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管县体制分析

第一篇：市管县体制分析

我国市管县体制及其发展趋势

行管1001 04号 吕心语

市管县体制指的是在行政区划上, 根据行使国家政权和执行国家职能的需要, 把同一经济区内的若干县或自治县划归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进行管理, 以期达到带动周围农村发展的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早期, 市管县体制的推行, 对于密切城乡关系, 加强城乡合作,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这种体制也逐渐失去存在的基础, 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的弊病。因此, 改革市管县体制, 探索与新时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政府运行体系就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一、市管县体制的发展与历史作用

我国市管县体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1958 年, 河北省撤消天津地区, 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 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 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以领导县的先例。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准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管县体制。1959年,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 第一次以法规形式确定了市管县的行政体制, 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到1960 年底, 全国已有52 个市领导237个县、自治县, 代管6 个县级市, 约占全国县建制的1/8, 最多的武汉市领导16 个县。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由于缺乏客观的经济文化基础, 因而很快就“降温”了。1961 年以后, 随着经济调整和整顿的开始, “市管县”体制不仅停止了发展, 而且大量市县又恢复了原有体制, 特别是河北省, 恢复了全部专区和专员公署。至1966 年, 全国领导县的市下降到25 个, 领导的县还不到1960 年的1/3。这是市管县体制在我国发展的第一次起落。

1978 年新宪法明确规定: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 市管县的行政体制历史性地载入我国宪法。198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 “以大中城市为依托, 形成各类经济中心, 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 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1982年, 为打破城乡间的壁垒, 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中共中央以51 号文件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 试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 年末首先在江苏试点, 次年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随后, 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地级市日益增多, 但由于市管县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理论上也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议, 至1989 年期间, 市管县体制再次由高潮走向低谷。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又出现了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热潮。1993 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 “地区机构改革要同调整行政区划相结合;各级派出机构要大力精简;地区和地级市并存一地的, 原则上要合并。”于是到1998 年底, 全国211 个地级市领导和管理了1186 个县级政区, 约占全国县级政区单位总数的56%;近7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生活在“市管县”体制之下。[3](p135)到2001年底, 全国265 个地级市中已经有253 个实行了市管县体制, 管辖着1445 县级行政区(不含市辖区), 占县级行政区总数的70%, 人口占总人口数的80%。至2002 年,江苏、辽宁、广东、河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陕西、宁夏以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直辖市共16 个省市区全部实行了市管县(市)体制, 仅有山西、黑龙江、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9 省区保留着总共24 个地区行署。从而表明在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中市管县体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国的市管县体制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 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物, 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 在特定的时期内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 市管县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政治方面: 它将省县之间一级政权由虚置变为实权, 从而加强了对县域的行政管理, 适应了改革初期相对落后的时代条件, 避免了由省直管县的幅度过大、负担过重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问题。(2)经济方面: 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 促进了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 使城乡经济日益融合为相互依托的区域性经济,实现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为城市__带动农村、城乡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3)社会及文化方面: 它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加速了工业与城市文明向农业与乡村文明的辐射和渗透, 有利于劳动生产率与人的素质的提高。

二、市管县体制的弊病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发展,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市管县体制赖于生存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实践中已逐渐偏离其改革初期设想的长远目标, 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1.市管县体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自治乡、镇)三级。同时, 宪法第30 条第二款还变通规定了“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分为区、县, 自治州分为县、市, 实行市管县体制。在我国, “较大的市”共计46 个, 其中包括国务院批准的青岛、齐齐哈尔等18 个市,以及自然成为“较大的市”的28 个省会城市。因此, 在我国实际上只可有46 个“较大的市“和4 个直辖市依据宪法可以实行市管县。但事实上由于混淆了地级市“与较大的市” 的概念, 实行市管县的地级市竟达到259 个。[4]可以看出, 大多数地级市管县是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另外, 有些地级市以“代管”的形式来管理县级市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市管县体制导致行政成本提高, 行政效率降低。市管县体制在省与县之间层次由虚变实, 行政层次由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变为中央—省—市—县(市)—乡(镇)五级。人为地在省与县之间设置一级政权机构, 其运作成与管理成本过大, 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 县处级干部200人, 科级干部1000 人, 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 万人以上, 每年仅工资一项就要财政支出2 亿左右, 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 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 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 匡算下来, 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 亿以上。[5]此外, 大量的理论研究结果也证实, 随着组织中层级的增加, 信息传递的速度会降低, 信息的失真率也会成倍增加, 从而导致信息传递受阻, 行政管理成本增加, 行政效率也因此降低。

3.市管县体制致使市县利益矛盾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市和县分别代表着各自区域内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承担着不同的经济与社会责任。在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有些中心城市更是利用其强势地位, 侵害县乡的权益, 只注重城市建设, 把大部分的资金、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上, 而忽视农村的发展, 甚至将用于农村发展的资金挪用到城市建设中, 出现所谓“市刮县”、“市吃县”、“市卡县”等局面, 这样一来, 非但没有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反而引起了城乡两个利益主体间的冲突, 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目前我国有些市管县体制下的强县, 纷纷要求摆脱地级市的约束, 提高发展自主权,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4.市管县体制造成了虚假城市化现象。马克思曾指出: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确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孤立和分散。”[6]可见, 人口的集中性、居民的社会性与劳动力的非农业性就构成了城市与乡村最本质的区别。然而, 在市管县体制中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 虽然在城市人口数量与城市数目上都有急剧的扩张, 但客观上却违背了“城市”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主要表现在: 许多“市”已不再是一个城市型行政区, 而是一个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区域型行政区, 市与市区经常被混淆。另一方面, 县乡农民虽然变成了“市民”, 但城市的农业人口依旧占绝对比重, 仍是农业主导,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偏低, 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依旧市乡村结构, 与现代意义的城市内涵并不相符。这种虚假城市化现象既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发展, 也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5.市管县体制并未完全实现“以市带县”的初衷。实行市管县体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市与县之间的行政领导关系来沟通城乡社会, 以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拉动所辖县乡的发展, 最终实现城乡互补和城乡共同发展。但在实践中, 除了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具有一定的带动力外, 一些工业基础薄弱或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的城市, 由于综合经济实力不强、规模又小、集聚和辐射能力较弱等因素, 并不能发挥这种带动作用, 从而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无力带动所辖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县强市弱”, 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不能有效地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相反还与所辖县之间存在着争取更大发展空间与权限的利益竞争, 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浪费和不配套,从而影响了市县区域的协调发展。因此, 市管县体制所产生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不仅不能促进市县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也不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

三、市管县体制的改革趋向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而成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 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7](p273)市管县体制在新形势下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 必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成熟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有所改变。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显示, 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通过强县扩权、市县分治的途径, 逐步虚化市管县, 建立省直管县市体制是推动经济发展与深化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向。

所谓省直管县市体制, 就是将原来由市管辖的县(市)直接归省直接管理, 以达到减少行政管理层次, 提高行政效率, 精简政府机构, 节约管理成本的目的, 从而真正实现宪法所规定的中央—省—县(市)—乡(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总结全国各省份探索建立省管县体制过程中的经验得出, 在现行行政体制之下, 强县扩权与市县分治是实现省直管县市体制的两条重要途径。

1.强县扩权。是指通过在行政层面上确认和扩大经济强县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 带动县域经济突破“市管县”所形成的体制障碍, 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8](p25)自2002 年浙江省率先实行“省管县市”体制改革以来, 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优势明显, 全国百强县所占席位稳居全国第一, 这与体制不无关系。随后, 广东、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江西等省纷纷效仿, 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 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县, 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省直管县的格局。目前各地实施的强县扩权是在不改变行政区划情况下, 把部分权限下放给县, 如在河北省强县扩权的政策是“能放则放”, 坚持“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都放、依法合规”的原则, 辽宁省强县扩权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留利于县”。其目的在于减少管理层次,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并且随着省级政府将大量如计划、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经济管理领域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县级行政单位, 大量的具体性事务由县级行政单位自主解决, 大大提高了县级行政单位发展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行政决策和管理更加贴近县域经济的实际,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 实现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强县扩权的深入, 政府管理权限逐渐由市向县转移, 客观上削弱了市对县的管理力度, 加上由于省级政府管辖幅度的扩大, 在强化对县级行政的直管上也有可能力不从心, 导致地级市和省级行政这两个上级行政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都被削弱。因此, 在“强县扩权”的同时, 必须加强对县级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2.市县分治。从实践来看, 我国实行的市管县体制本质上属于城乡合治的行政管理模式, 由于城市与乡村内在规定性的不同, 这种人为地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实现的“合治”客观上讲是违背城乡分治发展规律的。所谓市县分治是建立在城乡分治的基础上, 在既成的条件下, 市只管理城市自身一块, 县改由省直接管理, 市县之间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 各自管理本辖区范围内的事务, 这也是国际城乡治理通行地方行政管理模式。

相对于市管县体制而言, 实行市县分治, 由省管县, 取消市县分等, 打破了市和县之间行政级别上的界限,使市与县同级能够充分发挥市、县各自的积极性。其优势具体体现在: 一是实行市县分治可以有效避免地级市政府半路截留中央和省下放给县乡的各种权益, 避免地级市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吃县”、“刮县”、“卡县”等盘剥县级利益的行为。也能够使中央和省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更好地扶助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实行市县分治可以使“市”从“管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实行市县分治既解决了市管县体制的不良内耗, 也能有效地克服虚假城市化现象。四是实行市县分治以后, 我国的地方行政管理层级由原来的四级变为三级, 大大优化了我国的行政层级体制, 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当然, 市县分治亦非万能药方, 在实践过程中, 还必须加强市县之间关系的协调, 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预防市县分割, 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

总体而言, 通过强县扩权、市县分治的途径, 逐步实现由省管县体制, 是我国市管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改革过程中, 还应充分认识到市管县体制改革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区划制度改革、县域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也不能搞“一刀切”的办法, 经济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还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恰当的改革模式。

第二篇：分析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分析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金融监管的职责和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其要解决的是由谁来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进行监管、按照何种方式进行监管以及由谁来对监管效果负责和如何负责的问题。由于历史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与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金融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金融业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的金融监管体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的“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业分立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国务院是金融监管的主体,它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金融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发挥监管的职能,发挥着核心作用。2003年10月,经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保留了中国人民银行为履行其央行职责所必要的金融监管权力。至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制。目前,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并依据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银行业监管法的规定实施具体的金融监管。从体制上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属于“一元多头”,即金融监管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金融主管机关和相关机关分别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及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审计机关、税务机关等分别履行部分国家职能。在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中,中国人民银行处于核心地位,是全国金融业的最高主管机关,它不仅负责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还要从宏观上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予以指导,以保证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证监会作为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保监会负责对全国保险业和保险市场的统一监管。同时,我国法律还规定有有金融业的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作为辅助监管。自律监管包括金融机构自我监管和行业自律监管,社会监管主要是指中介机构的监管。

三、现在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的协调性不够

监管协调性差是分业监管体制的固有弊端,加之我国特有的行政体制和行政文化,导致三家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大,效果差。这些部门均为独立的正部级单位,自成系统,各司其职,条块分割,易形成部门利益,造成监管真空和磨擦,给跨业违规以可乘之机。此外,当发现问题时,由谁牵头,由谁做出最终决定等,都有一定难度。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监管效率的提高。

(二)监管目标不够明确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三)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行政监管,并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大多数是一次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金融监管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往往是忙于事后救火。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结合效率不高。信息的不对称,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缺乏金融监管体系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系统,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审计等社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场约束力薄弱,金融监管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金融业开放缺乏整体战略,单纯的分业监管无法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

第三篇：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四川威远县基层干部对完善食药监管体制的建议

与思考

2013年3月启动的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上级放任自流，地方各显神通，大家都在水里摸石头过河，热热闹闹搞创新，实实在在翻烧饼。最终结局是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不统一不权威，“强化”莫名其妙变为“弱化”，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怨声载道。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成为“夹生饭”。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初衷南辕北辙。

问题反思

（一）顶层设计不到位。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存在漏洞，改革概念化。没有针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职责不断扩充、监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对于监管一线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必须解决的机构设立、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执法装备等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责任主体、解决路径、完成时间等提出具体刚性要求，加之权威指导不力，改革成为始料不及的各地各行其是！与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初衷渐行渐远。

（二）机构设置没有规范。一是没有明确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基层监管机构的设立规范。多数县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设置至今没有到位。二是没有统一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尽管2014年国家总局、公安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今还在孕育中！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设严重滞后。三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亟待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织设立不适应改革形势和变化。四是怪胎“N合1”。“N合1”表面上解决编制矛盾，减少政府组成部门设置数量，实际上是规避部门利益矛盾的花拳绣腿改革，是削足适履的怪胎。导致“监管机构名称标识不统一、执法依据不统一、执法程序不统一、法律文书不统一等问题，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在部门利益博弈中，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县级“N合1”机构基本上成为N个上级部门的办事机构，县级局局长沦为会贩子，副职忙于应付N+X个领导，食品药品监管实质上弱化。五是部分地方狭隘理解综合执法。六是各级食品总监、药品总监职务设置职责不清，任务不明，没有规范。

（三）人员编制没有标准。一是编制矛盾下移。中央规定“基层食品药品监管的具体方式及机构设置模式，根据人口、面积、交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以及食品药品监管任务量和调整划转后的人员编制等情况研究确定”，多数省级规定应景式，没有像公安等机构的编制配备刚性标准（况且编外大量使用协警）。导致难以确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上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求下级监管部门争取编制，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编制部门没有共同遵守并且是可操作的编制口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人员的编制矛盾，集中聚焦在县级；监管执法人员编制与履行职责要求的矛盾，集中暴露在县级。二是基层机构编制不合理。“每所2—3名”配备基层所监管人员，背离实事求，不合理、不可操作。因为划分乡镇行政区划，全国及省市甚至县级没有统一标准，乡镇行政区域人口数量悬殊，幅员面积悬殊，监管对象悬殊。以某县为例：镇域人口从1万余人到超过20万人不等，人口悬殊超过15倍；镇域食品药品监管对象从100个到近4千个不等，监管对象悬殊40倍左右。至于与县域内其他行政执法队伍比较，监管对象数量更不平衡，差距达到数倍至十余倍。三是监管力量明增暗减。落实国务院“编制随职责划转、人员随编制划转”不力。从表面上看，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绝对数在大幅度增加，实际上与划转职责极不相称。2008年开始、2011年前后完成的上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卫生部门划转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职责，划转编制远远低于实际履行监管职责的力量。更别说社会经济变化导致的近年来保健食品、化妆品市场大发展。2013年开始的新一轮体制改革，从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划转编制远远低于2个部门实际承担食品生产、流通监管职责从事监管的人数。另外划转酒类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以及划转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的安全监管等职责，并没有划转任何人员编制。难怪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埋怨说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一次，食品药品监管力量削弱1次，基层监管矛盾加剧1次！基层压力加大1次！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以后，人员编制与履职矛盾进一步凸显。

（四）监管执法保障乏力。一是经费保障没有标准。在多数地方是吃饭财政的情况下，作为机构改革重点加强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经费、职工差旅费以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保障极度困难，食品药品监管处处都要花钱，成为不待见的部门。二是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严重短缺。特别是在刚刚倒计时完成的公车改革中，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不仅在体制改革以来的3年中几乎没有正规渠道增加，反而一律在现有编制基础上，与其他部门一样，按照同比例压缩，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执勤车辆短缺矛盾更加突出。三是基层办公用房面临窘境。

（五）部门格局禁锢，协调推进乏力。食品药品安全工作面宽量大，矛盾错综复杂，覆盖一二三产业，涉及发展、稳定和民生，群众关注度高，要求高，与党委政府的大多数部门关联密切，现有架构体系协调推进明显乏力。不少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不明确。省际、省内市际上述机构级别悬殊，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如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疾控中心的级别悬殊。与承担的重要职责不相称。

建议构想

基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食品安全战略，按照“食品药品安全是最大的政治，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底线是依法治国三条安全底线之一”的定位，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加快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应当进一步科学完善食品药品监管的顶层设计。建议重点从以下方面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一）明确职责定位

1、统一明确监管职责。应当充分考虑食品药品监管的专业性特殊性并借鉴发达国家管理成功模式，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认真总结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进一步科学整合相关职能职责，明确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责。比如：在全面履行国发〔2013〕18号文件明确职责的同时，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落实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国发〔2016〕12号），整合接收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食品安全的许可和统一监管职能。

2、正确认识综合执法。现在独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本身已经属于专业性很强、情况复杂的综合执法，执法范围涵盖与人们生命健康相关的绝大部分领域，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全环节。以食品生产、经营为例，分别涉及31个类别、10多个类别。绝不能错误理解整合多部门执法才是综合执法。

（二）规范机构设置

3、规范设置独立机构。参照公安机构设置模式，统一设立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及其直属机构——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机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机构、不良反应监测机构、基层派出机构。明确不同类型的县级检验检测机构设置规范。

4、规范设置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建议参照森林公安机构模式，统一规范设置。

5、完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党组织。适应党建工作新要求，适应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新形势，建议统一明确成立县局机关党委或者党的总支委员会，在条件成熟的内设机构、直属机构、派出机构或者联片设立基层党支部。

6、规范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药品安全总监等职务的设置及其职责。

7、不要在县级“N合1”。应当清醒认识并且敢于正视“N合1”存在的弊端。食品药品体制改革不要自下而上，不要为了压缩机构数量或者回避编制矛盾，而在县级凑合搞“N合1”，不能让更名不断、挂牌不断、扯皮不断、折腾不断继续下去。因为人民群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拖不起！地方党委政府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的被问责承受不起！

（三）制定监管执法人员编制刚性标准

8、明确县域编制标准。借鉴公安等部门的经验做法，借鉴本行政区域人口数量“陕西3‱、山西省3.31‱（县乡2.72‱）、内蒙古通辽市3.5‱、甘肃天祝县4.73‱”等地配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的编制标准，建议国家统一明确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按照不低于3‱作为基本编制配备标准。

9、合理确定县级局、基层监管机构编制。按照李克强总理重点强基层、强一线，转变“头大腿细”现象的要求，核定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编制以后，按照监管力量倾斜基层的原则，按照三七开左右的比例，合理划分县级局（含稽查执法）人员编制、基层监管机构编制。

建议授权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编办，重点考虑镇（乡街道）行政区域人口、监管任务量等因素，兼顾考虑行政区域面积、交通等因素，按照保障履职的原则，在县域食品药品监管人员总编制框架内，确定派出机构编制。

（四）落实监管执法保障

10、明确经费保障标准。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按照县域人口每人15元，核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经费。或者统一明确按照公安部门标准，核拨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业务费包括日常监管、专项行动、执法车辆运行、职工差旅费经费；与此同时如实保障人口数4‰确定的食品抽检批次数量，以及上级下达的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数量，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应急投诉处理、综合协调等工作经费。

11、制定装备特别是执法执勤车辆配备规范。

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财政部等部门，针对食品药品监管执法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公车改革结束以后，结合执法执勤车辆改革管理新要求，立即修订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财社〔2012〕2号），出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明确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执法执勤用车（监管执法、应急处置工作的基本工具，包括执法专用车辆、药品快速检验车、食品快速检测车等执法交通工具）配备编制标准、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规范使用管理。

同时，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04号印发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基础上，征求财政部等部门意见，及时修订完善，联合印发，明确经费渠道、责任划分、到位时限。

12、规范化建设基层办公业务用房。建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食药监财〔2014〕218号印发的《食品药品监管乡镇（街道）派出机构办公业务用房建设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征求国家相关部委意见以后，联合印发。明确在办公用房建设中，各级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办公用房建设经费来源、建成时间、验收时间、督查要求。

13、加快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参照公安、司法、审判、武装等系统标准化建设模式，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不同层级、不同等级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派出机构（基层监管机构），以及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检验监测、不良反应监测等机构的等级建设标准。落实经费来源，限期达标。

（五）提升综合协调能力

14、参照从中央到县级的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总工会、党校以及公安局和曾经的地方招商引资等部门主要领导的设置规范和先例，为了有利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提升综合协调能力，建议明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局长（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同级党政副职担任。

15、规范县级局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级别。参照工商执法及其派出机构、卫生执法、环境监察执法机构以及县疾控中心等设置先例，借鉴湖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规定，建议统一明确“县市区食品药品稽查局、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级建制；在乡镇街道设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为执法类事业单位，科级建制”。

（六）争取党政重视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16、争取加强领导。一是明确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担任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主任，落实党政同责，属地管理等要求（借鉴党风廉政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经验做法）。二是争取党委政府印发重要文件。凡是食品药品监管的重要工作部署、以及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安排，包括非常时期的重要工作，不要继续仅仅由上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或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文安排，要求下级部门去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或者与相关部门协调。而应当积极争取由党政（两办）发文，或者相关部门协商一致联合行文，为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顺利开展工作打通干线。

17、加大考核权重实行一票否决。参照2016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借鉴党委政府当年抓计划生育等工作的成功经验，建议把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安全监管，纳入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提高食品药品在地方党委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中的权重，并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分别实施单项目标考核。强化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重视包括自己在内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包括自己在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力量配备、资源配置、服务保障等方面倾斜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确保监管部门有效履行职责。

18、明确改革到位时间。建议在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分门别类明确相关工作的责任主体、工作要求、完成时间、督查督办问责等，确保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步调一致。例如：明确在2016年12月底以前组建独立的机构；明确在体制改革以后的3年内，通过考试录用、考核聘用、遴选、调动人员等形式，确保人员编制到位率不低于第一年75%、第二年85%、第三年95%，并保持动态平衡；明确到位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明确执法执勤车辆配备、基层办公业务用房最迟在3年内全部配备到位。等等。

19、出台权威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建议在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和本次国务院组织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跳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利益的禁锢，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群众健康利益至上的高度，认真思考、完善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顶层设计。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实施意见。

20、多渠道解决编制。一是调剂行政事业编制。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新情况，砍掉或者整合不合时宜的机构，通过改革解决部分编制缺口。二是集中使用空余编制和机动编制，充实县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三是重新核定划转编制。实事求是核定县级卫生部门承担餐饮服务、保健食品、化妆品职责的监管力量，核实县级工商系统、质监系统在承担食品生产、流通安全监管期间的监管力量，重新核定县级卫生部门、工商系统、质监系统的划转编制。兼顾执行2016年2月国务院国发〔2016〕12号地方卫生部门移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公共场所监管职责的划转编制。四是从职责划转部门划转编制。即从整合划转酒类食品安全监管、畜产品在定点屠宰以后进入批发、零售市场质量安全监管等职责部门划转编制。兼顾考虑整合接收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划转编制。五是调剂划转其他行政执法队伍编制。按照兼顾与其他行政执法队伍之间人均监管对象平衡原则划转。六是从镇（乡街道）确定部分人员负责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或者定向划转部分编制到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七是从教育部门调剂部分富余编制补充。（文/威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胡子林）

第四篇：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若干问题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若干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人经历了从吃不饱到能吃饱，从能吃饱到要吃好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也逐步确立了食品安全全程监管的体制。2003年，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被定位为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管和协调机构。200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按照一个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分工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将食品安全监管分为初级农产品生产、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和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等四个环节，分别由农业、质检、工商和卫生部门负责，进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监管由质检部门负责，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卫生部门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职责对调。2009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延续了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质监、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同时强化了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并明确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和指导。

选择这样的管制模式，是我国食品量大面广、生产经营者众 1

多而分散、“从农田到餐桌”的产业链较长等特点决定的，由几个部门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共同监管食品安全，与现阶段的我国国情密切相关。按照制度设计，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相互衔接，形成严密、完整的监管体系，是我国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这种体制能否有效运行，有两点十分关键：一是分工是否明确，即每个环节是否能明确一个监管部门，既不能出现监管空白，也要避免职能交叉；二是各部门能否做到密切配合，发现问题时能否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处理，形成监管合力。近些年监管实践和食品安全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出这两方面还存在着缺陷，需要进一步研究办法加以解决。

（一）法律条款之间的衔接应进一步加强

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为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先于《食品安全法》于2006年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法》第二条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在基层实践中有两个问题目前比较突出。

一是关于农产品范围的界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的农业和农业活动与过去大有不同，种植区域、种植方式、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采取工业化生产模式从事的农产品产供销经营、在农村田地以外区域的种植加工活动、个

人家庭作坊式的蔬菜栽培等等是否属于农业活动目前没有明确解释。如今年在豆芽中检出有害物质后，各地、各部门对这个事件处理的争论就暴露出此类产品的归属和监管缺失的问题。

二是关于农产品销售环节的监管。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销售环节的监管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农产品最主要的执法主体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销售行为也负责监管，并有权决定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设立或委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发现的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的处理、处罚。而对农产品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中销售的农产品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处理、处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规定的较详细，对农产品销售企业的管理规定的较笼统。此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无论生产还是销售都归农业部门负责，这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监测和市场监管的规定不同，实际造成了工商部门对市场中销售的农产品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的情况。

（二）现行法律法规中未明确调整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需进

一步规范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但到现在，出台相关条例的省级法规仍然不多。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列出的食品共有28大类525种，从数量上看，全国44.8万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规模以上的仅有2.6万家，占5.8%，规模以下、10人以上企业6.9万家，占有率为15.4%；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占78.8%。由此推算，虽然相关部门对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实施了监管，但由于缺少法律法规支持，监管力度与实际需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为使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用时不会使消费者身体受到伤害，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消费等活动都要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这个链条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最终的食品存在安全问题。《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和餐饮消费环节的规定很细致，但对食品的包装、贮藏和运输等活动的规定不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些环节也越来越普

遍地从产业链中独立出来，在打击非法添加物质的过程中也发现对这些环节的监管需要法律支撑。

（三）监管链条较长、涉及部门较多的重要食品监管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除了《食品安全法》中提到的监管部门，还有一些部门也有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依据和相应的工作职责。如对猪肉制品的监管，畜牧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据《畜牧法》对生猪的繁育、饲养、运输、批发市场等实施监督管理，依据《动物防疫法》负责生猪防疫工作，依据《兽药管理条例》负责对生猪饲养中兽药的使用实施监督管理。依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商务部门负责生猪屠宰行业管理工作。依据《食品安全法》，工商部门负责对生猪和猪肉制品的市场流通实施监督管理，质监部门负责对猪肉制品的生产加工实施监督管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餐饮服务中猪肉的使用和加工实施监督管理。从管理的角度看，链条越长、监管环节和监管部门越多，产生监管空隙和出现问题的机会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品种监管就应该作为分段监管的补充发挥作用，针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出台《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即是一个例子。

（四）立法和对法律法规的解释需向社会立法和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的规

定，对现行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进行了清理，并依据各自职责，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定了配套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保障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食品安全法》得到切实的执行。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很多，相关部门也很多，长期以来，有关食品安全的立法比较依赖部门起草，对法律法规的解释也相当多依赖部门完成。部门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创设规则，在解释时也从减轻责任、减少工作压力的角度回避问题，从而导致了“有利益争相去管，有责任竞相推诿”的局面。食品生产经营链条长，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多，如果不能摆脱部门立法、部门按照自己的意愿解释法律法规条款的情况，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机制就无法建立，公众的利益就无法保证。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公众有权了解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有权参与立法和对执法的监督。公众的参与程度越高，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的有关信息越透明，法的有效性和执行力越强。最近在立法方面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起草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对于破除政府有关部门利益，更加关注消费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有关各方利益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下一步在法的解释方面还应该更加明确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声音，避免各部门对法律法规条款的解释不同而造成实际工作的混乱。

第五篇：财政体制分析

财政体制分析

一、主要发达国家财政体制的基本情况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分级分税制财政体制。国际上通行的分税制按集权、分权的程度区分，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管理权限分散的联邦制国家的分税制，以美国最为典型，另一类是管理权限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分税制，法国是其代表。

(一)美国的财政体制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政府体系包括联邦政府、州和特区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学区和特殊劳务区)三个层次。美国财政层次与政府层次是一致的。自建立“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以来，美国一直实行彻底的分税制分级财政体制。由联邦财政、州财政和地方财政三级构成。三级财政各有其相对独立的财政税收制度和专门法，各自编制、审批和执行本级预算。上下级预算之间的主要联系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和拨款。美国的财政实行联邦、州、地方三级预算制度，并依据政府间事权的划分确定三级财政的支出范围。美国作为典型的联邦制财政体制，没有全国统一的税法，仅是在联邦宪法中对若干税收问题作约定。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拥有其各自的税法，拥有独立的税收体系和主体税种以及税收立法权和征管权。包括联邦政府的税收体系、州政府的税收体系、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90％ 以上的联邦财政收入来自联邦税收收入。为保证各级政府有一定的财力，能够提供其事权范围内的服务，每级政府都有一个主体税种作为它的主要财源。联邦政府开征除财产税以外的各种税，主体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州政府开征除关税以外的所有税种，并决定税率，主体税种是销售税；地方政府一般以财产税作为主体税种。同时，三级政府之间还存在着税源共享关系。主要包括：税收补征、税收扣除、税收抵免、税收分享、税收免征。总体上，在国家的财政总收人中，联邦收入占60％左右，州和地方政府收入占4o％左右。

(二)法国的财政体制

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法国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三个层次，财政体制由中央、大区、省和市镇四级构成。各级预算相对独立，它们有各自的收入与支出。中央预算支出，分为费用支出，经常性事务开支、资本支出，固定资产购置支出(以及军费支出。它包括国防、外交、国家行政经费支出和重大建设投资，如铁路、公路、国营企业等)。省和市镇支出主要包括行政管理经费、道理、文教卫生事业费、地方房屋建筑费、警察、司法、社会福利支出以及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等。法国在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上十分清楚。在支出上，有归国家支出的，有归地方支出的。三级地方财政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其财政预算由各级议会决定，但国家对地方的三级财政都有事后的法律监督权。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形式有：一是一般l生补助。这种补助金一般是按市镇人口的比例进行分配的，人口越多，得到的补助金就越多。二是专项补助。即对地方兴修的专项工程给予的补助。法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出大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25％。三是减免退税。法国收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在税收收入划分上也是中央占大头。法国的税收分为中央、省、市镇三级管理，分税制采取完全划分税种的办法，一些大宗的、税源稳定的税种都划归中央管理，不与地方分成。中央税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登记税、印花税、工资税和关税等，占税收总收入的83％。其中增值税的比重最大，所得税次之。地方税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种，主要包括行业税、居住税、建筑土地税、非建筑土地税、财产转移税、娱乐税等，仅占税收总收入的17％。其中，行业税、居住税和建筑土地税所占比重较大。法国的地方税主要由市镇征收，其次由省征收。在税收管理权限方面，税收的立法权包括开征权、征税范围以及如何分配税收收入等，均由中央统规定。具体的税收条例、法令由财政部制定，地方政府只能按国家的税收政策及法令执行。但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机动权力，如可以制定地方税收的税率，有权对纳税人采取某些减免税措施，有权开征一些捐费等。在税收征收管理上，法国分为中央、地方 一

两套系统，分别征收各自的税收收入。

二、对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实行二元合一、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体制

要解决中国现行财政体制问题，必须解决二元财政结构性问题。二元财政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解决二元财政结构问题，不仅要消除自动地将财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县乡自动转移到大中城市的非对称性财政机制，将农民实际负担的流转税通过向农村地区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的方式整体地返还给农民，从根本上解决对农民的税外税费问题；而且还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财政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税制。具体应该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通过减少从农村获取的财政收入，切实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和一切其它非税负担，实行“保农轻税”的财政制度，缩小城乡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二是加大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农村的支出和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从而实现对农业净支持力度增强。三是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地区的县乡财政的实力，从而增强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为最终实现二元合一、城乡一体的财政体制提供制度条件和财力保障。

（二）通过划清界限、明确责任，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重点

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特征表明，政府及财政不能涉人市场，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的公共领域。按照这一要求，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总的原则是：凡是市场能干的，政府要退出；凡是市场不能干的，政府要进入。二是确立科学的分税制模式。根据国际上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家的经验，完全分税制才是中国财税改

革的科学和理想的模式。我们可以通过逐步改革、逐步到位，从现行的分权程度较低的非完全分税制模式过渡到分权程度较高的完全分税的分级财税管理体制。三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按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事权的正确界定是实施科学分税制模式的条件，也是确定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的依据。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总的原则是：全国性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管，地方性的事务由地方政府管，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凡是涉及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事权应集中于中央政府；其它区域型的事权则由省级和市、县级政府执行。省级和市、县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是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应着重解决基层政府承担事权过大的问题，做到各行其是，各负其责。

(三)通过减少层次、合理分权，确立新型的财政主要理顺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尽可能的减少政 府财政层次。三级政府三级财政是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通行做法，事实证明它是公共财政框架下最有效率的分级分税制财政体制。逐步建立中央、省、市三级政府三级财政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取消县乡政府层次和财政层次，强化地级市的功能，将县乡政府变成派出机构。目前，先取全部消地区行署级和乡镇级，政府层次按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设置；财政层次市县划为一个层次，分税制财政体制按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管理，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使用，形成四级政府三级财政的格局。二是按照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各自的财权。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划分财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即按照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出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再根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定和划分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而财政收入则又主要按税种性质进行划分，真正做到有一级政府的事权，相应就有一

级政府的财权，使各级政府都应有相应的财权和财力作保证。三是按照统一税法与分级

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确定税收管理权。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应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层次性和区域性决定中央和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的大小，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基税率选择确定权、税种开征停征权、减免权、调整权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立法权、征收权、管理权可集中在中央，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解释权、征管权可划给地方，允许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征管权、税率确定权和政策调整权等。这样既可以理顺中央与地方对税 收管理权的分级划分，又可以发挥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四是调整税收机构，强化税收征管。地方税务局应按政府财政层次设置，体现一级

政府、一级财政、一级税务的原则。并将农税机构合并到地税，国、地、农三税合二，使财税收支机构分开，建立统一的税收征管、稽核、监控体系，完善税收征管体制。

(四)通过改革税制、完善体系，建立新型的财政体制框架

具体在税制方面，改革四个方面的税制。一是改革流转税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科技进步。将现行的生产性增值税改为消费性的增值税，降低企业税负，并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逐步取代营业税。二是改革所得税制，调节收人差距，促进公平分配。一方面，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制，规范企业所得税税基，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税收

环境；另一方面，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将现行的分类个人所得税制转换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级、税率，建立覆盖个人全部收人的多税种的累进税收体系。当前，应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三是改革农业税税制，实现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实行一套税制，城乡同等税收，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最终取消农业税，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四是改革税制结构，构建以所得税和流转税双重主体的税制体系。重点是提高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确立调节收人分配的原则，改变中国目前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倒挂的现象。具体在体系方面，完善四个体系。一是中央税收体系。从维护国家权益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完善中央税收体系，建立以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并辅之以关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证券交易税三个共享税种等的中央税收体系。把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全部划归给中央，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证券交易税划为共享税。二是地方税收体系。尽量少设或不设共享税，设立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新的地方税种，促进地方特别是市县根据经济发展特点形成合理的主体税种。在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避免费对税基的蚕食的基础上，加快费改税的步伐，为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税基环境，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以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为辅助税种的地方税收体系。在目前营业税未被增值税取代之前，可以适当提高营业税税率，把营业税纳人地方主体税种，形成以财产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税种的格局。三是预算监督体系。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机制，完善政府预算监督体系。建立以同级人大监督为主，社会公众的监督为辅的预算监督体系，通过财政制度的公开化，推行政府财政预算的细化、规范、公开、透明，使政府预算从编制、执行到决算全过程能够得到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四是财税法律体系。根据中国实际，科学合理的进行立法规划，加快构建社会主义财税法律体系，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建立和完善包括财税基本法律、预算、税收、非税收人、财政支出、国债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和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法律。通过立法，建立政府间责权利关系的准则。目前，应重点规划制定和修订预算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国债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和税法通则、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营业税法等。

(五)通过完善制度、规范体制，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加快建立和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加快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出方式，规范专项拨款补助，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科学合理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强化政府问资金转移支付的监督机制，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推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加快完善财政支出管理制度。除进一步完善部门预算管理、国库集中收付管理、政府采购管理、收支两条线管理等直接支出管理制度外，还要建立规范的税式支出管理制度，从观念上、理论上、实践上将税收优惠政策管理转换到税式支出制度管理上来，选择适应中国实际的税式支出管理模式，明确税式支出政策目标、方向，强化对税式支出规模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三是加快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按照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建立出口退税新制度，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四是加快完善财政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财政监督机制，采取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评价、跟踪反馈等多种监督方法，使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分配的始终。一方面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建立财政支出评估监督和考核体系，监督预算单位合法有效使用资金；另一方面加强对财政收人的解缴、征管、人库、退付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