支古老的俄罗斯名曲，情不自禁地，一边画画，一边哼唱了起来，唱得是那么专注动情，就像正驾着马车行走在故乡的原野上„„

我从没有上过这么轻松的绘画课！

临行前，他把画我的两幅画全留给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以表达对中国同行们的谢意。同时，他还为我画了一副色粉速写头像送给我，并签上他的名字。回到家我就把这张头像裱好挂在了墙上，至今这张像仍对着我小小的房间发出灿烂的笑容。每看到这张头像，我的模特同行们就会感慨地说：总有一天，中国的画家和中国的人体模特也都会像索罗明和他的模特一样笑容满面！

十四

献给曾经爱过我和仍在爱我的人们

我爱春天，我爱鲜花，我爱四季都美丽的山川大地，我爱我的家乡我的亲人，我爱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因此，我要把我的真情献给一切曾经爱过我的人，献给一如既往地现在仍在爱我的人。

我也曾经拥有过恋爱的季节，尽管它如无奈的落花随水东流而去。

我是那么真诚的爱过他，但是他头也不回地离我而去，就连轻轻地一挥手也没有留下。

因为他需要“尊严”，他不能与一位人体模特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下。

更因为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他不能违背母亲的决定。

他如今在那里？他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

爱究竟离我有多远？一厘米？还是一光年？

那段时间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可惜我失败了。我们分手了，月圆的时候我们分手了。

这真是个分手的季节吗？

其实他也不是个富家子弟，他同我一样出身寒门。如果我嫁给了他，我还需要比现在更努力的工作来营造我们的小天地。我爱他，并非贪图富贵荣华，是因为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句话，但在我听来，这句话的份量赛过一座金山！

我没有向他隐瞒我的人体模特身份。自从我一踏上大上海这一片文化热土，我就已下决心直面人生，不再用“白雪”这个假名遮盖我的容颜。2003年11月，《新民晚报》的女记者阿蓝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与教务处联系，说她想采访人体模特，没想到困难重重。没有哪个模特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公诸于众。请读阿蓝后来发在《新民晚报》的采访题记：

在联系到郭旭之前，我差点就对采访人体模特儿这个选题打退堂鼓了：一个男模特还没答应最后接受访问，就要求报纸不能用他的照片，不能刊登有关他的任何艺术作品。好不容易又选了一个女模特，在见面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发短消息说，她丈夫不同意她接受采访，希望能得到我的谅解。然而峰回路转，这个女模特又说，我给你介绍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佼佼者——她就是郭旭。

“郭旭”与“人体模特”不可分隔地连在了一起。既使是林路老师举办我的人体摄影展览，接着又出书，“郭旭”这个名字同样是素面朝天。林路在《解构经典》一书中不仅全部使用了我的人体照片，还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全国读者。他在“前言”中写道：

这里尤其感谢模特儿郭旭的合作——画册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她的拍摄为主要素材。郭旭所表现出的敬业的奉献精神和良好的专业素质，使整个拍摄过程变得非常愉快，也达到了预想中的效果。在此，向她和其他的一些合作的模特儿表示衷心的谢意。

既然我敢于无愧地面对媒体，当然也就敢无愧地面对准备与我过一生的爱

人。当我们相识之后，我就向他表明了我的职业。当他用令人感动的声音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你不在乎我是个人体模特吗？”当时他真诚地回答：“职业没有贵*之分，只有人的心灵有优劣之别！”为了这句话，我还有什么犹豫？正是这句话，使我拥有了一座金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

如今这一切都只剩下回忆。

那一天，他陪我去商场，为我买生日礼物。买的是一双鞋。价钱并不贵，我很喜欢。正为此事而高兴，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知道吗？过生日给恋人送鞋，就意味着分手，各走各的路！”

对我来说，这真如一声晴天霹雳！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回忆这些？

但是我仍然相信爱情的存在，我希望自己拥有爱情！

爱有许多种，我想也许像我这样的爱很少，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爱情。像什么？像残留在杯子里的咖啡，苦涩的同时无人问津，无人能懂！

咖啡总是会慢慢变凉的，75度不可能是永远的度数。什么事情不都是在经过最辉煌最灿烂的那一刹那之后就悄然淡去吗。能被称之为永恒的又有多少？不经意间会看到他当初发给我的那些手机短信，我的眼角为此而湿润。那是咖啡在75度时的记录，而现在咖啡最多只有25度。50度的差距让我竟有些羡慕当时的我！其实在我答应做他女朋友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在担心结局了！现在他已有了另一杯咖啡，而那一杯却正好是75度。如果这一切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我不会感觉心痛，可是温度的骤然下降使我一时适应不了。我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还在渴望用这仅剩的25度去温暖一颗已冰冷的心？也许我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我做不到伤害他，即使是一点点小小的伤害„„

妈妈，亲爱的母亲，在我流泪的日子里，最叫我想念的人仍然是您！

父亲，姐姐，弟弟，我爱你们！

面对媒体的采访，甚至面对看守所警官的询问，我可以坦然地回答我名叫郭旭，但是要让我吐露我父亲、母亲和姐姐、弟弟的名字，我的心里就会像刀割，一滴一滴地流血！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请人们理解我这一种无奈的心情，不要追问我“为什么”„„

姐姐已经成家了，他有一个安宁幸福的小家庭，弟弟即将于2005年夏季大学毕业。我为弟弟骄傲，他品学兼优，正就读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他说过，等他参加工作之后，他要供我读书：“姐姐，你还年轻，重返校园为时不晚！”

谢谢你，我的好弟弟！

妈妈，听见我在大上海呼喊您吗？

小时候我总盼望着快长大，长大后可以离开家，可以不再听母亲的絮絮叨叨，可以不再受父亲的管制，可以自由，可以独立。但是等我离开了家乡，每一次受伤之后，最终回到的地方却总是母亲的怀抱。在我失败的时候，我想到了家，想到了母亲。而回到家，见到母亲，又不肯说出自己的失败。每一次匆匆回家，原本想多呆些日子，但是看到母亲关切的目光，我就好怕，怕她看到我的失败，我的痛苦，所以又匆匆离去，像急行军似的。母亲除了勤劳无私地为全家付出之外，从没为自己想过，我和姐姐为她买一件衣服，她也要教训我们好久，说是浪费。妈妈，女儿永远觉得对不起你！

父亲，再不要抽劣质香烟了！女儿盼你和妈妈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第二篇：一个班长的内心独白

一个班长的内心独白

“来，静一静，不要说话了，我通知点事-----”“闭嘴，不要说话了，否则我要记名字了------”没有老师的教室里，同学们躁动起来，身为班长的我，责无旁怠要帮老师管好班级。也许大家会认为我很是光荣，能“肆无忌惮”的骂别人，但除了我自己，谁都不可能读出我的心声

每当老师开会，这教室就成了我的领土，但我却深深体会到“一方霸主”可不是那么好当的。记得有一次，老师去开会，要我维持纪律，可上课好长时间了，同学们的心还是不得收回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没办法，我只能扯开嗓子，像装了扩音器一样，放声大叫“闭嘴，上课了不知道？”这八个字瞬间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同学们把眼睛齐刷刷的投向了我，时间凝固了几秒后，有几个同学嘻笑起来，并说：“班长变厉害了吧！”接着便该说说，该玩玩，好像刚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而我一个人边写字边想：“我对他们一点作用都不起，我的话就像一股微风，根本入不了他们的耳朵，即使从右耳朵进了，也不会经过大脑，直接又从左耳朵传出，唉！谁能明白一个班长的心声呢？”

这也只是身为一个班长，在“执法”路上的一个小片段，更大的事还在后面。在看开学初，轮我们班值周，由我安排值周表，大家一定会想：“你可真好，想把自己安排去哪都可以。”但对于我来说，这工作既费脑力，又费体力。我和几个人同学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排出了一份表，可到开学，它却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大家把这张表进行了接力棒传看，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以后，大家一涌而至，都想换位置，我真是左右为难，但为了不让这张纸四分五裂，我做出重大决策：“坚决不给改！”无论是谁，我都拒之门外，就这样得罪了不少同学，他们一见到我就不给我好脸色，我心里十分委屈：“我招谁惹谁了，这也不全是我的错啊！唉！谁能明白一个班长的心声啊！”

作为一个班长，似乎很光荣，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悲伤、委屈„„

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人，内心却有可能承受着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苦。

第三篇：一个班主任的内心独白

一个班主任的内心独白

一个班主任的内心独白

是的，我是一个班主任，世界上最小的主任，但我却拥有世界上最最宝贵的财富：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从接触你们的那一刻起，我就暗暗发誓：我要让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教育下有所改变。当然，我深知，我没有老教师带班的经验，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付出总有回报，只要我足够足够努力，即使是坚硬的石头也会开花。

我真的是很努力，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导致某个孩子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曾经咨询过很多有经验的班主任，他们总是说，要想让你的学生听话，就不要天天给他们好脸色看。但我想，孩子们本来学习压力已经够大了，我想让他们因为我的笑脸变得轻松些，所以我喜欢微笑，喜欢用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人。每每看见你们，我有一种发自内心地快乐。我爱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即使是最调皮的学生。跟我交往密切的老师总是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开心吗？”“那就是当你提到你学生的时候，不管是生气的还是愉快的，只要是经你的嘴说出来，感觉都是那么快乐。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所有精力都倾注到学生身上呢？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呀！”每次听到这里，我都是一笑了之，不以为然。是的，她们说得没错，提到你们大家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因为，现在的我，生活的重心就是你们，你们是我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个学期，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班的政教综合成绩始终位居年级前列，但班级成绩期中期末都排名年

级倒数第一，主要原因是同学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饭后不能及时复习，加上懒惰怕动脑经，从而导致我们班优生不优，潜能生一大堆的恶性现象。我曾经因为此事大声呵斥过你们，你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之所以没有过分追究，是因为我想，360行，行行出状元，我不想跟其他老师一样把成绩看的那么重，不想过分的要求你们都要使劲学，拼着命学，非要你们考到年级多少名多少名才肯罢休，我只要求你们尽力就好。但同学们你们到底尽力了没有？更我没想到的是，这学期我们班有些住宿男生竟然在厕所偷偷吸烟，偷拿自己家的手机在学校变卖，有的女生说不准带手机来学校，还是带进宿舍晚上打电话影响他人休息。更有甚者，干一些令人不齿的事情。也是到此时此刻，我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职，作为班主任，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些并适时制止，事实上是在害你们啊。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怨恨我对你们的纵容。只要同学们把做人的最基本的做好

就可以了。

最近，我接收到的关于咱班的负面消息相对较多，比如，上操时步伐不够整齐，口号不够响亮，有个别人总是在队伍里小声咕哝；课间操无论怎么强调，男生个别同学的兔子舞还是跳得不堪入目；早读声音太小，饭后不能积极地投入学习，上课发言不够积极，经常有人发呆，注意力不集中，总有人爱接老师的话，不尊重老师等等，这些信息来自方方面面，我每次听了都心如刀绞，也想了很多办法努力纠正，但效果甚微。（班主任工作日志）我曾经想过武力征服，但我自认为和大家感情很深，不想做伤及我们感情的事。关于大声读书，我曾告诉过大家，科学家研究如果你不想老年时过早的得老年痴呆的话就要大声的读书，大声读书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可我没想到的是有些同学竟把我的提议当成了骗人的伎俩。

同学们，虽然你们身上有很多很多不该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出现的毛病：有 的是因为你们的无知，有的是你们的明知故犯，但是我发现大家在我的教育和引导下都在慢慢的进行改正，我想通过我的正确引导能让你们明白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了，因为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同时也想让你们在一次次的教训中学会做人的基本道理。就跟一位老师曾说过的话：“要在正确的时候，办正确的事”。我们现在是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所以，我们更应该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不管别人再怎么说我们七三班，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行，对于这些负面的舆论都没关系，重要是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付出足够足够多的爱，即使是坚硬的石头也能开花。我努力着，坚持着，等待着你们的觉醒。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内心五味杂陈。七三班的同学们，能做师生，是你我此生的缘分，愿我们好好珍惜。只期待你们健康快乐地成长，期待！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奇迹总会发生！”

第四篇：一个新教师的内心独白

一个新教师的内心读白

今天上完最后一节课，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每次放假前我都会有这小小的激动，走起路来都是风生水起的。其实在学校很充实，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看到学生们有礼貌的叫自己，看到学生们特别懂感情，我就会觉得莫名的幸福。我是经常会把幸福挂到嘴边的人，就算是收到一个真诚的微笑，我都会开心很久。人要经常提醒幸福。

我很庆幸自己，也在某些事上挺欣赏自己。至少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我都在努力的让自己快乐幸福的去生活着。我不抱怨生活，不抱怨社会，不抱怨很多很多，哪怕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满，我也总是很快就让自己忘记。我会记得别人对我的好，我会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虽然我很懒，但我该奋斗时我还是告诫自己要努力，我热爱生活。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生活是如此美好。

面对学生，只要他们有小小的一点进步，我就恨不得告诉所有我认识的人。他们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我一直都在努力的、小心翼翼的去维护他们的自尊心，不想伤害他们。我一直告诉自己，要用爱去感化他们，于是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给他们放教育视频。可每次收到的效果却失败得让我心寒。我经常在思考：亲爱的，我不怕吃苦，请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去拯救你们。初二学生，没有初一孩子的天真老实、没有初三学生的努力奋斗，对于在学校混了一年老江湖的他们来说，调皮搞破坏是专利。其实他们都那么聪明，可为什么不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只图混日子呢？难道父辈们背井离乡、面朝黄土的经历，他们还想重蹈吗？想起开学那天，很多家长都是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想想都心酸。幸好他们越来越好了，幸好有些人稍稍有些进步了，幸好他们一直都很尊重我，幸好他们看见了我的付出，幸好还有这么多前辈指点我。今天的语文课学习《日历》，当我自己看完这篇文章，我所受的感触太多了，我们有多少人丢失了我们最好的年华，我太急于想和我爱的孩子们分享这篇课文了，太想他们可以从中读懂如何去珍惜时间。是的，就像文中所说，对于生活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你奋斗他就是奋斗的一天；我们不能改变昨天，但我们可以决定明天。今天的努力只为明天更加美好，我跟孩子们重复了多少次这句话。刚刚出去上厕所，看见初三的两个女学生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奋斗的感觉真好，自己已经很早就没有了这样的自己，或许从不曾有过这样的自己。而我的明天，我的明天，你在哪里？

现在的我，还是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比起很多人，我还是幸福，幸福。。。

第五篇：一个理科生的内心独白

一个理科生的内心独白

作为一个理科生，我习惯看事物看本质。

落花时节的残红满地在我眼中只是有机物被细菌分解的过程而已。虽然我也喜欢踩在那厚厚的花瓣上，听脚下落花凄惨地哭泣，但我并不会像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到写出《葬花词》，哭诉人生苦短。即使我已经走过人生的五分之一也许还要更多，我还是得承认：一辈子那么长，长到阳春白雪都会被现实生活所消融，当年那个省下零花钱来买冰棒的惨绿色少年早就长成了秃头肥肚市侩不堪的中年大叔，而那个长发飘飘巧笑倩兮的女孩子早埋没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时间是一把不留情的杀猪刀，什么都会变。

基于此，我对小清新的理解还一直停留在初二那年的夏天。

所谓的小清新，不外乎是蓝色的天空和大海，白色的云朵和裙摆，艳丽的朝阳或夕阳，青绿的草地上摇曳的蒲公英，当然绝对少不了精致但清纯的容颜，若有若无透明的笑靥，美好到让人哭泣的精致少年的白色衬衫，第一、两颗纽扣随意解开，露出细腻的肌肤和让人晕眩的锁骨。

这一切的一切都足够让我惭愧，啊，作为一个死宅，我才不会告诉你们看到以上这些美好的景象时，我会不自觉地捏捏腰间的游泳圈，悲哀！这真是悲哀！

我没有身材也就算了，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一颗文艺的心。

我不会抬头45°角仰望天空，因为根据互补角原理，当我45°角仰望他人的时候，他人是以135°角来俯视我的，既然身高已经是我心中无法磨灭的痛，那么休想我在这方面示弱。问一个无法再长高的无限接近于二级残废的可怜娃的身高是和问一个已经35岁却还单身的妇女老公是做什么工作是同样伤人的。不管你是好意还是恶意，先扑上去揍一顿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