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第一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原因

(一)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在亚太地区争当霸主，显示美国的存在，不允许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排美的政治、经济、安全力量格局。

（二）搭上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

搭亚太高速发展的顺风车，解决国内经济困境。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境况下，与陷入欧债危机的欧洲相比较，亚太地区成为引领全球经济提速的引擎，美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一半以上都在亚太地区，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必然要朝亚太地区倾斜。

（三）在亚太地区重新找回存在感

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给美国的小伙计吃定心丸。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又与一些南海声索国加强了军事联系。美国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他们传递一个信号，尽管美国大幅消减军费，但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不会降低。

（四）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

在亚太地区提前布局谋势，遏制中国崛起。尽管一些美国政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此举不是针对中国，但这只是欲盖弥彰。放眼看去，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与五大军事同盟的关系，调整五大军事基地群的部署，在中国周边寻求更多的军事基地准入权，开发更多可资利用的战略伙伴和资源，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侦察和联合军事演习，谁能相信你不是针对中国？特别是，美国最近刚刚颁布的“海空一体”战略，提出要应对中国的“反介入”能力。试问，你凭什么介入？你如果不介入，哪里来的“反介入”？因此，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就是试图军事强行介入亚太，就是霸权重返亚太，就是冷战思维回归。美国想的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具体方面

（一）军事上重返亚太—“五三二一”战略

“五”指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有五大军事同盟、五大军事基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同盟是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澳。现在美国加紧和这些军事同盟进行军事演习。跟泰国搞过“金色眼镜蛇”演习，和菲律宾搞“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和韩国进行“秃鹫”联合军事演习。可见，美国是要强化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五大军事基地：一是东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封住中国北部门户。由此，美国可封死我国海军从东海走出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二是东南亚军事基地群。它主要控制马六甲海峡，封住中国南部门户，以封死我国海军从太平洋西出印度洋这条南向的战略通道。三是关岛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把驻日、驻韩的部分美军撤往关岛。关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适中，它距离朝鲜半岛、台湾、南海各三千公里。这好比是美国回缩的两个拳头，随时准备出击。四是澳新军事基地群。美国提出要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第一，它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中心。美国打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时，从空中接收的信息情报都是从澳大利亚分派出去的。第二，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达尔文港的北面就是印度尼西亚，中间隔了巽他海峡。如果美国封死了马六甲海峡，我们的海军还可以从巽他海峡西出印度洋。美国一旦控制住巽他海峡，我国根本无法走向印度洋。五是夏威夷基地群。它是美军太平洋战区指挥中心和太平洋航线上的航空战略枢纽。“三”指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的三个岛链，即三道封锁线。第一岛链指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在第一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韩美军战略机动能力，加快美日军事一体化进程。亚太地区有五大军事同盟，其中美日、美韩、美菲三大军事同盟部署在第一岛链。中间隔了一个台湾，虽然台湾不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是美国的重大军事盟友。由此形成美国军事盟友围堵我国第一岛链的局面。第二岛链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和美国的马利亚纳群岛等岛屿组成。在第二岛链，美军重点是提高驻关岛美军的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美国驻关岛的战略轰炸机可以在4小时内飞抵我国东南沿海，美国的攻击核潜艇可在40小时内直抵台海备战作战。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驻有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斗机。美国共有135架F22战斗机，其中60架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在关岛的战略轰炸机中队常年处于战备执勤状态，B52、B1、B2战略轰炸机中队每4个月换防一次。美国在关岛还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其飞行半径达到1300英里，已经可以深入到我国的腹地。第三岛链就是夏威夷群岛。在第三岛链，美国主要是要强化驻夏威夷美军的指挥、控制机能，增强战略投送与保障力量。美国把亚太总部设在了夏威夷。

“二”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两大战略支撑点。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南北“双锚”。“北锚”指日本，“南锚”指澳大利亚。现在美国以朝鲜发射卫星为借口，要在我国周边部署反导体系。这个反导体系的两个支撑点分别就是日本和澳大利亚。

“一”是指美国对中国形成的满月形包围圈。美国在我国周边像下围棋一样在摆子布局。

（二）经济上重返亚太—宣布加入TPP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发起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2002发起，2005年签约）

（三）政治上重返亚太—参加东亚峰会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之危与机

（一）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挑战

毋庸讳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形成了重大外部压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华军事压力增大。2012年1月5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名为《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优势：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的新版美国国防战略评估指南，其核心内容是“削减军费”“重点投入”“战略转型”与“保持优势”。这份新军事战略指南中曾3次提到中国，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亚太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和安全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并且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安全构成了挑战。因而，新军事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军事上的一个重要挑战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高强度军事布局显然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军事防范力度的增强，这必然给中国造成较大军事压力以及增加了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系数。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正在寻求打造亚太地区联盟战略的升级版，即加强美澳日三边合作。2014年8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关于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中就表示，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意扩大我们同日本的三边合作，这将让我们能在应对更加广泛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的过程中进一步使美日同盟关系现代化”。

二是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近期，部分与中国存有领土、领海争议的邻国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向中国发难，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秩序。其中，中日钓鱼岛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问题升级，其背后都可见到美国的身影。2014年4月21日，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日本之前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明确表示，他“赞赏安倍首相加强日本防卫力量和深化我们两国军事合作的努力，包括修改目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禁令”。25日，白宫网站上发布的《美国和日本：塑造亚太及其他地区未来》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的这一立场再次得到了确认与强调。

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近年来，中国通过参加亚太地区的各种机制建设，如东盟10+

3、中日韩首脑峰会、中国—东盟自贸区、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提升了中国在地区制度建设中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之一便是恢复其在亚太地区的制度塑造力，从而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2009年7月，美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1月举行了首届美国—东盟峰会。2011年11月19日第六届东亚峰会召开，美国作为正式成员国首次参加这次会议。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总统“将成为出席东亚峰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期同样关注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介入，并重申对该地区机制的支持。2014年8月，美澳两国外长与防长在举行“2+2”会议期间共同撰文表示：“我们与东盟（ASEAN）密切努力，倡导新型合作、坦诚对话以及针对一系列挑战的务实协作，如海上安全和坚定国际准则的不扩散努力，以及确保所有各方的公平竞争。东亚峰会作为这一地区的首要领导论坛，对确定这一地区的战略远景具有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受到了重大影响。实际上，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仅以中美缅关系为例。自2010年底缅甸政治转型之后，尤其是在吴登盛政府执政以后，中国在缅投资遭遇一系列挫折。中缅关系迎来了新的挑战，自此进入一个微妙的调整期。这与缅甸政府外交政策“向西看”有很大关联，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缅外交施压与利诱有关。近几年内，美缅关系迅速解冻、升温，并日益成为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成就与支撑力量。2011年11月30日，希拉里访问缅甸，这是50多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缅甸。2012年5月，美国决定向缅甸派驻大使，恢复与缅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2012年11月19日，奥巴马总统与希拉里国务卿一道访问缅甸。2013年5月中旬，缅甸总统吴登盛访问美国，成为自1966年以来首位访美的缅甸领导人。2014年8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率团对缅甸展开正式访问，其间出席第21届东盟地区论坛外，还与缅甸总统吴登盛、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等举行了会面。克里表示，缅甸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奥巴马政府将继续与缅甸政府“携手鼓励政治和司法改革”。

四是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而其重点区域之一便是亚太地区。2014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长雅各布·卢在参加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倡导普世人权以及所有人都应享有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稳定与繁荣极其重要”。可见，美国对华进行价值观渗透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综上，我们在考察与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效用之时需要冷静与全面。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牢固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利益考虑。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确实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并在中国周边安全、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存在着内在缺陷与外在制约，其可持续性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

二、中国军事发展获得重大战略机遇期：

（一）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了大力发展军力的理由和契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军力发展出现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落后于周边国家的趋势。而某些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大造“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舆论上制约和遏制中国军力的发展，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美国重返亚太是中国大力发展军力的最佳时机。

（二）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实现力量格局的调整。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成长史都是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并实现了国际力量格局的重构。目前美国重返亚太其实是亚太地区力量进行格局重构的一个外在表现。中国应该以自己的主张和行动来确立其在亚太力量格局中的新地位。

（三）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有机会展示影响力。时势造英雄，美国重返亚太使亚洲出现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积极争取扩大自己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四）美国重返亚太促使中国更加积极地去解决与周边国家存在的矛盾。人们都不赞同鸵鸟面对问题的做法。当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和平环境”下完全解决的。美国重返亚太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不害怕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应抓住美国重返亚太提供的机会，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的解决。

第二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2012年11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继勇 胡艺

全球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由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最主要的任务。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获得暂时性休整。随着各国对经济失衡循环机制的不断思考，全球经济逐渐显现出再平衡的新趋势。

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目标，定义为美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及产油国之间的经常项目再平衡。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表明，全球经济失衡不只是贸易失衡，还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失衡。

G20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机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将获得更多话语权。G20不仅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对话平台，还为G20内的11个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和差异提供了更好的协调对话平台。通过G2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功实现了IMF投票份额的改革，获得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多的话语权。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将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从而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保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因此重新抬头，国际经贸冲突将不断增多。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之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美国在2011年提出要在其国内实现“再工业化”，它并不是将外移工业再转回来，而是要在国内发展更为高端和先进的制造业。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贸易顺差方，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力量虽有所削弱，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导者必将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还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内外兼顾、有效参与的原则，综合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为前提，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紧盯更为深远的目标。一是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二是通过积极参与G20等峰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创造消费需求，渐进平衡进出口，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须坚持的战略要点是：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双向平衡；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内外并举。中国唯有内外联动，才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内部路径方面：一是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上，强化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赋，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实现个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二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是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在外部路径方面：一是积极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中国可联合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参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二是加强与美欧的经济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贸关系。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他国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实现互利共赢。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陈继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胡艺、刘威为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副教授）

第三篇：亚太新形势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亚太新形势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一、当前亚太形势的主要特点

1.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发展态势总体向好，在世界各大地缘经济“板块”之中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日渐受到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与债务危机“外溢”的连累，但亚太国家与地区靠扩大内需和区域内合作实施发展“转型”，使得亚太尤其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得以增强，以中国、印度、东盟为代表的亚太新兴经济体继续群体性成长，亚太的国际战略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其地缘经济与政治影响稳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国际舆论持续热议“世界权势东移”和“亚太成为新的世界重心”。

2.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扎堆，亚太安全形势难以乐观。传统安全挑战包括领土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突出，地区热点较多，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印度与巴基斯坦继续核军备竞赛，区内一些国家之间“战略互信”匮乏，相互猜忌与提防的“安全困境”突出，加之美国借“重返亚太”战略推波助澜、拉帮结派，致使亚太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而且复杂。

非传统安全挑战则主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兴风作浪，重大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传染病等的严重危害。可见，亚太安全形势不仅与亚太经济形势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对后者构成极大的制约。

3.区内外大国与国家集团纷纷加大对亚太“经营”的投入，亚太大国博弈激烈复杂，亚太格局深刻演变。亚太主要力量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六方，以及“中等国家”澳大利亚、韩国与巴基斯坦等，这些主要力量之间合纵连横，在不同议题中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彼此之间互动错综频密。

4.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日渐加深，多个多边机制并存，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国）、东亚峰会EAS（18个成员国）、东盟地区论坛ARF（27个成员国）等，以及美国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现有11个国家参与谈判）。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东盟ASEAN（10个成员国将于2015年建成“共同体”）、东盟与中国10+

1、东盟与中日韩10+

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8个成员国）、中日韩三国合作、太平洋岛国论坛（15个成员国）、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6个成员国）等。另外还有影响力逐步增大的非官方机制，包括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即所谓的“亚洲安全会议”）、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等。

5.亚太秩序呈现“二元结构”，区域博弈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中国的邻国与美国三方之间复杂互动的“大三角”。所谓“二元结构”，即亚太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加深与政治安全分歧严重并存，不少国家在中、美之间“脚踩两条船”，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发展靠中国”与“安全保障靠美国”。所谓“中邻美大三角”，亦被称为“中美邻”，但“中邻美”的表述要更为准确，因为亚太尤其是东亚主要是由中国及其邻国组成的，美国不过是“第三者”而已。

在“中邻美大三角”之中，存在着三组双边关系，分别是随着中国加速崛起而变得复杂的中邻关系，随着美国加紧“重返”而变得微妙的美邻关系，以及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差距不断缩小而变得敏感的中美关系。应该说，在“中邻美大三角”中，中邻关系是“内因”与“主要矛盾”。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就机遇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而：一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相当突出，对亚太各国的经济吸引力、对亚太经济秩序的塑造力稳健增强。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GDP总量2010年已位居世界第二，已成为诸多亚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与引领者，成为亚太经济的主要“引擎”与“磁场”。例如，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就有8个来自亚太地区。二是中国政治优势日渐显现，中邻互鉴交流加深。以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影响上升，加之亚太的构成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一贯坚持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权益，因此，中国在亚太发展中国家中的政治影响力趋于扩大。三是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包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防灾救灾、共同打击海盗等。四是中国顾全大局与严格自律的对外战略取向逐渐在亚太赢得人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坚持首先以和平与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弘扬包容互助的“亚洲精神”与构建“和谐亚洲”，通过和平发展的“言”(政策宣誓)与“行”(外交实践)并举，较好地缓解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疑虑，争取到了越来越多邻国的理解。

就挑战来说，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而：一是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边界与海洋领土争端，特别是大量岛礁被邻国侵占，维护领土完整形势严峻，其中钓鱼岛、黄岩岛、南沙群岛争端尤其突出。二是国家统一面临“台独”、“藏独”与“疆独”威胁，台湾当局企图将两岸分治与所谓的“事实台独”永久化，在亚太地区图谋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美国亦顽固坚持“以台制华”。境内外“藏独”与“疆独”势力加紧勾连，分别通过僧人“自焚”与恐怖活动等制造事端。三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趋于上升，尤其是跨国严重自然灾害防不胜防，跨国有组织犯罪愈演愈烈。四是美国执意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重返”亚太紧锣密鼓、多管齐下，着力利用中国与邻国的矛盾，实施其所谓“巧实力”与“再平衡”，不仅使得中国与某些邻国的矛盾复杂化，而且加剧了中美亚太地缘战略竞争态势。对此，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1月《外交政策》上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长文，声称“今后十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而—锁定于亚太地区。”

三、中国亚太战略的目标

目标有两种划分.第一种是总体与局部目标.第二种则是不同时间段的目标。

按照第一种划分，首先，中国亚太战略的总体目标有三，依次为：为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营造和平稳定有利的亚太战略环境，使得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未来五到十年能够继续集中精力从事国内发展和改革；维护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破解来自亚太方而的安全挑战与威胁；成为亚太关键大国，增强对亚太秩序的塑造力，推进和平、安宁、繁荣、包容的“和谐亚太”建设。其次，中国亚太战略的局部与各领域目标，主要包括五点：经济发展目标，即与亚太各国实现经济互补互利，获取亚太资源与市场，成为亚太经济的中心之一；政治与安全目标，即压缩“台独”国际空间，为国家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全而压制与遏制“藏独”、“疆独”分裂势力，有效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与亚太各国和平共处，成为亚太安全的重要维护者；文化与软实力目标，即扩大中华文化的亚太辐射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区域合作机制目标，即成为亚太各类重要机制的参与者，成为东亚合作的引领者，防比被恶意竞争者在机制构建过程中所排斥与排挤；生态环境目标，即与亚太各国共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共同防范与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按照第二种划分，亚太战略目标又包括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分别为：近期目标(未来五年，2013年至2017年)，为中国的“十二五”等规划的顺利实施营造总体安宁有利的亚太环境，防比亚太地区热点失控，增强危机管控与热点掌控能力；中期目标(未来十年，2013年至2022年)，通过经营亚太以维护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国内实现全而小康创造有利的亚太环境，着手妥善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成为亚太强国；远期目标(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与本世纪中叶，2049年至2050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完全统一、中国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亚太环境，成为和谐亚太的捍卫者。

四、中国亚太战略的基本原则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内政外交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核心是辩证法，既强调统筹兼顾，又注重突出重点。谋划中国的亚太战略，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以下六对重要关系。

1.亚太战略与对外总体战略的关系，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指导中国对外总体战略的和平发展道路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无疑将指导中国的亚太战略，而和平发展道路能否走得通、行得远，也首先取决于其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也主要将在亚太地区经受新的检验。

2.利益与道义、实力与道德、捍卫拓展自身权利与承担地区责任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亚太战略将不搞唯利是图与唯我独尊的霸道，而是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精髓—务实王道，坚持“义利兼顾”、“德力俱足”、“权责匹配”，中国谋求的是战略主动权而非“亚太主导权”，强调应由亚太各国“共同与集体领导”，反对自以为是与自封的“独家领导”。

3.软与硬、柔与刚、恩与威、文与武的关系。强调软硬兼施、刚柔并济、恩威并用、文武并举，具体到亚太战略，就是既要有外交周旋，又要有军事斗争的准备与决心，对善邻应柔和，对恶邻则应硬朗。应澄清外界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误读，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绝不排斥武力自卫。

4.长与短、强与弱、优与劣的关系。既要扬长避短，更要扬长“补”短。中国在亚太的长处、强项、优势主要在经济领域、陆地事务与陆权方而，短处、弱项与劣势则主要在安全领域、海洋事务与海权方而，中国的亚太战略应统筹经济与安全、着力强化安全；统筹陆权与海权、着力强化海权，进而成为全而、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的亚太强国。

5.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维权”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稳”即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二者都是中国亚太战略所需要的，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容易顾此失彼。中国既要防比片而强调“维稳”，以致牺牲“维权”并最终影响外部环境乃至国内社会稳定。又要防比一味强调“维权”，以致操之过急、欲速不达、因小失大。因此，应以“维权”为优先，同时兼顾“维稳”。对此，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7月7日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妥善处理与有关国家的分歧、摩擦，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稳定大局。”

6.统筹中邻、中美与美邻三组关系，兼顾合作与竞争。既要防比激化中邻矛盾，被美国渔利；又要避免中美对抗，被邻国利用；还应善于把握美邻矛盾，防比美邻“联手对华”。在这三组关系之中，对中国的亚太战略而言，第一位的应是妥善处理中邻关系。而处理中邻与中美关系，则应两手并用，既要全力争取合作，又要正视合理竞争、预防恶性竞争。

五、中国亚太战略的主要手段

1.坚持“扬长”，扬经济之长，进一步发挥自身经济优势。应就共同应对持续不断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与亚太尤其是东亚、南亚各国扩大合作，稳步建立东亚货币金融体系，扩大人民币在亚太的影响力。加快实现与周边陆地及海洋邻国在交通、通信、能源输送等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使得“条条道路通北京”，促进亚太尤其是东亚、南亚各国经济深度相互依存并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将亚太作为“走出去”与资本输出的重点之一，通过国内产业升级转移、服务业“外包”等，为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服务。稳步推进与亚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预防美国主导的TPP严重干扰东亚区域合作。善于运用市场、投资、金融、信贷、旅游、对外援助、外汇储备等经济杠杆，对中邻经济合作适度设置必要的前提条件，防比某些国家一而捞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好处、一而侵占中国的安全利益。

2.抓紧“补短”，补安全之短，大力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应大力宣扬与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倡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探讨“亚太安全共同体”。坚持优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国家间的领土与海洋争端应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防止“第三者插足”。重点开展非传统安全区域合作，逐渐增加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包括联合救灾、跨境河流与国际水域联合护航、专业人员培训等，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稳步推进军事现代化，通过联合军演等增强实战能力，在海洋领土主权受到威胁时毅然反击，形成有效可靠的威慑力。通过对自身安全能力及亚太安全事务持续不断地投入，逐渐破解亚太安全与经济秩序脱节对立的“二元结构”，逐渐改变所谓“亚太安全靠美国”的被动局而。

3.“攻心为上、怀柔善邻”，加强政治互动，注重文化感召，强化对亚太各国的软实力与吸引力。应就治国理政经验、国际金融危机反思、新自由主义批判、亚太区域治理、发展模式与道路、“良政”与“善治”、人权保障与维护社会稳定、网络虚拟空间管理等，与邻国扩大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求同存异，顺势适当推介推广“中国经验”。促进与亚太国家的教育、文艺及宗教交流，扩大民间与地方的交往，稳步增加亚太国家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妥善推广“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及中国文化中心，使中国成为亚太各国大众“向往”与“神往”的国度。

4.“积极塑造、主动引导”，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参与区域合作要心中有数，应本着“以我为主”、“对我有益”与“互利共赢”的原则，分清主次轻重。其中，东亚合作重于亚太合作，双边合作优于多边合作。坚持东亚峰会EAS的经济属性，反对将其政治化或搞对抗；重点深化中国与东盟10+1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构建，加快中日韩三国合作，优先商签中韩自贸区协定。

5.强化海洋能力，重点拓展海权，建设“海洋强国”。对此应三管齐下：一是加强与改进“海洋外交”，适时调整处理周边海洋争端的十二字方针(“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坚持“主权归我”，适度“保持争议”，抓紧“自主开发”，强化“危机管控”。分类处理南海争端，坚持双边渠道进行岛礁归属与海域划分，可考虑多边协商来保证航道通行安全。二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与科技，逐步扩大海洋能源与资源获取，对此，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年至2015年)已明确提出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强调“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三是加快推进海军现代化与立体化建设，坚决并有效维护海洋安全。加快包括航母在内的远程投送打击能力建设，增强对近海四大海域包括黄海、东海、南海与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确保海上战略通道畅通，破解所谓的“马六甲困境”，突破西太平洋所谓第一与第二“岛链”的对华封锁，稳步进入太平洋纵深与印度洋。

文章来源：《求知》2013年第2期

第四篇：《美国与中国》之读书笔记

《美国与中国》之读书笔记

《美国与中国》这本书的著者是费正清，译者是张理京。我读这本书实际是一个巧合，由于我之前选修了科技文献检索课，在作业中向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美国与中国》。起初只是对这本书挺感兴趣，之后我发现这本书还是毛概课的推荐阅读书，倍感高兴。

内容框架

本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早期的历史；第二部分为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描述（从西方入侵直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三部分为中国建国前后与美国的关系。框架如下：

引篇

第01章 中国景观

第一篇 旧秩序

第02章 中国社会的本质

第03章 孔孟之道

第04章 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

第05章 政治传统

第二篇 革命过程

第06章 西方的侵入

第07章 叛乱与复辟

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第09章 国民党的兴起

第10章 南京政府

第11章 共产党的兴起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第14章 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

第15章 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第17章 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整体介绍

这本书其实并非历史学专著，而是一本兼具历史学、社会学和国际政治学科特点的综合性论著。阅读过程中可以看出作者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富于开创性的思想体系。作者每叙述一段历史后进行一些分析，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穿插自己的见解。一个个小的观点最后使读者形成一个认识中国历史情况的思维。在叙述一些历史事件时总会穿插一些对当时所处历史环境的说明，从而便于对当时的历史事件进行有说服性的分析。

本书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词是“思想文化”。开篇既是谈由“中国景观”为一个主要原因引起的“中国文化”。之后又讲孔孟之道，统治者一向是以文化思想的控制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后来外族入侵的成败与否，稳定与否也是与其所具备的文化相关，有较强的中原文化基础则可以进行稳定的统治。自己本身只有草原文化却没有中原文化的话就统治不久。例子为：辽、金、元与清的对比。西方侵入最开始的手段也是文化入侵。朝廷也把文化思想的控制作为治理的重要手段。维新与革命之争也是文化人之争。国民党治理国家也要靠振兴中国文化出力。共党统治江山也要通过给全国人民洗脑的方式。

然后，中美关系问题就和文化差异有着很大联系了。双方的相处是否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差异是作者让美国人思考的。

精彩细节总结

以下是我对这本书中较为精彩的细节进行的总结，在形散神不散的细节中，我们将可以看出本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

中国6/7的人口集中在1/3的土地上，美国人会想10亿左右的中国会住在那里，吃什么东西；在美国每户人家相隔半英里，而在中国每隔半英里是一个拥有几十户或几百户的村庄。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

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

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首先，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以为理状态大不相同。另外，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旧财经制度也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的，因为那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息。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第三者进行斡旋，协商，搞间谍活动，行贿颠覆，拆墙角（拉走对方的追随者），威胁利诱，以及采用一切欺诈手段。

中国的领导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惯常参加仪式的基督徒的虔诚，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

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

细节思考

第一，中国历代是怎样通过思想统治国人并不断完善这一方案的？

从秦汉开始官方就确定了以道德礼仪为思路的思想统治方案，在之后的各

朝各代有不断完善。西汉开始宣扬的孔孟之道，强调了阶级性。之后又发展出经学和理学。通过规定的参考书籍考试选拔人才迫使读书人思想不断受到四书五经的熏陶，培养出大批的服从统治者的治国人才。通过孔孟之道的农村启蒙教育培养大批的顺民。即使是在国民党时期，蒋介石也是大搞新生活运动，其主要目的不过是继承传统，对出版业进行监控，减弱新青年们对人民思想的改造。共党上台后在国民党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对新闻出版业更加严厉的封锁，大力发展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进行党化教育，对党员经常搞学习小组，进行思想汇报，严密监控党员思想。

第二、中国历来的革命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主要是农民起义和官僚的夺权。农民起义带来的往往是大量的人民消亡，大量人口的消亡减小了整个国家的负担，于是剩余的人民生活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欣欣向荣。农民起义领袖自身往往有很强的个人欲望，起义的结果最终还是照前朝的模式做皇帝。官僚的夺权，以较少的代价，较少的死亡获得政权，没有撼动统治阶级的模式，负责治理的官员都还在，没有独裁者个人意志的推动，政治模式的转变无法完成。

第三、维新、革命、起义三者走向怎样？

太平天国起义缺乏知识分子领导，有着强烈的个人崇拜，没有设计好治国制度。维新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主张改良，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统治者的情况，最后设计的制度让统治者感到威胁，因此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辛亥革命开始的目标是推翻帝制，获得了全国的支持。随着任务的完成，当初的合伙人开始考虑之后的情况，原本团结的人没有了共同的追求，于是开始出现大分裂。辛亥革命没能改变统治阶级的基础，最终独裁主义耐以生存的环境依旧没变，袁世凯、蒋介石这些独裁者依旧可以独立潮头。

第四、共产党的洗脑方案是什么？

通过组成学习小组，让成员轮流汇报思想，不允许私下交流沟通，这样将每个人独立起来，让成员们互相攻击，给予每个人以巨大的危机感，迫使每个人说真话，从而强迫他们洗脑。又通过掌握这些人的弱点进行控制。形成紧密的组织来执行治理的任务。

第五、中美问题的实质是社么？

美国与中国的争端问题并不是美国要吞掉中国，而是美国希望同化中国，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做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姿态，一方面吃力不讨好，另一反面也确实为了自己本国人民过的更好而压迫其他国家，但是不进行国家侵略以抢夺资源。

总结

费正清是近现代社会最热衷关注、探讨中美关系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他用美国人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洗涤。他让美国人更加了解了中国，也让现在的我们更加了解我国与美国。虽然他有的观点有失偏颇或已过时，但现在看来，依然有许多观点焕发着活力。总之，这本书让我懂得了更多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对我的思想和认识有了提高和扩展。

第五篇：浅谈中国GMP与美国cGMP 之差别

GMP与美国cGMP 之差别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是世界各国对药品生产全过程监督管理普遍采用的法定技术规范，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向各国推荐采用的技术规范。实施GMP是实行药品质量保证制度的需要----因为药品生产企业若未通过GMP认证，就会被拒之于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之外。

GMP的内容包括：机构、人员、厂房、设施设备、卫生、验证、文件、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产品销售与回收、投诉与不良反应报告、自检等各方面的要求。在硬件方面要有符合要求的环境、厂房、设备；在软件方面要有可靠的生产工艺、严格的制度、完善的验证管理，藉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防止不同药物或其成份之间发生混淆；防止由其它药物或其它物质带来的污染和交叉污染；防止差错与计量传递和信息传递失真；防止遗漏任何生产和检验步骤的事故发生；防止任意操作及不执行标准与低限投料等违章违法事故发生；以及保证药品生产和销售全过程的可追溯性。

?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了GMP概念，并于 1999年6月发布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1998年修订），自1999年7月1日开始全面的、强制性的实施。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GMP的概念，美国现行药品生产管理规范（cGMP）是英文Current 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s的简称，在《联邦法典》(CFR)的210和2ll部分。

从总体上看，中国GMP和美国CGMP的精神、原则、主要内容和要求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许多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同，下面就几个方面谈谈中国GMP与美国cGMP的差别。

一、认证方式不同

中国GMP认证只是药品生产许可的GMP认证，不包括产品注册认证，产品注册认证在GMP认证之前进行，企业只有在取得产品注册的批准文号之后才能申请GMP认证。而且不管是产品注册还是GMP认证，都要求上报三批产品生产数据，至少六个月稳定性考察数据。

美国CGMP认证包括产品研发（Product Development）和生产（Chemical Manufacture Control??CMC）两部分，即将产品注册和生产认证同时进行。而且美国将产品注册分为新药注册（NDA）和仿制药注册（ANDA）两种，新药注册要求上报三批产品生产数据，六个月稳定性考察数据；仿制药注册要求上报一批产品生产数据，三个月稳定性考察数据即可，继续考察和验证的数据由企业留存，在以后给FDA的年报中进行说明。

二、指导文件的详细程度不同

在美国，GMP的原则性条款都包含在联邦法规中的CFR210和211部分中，这些条款一般很难变更和增补。因此，FDA以行业指南的形式发布了各种不同类型医药产品的GMP规范和具体GMP操作的行业规范，如一系列的“Guidance for Industry”文件，这些不断增补和修

CGMP指导文件。有些行业指南是与新药研发和药品注册相关的指导文件，如ICH（Q1—Q10）文件，这些文件中也包含了如何进行实验方法验证、工艺验证等与GMP相关的内容，这些文件都是GMP检查中需要依从的标准。还有一些指导文件属于供GMP检查员参考的检查指南，如：《制剂生产商现场检查指南》、《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检查指南》、《清洁验证检查指南》等。上述这些CGMP指导文件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由于只有FDA的检查员有资格决定被检查企业在GMP的依从性上所采取的各种操作是不是符合“现行的”（Current）标准。因此，企业必须随时根据FDA最新发布的CGMP指导和其他相关指导文件考察自己是否依从了这些最新规范，否则就有可能被认为不符合CGMP的最新要求而受到惩处。

中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1998年修订）的条款过于简单和概括，缺少对企业在如何依从GMP原则方面的具体指导和要求。在1998版GMP的附录中分别针对六种类型的产品提出指导，但内容过于简单。我国目前还没有对任何特定的GMP操作制订详细的指导文件，很多具体的操作，例如设备确认和验证、工艺验证、分析方法验证、无菌工艺验证等，药品生产企业都缺少详细的规范依据，这是我国制药企业的GMP管理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对质量体系和质量管理部门的要求不同

美国CGMP把GMP 提高到了必须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高度，要求“每家制造商都应该建立、实施由管理人员和有关员工积极参加的、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Q7a、Q10、“Quality Systems Approach to Pharmaceutical CGMP Regulations”），建议企业建立包括质量监控、生产管理、工程设备管理、实验室管理、物料管理、包装管理在内的六个体系，即强调质量管理是全员的质量管理，并不是质量管理部一个部门的职责。但中国GMP没有将质量管理提高到这个高度。

? ? 美国CGMP对质量管理部门所赋予的权力更权威更具体，明确规定企业所有的与质量有关的文件都要由质量管理部门审核和批准（Q7a、Q10），其中包括生产中所有的规格标准和主要的生产指导文件的批准、供应厂商的批准、生产中所有验证方案和报告的批准、与GMP有关的任何变更方案和报告的审核批准、与GMP有关的任何偏差处理报告的审核批准、预防整改措施（CAPA）的审核批准等等。中国GMP没有这些具体的要求。

四、对文件的要求不同??

美国CGMP对文件化的要求更普遍、更详细、更严格，贯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如： 操作人员的动作要以文件化说明；要指定授权发放中间体和原料药的人员；所有有关质量的活动都应该在执行时加以记录；任何偏离情况都应该有文字记录并加以解释，对于关键性偏差应该进行调查，并记录调查经过及其结果，分析原因，并要制定预防整改措施（CAPA），等等。

我国GMP偏重对生产设备等硬件的要求，对文件管理方面有要求，但远不如CGMP规定得

五、对验证要求不同

美国CGMP非常强调以数据说话，在药品生产、检验、物流全过程中的一切步骤都要有充分理由数据支持，十分强调验证和审评，有关验证的指南有《无菌验证指南》、《清洁验证指南》、《分析方法验证》（ICH－Q2）、《无菌过滤验证》、《包装完整性验证》、《电子签名验证》、《洁净室环境监控方法》，等等，涉及药品生产、检验等方方面面。

而中国GMP“验证”一章只有4条，内容简单，在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08年1月1日执行的《GMP检查指南》中增加了一些验证的具体要求，但还没有形成更详细的指南，《药品生产验证指南》作为指导性书籍发行，没有作为法规或指导文件发放，相对薄弱。

六、对产品质量回顾要求不同

美国CGMP除了要求要求企业进行自检外，还要求每年进行产品质量回顾（Q7a），要对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所有因素进行统计、回顾、分析，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各种指标制订今后的警戒线标准。

中国GMP只在第83条提出自检要求，要求企业对人员、厂房、设备、文件、生产、质量控制、药品销售、用户投诉和产品的收回的处理等项定期进行检查，以证实与GMP规范的一致性，尚未出现产品质量回顾的概念和规定，也没有制定警戒线的要求。

七、取样和检验

中国的GMP只规定要有必要的取样、检验规程，对分析方法验证要求不多，对药典中的方法不要求进行验证，对检验不合格结果的调查、分析、评估也没有要求，只要求不合格的物料不能投入生产，不合格的成品不能放行。

美国的cGMP对所有的取样方法、检验步骤和方法、方法验证、检验不合格（OOS）评估处理等都规定得非常详尽，并有具体的指导文件（Investigating Out-of-Specification Test for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从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药品在取样、检验环节上的偏差，为保证药品质量提供了保障。

八、对人员要求不同

我国GMP对人员的任职资格（学历水平）作了详细规定，但对任职人员的职责却少有约束；而在美国的GMP里，对人员的资格（受培训水平）规定简洁明了，对人员的职责规定严格细致，这是因为，cGMP认为药品的生产质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操作者的操作，因此人员在cGMP管理中的角色比厂房设备更为重要。这样的责任制度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药品的质量。

九、灵活性不同

美国CGMP具有一定灵活性，目的是使质量管理更切合实际，更有利于或方便于生产。例如：各种CGMP指南都明确指出，指南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只是FDA对药品生产的最新的指导思想，是对药品生产企业的建议和指导，企业可以采用不同于指南的方法，只要是经过了充分的验证，有数据证明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就可以采用。甚至连美国药典（USP）都不具有法律效力。

而中国GMP要求企业必须依据GMP相关法规、中国药典或法定检验方法，不得有任何改变。

? ? 上述几方面是在学习CGMP相关法规文件过程中总结整理出来的，不十分全面但可供借鉴。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GMP要求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是从形式上要求，内在要求与美国CGMP还有很大差距。而我国企业要想让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仅仅是靠一两个项目的改造，也不是靠生产硬件的提高，而必须从质量管理体系上、生产管理观念上与国际接轨，方能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