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离骚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
《离骚》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
《离骚》(《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彷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画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第二篇:《离骚》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
思想内容: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离骚》艺术地表现了屈原如下思想:
第一,大一统思想。希望由楚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离骚》在谈自己的美政理想时,反复提到那些具有一统地位、曾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中国并有所作为的君主--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歌颂他们的一统业绩、政治措施、治国方法,希望楚王能效法他们。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先王之踵武”。
第二,德政思想。诗人认为有德者在位,无德者失国。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第三,打破贵贱等级和“世卿世禄”制,举贤授能,明修法度。例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注:其中的傅说、吕望、宁戚等皆是地位低下而有才能的人。)艺术特色:
一方面,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 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 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 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例如:““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另一方面,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 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同时,诗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 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 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 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 虚字的。《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 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 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 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 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 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艺术特色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熔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于一炉,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离骚》中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宋玉长篇叙诗《九辩》,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篇作品,有人说是他在放逐临澧之后,在临澧望城看花山写的。宋玉放逐云梦之后,意气不能自平,怨愁无处发泄,在“春夏随日浴道水之畔,秋冬和风寒荒郊野岭”的日子里,以“倚天之外”的文学气慨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哀师、仇奸、怨世、愤恨的心情,举笔写下了《九辩》。此文饱含深情,洋洋洒洒1700多字,集结了他一生的思想感情,集结了他一生对当时社会、政治,对自己身世的无限感慨,亦是他展示文学才华的重要显露。可以说是他一生精神思想的总结。也是他一生在文学、思想上最后的集大成之作。
这篇长诗,包容了很多很广的东西。讲到了很多很广的内容:谈到了君王,谈到了自己;谈到了上层统治集团,也谈到了下层的黎民百姓;谈到了社会,也谈到了国家;揭露了奸佞误国的黑暗,抒发了久藏心中的愁怨和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抒发了对世道认识的深刻感触,把大自然的景观与他深厚的感情、无限忧国忧民之心连在一起。笔者反复通读之后,多次试想,《九辩》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九辩》的主体思想是什么?本文初识探讨如下,以期引起各方学者的指正。
《九辩》是一篇抒情诗,它的主体思想是一个“悲”字。它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是:悲国、悲君、悲己、悲民。它所表达的意思,一部分是“直露”的,一部分是“借喻”的,一部分是“隐喻”的。有的人可能看到它的“直露”部分,而忽略了“借喻”的部分,有的人可能看到它的“借喻”的部分,而忽略了“隐喻”的部分。
一、忠臣忠君
忠于君王,做个忠臣,是宋玉在《九辩》中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推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历朝以来,凡是为臣之道,都以忠臣为荣,奸臣为耻。当官就要作忠臣,忠臣就要忠君王。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不为人耻的官吏,历代如此。宋玉始终遵循忠臣的宗旨,始终遵循以忠君为自己行为的指南,始终把忠臣忠君作为自己的为官之本,并把他的这个思想在《九辩》中进行了充分的表露。
从现有资料来看,宋玉忠臣忠君的思想,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是从一而终的,直到生命结束时也未改变。在他得到楚王赏识、信任的得意时期,他以自己的无限忠君之情,以自己的聪明才华,尽力服务于楚王。在他获罪被贬之后,即使在生活处境极端困苦的时候,他的忠君思想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九辩》中,多次表达了他对楚王的思念,对楚王忠诚的态度,希望朝廷能再次启用他,再次出来为楚王效力。
“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他强烈希望再次见到楚王,当面和楚王把自己心里的话儿讲完。可惜楚王想的与他并不相同,对他并不理解。
“车即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倚结軨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沾轼”。他思念君王的眼泪,把车轼都冲洗干净了。“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於众芳”,“悯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心悯怜之惨凄兮,愿一见有明”,“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纷纯纯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障之”,“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臧”,“愿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我看君王独喜欢佩戴蕙花,没想到他待我与普通花一样。可惜啊,我满腹的心思已无从上达君王,只好离君远去他乡。深深叹息自己不平的遭遇,如能见到君王,可表明自己的忠肠。凶猛的狗对我狺狺狂叫,门关着,桥封锁使我绝望。我对君王的忠诚之心不会任意改变,却被小人阻挠嫉妒。希望贤能之士能回到君王的身边,继续为王效力。希望仰仗上天的恩德啊,来保佑君王逢凶化吉,安然无恙。
忠臣忠君,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重要思想。
二、爱国忧国
宋玉所处之时,正是战国的后期,秦灭六国的前期。楚怀王连遭秦的攻击,客死秦国之后。楚倾襄王即位,这是楚国政治动荡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国力全面衰竭,六国诸候并吞的兵荒马乱时期。从怀王到襄王,楚国上层政治集团乌烟瘴气。《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怀王受张仪之骗,而兴师伐秦,秦“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又“取楚之汉中地”,后割地求和。“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楚王会”,屈原阻止,而怀王听其稚子子蘭之劝前往,入武关遭秦兵伏击,逃亡赵国,“赵不内”而死于秦。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宠勒尚子蘭之流,“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倾襄王即位后,仍以其弟子蘭为令尹,楚全国不满,强烈要求追咎子蘭的过错。以屈原为首的忠诚正直大臣纷纷遭到排斥打击,罢官流放。对这些活生生的事情,宋玉耳闻目睹。在写《九辩》之时,楚国已是日薄西山,行将灭亡的前夕,所以他深为楚国的命运担忧,而又深感无能为力。以致在《九辩》中,一再以对自然景观的描述、来寄托他的爱国忧国之情。
《九辩》描写了农田荒芜,人民贫困,国力衰竭,楚国处处显露出败亡的迹象。“白日晼晚其将兮,明月销铄而灭毁”。天色昏暗太阳就要落土了,明月亏损,显得那么地消瘦。“中憯恻之凄怆兮,长太息而增欷”。心中的悲痛一阵接着一阵,为国担忧的心情只能长长地叹息。“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工匠们为何也趋时媚俗?不顾规矩方圆而擅改法度!“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圆形凿孔怎能配上方形的木榫,我当然知道它们是格格不入的。“事亹亹而觊进兮,蹇淹留而踌躇”。“块独宁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国家大事在不断变化,而我毫无办法只能踌躇徘徊。我孤独地守着这荒芜的洼地,也只能仰望浮云长久地叹息,长久地衰伤,无可奈何。“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荒秽”。
爱国忧国,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二种思想。
三、怜民悯民
宋玉在上层统治集团活动之时,就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在《九辩》中,他处处表露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之心。特别是他放逐被贬之后,更是与民朝夕相处,与民同甘共苦。把自己的痛苦和百姓的痛苦连在了一起,并与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从底层的低处,往上看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从底层的低处,看整个社会的混乱黑暗;他从底层的低处,看周围身边黎民百姓的疾苦,使他看到了人民的存在,与国家存在的重要关系。使他充分认识到:民是一国之本,民富国强,民穷国衰。楚国人民当时的处境,已是战争连年,苦不堪言之时;已是虎狼当道,民不聊生之时;已是饥不饱腹,朝不保夕之时。出于对百姓的无限同情,《九辩》里流露出他对百姓的极大关切与同情。他以自然草木野生动物为题,流露和表达了对百姓的关切与同情。
“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叶菸邑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萷櫹椮之可哀兮,形销铄而瘀伤”,“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尧舜之杭行兮,瞭冥冥而薄天”,“彼日月之照明兮,尚暗黑其而有瑕”,“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
百姓就象大雁在寒冬来临之前失落地向南飞去,黎民就像鹍鸡喳喳地发出灭亡前凄凉地悲鸣。在这孤独空虚的路上竟然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看到这一片凋蔽,人民的痛苦,满腹的惆怅也只能说给自己听听,百姓的生活就象树叶那么暗淡无光。黎民们就象散乱的树枝一样纵横缠绕。社会上望去看不到一点青春迹象,都已疲惫不堪。树木枯萎,早就露出暗黄的颜色,可怜那光秃秃的树梢带着内伤还在寒风中飘摇。想过去,春天是那么地青枝玉叶繁盛,而现在却已一去不返。我想到了古代圣明的贤君,尧舜的贤德,为民恤民的恩德高与天齐。现在,我也只能和百姓站在一起,宁可身处贫穷,也要守住自己的高洁。
怜民悯民,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三种思想。
四、怀才惜才
宋玉深感自己的性格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容,深知自己不阿谀奉承,不违背良心处世的性格不会被统治阶级所好。在《九辩》里,他以大量的篇幅反复提到了自己的怀才不遇。他的这个观点,在文中是直露的,感情上是强烈的,表达上是气愤的。
如:“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狂攘”,“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时岂无骐骥兮,臣莫之能善御”,“凫雁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兮安栖” ?“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喂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愿自直而径往兮,路壅绝而不通”,“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恐时世之不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
这一段的意思是:我为自己无罪而被贬,对我的不公愤愤不平。一生坎坷的遭遇使我十分地气愤。我失望地离开君王而迁到云梦新地。可怜我生不逢时竟碰到了这混乱的时代,暗自悲伤。哪里是我的前途啊?内心在怦怦地激动,都只为自己的正直与忠诚。我反复想自己的愁怨,越想越悲伤。楚王拒绝千里马不去乘座。却鞭策劣马在路上慢慢行走。难道当今世上就没有骏马?难道当今世上就没有骐骥?只有哪凫雁野鸭为小米虫草争抢食物,而凤凰展翅高飞,对小利是不屑一顾的。普通的小鸟还有一个树枝可以栖息,而凤凰却连一个栖息的地方也没有,请问:骏马该投奔何处?凤凰该何处栖息?要知道,骏马因伏匿而不容易看见。凤凰也因飞的太高可能也看不清楚。大自然的鸟兽尚知感恩有德于它的主人,贤能的人士为何就不能与他相处?好马是不会冒然求你任用的!凤凰也不会去贪吃小米和虫草!可惜啊!君王不能明察,甚至抛弃疏远他们!即使骏马凤凰想为君王出力,施展他们的抱负才华也不能实现。我很想当面和君王讲讲这些,可惜道路阻塞,障碍重重。我真的有点迷惑,强按自己心头的苦闷而去学习《国风》。我很赞赏申包胥的志气,可现在与那时又有所不同。还是遵循先贤的教导,即使生活在浑浊的时代,也要以自己的高洁感到荣耀。
怀才惜才,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四种思想。
五、祭师哀师
屈原是宋玉的先师。宋玉是屈原的弟子。清《安福县志、外记、流寓》篇记:“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屈原的文学,才华,高尚的情操,忠于楚国,为国捐躯的豪情壮举,无不深深地打动着宋玉,影响到宋玉。屈原在楚国的所有作为,宋玉是直观的、亲历的。为纪念先师,他还专门写了《招魂》一文。有人说宋玉的《九辩》是模仿屈原的《九歌》、《离骚》写法而写的一首叙情诗。笔者认为,宋玉是继承屈原的文学手法,而更有创新和发展的。《九辩》虽未直露他对先师的怀念,但从文中的感情抒发,语言的叙述表达里,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到他对屈原的怀念之情。
在《九辩》里,他以种种谴责、斥问、批评、抨击的方式,来肯定先师的正确。他指出社会种种的不公现象,上层统治的腐败,吏治的黑暗,来印证屈原的正确伟大。实际上,《九辩》是在为屈原鸣不平,为屈原讨公道,为屈原喊冤屈。
“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黯而有瑕”,“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憎愠愴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後之危败”,“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雍蔽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
以上这些内容,远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遭遇和不平,也不单单只讲他个人的个别现象,而当然是包括屈原在内的整个表达。
祭师哀师,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五种思想。
六、嫉恶仇恶
因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因为自己的怀才不遇,因为自己早年背井离乡的苦难身世,宋玉对黑恶势力的仇恨是当然的。对奸臣、小人误国的所为是愤慨的。他批评了楚王的自矜、炫耀武力,依仗左右侍臣的刚愎蛮横,以及贤士忠诚,反遭君王憎恶。小人夸夸吹捧,却讨君王喜欢。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奸侫飞黄腾达,贤士引身远退。他批评了世风日下,莨莠颠倒,是非混淆,连相马的伯乐,也在趋媚迎合世俗而选哈巴狗作讨好君王的宠物。在《九辩》里,他非常尖锐地,很不客气地对他们进行了抨击和指责。多次以向君王反问的形式,来衬托他所指的对象无能、无用、误国、伤民,和许多社会不合情理的现象。多次以犬、狼、虎、驽骀、凫雁来篾视指责这些小人。痛斥这些当道的小人,是“蔽日”、“浮云”,挡道的“猛犬”。这些人唯利是图,处处贪婪。国家将会断送在这些小人手里。而对那些正直忠正之臣,有才华真心为国的人则比为高飞的凤凰,腾飞的骏马,空中的日月。“原皓日之显行兮,云蒙蒙而蔽之”,“窃不自料而愿忠兮,或黕点而污之”,“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霰雪雾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宁戚讴於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今谁使乎誉之”,“独耿界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
嫉恶仇恶,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六种思想。
七、悲秋叹秋
我国《楚辞》研究专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在英汉对照版《楚辞》前言中说:“宋玉的《九辩》在诗中把自然的季节,楚国的政治气候,个人的身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以秋天萧瑟之气贯穿全诗,表现了对事物的怜悯感,自己才华的优越感,发泄苦闷的痛快感”。我们可以说,《九辩》是一篇诗情高雅,言真情切,借景叙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作品。
《九辩》以大量悲秋的情调,发泄了自己对当时的种种怨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秋天万物萧瑟的景象,来表达自己的愁怨,来表达自己壮志未酬的悲凉、失落的心情。把胸中埋藏的怨情,以喻秋的形式,如盈泄之水,一诉为快。
“自古逢秋必寂寥,秋风必有萧瑟意”。在《九辩》里,大量的秋雨、秋风、秋露、秋草、秋树、秋凉,把各种自然界秋天的景象紧紧地联系到自己的身上,并以秋泄怨,形成一种特定地“悲秋”文学色彩。《九辩》开头第一句就是“悲哉,秋之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啊,它那萧杀的情景,真的使人悲伤。萧瑟的秋风,使万木枯萎凋零,一片荒凉。“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霜露惨凄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这种悲秋的诗句在《九辩》里,几乎处处可见。屈原没把神话的《九歌》故事化、情节化,而更加诗化。宋玉的《九辩》则在发展屈原诗化过程中,以“悲秋”入手,使诗更加情感化,思想化。宋玉也被古代文人誉为“千古悲秋之祖”。
悲秋叹秋,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七种思想。
八、怨世厌世
据各种资料记载,宋玉是由朋友景差介绍,当了楚襄王的文学侍从。对这个不起眼的小职,宋玉并不满意,曾责怪过朋友没有尽力推荐。后来,景差再次向楚王介绍了宋玉识音乐、擅文学的特长,楚王虽很欣赏他的文学才华,但在职位上一直未作大的安排,一直没有得到楚王的重用,使宋玉长期怀有“扶凌云而自惜”的感觉。到后来,不但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还遭小人谗言,获罪被贬,这对才华横溢的宋玉来说,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对楚王问》就是宋玉遭谗言被贬之后,楚王问他而自辩的文章。以“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之比,直答了楚王不识才华,不重贤能的不平心理。所以,在《九辩》里,宋玉表露出了很多的消极厌世心理。这种消极心理,在于他:看到了“关梁闭而不通”,“猛犬狺狺而迎吠”,“妒被离而障之”,豺狼当道,奸佞误国的黑暗现实。看到了想再见楚王,得到楚王的重用已不可能。看到了“君不知兮可奈何”,君王对他并不看重,与他所想象的格格不入的现实。看到了虽壮心不已、雄心未泯,想有一番作为,建功立业,名扬天下的志向,但年岁已高,已到暮年的事实。所以《九辩》里,他抒发了许多消极厌世的心理情绪。这种情绪,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再到绝望。随着宋玉的年龄在写《九辩》时已经进入晚年,他的这种希望、失望、直致到最后的绝望,使他足以在《九辩》中产生许多消极厌世的情感。“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与俪偕”,“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
怨世厌世,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八种思想。
九、思乡怀乡
《史记·六国年表》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秦统一天下。宋玉死于秦灭楚的最后一年,应该是公元前223年。据中国著名楚辞学者陆侃如推:宋玉生于公元前290年,卒于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的末期,活了68岁。清《安福县志:外记,流寓》篇记:《九辩》“辞藻艳丽,有《离骚》遗音。与景差唐勒并称,客仕楚为大夫,尝居于邑(今临澧望城)、有城与庙,及看花山,放舟湖诸迹,后殁葬邑之浴溪河南岸”。
从他整个一生的经历来看,宋玉青壮年时侍从楚王,在临澧又生活了40几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外面,说明他很早就离乡背境了。他对自己家乡的思念是很深的,特别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亡官去禄,背境离乡,飘泊异地,思乡之情更加强烈。在《九辩》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思乡之情。
“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时光啊匆匆地过去,转眼过了中年,可我还是漂泊在外,一事无成。“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离开自己的家乡,到远方做了客人,无休止的飘泊到哪里才能安稳。“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别离了芬芳繁茂的壮年,剩下的只是瘦弱的身体和凄切的伤感。“岁忽忽而道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岁月匆匆,人生道路快要走到尽头,我的寿命也不会有很长的时间了。“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我一人寂寞地倚在门柱上消磨岁月,想念家乡的心情只有蟋蟀的鸣叫相伴。“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这一段,他讲了生活在外面的贫苦生活,连抵御寒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怕突然死去再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一年又是一年的过去,到老年时还飘泊在外,到这个时候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
思乡怀乡,是他在文中所辩述的第九种思想。
“悲”,是《九辩》全文的基调,是整篇内容表达的主体思想,也因此而谱写了这篇满怀悲感的诗文。“九”,也含有很多的意思。
《九辩》在文字的描述上是优美的;在表达的形式上是完美的;在写作的手法上是绝美的。宋玉不愧为楚文化的源头之师。
第三篇:《离骚》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精选)
《离骚》之我见
思想内容: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离骚》艺术地表现了屈原如下思想:
第一,大一统思想。希望由楚国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离骚》在谈自己的美政理想时,反复提到那些具有一统地位、曾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中国并有所作为的君主--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歌颂他们的一统业绩、政治措施、治国方法,希望楚王能效法他们。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先王之踵武”。
第二,德政思想。诗人认为有德者在位,无德者失国。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第三,打破贵贱等级和“世卿世禄”制,举贤授能,明修法度。例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注:其中的傅说、吕望、宁戚等皆是地位低下而有才能的人。)
艺术特色:
一方面,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 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 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 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例如:““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另一方面,诗中又大量运用 “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 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所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 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王 逸《楚辞章句》),说的就是这一艺术特色。
同时,诗中的比喻,并不仅仅停留在个别事物的类比上,还体现于 整个形象体系的构思中,因而又含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离骚》在语言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 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句 和十字句,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统篇隔句句尾用 “兮”字,句中则往往配以“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也有全句不用 虚字的。《离骚》中又多用对偶。据统 计,全篇对句在百句以上;并已出现了错综对,如“固 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 以为度。”在一句中,还往往以双声配双声,叠韵配叠韵,前者如“!?□郁邑而□傺兮”,后者如“聊逍遥以相羊”,等等。这就形成了《离骚》的诗句在错落中见整齐,在 整齐中又富于变化的特点,读来节奏谐和,音调抑扬,具 有一种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艺术特色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熔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于一炉,最突出的是他的“香草美人之喻”。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离骚》中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
第四篇:《离骚》比兴象征手法艺术特色
《离骚》比兴象征手法艺术特色
摘要:《离骚》是屈原倾注整个生命写作而成的伟大政治抒情诗篇, 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自叙性浪漫主义诗歌珍品。自《离骚》问世以来, 一直震古烁今, 以其闲深的思想力量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拨动着亿万读者的心弦, 陶冶着亿万读者的灵魂, 成为哺育我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传统教材。《离骚》之所以历久不衰, 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爱国主义政治主题与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完美结合, 而《离骚》积极浪漫主义艺术的特点之一则在比兴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本文就这一方面作一些综合性论述。
关键词:《离骚》、比兴象征、广泛性、多样性、深刻性
运用的广泛性
《离骚》比兴象征艺术的第一个特征在于运用的广泛性。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中, 比兴手法即已为众多的民间歌手所采用。然而, 将比较单纯的比兴手法发展为高超的比兴象征艺术, 更广泛地将其运用于艺术形象的塑造与政治主题的表达,使之呈现出丰繁复杂、异采多姿的面貌,则是诗人屈原的伟大创造。综观《离骚》,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 诗篇几乎以90 % 的篇幅大量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凡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 神话传说中的蚝龙凤凰, 王母佚女, 古代的先王圣哲, 昏君侯臣, 楚地的香草异卉、恶草臭木, 无一不根据诗篇政治性主题的表达与诗人浩荡激情倾泻的需要, 被驱遣于作者的笔端, 构成为一条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比兴象征画廊。在作品中, 诗人既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现实世界的描摹, 又将比兴象征艺术运用于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既以之写自然, 又以之写社会, 既以之写天地, 又以之写鬼神, 既以之写物, 又以之写人, 既以之写实, 又以之写虚。众所周知, 文学艺术的特质是形象。政治抒情诗的特质则是在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塑造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因此, 在《离骚》中, 诗人屈原集中笔力着重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 而为了使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矗立在读者面前, 诗人便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进行铺叙描写。假如说, 《诗经》的比兴手法还只是比兴艺术的朴素形态, 只是感物而发, 由彼及此, 或以彼喻此, 那么,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比兴艺术则比中有兴, 兴中有比, 合而为一, 寄托深远, 意在言外, 丰富多彩, 是它发展的高级形争态。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广泛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以一系列彼此衔接的比兴象征形分象表现了作品的深广内容, 从而使全诗熠熠生辉, 令人目不暇接, 百读不倦!表达的多样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还具有表达方式多样性的特色。我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指出《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大略有下列四种方式:以古比今(咏史)、以仙比俗(游汕)、以男女比君臣(艳情)、以物比人(咏物)。关于诗篇比兴象征艺术方式的多样性, 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异物同喻,诗人选取不同的喻体, 对本体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描摹形容。另一类是同物异喻,即喻体只有一个, 而本体各异。正由于诗人在比兴象征艺术的驾驭上做到了异物同喻, 同物异喻, 诗篇更显委婉有致, 摇曳多姿。反复诵读《离骚》, 我们会深深感到: 诗人列举古时尧舜盛世, 莱封乱世等历史事实,正是为了比之当今的楚国, 诗人描绘九天之上的广阔空间, 正是以之象征地上的楚朝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诗篇是在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以恋人之间的离合变化象征自己政治上的荣辱得失。这就近一步显示了作品比兴象征艺术灵活多样的特色。如作品前一部分对既往历史的回溯, 诗人将自我喻为女性形象, 作为女性的抒情主人公象征形象一直忽隐忽现, 贯串于这一部分的始终。而在后面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中, 诗人立即调换笔法。诗人的自我印象由女性幻化为男性, 诗人变女求男为男求女, 以男求女喻己求贤,以及通过女性对爱情热烈追求的铺叙描写, 寄托了自己强烈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的政治理想。这样, 作为积极浪漫主义伟大诗篇的《离骚》也就具有更为迷人的艺术魅力了。
寓意的深刻性。
《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可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最宝贵之处还在它寓意的深刻性。首先, 如前所述, 诗篇以香草喻贤才, 以美人喻君王,以天上喻人间, 以古代喻当代, 这些固然没有离开“ 比、兴”; 而从整体来看, 诗人写到女媭规劝,陈辞重华, 于是自己朝发苍梧, 夕至县圃,使日神驾车, 令月神开路, 飞上了高空, 都叫不开天国大门;于是又令雷神驾云,请鸩鸟为媒, 去向古代的宓妃简狄求婚, 结果也未能成功,;于是又问卜于灵氛, 乞灵于巫咸, 在们的规劝下, 又驾八龙, 载云旗, 登昆仑, 涉流沙, 向着遥远的西海进发, 正在飞升之际, 却回头望见了下界的故乡„ „ 通过这一连串纷纭繁复的比兴象征的运用, 诗人构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幻想世界, 并借此尽情宣泄了自己郁结于胸的满腔政治苦闷, 充分表达了自己倾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 吐露了自己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而拚死抗争的狄耿丹心, 寄托了自己缠绵徘侧的优国忧民的伟大襟怀。唯其如此, 我们说, 正是由于诗人广泛运用了比兴象征手法, 诗篇才深刻地表达了作为政治抒情诗的巨大主题。因此, 诗篇的比兴象征既有丰富的形象意义, 更有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涵和认识价值。
诗人屈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 娴熟地运用了比兴象征艺术, 对战国后期楚国统治者的昏庸, 政治的黑暗, 人才的变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楚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而对以自己为主导的楚国的进步革新势力则进行了热烈的讴歌。正因为诗篇通过比兴象征艺术的成功运用深刻地再现了当时楚国的政治生活, 反映了楚国社会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 因而诗篇才成为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 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宏伟的政治抒情史诗!结语:比兴象征艺术, 作为屈原积极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表现手段, 从它出现以后, 象一泓清润的山泉, 一直滋润着我国古代文学与现代诗歌的沃土。诗人屈原在《离骚》等作品中驰骋奇特丰富的想象与联想, 大量运用比兴象征手法, 驱遣多姿多彩的比兴象征形象,。回顾既往, 探索未来, 追求光明, 抒写襟怀, 挞伐黑暗, 表现理想, 这种神奇橘怪,气象恢宏的积极浪慢主义表现手段,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领域中开辟了一片风光明丽的天地, 使我国丰饶的诗歌沃土色香四溢, 开放出了无数迷人眼目的奇花异卉!
第五篇:《边城》的艺术特色和风格
分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与风格
【论文提纲】: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一、沈从文的传奇人生
二、《边城》的人物形象
三、《边城》的艺术特色
四、《边城》的写作风格
【论文摘要】:《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边城》又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小说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关键词】:湘西、边城、悲剧、艺术、风格、世外桃源。
【论文正文】: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一、沈从文的传奇人生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1980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20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追寻沈从文的年轮,循着沈从文的脚印,从湘西到北平,到上海、武汉、青岛、苏州、昆明,后来,他以1949年自杀为分界限,生命分为两半,他的上半生是文学家,下半生是文博专家。以沈从文为个案,我们不仅看到作家和学者的物质生活细节,而且隐隐约约看到20世纪中国的万千气象。沈从文一生几度沉浮,但他泰然自若望水云。如今的“沈从文热”大概是他生前始料未及的,《沈从文年谱》“为全面地了解和研究沈从文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资料”(钱谷融序语),在我看来,对沈从文的历史命运的省察,对其作品中展现的人性的透视,会使人多一份睿智和从容。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二、《边城》的人物形象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1、翠翠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
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2、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的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质朴憨厚、狭义心肠,不仅拘收过客的钱财,而且还善待乡亲。第二、老船夫的“善”,主要通过对外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最大的心愿是翠翠能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他见天保对翠翠有意,便指出“马路”和“出路”求爱的途径,引来了天保家正式向他提亲,未料翠翠却把答应,好心办坏事。在明白翠翠心里有傩送之后,又为孙女与傩送的联姻劳碌奔波,受到船总的冷遇,他怕翠翠的自尊受到伤害,不讲实情,以至郁闷离世。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是围绕着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个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大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三《边城》的艺术特色与风格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次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上的批判,是独特的、理想主义的,也是苍白无力的。
1、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纬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来展示边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2、《边城》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副副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
3、《边城》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4、《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