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报道与“三层事实”(初稿)（共5则范文）

第一篇：经济报道与“三层事实”(初稿)（共）

经济报道与“三层事实”

南方周末经济部

黄河

关键词：深度报道 娃哈哈 深发展

《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定位于“深度报道”，这其实是南周一贯的传统。但由于在实践操作中，记者常常容易将“调查性报道”（其实应该叫“揭露性报道”）等同于深度报道，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疑惑与争论：比如本报经济报道的“卖点”究竟是准确的判断还是广泛的事实；许多经济报道是否违反“客观性原则”，过于“夹叙夹议”；经济记者的“眼见为实”究竟是基于事实之上的概括与归纳，还是对事件的“还原”，等等。

这种来自不同领域的争论，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编辑与记者的操作：如果一个经济记者做得兴致盎然的题材，却只能引来其他领域同事的一个哈欠，那么他下次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选择更“猛”的料，而忽略其深层的“可开掘性”。

我认为，从长远而言，这对南周经济报道的品牌和定位都将造成损害。归根溯源，经济报道操作中的这种摇摆不定，仍然来自本报经济部自身缺乏在经济报道定位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中，经济报道的功能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南香红老师在《关于编辑记者职业化的一点想法》中，提出在媒体功能分层的现状下，《南方周末》的核心竞争力是“解释性报道”，记者和编辑则应该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和“话语权威”。

对此我不但深感赞同，而且南老师的文章还打破了我过去认为“社会报道就是揭露，经济（或文化、科技）报道才需要解释”的认识误区。

在此，我希望以自己参与的两篇（组）报道为例，展示经济新闻报道中记者的操作手法与价值心态。并从实践中的案例出发，探讨经济报道操作模式背后的“价值基础”。

一篇报道是2007年5月17日发表的《谁在保卫娃哈哈》；另一组则是从2006年2月至2007年6月的“深发展报道”（4篇），相关报道资料可在以下网址查到：

huanghe.chinavalue.net。

娃哈哈报道的得与失

在关于娃哈哈和达能争夺控制权的国内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在基础事实的调查与揭露上首屈一指；《财经》则延续了其“档案式纪录”的雄心；本报报道的价值和影响，则在于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解读框架”。

奉命赶赴杭州采写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是在5月9日，其时双方的口水战已经打了一个月。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大量媒体报道已进入白热化之后的降温阶段。

在赴杭州之前我便从网络上搜索了所有能找到的报道，但看完后，除了一堆情绪化的口号和几个片断的印象之外，我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在自己脑海里形成有关事件的清晰脉络，更不用说判断其价值和意义。

在当时看过的所有报道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经营报》的调查：该报记者对娃哈哈商标及非合资公司背景的调查，是早期报道阶段唯一称得上“接近真相”的努力；相比之下，大量建立在臆测基础上的情绪化喧嚣，反而把该报道推到了市场注意力焦点之外。

当时我的判断是，从基础事实的揭发而言，本报已经不可能突破《中国经营报》的深度——事后有同事告诉我，该报记者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对娃哈哈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没想到正巧碰上了“这么一件大事”。

在后期报道中，《中国经营报》凭借有利的信息源，牢牢地占据着基础事实调查的“首席发布权”，其他媒体的报道大多是对有关核心事实的转述或评论。

当我匆匆到达杭州时，手里的资源只有一个粗略的判断、三本有关娃哈哈的书籍和一个尚未落实的采访对象。

由于此前的报道（三

九、健力宝）中一直在跟我所谓国企转制过程中“产权触礁”的案例打交道，在大致看完娃哈哈的有关报道后，我便发现一个蹊跷的现象：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企业，宗庆后在与达能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过程中，居然没有国资管理方的影子！

基于此前对类似案例报道的经验，我的第一判断是：这是一个跟国有资产转移有密切关系的产权争夺案——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判断不但决定了后续采访的角度，而且形成了整个报道的观点基础。

从报道操作理念而言，这是解释性报道与揭露性报道最大的不同：解释性报道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前提下，预先形成判断，其后的调查与采访只是在核实或调整这一判断；而调查类报道则视“心有成见”为采访大忌，必须在调查过程中或结束时再形成判断。

就本报道而言，在前述判断的基础上，记者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几个环节：一是娃哈哈集团的初始产权结构，及其后续的产权变迁；二是宗庆后、达能与国资方在这些产权变迁中各自的利益损益；三是事件爆发时，达能与宗庆后的利益冲突实质。

而在调查路径上，除了最后一点需要由当事人双方核实外，其他情况都属于“历史事实”：有关书籍里清楚地反映了娃哈哈集团的初始产权结构，以及在达能进入前后娃哈哈的发展情况；《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则揭发出了在与达能合作过程中，宗庆后的非合资企业如何发展壮大。

事实上，除了另一位同事对达能的采访外，我对宗庆后接受采访并不抱什么期望：指望当事人自己来解释，当初是如何跟外资联手“掏空”国有资产，然后又掏空外资合作伙伴。本身就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事。

但是我可以讲一个逻辑清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娃哈哈、国资管理方、达能各自的利益、立场和选择都能让读者看得明白。而这个故事的关键细节，则由记者调查所得的资料来补充和核实。

记者的这一基本判断，最终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在报道发表近两个月后，宗庆后在央视接受专访时，公开承认自己当初串通达能“欺骗了政府和国家”。

虽然基本判断得以成立，但是从发表的报道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充满瑕疵的文本：由于一些关键证据的缺失（比如国资转让时的相关协议），使得报道逻辑受到质疑——虽然我坚信证据就在某个保险柜里，只是目前无法接触到而已。

与此同时，在报道的逻辑推进上，并没有达到我所预期的深度。从科龙、健力宝到三九的一系列报道中，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所观察的这种“产权触礁”现象，已经不再是个别企业的个案研究，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权改革的不彻底性。

尽管意识到了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但由于前期采访中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和相关数据，因此最终的写作陷入了被事件“牵着走”的窘境，无法提到新的高度进行分析。

这么一篇充满瑕疵的报道，发表后的反响之巨大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读者的激烈讨论外，当事各方也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这其实是我更看重的。

报道发表约一个月后，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发表《政府不宜干涉达能宗庆后之争》，其基本判断与本报报道如出一辙：达能与宗庆后“合谋”转移了本属国有的娃哈哈企业价值，然后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他因此认为政府不宜介入这场争议。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专家，他的态度基本上可以代表政府部门中“学术派”的看法。

而在本报报道尖锐地指出宗庆后“经理人”与“股东”身份混淆后，宗本人也在一个月后宣布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摆脱了“经理人”的身份。

从某种意义而言，本报报道的出现，还改变了当时市场上对娃哈哈达能之争的“主流解读”：当时的大多数评论者认为，这是一场关乎“契约精神”或“民族企业”存亡的争夺，甚至以凯雷收购徐工之类的事件相比附，在市场中掀起一片民族主义的喧嚣。

而在此时，本报报道将事件重新“定义”为国资转移后的利益之争。与本报同时发表的《财经》报道则将事件形容为“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利益争夺，将舆论焦点转移到了事件本身。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娃哈哈事件中），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众多的财经媒体记者表现出了优质而娴熟的职业素养，事实的真相正被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不管**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它都将成为商业史上一起很值得反思的案例。”

但对我而言，娃哈哈报道是一个遗憾的标本：在初步体现出判断力的同时，报道的具体操作上乏善可陈，同时缺乏更深层意义的开掘与解读。

在健力宝、三九和娃哈哈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其实应该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权改革这段始终没有被彻底疏通的经络，正在让整个经济有机体付出病痛的代价。

如何将娃哈哈这个“个案”放在产权转型这一更大的时代框架下加以阐释，将达能与宗庆后两个“个体利益”的冲突上升到不同经济体系下“规则的冲突”，是报道未能充分展开的关键：这一视角的缺失，使得报道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平衡。

就单篇报道而言，我认为《谁在保卫娃哈哈》的品质远不如自己在此前后采写的深发展股改报道，尽管前者的市场影响力似乎要大得多。

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报道娃哈哈事件之前，自己从未接触或关注了这家企业；而在深发展股改报道前，由于有了近两年的跟踪报道，自己对于深发展整体变化的“内在逻辑”胸有成竹，因此在报道中更能够做到“轻重有度”，“事理交融”。

深发展：从无知到理解

核心信息源的建立和长期的跟踪比较，是理解深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而通过深发展的报道，也加深了自己对金融银行业实务运作的理解。

2006年1月，由于深发展突然更换新任不久的外籍行长韦杰夫，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我也在此时开始了第一次关于深发展的报道。

凭借着南周的口碑和影响力，我在第一次接触深发展时便获得了令其他媒体羡慕不已的采访机会：直接采访新桥大股东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单伟建。

身为一个略有经历的财经记者，我当然知道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金融投资界，单伟建都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能够获得这样的采访机会对于记者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但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自己对他的第一次采访是“半场灾难”：灾难的核心源自我的无知。

虽然已经做了几年财经记者，但在报道深发展之前，银行业一直是我“不敢碰”的领域之一：不仅因为缺乏人脉关系，更因为自己对银行经营的理念和逻辑一无所知。

因此当单伟建答应采访后，我在兴奋之余，甚至写不出一份象样的提纲。在看了大量的相关报道后，最终凑了十几个问题。当时单在欧洲，于是便以他打电话给我的方式，就提纲中的问题谈了近两个小时。记得他当时心情不错，还给我介绍他所在的欧洲某条街道两旁的风景。

在整理完谈话录音后，我发现一个问题：自己虽然跟他谈了很多既“尖锐”又“重要”的问题，但是却不能理解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逻辑：一件事情如何引发另一件事，许多事情怎样搭建成一个更大的“事件”。这也是我在谈论经济报道操作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判断力”的原因——缺乏这种由经验和知识积累而来的判断力，再多的事实也只能是一堆零碎的片断。就象一个失败的电影导演，无法通过剪辑让这些静止的图像“动起来”，更别说编辑成一部精彩的电影了。

最终我只能依赖此前别的媒体发表的相关报道，将这些将的材料硬塞进去所谓的“主流报道”框架，凑成了一篇所谓的“报道”。

其后果可想而知，“气急败坏”的单伟建在收到我请他核实引用资料的原稿后，再度从欧洲给我打了近三个小时的长途倾诉他的不满，甚至连录音中的原话也被他指责为“扭曲原意”。当我表示对银行具体业务了解不够时，单立即通过他的助手安排深发展直接负责关键业务的三位副行长接受我的电话采访。

在长达一天的电话采访中，无论副行长们告诉我多少事实与数据，我就是找不到感觉。直到当天晚上7点左右（这个时刻让我毕生难忘），深发展第一副行长刘宝瑞的一句话突然打开了某扇紧闭的理解之门。

那句话其实很简单，他在谈到自己对银行的感受时，说“深发展从外部来看和从内部来看，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在听了那句话后，自己会有种找到“钥匙”的感觉。随后再看此前跟单采访时的谈话记录，发现许多自己一直以为没有搞到的“料”，在新的理解角度下，其实早已存在于众多报道和采访之中。

当天晚上写稿至凌晨四点，当结束最后一句话时，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成了”。第二天一早单便回复了邮件，对我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便重写出一篇“清楚明了”的报道表示惊讶和“钦佩”——俺受损的虚荣心也因此而小小的满足了一下。

在此后一年多有关深发展的报道中，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一句：也许在报道数量和时效性上本报无法跟其他专业财经媒体相比，但是以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判断力的品质以及预期的准确性而言，这一组报道在国内媒体的同类题材中可以打“A”。

2007年4月，深发展年报中高达300%以上的利润增长被中信证券发布的研究公开质疑，大多数财经媒体一片“揭黑”之声，甚至有人断言深发展将象亿安科技、中科创业等“庄股”一样倒在此次“年报门”下。

但是记者在仔细分析了深发展的年报数据，并将之与其他银行进行比较后，得出一个截然不同于其他媒体的判断：深发展的增长是真实的，年报利润的变化背后是监管层对过去不合理拨备规则的调整。

与遵守新规则的深发展相比，某些看似“稳健”的上市银行才真正是违反规则的主角——当然这个判断并没有在报道中公开。

《深发展年报**》发表后，深发展在股改失败后新聘的财经公关公司总经理亲自上门拜访，向记者详述了深发展自股改之后的所有动态，并表示，由于本报报道的发表，市场上对深发展年报的质疑风潮才得以真正平息。

也正是基于对本报记者的信任，在深发展股改通过后，这位公关总经理才会向记者独家披露深发展股改幕后的种种斗争，并揭示出中国资本市场中最神秘的一个群体：财经公关的生存状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某财经媒体的一位长期跟踪深发展报道的资深记者，在深发展二次股改前夕，凭借着某“神秘人物”提供的资料，便写出一篇深发展隐瞒真实财务数据的报道。结果在深发展起诉的威胁下，在短短数天内便公开登出了“道歉声明”。

在该公关总经理向记者“揭密”后，我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报道的原文。从报道的结论和作为支撑的资料数据来看，整篇报道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而在跟深发展公开的年报资料相比较之下，更明显地看出所谓“爆料”的资料缺乏真实基础。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财经报道的资深记者，对于这些所谓资料的真实性居然缺乏一个基本判断，更没有进行哪怕最基本的分析比较，就敢作为“猛料”抛出，我不得不佩服该记者的勇气。

海外媒体的视野

与海外同行相比，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对基础事实的谨慎调查；对商业逻辑的深入把握；在此基础上寻找中国市场中的‚真问题‛，锤炼出‚南周视野‛。

作为一个以最高品质要求自己的媒体，南周的经济报道不能只局限在国内的视野层面。在进行娃哈哈和深发展报道时，我也有意识地关注着海外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

由于缺乏英文基础，目前我的关注仅限于《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的中文版。在此大概说说我对这两家媒体报道的印象，挂一漏万之处还请各位同仁见谅。

从整体而言，它们的报道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事实的准确；二是分析与判断力的高度；三是语境的不同。

以娃哈哈之争为例，《华尔街日报》的“法国达能的中国之争”从标题上就表达出了报道关注的层面：国家。在报道中，除了达能与宗庆后之争的事实层面外，作者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那达能是在其他跨国公司收缩中国合资业务，转向独资时，出于后来者的竞争目的，大力推进合资模式的。

在这个背景下，达能的个案就变成了“中外合资”模式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分析，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英国《金融时报》也从这角度写出了“达能奶制品在中国变酸了”的报道。有意思的是，不知是否出于对法国这个多年“冤家”的不感冒，《金融时报》在包括本文在内的多篇报道中，对达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都有着某些“酸溜溜”的评价和描述，让人解颐。

吴晓波在6月19日的《金融时报》里，有一篇“‘娃哈哈事件’的中外解读”值得注意，文中他提到《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在跟他交谈时，试图将娃哈哈之争提升到“中国通过合资企业偷窃西方技术”的层面解读，让他心生警惕。

这篇文章给我两个启示：一是西方财经媒体在报道中也同样存在“主题先行”的操作模式；二是由于市场环境，利益背景的不同，海外经济报道中所关注的“主题”未必符合当下中国读者的期待。

在深发展的海外报道中，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新桥收购深发展受挫，并提起国际诉讼后，海外媒体对这一收购事件掀起了报道高潮。

这一报道高潮中，最具戏剧性的场面是《华尔街日报》在转载《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文章时，登出单伟建在纽约中央公园骑马的照片，“表情充满自信”。

在这篇报道里，单几乎被塑造成为某位以“资本之名”挑战一个封闭国度的独行勇士，从某从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垂涎。

但抛开这种深受市场背景影响的解读而言，海外媒体对“达娃之争”以及深发展的报道中，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

傅剑锋曾经在一篇业务讨论中，提及他赞同“将新闻事件分为三个层面”的理论，即表面事实、基本事实和本质事实（《我在2005年报道中体悟的两大采写原则》，傅剑锋）。

傅文中提到，“所谓表面事实是一个事件呈现出来的直观模样，所谓基本事实是融合了来龙去脉包含了五个W的事件原貌，所谓本质事实是这个事件里暴露的某种必然性、原动力和普遍性。”

从经济报道的角度，可以对“三层事实”加以新的解读。在我看来，“表面事实”在经济报道中更近似于一种“基础事实”：它包括经济事件中的各种公开数据（宏观统计数据或企业报表等等），跟事件有关的文本或动态事实（相关公告，事态最新进展等等），相关人士的声明、解释及观点（既包括当事人，也包括政府及市场人士）。

由于这类事实是报道“基础中的基础”，经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务必反复核实，详加推敲。与单纯的揭露性报道不同，在深度报道模式中对该层面的事实调查更多的是一种“核实”而非“发现”。当下的财经报道评价标准中，“新闻增量”往往被过度重视，而对这些“增量”的核实却被抛到了不知哪个角度，实际上是一种新闻标准的失范。

在这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大可借鉴。在娃哈哈和深发展报道中，相对于国内媒体一窝蜂地端出种种“内幕”或“秘闻”相比，海外报道在基础事实层面基本上是在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不去追去更多的所谓“信息增量”，而是在报道中严谨地核实每一个出现的信息，几乎每一句涉及判断的说法都有相关的数据或采访支持。

在这一基础上，海外媒体在“第二层事实”的把握和呈现上同样精彩，而这一层面的真实常常是被国内同行所忽略的：那就是“商业逻辑”。

在经济报道中，商业逻辑的呈现并不仅仅是“五个W”的简单罗列，更是记者对经济运作的一种深度理解，其背后的含义是，无论是企业、市场还是政府，在经济事件中都应当遵循公认的经济规律，对于违反“常规”的现象必须做出解释。

比如娃哈哈以超低价格向外资转让品牌就不合逻辑，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不能简单地接受“事实”，而应该从与国资管理层博弈的角度，理解宗庆后作出这一决策背后的利益考量。

许多自相矛盾的经济报道，正是因为缺乏“商业逻辑”这一理解框架，仅满足于简单地呈现记者所发现的所谓“真相”，闹出了不少笑话甚至引来诉讼纠纷。

而在海外媒体的商业报道中，即使没有在文本中对商业逻辑进行解读，但“商业逻辑”作为一个隐含的语境，呈现于文章结构中的每一个细节和层面。

这种商业逻辑的存在，使得有着经济修养和商务实践经验的读者，可以轻易地从报道所提供的有限信息里，勾勒出整个商业事件的全景。

一位资深投资人士，曾在自己的博客里感叹国内的某经济事件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没有一篇能让他“看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华尔街日报》一篇不长的报道却让他一下就“看懂”了，不同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在于这层隐含的“商业逻辑”。

在这两层事实的基础上，不同的海外媒体才会根据各自的特点，寻找属于媒体自身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出于对某种趋势的关注，或满足特定读者群的兴趣等等。

从某种意义而言，包括《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海外财经媒体，可以说在经济新闻的理解和操作上有99%都是一致的，最后的1%才是体现它们定位差异的核心所在。

而对于中国的经济报道产品来说，首先要能在前边的99%的品质上达到海外同行的标准，最后才可能形成属于自己的那1%的特色。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当下中国似乎进行得轰轰烈烈的“财经报道热”并不乐观。

采访重要性的阐释，增量信息三个层面

“在这里读懂中国”

作为中国“第一份以深度报道为主体新闻体裁的报道”，《南方周末》自90年代以来便不断探索着深度报道的丰富内涵及各种文体形式。在我看来，本报此次改版推出的宣传语“在这里读懂中国”，便是延续该传统而展开的一次新尝试与努力。

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先简单梳理一下“深度报道”的渊源，以下资料是网上搜集得来，挂一漏万之处还请谅解：

‚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 美国哈钦斯委员会《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换言之，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现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的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来。

早期的深度报道，是针对客观报道的局限而出现的一种以‚揭露‛为主的报道体裁。其代表作是19世纪末以《纽约时报》、《世界报》为代表的一系列揭露性报道。

而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著名政论家李普曼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从这时候开始，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解释性报道‛开始占据新闻舞台。

时至今日，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媒体中，深度报道占据了70%以上的版面，被美国新闻学者认为是继党派新闻、客观新闻之后的‚新闻写作第三次革命‛。

从以上两段简单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以解释性报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其核心价值在于“定位”与“解释”。也就是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时代和社会定位”的一种“解释性写作”。

而从深度性报道的产生背景而言，它往往出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动荡和变化的年代”，人们由于对日趋复杂的现实和纷繁复杂的变化感到“无所适从”，因此不得不借助深度报道这一工具重新构造当下社会的“文化地图”，并确立自身在其中的定位。

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转型，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网络普及带来的信息爆炸，都使得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难以把握社会的整体图像，并构建自身的“文化地图”。在这种背景下，解释性报道的兴起恰恰回应了这一需求。

南香红老师在文章中提到媒体竞争格局下的功能分层：“一部份媒体在担负告知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另一部份媒体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向大众说清楚为什么和因为这件事将来会变得怎样。”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准确判断。

在这一大的原则和前提下，可以再对《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进行定位和分析。以下是我对本报经济报道的一些粗略思考，供各位批评讨论：

首先，《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的基本功能，是为本报读者在建立自我的“文化地图”过程中，提供“经济指南”；其次，这一“指南”的核心在于提供“价值坐标”，而不是详尽的操作路线图；最后，经济报道的影响力，要体现在通过读者和社会的“理解”，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之中。

从这一定位出发，本报经济报道的目标可以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层面。

从长期而言，经济报道的目标是教育和引导性质的，包括培养“有经济修养”的读者群，吸引有判断力和影响力的高端读者等等；

从中期而言，本报的品质体现在判断力和价值观上，比如良好的宏观经济走向判断，准确的产业或市场趋势预测，对涉及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价值理念的坚持，等等；

从短期而言，经济报道的竞争力应体现在影响力上，比如报道发表后，对报道对象或市场判断带来的影响和改变；对重大“话题”的发掘和引导；对重大事件的高品质调查与解读等等。

由于经济报道独特的属性，它对所报道对象和领域的介入和影响往往要比其他报道更直接而明显，正如英国媒介经济学家所说，经济记者已经“几乎成为经济的一部份”，他们能够影响自己所报道的经济。

回顾国内外财经媒体的成功之道，也往往体现在报道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力上：《财经》的“银广厦”、“基金黑幕”，《华尔街日报》的“安然事件”、“世通丑闻”，其后果均立竿见影，也因此而奠定了这些媒体的“江湖地位”。

当然，有市场影响力的报道远不止揭黑，许多宏观或行业性报道，虽然社会读者不甚了了，但是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策制订、行业趋势以及投资者判断，也为媒体赢得了尊重与声誉。

要让一篇经济报道真正具备影响力，靠的不是真假难辩的“猛料”或耸人听闻的标题，而是对“三重事实”扎扎实实的调查与研究。

第二篇：道德教育与科学事实

读《素质教育在美国》有感二则

这个暑假本人按照邯郸市教育局开展“六个一”活动的要求，读了几本教学管理的著作，有袁振国的《当代教育学》、肖川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等教育书籍。从这些书籍中的确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和知识。尤其是《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作者用其独特眼光和特殊的视角给了我们不同的观点和启示。本人想将其两个观点和心得写出来，作为自己工作的提示和假期活动的心得笔记与众人共勉。

一、道德教育与科学事实

在我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龟兔赛跑，在这个故事中讲到由于兔子的骄傲，被乌龟赶上了并且超过了。兔子骄傲自满，是一种寓言的想象，没有必然性；但是兔子比乌龟跑的快却是科学常识。你可以试验着问我国的孩子们，乌龟和兔子谁跑的快，绝大多数会回答“乌龟跑的快，因为兔子骄傲了”。

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德育教育一些提示：首先，德育教育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不应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之上；不能将价值判断置置于科学之上；更不能只重视道德教育而忽视了孩子的个性和兴趣的发展。如果没有在孩子们最活跃的儿童时代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和个性，以后就很难补救回来了。道德教育在童年阶段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人们终生持之以恒！第二，如果我们只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而忽视对孩子的科学常识的教育，他们一方面会变得“少年深

沉”，另一方面，到他们年纪大了又会变得“老年无知”。以龟兔赛跑为例，当美国的孩子只知道兔子比乌龟跑的快的最简单的科学常识的时候，中国的孩子已经理解“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的深刻哲学道理。但是，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还想不通“兔子并不必然骄傲”的道理，并且忽略兔子比乌龟跑的快的最简单的科学常识，就显得“幼稚”了。第三，忽视对知识的永恒性与伦理的局限性的教育，孩子将很难做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兔子比乌龟跑的快，这是不变的科学常识，但是“先进必定自满，落后必然奋发”的判断，却是值得怀疑。孩子们只有认识到知识的永恒性，才会具备批判性思维，才会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才能突破人伦关系，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控制社会稳定常常会产生副作用。强求思想意识的纯正、高尚和超前发展，希望因此而造就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气氛，这种希望多半会落空。因为一般人不习惯或不能够把道德的理想境界与社会必然的现实区别开来，使人们的追求和欲望大大高于他们现实可能的利益。理想与现实差距过远，长而久之人民就会因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而虚浮、狂躁、固执、愚莽而自我毁弃。

二、教育的目的是为人还是为社会

我国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教育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完全围绕社会运转的。这样不利于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健康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很难把学生看做知识的主人，而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只注重教育学生在社会上“做”人，忽略了教育学生做自己

生命的主人。事实上现在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的，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学生的矛盾很多的根源就在于此，中国的教育现在要改变的根本就在于此。

人类自身的特点与其它动物不同，一个刚出生下来的小马在母亲身边待上几个小时就站起来了，几个星期就可以“独立自主”了。而人需要六个月才会爬，一年多才会走，两岁多才会跑，18岁才算独立的成年人。所以，人如果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根本无法生存。因此，人类组成社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从这个角度讲，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人自己。因此，做为社会组成部分的教育，其目的也是为了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是高素质的，那么社会就是高素质的社会，每个人就会生活的更好。社会不会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普遍性寓于在特殊性之中，如果没有了人，社会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有了这种思想，我们才把学生看做是教育的主体，学校、教师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着学生，为着学生的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努力，而不是为学生的一时而努力。

英国在二战期间要建造一条战备公路，可以作为飞机跑道，但在规划图上，刚好公路线要经过一个庄园，但经过多方交涉，那个庄园的主人就是不肯拆迁，有很多英国人去那个庄园门口抗议。他们认为这个庄园主太自私人，现在国家正在打仗，怎么可以这样做。最终，这件事情被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知道了，他说了句话“我们现在的战斗是为了我们的人民的私有财产不被剥夺，如果现在为了这个目的，而去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我们的作战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每个校长、教师、教育工作者，如果都能以这样的思想去对待学生、对待教师、对待人民，中国的教育的春天就真的到来了。

第三篇：爱国家与爱事实

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锤炼一种精致的品德

内在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如果不爱国家与爱事实

张金岭

忠诚于政府，那你对自己的良知、职业的使命和法律的忠诚，就根本一钱不值，甚至你对国家的忠诚都不成立。

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不但没有被视作“卖国”，还获得了人们道德上的褒奖，这如何解释呢？

我感觉到，这至少反映出这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公民当然要忠诚于自己的国家，但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良知，忠诚于国家的法律，忠诚于自己的职业使命；否则，对国家的忠诚便可能成为愚忠，视愚忠为当然为天然为必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便会成为蛆虫翻滚的茅坑。爱国，大概也需要某些基础条件。

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可为佐证。希特勒治下的

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锤炼一种精致的品德

不容的！他们失去的，是爱国的资格。

在现代社会，公民和政府一样，都是对国家负有法律和道德责任的独立政治主体。也就是，公民和政府这两者，爱国的资格是平等的。公民的爱国和政府的爱国，应该统一于对事实的尊重，对法律的崇仰，对良知的维护。否则，爱国就成为表演，成为游戏。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协同治理和共同承担责任，这就是“平面政治”（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垂直政治”）。这应该是我们的常识。

记得多年前在《文汇报》上读到过钱谷融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忘记了，但内容大致还记得。大意是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能够“自由地奉献”。当初对这样的人生理想很不理解，现在想来，这实在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有时候，你如果太执著于事实，太执著于自己的良知，很可能会被视为另类，从而失去爱国的资格，“自由地奉献”的资格当然也会随之而失去。

爱国家于爱事实，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爱国，也要诚实，但当爱国与诚实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第四篇：事实读后感

读《形势与政策》有感

本学期我们开了《形势与政策》这一门课，在学习这门课的课程中我对我们国家和当今社会的主要形势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现在处于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也同时充满着挑战的时代。在《形势与政策》种提到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2007年以来，全球掀起了继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金融大风暴。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的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之广﹑冲击力之强、连锁反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次的金融风暴给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公司倒闭，从而致使大量的员工失业。最终员工们失去了本有的经济来源，这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我们国家在这次的金融风暴中可以说是影响最小的，但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国沿海地区的部分对外经营的供公司也有着大部分倒闭。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非常的紧密。并且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是实体经济。国外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了我国对外出口的贸易减少，从而进一步的造成我国经济的增长减慢，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从而加速下降，资本市场持续波动和低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出台政策来调控经济的加速下滑，尽可能的解决失业人员的经济保障问题。并且与此同时应当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抑制物价的飞速增长使国家保持稳定的发展的社会经济体制。只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我们国家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可以更好的搞好科技创新，使国家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此同时，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防过热、防通胀”完善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随即，我国在外贸、金融、财税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当前我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台湾问题还没解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神圣而庄严的使命。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我国都致力于实现台湾回归，从而实现祖国的伟大统一。我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两个基本点：

第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

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

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的问

题。

第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

第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不同于中国其他

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代表

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第四，和平谈判。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

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

鉴于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国政府主张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按照互相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家的领土完整是不容侵犯的，危害国家的完整统一的人到最后必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阻碍国家统一、企图分裂国家这违背了所有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样的人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他们将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在历史上遗臭万年。

在这个年代我们广西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有着非常大的机遇。

2008年国家批准了广西北部区开发的方案。这无疑是给我们广西的经济发展快速增长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广西应该要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进行经济改革，更好的发展。在搞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应当注意搞好环境方面的问题，避免因为一味的求取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在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也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个发达的城市，第三产业在经济收入当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在旅游业方面，我们广西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应当加大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其他各项经济的发展，吸引外资。

通过这次的学习，使我更加的了解到了国家和世界目前所面对的形势。虽然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国家不断的出台相关问题的解决政策，确保国家和社会稳定。我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必定可以走向繁荣富强。

第五篇：解除事实劳动关系没有经济补偿金

解除事实劳动关系没有经济补偿金----杭州市江干区法院案例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3）江民一初字第211号

原告徐荣祥，男，1954年6月3日出生，汉族，原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职工，住杭州市江干区华家池14幢85号201室。

委托代理人程雪原、徐涛，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笕丁路135号。

法定代表人许承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劲松，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荣祥诉被告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章重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荣祥及其委托代理人程雪原、徐涛，被告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荣祥诉称，自1995年5月19日起在被告处工作，担任生产车间主管。在工作期间，被告一直未依法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等社会统筹保险。2000年5月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养老保险合同一份，事后，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养老金人民币80000元。2002年10月19日，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此后，原告虽于10月23日至11月18日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被告不但拒发原告工资，而且还在11月16日登报称原告从10月20日起矿工，并于12月9日对原告作出了除名决定。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系被告违约，要求判令原告无须返还人民币80000元，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112.57元、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4000元、补交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自1995年6月至2000年5月）以及押金1000元和垫付的电话费648.50元。

原告徐荣祥为此提供以下证据：

1、原告与许伟超（同音，系被告单位总经理，许伟超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许承树是父子关系）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欲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2、电信费发票一份，欲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电话费人民币648.50元的事实；

3、仲裁裁决书一份，欲证明原、被告之间劳动争议经仲裁裁决的事实；

4、养老保险合同一份，欲证明原告自进公司以来，被告未曾为原告缴纳任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80000元补偿金是对于原告应享受的劳动保险待遇的补偿；

5、印晓虹、施文英（卫生监督检察员）出具的证明一份，欲证明在2002年11月7日，原告尚在被告单位正常上班的事实；

6、现场检查笔录一份，欲证明印晓虹、施文英系杭州市卫生局所委派的卫生监督检察员，以及她们曾于11月7日到被告单位现场检查的事实；

7、11月16日钱江晚报启事一份，欲证明被告在11月16日刊登启事，要求原告去上班，否则以旷工论处；而事实上原告一直在被告单位正常上班，被告的启事说明是被告单方要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系被告违约。

8、决定书一份，欲证明该决定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被告开除原告的有效理由及依据；

9、证人周建军于12月1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对周建军的调查笔录一份、证人周建军当庭所作的证词以及周建军的工作记录一本，欲证明原告2002年10月19日与被告单位总经理许伟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发生过争执，许伟超当时口头告知原告以后不要再上班，原告离开被告单位的时间是11月20日。

10、对证人朱慧英的调查笔录一份，欲证明原告2002年10月19日与被告单位总经理许伟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发生过争执，许伟超讲过“你以后不要进公司”的话；公司对徐荣祥的除名决定，员工不知情，公司也没有张贴过任何公告；

被告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所称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10月19日原告与被告因加班事宜发生争执，并从2002年10月20日开始一直无故旷工。

二、由于原告无故终止合同，故其要求经济补偿金14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三、原告却有1000元存款在被告处，但不是押金。原告要求享受保险待遇、支付工资、返还押金和垫付电话费的诉讼请求不属本案争议范围，应另行申请仲裁。

被告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为此提供以下证据：

1、养老保险合同一份，欲证明自2000年6月1日开始，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养老金人民币80000元，原告应为公司至少服务10年；

2、徐荣祥的收条一份，欲证明被告已经将80000元支付给原告的事实；

3、裁决书一份、2002年10月考勤表一份、启事一份，欲证明本案已经过仲裁，以及原告违约，无故旷工的事实；

4、除名决定一份，欲证明因被告违约，无故终止合同，原告对其作出的处分；

5、调查笔录（蒋美仙、郭建英、严菊兰）三份，欲证明许伟超在2002年10月19日与徐荣祥发生争吵时，没有说过要其以后不要来上班的话。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第3—8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1、2项证据认为缺乏关联，第9、10项证据的内容不真实。本院认为，第1、2项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缺乏关联，不予采信；第3—8项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与争议事实有关，应予确认；第9项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与案件争议事实有关，且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虽然原告有异议，但却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该项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第十项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采信。

原告对被告所提供的第1—4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对欲证事实没有证明力；第五项证据的内容不真实。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第1、2项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与争议事实有关，对欲证事实有证明力，应予确认；第3、4项证据形式合法，内容与争议事实有关，但对被告“无故终止合同的违约事实”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第五项证据不符合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也就是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是：

原告于1995年6月进入被告单位工作，具体负责该公司的生产和技术管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1500元，1998年起调整为1750元，每月5日发放上一月工资。1995年6月至2000年6月期间被告没有为原告办理社会养老保险。2000年5月21日原、被告签订“养老保险合同”一份，约定期限自2000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止，被告支付给原告一次性养老金人民币80000元，原告在合同期内违约，无故终止合同，须全额返还养老金；双方还对付款时间等作了具体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原告人民币80000元。

2002年10月19日被告单位总经理与原告因加班问题意见分歧，发生激烈争吵。事后，原告未参加加班，10月22日原告恢复上班。11月5日被告未发给原告工资。11月16日被告在《钱江晚报》上刊登启事称：“徐荣祥，自200

2年10月20日起至今未到公司，请立即到公司上班。否则以旷工论处。”11月20日原告离开被告单位。12月9日被告作出书面决定，认为原告自2002年10月20日起无故旷工，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决定对原告作除名处理。12月13日被告向杭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告返还一次性养老保险金人民币80000元。12月16日原告收到被告的除名决定。2003年3月杭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02）杭劳裁字第144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于3月27日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原告有人民币1000元在被告处。

本院认为，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属事实劳动关系。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其总经理在与原告发生争吵时用词激烈，事后漠视原告的正常工作、拒付工资，导致双方不能继续维持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违约解除劳动关系，要求确认不返还养老金、被告支付拖欠工资的诉请，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被告认为原告违约无故终止合同，却未能提供有效证据，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被告处的钱款虽不属劳动争议范畴，但鉴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对原告因工作原因遗留在被告处的钱款，被告应予返还。因原、被告系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至于原告主张保险待遇、垫付电话费一节，因保险待遇已超过法定保护时效，垫付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徐荣祥不应返还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养老保险金人民币80000元。

二、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徐荣祥工资人民币1122.57元。

三、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徐荣祥人民币1000元。

四、驳回徐荣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徐荣祥负担10元，杭州华隆化妆品实业有限公司负担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2968，户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员 章 重

二ＯＯ三年六月十日

代 书记员 蒋 敏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