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孩子的脑筋急转弯说起

第一篇：从美国孩子的脑筋急转弯说起

从美国孩子的脑筋急转弯说起

日益开放的今天，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不少外国人也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定居。黄头发、蓝眼睛的孩子在中国同样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些双语学校应运而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

在一所双语学校，一位专教汉语的中文老师受到了孩子的欢迎，因为她的课上得生动有趣。在她的调教下，孩子的汉语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口语进步神速。老师经常带他们做一些文字游戏，甚至会给他们出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有一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个“经典”的脑筋急转弯：把一只鸡和一只鹅放入冰箱，鹅没冻死，鸡冻死了，是怎么回事？

几位来自美国的孩子兴致高涨，反应灵敏，快速给出了几个答案：

一、冰箱没启动，里面不冷，鸡是闷死的，鹅身体好没被闷死；

二、冰箱温度不够低，但鸡身上的毛少，还是冻死了，而鹅毛厚没被冻死；

三、鹅身体强壮，不甘被“关压”，推开冰箱门逃脱了，而鸡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四、主人打开冰箱后，鸡已被冻死，而鹅还没死，如果主人迟一点开冰箱门，鹅同样会冻死。

老师听后，均给予否定。孩子们急于想知道老师的答案，老师笑着说：“是企鹅，企鹅不怕冷，因此冻不死。”孩子们听完，一点不吃惊。有个孩子说：“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不赞同。”其余几个孩子也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问题。老师拿这帮美国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在心里感叹：美国孩子真固执，简直不可理喻。

这个故事让笔者感慨颇多，不能不让人再次联想到中国的教育。

虽说素质教育已提出多年，启发青少年多元思考和创新意识也常常挂在教育工作者的嘴边，可一旦落实在课堂，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不管用什么方式，把学生引导到 “标准答案”上，成了每堂课的唯一教学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不，连一个游戏式的脑筋急转弯都必须统一标准答案。

在感叹美国孩子“固执”和“不可理喻”的同时，反过来想，不得不说，其实我们的许多教育工作者教育观念之“陈旧”与“固执”，可谓“不可理喻”。当然，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教师，这与现行的教育形式和考试制度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不能成为教育工作者“固守陈旧”的借口，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创新意识的人才，而身处一线的教育实践者首先应该担负起这种责任；再说，我国的教育模式也在改革中。

到底是培养掌握知识应付考试的“机器”，还是培养个性鲜明、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是摆在每位教育工作者乃至整个教育界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真正需要“脑筋急转弯”的是培养人才的教育者！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第22中学）

编辑/于赫

E-mail:hehe625@126.com

第二篇：从美国教师关注广东历史说起

从美国教师关注广东历史说起

陈乃良

4月下旬美国纽英伦地区六个州20多位中学历史教师专程去到广州，探访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及其发生地，着重访问了广州市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和黄埔军校等名胜。访问团名称叫作“第一手材料：纽英伦中国网络”，领队是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傅高义博士，国际一流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这次美国历史老师的广东之行，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曾走访过广东三分之二的县市。

参观路上美国老师们种种提问如连珠炮似地发出。为了让他们得到满意的回答，华南师范大学派出了两位博士出身的历史系教授全程陪同，解答问题。提问非常生动直接，不止于资料求证，更多地挖掘深层知识，进行观点交流。

该项目主管安妮?渥特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不认识中国历史而感遗憾。她说：“20世纪结束了，美国的时代也过去了，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要跟上时代，就必须了解和重视中国。”为了改变美国中学里中国历史课时太少的现状，打算继续资助这种教师访问团的活动，并请学校的校长也来中国访问。她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中学里华裔学生逐渐增多，而且大部分来自广东，这些学生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希望学校增加这方面的课程。

美国学者认识广东历史从广州开始是很自然的,目前他们对广东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还缺乏了解。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将会更全面地了解与广州的兴衰起伏相关的种种奇异的变化。正如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原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张磊为拙著新书《贺江访古探胜》作序时指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世界最早地图上的一个标名——”封中“，成为作者研究工作的切入点。经过反复的调查、阅读和思考，作者确认‘封中’即今粤桂湘接壤的贺江地区，而其核心部分则是广信县，位于现在的封开县南部。在秦始皇、汉武帝的开辟经营下，这个远古以来自然形成的跨越五岭的交通要道益发重要，广信也就成为岭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首府。关于‘封中’的研究，拨开了时间的迷雾，再现了她被人遗忘的辉煌的过去，在人文精神的激励下，岭南——特别是粤桂湘边山区的人民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辉煌”。

这块奇异的山区期待着世界的认识、了解和支持。

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出的世界最早西汉地图，它的方位是上南下北的。下方是汉治领域，画得很详细，有县治及属下乡村标名多达数十个；上方是赵佗管辖的南越国，画得很简略，只得“封中”唯一标名。南越国首府番禺（广州）已入图，却没有标名，可见在当时汉统治者的战略构思中，“封中”远比番禺重要。贺江古称封水，用现代话说，“封中”即贺江流域——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区接壤的一片山区。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地处连绵五岭的一个决口，北流的潇水和南流的贺江上源众多的支流互相交楔，成为跨越五岭天险的一条天然通道。但支流浅，运行不便，秦始皇在潇贺两江的干流之间筑了一条170公里长的石路，形成一条畅通的水陆联运交通线，使得中原和岭南的交通发生了一个大飞跃，中原先进的文明由潇水-秦修“新道”-贺江的水陆联运交通线源源输入，造成这块地方灿烂辉煌的文明在秦汉到唐朝的一千年间，在岭南居领先地位。

近年人们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武帝派遣宫廷组织的商船队，带着黄金和丝绸，从北部湾的徐闻、合浦和日南（今越南地）出发，远航三万里，抵达印度半岛。《汉书》记载的始发港只有上面三处，没有番禺。那是因为最早的海上中外贸易的进出口货物都经贺江走，广信位于贺江与西江交汇处，以广信为集散地，再沿西江及其支流可抵上述三个港口和两广各地；向北可通长江水系，再沿汉水北上，通往古都长安。这种交通形势，造就了广信的高度繁荣。

经济兴旺，文化繁荣，岭南最早的大学问家陈钦、陈元、牟子和士燮等以及第一状元莫宣卿都诞生在此，在公元十世纪之前，岭南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出和他们等量齐观的学者。这块风景绮丽、人文资源深厚的风水宝地，正在期待着世人去认识和开发呢。我希望首先引起美国历史老师的注意，把这方面的新知识传达给美国的年青一代。

电话：1-781-229-5741

第三篇：鲁迅杂文《从孩子照相说起》

鲁迅《从孩子照相说起》

一、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7年10月至1936年逝世一直生活在上海。此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提到鲁迅，人们就想到“匕首、投枪”、硬骨头、痛打落水狗等等。大家印象中的鲁迅都是战斗着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一个幽默的人，常爱开玩笑，十分爱笑。鲁迅爱吃零食，爱吸烟，嗜钱、溺爱孩子，迁居到上海以后还喜欢坐汽车兜风，三十年代上海引进的好莱坞大片，鲁迅一部也没落下。

鲁迅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他只有1.61米。鲁迅晚年来到上海专事写作，50多岁仍然童心未泯，一次，夜静更深鲁迅在写作，外面的猫不停地叫春，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的香烟罐，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还有一次他以橡皮筋发射纸子弹打乱尿尿的路人屁股。

在黑暗的三十年代，鲁迅坚持针砭时弊，却没有遭到过多的迫害，是和他的生存智慧分不开的。据统计，鲁迅一生用过140余个笔名，光1932年到1936年，就用过80多个，其中还不乏如“何人干”一类颇带调侃意味的笔名。鲁迅从不做无谓的牺牲，也从不劝人作无谓的牺牲，因为他深知革命不是靠一两次游行，一两次暗杀就能成功的。生存下来了，接下来就要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忌讳谈钱，好像谈钱就很庸俗。但鲁迅不。他和普通人一样也看重钱。当时鲁迅的书稿大多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有一次，鲁迅发现北新书局没有按合约支付 1

稿酬，便与其打起了官司，直到拿回应得的稿酬。

揭秘：每36个小时就写一封情书

鲁迅与许广平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的婚事也已被母亲包办，虽不情愿但他却默默承受了。直到许广平到北京成为鲁迅的学生为止。根据记载，是许广平写诗点燃了鲁迅的激情，让他明白了爱的真谛，是许广平帮助鲁迅摆脱了绑在他身上的最后一道封建锁链。

而鲁迅与许广平为了能够结合在一起，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分别到厦门与广州任教，并相约，奋斗两年打下基础，将来能够生活在一起。不过两人分处两地四个多月，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

鲁迅当时到厦门教书，在厦门大学里种有相思树，一天鲁迅坐在树下思念许广平，看到一头猪跑来吃相思叶，正在热恋中的鲁迅看到代表爱情的相思树叶被猪吃，正义感油然而生，和猪当场展开决斗。当时有位教员看到，他对那位教员说他与猪斗的理由是不能告人的。最终鲁迅受不了两年约定的折磨，于1927年1月18日辞去了厦门大学的工作来到广州与许广平聚会。

鲁迅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建树。北京大学那个简洁古朴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沿用至今。校徽是学校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并反映着该校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这枚北大校徽，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便于制作徽章的圆形。上面的“北”字像两个背对背的侧立人像，下面的“大”字像一个正面站立肩负重任的人像，这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想象。“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二、鲁迅在今天的意义

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为此，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提出“立人”思想，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在他看来，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此，“20世纪之新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光耀人的生活，明白人生的真谛。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1936年，鲁迅在致尤炳圻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

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觉醒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鲁迅“抗拒为奴”的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

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有着漫长的历史，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造成中国社会的野蛮、黑暗、麻木、愚昧、落后。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极易产生欺弱怕强、自轻自贱、卑怯贪婪一类的奴性思想和苟活心理。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国民劣根性”的活写真。更可怕的是，“精神胜利法”把中国人培养成奴隶的同时，还使他们“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民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中，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群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反应！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鲁迅所思考的命题，依然光鲜如昨，当我们回味这位先驱振聋发聩的话语时，我们的内心实在无法轻松！

三、《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赏析

㈠《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末编）1935年12月编定

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8月7日。收入《且介亭杂文》，属鲁迅后期杂文。

鲁迅的杂文是社会思想和生活的记录。深入浅出，由小见大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特点，显示

了鲁迅观察社会人生的独异与深邃。鲁迅自己说过，‚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实很象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这篇文章，鲁迅采用说家常、谈闲天的方式，从孩子照相这件小事中，发掘出改造我们民族精神的重大主题，读后发人深省，启人反思。文章先讲了一个饶有风趣的故事，并由此生发，从孩子性格谈到孩子的照相，于盎然有趣的故事中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深入浅出地揭露和批评了我们民族存在的驯良的性格弱点，这驯良，也就是奴性。这种奴性，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民族的进取。

接着文章从驯良开发下去，进而说到“洋气”鲁迅说“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 但是他却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提出来不同一般的看法。他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鲁迅对于“洋气”做了细腻的分析。认为，第一，所谓“洋气”即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动”的特点，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后来失掉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它恢复过来。第二，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这就是鲁迅一向主张的“拿来主义”。鲁迅强调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的气魄，也要有慎重选择的科学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立、自强，重新变得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到这里，文章的主旨才显露出来。鲁迅从孩子谈起，说到照相，从照相讲到中日两国摄影师的爱好及其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质。由此提出了振兴中华需要去掉片面性，提倡科学性，克服民族弱点，吸取别族精华。就这样文章以层层剥笋的方法最后才提出了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民族建设问题，真是由小见大、由浅入深的典范。

其次，在艺术特色上，形象性强是这篇杂文的显著特点。

战斗是杂文的生命，但杂文也是文学的形式，也能给人愉快、休息。因此鲁迅要求杂文必须写得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怡人情。在这篇杂文里，鲁迅针砭时弊，却没有把它写得深奥莫测、枯燥乏味。如开头写房东太太，只写了她的一个举动，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房里玩，写了她的一句话“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就勾画出了一个城市小市民的势利、卑俗的灵魂，写来栩栩如生，力透纸背。又如写孩子在照相机面前不断变化的表情“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厌烦，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把孩子瞬息万变的情态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绘声绘色，因而使议论性的杂文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力。

鲁迅说过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需曲折。所谓曲折，不是隐晦，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指不拘呈法灵活多样的文学表现方式。

这篇杂文立意遣词总的说来较为鲜活、明快，但为增强艺术感人的力量，鲁迅有时有意写得委婉曲折。如鲁迅明明喜欢健康活泼的孩子，但却故用反语，把他说成是“我的敌人”，把孩子发表的意见说成是“反动的宣言”，语气显得幽默诙谐。又如在批评中国国民驯良的性格弱点

时鲁迅说现在“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一个“静”字高度概括了“奴才哲学”的本质。这些简洁凝练又曲折生动的语言充分显示了鲁迅幽默的才能和讽刺的手腕。

鲁迅在杂文里，不爱把结论与答案直接告诉读者，而是读者在事物的内在联系中去联想、思索。例如，在讲了我的孩子因健康活泼而遭遇过同胞的打骂后，接着说“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十分不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并非孩子的性格变了，而是因为“一二八”战争以后，上海成为孤岛，日本侵略者横行无忌，使一些怯懦的人感到畏惧了，因此对于带有日本像的健康活泼的孩子再也不敢随意欺凌了。这里鲁迅仍然是批评了在我国部分国民中存在的欺弱怕强的性格弱点。但他没有明说，而是采取了曲折含蓄的表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其弦外之音，意外之指，耐人咀嚼寻味。

以上这些造语曲折方式的采用，不仅可以增添杂文的感染力，使战斗的杂文更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而且也使杂文的理论含量更见丰满，确实尽到了杂文的怡人情的陶冶作用，给人以美的文学享受。

第三，这篇杂文具有理论文章展开逻辑推理所要求的条理和层次。

全文的结构层次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我没有孩子因而遭到房东太太的指骂，有了一个孩子因健康、活泼、顽皮显出一副日本孩子相而遭同胞的打骂。进而写到我给孩子在日本的和中国的照相馆照相，却拍出面貌截然不同的两张照片。因此引起作者曾经“想了一想”为止。看来写得散漫松弛，然而却是引起作者再次提出“拿来主义”主张的重要契机，是全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形散而神不散。

第二部分，由孩子照相这件小事引出了重要教训，批评了我们民族的驯良的性格弱点。它是在第一部分叙事的基础之上，侃侃议论，流俗时弊，行文恣肆跌宕，回旋利落，所言者小，所见者大，表现了鲁迅杂文雄辩的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旨所在。作者从批评我们民族性格的弱点，转而提出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动”的气质，并且进一步主张“拿来主义”，学习日本民族会模仿的优点。结尾，鲁迅特意提到当时大家所讳言的日本。他说，日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中国人正应学习日本人的“会摹仿”的长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鲁迅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着眼于国家前途提出这一主张的。所以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仇敌，他也绝不惧怕因此而招来的“‘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要诱中国人做奴才”一类的污蔑；爱国与否要探究其实质，“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寥寥数语就撕去了御用文人的种种伪装，把他们实际上做奴才的本相剥露殆尽。

此外在结构布局上面，这篇杂文主要采用了对比的手法。

首先是我与孩子的对比。我“虽然有时也打骂过孩子”但以孩子的“健康，活泼，顽皮”，甚至于发表“反动的宣言”反衬了我的教育的方法的正确，是我没有把他“压迫得瘟头瘟脑”的结果。

第二是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的对比。“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

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第三是摄影师的对比。日本摄影师照出的孩子“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中国摄影师照出的孩子“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第四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对比。日本人“会摹仿，少创造”，中国人“低眉顺眼，唯唯诺诺”。

三、作业：

课外阅读鲁迅的杂文，体会他的杂文的特点。

第四篇：从读书说起

泥土如是说之一： 从“读书”说起

同学们

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师，我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我很想把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识和经验更多的告诉你们，如果能对你们的学习或今后的人生有那么一点帮助，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那我们就从“读书”说起吧。

“读书”，是我们接触最多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可有多少人认真思考或玩味过这个词语呢？比如“读书”到底有哪些含义，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理解，与我们的生活或人生有些什么关系，与我们人类或文明有些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思考过没有？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读什么书，怎么读，读来有什么用，这些直接关系我们当前生活的问题，大家去认真琢磨过没有？我们很小就被大人送到学校去读书，直到今天，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也可能说我在读书，（我还没工作），那么泥土老师我呢，我已经苍颜白发快退休了，有人问我这段时间在做什么，我也可能会回答我在读书，同样说“读书”，可它们的意思一致吗？这些问题也值得玩味。

当然，读书也不是个多艰深多玄奥的话题，更不是个陌生的话题。有关它的格言警句名人典故我想各位只需眉头一皱就会背出一大串，你看我们教室、走廊，哪里没有林林种种关于读书的箴言？这里我就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说那些正确的废话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能引起大家更具体更深入思考的东西，或一些似是而非容易让人犯糊涂的问题。

读书到底有没有用？还用问？怎么会没用呢？这简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可是，在我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就实实在在经历了或见证了3次读书无用的思潮。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是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上弥漫着读书无用的情绪。在人们的言谈中，经常可以听到“读书用啥用？越读越倒霉”这样的话语。所谓思潮，就是说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多人这样想；不光是这样想，而是真真实实的这样认同。任何现象都有产生它的原因。当时的社会的的确确有大量的事实明摆着，你不得不那样想。在一般情况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说大的远的，就在我生活的周遭，凡是称得上“读书人”的，几乎都活得狼狈，而且其狼狈的程度几乎都与读书的程度成正比。那时候活得最风光最荣耀的是“工、农、兵”，在农村，自然就是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已经近乎一个蔑称，人们用它的时候习惯性的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臭”字。那时最遭歧视的有五类人，叫“地富反坏右”，本来在“地富反坏”中就包含了很多“读书人”，而“右”中就全是读书人了，或者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这些人随时可能被传唤，随时可能被五花大绑拉上台去挨批斗，喊站起不敢坐下，生老病死听天由命。那时最吃香的一是屠夫，一是车夫，提刀的和握盘子的，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你想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所谓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普遍的缺衣少食，人际间会发生什么关系，考考你们的想象力。吃香的其次是“机关干部”，也叫“国家干部”，包括食品站，粮站，百货店，乃至理发店的“工作人员”，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大，不要与今天的“公务员”相混淆。他们为什么也吃香呢，因为他们属于“非农业人口”，几十年前，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差异之大，也考考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不出的，回去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或者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当然，教师也基本属于机关干部，他们的生活比号称国家主人的广大贫下中农要优越些，这是事实。但他们中，一般情况下，谁学问最深，谁就最可能遭受打击。我们学校的研究员级别的数学陈老师，实验中学的特级数学何老师（均已退休），他俩都是文革前华东师大的毕业生，上海人，当年他们都被分配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今天看来，他们是多么宝贵的人才呀，可你们知道他们在那时来干什么？一个在农具厂打铁，一个在涪陵中学（涪高中）饲养场喂猪。

这些是我的亲眼所见。把眼睛抬高一点，视野放宽一点，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老舍是怎么死的，傅雷夫妇是怎么死的，翦伯赞夫妇是怎么死的，顾准是怎么死的，那时钱钟书夫妇在做什么，沈从文在做什么，聂绀弩在做什么，高尔泰在做什么，整个中国大陆文化知识界的精英们形形色色的遭遇，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读书多么可怕，做学问多么可怕，做知识分子多么可悲，读书岂止无用，简直是引祸速罪啊！

一是读书无用，一是你即使想读书也没有书读。那时允许读的只有一种，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可是太高深，很难读懂。还可以读鲁迅，但由于没有其他的书参照，只读鲁迅的也难真正读懂。而大多数的书被宣布为“大毒草”，“封资修”的东西，说这些书会越读越坏，甚至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一般人来说，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去读？

这是我所亲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当然，文革嘛，中华乃至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10年，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然何以称为“浩劫”呢？

第二次读书无用思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11届3中全会已经召开，文革被正式宣告结束，改革开放思路正在形成，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指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的祖国百废俱兴，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形势下，忽然知识有用了，知识分子宝贵了，大量挺过来的读书人从牢房、农场和作坊里被解放或解救了出来，成了“非农业人口”，成了“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一部分，非但不臭，倒成了世俗眼中的“香馍馍”。大量读过一点书的人能够公平地坐在考场上接受国家的挑选，得以迈进各级各类学校去读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么令人激动和温暖的话语啊！我本人就是侥幸借此春风骄阳得以拉着时代的尾巴进入了学校读到了书从而改变了个人命运的。那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啊！按理说，在这种形势下，读书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多么明智的选择，可是怎么还会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潮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具体情况说起。体制的转型有一个过程，在我国这个过程特别漫长，今天也还远未完成，不像俄罗斯，他们用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强调的是“特色”。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自由贸易，这就出现了私营经济，出现了“个体户”，为了尽快挽救文革造成的经济危机（灾难），国家不但认可私营经济的合法，还从政策上予以扶持。这些个体户自主抉择，自负盈亏，不但没给国家造成负担，反而带来巨大的利润，使社会产生出巨大的活力，当然，绝大多数个体户也似乎一夜之间就暴发了，所以当时就有了个新名词叫“暴发户”。而相当多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还在体制之内，他们战战兢兢的还在余悸中呢，还在为自己终于回到了体制中，终于端上了铁饭碗，终于得到了尊重而沾沾自喜谢主隆恩呢，哪晓得抬头一看，别人早赚得盆盆罐罐都溢出来了！再仔细看，他们读过多少书？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技术？不过是“胆大妄为”而已，于是心里不平衡了。那时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还有什么用？于是不少人从学校、医院、研究所和党政机关跳出来，主动放弃铁饭碗，一头扎进市场，名之曰“下海”。这些人少数取得了成功，成了今天的富翁，多数人被碰得头破血流后又回到了体制内，这是后话。

第三次读书无用思潮就发生在当下，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着，如果你关心时事并比较敏感的话，你就能清楚的感受到。不知道同学们听说过“教育产业化”这个词没有，这个词有很多高深的解释或理论，但若用一句大白话来解释，就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这个概念大概在世纪之交提出的，当时当局有高官提出，学术界和民间也热烈讨论过，后来不大提了，当局也回避或否认，但事实上在搞。它的实际结果就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增多了，就业压力加大，矛盾凸出，相关的问题是家长的钱袋掏空了，一些贫困家庭为供子女读书而倾家荡产，个别家长甚至为此而轻生；年轻人中生出了两个新族类，一个叫飘族，一个叫啃老族。在这种情形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悄然而来就不足为怪。这次读书无用思潮产生的原因似乎有点特别，表面看来，好像是读书人太多，读书贬值，人才过剩！而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仍然是太缺人才了，常说的人才奇缺这种现状根本就没有得到改变。这里面的问题才真是有点复杂，难得理清。比如说大学生数量增多了，但质量呢？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如何？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给这些大学生们提供较多的创业机会或出路？如果同学们爱思考，在你们“读书”之余去认真琢磨琢磨，想通了，或许会对你的人生选择大有裨益的。

纵观这三次读书无用思潮，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对某种制度或政策的社会反应。反应有正有负，读书怎么会无用？这不合常识常理，可见它是一种负面反应，结果是人才的浪费，是一个国家智力资源的浪费。它不但危害了个人的福祉，糟蹋了人的生命，而且扼制了社会的进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读书到底有不有用，我们先不要简单下结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提供教训，以便我们在当下抉择中尽量减少或杜绝失误。显然，片面的被歪曲的所谓历史必定会让人得出错误的认识，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抹杀和歪曲历史简直罪大恶极，轻视和无视历史也可以说是愚不可救。扯远了，言归正题。读书有不有用，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段历史的另一些事实或另一个剖面。

进入新世纪的10年来我觉得自己与过去相比活得最好，最幸福，真的，我时常暗自庆幸：终于没有枉来这世上一遭！这个幸福不是指所谓的日子过得好，什么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不是的，如果那样看，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不但物价低，又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安全，吃的放心喝的放心呼吸的放心，不像现在，哪样能让你放心？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我说的幸福，是说我自己终于有所醒悟，活得有几分明白了！你被注射了麻醉药，或者你成了植物人，就算天天有人喂你养你而且喂养得很不错，你是不是很幸福？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苛，温饱足矣。我更看重精神生活，我不愿像猪那样活着。今天主张价值多元，这是对的，各人有各人的诉求，不该强求一律。有人就公然宣称他就喜欢像猪那样活着，那是他的事，可我不愿。又扯远了。我之所以能得到幸福，是缘于我遭遇到网络，得以读到了我认为真正的好书，是这些书唤醒了我的精神生命，使我不至于老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而终至沉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那份因幸福而激动的感言，我终于真切感受到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好多人他们压根儿就不能享受到，因为他们不读书。

但是我内心也有较沉的伤悲和悔恨，而这伤悲悔恨也是因了读书。这是一种特有的感伤，是因读书而产生的。我读托尔斯泰和雨果，没有这种感伤，那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级的大文豪；我读康德和卢梭，没有这种感伤，那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我读钱钟书和袁伟时，也没有这种感伤，因为他们比我老，是前辈。可当我读到秦晖和朱学勤，（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像刘小枫王小波吴思陈丹青这些人）这种感伤就产生了！因为我发现，他们竟是我同时代出生的人，他们中有的人还稍稍小于我，都属于50后，都经历了同样的折腾和磨难，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富有学问富有思想，那么卓有成效，他们的人生为什么那么精彩，生命那么富有质量！相比之下，我却是如此的愚昧无知，如此的贫瘠萎靡！对他们这些人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我知道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读书。在那我说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泛滥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们或因了家庭，因了朋友，因了和当时的某位“坏人”偶然相遇，当然也因了他们自身的警觉和聪慧，他们得到了或拿起了“禁书”“毒草”，在别人兴高采烈唱红歌跳红舞竭斯底里呼口号搞运动的时候，他们却躲到僻静之处静静的读书，默默的思考，殷殷的营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当冬去春来，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顺理成章的一步就迈进了北大清华复旦南开，成了新时期最早或较早的学士、硕士或博士；而像我，则只能因为勉强的初中学力考上个中等师范。你们说，差距是怎么产生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如果……，可惜，逝去的生命没有“如果”啊！

当然，我也有我暗自庆幸的。那就是在我的周遭，在我的同学或伙伴中，自己觉得又是幸运者了。别的不说，就说能读到上面我所列举的这些人的书，能与他们直接的或间接的对话，那我就是我同学或伙伴中唯一的一个了。不是可以的问题，而是能够的问题，只有我才能够。至于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我自认为比他们优越多了。我回家乡，见着几十年前的同学或伙伴，自然产生的就是鲁迅《故乡》中的迅哥儿见到中年闰土的那种感情。这种差别，我认为主要就缘于我的读书。常言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来还真是那个理。

我的小学刚好于文革开始的时候完成，幸运的是此时我已经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阅读了解。文革中，由于小学的阅读激起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尽管这样不许读那样不许读，但我还是偷偷的千方百计觅书来读，管他毒草不毒草，管他完整不完整，只要是书就行，所读到的书大多没有了封面，很多只有半本小半本，有的简直就是所说的烂油渣，上坡（上工干活）时就别在背后的腰带上，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这样竟读了四五十本小说，遗憾的是很少接触到真正的名著，多是《红岩》《红日》《红旗谱》之类（就这些本来是宣传品的东西当时都属于大毒草，是不准读的）。有人说教育往往是一次次偶然的相遇，我赞同。是的，真正对我的灵魂、智慧和趣味有所触动的就是一些偶然的相遇。记得我读农中时，遇到一个“右派分子”来给我们代几天课，很多同学都嫌弃他，但我们几个却喜欢和他聊天。一天，我突然听到他说了句“其实我们出生后就一直奔向死亡的”，我轰然一懔，这到是从来没听过的话，我当时只知道我们正奔向灿烂辉煌的明天呢，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就觉得这老师不简单，下课或放学后就爱和他厮混，就这样我在他那里得到最早的哲学启蒙，开始不满足读小说了，试着啃一些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像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后来还硬着头皮啃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书，我想，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能得到些许思维的逻辑的习染，那么这次偶然不能不暗自庆幸。我还有一位前辈也是右派，他给我的影响就是读唐诗。他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有机会见面则能听他吟诵和讲解。记得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他那小茅屋的小坝子上，他一面吟诵李白的《月下独酌》，一面手舞足蹈表演，还不时的解释玩味，什么叫“无情游”，“邈”字什么意思，他耐心的讲给我听，他说话结巴。看他吃力的样子，口里老是流着涎水，我是又好笑又感动，彼景彼情，至今历历在目。他家离我家百里外，去他那里坐车坐船外还要走一两个小时荒山小路，但我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去拜访他，为的是能和他吹一晚上的牛。后来他把诗集送给了我，我竟然独立地读懂了好多首。须知那时可没有什么详释、鉴赏之类工具书，连字典都没有。记得我独立读懂了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和王维的《渭川田家》（现在看来其实并没真正读懂），到他家去讲给他听并得到首肯后，心里那个高兴得意啊！他还给我吹陶渊明，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没有书，可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叫教育？那才是教育哦！（今天的你们我知道可以背出很多诗歌，但你们心灵里到底有没有诗啊？有没有让你融身其境反复吟哦的古诗啊？你们自己可以扪心自检一下。一个人如果只是口中有诗而心中无诗，那是很可悲的。你们慢慢去体会我这句话。）但他不懂哲学（当时我这样认为），不关心我学哲学，还泼冷水，还讨厌我给他吹的那种哲学。他就喜欢文学。

我想我与我儿时伙伴的命运不同，人生轨迹不同，就在于相同时代中，我们却有着不同的个人选择和际遇；而我和刘小枫朱学勤他们相比，看起来大家都读了书，但书的档次不同，思考的起点不同，读书的自觉程度不同，结果相差就那么悬殊。那么你们想想，归根结柢读书有没有用？

琢磨一下人们在使用“读书”这个词语交流的时候，实际的含义是大相径庭的。通常所说的读书，指的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即就业前的准备阶段，也叫受教育阶段（学生时代），你们现正好就在这阶段。人，要社会化，要获取谋生的基本知识、能力和技能，要懂得遵守社会的基本秩序或规范，还要能传承人类文明并能有所创造，这些都离不了读书。这个意义上，读书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就是其基本任务或者义务，是应该也必须完成的。但是这种读书又容易给人感觉是一种外在的要求或者压力，往往成为被动的事情，这就容易与人的志趣、爱好等发生冲突，读书成了苦差事，尤其如果不幸遭遇不好的教育的话，读书竟让人苦不堪言，或者徒劳无益。不仅如此，不当的教育甚至会让读书来扼杀人的天生兴趣（比如越读越不爱读书，厌恶读书），扭曲人性，扭曲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的意义。读书也可能毁人，不能不慎。

上面所说的读书说白了就是谋生的一块敲门砖，门开了，砖就会随手丢掉。可惜呀，多数人就是这样理解和处理读书的，读书和他的人生就发生这么一点点关系。但是，如果你遇上好的教育，你的读书走上了好的路子，你会发觉读书是件很令人快乐的事儿。读书会让你发现自然是那么美丽，宇宙是那么奇妙，其间的人类是那么独特——形体，智慧，情感，劳动与运动着的世界，真善美与假恶丑，创造与毁灭……而你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生命的意义，理想与现实，幸福与悲惨，灵魂与肉体，生与死，自我期许与路径选择……随着读书，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脑海里出现，展开，就会铺就出一条柳暗花明的精神旅途，让你在跋涉中唏嘘感叹，激动不已。于是，读书的神奇作用发生了：读书再不是苦差事，而是享受，是幸福，是权利；再不是外来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再不是敲门砖，而是生活方式，是心之路，将伴随你整个生命的完成。

什么是生命的完成呢？得先谈谈对生命的理解。就人来说，一颗完整的生命应该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本质应该在精神上，因为精神生命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根本上还是精神上的差别。考诸实际，我们会遗憾的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精神生命是干瘪的，萎缩的，他们还没有发育健全可物质生命就已经到尽头了！所以世间多有虚度一生的喟叹。那么，生命的完成就是使自己的生命的两个方面都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就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和品位。

如果生命是上帝给予的，那么他给你这颗生命应该与给予别人的大致同等吧，因为他应该是公平的，不然何以称为上帝呢？那么后来的生命的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还是应该由生命的拥有者自己负责。一般人与所谓的贤人圣人的不同，就在于一般人自己的精神生命中很多优秀的潜质没有得到开发或激活，如此而已。人由于自身固有的局限，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只能看到（感受到）他能够看到的东西，要想克服这个局限就只能靠读书。读书就是与高贵的灵魂对话交流，从而唤醒和激活自身同样高贵的潜质，使其健康、完整而富有活力，甚至使其不朽——精神生命得以万世传承。从这个高度上认识读书，恐怕才到位啊！

有人可能会嘀咕，你说得多有诗意啊，可是我首先要吃饭，像几十年去前人们常说的“一切都是假的，肚子饿了才是真的”。是啊，在人处于绝对贫困的时候，这简直就是绝对真理。贫穷让我们低俗、愚昧、野蛮、贪婪、急功近利……穷出来的见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不会遭致这样的，还莫说现代，就是古代也不会，如果今天的人们还整天战战兢兢于自己的饭碗，那还有什么人的尊严？还配“人”这个称谓么？问题在于，如果实实在在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呢？我们总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呀？那么请你相信，在你真正的如上所述诗意地对待读书的话，你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你的饭碗问题也自然会得到解决的，你的物质生活会让你满意的。我所说的一系列的变化，是说随着读书，你的观念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个人世界的变化，人格的变化，人生格局的变化，人生轨迹（身份、地位和境界）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必然的，只是时空或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要证明还是靠读书，不信你们去读读一些真实人物的传记，如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英-甘地、赫尔岑等人的传记或回忆录。

读书是一个大话题啊，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管中窥豹罢了！那么关于读书，同学们你们有哪些经验，哪些困惑，哪些思考，可以挖掘出哪些话题呢?大家放开拘束，大胆思考，交流，相互砥砺，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场面。

读书吧，读书会改变你的命运！（留下个问题：怎样读书？）2010/9/14 下讲预告：说“你”

第五篇：从“不让郑渊洁赠书给一个孩子”说起

从“不让郑渊洁赠书给一个孩子”说起

2013年，郑渊洁受邀去首尔青潭小学讲学。他在韩国知名度很高，很多家长慕名而来，有个叫孝媛的小女孩的妈妈还特地带了一些特产赶到现场，让女儿交给郑渊洁。

郑渊洁非常喜欢和感动，就随手拿起一本《童话大王》要送给孝媛，坐在旁边的青潭小学校长赶紧制止了他，并小声地问：“您要做什么啊？”

郑渊洁说我想送她一本书，青潭小学校长立刻按住郑渊洁的手说：“千万别这么做，下面有很多学生看着，你当着众人的面奖励一个学生，而伤害别的学生自尊心，这些学生没有做错事，他们就会感到伤害和委屈，这样做不好。”

郑渊洁赶紧问应该怎么做？青潭小学校长说：“应该都给，因为都来了，大家平等，这是一种奖励和荣誉。”郑渊洁连连点头。会后，他送给每个学生一本《童话大王》，表示鼓励和感谢学生们的厚爱。

回国后，郑渊洁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这件事，被韩国的教育深深折服。

另据报道，在美国有一所小学“没有班干部，每个人的机会均等，荣誉来自坚持和进取”，因为他们的校长认为，每个孩子都有潜力，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欣赏，在这个年龄里保护和培养自信心、正视平等、学会互相尊重是极其重要的，小学的孩子年龄比较小，那种客观的所谓“分等”会滋生优越感、挫败感等他们还不会处理的情感，需要尽量避免才好。

反观我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听话的就可得到一朵“红花”，不听话的、好动的孩子就得不到。上小学后，学校则用成绩来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在广播里、在墙报上、在学校最醒目的位置，经常听到、看到分等的名单。这种所谓的提优教育，其实是应试教育在学校中最显著的表现。前几年，深圳一学校还在表现不好的学生脸上盖章，以示批评。这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心理，甚至因此影响他们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小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水平较差，他们往往以外界评价来衡量和认识自己，因此，一旦外界评价不佳，他们就可能否定自己。这远比知识不足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一位初中毕业班的教师曾说，现在只需抓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就够了，其他学生可以不管。因为上面下达的升重点指标就是三分之一内，完成指标就有奖励，评优、晋职才有你的份。否则，把全班总体拉得再平均，没有完成升重点指标，你就什么都不是。孩子到学校来是为了接受教育的，他们本没有优劣之分，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师要硬加判断，这就有悖于教育的原则，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留下后患。有些孩子走上犯罪道路，与学校、教师的不当教育不无关系。

慈善人物濮存昕认为，在慈善领域中，比爱还重要的是平等。他说：“我们帮助任何一个，贫困者也好，受助人也好，我们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不是一个优势的态度。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就为他做什么，我们尊重他的存在。”这之于学校、教师更为重要，因为一视同仁是教师职业的道德底线。

笔者求学时也曾是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每当获得表扬或得到奖品时，脸上似乎挺高兴，内心却常怜悯那些没获得表扬或奖品的同学。后来当老师了，我就特别注意公平和平等，要是有哪天觉得冷落了某些孩子，心中就会感到不安。批阅成绩不好的学生的作业时，我总会故意多划些红杠杠或多写几句批语，表示老师对他们是重视的、在意的。在班级管理中，我也采取类似美国那位老师的做法，不设固定的班干部，这样让班里人人都当班干部，学会做集体的主人，学会关心，学会负责，学会做事。

令人忧心的是，除了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有些老师还按照家长的“级别”来给学生排座，家长有权有势的坐前排，家长给老师送过礼的坐好位置，备受呵护和照顾，而对问题生则有一种不经意的歧视，对后进生更是不理不问……有人曾设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最关注的教师特质是“对学生一视同仁”，而学生最不喜欢的教师特质也恰是“对学生不能够一视同仁”。

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将保护我的病人远离伤害和不公正……我将保证我的生活与工作的神圣与圣洁，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教师与医生都从事人世间最崇高的职业，倘若医生把公正、一视同仁视作职业的最高追求，教师就更应如此，因为教师的公正与一视同仁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源泉、人格形成的根基，因为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学会做人的比照。

习总书记曾强调：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照顾每个人的感受，温暖每个孩子的心灵”，公平对待每个学生，这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

（作者单位：房县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

湖北十堰 442100）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