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第一篇：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寻找中国改革的内生力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这句话，也许既适于描述今天的世界，也适于描述今天的中国。

在11月15日上海召开的FT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地说，今年似乎比任何一年过得都快，原因是，在全球发生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挫折。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已经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的确，一年来的中外形势都令人忧喜交集、观感复杂。

变革的需求开始席卷全球。张力奋分析说，2011年，全球似乎告别了增长年代，不论在政治、金融还是社会方面，都进入了一个动荡期。美国“该吃的药都吃了”，但经济依然没有起色。在欧洲，几个月前，希腊退出欧元区还似乎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个可能性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人类史上最宏大的共同货币实验已陷入危险境地。张力奋判断，中国要应对经济增长的转型，西方也在面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一场新挑战，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正面临一些共通的问题，结构性变革将成为全球的主题。

那么，变革的力量应该从何处去寻找呢？张力奋强调，FT中文网的动力来自于对中国内生改革意志的认定，这种内生的改革意志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利好消息。而本次论坛上的探讨，也许是对这种内生改革力量的一种探索。为此，我们精选和总结了与会嘉宾对于中国转型的一些精彩分析与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也许是对目前的形势提出最严峻警告的人。据蔡昉分析，其实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并不是那么高，大概只有10%左右，充其量有几千万人在从事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工作，这与7亿劳动就业人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中国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在内部转变增长方式。而中国的一个误区是把结构性问题当成周期性问题来治，而短期内的刺激政策无法修补长期的问题。

在他的专业研究领域——人口政策上，蔡昉也发出了“盛世危言”。“所谓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丧失，这还是一种客气的说法，”蔡昉警告。拿“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这个指标来看，虽然该指标目前还在下降，但最晚到后年，下降就会见底。而且见底之后，不会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长期停留在低点，而是会迅速反弹。届时不仅中国“人口红利”不保，反而会背上“人口负债”，这使“未富先老”成为一个现实的风险——中国的人均GDP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却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警告，在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高技能的劳动力，但如果年轻劳动力越来越迫于经济压力而较早辍学去工作，中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技能能否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就会成为难题。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华君铎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中国的转型挑战。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路径。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模式类似，都奉行 “社会主义”，重视重工业，忽视第三产业和农业，造成短缺经济和粮食不足。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发展路径出现很大不同。印度在农村发展和吸引外资方面也许有些不及中国，但印度在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现在软件、能源、外包等行业发展得很快，这两方面的转型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学习。

来自中国企业界的代表则对中国经济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认为，应该区分中国在短期和长期面临的不同局面。就短期而言，确实是挑战很多，不确定性很强，例如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企业的高利贷危机与倒闭潮，都令人忧虑，但中长期来看，存在两个战略机遇：中国其实已经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了消费大国，而且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资本市场。“中国人没有理由悲观，企业家要学会如何利用这些机遇。”这一判断背后的哲学是，经济转型是逼不来、盼不来的，有时，它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被视为中国“新左派”先锋人物之一的崔之元，则对中国前途给出了更乐观的判断。他引用并认同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1年超越美国。而且，他认为重庆的一些实践，例如户籍改革，对于中国如何扩大内需很有启发意义。

对于一年来得到中外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黎维斌表示，11万亿的地方债风险是可控的，因为其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别国的债务水平，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投资的资产是有价值的，可以带来现金流的。目前的重点是规范地方融资平台，让其向着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政府+企业+市场”的平台。

而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蔡昉的观点似乎针锋相对。他把当前的地方债挑战总结为四句话：目前地方债问题并不是现金流的问题，它掩盖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应的体制问题，地方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介质，反映了一种用刺激政策来替代正常经济增长的做法。总之，“不是什么好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则重点评价了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引发热议的“文化”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此大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好，有些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坏。”这句话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葛剑雄说，对于“文化是新的增长点”的说法，他不是很乐观，发展文化，也许首先要以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为前提。他还认为，靠所谓的“软实力”来扩展世界影响力，效果是有限的——“软实力”的重点还是“实力”，“中国文化只能起润滑剂的作用，不能成为动力。”如果不能转化成经济、产业方面的硬实力，也许能发挥的作用有限。这也许是对“文化建设”泼的一瓢冷水。

当前的改革困境也引起了讨论。华君铎把今天中国转型的意义提到了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同等的高度。他认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转型也是一场大改革，大家要形成共识，不能像20年前那样，对于是否发展市场经济还是有争议，而目前转型的关键是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这也印证了中国政府今年以来不断强调的观点，即“十二五规划”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悲观与乐观两股潮流交织、碰撞的情况下，应该对明年的中国形势如何判断呢？也许蔡昉的总结之言值得引用——“我想在各位嘉宾说的基础上，把所有乐观的成分减10分，所有挑战成分加10分，就将是2012年。”

第二篇：中国寻找失踪飞机运用极大力量：xzren

中国寻找失踪飞机运用极大力量：xzren

空难的发生是不幸的，普通的空难在热闹几天后就淡出人们的眼界。而这次空难事件，我国政府以这反大的精力与投入，除重视“人的”因素之外，还彰显国家对这件占的重视，及事后可能的发酵。我的观点还是等正式消息，现在的世界局势非常复杂，而资本集团冒险的冲动在持续加强。乌克兰局势可是说是对资本集团冒险的一次阻击。而以历史敲打倭也是阻击的一部分。我们要警惕：在欧洲冒险受到阻击后，资本集团再次向亚太。而这时我们的能力及意志、决心展现就要充分体现了。

现在有关事件在向各方势力联系，看看，涉及欧洲，涉及中东。而且有的人可能会将屎盆扣在yl身上。呵呵，但有一点冒险的代价会越来越大，冒险的阻击也会越大。在流血的西方，强行冒险的后果，是„„。可以与欧洲一起探讨py飞机的可靠性问题。美大飞机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不稳定，这个势要造出来!

这几天关于飞机失联信息很乱，真假难辨，因此我选择了不说。朋友们要注意的是背景是中国在南海力度加大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战略H潜基地之一在三亚。呵呵，水深了，玩大了，不好收场 哦。中国以一个海军特混战列去搜寻失踪的飞机的背后难道看不出什么?中国以T154电战机去南海又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明朗？而中国在核心利益面前绝对不会让步的声明又意味着什么？一个普通的飞机失踪

各大势力纷纷粉墨登场，不会是打酱油的吧？

一开始咱就说马方的背后是马方是知道些什么的，很有可能是马方内部的问题，极有可能是本飞机就带病作业，而报告不适合飞行，出于适时利益的需要，而勉强的话，就需要迟缓了。现在将矛头引向波斯，呵呵。但愿马方能讲事实，明道理。中马关系一向友好，千万不要因小节影响大局。

我的建议是不扩大，理性，不以人南海政治化的任何借口。南海协议马方毕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的。现在施加压力与马方的，不会是中国。呵呵，估计会以“真相”揭露方式给马方施加压力吧？飞机失踪事件，还是以官方为准，不管是不是真相，但只能听官方的。

但西方金融危机后一直没得到缓解去陷入更深化的危机是真的。比如美国，其现在石油出口了，但在此之前动用养老金临时补窟窿的事，是真实存在的，但养老金的运用，原指望资本回流或通过宽松能变相掠夺回来弥补，但宽松的后果是美元结算额度下降。世界局势复杂诡异，各方为达到自己的目标，各用术略，角力在深化中。

现在中国寻找失踪飞机运用这么大的力量，战略级别的都运用了，可想中国最高层对这件事的重视，而大马，估计没想到中国会有如此大的决心与能力，因此大马官方发出的信息矛盾重重，说明内部在强烈

争吵，且意见没有统一。当初我也说，大马迟缓可能是内部问题，在争吵，大马内部估计现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而越南这次是相当识相的，对中国的电子侦察飞机开放领空，说明越南是知道些什么的。至于知道什么，咱不好猜。越南先放风停止或减少在某区域的寻找，而后又表态说会继续寻找。说明里面有猫腻。而大马现在向马六峡方向引，继而有媒体向印度洋方向引了，这真真假假从大马发出的信息，说明大马真的是慌了。

我猜测是这样，当初我也这样猜测，“反应迟缓”的背后是有苦说不出。也许，真相会让我们都吃惊。后来中国又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是加重权重筹码，让大马“说出来”？还是让某些势力三思？而前几天中国有亲属打电话出现嘀嘀声而没人接听，马方说是空号，是否有猫腻？

美策略是削欧弱亚。所谓弱亚削欧则是让欧洲搅和在一起不能消停，让亚洲不能团结，就是这种策略，但这种策略的风险也大。现在弱欧处在第一阶段，让欧洲与俄对立，但在与俄对立的问题上，欧盟内部出现矛盾。英在背后在鼓噪，而法则是观望，德则是沉默中通过此处无声胜有声式的反对。欧洲强国众多，“削”则是让众强最好出现巨大分歧或是加重矛盾猜忌，不能有效的在世界范围内用一个声音说话。

现在抛出一个乌克兰，欧洲因历史原因，对乌克兰的走向会出现大角力，争夺，象扔出一块肉让群狼撕咬。克里米亚的归属至关重要。而俄则抢占克地，作为筹码。我个人观点：美在地中海秀肌肉，是虚张声势，目的是加重欧洲之间的撕裂，逼迫欧洲站队。下一步，在欧洲与俄搅和在一起难分难解时，对叙利亚、波斯的战略动向值得注意，要密切注意突变。弱亚则亚洲基本上三个强国，大中华、倭寇、三哥，其它虽自信满满，但只能是口头上的强国。在泰国制造动荡的目的则是如此。泰国局势的变化与乌克兰局势差不多，在中南半岛制造动荡的目的是削弱中国。而下一波则可能是缅甸，缅甸地处要冲，一旦缅甸突变，中国、三哥、倭寇必然会介入未来局势的争夺。而美则可置身事外的作调和剂，坐收渔利。动荡的欧洲亚洲的后果是资金出走。如此，美达到初步目标。而大马飞机失踪事件扑朔迷离，这件事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

有几个消息大家可联想一下：1中国在南海实弹射击。2三哥军舰接连出现误伤3中国某公司准备参与未来的泰国的克氏运河的挖掘。前两则说明大家都在训练备战，尤其是三哥，接连出事的背后，是三哥的训练强度加大。其万国牌武器是拿到缺陷。第三则，如果属实，则说明中国维护中南半岛平静平安的决心。

这个运河，在相当时期内是不可能开始的，但这时放出这个风，对马六三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我们要注意种种消息的汇总。其它我不敢多猜测，以上是个人观点。至此为止。

第三篇：寻找课程改革生长的力量(重庆朱丽华)

寻找课程改革生长的力量

重庆市璧山区

朱丽华

如果说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师则是实施的直接主体，那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教师成为某个外在结果的消极执行者，而不是这个结果的直接建构者和参与者呢？带着思索，重庆市璧山区寻找着课程改革生长的力量。

一、我们的行动

（一）用项目制——点燃

第一步：广发“英雄贴”。结合璧山区课程改革规划和实施方案，从区级层面发布项目，包括学科基地、宜生德育、特色项目三大类别共50个项目名额，每个项目给予一定经费支持。

第二步：英雄不问出处。申报团队搭配自由，单位、小团队、个人（要依托实践基地）均可；申报不看资历看实力，不限定“英雄”过去的“战绩”和“光环”，更在乎申报者现在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第三步：过五关斩六将。短短几天时间，全区收到申报项目153个。璧山区教委首先请市内专家对申报材料审核，50个项目出局，104个项目成功晋级；然后邀请市内外知名专家进行答辩，最后53个项目“杀出”重围。一年后，邀请专家团队进行评审，达到预期的项目在经费上获得“二次支持”资格；同理，一部分“无为”项目将“退台”；与此同时，又将开放部分项目，竞争获批。答辩的仪式感，农村一线教师对话国内知名专家的震撼感，项目申报者为答辩认真备战的紧张感，项目同时起步但又相互影响的竞争感，本身就是生长的催化剂。

（二）在过程中——影响

第一步：把主动权还给教师。项目实施步骤、方法、路径、经费使用、成果；团队如何成长、分工、培训，一切都由项目组“说了算”，项目教师成为项目研究的“主宰”。

第二步：为项目团队导航。老师们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项目，谁又甘心让它轻易“流产”。但53个各有特色的项目，一群一线教师满腔热情但缺乏经验，需要支持。集中指导、分类咨询、入校诊断、现场会……都是项目有效实施的及时雨。

第三步：让跑到快的人有水喝。激情的火花，若没有适合的环境，只会“一闪而过”。及时发现各个项目实施中的亮点，并加以推广，如同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动力无限。

（三）多点成面——生长

第一步：以点突破。建议申报团队先从小研究入手，从感兴趣的点入手，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切莫贪大求全，实现一下教师行动研究从0到0.5的突破。

第二步：多点撬动。当一线教师有了一定的研究力，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撑，有了对课程改革的内驱力，同时利用项目把相同爱好的教师“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小宇宙”，实现0.5到无限的突破，并会辐射周边，实现聚变效应，实现更多教师的“共同富裕”。

第三步：各美其美。虽然各个项目的切入点不同，层次不一，大小各异，但“殊途同归”，最终都走向同一个“终点”，即成长教师和学生的获得。风景在路上，有了酣畅淋漓的过程，才有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里，璧山区教委没有对项目结果太多条条框框的指标，而是“私人定制”式的评价，即用你自己定的目标来评你。

二、我们的反思

（一）项目制的定位考量

课改的形式多种多样，实施项目制必须要考虑以下前提条件。1．区域内的课改基础条件考量。项目制应定位于是课改走向纵深的一种推进方式，项目制应在本区域内的课改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已具备在此基础上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条件。而璧山区刚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比如教研员教师对课标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对新的课改政策有较充分的了解和把握，熟悉本地区教育的优势与不足，了解本地区的区情、学情。

2．单一层面的推进或多个层面的展开的考量。

认真考查本地区课改现状，采取项目制这种形式是在国家课程层面上，还是在地方课程层面上、校本课程层面上，或这几个层面上同时推进，或在课改方面急需以项目制方式推进解决的问题，有选择性地立项，定项。项目制其数量有限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忌散而杂，零而乱地推行。璧山区课程改革“开放”的项目，就按照区课程改革的三年规划，有步骤的进行的。

（二）对项目申请者与评估者的考量

1．项目申请者自身要具备课程理论知识和一定的课程实践经验，要有对项目的准确把握与实施的详细规划，制定出完备的项目计划书。同时，能够预见到项目的结果所生发的课程研究领域的变化，尽可能避免这些思维误区: 一是为申报项目而去申请项目，甚至功利性地申请项目，或是因迫于某种局面、压力，同行的比较、竞争等等，而非自觉主动的去申报项目、实施项目；二是不具备申报、研究实施的条件，既无有研究能力的团队，又无基础资源等，仅凭一腔热情，容易导致实施中的困难、抑或项目的结果似是而非，平淡无价值。

2．项目评估者要能准确地从众多申报中评选最适宜的项目。评审者首先要熟悉国家课改的相关情况，还要熟悉本地区课程改革的实际状况，当前课改中的主要症结，或急待深化研究解决的问题，选择出最适宜的项目。

评审项目时，要严格把握住：一是项目的定位与高度，要站在课改的前沿，站在全局高度上，站在区域课改的高度上来确定项目的可行性，而且课改项目中提出的问题一定要是真问题；二是项目组的实施操作能力，如果一个项目没有一个很好的执行团队去完成，也难以达到最佳效果；三是项目的价值把握，同一种类项目申报者众多时，要选择出最具价值或潜力的项目，力争即把蛋糕分好，又把蛋糕做大。

3．切忌盲目追求贪大务虚力所不及的项目，如有的项目提出的“对国家学科课程标准的解读”，切不说早已有专家解读过，仅凭一个区域内的课改队伍，其实力也难以有所超越。

（三）项目的过程性考量

项目一旦确定之后，执行就显得尤为重要。

1．执行团队及执行力。优秀的执行团队要具备深厚的课程研究基础，对学科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项目的发力点、突破点、项目研究的重点难点等有充分把握，团队之间分工与协助明晰。

2．完善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这是项目能够得以按时完成的必要条件。

3．项目的成本与质量管理。每个项目的质量要求不同，伴随每个项目都有一定经费保障。经费使用上要合理匹配，关注直接成本减少间接成本。重大项目应进行项目的风险评估。要将有限的经费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4．项目的过程监控。在项目周期内可以对项目实施过程监管，如中期研究成果预见、研究过程观察、研究基地考察等等。一旦发现项目已背离研究初衷或难以开展下去，应立即予以纠正或予以调整或停止进行。

5．专家团队的指导。良好的专家团队是项目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专家的选择一是要考虑所选专家的权威性，应选择在课改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知名度的专家。二是要考虑专家的代表性，如课程理论研究方面的、学科课程方面的、教材教法方面的、课程管理方面的等。三是要考虑专家的区域性，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好跨区域选择专家，既要有来自教育发达地区的专家，也要有来自一般或欠发达地区的专家，方可集思广义，坚决避免小区域内自娱自乐式的课改。

（四）项目的结果与评价考量

1．项目的结果是否达到了最初的立项目标。达成度的检测可根据立项申请书中预定的目标，可以实行定量与定性检测，有标准的还可按标准检测。

2．项目的评价。项目评价一是要充分考虑项目结果所带来的价值；二是要考虑项目的后续延伸价值与增值价值；三是项目结果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及应用价值。

3．项目后续归纳与思考。项目制是在一定期限内实行的一种课改形式，每个项目周期结束后，要总结实施经验，探寻优势及需弥补的不足之处，并作深度的思考。

以项目制实施课改是一些地区在课改形式上的积极探索，但必须有一个全面完整的多向度的思维方式，才能防疏堵漏，充分发挥项目制这一课改形式的最大价值。多向度思维方式的建构，对整个项目的推进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课改的困难有时就是打破一些贯性思维，克服惰性思维的过程，课程改革怎么改，用什么方式改，都时刻面临着选择，正确的选择一定要以正确的思维方式为前提。

第四篇：寻找榜样的力量策划书

“寻找进步的力量，向榜样学习”主题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

为了增强校园的文化氛围和青春气息，为我系学生提供前进的力量，指明前行道路上的方向。通过发掘生活中的典型以及进步的优秀素材，树立优秀的榜样。用“明星”的力量，成功者的事迹，进步的事物给全系师生提供一个奋斗的参考系。更好的激发同学们追求上进的积极性，让同学们踏入校门就能受到鼓舞和熏陶。

二、活动介绍：

本次主题活动旨在让优秀的人和物充分感染到我系同学，同时能够以外界客观的进步力量和优秀事物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通过“一传十，十传百”，做到“学有目标，赶有动力”，并且培养出更多的值得学习的优秀个人和优秀群体。让所有学生知道大学以及社会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舞台，只要坚定目标、信念，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三、活动项目:

1、每个人推荐一个榜样。

名人、明星 以及身边的优秀人和事物皆可。只要其身上有进步的、进步的、值得众人学习的。

2、每个人推荐一部好的书籍。

书籍的人类进步的阶梯。古今中外有太多的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的优秀书籍，每一本好书都值得后人去品鉴，去学习其中的精华。力求培养同学们“读经典的书，做大写的人”。

四、活动对象: 艺术系全体在校学生

五、活动形式

本次主题活动共分两部分举行，第一部分为班级间的内部交流，具体活动事项可有各班班级干部自行商议决定。例如，主题班会，主题海报等。第二部分为系部活动，系部将举办专门的交流活动，例如研讨会，征文比赛等。具体事宜及分工待商议。

六、活动目的：

1.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同学了解进步的人和事，以此为动力，并且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

2.建设进步向上的学风。校风

3.培养同学们的个人爱好，提高同学们的个人素质。

4.增进同学间的友谊，加强班级间的文化联系，加强我系的影响力

四、活动分工：

（一）第一部分由各班团支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第二部分由学生会具体组织实施。

1、宣传部负责海报和活动通知制作、张贴。

2、学习部负责活动的文字记录、报道。

3、治保部负责突发事件处理以及维持活动秩序。本方案、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系学生会所有。

艺术系学生会

2012年2月

第五篇：试论中国学校发展的内生机制

我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写作是指继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莫言、韩少功等８０年代中后期成名的先锋派作家之后登上文坛的一拨年轻作家。他们在９０年代中期走上文坛，９０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的创作从质上讲尚不如前述先锋派作家，但是，从量上讲，也即从他们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出现的频率看，他们已经超过了８０年代成名的前述先锋派作家，而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经过９９年《青年文学》、《作家》、《时代文学》等刊物的联合推介，“新生代”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已经大致成立。

如果说，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８０年代的启蒙主义，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现代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那么新生代作家则在先锋文学思潮之后涌上文坛，将作为精神背景的后启蒙状况和作为写作策略的新浪漫主义结合，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浪漫主义写作潮流。

过去，我对新生代写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我曾经将他们在道德上的紊乱状况理解为是抵抗精神奴役、思想压抑反常态表现，将他们在写作上的私人化理解为对伪宏大叙事的反动，将他们在写作技术上的退步理解为是努力摆脱文坛先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此等等。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紊乱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信念，出于真正的堕落，私人化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资源的枯竭，进而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写作技术上的退步可能仅仅是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一、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３０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５０、６０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但是在今天的小说中，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已经难以看到生活的份量。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中没有生活，而是说，它所反映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让人费解，仿佛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但是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女主人公倪可热爱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马克以及由西班牙货币豢养的天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设置的人物，其魅力的源泉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而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神秘的西方背景，他们或者直接来自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有一个在西方国家赚钱的母亲，“西方”作为魅力被毫无抵制地引进了小说的，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技术性手段。由此我得说，当代写作正在日益地丧失自己的操守，正渐渐地成为“西方”这个巨大广播网在中国的发言人。他们正将“西方”这个词浓妆艳抹地塞给读者。

问题是，《上海宝贝》中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在心里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抄袭纽约、东京、柏林生活的打算，然而在作家们的笔下这却成了生活的最主要的图景，仿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质。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这种和“西方”直接接轨的内容在多大的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的真相？如果这是谎言，那么是谁将这一谎言搬上了小说，进而又是谁将它隆重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如果，有一个出版商、一个作家，他们在一起虚构这种生活，然后将它塞给读者，他们告诉读者这就是生活，你渴望它，想念它，那么就在我的小说中满足你的好奇和想象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正在堕落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而与此同时，他们正通过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真相。一个有着近１０亿农民的国度，一个有着数亿蓝领工人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工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

中国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这样被掩埋了，而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当他们头碰头，肩并肩地数着他们赚进来的钞票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的揭示者在工作，还是作为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工作。跨国资本在使当代城市生活迅速世界化－－走向模仿、戏拟、单一，进而剥夺了作家真正的生活资源的同时，正在敦促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按照他们的标准伪造另外一份生活。

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

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这是这一代新生代作家和陈村、王安忆、韩少功、莫言、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的最本质的区别。

跨国资本正通过电视、电影、广告，通过夜幕下的酒吧、迪厅、歌厅，通过各种家用电器将它的生活标准强加给他们，进而通过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人民。跨国资本的进入，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经验变得同一了。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西部城市兰州和东部城市上海的区别，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南京和北京的区别，然而现在呢？同样是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是霓虹灯下不夜的酒吧、舞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了，即使是我们去扬州、苏州这样的边缘城市，除了那些做秀的老街（它们是９０年代以来可以营造的假古董），其他一切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在跨国资本的左右下，不仅仅是城市的外部面貌，更重要的是城市内里的精神，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正在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消失和崩溃，进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也被划一了。这就是现实。

二、谁剥夺了他们的体验能力

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迷住了眼睛（更不用说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了）。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试想一想，上述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被西方跨国出版商充分操作之后才来到中国的？即使他们本非西方作家，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他们在姿态上还处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经由西方国家的文学奖项和出版商的认可，进而通过西方出版界的渠道进入中国的。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可西方的体验方式，同时也体验了否定西方的体验方式，跨国资本显得如此自信，在提供我们赞美它的方式的同时甚至将批评它的方式也一并提供给了我们。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大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那些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志写作的真正盟员，他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集中，他们失去了和底层生活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带来了一整套文学写作的标准？甚至揭露跨国资本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由它带来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文学学的“现代性”标准来自哪里？是谁告诉我们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不是现代小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时间型”故事中心的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的呢？我们是在将它们和那些小说比较了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就对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就感到自卑的，我们对这些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是天生就看不上眼的，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当今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多少人将这些中国小说当成了自己写作的标准，几乎没有。章回体小说是怎样被驱逐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路的？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的喜爱的，在中国近代还诞生了《海上花列传》等出色作品的小说样式为什么在当代就死亡了呢？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在２０年前，我们的作家，如果他们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怎么谈他们的创作体会呢？他们会感谢生活的赐予，而今天呢？如果哪一个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体会中谈感谢生活的话，他会成为怪人。因为他们的写作资源大多不是来自本土生活，而常常是来自对某个外国作家的阅读。

他们正通过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伟大作家”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过滤。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在本质上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当代新生代作家对这些人的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跟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方式、感受角度上的模仿。从这方面看，我们会发现，新生代作家将博尔赫斯、塞林格、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当成写作楷模的危害极大，它使我们不仅仅是在短时间里失去了一些好的作品，而是在更长的时段里失去了一代作家－－一代真正能以中国方式体验中国生活，进而写出中国生活的真谛的小说家。

我得说，他们大多已经失去了体验生活压力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压抑、痛苦、绝望的感受性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比历史上最专制时代的作家们还要低。他们享受了太少的生活的压迫，而承受了太多的洋作家的“恩泽”。他们的体验是矫饰的，是来自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福克纳的舶来品，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农民，和工人，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大众”在一起的能力，他们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他们投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大师”的怀里。

为什么博尔赫斯成了新生代小说家的主神？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艺匠，他不需要真正的生活，他的小说来自于他的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他只在他的图书馆里不断地从书本到书本地编造他的小说，就可以了，他让我们的作家突然之间掌握了一项出奇制胜的法宝－－不再主动地亲近生活，而是亲近书本－－将别人的创作作为写作的源泉。这样写作成了逃避生活的结果，而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博尔赫斯是专门为那些缺乏生活资源，但却醉心于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准备的一贴“补药”。那些失去了生活资源，又不愿意到生活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的人，那些只剩下一点儿智商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可能－－写作在此成了一项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他适应了中产阶层不痛不痒、哼哼哈哈的美学趣味。

我要认真地说，博尔赫斯并非什么大师，他只是个艺匠，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已。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归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当有自己的大师，这个大师绝对不可能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中国传人那里产生，它将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其中必有一条，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和上述那些“大师”是不同的。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９０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沉溺于一己之欲，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

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三、一个结论

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变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成了一切写作的敌人，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形态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的问题。

将西方神化，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走向更高综合的时代，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如何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如何获得“自我经验”这个无尽的矿藏的滋育，这是２１世纪中国新生代作家面临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