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魏六朝诗歌的时间与生命意识

第一篇：浅论汉魏六朝诗歌的时间与生命意识

浅论汉魏六朝诗歌的时间与生命意识

孙熙春

(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辽宁沈阳 110016)摘要: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得到了相对集中的表现。人生如寄的悲哀、季节流易的敏感、历史变迁的观照,化作诗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对延长生命跨度的追求以及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这一切使得汉魏六朝诗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并在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汉魏六朝诗;时间意识;生命意识;魅力与影响

从先秦时期的诗歌开始,时间意识就有了较为情感化的表现:《诗经•秦风•车邻》中有“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诗经•唐风•蟋蟀》中有:“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时间的流逝必将把人们带向死亡,因此后来的人们才在诗歌中反复咏叹。与《诗经》相比,《楚辞》的表现更具个人色彩,屈原在《离骚》中曾唱道: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惰名之不立”。时间的流逝会使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因此屈子的心灵始终不得安宁。应当指出的是,古代诗歌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式的体悟与感慨,不仅仅是“历时”的现象,贯穿整个古代诗歌史,而且也是“同时”的现象:在汉魏六朝时期尤为集中。

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开始。而“文学自觉”是与人的意识、或者说生命意识的自觉、自醒分不开的。因此,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对于时间的思考,可以说成为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或者说,时间意识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中获得了更为集中、明确的表现。

一、汉魏六朝诗歌中时间意识的表现

不论古人今人,“„时间性‟使所有的人陷于同样的命运,时间不断流走而某一个体只能活某一长度的时间。”(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因此,时间的流逝会带来人生如寄的悲哀。其次,与时间的流逝相伴的是寒来暑往的四季更替,诗人们对季节流易的敏感自然也会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表现。第三,过往的时间会形成历史,也就是说,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历史。诗人对历史变迁的的观照,往往是因为对现今、对生命的难以释怀。

1.人生如寄的悲哀

在人们的时间意识中,时间首先是一种会迅速带来死亡的东西。这给敏感的诗人带来了更大的悲哀、更深的痛苦,而这正是汉魏六朝时期诗人抒发人生如寄的悲哀情感的源泉。在汉代诗歌中,《古诗十九首》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中下层文人”们人生如朝露的幻灭思想。虽然从表层上看,更多的文字是在叙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和文人仕途失意的怨尤感伤,但究其实质是在抒写时间带给他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或者说烦恼: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年不满百》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

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

时间的流逝实在是太快了,人生因此显得如朝露一样,很快就蒸腾掉了;如远行客一般,行色匆匆;如飙尘一样,旋起旋伏,忽聚忽散,而且,一旦散尽,就踪影难寻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石”的“寿考”与“常怀”的“千岁忧”!《古诗十九首》并不是孤立的,作为同时代的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生譬朝露”(秦嘉《曾妇诗》其一),“人命不可延”(赵壹《刺世疾邪诗》),“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孔融《杂诗》其一),“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可以说,时间流逝将带来死亡的意识,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非常普遍的东西。诗人们似乎在不停地吟咏: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今我不乐,岁月如弛。———曹操《箜篌引》

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

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张华《轻薄篇》

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怆恻不能言。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

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无名氏《休洗红》

……

对于时间的这种思考,已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季节流易的敏感

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还比较显著表现在对季节变迁的敏感上。季节与季节感作为题材与意象,是中国占典诗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诗歌的这一特色,大抵源于中国风土的影响,因为历代文明中心的地区,是以农业为根基并且是四季分明的。当然,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意识的发达,还与中国诗人的生命意识有关。从《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的诗句中,在阮籍《咏怀诗》(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的慨叹里,我们可以解读出,季节之歌就是诗人的生命之歌。伤春也好、悲秋也罢,实为人生的伤怀、悲哀。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汉乐府古辞《长歌行》),春天虽然常常会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迫使人们感受自然的变化———万物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因此,言及春天的诗歌往往包孕着诗人对时间流逝与人生变化的伤感和无奈。试看《回车驾言迈》: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诗人在看到万象更新的春天景物时,也联想到了人生新陈代谢规律的无情,从春天的自然变化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的流逝,并且表现了无助悲哀。春天来临时,人们是欣喜的;春天逝去时,人们就会惋惜。徐干《室思》中“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的诗句,从“暮春草”联想到了人生的短促易逝,暗示了诗人们“惜春”的潜在原因———对于逝去的痛惜是源于对逝去和远离的依恋。“折芳寄远”题材的诗歌应是这种情感的延伸与拓展。《庭中有奇树》中就有这样典型的四句:“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折芳寄远”题材的诗歌究其根本仍然是“惜春”的情绪。四季之中,除了春天以外,最能使人们感到时间与生命流逝的,就是秋天了。晋代诗人张载的诗作《秋》中“睹物识时移,顾己知节变”两句,很好地解说了这一点。与“惜春”情绪相对应的是,中国诗人是用悲哀的心情来对待秋天的,即所谓的“悲秋”:宋玉在《九辩》中说“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曹植在《秋思赋》中说“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陶渊明在《酬刘柴桑》中说“闾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秋天的到来容易使人联想到人生的衰老。建安诗人陈琳《游览》诗,就是从绿叶凋落、红花纤谢的秋天景色中,产生了日月流逝、年命衰老的感慨: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弛,年命将西倾。

鲍照在《拟行路难》其一中,阐明了秋天来临与红颜零落之间的联系: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左思在《杂诗》里抒发了因为秋天的来临而易感壮年不能永驻的慨叹: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

石崇在《思归叹》中也由状写秋景而生发了日月易逝的感慨:秋风厉兮鸿雁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竦,百草零兮覆畦垄。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

陶渊明则在《杂诗》其二的诗句,则表达了秋天来临所引起的日月如梭的感觉: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郭璞在《游仙》诗其四中流露出了希望能够从秋天重新回到夏天: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在中国诗人看来,四季的变化与人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平行的,而且更令人悲哀的,它们又是对照的:“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东城高且长》)”人生“岁暮”之后,不会再有如同自然的“四时更变化”。于是就有了《西洲曲》这样以四季的流转、循环来衬写女子对“江北”心上人的思忆、对生命的叹惋的民歌杰作。

3.历史变迁的的观照

当人类意识到时间的时候,也就意识到了历史。因此,对历史变迁的观照,也就是人们对时间、对生命问题的自觉、自醒。中国诗人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们喜欢咏史、怀古。不过,中国诗人是无心重复或者考察历史的,他们更多的是用对历史变迁的的观照来宣泄对现实的情绪或表现自己的生命意识。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最完整的五言诗作,虽钟嵘有“质木无文”的断语,但此诗仍有值得重视的内容。诗人在叙述了缇萦救父后,在结句中长叹:“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有人说“此诗当是班固晚年下狱时所作,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慨”,此言不吾欺也。班固之后,女诗人蔡文姬的带有“自叙传”性质的《悲愤诗》,则是在自揭伤疤的述说中,真实地展现了汉末大**中广大妇女的悲剧命运以及自己“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的生命悲叹!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亦有吟咏史事的诗作。其中“昔闻东陵瓜”一首,诗人通过召平、萧何的对比,述说出了他在现实中不得不认可的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然而,布衣就可终身吗?参诸“嘉树下成蹊”一首中“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几句,我们可以读出诗人否定的答案,以及诗人内心深处的焦灼与悲观。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左思的《咏史八首》时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是在抒写自己的志气与愿望;“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是在揭露和批判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是在寄寓自己功成身退的思想;“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是在赞美杨雄的同时哀婉自己的不为世所用;“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是诗人失望、愤懑之后的想象……可以说,对现实的深刻的不满以及以悲婉为内核的生命意识在左思的《咏史八首》中流露的最为充分!“浑身静穆”的陶渊明也在用“金刚怒目”式的咏史类诗歌来书写他深层思想中化解不开的矛盾。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人生的扩大,从历史中是可以看清现世人生的。因此,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我们可以找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句子。历史的一去不复性,成了人生的一去不复性的证明。因此,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人们开始重视在对历史的观照中寄寓人生的种种感慨。

二、汉魏六朝诗歌中生命意识的表现

时间的流逝使得人们总不免悲哀与恐惧自己生命的衰竭与死亡。世间万物只有人类才会去寻求解脱悲哀与恐惧的道路,而这一过程无疑就是生命意识的表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回车驾言迈》);“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冉冉孤生竹》)……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在秦汉魏晋时期的中国,不仅帝王们在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和羽化登仙之术,而且民间的一般人也深为那些虚无缥缈的神仙传说所吸引。敏感的诗人们也当然不会不受其影响,于是在他们此时的诗歌中,便出现了对延长生命跨度追求的内容。有些诗人是视人生为自然之一部分的,当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们当然不会忘了向自然寻求安慰。于是开始用诗歌表现他们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1.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

表现劳动生活的愉悦;体悟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生活的美好;争取赶在人生衰老之前成就功名与事业的愿望等内容,应该说是中国古代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书写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的主要着眼点。

汉乐府民歌《江南》中“鱼戏莲叶间”一句,运用移情表现的方法,把采莲女在劳动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表现了出来;众采莲女“鱼戏莲叶东”等四句和唱更加充分地渲染出这种情绪。抓住并及时地歌唱这种生命中的愉悦是劳动民众对提高生命浓度渴望的直接表现。汉乐府民歌以及南北朝乐府民歌中还存有大量的描写爱情婚姻生活的诗歌。汉乐府民歌中就有女子对爱情热烈而奔放的表达:“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到了南北朝乐府民歌那里,对爱情婚姻生活的渴望,虽有着或直率,如“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杨柳枝歌》),或温婉,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的不同表达,但渴望浓烈的爱情生活充溢生命的愿望却是相通的。不可否认的是,汉魏六朝时期民歌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怨妇、弃妇诗,但是它恰恰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提高生命浓度的渴望。文人们对惬意生活的渴望与表达似乎更加强烈与美好,“为乐当及时”的思想甚至成为了后世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虽然有阮籍这样的文人怀疑过享乐主义的效用,写出了“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咏怀》其五)这样的诗句,但是更多的文人与读者愿意用陶渊明“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的心境去体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时生活的美好与真意。我们可以在何晏失题诗“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两句中,找到当时诗人们提高生命浓度的思想与某种方法。中国很早就有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它使古代文人相信,可以借助精神生命去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获得更为长久的存在。于是“功”、“名”就成为中国文人挣脱不开的“梦魇”。为了摆脱“立身苦不早”,也就是求得不朽不与生命时间发生太多的矛盾,于是在“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的前提下,抱有“荣名以为宝”的思想与行动才是可靠的摆脱生命局限,提高生命浓度的最好时机与良方。不过,现实常常难遂人愿,于是就有了《古诗十九首》里的诸多篇什,有了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刘琨的《重赠卢谌》、陶渊明的《咏荆轲》……

2.对延长生命跨度的追求

应该说,诗歌创作的本身就是诗人们提高生命浓度以及延长生命跨度的具体作为。将人生艺术化,凭“立言”以求“不朽”,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文学艺术的人们来说不是问题。秦汉魏晋时期,人们萌生了追求长生不老的念头。不仅皇帝们在寻求长生不老的丹药,而且民众也深为那虚无缥缈的神仙传说所吸引。敏感的诗人当然不会不受其影响,于是在诗歌中便出现了许多赞美神仙和渴望长生的作品:《董逃行》、《长歌行》、《王子乔》、《步出夏门行》、《善哉行》、《仙人骑白鹿》……其中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更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对于神仙长生的渴望的诗句:

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

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其十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其三十三

诗人们憧憬长生不老的同时,也有对此的怀疑:“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然而越是怀疑,就越不愿否定。于是,曹操在发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善哉行》)叹惋的同时,又在其《精列》和《胡秋行》里歌咏神仙及长生;曹植曾作《辨道论》骂方士,还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赠白马王彪》),但是又作《升天行》表示对神仙的倾慕;郭璞也在矛盾的思想情况下留下了有名的《游仙》诗。宁愿信其有,然而又不抱希望。在“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的清醒现实里,抱有一种虚幻的态度,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3.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中国的文字、文学以及其他一些艺术门类似乎从一开始就同自然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自然山水“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物变成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欣赏对象”,即山水诗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但这也比西方诗歌早了一千多年。与西方人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生对立的东西不同,中国人常常视人生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诗人在不满政治、并因此开始深刻感悟生命时,常常归向宗教;而中国诗人更愿逃向自然,视自然为安居之所,精神家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在左思这著名的赞美自然的诗句背后,有着对政治的不满与命运的无奈,于是只能是“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了。对政治的失望,对生命的执着,使很多诗人返回到山水田园,在精神上皈依自然。在中国诗歌中,描写人生变化的诗歌,常常伴随着自然变化的描写;而通过自然变化的描写,更加深了对于人生变化的必然性感悟。《明月皎夜光》就是先描写了自然的变化:“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然后又描写了人事的变化:“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如果说这种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还只是简单地表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同一性的话,那么,在山水、田园诗中则是进一步地、或明或暗地表现了诗人形象、气度、胸襟,蕴涵了诗人理性的参悟、思考。陶渊明在《形影神》诗作中,借“神”之口表达了自己在生死问题上的顺应自然的意愿:“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与此相同的主张也出现在他许多诗里: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形迹凭化往,灵府常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无疑是最受人们喜爱和重视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自我消失在自然之中以及“物”、“我”两者之间区别的荡然无存,便成了此中的“真意”,诗人也因此获得了安适与宁静。诗人们将自然与人生看作是同—的、相通的东西,自然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存在。于是自然与人生的差别,便被轻轻地抹去了。因此,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中对自然山水的直接状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可以毫无疑问地被看作是诗人对自我形象的直接描摹。同样,谢灵运的感情借助山水来表现时,便获得了更为婉曲动人的效果:“浅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凡此种种,便是诗人们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参悟。

三、恒久魅力与深远影响

“时间”是真实可感的,正是时间意识唤起了人们丰富感知;伴随着这丰富的感知,时间的存在也就被打上了“人化”的痕迹。从这个角度上说,人便是一种拥有生命意识并将其形式化从而唤起情感共通的生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汉魏六朝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灿烂的文化(当然诗歌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文化敞开了时间,时间拥有了意义,意义形成了历史。感念于死而执着于生,于是有着浓重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的汉魏六朝诗歌,便具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这种艺术魅力是悲剧性的,但是这种悲剧性的魅力必将是历久长新的,因为它将被后来的每一个读者重新感受—遍,诚如王羲之所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逝者如斯夫”这由孔子而起的望“时”之叹,虽说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现,但是它亦如时间—样并没有停下行进的脚步,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汉魏六朝诗歌中被经常表现的四季交替,亦如头尾互含的阴阳鱼暗示出王湾《次北固山下》“海日生残夜,将春入旧年”的哲思;正是陶渊明《读山海经》那时空意识互参“俯仰终宇宙,不了复何如”的诗句,开启了杜甫《春日江村五首》中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浩叹,后来发展到就是那时间的片段所支撑的节日,也成了后来诗人们的创作动因,非如此,何来坡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生命感悟?在这些表现有关时间与生命意识的、不胜枚举的后世诗句里,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否认那些汉魏六朝诗歌带来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刘若愚.王镇远,译.中国文学艺术精华[M].合肥:黄山书社,1989.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1期

第二篇：汉魏六朝诗歌专题研究

《汉魏六朝诗歌专题研究》授课计划

第一讲：汉魏六朝诗歌概述

第二讲：汉魏乐府民歌

第三讲：古诗十九首

（一）赏析篇

第四讲：古诗十九首

（二）研究篇

第五讲：建安诗歌

（一）：“三曹”之曹操、曹丕

第六讲：建安诗歌

（二）：“三曹”之曹植附论“建安七子”

第七讲：正始诗歌：阮籍与嵇康

第八讲：太康诗歌

（一）潘岳、陆机

第九讲：太康诗歌

（二）左思

第十讲：陶渊明

（一）第十一讲：陶渊明

（二）第十二讲：鲍照

第十三讲：谢灵运与山水诗

第十四讲：永明体与诗歌格律的观念

第十五讲：齐梁代宫体诗风

第十六讲：六朝乐府民歌

李小明《头于》，华南师范2009硕士学位论文，第2223页

第三篇：汉魏六朝复习资料

汉魏六朝复习

一、古诗

白马篇

作者：曹植【魏晋】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短歌行》

年代: 魏晋 作者: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薤露行》

年代: 魏晋 作者: 曹操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读山海经·其一》 作者：陶渊明【魏晋】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登池上楼 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 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 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 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 卧疴封空林.衾枕昧节候, 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 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 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 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 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 无闷征在今.二、名词解释

1、汉乐府： 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有郊庙歌辞、相和歌辞、鼓吹曲辞与杂曲歌辞四类，其中以相和歌辞最多。汉乐府尤其是汉乐府民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优秀传统。

2、建安风骨：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所表现出的共同的文学倾向,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高扬政治理想,展示强烈个性,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展现了东汉末年动荡的时代,形成了慷慨激昂、刚健有力的诗歌风格。所以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人物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3、太康诗风：西晋的代表诗风。陆机潘岳是西晋诗坛的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

4、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最初载于萧统所编的《文选》。《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集体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其主题多半是写游子思妇的离情别绪与文人们人生苦短的生命慨叹，曲折地反映了东汉覆灭前动荡不宁的社会生活。

5、水经注：《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6、玄言诗：东晋时期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一种诗体。代表作家有东晋孙绰、许询。它在内容上宣扬老庄哲学，在艺术上缺乏形象，钟嵘《诗品》称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严重脱离社会生活，诗味不浓。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7、永明体：永明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周顒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与谢眺、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

8、宫体诗: 南朝梁陈宫廷流行的一种诗体。由梁简文帝萧纲首先提倡，代表作家有庾信父子、徐陵父子等。其内容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题材不外乎咏物和描写女性，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糜缓弱。

9、志人小说：又称志人轶事小说，是对世俗人物、玄虚清淡、以及奇特轶事的记录。代表作：刘义庆《世说新语》。

10、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汉族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三、填空（文学常识）

1、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2、元嘉三大家：鲍照、谢灵运、颜延之。

3、南北朝民歌双壁： 北朝《木兰诗》，南朝《西洲曲》。

4、《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5、《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6、《蒿里行》

作者：曹操【魏晋】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7、钟嵘的《诗品》：《诗品》，原名《诗评》，唐代改题作《诗品》，南朝梁钟嵘撰，共三卷。《诗品》是中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后人称之为“百代诗话之祖”、“诗话之伐山”。其对中国的诗歌理论和诗话著作、日本的汉诗与和歌产生了深刻影响。

8、东晋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许询、支遁

9、志怪小说作者:蒲松龄、干宝

志人小说作者：刘义庆

10、南朝颜谢： 颜延之 与 谢灵运。

11、北朝民歌代表作品：木兰诗

12、《咏史》：左思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13、《西洲曲》

南朝乐府民歌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西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三、问答题

1、简述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想象世界的丰富。*故事性的加强 *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 *词汇的扩大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2.南朝民歌的艺术特征

篇幅短小，多为五言四句，语言直白通畅，风格清新自然，修辞手法巧妙，大量运用双关语。3.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浑然天生的风格。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情思。

*高超的抒情艺术：诗中每篇都是抒情的作品，而且这些诗中抒情的方法灵活多变，所描写的景物情思和情感非常切合，或用融情于景的比兴手法，或用寓景于情的象征手法，或用以事传情的白描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精妙的语言艺术：语言自然精炼，运用成语典故，运用双关叠字。2.以“结庐在人境”为例说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征

*语言纯真真切 * 用白描的手法创作了意境优美而又高远超俗的意境 *以白描手法相结合，语言平淡自然，质朴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陶诗在自然平淡中极富哲理，既有情趣又有理趣。前4句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而以“心远地自偏”为核心句，表现出一种与世俗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接着写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时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趣。最后两句总结全诗，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可诗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3.以“夜中不能寐”为例说阮籍诗歌的特征

*善于运用隐约曲折的表现手法，形成蕴藉含蓄的表现结果。

*善用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隐晦曲折的表达情怀，寄托怀抱，诱导人们反复思考和体会。从美学角度上说造成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

此诗起首，以‘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把读者引入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34句写月之明，风之清，正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

5、6句诗人着重从视觉感觉的角度描写。不但进一步以孤鸿为意象增加了诗句的效果，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号”，‘鸣’的音响。“北林”和“外野”一起进一步构成了凄清幽冷的境界；结尾两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表现出了无限的优思，永恒的悲哀。

4.《史记》的文学成就

*总体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人物的原型，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人物形象，又不少人物形象从《史记》中演化而来的。*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鲁迅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的同时，处处渗透了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

*语言上，《史记》随着各篇内容不同表现出不同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低回婉转，用尽语言中巧妙传神之能事。

*《史记》编写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探索天道与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史记》所写的具有历史上实有之事，但是通过“互见”既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主要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

四、论述题

1、论述建安诗歌的时代特征（内涵、内容、作用）

2、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角度讨论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转变（800-1000字）

第四篇：先秦至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

先秦至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

中国最初的诗歌是人文口头相传的乡野民歌，甲骨卜辞和《周易》卦爻辞中的韵语成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古代诗歌。周朝收集孔子正乐整理，让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闻名于世。《诗经》与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继《诗经》和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全新范本。汉魏六朝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为后世诗歌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上述中，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可以看作是诗歌的萌芽与发展时期，为后来诗歌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打下了非常重要的铺垫。接下来我希望分点阐述这一漫长时期中诗歌的发展变化。

一、句式结构变化

在这漫长时期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诗歌句式的变化。《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夹杂有二言至八言。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诗经》中除四言诗句以外，还存在着二言至八言诗句。如《召南▪野有死麕》中夹杂了四言和五言。又如《魏风▪伐檀》中夹杂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八言。但不论诗句字数如何不同，《诗经》大多数诗句以四言为主。随后出现的楚辞突破了《诗经》传统的四言句式，以杂言为主，句式结构变化非常大。相较《诗经》来说，楚辞更自由且富于变化，诗歌篇幅也较长。如《离骚》全篇以六言诗句最多，夹杂有二言七言和五言，在《离散》中，因为句式的多变，让诗意更加灵活多变，诗意更加丰富。如：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式灵活让诗句具有对话性。进入东汉以后，五言诗成为了新的诗歌形式，完整的七言诗也开始产生，现存最早的五言诗便是班固的《咏史》，除五言外，班固也是最早创作七言诗的文人，他的《竹扇赋》便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诗。魏晋时期，诗坛涌现出众多大诗人。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再一次推动诗歌的发展，曹氏父子更是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便全是由五言诗句组成，但曹操诗歌更多还保留着四言为主的诗歌样式，到曹操儿子曹丕曹植之后，两人诗歌皆以五言、七言为主。如曹丕的《燕歌行》便是一首七言诗歌，曹植的《白马篇》《野田黄雀行》《七哀》等作品全是五言诗。同时期，摒弃四言采用五言仿佛成为了文人之间的潮流，除五言之外，七言诗句也开始大幅度被文人采用，如建安七子陈琳的作品《饮马长城窟行》。此后诗歌句式结构发展基本以五言、六言、七言为主，但五言句式却是魏晋时期诗歌句式发展的代表，同时也为后来的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七言和五言诗奠定了重要的句式基础。

二、艺术特点

《 诗经》以关注现实为主，主要抒发现实生活的情感，除了少数几篇诗歌外，《诗经》完全反映现实世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存在超脱现实的虚拟世界。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夹杂少部分叙事的史诗。如《诗经》中的除了大雅和颂，其余200多篇都是抒情言志诗。赋、比、兴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诗经》中艺术手法比的代表诗有《魏风▪硕鼠》，艺术手法兴的代表诗句有《小雅▪白华》的第二章：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艺术手法赋的代表诗歌有《秦风▪蒹葭》。《诗经》中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并非是单一的用于一首诗歌，更多的是三种艺术手法共同作用于同一首诗歌。《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是《诗经》的一大重要特点，在《诗经》中，这样结构的诗歌数量众多，重章叠句让诗歌在意义上形成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又如《豳风▪东山》之中每章诗句的开头都用了：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诗经》作为歌谣，为了声韵美感，大量使用了双声、叠韵、叠字的词汇。

楚辞继承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演变为其所特有的象征手法，多将景物、环境、人物的感情结合起来，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诗歌经过不断发展，楚辞中重章叠句渐渐减少，不同的句式使得诗歌语义更加丰富，增加了诗歌的外在形式美。大篇幅的诗句让意象的采用变得平凡，大大增加了诗歌句词的优美性和含义的深度。语言上，楚辞善于渲染、形容，且用词繁复，以情味悠长见长，具有含蓄之美。相较《诗经》最大的差别，就是楚辞的突出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并在诗歌中多处了众多超脱了现实世界的精神产物，为后世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如《天问》《山鬼》《九歌》中的各类神话形象，故此《诗经》是我国是个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楚辞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

诗歌发展到两汉时期，乐府诗成为了诗歌新形式，诗乐结合体制灵活，乐府诗中有叙事诗和抒情诗，但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诗经》《楚辞》以抒情诗为主，抒情过程中穿插叙事，但叙事附属于抒情。自乐府诗的叙事诗出现之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乐府诗表现的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各阶层的苦乐和社会现状等等。《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均表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除此之外，乐府诗还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爱恨、生死的人生观。《上邪》《孔雀东南飞》都是写那个时代的爱恨观。《战城南》《蒿里》则是描写了时代人们的生死观。乐府诗中的叙事诗在叙事中对于故事事件的发生的安排具有新意，且在人物刻画上手法多样。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汉朝除了乐府诗这样政治色彩较重的诗歌外，文人诗代表了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古诗十九首》则是文人诗的代表作之一。《古诗十九首》主要描写了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同时作者对人生真谛的领悟赋予了诗歌更多的哲学关系，如永恒与有限，心态与生命周期、忧郁和欢乐、来去亲疏等等关系。《古诗十九首》赋予了诗歌敏锐的节序感、微妙的空间感、深切的世态炎凉感等种种感受，一切源于作者自身独特的感知。《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抒情方式委曲婉转，反复低徊。在其中的诗歌中，大多以事或物起兴，使之形成诗中世界的经典事件。其内众多诗篇采用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来写，使得诗歌构成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最著名的便是语言的运用，它不用艰难冷僻的词汇，用最浅显的字词构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如其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亦或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为核心的文人，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该时期诗歌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魏晋之交，世风变化，诗歌风格出现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沉郁艰深、风调峻切。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有左思的诗歌呈现出骨力遒劲的特点，因为他继承了建安文学慷慨任气的精神。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田园诗显得格外出色，而田园诗又以陶渊明所创诗歌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除陶渊明之外，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和翻译，对当世诗歌和后世诗歌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文学上，佛教让文学想象世界变得丰富、让文学的故事性不断加强、让中国文人开始注重声韵关系、大大增加了词汇量、也让文学观念变得多样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条心的道路，并衍生了中国传统的玄学思想，促进了田园避世诗的开创和发展，以及对其他诗体的发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文学不仅仅只受到佛教的影响，在数千年的反侵略过程中，中国文人也深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新兴事物和大量词汇的传入，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的变化，押韵方式的变化，更多的因素便是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让词汇量变得的丰富，并促进人们对物体形容词汇和字词之间的关系的确定。

从先秦至汉魏六朝，中国诗歌句式从最初的四言为主，兼有杂言，慢慢发展固定为五言、七言为主的诗歌形式，重章叠句也由丰富的语言句式代替，诗歌篇幅从短到长，又从长到短，这些都为后世诗歌奠定了重要的句式基础。艺术手法也从最初的赋、比、兴慢慢变化为更加繁复抽象的象征手法，从杂乱的诗句押韵到韵律的规范化，从配乐诗到徒诗，这些变化都是古人对创作艺术手法更进一步的发现。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从实用性高于文学性到文学性占诗歌创作上风，从现实到虚幻，从直接到抽象，诗歌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文人的思维广度处在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随之得到发展的便是诗歌中心思想深度的不断拓展。每一种文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积发展起来的，诗歌便是显著的例子，在时间的变化中，诗歌慢慢变得体裁明确，作用群体不断增加，因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不同，迫使诗歌向各种创作方法的探索，直至成就了唐诗宋词的诗歌文化大繁荣时期。

第五篇：汉魏六朝文学复习纲要

汉魏六朝文学复习纲要

一、文学常识：

1、秦文学值得后人称道的有两部作品：《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二十余万字。《谏逐客书》是秦相李斯的代表作，是谏劝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要有气量容纳人才的一篇上书。颇有战国纵横说辞之风。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这是一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文。前人曾追认它“是骈体初祖”（李兆洛《骈体文钞》）。

2、西汉政论文代表作家是贾谊、晁错。贾谊代表作：《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代表作《论贵粟疏》。东汉政论散文代表作家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体现了“疾虚妄”的创作宗旨。与王充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的是王符和仲长统。

3、西汉史传散文的代表作是《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计130篇。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进行《史记》的创作。东汉史传散文的代表作是班固的《汉书》，《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苏武传》。

4、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骚体赋如贾谊《鵩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汉代散体大赋是由隐语和战国散文演变而成的，多采用主客问答体形式，句式灵活，韵散相间。汉赋四大家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四大家代表作）。张衡既是散体大赋代表作家，也是东汉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归田赋》，它是现存东汉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赋。

5、汉代诗歌可分为民歌和文人诗歌，民歌以汉乐府诗最重要，文人诗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采收乐府诗最完备的诗歌总集是《乐府诗集》，宋人郭茂倩编。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汉乐府诗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此诗又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的《玉台新咏》。

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渐趋成熟的作品是张衡《同声歌》和秦嘉《赠妇诗》。《古诗十九首》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都是抒情诗，艺术性很高，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誉之为“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或称《昭明文选》）。

6、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线索：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真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作家众多，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最高的诗人，田园诗之祖。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最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曹操诗歌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是建安诗坛的领军人物，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被认为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真正代表曹植辞赋艺术成就的是后期巨作《洛神赋》。“七子”之称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的是建安时期蜚声文坛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七人，建安七子中王粲成就最高，刘勰誉之为“七子之冠冕”，其辞赋代表作是《登楼赋》。蔡琰的五言体《悲愤诗》成就也最高，是其代表作。

正始诗坛“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阮籍、嵇康 文学成就最高。阮籍诗歌的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不是一时一地之作，而是阮籍生平诗作的总题，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1 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的诗歌创作以四言之作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嵇康之文长于论著，极富政治色彩，风格峻切豪壮。《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其散文代表作。

西晋太康年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比肩文坛，蔚为兴盛。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被称为咏史诗的“变体”。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刘琨的诗歌抒写国破家亡之痛，英雄末路之悲，慷慨激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是其代表作。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哲理性强，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以平淡自然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描写田园景物，歌咏生产劳动，抒发真切的生活感受，被后人称为中国田园诗之祖。但陶渊明并非全然的静穆，他的《咏荆轲》《读山海经》被鲁迅称作“金刚怒目式”的作品。

7、南朝文学：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诗以山水为主，开山水诗一派。刘勰说他：“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对于自然山水的刻画可谓精妙，但有佳句而无名篇。如“芰荷叠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如《登池上楼》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等。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鲍照代表作是《拟行路难》18首和《拟古》八首。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鲍照是南朝诗人中第一个大量写七言诗的诗人，创造了以七言体为主的歌行体。鲍照的辞赋《芜城赋》（骈俪化），骈文《登大雷岸与妹书》。

齐梁时期，随着声律说的兴起，诗体发生了重大变化 “永明体”（新体诗）的出现。代表人物是谢朓、沈约、周颙和王融等。谢朓山水诗的艺术成就较高，诗风 “清新流丽”，富有意境美，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洲，杂英满芳甸”（《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等表现出诗人平静和谐的心境。

宫体诗盛行于梁后期和陈，代表作家为梁简文帝父子萧纲、萧绎及徐摛、庾肩吾、徐陵和早期庾信等，陈后主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宫体诗风格轻靡绮艳。其内容主要以宫廷生活，游戏娱乐为主，描写女性。词采华丽，追求声律对偶，是永明新体的进一步发展。

徐陵编选《玉台新咏》全书收录自汉迄梁诗歌660多首，是《文选》之外，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南北朝时代的诗歌总集，其中包括古代最杰出的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

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崇雅而《玉台》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收录尤多。《古诗十九首》出自《文选》。

8、骈文与骈赋

骈文：孔稚珪《北山移文》是齐代骈文的代表作品。梁代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和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庾信《哀江南赋序》

骈赋：江淹《恨赋》和《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是南北朝骈赋创作的高峰之作。

9、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出现的重要散文著作。

10、南北朝民歌：南朝民歌温柔旖旎，精致华美。北朝民歌大气雄浑，呈现刚健之美。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堪称南北朝民歌的杰出代表。

11、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新的文学样式——小说，出现了众多作品，是我国小说史上的重要阶段。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大类，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和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也称“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葛洪的《西京杂记》和邯郸淳的《笑林》等。

12、魏晋南北朝文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提出“诗赋欲丽”的文体要求。陆机的《文赋》是我国第一篇文学创作专论，用赋体写成，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体主张。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门评论五言诗和五言诗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是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最后为《序志》篇，是全书的总序。《文心雕龙》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二、释词

1、七体：汉初枚乘的《七发》“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它全篇是散文，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模拟，亦简称七。七体之名始见于《文选》。

2、乐府：本是上古掌握音乐的行政机关。西汉时设置掌管民间歌乐的音乐机构，时间不会晚于汉武帝时。乐府有采集民间诗歌、组织文人创作及负责演唱等职责。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间和贵族、文人的创作。魏晋之后，人们把汉代乐府演唱的诗歌也称之为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为诗体的名称。其中的民歌部分即称乐府民歌。两汉乐府民歌今存四十首左右，它们主要保存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几类之中，是两汉乐府中的精华所在。

3、《古诗十九首》：最早见载于萧统编的《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世，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都带有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感伤色彩。艺术上浑然天成，言近旨远，语短情长，耐人寻味。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4、建安风骨：所谓“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期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总体风格特点。“风”主要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主要是指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汉末社会**，生计艰难，这一方面给士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他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又一方面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现实，又使他们又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加上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故使这一时期的诗歌总体上呈现出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征，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代表作家为三曹，七子及蔡琰。

5、“建安七子”：“七子”之称首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的是建安时期蜚声文坛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七人，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由于“遭乱流离，自伤情多”，他们的诗歌反映了社会**以及个人建功立业的抱负，现实性都很强。其中王粲成就最高，刘勰誉之为“七子之冠冕”。

6、永明体：“永明体”是指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一种新诗体。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规律，沈约、谢脁等诗人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中，结合汉魏以来的对偶、用典等修辞手法，讲究“四声”“八病”等，以规范诗的声韵。这种新诗体，人称永明体，代表诗人有王融、周颙、沈约、谢眺。永明体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此后，诗即从自由状态开始走向格律化。

7、正始文学：魏曹芳正始年间的文学。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老庄哲学风行，文学创作受到严重影响。宣扬消极思想，滋长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只有阮籍、嵇康的作品还能以隐蔽的手法表现彷徨苦闷的心情，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成就较大。

8、玄言诗：玄言诗兴盛于东晋，所谓“玄言诗”，顾名思义就是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垄断，其代表作家为孙绰、许询等人。玄言诗的特点钟嵘概括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

9、宫体诗：宫体诗之称始于梁简文帝萧纲，以萧纲为首的一批宫廷文人，诗歌创作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诗歌题材单调狭窄，脱离社会生活，伤于轻艳，号为宫体，代表诗人梁简文帝及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故人又称“徐庾体”。

10、北地三才：指在北朝文人中能自觉学习南朝文化，对南北文学的合流起到推动作用的作家温子升、邢劭和魏收的并称。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南朝文风的模仿者。温子升一部分诗风格清婉，辞藻华丽，讲究对偶，近似南朝，一部分诗受到过北方民歌的影响。邢劭诗文多模仿魏晋和南朝人。魏收所长在史传文。

11、志怪小说:志怪小说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一大类别。它起源于魏晋时期，繁荣于两晋和南北朝。其主要内容是杂谈神仙鬼怪。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如《李寄斩蛇》、《三王墓》等，当然也有不少宣扬佛、道因果报应的内容。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不但保存较为完整，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代表了志怪小说的最高水平。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取材和艺术技巧方面，都对唐传奇、宋笔记小说、宋元体、戏曲及明清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

12、志人小说：志人小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志人小说”，内容主要记述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从中可见当时社会清淡玄理，品藻人物，标榜名士的社会风气和面貌。代表作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三、问答论述题（仅提供要点，答题时要结合作品分析阐述）

（一）《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被称为“五言之冠冕”。其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它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上。其创作大都有感而发，不虚情，不矫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自然而然，由此铸就了其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

其次，《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其抒情的方法灵活多变，或用比兴手法，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或融情于景，寓景于情，如《青青河畔草》；或以事传情，如《西北有高楼》，总是自然高超，曲尽其妙。

再次，《古诗十九首》每首语言都浅近自然，务求平淡，如话家常，而又意蕴丰厚，耐人寻味。

（二）分析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

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如《白马篇》，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

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三）论述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汉乐府民歌虽也有一些抒情诗颇具时代特征，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还是大量的叙事诗。这些诗或描写一个场面，或叙述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在叙事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成熟的作品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两诗都注意以人物关系构建叙事情节，以人物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注意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

（2）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如《东门行》中妻子与丈夫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捶床大怒、刘母拊掌而悲等都是其例。

（3）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如《白头吟》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以铺陈手法，表现罗敷的美丽等。

（4）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逐渐趋于五言。

（四）试述司马迁生平经历中与写作《史记》有密切关联的事件，试列举简述。

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立志修一部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命司马迁完成。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

（五）《史记》和《汉书》异同比较。

1、相同点》：1.史家一以贯之的实录精神。和《史记》一样，《汉书》也是一部带有作者独立见解的实录之书。班固非常推崇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在《汉书》中能够尊重历史事实，在真实记载汉朝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暴露了统治者的种种罪恶。

2、不同点：（1）在思想上，《汉书》是官修的史书，班固又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而《史记》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司马迁能独立思考，富于批判和创造精神。（2）在取材上，《史记》雅俗并收，而《汉书》的取材，除取材于《史记》之外，《汉书》增载了许多历史文献，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社会状况、疆域政区、等有关典章制度，因而《汉书》多带文献性质，更多学术气息。（3）在史传人物方面，《史记》写人物真实与夸张相结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形象突出，文学性强。《汉书》则重在写实，遵照历史写作原则，没有《史记》的激情、夸张，历史性强。

（六）比较《史记》与《汉书》在人物传记写作上的异同？

第一、《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之争时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汉书的精华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天下未定是草莽英雄，多为战将和谋士，极富传奇色彩。《汉书》写的盛世人物则是在四海一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更多的是经师儒生，富有戏剧性。

第二、除《世家》外，《史记》人物传记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族兴衰史。而《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通过此，对西汉社会变迁做了多方面的展示。如《张汤传》、《韦贤传》等。

第三、《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的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的悲剧人物不多，但李凌和苏武的传记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浓。

第四、《史记》疏宕往复的笔法，《汉书》则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如对各类生活轶事，《史记》写作时没有固定位置。《汉书》则不同，此类小故事全放在篇末。

总之，《汉书》具有学者之文的特点，叙事简练整饬，详赡严密，雍容典雅，语言简洁规范，辞赡韵远，不像《史记》那么骀荡疏宕，生动鲜明，感情浓烈，气势雄放。

（七）分析《史记》的风格特征。

1、《史记》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时代风气的感染下，司马迁怀抱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他向往奇伟不凡的事物，崇拜英雄。司马迁刻划了一大批品行卓异、具有英雄性格的人。

2、《史记》的悲剧色彩。司马迁总爱淋漓尽致的渲染主人公们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悲哀、怀才不遇，无所归依的痛苦和信而见疑，忠而受谤的愤懑，以寄托自己的生活感受，表现了自己激荡不平的内心世界。

3、《史记》的传奇色彩。《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圯上老人受兵书等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富有传奇性。

（八）结合作品说明《史记》刻画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1、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史记》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如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

2、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司马迁笔下的 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如项羽（分析略），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3、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九）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成就。

谢灵运是诗歌史上自觉以山水入诗的第一人。他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鲜明的辞采，细致逼真地刻画了自然景色，表现了山水的绚丽多姿：

1、一些佳句显示了他工于摹画的高超本领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创造。

2、多按游览顺序，采用移步换形法将沿途所见景物收入诗中。

3、多按照叙事——写景——抒情的模式来写，结构比较单调，影响了诗歌意境的浑成和完整。

（十）鲍照诗歌的艺术风格及其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鲍照诗歌分五古与乐府两大类，继承汉魏乐府诗形式及传统，笔力雄健，抒发了强烈的感情；工于写景，长于比兴，声调抑扬顿挫，句式长短不齐；奇特瑰丽，气象雄浑，风格豪迈俊逸，雄恣奔放，颇富浪漫色彩。

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风骨，代表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对诗歌发展的贡献：一是对边塞诗的创新，增加了边塞风物和征人边愁的内容。二是对七言体的创制，他是第一个有意识致力于七言诗创作并取得高度成就的诗人，变七言歌行逐句韵为隔句韵，又开创了杂言式七言歌行。另外，模仿南朝乐府的小诗和边塞题材的诗歌对唐代五绝的形成颇有影响。

（十一）《世说新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1)《世说》主要记述汉末至东晋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特别着重士族人物的玄虚清淡。它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反映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揭露魏晋时期的黑暗社会、腐败政治以及统治集团的残暴和荒淫。其内容体现了当时一些真实的社会史实和文学思想，具有史料价值。

(2)《世说》的艺术风格在于：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善于采用多种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以短小文字突出事件的中心，以特征性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既有典雅辞句，又有生动口语。往往一言一行即表现人物的肖像和精神面貌。

（十二）试述魏晋南北朝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标志。

所谓“文学自觉”，就是把文学当作与经学、史学、哲学相并列而不是从属的一门艺术，充分发挥文学的独特审美功能，抒情言志。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十三）分析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成就。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的田园诗集中表现了这一特色。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情、景、事、理的浑融统一，陶渊明善于用白描及写意的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成高远，不纯客观地刻划景物，在他的笔下景物总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着诗人的性格，诗人常在抒情写景中用朴素的语言，说明一些生活哲理，既富于情趣，又富于理趣，将兴寄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如《饮酒》其五，将人、山川、空气、飞鸟，构筑了一个和谐的世界，物我泯一，这就是韵味。

二是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由于在创作中情绪平和，没有大的感情起伏，因而陶诗中多写田家生活中日常之景之物，令人觉得亲切平和，所以形成质朴无华，不加雕饰的纯净之美。达到平淡与醇美的统一，陶诗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意味隽永，淡而有味。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描绘了一个宁静恬淡、高远舒展的境界。诗歌平淡，然淡而有味，其味隽永，令人心驰神越，想慕千古。总之，陶诗语言不露斧凿却高度艺术化。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语俗而意雅，平常之景而蕴含深意。

（十四）陶渊明田园诗的主题分析。

1、陶渊明的田园诗写描写了农村在战乱中的饥寒残破和自身生活的困窘：“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其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真实地反映了饥寒的苦辛。

2、陶渊明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归园田居》第一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句，把平凡的农村景物写得富有诗意。

3、陶渊明的田园充满了人际关怀和人伦温暖，把享受亲情友情作为田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回归田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亲友不仅分享诗人在自然中感受到的乐趣，而且也成为这快乐的来源之一，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成为田园生活的一种象征。

（十五）分析庾信前后期诗文创作的变化。

庾信生活的前期，梁朝统治比较稳定，庾信此一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宫廷文学侍从，主要创作不出宫廷诗文酒会之中的奉制唱和。前期诗作如《咏舞》、《奉和示内人》等，思想内容轻浅单薄。形式绮艳。

庾信后期生活被强留北地,终老不还，内心是十分悲苦的,这种悲苦不仅在于亡国之哀与羁旅之愁，而且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庾信仕于灭其故国的异族政权的行为，常为后人斥为失节。后期之作常表现“乡关之思”： 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寄王琳》。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如《拟咏怀》其七。庾信以北朝的生活背景，娴熟老练的南朝技法，加上个人的身世之叹，开创了绮丽、清新、老成的诗风。

（十六）南北朝乐府民歌在内容和艺术上的差异。

南朝民歌：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中，主要包括“吴歌”和“西曲”两大类，是依其产生地区而得名的。

(1)南朝民歌的内容绝大多数表现男女之情。内容广泛，角度多样。

(2)南朝民歌格调鲜丽明快，语言上清新流丽和多用双关语。如“莲”通“怜”，“芙蓉”通“夫容”。多为五言四句，语短情长。南朝民歌艺术水平最高为《西洲曲》，情思缠绵，语言清新明丽。采用“钩句”联接上下，一意贯通而又摇曳多姿。

北朝民歌：北朝民歌是北朝各民族的民间歌曲，多产生于西晋末至北魏初。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的《梁鼓角横吹曲》中。(1)北朝民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有描写北国风光的，如《敕勒川》写尽辽阔广袤的草原风光；有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尚武精神的，如《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有反映战争及其带来的苦难的，如《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反映爱情婚姻的民歌，也是快人快语。如“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表现出北方民族的粗犷直率。

(3)北朝民歌抒情真率直爽，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语言质朴有力，气盛词质。格调苍劲豪迈，有着雄浑而深远的情思和苍凉慷慨的英雄气，如《敕勒川》和《木兰诗》。（十七）分析左思《咏史》诗在诗体上的创新意义。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曹魏时，王粲、阮瑀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这些诗一咏写历史事件为主，可以有所寄托。

左思的咏史诗，将咏史与咏自我情怀结合在一起，将咏史变成了咏怀。左思的《咏史》诗表现了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孤芳自赏、感慨任气的精神，以咏怀为主，杂引史事。清人何焯认为左思的《咏史》诗是变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自摅胸臆，乃又其变。”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以“隐括本传”者为正体，以“自抒胸臆”者为 “变体”，并不为错，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具有了诗体革新的意义。（十八）汉大赋的体制特征。

（1）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来写，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寓言式人物，一般有序——主体——讽谏三部分组成。（2）运用排比铺陈、夸张渲染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事物。

（3）描绘物象追求时空两个方面的完整，散体赋大都依时间顺序，描绘事物运动的完整过程。散体赋又追求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绘方式，表现事物的空间状态及空间关系。（4）体制宏伟，篇幅庞大，一般都在千字之上。

（5）散体赋有类型化、公式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题材与表现手法层层相因、递相模仿。（6）散体赋的语言风格，用字造语的怪异重沓，同偏旁字的联绵堆砌，具体名词的连续排列等。（十九）分析《史记》的思想内容。

《史记》的思想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择其要来说，主要有：

一是《史记》进步的历史观。不以贵贱论人，不以成败论英雄。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所谓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敢于向传统的“天道”挑战，认为“天道无亲，常于善人”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

二是《史记》的求实精神。主要表现在：

（1）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如写刘邦也刻画出这位所谓受命于天的人物的极其自私残忍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揭露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死”，揭露出刘邦对开国功臣的刻薄寡恩。

（2）《史记》肯定了人民对暴虐统治的反抗斗争，歌颂了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品质和才干。如高度评价了陈涉“首发难”的伟大历史意义把农民起义领袖与古圣人汤、武、孔子并提。

其三是大一统的民族观。首创了民族史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及《大宛列传》，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把四周民族纳入华夏大邦，这对于二千年以来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逐步形成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功甚伟。

其四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重视分析经济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他在《平淮书》、《货殖列传》中集中探讨了诸多经济问题。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东汉班固圉于儒家之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这正说明司马迁不迷信“圣人”，不被传统观念所约束，以“成一家之言”的难能可贵。

四、记诵文学名篇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