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 读书笔记

第一篇：袁氏当国 读书笔记

《袁氏当国》之我见

据百度百科介绍，《袁氏当国》是一部追索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之灵魂的大作，而不是一部主旨为袁世凯翻案的书。因此，极其具有阅读价值且颇具幽默的历史书籍，学近代史的人可以一读，既了解了历史，同时又娱乐了自己寂寞的内心，填充了自己空虚的大脑，重振了自己对国家失去的信心，以及改变对袁世凯袁（冤）大头的偏见。

说起《袁氏当国》，不得不扯点关于唐德都唐老爷子的题外话了。在刚开始看《袁氏当国》时，个人觉得无聊至极，就老袁当总统，孙文创建民国这一个事实，从古到今，写了多少，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了大家对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的看法，真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这评价可真高啊。看来，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还真不是什么无营养的书，其中的奥妙，得自己读后才能体会。顺便，搜了老爷子的简介，呀呵，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简直牛人一个！啥也不多说了，还是先看书在评论吧。

书的开篇几页是些照片，这使得不爱文字的我大大欣喜了一番，又过足了看名人的眼瘾。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孙宣读的誓言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一职，谨以此誓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鼠年、中华民国元年，也就是孙文宣读誓言这一年。从这个誓言中，我们看出什么？第一，在民国时期，正式的文体还是更接近于古文；第二，“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先生胸怀天下，丝毫不以名利为重，这是不是在学习美国的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呢？华盛顿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可见，伟大的人物总是有那么一些共性的。在原文中，作者评价其为“上述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言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这段话给我的感触特别多，引起我的无限感想。在古代，帝王就是代表着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全部是决定于帝王的，于帝王有利泽好，于帝王有弊则坏。那时的社会就如一辆车，帝王就是这个车的轴承，没有了这个支撑，国家就要散，而彼时的大清，是一架破旧不堪的车，轴承几近坏掉的车。如同分久必合的死循环一样，盛极必衰也是帝王们逃脱不了的厄运。就这样，这台机器，连着这台机器的心脏，在袁世凯与孙文二人合力的情况下，像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倒塌。第一章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

——民国开国史简论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宣统如何在“内贼”——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与“外敌”——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逼迫的夹缝中为求生存而被迫退位结束了，就这样，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大清，共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存在了二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封建王朝落下了帷幕。“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做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唐德都在文中也将裕隆称为“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可以见得，唐还是对裕隆和溥仪怀有深深的同情的，不说在皇帝即位后没有能但得起大人的辅佐大臣，又加上摄政王载沣、宰相袁世凯等怀有深深恶意的人在身边，这皇帝自然是当得不好受的。

光绪末年的袁，原已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叫载沣的一纸文书开缺。尽管那时被大boss的叔给炒了鱿鱼，然有了外患时，他东山再起了。在这起称不上却又是宫廷政变的闹剧中，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他知道养兵自重，他知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知道大多王公大臣做不到毁家纾难，他知道国民革命军没有他事不能成。正是因为他知晓如此多的消息及内幕，因而，一个寡妇一个孤儿，一个封建势力一个新生势力，被他紧紧抓在手里，虽然他看上去由于清王朝的存亡而奔波憔悴，我想，其实他的内心中是淡定的。

孙文呢，既没有财力，也没有物力，同时没有人力。凭着个人的威望，才学，提出的制度，便抢得了头彩。

人员的安排，由于面子、人情，却是稍许的有些怪异。第二章 项城不做虚君 遯初志在首相 ——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黄兴，在袁不在南京执政，将偌大的地方、若干兵力留于其手中，他不趁人之威，自立为王或是起兵来一次兵变，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黄兴是一个在儒家的教育下的君子，也可以看出袁知人善用。黄还是与黎元洪一样的，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巨头，因而在我看来，黄没有与黎元洪一样被孙和袁任为副总统，有些遗憾，不过二人都将其用到了他该去的位置。

黎元洪，被两届总统（或者临时总统）给予副总统之位。宋教仁，这个最年轻总长，谁曾想他竟然想当的是首相。唐绍仪，一个传奇的人物，跟着袁混，与孙关系好。那么，唐绍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在就职总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挂冠而去呢？是恃才放旷还是觉得继续在袁手下干事有些憋屈呢？根据唐德都先生的意思是，唐绍仪在袁手下干活受限太多。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于是乎就不干了。不管怎样，在袁孙的执政下都官居要职。

来吧，回头再来说说袁与孙两个人吧。

孙逸仙，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尽管没有提供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但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让位于袁后，自然而然时宣传他的“社会丹方”了，而且袁也投其所好，让他负责全国的铁路局。

“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式。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都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在这项转型还未转的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讲的多好多形象啊）。

“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

“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在第二章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转型的问题，袁从民国开始着手筹备到建立期间的起起落落，全拜革命所赐，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袁这个“过期的老政客”，在革命中看到了自己当皇帝的希望，也灭了自己当皇帝的美梦。我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袁在位居虚位时的感受，那种自己累死累活打拼下的事业被别人抢了成果不说，自己分到的羹又是那么难以下咽。

“要有深厚的法制基础，法治才有效。在一个毫无法制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是无法无天”。

可见，民国最初建立时乱的一塌糊涂。

第三章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宋教仁，年轻有才，然在荒唐的民国执政者的受命下惨遭暗杀，这并不是天妒英才，而是执政者容不下不服从命令的人而已。不过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宋教仁自己身上，谁叫他那么恃才放旷呢？ “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我记得这是红楼梦中用来描述晴雯的一个词），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

“......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这个，用俗一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宋教仁这个人，实在是不能正确看清形势。也不搞清楚在谁的手底下做事呢，这么肆无忌怛的做自己想做的。

“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袁可能是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之私”，可怜的袁大头还真是冤大头啊，被队友赵秉钧狠狠的坑了一把。不怕蛇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于宋教仁的死，老袁既不能说是自己授意又不能说不是自己授意，只好任大家将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了。作者在讲述这里时，类比了尼克松的“水门案”和蒋经国的“江南案”，同时幽默的讲了乾隆皇帝招美人的事。

而在在孙与袁对峙阶段，我感觉到一种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气息。宋教仁之死或许与这不无关系。二者相战，源于宋教仁之死。而孙中山此时又不知怎滴，或许是被气到了，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袁氏还好，关键时候筹集到借款，加之本来就有兵力物力，所以与孙对峙压力并不是那么大。相反，孙可能就在名气这一点强于袁，其他的都处于劣势，为了能与袁抗衡，差一点与日联合。实在惊险呐！真真是冲动是魔鬼呵！

“在民国史上政治不遵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如同毛泽东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二次革命，人民遭殃，“革命军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国政体的实验，也以此全盘告终”。

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民初的政治称为黑金政治。

可能是时代原因吧，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将人性都扭曲了。应夔丞，服务于袁。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使出诽谤他人这种下作之举，实实是不堪的很。

第四章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在我看来，这一章是最难读懂，也是最值得多读几遍的，应该细嚼慢咽、理解消化的一章。在位置上，它位于全书的中央；在内容上，它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在前三章与后三章中，叙事为主，偶有评论。此章完全是哲学社会史学，高深的样子。一来毕竟是讲道理的东西，应该多读；二来此章内容生涩难以理解，所以多读。

开章引读部分里边说“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我实在是才疏学浅，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分内容里，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民国初，国民有学识之人非常少，而有学识并有见解的人更是少数，人们往往直观的来判断选择哪一种政体，而且，在那个阶段，老官僚还是存在许多的，这便使得美国的那套很难搞下去。

“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切都是对的或者一切都是错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正如后边的共产主义，俄国派来专家（姑且称之为专家）博古李德等来指导我们如何发展建立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不明白中国国情，只是一味照搬，导致共产党元气大伤，长征来躲避国民党的剿杀。孙中山等人便是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一味学习美国模式。“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而不单纯是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呢”。那么，什么是“三民主义”呢？三民主义包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后被采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基本原理来自西方政治学与社会主义，再加上孙个人的理解与想像。那什么是“五权宪法”呢？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的重要思想，曾列入中国国民党党纲。孙对五权宪法早在十九世纪就有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的最核心的思想是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大会，而治权乃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孙中山这种希图“救三权鼎立之弊”的探求，非但没有起什么效果，反倒是让蒋介石利用这个漏洞实行了个人独裁。

正如小标题所说，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有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这种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诚如作者之言“第一，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二者可谓是相互交融的，缺一不可的。

袁世凯，耍足了阴谋诡计，逮捕孙中山却还能叫国民党人为其投赞成票，这一招着实漂亮。诚如作者而言，袁逆着历史的大潮流复辟帝制，不仅仅由于他想独裁，更是因为他看穿了孙中山提出的体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老百姓也怨声载道，加之也有那么一些人，居心叵测也好，为民服务也好，将袁推入这个错误的轨道之中。所以尽管他可以做终身大总统，但是到最后还是回头选择了帝王。而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观点，或许也是说明了袁最终失败的一大原因。

袁世凯摇身三变，为着他个人的权益。当初刘邦项羽楚汉争霸之时，刘邦也是好几变呐。大人物，不应以常人的眼光来看。若是想成就一番事业，随机应变，能屈能伸，这些都是必要的。袁为了他的大梦，也是费尽心思。毁了国会，再造一个国会。正如同孙，毁党造党一样。

调转头来看，孙中山发现自己被逮捕也是托了同党人的“福”后，终于开始着手整治党了，只可惜最终失败了。对于指模一事，孙发表的讲话，我是不能够完全赞同的。

“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携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做“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祈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前两条还说的过去，后两条可以看出这时的孙中山有一种“我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我”的想法。

孙文与宋庆龄的婚姻，我也只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谁叫我们的孙先生这么有才呢？

第五章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袁氏对于当皇帝的心我是可以稍许理解的，但是，对于为了当皇帝而做出卖国的行为，差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可能是令人们唾弃他的原因吧。

原来，**、**与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是从这时候就被外界挑起了呀。

俄、日、英，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觊觎我中华良久，乘火打劫，割我国土，抢我钱财，挑拨我关系，更让人痛心的是，袁大头为一己之私竟忍着痛卖国。好一个袁世凯！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国共相争之时，国民党便是与袁有着类似的做法。

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

——兼评古德诺教授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不然，时势不仅造英雄，难免有时候会毁了英雄，造出狗熊。古德诺一介书生，终究被复杂的中国政治给黑了，丢了在美国的差事和美名。这也难怪，毕竟中国的政治不比国外的单纯，可古德诺教授却天真的以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相似，更单纯的没有想到杨度这些所谓“君子”的险恶用心。

“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袁氏尽管在开倒车这件事上做的大错特错，留下千古恶名，然则不能否认其做出的功绩。秦始皇一代帝王，也不是有错有对么？况一般人对于一件特别喜爱的事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半会选择要的，而袁还是在众多人的诱导下才去拿的，故而，这事不能全赖袁氏一个人呀。当读在袁与冯国璋的对话时，我感到的是悲凉。

“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袁氏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想必心情也是十分糟糕的吧！

借用文章中的话来说，“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梁任公先生靠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促使袁氏皇帝落马。尽管袁氏有古德诺教授曾经做强大的支柱以及理论支撑（虽然是被坑的），尽管袁氏有杨度等人组成的智囊团，然而终究是被梁任公先生的文章所战败。这足以说明两件事：

一、袁氏的皇帝是个泡沫，一戳就破；

二、梁任公先生的才干相当了得。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学过的一篇关于梁启超的文章。“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这是梁实秋先生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国体之改变，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代才使得有这么一场特殊的闹剧，才会坑了这么多的才子英雄。

当然，除了梁任公出色的文笔和演说之外，少不了蔡锷等人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才能教袁氏退位，将帝制覆灭。

其中，文章内提到的蔡锷与唐继尧二人的恩恩怨怨，让我痛惜不已。虽不是“本是同根生”，但也不必要“相煎何太急”呀，二人没到“相煎”的地步，却也因为矛盾差点坏大事。并且，于情于理，唐对蔡不应该如此，毕竟蔡锷对他有恩。

总结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宪政的确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成长的历史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中华民国最初的历史也对其有了同样的证明。一个社会的成熟和进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会有反复。处于历史激变中的人，如何去抉择、顺应，就不仅仅是个人智慧与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以及当时的环境乃至历史人物个性和遭遇的偶然性因素。历史不可重复，历史更不能假定，在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回头重读这段历史，才会有更为清醒的洞识，也更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对历史人物的误读、误判有深刻的理解、切实的体认。

虽然袁世凯当国为时相当短(全部合起来也不过四年)，却是中国史上大转型时期。从几千年周而复始的王朝几乎一夜就跨入了陌生的共和。作为旧时代的强人突然遭遇新时代，袁世凯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除了老手段、老药方，我们还指望这个曹操式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有全新的作为吗？唐德刚先生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解释了近代转型之曲折，对袁世凯这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负面人物”有同情和理解，对袁世凯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一言以蔽之，总之，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本对袁世凯有着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即使在孙中山这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身上，我们也能找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局限或缺陷。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古老的文明模式向另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转换，是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的，袁氏终究只是一个特定的过渡时代的人物，历史终究是踩着他的尸体往前去了。

第二篇：袁氏当国读后感

唐老有许多代表作：《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美国民权运动》等，当然《袁氏当国》也在其中。捧读完这部史学传记，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文白相杂，书口并用的写作风格。以袁世凯为主线的民国史在他笔下娓娓道来，绝无戏说成分却有引人入胜，史家讲故事的能力可见一斑。白寿彝大师曾言：“历史不能干巴巴，要让人爱看”，《袁氏当国》大抵符合这条要求。为了更好的体会唐老的写作风格，又去找了远流版本，果然收获颇丰，例如孙中山想联日倒袁就被唐老唾弃为“更是屎棋”，怒其不争的韵味十足，读来让人不禁莞尔。

接下来该说说本书男主角，他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废除科举，可恰恰是他，戊戌变法或许就因他的出卖而失败，不仅如此，刺杀宋教仁恢复帝制，做起来丝毫不手软。唐德刚评价他为“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在余看来，他就是一个深谙民意的重要性却摸不透民意的政治老手，成也民意，败也民意。

之所以说他深谙民意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懂得为自己造势，利用民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暂代临时大总统后随即电袁表示虚位以待，无非迫于“非袁不可”的局势，不然也不会千方百计制定法律来约束“猛虎”了。国民党成立之际，袁为造出与国民党交好的假象，与孙公晤面达13次之多。蜜月期中的孙公还沉浸在三民主义已成二者，自己只要再修多20万里铁路就大功告成的美梦里，何曾想到自己只是袁世凯造势，拉拢民意的一着棋子呢？后来袁更把国民党扫地出门，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可谓飞龙在天了，只是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之时却忘了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道理，临了还要像汪曾祺、毛泽东那样晚节不保，不可悲乎？可他远没有毛主席那样幸运，历史对他太苛刻，以至于窃国贼的骂名盖过他先前所有功绩。众人知道他野心勃勃要倒行逆施，却少有人为他辩解，他的洪宪年号实为弘扬宪法之意，只是此中有几分真情几分假意就没人在意了。

追根溯源，袁世凯称帝固有被袁克定坑了的缘故，但当时的政局也起了催化作用。共和这个美国模式原本是被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事实却是，民国成立后，连袁总统也失掉信心了。留学回来对共和制有亲身体会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唐老更是断言“袁世凯对现代政治思想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国民只觉得皇帝换了姓而已，民主？选举？啥玩意儿，能吃吗？再加上总统、内阁分权不清分权制衡这种舶来品来到中国就走样变型，袁有他的智囊团，宋教仁就搞他的政党内阁，双方都在掰手腕，能不乱吗？结果就是内阁还没断奶就夭折，议会那“八百罗汉”把民国搅得天翻地覆。其实早在1908年美国记者托马斯•f•来拉德造访袁世凯就有过报道”虽然袁世凯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是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他们”，只是袁不撞南墙不回头而已。

等撞到头破血流了就想起昨日种种，这时候民意又粉墨登场了，君不见民怨民愤多强烈吗？民国不如大清！看重民意的袁大概觉得开倒车也比翻车强一百倍吧？这虽有为他开脱之嫌，但也算是实话。坏就坏在这次袁世凯摸不准民意了。大清比民国好和民国不如大清两种说法，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前者恰是他以为的民意，却不料共和政体之于民众就如月信之于女人，女人每月那几天总会咒骂大姨妈，恨不得“她”快走，可等到亲戚不来了，又火烧眉毛似的求医问药。共和政体再不济，也算是跨出了第一步，缓慢前行着的列车断没有回头之理，袁世凯硬要回头，焉有不车毁人亡的结局呢？在他弥留之际，民意又有了新风向，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不知病榻上的袁世凯作何感想？想必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其二公子讽父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唐老觉得如果袁世凯守着本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但他如背叛民国，必然是不得善终。如果袁没有倒行逆施，历史对他的评价又会如何？中华民国走向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蝴蝶效应之下，我们如今还会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只是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在我们探索之时就已尘埃落定。《袁氏当国》大大激发了我对民国史的兴趣，这可能是作者一开始的写作目的。

第三篇：[袁氏当国]观后感

<袁氏当国>读后感

按照时间分, 袁世凯的一生可以分为下面10个阶段.第一, 锋芒初露.袁世凯不善读书, 后来投靠吴长庆开始从军, 又随之驻守朝鲜.感想:

1> 袁世凯发现了自己的长处, 并且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2> 要明白时移世易, 世易时移的道理, 要与时俱进;

3> 袁的成功是因为一手拿刀, 一手拿钱(权), 提携部下, 广布网络.第二, 小站练兵.袁在小站编练新式陆军.感想:

1>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实力), 做出成绩(业绩).第三, 戊戌疑云.袁在戊戌政变中向太后告密, 害了革命者, 自己却保住了.感想:

1> 要清晰的判断局势, 站对队伍.变法是向太后告密, 才能够在日后被太后提拔.又如:

与荣禄和张之洞搞好关系, 才能够在太后, 光绪死后, 不被载沣杀死, 仅仅是开缺回籍.2> 尽量不要树敌, 至少不要翻脸, 与大的方面搞好关系, 因为总有一天, 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关照到你.比如, 袁在山东巡抚任上与洋人的关系好, 故而在直隶总督和走向共和阶段能得到洋人的支持.第四, 总督新政.太后西逃事件以后, 袁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收拾残局.感想:

1> 办事要得力, 排场要大, 给对方面子的功夫一定要做足, 例如: 太后回京的时候, 袁搞了非常气派的接待典礼.又如: 孙中山来北京面谈的时候, 袁也是以极大的排场接待, 让孙非常的飘飘然.第五, 宦海沉浮.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 摄政王载沣想杀袁世凯, 但是被荣禄, 张之洞等劝住了.最后开缺回籍.感想:

1> 要保存实力, 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要冷静而不偏颇;

2> 要隐藏实力, 不要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底线, 特别是自己的敌人;

3> 一定不要中断对时局的把握;

4> 不要让自己闲下来, 要多联系人, 好好忍耐, 等待机会.第六, 走向共和.武昌起义爆发, 袁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摇摆.感想:

1> 要清晰的判断局势, 以自己的目的为导向, 指导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2> 养敌以自重;

3> 多保持联系, 哪怕是自己的政敌;

4> 要明白, 有的人会病急乱投医, 不在乎价码;

5> 实际的利益远比仁义道德更加有用.第七, 肇建民国;

第八, 家国天下;

第九, 洪宪迷梦;

第十, 灰飞烟灭.袁周旋于清廷和革命党, 先是逼清帝退位, 又逼孙中山让出总统位置, 又自立为皇帝, 最后死了.感想:

1> 袁世凯成功是因为他顺应了时局, 又有能力, 提携了一大批人;

2> 袁世凯失败也是因为没有考虑, 没有顾及他手下的人的利益, , 比如: 段祺瑞, 曹锟就亲

口说过, 袁世凯当皇帝, 他儿子也要当皇帝, 以后我们伺候完老子, 还要伺候儿子, 这事不干, 自此, 袁和北洋部下正式分裂.3> 要学会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如: 袁世凯在受到载沣要杀他的威胁时, 自导自演自家

门口的一起爆炸案, 借口革命党要杀他而不去上朝;找革命党人去暗杀宗社党, 只有他这样的政客能干的出来这么老辣的事, 与此同时, 表演做戏给太后和小皇帝看, 软硬兼施, 胁迫清帝退位;迎袁专使团来北京接袁世凯去南京, 袁不想去, 自导自演了一出兵变的案件, 在北京天津四处抢劫, 以此制造自己离不开北京的舆论.4> 袁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没有顺应时局… 当时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 他非要逆流而动,恢复帝制, 实在是败笔.

第四篇：袁氏当国读后感

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一：袁氏当国读后感

年初购此书，当即读完，颇为作者的行文和观点折服。唐德刚先生文体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可读性极强。前此读过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陆史家博雅多多。

此书多为袁氏回护，看来还算客观。盖形格势禁，不得已也。同时唐先生再次强调中国转型期的200年历史三峡观点，不相信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此观点抛弃所谓阶级斗争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颇能得人心。

近日从网上下载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国前十年》，发现《袁氏当国》即是《民国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陆出版时个别地方有删节，主要是大陆忌讳的地方。而后者可能是港湾版，联系大陆的议论之处均直言不讳，比读《袁氏当国》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陆版是经过重新编辑，截取一段成书，但并未说明，也许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吧。

吾人记忆力大减，年初读此书，现在电子版重读，竟未发现读过，直到发现有错字，检查此书核对，才发现原文几乎相同。还好，一年内两读，增强记忆了。

篇二：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

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

篇三：袁氏当国读后感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

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

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

于是，袁世凯大人找到了理论依据，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他的袁大脑袋。苦了的是古德诺，再怎么开记者招待会也没用了，本来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这回全没戏了，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历史黑锅——支持复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想想有点不明白了，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权威记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怎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

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

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

篇四：袁氏当国读后感

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

袁老辣，孙天真

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

“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

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

“孙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们权且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国父”的圣光还是不该磨灭的。第一件事，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科罗多拉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接报之后火速赶回上海。长年在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坦言“我一个钱也没带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奋战的黄兴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凯担任总统之后，“宋案”发生之前，是孙袁二人的“蜜月期”.孙中山不是认为“三民主义”就剩下民生主义还没完成么，袁世凯为了“安抚”孙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铁路”了。“孙大炮”脑子一热，就立志在民国初年延长铁路20万里（一说是10万英里）。截至2012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12万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凯当时心里就发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入党宣誓词就有“服从先生，再举革命”,党内高级干部均由党魁直接指派等等，给人的感觉怎么这么像独裁？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

“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

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500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孙香，命哉时哉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

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

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

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

篇五：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

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

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

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

1.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2.军阀政治

3.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4.内忧外患

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

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

（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出现；

（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

（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

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

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唐氏的这一番评论开始时令笔者感到疑惑，在书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但细细想来，却也可以理解。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另一共和大国——法国的模式呢？早在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也表明其不适合中国当时国情。那怎么办？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共和模式。这或许是唐老先生的所谓“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吧。基于这点，唐氏赞成袁氏的“可继承式总统制”,做一个“皇帝总统”;但反对撕开总统外衣，复辟帝制，偏要带上那个虚衔，这就成了在“历史三峡”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骂了。

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

第五篇：失足的帝王梦 ----《袁氏当国》读书笔记

失足的帝王梦

----《袁氏当国》读书笔记

蒋肖斌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的二儿子假名士袁克文的讽父诗。《易经》首卦云，“九五之尊”已到极点，如果不停止，就要追悔莫及。可惜，袁世凯终究是跨出了这万劫不复的一步。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

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光绪与慈禧的晏驾带给袁世凯致命打击，摄政王载沣一纸回籍文书差点断送他的政治生命。辛亥革命是袁世凯的新生，“挟寡妇以令诸侯”，上天似乎赋予了他与曹操相同的命运。然而，享尽天时地利，他却忘了一点，近代中国已到历史转型期，深刻的内忧外患，绝不是几个割据势力那么简单而重复的藩镇相争，称帝逆流，自取灭亡。是袁世凯的一厢情愿，还是他的谋士们一心欲做帝王师，把他推到那个上下不易的位置，这其中多少纠缠，又岂是一句“称帝野心”所能概之。

袁世凯是一个杰出的旧官僚，他的政治道路是中国传统的一脉相承。他的前辈与老师是王莽、曹丕、杨坚、赵匡胤，乘势抓权--养敌自重--逼宫受禅，是几千年来政变称帝的模式。回观历史螺旋式的上升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也许现在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我们不能说辛亥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皇朝末年的起义；但是几百年后的史家，洋洋洒洒评论时，也许赵太祖的黄袍加身与袁世凯的称帝不过是成功与否的区别。

这位李鸿章的接班人，乱世奸雄，想沉寂于历史，是断断不可能的。临时大总统，削粤、皖、赣“三藩”，“选举”为正式大总统，成为终身大总统，甚至死后可传妻传子，袁世凯步步为营，可以说都是成功的，大半生诡谲政治生涯，早已为他制定了有条不紊的帝王之路，差别仅仅是一个“帝王”名号。袁世凯不如曹操的一点在于，终究看不透虚名，晚节不保，否则谁说他不可谓中国近代政治的楣梁。83天的闹剧，一念间葬送了他所有的生前身后名。

作为最成熟的政客，袁似乎不应如此浮躁，即使有想法，也不会那么胆大妄为。这时候，身边人就成了天平上的最后一粒灰尘，改变整个历史的平衡。如蚁小人，善于察言观色，捉摸到上司的一点想法就自作主张，跳窜邀宠，大厦将倾而不自知。

“太子”袁克定就是其中一人。以袁家无人活过60岁为“要挟”，旁敲侧击只有真命天子才能破此天命，已近暮年的袁世凯怎会不动心。再加上一些荒谬却历代有之的“显灵故事”，如湖北发现龙骨、家童看到五爪金龙，袁世凯即使不相信，也愿意相信，“在历史上对天堂和

地狱的选择„„无情地毁灭了自己，也把全民族带到毁灭边缘”。袁克定最可恶之处在于伪造《顺天时报》，骗老头子相信连日本人都支持其称帝，卸掉了袁世凯最大的包袱，飘飘然走向刀锋悬下的龙椅。袁克定远不如曹丕，自己不想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却让老子以身试险，自己好理所当然继承大统。有这样的儿子，实在是袁世凯没有算好的命运，不幸之至。

古德诺来华，一篇《共和与君主论》（杨度的断章取义“功不可没”），称帝更显冠冕堂皇。来自遥远大洋彼岸的大教授，并不了解中国国情政治，脑子里只是一套完美的理论，“胸无城府，满腹诗书”，古本无意助纣为虐。学术是中立的，只是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政客会各取所需，把文人当成御用工具。古德诺的原意是君主共和无绝对优劣，异者只在于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但帝制派偏偏利用这个老学究来祭旗，一时间，“君宪优于共和”的口号传遍全国。

袁克定做通了袁世凯的思想工作，古德诺适时地提供了理论依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六君子”出现了，这批精力旺盛的实干家，将称帝推成现实。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挂牌，以杨度为首的成员被誉为筹安会“六君子”，名为研究“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更适合于中国国体”，其实早已有了定论。在筹安会授意下，各省区、中央各部门、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劝进通电直如雪片，民间团体也兴奋地搅进这个旋涡，仿佛一时间全国人民都在企盼袁氏称帝。后又有更为荒唐的“国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登基“不负众望”，做起了皇帝。

不由想起千年前的武则天，同样的权倾天下，同样的不合宗法，也是在天下或真或假“劝谏”中，或喜或忧“惶惶然”登上帝座，所幸不愧为一代明君，不致留下骂名。可那毕竟是千年之前，纵你袁某有那般资质，又得天时地利，人心却已天壤之别。虽然近代中国大多数人仍“民智未开”，但民主、法制、科学还是有了它的市场，觉醒的中国人不会允许帝制逆流。梁启超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便惊得洪宪王朝如跳梁小丑，再有蔡锷的枪杆，护国运动烽火燃起，袁世凯一气不顺，龙驭上宾，悲夫。

中学课本上的历史人物像京剧脸谱，黑白分明，可人心复杂，对错岂是那么简单。以杨度为例，因助袁称帝而遭历史骂名，这是我们站在百年后的高度得出的结论。然而，恕我大胆，如果我们身处那个飘摇时代，藩镇割据（暂且用这个词），外敌虎视眈眈，民智的确多未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确是非常必要的。杨度“人品潇洒，智商甚高”，连中山先生都甚为器重，可惜才高于德。加入袁氏阵营并非投机，实为怀有政治抱负，为救天下，为济苍生，也为了文人的最高目标--帝师。文人参政，多是悲剧，却乐此不疲，实中国政治一大奇观。成者王侯败者寇，袁世凯的不幸酿成了一批人的不幸，或者是这批人造成了袁世凯的不幸，谁因谁果，是耶非耶。

历史是主观的，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看不到当时的纷纷绕绕，只能从纸上读到一家之言。而当初的事实究竟如何，或许会成为永远的谜题。看到一些滥制影视剧中，袁世凯被塑造成秃头凸肚的肥蠢形象，不由叹息。虽然大节有亏，但单纯从政治上讲，袁世凯不愧为晚清-民国巨人。如果他安心地当大总统，甚至就是那个被后世诸葛不齿的终身大总统，以他的才华，纵横捭阖，或许真能将清末民初的糟糕社会理出一番头绪，多少会得到赞赏。他错就错在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同不知足的孩童，为了高处那看上去最美的糖果，在身后一堆人各怀心思的起哄中，犹豫而激动地攀上并不牢固的梯子，兴奋地抓到时，梯子倒了，身后人作鸟兽散，而自己尚未回味就已经万劫不复。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袁世凯的悲剧，古已有之，只是发生在不过百年之前，不禁犹如亲历，为其扼腕。

袁世凯死后，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压制各地早已按耐不住的军阀土匪，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然而犹如战国之于秦、南北朝之于隋唐，另一个大一统正在暗暗酝酿，那就是另外一本书，另外一段历史了，此处略过不提。

袁世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不可否认他的无耻，但也应看到他的无奈。从一个旧官僚到民国总统，他都应付自如。康梁，孙文，哪个不是第一流人才，一流的头脑做出的选择大相径庭，结果却又都是一致的失败；看清了清廷覆没的不可逆转，官场经历也让他不像孙中山那么热情而空想，袁尉亭朝着自认有把握的方向走去。可是，当时中国要找到方向何其不易！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这是一代名儒湘绮先生在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今中南海南门）题写的对联，横批“旁观者清”。深陷欲望与权利，袁世凯难以自拔，旁观者清，后人清，却都是不关己事的冷眼笑看，实在不足为凭。我辈后人以同情之心读之，只是历史的一个插曲，却是袁世凯一生的梦魇。高处不胜寒，失足的帝王梦，掩卷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