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初探——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第一篇：《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初探——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初探

——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升华

（德州学院中文系山东德州253023）

摘要：《古诗十九首》作为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代表，反映了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和思索。诗篇中建功立业的抱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叹以及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使文学自觉时代的文人士子生命意识得到强化，它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揭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先导式的启示。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生命状态；觉醒与升华

东汉末年，国势衰微，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这一时期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人开始比前人有了更广阔的关怀和更深刻的生命体验。他们清醒地感到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无常，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产生怀疑,在黑暗的社会中，文人转向了对人自身的思索。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和困惑，生命意识随之觉醒。《古诗十九首》就诞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

汉末产生的《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诗中体现的生命漂泊之感以及对精神家园的探寻，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内涵。无论是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还是人生的无常之感，都体现出一种人性的复归，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生命、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诗中更加关注“人”这个本体,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凸显出强烈的人本精神，是文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一、传统价值观的衰微与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永恒的价值，便是个人的道德自修，使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合于道义，并为了道的弘扬延续而建立功业，《左传》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变，此之谓不朽。”古代的文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以求名垂青史，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个体生命的价值完全附着于儒家体系，人生的意义就寄托在一个虚假的道德承诺里。这样的观念在《古诗十九首》里受到了质疑，在那个大汉王朝气数将尽的时代里，儒家经典已极难解释和平息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逐渐失去了理性的光彩和正义的权威，在政治舞台上悄然后退。文人自己的生命尚且朝夕不保，何论功名事业。面对生命如寄，功名无望的残酷现实，他们对人生产生忧虑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挺进庙堂的路径一旦被隔断，文人反而会更专注于内心，将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知识分子从儒家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在儒家传统中，人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情感，“诗以道其志”，志是先贤明君的道德理想，倡导面向国家、社会、道德、伦理抒发大志，人本身的所有生命欲求、情感本体也同时蒙上道德的外衣，而对于另一种情感，表现人作为生命的本能的自然欲求、人性化的愉悦的世俗之情，则都是不屑、不敢，或是不能为之的。那些士大夫所不敢正视处，也正是诗的价值所在，在《古诗十九首》中，人们从关心社会政治转向了对个人自身的关注，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内容的描写，发出了源自内心的真正自然的呼喊。它意味着人对生命感受的沉着咀嚼，而非呆板的故作清高。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1]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的《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同有之情”，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情绪和体验，由于作者把这种情绪和体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加以概括，因而能引起读者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出路的理性思考。它不再是不关痛痒的畜优献物，历史选择了它来载负这个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也正是因此，《古诗十九首》当得起“一字千金”、“五言冠冕”。[2]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数是宦游子弟，他们之所以离家在外，为的是能够建功立业，步入仕途。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人在他乡客居总是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和漂泊感，因此游子的思乡之情更是强烈。面对世路的艰辛，人生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游子内心世界更加困惑，迫切想回归乡里，见见亲人。但是关山万里，障碍重重，游人的思乡之情难以得到排解，于孤独的情绪之中更加感概人生。这种感情在《古诗十九首》的很多篇章中都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如《涉江采美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

涉江采英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主人公采撷芳草想要赠给远方的妻子，可是，欲送却不得送，因为“所思在远道”。他只好遥望着通向恋人居所的漫漫长路而浩然兴叹，空间的辽远成为他们情感的阻隔。感伤寂寞的游子只能发出“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慨叹。欲见而不得使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庭中有奇树》的表现方式亦如此，同样是“将以遗所思”，而“路远莫致之”。因空间的阻隔，爱情得不到表达和实现而倍感孤独。《明月何皎皎》的作者在明月高照的夜晚忧愁难眠，揽衣徘徊，深切地感到：“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天涯芳草，他乡明月，都没有给游子带来的心灵的慰藉，相反，倒是激发起难以遏制的思乡之情。

与游子相比，思妇的倾诉更为热切和哀伤。游子还可通过建功立业来填满人生，而思妇却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行行重行行》和《冉冉孤生竹》皆为女词，其中都有“思君令人老”之语，前者是思妇的叹息，后者是待嫁女子的怨艾。这两位主人公都因婚姻变故而有迟暮之感，流露出青春易逝的惋惜。她们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衰老，而是思念使得芳华早逝，这就更令人悲哀。“思君令人老”是痛苦的人生体验，她们担心游子喜新厌旧，担心自己的真情不被对方省察，担心外力离间。独处的精神苦闷，显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青青河畔草》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寂寞直言不讳：“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直白的表露不是没有原因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河边的草地发芽泛青了，园中的柳树吐叶变绿了。这节候的变化猛然间提醒了站在窗前的她对时间的记忆。节候向她们提醒着逝去的时光，时光又压迫着她们的孤独。《冉冉孤生竹》的主人公无奈地怨嗟着“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像《行行重行行》一首那样，她也耿耿于“悠悠隔山坡”，道阻且长，会面已不可知。可以说，在思妇诗中饱含的孤独之痛、寂寞之苦大体都是相同的，对时光易逝的哀叹，对游子归乡的期盼，在《古诗十九首》中都有直率而真切的流露。元人陈绎曾评为“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3]可谓精当。情真方能动人，《古诗十九首》的真率之情中饱含着精神绝望后的哀思和无所归依时的心灵呐喊。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思妇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痛苦相思是非常让人震撼的。游子在外，心绪不免孤寂，而且时节的变迁，生活的单调重复，时光的匆匆易逝都使眼前的一切浸染了一层轻哀，而人的生命随着时节的变迁而流逝，更是增添了苦闷的心绪。游子常年漂泊在外使他们对于对短促人生的体验更加强烈，他们不仅会思考怎样的人生有价值，还会思考怎样的人生更具有现实可能性。

《回车驾言迈》是诗人在长途跋涉中见到事物迁移，感到时光易逝，生命短促，希望早日建功立业。“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诗人看到景物更新，没有想到生命的欣欣向荣，而是生命的衰落，这不能不使人凄然。这黯淡凄凉的春景中渗透了诗人的主观心情，渲染和烘托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空虚无着落的悲哀，这样的景色这般的心绪倍增伤感之情。在这样的心境支配下，诗人自然而然想起人的倏忽死亡，不觉死后茫茫，深深感喟惟有“荣名以为宝”。“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样坦率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他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强烈愿望。

《古诗十九首》中游子热衷仕宦，要求立身扬名的愿望十分强烈。对此，诗人反复予以申诉。《今日良宵会》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这是要在仕途的激烈竞争中捷足先登，占领显要的职位，摆脱无官无职的贫贱境地。《回车驾言迈》亦称：“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游子对于内心的忠实，不虚伪做作，正是值得推崇的生命本真状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荣名、利禄、女色都被儒家视为道德的对立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道德和利益的取舍之中，儒家教义当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道德。而我们从这些率真而大胆的表述之中更听出了反叛意味，这是对儒家严格宗法制度的反动，也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反动，以大胆的声音呼唤新鲜的生命，他们在追求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状态，而不再为一些外在规则与制度而活着，这是魏晋人与文的觉醒的前昭与先声。它为魏晋时期人文精神的发展和文学的自觉成熟开拓了深厚的领地，蓄积了足够的力量。

二、孤独感伤与纵情享乐中的生命状态

东汉中后期由于社会的**与黑暗，人们已无力于救世，无力做出反抗，也没有了为道义而临危不惧的献身精神。长期的**和生命的朝不保夕，使他们对生命、对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古诗十九首》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人孤独漂泊的悲叹和对及时行乐的感伤，是人的觉醒的另外一种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现实的成份加浓了，人格追求的成份淡化了，对于道义的追求转为强调现实人生的自我丰满，个人关怀已然前置于社会关怀。人们通过对生存困顿的认识体悟到了生命的价值，这种对现实的感喟和对人生的态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显得尤为可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古诗十九首》拉开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序幕。

游子为了寻求出路，不得不远离乡里，奔走权门。不断的游荡也会产生诸多的客居感，这就引发了对生命的追问。时空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精神上，他们同样无所依附。《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借爱情来排解，想借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在人生无常的悲哀和及时行乐的惆怅背后，渗透着孤独落寞的无限感伤。

亡国之音哀以思，每逢国家丧乱，诗人们生活困顿，感时伤怀。而汉未文人从自身体会出发，诉说失意群体共同的悲伤、孤独以及对前途的迷茫，更显悲凉而深沉。《古诗十九首》中倾注了大量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预示着人本价值的复苏。它的基调低沉，充满了孤独、哀伤以及前途无着的忧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青青陵上柏》)生命的漂泊无依,灵魂的无处安放都在诗中有所体现。“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回车驾言迈》)展现了士人的困顿和漂泊无依的孤独，这些都暗含着游子遭遇的人生短暂和一事无成的感叹。文人们从现实生活的情感入手，以特有的方式倾诉着乱世时期内心的迷惘和无所寄托的精神孤独，体现了一代文人无所归依的人生悲凉。

孤独并非寂寞无聊，而是精神的渴望。在《西北有高楼》一诗中将这种心灵的体验外现得相当充分：“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孤独的人都有一种倾诉的欲望，希望将全部的苦楚心境倾诉在对方身上，并与对方达成某种心灵的共鸣，来缓解人生的孤独。然而结果是令人丧气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情淡薄，知音难觅，这更是一种旷世的孤独。《明月皎夜光》则抒写了诗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标榜气节和忠义，而一当他们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展开竞争，原先的友谊就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起落，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诗人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也就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他们内心包含了无限凄楚与彷徨的巨大精神力量，此时可以安顿灵魂的，也就是爱情与故园了。然而距离的阻隔造就着刻骨的哀伤：“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最后的温情抚慰，也只是遥望而终不能实现，由此我们可以体验他们哀伤，孤独以至於绝望的凄楚心境。

处于乱离时代，无处排遣苦闷的人们深切体味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心灵的痛苦、生活的磨难，把他们推向了悲苦人生的忧思之谷。既然一切“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是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李泽厚《美的历程》）[4]，那么怎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于是在进退不得的痛苦中，他们试图选择及时行乐，用美酒、美女、美服来麻痹自己，消解痛苦，在这些文人粗率鄙直的享乐宣言背后，是一次次对生命困惑与苦恼的突围，饱含着一股愤激的真挚情怀。对人生的迷惘与痛苦的感受，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那种要紧紧抓住人生的欲望等，都真切地表现了当时文人的内心世界。

游子宦达的成功率很低，多数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作为仕途上的失败者，他们要在其他方面寻找慰藉，用以保持心态的平衡。《古诗十九首》作者的人生意识是清醒的，他们不相信成仙术，头脑里没有长生不死的彼岸世界，只想在现实中过得更快活、更自在。于是，他们“荡涤放情志”（《东城高且长》），去追求燕赵佳人。《驱车上东门》也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说要以美酒华服来消磨人生，同样表露得非常坦率。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既然时不我待，人命奄忽，无论贤愚、贫富到头来都不过是郭北墓中的一个土馒头，现实社会的状况如此残酷，何不欢悦地渡过青春年华呢? 如《今日良宴会》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又如《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上东门》中“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

这些体现及时行乐思想的作品，正是东汉末社会时代思潮所导致。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指出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4]当人们试图确立新的意义时却发现一切都不是真的，只有人是要死的，只有人生在世有那么多的悲苦才是真的，于是他们不再乞求生命的永恒，他们觉得极时行乐，就是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快意当前是最应做的事情。“不如饮美洒，被服纨与素""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自暴自弃、玩物丧志的行为，实际在放纵的背后是对个体生命的深情和对生命价值的最大追求，他们只能以此种方式来表达对于生命的珍视，这并不是对生命的厌弃，而是深沉的挚爱，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在《古诗十九首》中，充满了中下层文人的追求情欲生活的气息，对于荣誉、地位的庸俗渴望，把感官享受作为麻醉精神替代品的迷乱，对脆弱生命不能承担愿望之轻的无奈，甚至对放荡生活的追忆和沉醉。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一书中说：“这些思想是庸俗和粗野的，它的气质是浪漫而活泼的，但其中却蕴藏着一种现实的积极的因素。”[5]感伤的情调和享乐主义的思潮,正反映当时文士对人生的珍惜和执着。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实际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这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三、生死对照中体现生命意识的升华

《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文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它对生命的关注，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具有超越时空的感人力量。汉末文人所以把生死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对死亡进行剖析。古人在感叹生命时看到了生命无可挽回的毁灭趋势，由人生的短暂进入到对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针对自己个体生命价值,坚持探寻生命意义。

在《古诗十九首》中，对生的短促是从对死的观照中发现的。因“死”意识到“生”，由死后的漫长领悟到生的短暂。这种领悟和认识，正是他们生命觉醒的确证，是他们对人的主体生活与生命追求的开始。他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丰满人生，不虚度年华。在追求人生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生年不满百”。正因如此，死亡就象一记记重锤击打在诗作者的心灵深处，故而在他们的诗中，不仅显现出一种深沉的人生哲理，而且也抒发出深刻的人生悲慨。在与死亡和永恒的抗衡中,诗人充满了无力感,因为清醒地看到了生的短暂和死的永恒,“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这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对悬在头顶的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思考着短暂的个体生命和永恒的时间的对立。这些诗歌从自然界出发,对生死对立、瞬间与永恒的对立的思考具有深刻而感人的力量。

生离死别是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主题，《古诗十九首》将这一主题挥发的淋漓尽致，可以说，它是一种真正的表现生命主题的文学。死亡是一种生命的消退,生者的缺失,它揭示着人生的虚无。正因为人类“必然要死亡”，才引发人们对长生的幻想；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导致了人类悲哀情绪的勃发。诗人在悲观宿命论中融合了积极入世的胸怀,强烈地关怀着现实存在和终极意义,这种对现实的清醒造就了《古诗十九首》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激起了跨越时空的共鸣：“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在《去者日以疏》中，面对死者和坟墓，更感觉到存者的可亲，更感觉到生命的格外可贵，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对死亡的回避，而是直面与思考，并由此进入到对历史的追问和人生的思考。

死亡把无限变成了有限，它是生命无法逾越的大限，人生的意义也由此而生，因此人生意义的确立，往往是从思考死亡开始的，人们在思考“死”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在《古诗十九首》之前，传统的儒家对“死”是采取回避态度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更关注于整个人世间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对于形而上的思考，往往是避而不谈的。儒家重视生命过程中道德价值的实现，强调道德价值要高于个体生命。东汉末文人于是便打破以往的传统，开始直接面对死亡、思索死亡。《古诗十九首》中的士人则有着直面死亡的勇气，并且思考着死亡。如“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生，奄忽若飙”，“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考”等等。

《古诗十九首》对死亡的思考，符合了社会心态的真实形态。如《驱车上东门》的“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去者日以疏》中“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反映出东汉末文人对死亡的忧虑与无奈。东汉末文人的低徊吟咏都是基于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痛切而清醒的认识，生总是与死相对存在，正因为感受到死亡随时在窥视自己，诗人们就加倍强烈的体会到生命的可贵、生活的美好。然而生命却是短暂的，美好的东西总是转瞬即逝。正因为如此，《古诗十九首》关于死亡的咏叹才那么惊心动魄、真切感人。

《古诗十九首》中，诗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生总有一天要让位于死，分离最终取代欢聚，曾经拥有的一切终究会在时间的流逝里全部失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他们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古诗十九首》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了人生的抉择，它对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做出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在冰冷的历史中凸显了脆弱的生命的存在。《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标志着文学的觉醒和人性的觉醒。

四、小结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个体意识强化的体现，是文人自我觉醒的开始。它秉承了民间文学的自由真率之传统，从下层文人的角度书写社会动荡中内心的思索与吟唱，它用真诚、大胆而深刻的语言坦露了内心情感与生命体验，使精致的人文精神代替了粗糙的神学伦理。它以“千古五言之祖”之名反映了人性的崛起，诗中文的觉醒、人的觉醒，是整个建安时期“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前奏，[6]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生命意识随之觉醒，奠定了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钟嵘的《诗品》赞颂“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斤”。

参考文献：

[1]（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之三,汉三 [2](齐梁)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诗品上,古诗,第4页 [3](元)陈绎曾.诗谱[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杂体

[4]李泽厚.美的历程[M].第2版.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89页 [5]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4页 [6]曹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页

ThePrimaryInvestigationofNineteenAncientPoems

Liangxin(ChineseDepartmentofDezhouUniversity,DezhouShandong253023)Abstract

：Thepoemsof19,astherepresentativeoftheHandynastyliteratifivereflecttheendoftheHandynastyliterati'sconcernfortheindividualvalueandthinking.MakecontributioninthePsalmsestablishabusinessambition,Lifeisshortandthewailingoftheimpermanenceoflifeandtheawakeningofself-consciousnessoflife,sothatpeopleintheeraofliteraryconsciousnessofLifeConsciousnessbestrengthened,ItshowstheendofHanDynastyandlowerclasseslivingconditionsandmindofliteraticourse,revealtheirlifeandvaluesformationofthehistoricalandsocialreasons,inChineseliteraturewidenedliteraturethemeoflife,sothatindividuallifeconsciousnesshasbecomeacommonsenseofthetimes,butalsomakepilotenlightenment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poetry.KeyWords:《NineteenAncientPoems》;Lifeconsciousness;Thestateoflife;Awakeningandsublimation

第二篇：《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与汉末文人的生命意识

摘要：《古诗十九首》写出了文人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其生命意识的萌发是汉末社会现实状况和文人生存境况外化的结果。这种生命意识具体表现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悲剧美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2-0099-04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出于东汉末年文人之手的五言古诗，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文选》中，非一人一时所为，《古诗十九首》是汉代五言诗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其最高成就，古往今来都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钟嵘誉其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明代王世贞称之为“千古五言之祖”（《艺苑卮言》卷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诗十九首》内容复杂，不仅写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现出强烈的忧生之嗟，而且艺术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境况与文人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特征，产生了感人的魅力，成为让诸多接受者产生共鸣的生命之歌。

一、汉末文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

生命意识的萌发

清代沈德潜亦认为“十九首大多是逐臣弃妻子，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1]（P200）。无论是游子思妇的伤感，还是生命价值的追寻，这本属于人类普遍的心理感受，却在《古诗十九首》中引起强烈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更是失意文人独特的心理状态的烛照和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也包括在这种现实境遇影响下的文人生存状态，包括对生命、死亡、名利、欢乐、痛苦的态度。因此，作为生活在汉代的一个特殊文化群体，汉末士人的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的勃发有着密切关系，或者说，《古诗十九首》是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外化。

首先，汉末社会的现实状况直接影响着文人对自身生命的认知。时代是各种好作品产生的土壤，作家好的作品总是与那个时代特定的环境和氛围密切关联。《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社会黑暗、政治混乱和下层文人漂泊蹉跎的东汉末年。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混乱不堪，阶级矛盾尖锐，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群生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乱离中的民众生命如芥草。《三国志?魏书?董卓》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适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而在桓帝和灵帝当政时期，朝廷卖官鬻爵事件不断，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国家政治机器已被全面腐烛，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经世致用的理想遭遇无情的践踏，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自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对儒家经典的诵读成为普遍习尚，儒学成为文人踏入仕途、获得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然而汉武帝并没有真正重视文人，像扬雄、司马相如等只不过是文学弄臣。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各种异端思想活跃，较为开放，且道家、佛家思想也渐渐流行于世，儒学失去了以往那种强有力的依靠，对社会现实的控制力日渐瓦解，其衰微在所难免。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遵从儒学的文人报国无门，在思想的漩涡中备受煎熬，不得不把目光从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自身和人生的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文学作品里面来说，推崇个性、以文为娱的哲学思想便是文学观念的主流思潮。而“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选择，且一旦走向自我深处，对感性生命本身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时，距离‘人的自觉’的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2]（P8）。借《古诗十九首》唱出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悲苦就成为一种必然。

其次，汉末士人的边缘性生存境况诱发了文学的生命意识主题。《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身份卑微，但由于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浸染，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救世情结和责任意识。面对弊端丛生、日益加剧的种种社会危机，他们渴望怀抱一腔忠勇之气，投身社会，寻求救世良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赢得社会上的地位，苦有救世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的文人便以清议批评朝政，挽救时局，遂形成“清议”之风，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如《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很多内容的刊载就体现了这种以文学体现生命意识、用世的精神。清议之风虽对朝政黑暗有一定的影响，然公元166年和169年发生的“党锢之祸”使得一批较为正直的名士遭到迫害。“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惨烈现实给士人身心带来巨大打击，使士人正常的进仕之路被完全堵死，加之战乱不断，饿殍遍地的现实，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边缘”性生存处境。“边缘”性处境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身处社会底层，或者遭遇的一些打击、变故而变得生存困难的境遇，在这种生存环境压力下，人的一种自我反思与突围，力求在生存、生命与人的价值等多方面取得超越。《古诗十九首》所再现的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行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边缘”性特征，这样的“边缘”心态最易引发诗人对审美和艺术世界的体验与倾诉。

二、《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人有生命，但不一定具有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生命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生命意识在文学中常常集中体现在对生命的眷恋、对死亡的恐惧、对命运的困惑、对情感的深挚等” [3]。只有热情地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积极追问生命的意义，探询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哲理，才算是具备了人的精神要素和生命意识。文人身处的时代环境，多少会与文人理想发生冲突、矛盾，生活的苦闷、精神的感伤，使得文人大多只能选择通过诗篇来表现这种矛盾，表达对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强烈感受。《古诗十九首》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命自由的追求诸问题高度关切，其所抒发的乃是“人同有之情”，表明对自我生命意识的体认和重视已走向自觉程度，生命主题成为其重要主题。这种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理想失落而导致的对原有生命价值范式和意义模式的质疑与否定

长期以来，很多文人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支撑下，积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当生逢乱世、命运多舛的汉末文人无法超越现实世界的束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时，他们的理想中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幻灭感，进而质疑、否定原有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模式。这其中，既有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如寄的短促慨叹：“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驱车上东门》）；亦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发出的悲情倾诉：“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月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还有对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的质疑：“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辘。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明月皎夜光》）“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无论是仕途理想失落的悲叹，还是饱尝人情冷暖之苦，当一切都被现实无情地击碎时，它表现的就是诗人实实在在的遭遇。这种对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节操、生存境遇等的疏离和否定，便是诗人对人生理想追求而不可能实现所发出的悲叹。可以说，当无情的现实世界严重摧毁士人的自信时，“也使得由儒家思想建立起来的价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成了虚伪的东西。所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都是虚假和值得怀疑的，或毫无价值”[4]（P11），这就意味着所有对生命的思考都要放到价值的天秤上予以重新考量。

（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深切体悟与追寻

东汉末年由政乱、饥荒、瘟疫、战争等交织而成的苦难现实，激起了文人对人生和生命的悲慨，对个体生命游离状态的苦吟。他们以各种方式排遣由此带来的困顿状态，或惜命重生，或追名逐利，或及时行乐，体现出对生命终极存在的有限性深刻而悲情的体认。这种对生命存在的体悟与追寻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诗人们开始探求存在的意义，把现世的欢乐当作自己人生价值的确定，因而以及时行乐的洒脱对生命的终极命运进行超越并试图重构新的价值体系。当遭遇坎坷，仕途不顺，他们不去求仙学道，而是关注现世中的生命质量，或秉烛夜游，或欣赏锦衣玉食，或追求爱情的幸福，以狂放旷达的态度对待现实，赋予个体短促的生命以密集的意义，在稍纵即逝的人生中赢得欢乐和不朽，使有限的生命充实而富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如陈祚明所解：“悲夫，古今唯此失志之感，不得已而托之名，托之神仙，托之饮酒……有所托以自解者，其不解弥深。”[5]《古诗十九首》对这方面的描写较多，如“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驱车上东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东城高且长》）“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生年不满百》）诗人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只能追求生命的密度，饮酒作乐，远游求仙，在有限的时间内纵情享乐成为文人忧生过后最直接的选择。这种对人生易逝应及时行乐的“紧迫感”，大有唯恐不及之态，这恰恰是失意时对生命朝不保夕的哀叹，对永生的企慕之情的伤感，更是其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相矛盾的苦闷反映，因而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纵情享乐便成为畏惧死亡的一种表现。而当他们将个体之暂且偷欢融合到人类群体甚而宇宙本体中去，其内心的焦虑、孤独、寂寞之痛自然就被消解了。这种苟且偷欢的心态支配着文人的行为和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生命的渴望。黑格尔在评价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产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6]（P6）这对于评价汉末的人文精神和风貌无疑也是适宜的。《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感伤主义思潮与享乐主义交织一起，实质是诗人安顿生命的一种方式。

二是爱情主题的彰显。在《古诗十九首》中，尤值得一提的是爱情主题。汉末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极为活跃，对儒家礼教不以为然，而直面痛苦、悲情，爱情或许才是短暂人生中真正值得付出的对象，那真挚的爱情向往犹如热流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成为撼人心魄的力量。《青青河畔草》对情爱大胆而又深情的呼唤，在恪守妇道的古代实在难以想象；《冉冉孤生竹》表现了主人公对于情感的炽热和含蓄的表达；《行行重行行》抒发出夫妻离别之苦以及渴望团圆的美好心愿；《古诗十九首》对爱情的描写，缠绵悱恻也好，痛心疾首也罢，都再现了人性的光辉和人类情感的共性，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三）哀叹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态度直面现实

人作为万物的一种存在，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最显明的事实。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即人只要活得有意义，那就无须惧怕死亡。道家认为死是永恒的回归，是人的自然属性。但在东汉，由于两次“党锢之祸”，文人们大批被杀，环绕着文人的是关于生死的咏叹调，遂陷入对生命的有限与无限的深沉思考之中。他们不回避死亡，直面人生的惨烈，第一次集中而强烈地体会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在永恒与有限的矛盾中对生与死的界限有着清醒的体认，生命意识由此蓬勃而发。如直面人生的必然归宿：“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如把永恒之物和有限人生形成对比：“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在《去者日以疏》中，这种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尤为强烈。该诗开始就对人生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然后引出城郊的“坟墓”意象：“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尤其展现人之逝去的凄凉，反映出东汉末文人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悲怆之感。生命短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为此，诗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追逐功名利禄、富贵显达的渴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驰情整中带，沉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东城高且长》）“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他们认识到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作为一般的中下层人士，在如此黑暗的现实中，恐怕只能以功名利禄、仕途腾达来显现向死而生的壮举，使之真正成为个人有意义的生活。即关注现世，执着生前，使之化为生命之流中的日常生存感受和经验，不亏待生命的存在，期盼通过努力改变政治地位，为实现理想奠定基础。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为生命意义而活的人不会因为困境而退缩，不会因失望而绝望，不会因绝望而精神分裂，不惧怕折磨打击，不惧怕生活的苦闷阴郁，一切都充满希望与美好。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使得《古诗十九首》对人间真情，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乡情的描述动人心魄，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三、生命意识与《古诗十九首》的悲剧美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和乐府诗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中下层文人群体。他们本应活得更有价值，但汉末黑暗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使得他们进亦难，退亦难。他们想找一个僻静之所来安慰受伤的心灵，可没有找到栖身之地，“生没有真正的幸福，它的本质已被变形为各色各样的苦恼，人生彻头彻尾是不幸的状态”[7]（P105）。面对忧患和孤独，为了寻求出路，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来纾解和消除，如通过用乡情来排遣，用爱情来排遣，用及时行乐来排遣，把有价值的东西舍弃，牵引出对生存本能满足的呐喊，即将关注的焦点从忧嗟天下转向自身，竭尽全力地从儒家正统思想中挣脱出来，把深深的孤独与寂寞幻化为升腾不已的青春活力。这正是生命意识的升华，也使得生命意识蒙上了一层悲剧意味，无论是仕途坎坷、人生如寄之苦，羁旅行役、游子思乡、离人相思之悲，还是知音难求、朋友相弃之无奈，以及生命无常、死亡的不期而遇等充满悲剧色彩的生命感悟，莫不如此。正是他们不甘如此、不愿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哀伤、辛酸、焦躁与不安，传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感，反映出汉末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钟嵘认为《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即对生命意识的慨叹和渴望映衬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和抑郁，充满了深沉的悲剧意味，具有强烈的悲剧美。

尤值得注意的是，《古诗十九首》在传达感情的时候，善于寻找对应的物象，并通过文学手法的运用，融情于特定物象中，这使得那些寻常景物、普通意象，在诗人的笔下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悲剧意味。例如季节的转换，草木的兴衰，风声鸟鸣都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心里，散发出一种苍凉的悲秋意识。从“蟋”“秋蝉”“蛾姑”等意象中可以预言人生的短促；从“孟冬”“岁暮”“秋夜”和“长路”“高楼”等时空意象中能感悟岁月的流逝；从“鸳鸯”“玄鸟”“鸿鹊”等意象中品味游子怀乡、思妇怨妇的忧伤。这些审美意象的选择和运用饱蘸着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忧生之嗟，正是试图超越死亡的恐惧、生命的悲哀的结果。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于社会的大**之后，《古诗十九首》把人的自我生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昭示着人的价值的实现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否则文人就只会为自我生存而苦苦抗争。相较前后期的文学，《古诗十九首》对生命意识的开拓和反思都有更深入的发展，显示出文学开始走向自觉，个体的生命意识?始走向独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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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说诗?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张莎莎.论《古诗十九首》表现的生命意识[D].云南大学，2012.[3]韩军.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J].名作欣赏，2005，（4）.[4]杨宏宇.启慕中的人生悲歌――《古诗十九首》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5]张晓芳.古诗十九首意蕴探析[J].名作欣赏，2011，（5）.[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麟，王久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M].金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Literati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

WU Chun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wrote out the scholars′ general feeling of life at the end of Han Dynasty，showing strong grief about life.And this germination of life consciousness derived from the social reality and the living existence of literati at that time.It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namely，questioning and negation of the original paradigm of life value and meaning model caused by the loss of ideals，profound comprehension and pursuit of the life ontology，and sigh of the shortness of life and facing the reality with “born to die” attitude.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is full of deep and strong tragic beauty.Keywords：“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life consciousness； tragic beauty

〔责任编辑：黎 玫〕

第三篇：《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洪艳艳

摘 要：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文人更多地关注自身。《古诗十九首》 以其纯熟

的艺术传达出人们普遍的真挚的情感，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被称为“五言冠冕”。关键词：《古诗十九首》、生命意识、表现手法。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是一组五言诗，计十九首。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应产生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年-190年之间。《古诗十九首》以其纯熟的艺术传达最真挚的情感，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活得最长久的艺术作品都是能把那个时代中最真实、最实在，最足以显出特征的东西，用最完满最有力的方式表达出来的。”[1]我想，它之所以能久传不衰，原因正在于此吧。

一、生命意识的具体体现

生命意识体现为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于人类生命的本体，对人生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生的价值，生存的意义诸问题的高度关切、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痛苦的超越。清代学者沈德潜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友，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意，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2]可见，《古诗十九首》中蕴含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1、相思之情，震摄人心。

《古诗十九首》中一半以上的诗篇都是游子，思妇真挚的情感的抒发，深刻剖析了游子思妇因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痛苦相思，其情感的诚挚、热切与悲凉，足以让人震撼。

古诗中的游子不管其仕途顺利与否，都同样深感于**之时天各一涯的沓无音讯，深感于遥遥无期的相逢苦等，深感于长期独处的凄清寂寞，深感于远离家乡的思家之愁等等。如“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是一首漂泊异乡的游子思念家乡和妻子的诗，该诗主人公由思念而采芙蓉，由采芙蓉赠人而望故乡远 1 道，由望故乡远道不见而倍增思念。“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充分表现了爱情不得意的痛苦和无奈，虽然两人“同心”而爱情不移，无奈空间令二人不得相见相依，于是在忧伤之中生命老去了，美丽而令人哀伤。

游子在外漂泊虽然孤苦无依，但他们可以驾车出游，把酒言欢，而思妇只能独守空房，甚至连向外人诉说的机会都没有，因而她们的处境更悲惨。“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中“行行”言其远，“重行行”极言其久远，不仅指空间，也指时间。开篇追叙别时情景，一个“生”字尽显离别之痛，继而说路远难会面——“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分别的空间遥不可及，时间不可跨越，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等中，产生了担忧、疑惧：“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害怕自己的殷切等待换回的是丈夫的无情背叛。清代吴淇在评价“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时说：“妙在‘已晚’上着一‘忽’字。彼衣带之缓曰‘日已’，逐日抚髀，苦处在渐，岁月之晚曰‘忽已’，兜然惊心，苦处在顿。”[3]把别离写得更加可怕和难以忍受。

《冉冉孤生竹》中的女主人公对未婚夫满怀思念，但未婚夫与她相隔甚远，迟迟不来迎娶成亲，她饱受相思的煎熬，向对方发出“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这如怨如诉的呼唤。《明月何皎皎》中“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展示女子因思念丈夫，深夜起衣徘徊，对月相思，无以慰藉，最后只能以泪解忧，《孟冬寒气至》中的妻子把丈夫三年前托人捎来的书信贴心深存：“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更”，不但见其忠心，更见其痛苦。

更为可贵的是《古诗十九首》体现的思妇的生命意识在于对传统礼教压制人欲的抗争，对个体生命的渴求。《青青河畔草》中思妇天生丽质，“昔为倡家女”的出身，不安分的举动和打扮，使她在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春景下发出“空床难独守”的呼唤。全诗最末的“守”字，是全篇的诗眼。“难守”，是把贞洁道德放在与真情的冲突中展示生命的力量。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马茂元先生说：：“现实生活的刺激，使得诗人突破了因袭已久的传统的社会意识，而把隐藏在内心深处平日认为不可告人的东西毫不顾忌地裸陈出来。”[4]这种“不可告人的东西”，就是从儒教的严密束缚底下解脱出来的一度泯灭了的 人类的真情和自我的生命意识，就是对我情感的重视，对自我生命的歌唱。

2、生命易逝，人生无常。

这些游子漂泊异乡，远离亲人，仕途并不十分得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使他们内心极为复杂和痛苦，尤为深刻地体会到个体生命的匆促、短暂与渺小。《古诗十九首》中几乎每篇都充斥着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会。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叹生命如白驹过隙；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叹生命无奈地消逝，“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感时光飞逝，漂泊异地，居留无定，前途末卜，就自然产生人生如寄，命运无常的羁旅感受和过客心态。游子境遇的无定，无常、客居、寄托、飘零是其人生状态的真实写照。东汉末年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使诗人们更加敏感而忧伤：生命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渺小，无从把握，不可捉摸。

《今日良宴会》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用所愿，含义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在这个热闹的宴会上，诗人本应该饮酒行乐。但是人生短促，盛筵难再，诗人始终难以摆脱这种生命短暂的困扰，因为他看重的仍然是自我生命的存在价值。

这种感伤从思妇口中说出则表现为对青春易逝，容颜衰老的畏惧意识，对死亡正在无情逼近，人生竟然如此短促的惶恐感。如《行行重行行》中“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冉冉孤生竹》中“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惠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这些体现个体生命意识的作品，正是汉末社会时代思潮所致。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的“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3、世态炎凉，知音难觅。

诗人们寓居他乡，生命困顿，饱经磨难，渴望得到同情与帮助，然而人情淡漠，世态炎凉，心中充满了孤寂与怨恨，《明月皎夜光》中写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昔日的同门好友，一朝仕途得意竟全然不顾往日的情谊，抛弃自己就像行人身后遗留的足迹，诗人心中的悲伤与愤慨溢于言表。《去者自己疏》 一诗：“去昔日已疏，来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何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诗人走出城门，本想排谴一下思乡的痛苦。结果，放眼望去，只见远处丘坟垒垒，一些古墓已被犁成了平地，枯松也被砍伐，只有那些幸存的白杨在寒风中飒飒作响，给人一种阴冷，可怕的感受。人终究是要死去的，坟墓可谓是人的最后归宿。但是，活着的人不仅很快就会忘却死去了的人，而且连死人的坟墓也不让它久留！这实在是一件令活人和死人都十分痛苦和悲哀的事情。

世态炎凉使得诗人更加感叹知音稀少，怀才不遇。《西北有高楼》的作者被楼上飘下来的歌声所吸引，心有所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把歌者设想成一个失意之人，自命为歌者的知音和对方同病相怜，抒发了知音难遇的悲哀。

4、追求功名，及时行乐。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长久地处于失意之中，希望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呼声异常强烈，在诗里集中表现为对功名的追求。如在《今日良宴会》一诗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坷长苦辛。”诗人要奔竞仕途，争取捷足先登，抢占显要职位，以摆脱贫贱辛苦的处境。即使在《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同门友”的不满，诗里隐含的依然是那颗为博取功名的炽热的心。东汉末黑暗的社会现实阻塞了广大文人的入仕之路，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借助立德、立功、立言等使自己虽“奄忽随物化”，但仍有“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中涌动的也是强烈的追求功名的情绪。万物皆去故而就新，更何况人呢？只有光荣的名声才是不朽的，所以人间都把它当作珍宝。但是，这种强烈地要求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以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无不被击得粉碎，这种想法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诗人们长年漂泊，热衷求仕进官，扬名后世又屡屡碰壁，这些目标都难以实现，于是由精神追求转向物欲满足。

《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此时的文人不再有成仙长生的梦想，同时辛辣嘲讽守财为后代子孙的愚者，对生命的绝望使他们沉溺于美酒的麻醉，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潮在他们心中泛 滥开来。似乎他们的追求堕落了，人生意义退化了，但这种感伤的情调和享乐主义的思潮，正反映当时文士对人生的珍惜和执着。李泽厚就曾指出：“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受、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5]

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

《古诗十九首》以其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刘勰《文心雕龙》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6]钟嵘《诗品》评“十九首”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7]

1、回环复沓，反复咏叹。

《行行重行行》从初别追叙起，分别从“道路阻且长”，“相去万余里”，“相去日已远”的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角度，回环咏唱，组成低沉回荡的旋律。

2、使用叠字，生动自然。

《迢迢牵牛星》与《青青河畔草》中双叠字均有六句，确切真实，自然生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说：“‘迢迢’是星空的距离，‘皎皎’是星空的光线，‘纤纤’是手的形状，‘札札’是机的声音，‘盈盈’是水的形态，‘脉脉’是人的神情，词性不同，用法上极尽变化之能事。”

3、虚实交替，相互映衬。

《凛凛岁云暮》：“凛凛岁云暮，蝼蛄夕悲鸣。凉风率以厉，游子寒无衣。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闺。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睎。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

全诗二十句，首八句点明时节，从深秋蝼蛄的悲鸣写起，都是居者听到，感受到的。以已度人，她既担心丈夫无御寒之衣，又怕他远离家乡在外别有新欢，思念至极而入梦。中间六句写梦中之景，充满了欢乐，新婚良辰的重演，携手同游的幸福生活在梦境中一一呈现出来。最后六句写梦醒后的感伤惆怅乃至绝望。诗人的笔触细腻而曲折，刻划的心情迷离恍惚，给诗的形象染上了一层奇丽的梦幻色彩。

4、兴而兼比，余味无穷。

《冉冉孤生行》前六句追忆新婚时夫唱妇随，女子托身于君子，如孤行托根于泰山，兔丝附于女萝，兴而兼比。“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仍是用比，兔丝开花有一定的时间，夫妇相会也应有适当的时间，即青春正盛之时，比喻巧妙。

《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比喻游子思乡。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诗篇通篇比兴，足见作者写作之精妙。

总之，《古诗十九首》以其诚挚热烈的情思，高超精妙的表现手法，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529页

[2]沈德潜《古诗源》

岳麓书社

1998

[3]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中华书局出版社

1955 第9页

[4]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第52页

[5]李泽厚《美学三书》[M]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6]刘勰《文心雕龙》[A]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C] 中华书局

1986 第58页

[7]钟嵘《诗品》 [A]，陈延杰

诗品注[C]，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第17页

参考文献：曹

旭《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

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

王国维《人间词话》

第四篇：《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无名氏)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者和创作时间，古有争议，至今也不能确定其确切的时间，而创作者一般采用萧统《文选》所用的无名氏。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其创作年代不晚于东汉桓、灵时期，主要认为创作于东汉末年。为什么要特别提其创作年代呢？因为这对于能够更好地分析作品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同时也继承了秦朝的疆土并进一步扩张了。西汉实行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更是强化了国家内部的统一和安定，使国家成了一个稳固的主体。所以西汉是趋向稳定繁荣开放的，同样西汉的文学也很明显地表现出苞括宇宙，总揽天人的大一统气概的艺术追求，而徐陵《玉台新詠》中认为其中几首为西汉枚乘所作的讲法，观其风格，是与西汉的这种气概不相符的。而到了东汉，可以说自初期“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以下国家就日益衰微，内政日益黑暗。具体表现为朝廷内部的外戚和宦官干预朝政，到了东汉末年，这一现象尤其严重；而表现在外部，又产生了渊源于西汉太学制度的士族，这一士族，其并不像外戚和宦官般明目张胆地大肆把持朝政，但其实其势力以及影响力是大大超过前两者的。可以说外戚宦官要么借助皇帝的宠信，要么凭荫后、妃，以此来把持朝政。那么这些世家大族呢？士族累世经学、诗书传家，可以说每个士族基本都是某一部经典的权威，凭借着汉代的郎吏制度，这些累世经学的大家族可以说就是累世为官，那么流传这么多年，且不说其在朝有多大权势，就像是汉末三国时期的袁绍的家族，即便是门生故吏，也是遍布天下，所以，这些家族子弟就大多能入朝或在外为官，而并不需要像平民般举孝廉，举贤良方正为官，或只是一个形式，那么，这就使那些平民学子们拥有了更少的能够为郎为吏的机会。

而创作《古诗十九首》的便是那些希望通过游学而取得功名的学子，这些游子多是无权无势、家庭较为困苦的。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游学而能够得到一官半职，能够取得富贵，从而改变自己以及家庭的命运。但现实并没有给他们太多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游宦大多是不成功的。朝内有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黑暗；朝外有世家大族的极大影响，再加上汉末一系列的社会**，西汉大一统的和平安定局面以不复见。所以这些游宦子弟即便是有才学，若没有达贵之人举荐，也是极难有所作为的，而徒把时间浪费在了游宦的路途上。于是，怀才不遇、施才无门的感慨和落寞低沉的心情成了这些游子的情感基调。

这些游宦子弟们起初都是心中有抱负，欲求飞黄腾达，摆脱贫困的。如《今日良宴会》中写道“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常苦辛。”进而追求自身价值的不朽，欲图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如《回车驾言迈》中的“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些都是还未受挫的游子们的积极的人生追求，但是事不遂人愿，他们的理想并不能实现。但是他们并没有一味地颓废与伤感，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饮酒作乐，及时行乐的消极应付的思想也是对自己的麻痹而已。他们“斗酒想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他们还认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所以他们觉得“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他们还从“昼短苦夜长”的感慨中得出“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想法。从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同样是消极的颓废的，并不值得提倡的，但是辩证地看，处在那时那个境地的这些游子们，即无权无势，又无显贵之人引荐，感觉空有满腹才情却没有施展之处，那种苦闷，似乎没有比美酒更好的麻痹效果了。所以我说，他们的这种饮酒极娱，及时行乐的做法，其实是他们的对于苦闷的牵强的解脱。

而在这种消极娱乐下他们也同样体悟到了一些关于人生的哲理，关于永恒与有限的关系。关于人生有限的感慨古已有之，但是在《古诗十九首》中便体现地颇为充分与突出。他们慨叹岁月无穷，人生有限，同时也很自然地引发及时行乐，安度余生的想法。“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等都反映出了这些游宦子弟们的生命有限的意识。他们还认识到了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如《冉冉孤生竹》和《行行重行行》中都有以女子的口吻发出的“思君令人老”的慨叹。其实女子思君而使得芳华早逝，羁旅在外的游子们何尝不思念心中的女子，在加上羁旅途中的诸多不顺，怕也是“令人老”吧！这里就认识到了一个人如果太过压抑，苦闷，太过多念想会加速其生命的衰老，使得他们的生命周期缩短。这自然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强调要抛弃苦闷，及时行乐，的原因之一。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还体现在这些创作者——游子们的敏锐的节序感和体会到了忧郁与欢乐的关系。从《东城高且长》中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远。”和《回车驾言迈》中的“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可以看出游子们对于季节的变化特别敏感。时光流逝，四季轮换，生命在亘古的岁月面前是如此地短暂，给人以一种失落与孤独的感觉。《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了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今日良宴会》中“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以及《青青陵上栢》中“斗酒相娱乐”“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的描写则表现出他们的忧与乐的关系。并因此而提出及时行乐，得乐且乐，以忧为乐等一些流于消极的生活态度。当然《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一些思想是比较积极的，他们在面对忧患的时候并不像后来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们那样服食行散，清谈辩难，他们认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他们并不为求长生求成仙而服食丹药，耽误身体，他们认为“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是比较积极的思想。魏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其实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他们差不多，甚至而言更加的恶劣与黑暗，连年征伐不断，社会动荡，阶级分化以及矛盾的激化等等问题，都促使这时期的人们比《古诗十九首》中的作者们更加地消极与颓废，他们不喜过问政事，从汉末的“清议”而一转为魏晋一下的“清谈”，“清谈误国”说如桓温“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说法纵然有点太过绝对而不可取，但是我们能说“误国”和统治者们的消极没有关系吗？汉末的失意游子们喜欢饮酒行乐，魏晋名士们亦然，但他们还喜欢服药，现在看来，这所谓的五石散的效果想必和大麻等差不多吧，都能给人以暂时的兴奋，达到翩翩欲仙的境界，但其实却暴露出他们内心的空虚以及苦闷，他们的亟于寻求解脱而不能的无奈。这可以说是汉末《古诗十九首》创作者群体们人生意识的一种延续吧，只不过他们更加地消极和颓废了。

《古诗十九首》被钟嵘在《诗品》中称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又被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为“五言之冠冕”。我认为这是完全不过分的，诸如后世大诗家曹植、陆机、陶渊明、李白。杜甫等都从中学习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成为后世诗家们孜孜以求的不仅源泉！

第五篇：《古诗十九首》离别诗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浅析《古诗十九首》离别诗中蕴含的生命意识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我国古诗的典范，是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它在对诗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诸多的疑问和思考。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浓烈诗情以彰显出生命的要义，从而宣告“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时代的来临。它不但反映出浓烈的生命意识，也体现了文人士子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离别诗;游子思妇；生命意识；觉醒

Abstract：China is a poetry state, has glorious and the fine poetry tradition, China’s history of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substitute.In this so long literary and history ,poem genres and poems are fragrant flowers.It while produces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poetry development, also leaves behind many questions and ponder to us.The main significance of Nineteen Ancient poems lies in its strong poetic grace and its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ragic songs may make people weep, while distant looking of the times of main consciousness and article conscious.It also embodies the profound thinking about the life value.Key words：Nineteen Ancient poems

poems about departing

man travelling or residing in a place far away from home

lif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一、《古诗十九首》的主要内容

大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汉代的五言抒情诗，它们没有题目，也不知作者是谁，但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笼统地称为“古诗”。到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文选》，从这批古诗中选取了十九首并拟了个总题目《古诗十九首》，这就是《古诗十九首》的来源。

这些“古诗”，格调高远，意蕴深沉，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在中国诗学史上，它们上承《诗经》《楚辞》，下开建安，成为《国风》之余，诗歌之母。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正式地宣告：五言诗开始登上中国诗坛。钟嵘的《诗品》誉之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赋予它“„实五言之冠冕也。”的称赞。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一般认为，这批作品多出自失意的中下层文人之手。

东汉末年，社会**，战争频仍，国事衰微，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中下层文人士子或为避祸，或为寻求出路，纷纷背井离乡，由此带来夫妻生离，兄弟死别，有朋契阔，因而也就有了“游子”的乡愁和“思妇”的闺怨。《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就是反映了这种漂泊流离之苦和离别相思之痛，表达了一种祈求社会安定，渴望家室团圆的愿望，但诗人们的愿望往往难以实现因此这类诗大都流露了浓重的感伤之情。同时，《古诗十九首》中也有一些作品记录和反映了失意文人仕途碰壁后所产生的生命无常，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这类诗反映了东汉末年儒家思想崩溃，乱世人生观盛行时文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不过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类诗也持积极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汉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对个体生命珍爱的表现。

二、《古诗十九首》中的离别相思之诗

《古诗十九首》突出表现了离人相思的主题，包括夫妇、恋人、朋友之间以及游子对故乡的怀念。这些相思占了几乎一半的内容，伴随着感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这一中心主题而咏叹歌唱。十九首里面除了一些有争议的，主要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去者日以疏”、“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等八篇。

《行行重行行》中的妇人与夫婿“生别离”后“各在天一涯”，会面之期不可知晓，眼见自己“衣袋日已缓”，不胜思念之苦，痛感“思君令人老”，却又发现“岁月忽已晚”，只能“努力加餐饭”以维持容颜，宽慰自己，这种强自振作，实际是含泪的苦笑。《青青河畔草》中的女人原是娼家“盈盈”的美人，有着“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而今嫁作荡子妇，荡子却远行不归，于是寂寞难耐，发出“空床难独守”的痛苦呼喊。《冉冉孤生竹》写新婚后久别之怨，“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感到韶华易逝，人生短暂，为自己“惠兰花”般美好的生命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孤寂地绽放，无奈地凋零而哀怨。《凛凛岁云暮》是空床独宿所产生的梦想，“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但却只能“徒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写出了寒冬深夜里梦境和梦醒后的悲凉，反映出一种因相思而坠入迷离恍惚中的怅惘心情。《孟冬寒气至》是星空怅望而引起的遥思，“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描写寒冬长夜里深闺思妇的别恨离愁，表现她坚定不移的爱情。《客从远方来》写收到朋友带来的端绮，知道良人“心尚尔”，表现了乱离时代里坚定不移的伉俪深情。

《古诗十九首》中抒写离别相思的诗，大多是思妇闺怨，但也有游子乡愁。这类诗的共同主题是表达离恨之苦，希望夫妻团圆，怨恨虚度青春。由于诗人们人生遭遇和阅历的不同，取材和侧重点也不同，因而诸诗各有具体主题。写思妇闺怨的占了大多数，多从思妇的角度和女子的口吻来写，这除却人之常情外，跟我们儒家的家国同构的观念也有关。借思妇之情写游子之悲，宣泄悲情，极大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深度，耐人寻味。思妇如此的凄怨，游子也同样忍受了相思的煎熬，满怀愁闷。《去者日已疏》的诗人触物兴怀，意境与《驱车上东门》类同，意思却进一步引申了，这里的游子不再有心情去及时行乐，秉烛夜游，而是“思还故里闾”，但遗憾的是“欲归道无因”，眼见坟墓间林立的白杨树被悲风摇曳，怎能不“萧萧愁杀人”呢？反映了游子内心无奈的感伤和凄凉之感。《明月何皎皎》这首诗也是久客思归之作，与《涉江采芙蓉》、《去者日已疏》两篇用意略同，而内容各异。千里相共的皎月牵起了游子无限的思乡之情，他夜不能寐，徘徊中庭，愁绪满怀，茫然若失，虽然后悔“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但游子还是“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最终只能“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衣裳，”

《古诗十九首》写男女之情，最是求真，在含蓄的诉说中，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社会游子思妇长久离居的愁苦凄怨心情。

三、离别诗中的生命意识

《古诗十九首》虽有很多描写离别相思的诗，但这些离别相思之作并非是传达统题材的重复，而是增加了更为深沉的内容，那就是诗歌中体现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正是因为这一点的不同，《古诗十九首》才会在诗歌史上留下不一般的痕迹。

(一)：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

在相思离别的题材上，钟嵘说《古诗十九首》“其源出于《国风》”（《诗品》）可谓真知灼见。在《诗经·国风》中有很多例证，像《周南·殷其雷 》，《王风·君子于役》等抒写男女相思之情之歌。但是，和《诗经 》这些作品相比，《古诗十九首》中的离别之诗却蕴含着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

如：《冉冉孤生竹》 这样写道：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首诗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从这一点看，它与《诗经·卫风·伯兮》 是完全一样的。可是，《伯兮》中的女主人公尽管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惆怅和“怨言思伯，甘心首疾”的相思之苦，却没有感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冉冉孤生竹》却恰恰突出了这一思想。在诗人看来，这种男女离别的痛苦不但在于相思，而且还在于光阴的流逝，久别的夫妇虽然会有团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华却一去不复返。它已像盛开的蕙兰花一样凋零，正因为有了这种生命的感伤，才使这首诗有了更深的意蕴。

（二）：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

由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写作的《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之辞中具体体现的生命意识即对待生死，故作旷放的自我陶醉；对待个体，惆怅与哀怨交织；对待社会，满腹的愤懑、鄙薄显宦和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悲观、绝望；对待自我，积聚怀才不遇、攀结无缘的愤慨，及时行乐和颓废沉沦、消极感伤。他们不是玩物丧志，而是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落之后，更看重生的价值。他们意识到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于是他们就通过各种方式如思妇怀乡，“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慨叹人生苦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用强作豪放之词，“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来表达心绪并用享乐的心态提倡及时行乐来自慰，以此来排解他们对自我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愤慨。

（三）：及时行乐表面背后自我意识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中的失意的中下层文人在感伤的情调之中，强调对人生的新的认识，及时行乐不过是表象，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他们真正的理想人格或者说人生价值是对生的执着追求，为人生构建豪放的情怀框架，追求任其自然，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

及时行乐只是表面，它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

这种因为离别而滋生的感伤，这种因社会**的政治感伤到人生感伤的变化，是封建社会文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在先秦就已经萌生的自我意识的继承。

人类的出现不过几百万年而已，文明史也无非数千年，相对地球寿命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古诗十九首》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对于人生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伤，里面绝大多数诗篇都是基于这一点而展开的。面对死亡的自由舞蹈，原是为了去超越悲情世界，显示出旷达浪漫的情怀。很多评论者认为这是颓废思想的流露，但我认

为这正是“人的觉醒”最好的证明。

仕途无望，遭遇坎坷，沉重的生存忧患意识使得诗人在无可奈何中转而对人生进行思考，得出结论：祸福相倚从来人生无常，生死难测不如及时行乐。感伤的情调和享乐主义思潮，正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人生的珍惜和执着。流露这一思想的诗篇主要有“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去者日已疏”等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夜苦短长，何不秉烛游！”这种“及时行乐”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确实可将许多人们的人生迷梦“唤醒”，可以视为汉代“人性觉醒”的标志。这种“觉醒”虽还是萌芽状态，但也开启的建安风气，标志着“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时代的来临。

结语：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识内涵丰富，其核心价值取向是更看重生存的价值。虽然带有情感化，是时代造就的被迫无奈的产物，但是它影射的社会内涵广泛，包容面广。诗篇中建功立业的抱负，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叹以及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时代的文人士子自我生命意识得到强化，他们寻找到了人生出路，同时促使了建安时期慷慨任气、悲凉为美的文风的开创。总之，《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使后世文人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重个性表现，使他们更能将解放自我的精神注入诗歌创作中，为中国诗歌发展演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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