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之女性研究近二十年英文著作简介

第一篇：佛学之女性研究近二十年英文著作简介

李玉珍

*美国康乃尔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新史学

第七卷第四期(1996.12)页199-222

本文主在引介近二十年来研究有关佛学与女性之英文著作。在这一勃兴的领域中，许多研究者本身即是佛教的信仰者。以是，她们将其宗教经验带入其学术研究中，而使她们和以往以经典或佛教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区隔。这些研究大体着重在几个议题：

一、佛教中的女性形象，二、比丘尼教团史，三、比丘尼的生活世界，四、女性主义与佛学。将信仰与学术结合所形成的佛教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反映了目前全球女性在提升其宗教角色上的努力。

关键词：女性主义 佛教史 宗教经验 比丘尼

一、引言

佛教之女性研究已经在美国佛学研究中，成为一重要领域，并与其它女性研究互相呼应。以其代表学者 Rita M.Gross 为例，一九九五年春天，美、加学者针对 Rita 所著《父系制度后之佛教》(Gross, 1993)一书于多伦多展开三天的研讨会，广泛地讨论此书之理论架构与相关课题。此举不仅肯定 Rita 的学术地位，也显示佛教之女性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这一新领域有两个重要的特质：一是重视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运用，一是重视女性的宗教经验。各种理论的借取与科际整合，原本便是女性研究一个重要的特色，佛学中的女性研究，亦不自外于此一潮流。但重视宗教经验的研究，在佛学界中则是一新的现象。Nancy A.Falk 发现，越来越多的佛教学者倾向于将自身之修行体验与学术研究结合。这一现象使得目前的佛学研究，日渐脱开以往以经典或是以佛教体制为主的研究取向，转向宗教经验的层面求索，尤其是女性学者更视女性经验为建构宗教史的重要因素(Falk, 1996)。原本宗教学者即假设宗教情感为一普遍存在之人性，参与宗教活动所产生的体验，才是直接激励信仰者投入的主因。对信仰者而言，宗教的社会功能为何，并非信仰者所关注。宗教的功能乃是学者观察研究所得的论断，宗教的参与者既未直接体验，也无从认知。以往重视宗教功能或是经典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宗教活动中真实存在的主体──信仰者本身。

对于研究宗教中的女性议题而言，结合宗教经验的取径，更为重要。女性在宗教史上为沉默的多数，长期隐没在经典与历史传统之外，以宗教功能或是经典的研究取向，往往无法发掘女性的宗教存在。因此，透过女性经验来建构女性的宗教生活史，成为宗教中女性研究的重要途径。所以我认为这些女性宗教学者的公开表白其信仰，不仅反应她们的自觉，亦代表一个重要的学术潮流。

本文将以此新兴的学术领域为焦点，首先介绍佛教女性研究中之重要议题，然后分析其社会背景与历史意涵。限于笔者的学力，本文例证将偏重中国佛教的研究。

二、转女身成佛──佛教经典中的女性形象

转身(pariv.rttavya~njana)是佛教经典中一个非常普遍的主题，菩萨借着神通显现各种身份。其中尤以从女身变成男身，然后立即证道（不是于下一轮回）的转身主题最具争议。如果女身无法证悟，是否意味着女性无法成佛？此外，瞬间转换性别的特别设计，其意义为何？以（妙法莲华经）中龙女转身证悟，和《维摩诘经》中天女和文殊师利互换性别为例，转女身可以有两种极端的解释。一为女人不能成佛，因女身污秽、业重。一为连非人之龙女都能成佛，可证性别之见，乃是一种因分别心所起之偏执，是以女身不碍成佛。转换性别只是颠倒既有的性别身份来破除偏执。

Diana M.Paul 认为转女身的概念，多少贬低了女性的宗教地位。她分析大乘经典中的女性形象，发现有些经典根本反对女性可以成佛，净土系的佛国中不现女身，便是一例。至于能够转身证道的女菩萨都是属于位阶较低的，唯一例外是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在唐末以后的中国佛教以女性形象受到尊崇，其原因相当复杂，不必然和女性解悟有关(Paul, 1979)。

Paul 认为这些大乘经典对女性的观点延续了部派佛教歧视女人的态度。从部派佛教中可知早期僧团视女身为欲念的化身，代表俗世的力量，威胁僧团的清静。女性出家修行破坏了当时的社会以父系为主的家庭结构，因而不受鼓励。Paul 认为印度此一性别区隔的父权社会和后来的中国父权社会都趋向于贬低宗教女性的成就和地位，因而与佛教平等救济的教义无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此外，不论释迦牟尼佛的性别或是成佛所现的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都显示男性性象征，因而 Paul 认为「女身」本身就是较劣势的形象。

Paul 的观点并未解释大乘经典基于何种教义基础，承继部派佛教歧视女性的态度。对此，古正美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转身基本上是初期大乘经典反驳部派佛教的善全方便(upaaya)。部派佛教中弥沙塞部发展出中阴世的概念，使得瞬间变身可能发生。然后初期大乘将转女身成佛呈现在辩论的场景，来证明部派佛教的执着色相。而这种辩论、变化都是「方便」此一菩萨教化的权现(Ku, 1984)。但是古正美并未继续研究何以大乘能展现方便？是否只有菩萨能施展此一变身神技？

Nancy Schuster 认为只有彻底了解空义而且专注于修行菩萨道者才能转身。她根据（大宝积经）指出，转身乃是修禅定至第四阶以后所得的神通。施展转身的神通乃是一种仪性的证道，藉由转换性别，颠覆既有之概念，以教导众生佛法之真谛乃非男非女，不着色相。此一仪式更象征一种重生，由心意转换「自然」生成的身体，显示脱离业障控制的真正自由。

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典为主，D.A.Hopkinson 对中古日本佛教改革的研究，则探讨了转女身成佛的实际影响。日本奈良佛教歧视女人为戒垢，甚至结界禁止女人踏入其寺院。中古时法然(1133-1212)、亲鸾(1173-1262)、日莲(1222-1282)和道元(1200-1253)皆不约而同以《法华经》中的龙女转身成佛，来质疑其前日本佛教狭隘的菁英主义(Hopkinson, 1978)。影响所及，不仅这些教派广为扩展，其女性僧侣的地位亦为之提高。善信尼继承亲鸾便是一例(Unno, 1969)。

相对于转身成佛，大乘佛教最激进的态度是佛现女身。最著名的例子则是武则天称帝。武则天不仅宣称其为未来佛（卢舍那佛──其梵文原意即为曌字之来源）的化身和弥勒佛下生创建人间佛国(Forte, 1976)。更重要的，她以女身登转轮王，以实现其政教合一之事业。这和部派戒律宣称女性有五障不能成梵、天、魔、转轮王和佛实有天渊之别。

三、法脉传承──女性的僧伽制度

所谓比丘尼的法脉是指比丘尼依法受具足戒而形成的僧伽传承。一般佛教僧众受戒分成两个阶段，剃度和具足戒，只有受具足戒的僧众才有资格参与僧团的决策。戒律规定比丘尼必需在两众（即戒腊、戒德皆合格的比丘和比丘尼各十位）前受具足戒。由于第一位比丘尼大爱道是由释迦牟尼佛亲自剃度授戒的，因此最正统的比丘尼法脉乃缘于佛陀所创立的僧伽。但是也可以依大爱道之例，仅由比丘授具足戒。无论那一种传戒方式，其关键在于获得教团的一致赞同与承认。

目前比丘尼法脉主要仍存在于韩国和中国佛教，其比丘尼教团的建立乃承继原始佛教的戒律传承。以中国为例，第一次正式的比丘尼具足戒乃邀请锡兰的比丘尼远渡重洋于公元四三四年举行。至于南传的比丘尼法脉已经于第十一世纪中断，致使此区域的佛教女性修行者至今仍无法取得比丘尼的资格，而被教团排斥。此一比丘尼法脉从未传入藏传佛教，而其教团发展出一独立的尼众传承制度。但是就整个佛教社群而言，藏传阿尼(Ani)的地位比较像沙弥尼(Barnes, 1994;KabilSingh, 199l;Tsomo, 1989)。

比丘尼法脉的传承与中断，和整个教团的历史生态有密切关系。因只有受具足戒才能成为正式合法的僧伽成员，得以代表僧众行使权利，比丘尼法脉无疑是决定佛教妇女宗教与社会地位的关键因素。

在佛教的女性研究中，比丘尼法脉遂成为南传佛教领域中的主题。除了重建佛陀时代比丘尼活跃的情况之外，中国比丘尼法脉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其实南传和藏传尼众到台湾接受具足戒，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流现象，**喇嘛甚至为此组织一个三年的研讨会，最后于今年正式准许藏传尼众循此途径受具足戒。

恢复比丘尼法脉是南传和藏传佛教尼众目前迫切的需要，尤其欧美女性加入僧伽后更积极推展此一运动。Kama Lekshe Tsomo 组织的国际比丘尼协会和 Chatsumarn Kabilsingh 领导的国际佛教妇女组织，不但建立起国际性的联络网络，亦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出版刊物，对于促进佛教的女性研究有极大的贡献。Tsomo 和 Kabilsingh 的作品都着重尼众于不同传统中的发展和经验交流。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目前南传佛教教团拒绝授与比丘尼具足戒乃是受到世俗父系社会影响的结果。戒律中佛陀对于女人出家抱持非常迟疑的态度，因为如此一来佛法将减短五百年（部派戒律对女人出家的态度并不一致，譬如大众部即认为女人出家给僧团带来十种利益）。Kabilsingh 认为佛陀的迟疑是考虑到当时父系社会之家庭状况(Kabilsingh, 1984)，但是他并未否认女性和男性的宗教潜力与成就有所不同[1]。换言之，比丘尼法脉的消失在教理上的解释是后来的发展，扭曲了佛陀的原意。她的研究将比丘尼法脉的复兴，诉诸于佛陀本身的宗教权威。

至于教团本身为何限制女人的加入，或者这些戒律中的女人刻板形象如何被演绎成实际执行的律法，Kabilsingh 并未解释。女性在世界主流宗教中的神职地位，甚少与男性平等，但是佛教具足戒却开放给女性，这是一个相当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后来的教团何以能将比丘尼法脉中断？虽然僧伽和世俗父系社会的价值冲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比丘尼法脉却在中国佛教中传衍至今。中国无疑是个父系权威至上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情境中，中国比丘尼团的社会定位为何？他们的宗教地位相对地受到何种影响？更重要的是，现代南传僧伽面对佛教女性争取平等的运动，如何再巩固此清一色男性的组织？除了赤裸裸的权力问题之外，僧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宗教机构在这些社会中产生何种影响、受到哪些限制？经由何种途径，可以改变排除比丘尼法脉的制度？这种改变对佛教教义与实践的影响为何？这些问题都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四、历史典范──女性的宗教生活

除了直接诉诸佛陀的权威外，重建比丘尼的历史典范亦是现代复兴比丘尼宗教地位的一个重要面向。代表佛教早期比丘尼生活史的重要作品首推《长老尼之歌》和释宝唱之《比丘尼传》（记载四～六世纪南朝比丘尼的活动），至于藏传佛教之女性修行者传记则占英文著作的大部分，其中亦包括许多现代欧美女性的见证。南传佛教中的女性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其中以对锡兰和泰国尼众的研究较多。据笔者所知，最近Keith Weller Taylor 正在进行对越南尼众的田野调查。中国、韩国、台湾的比丘尼研究亦是方兴未艾，Miriam L.Levering 对宋代禅尼的研究尚在进行。日本各教派的比丘尼史都有相当丰富的一手数据，但是英文著作除了 Paula Arai 的博士论文和 Uchino Kumiko 系列性的文章外并不多(Kawalashi, l994)。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妇女研究中心将出版 Paul Groner 对于日本中世纪比丘尼的研究，但笔者尚未读到其作品。

本文将先介绍欧美学者对《长老尼之歌》和《比丘尼传》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与台湾佛教女性相关的研究。读者可在文后目录中找寻其它与佛教女性相关的著作。本文限于篇幅，不再涉及其它区域研究。

Kathryn S.March 比较《长者之歌》与《长老尼之歌》（约500 B.C.僧伽的诗集）运用之意象和描述手法，说明当时僧、尼之世界观及佛教体验，基本上没有差别。虽然僧众较尼众描绘更多的自然情景、视女人为情欲的陷阱、和佛陀有直接的往来，不同于后者擅长用家居的象征、以儿女的死亡为大限、和佛陀无个人的接触。但是诗集中所显示的教团(March, n.d.)生活，是僧众和尼众有各自平等独立的僧伽，并未限制尼众的发展。

佛教文学中关于比丘尼的记载十分稀少，以中国为例，相对于完备的历代高僧传及各宗派史录，仅有释宝唱的《比丘尼传》为一部专史。《比丘尼传》除了提供四到六世纪中国比丘尼的生活史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保存了比丘尼教团成立时的争议与解决之道。据笔者所知此书之英译本至少有二种，而以 Tsai K.A.的翻译较为详实（她并且将此传与《列女传》比较[Li, 1981;Tsai, 1994]）。Nancy Schuster 根据中古门第社会的背景来研读《比丘尼传》，认为此书中的比丘尼大多数来自上层阶级或者至少为菁英份子所接受。Schuster 的作品着重历史社会背景的特异性，较一般研究泛指儒家三从四德的概念贬抑女性，因而促使她们于家庭架构外求发展，更具说服性(Falk, 1989)。

西文中对于近代台湾比丘尼的研究则仅有 Tsung Fan, Shiu-Kuen 于七０年代在客家聚落的田野调查。Tsung 除了简单介绍此区域的尼寺组成份子和生活型态外，也探讨了她们在当地的社会形象。基本上她对比丘尼的描述反映了相当刻板的宗教女性形象，譬如为情感问题而出家，她并将比丘尼与娼妓并列为「非家庭女性」。对于比丘尼宗教生活的内涵，和尼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则付之阙如。除了其田野调查的取样不够完整之外，其缺乏基本佛学背景，也导致此书不够完善(Tsung, 1978)。

此外与中国比丘尼有关的研究则是斋教中的女性（俗称菜姑）。Marjorie D.Topley 认为女性加入斋堂，乃是藉由此宗教性的姊妹互助会，来抗拒婚姻和保障晚年生活无虑。Topley 的研究包括广东、新加坡的自梳妹风俗，这些女性经由丝业而获取经济独立，在丝业凋弊后，又掌管移民中待遇较佳的管家行业。她们大多数并不是终生不嫁，而是有钱为丈夫娶另一个女人来代替自己履行传宗接代的义务，等到晚年才正式建立斋堂养老送终。这些菜姑并非真正的比丘尼，虽然 Topley 提到她们进入斋堂之前和比丘尼有联系，但是她并未指明这些比丘尼的身份及其角色(Topley, 1958&1978)。

比丘尼此一宗教身份无疑在中国妇女的宗教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个制度化的宗教身份不仅提供妇女参与教团的运作，投注于宗教修行；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俗世父系制度规范的女性角色。因此我认为较为理想的比丘尼研究应能兼顾其精神生活及其与俗世女性角色之互动。

五、佛教之女性主义──女性之觉醒

一般而言，佛教之女性研究旨在阐明女性于佛法中的体验和其影响。其关键在指出所谓女性远逊于男性的概念是历史性的建构，也扭曲了佛法的平等精神。这样的研究取向，自然着重佛教中性别角色和俗世父系社会制度的互动关系。因此重构比丘尼的历史角色成为此一领域的重要议题。和上述三种研究趋向比较起来，佛教之女性主义较重视女性的宗教经验而非经典的定义。她们认为佛法之运用女性象征比经典中的性别角色有更广泛的影响。譬如女性神祇在传法中凸显的女性特质，和女性修行者在阐扬佛学的特殊体验都是构成佛学知识的重要因素。因此藉由女性修行者具体呈现之女神特质，乃成为重构女性修行者经验的重要基调。

以 Anne C.Klein 和 June Campbell 为例，她们认为藏传佛教女性修行者的宗教生活史都和某位女神有关。Klein 以Yeshe Tsogyal 代表慈悲之道的教义和修行，两女性修行者遵循祂的典范和接受祂的特殊庇护，并将获得一个清楚的自我肯定而终得解脱。Klein进而说明这一解脱的过程和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是相同的。首先确认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譬如 Tsogyal 为保护神），产生认同与信心去实践此一角色。最终了解到此一认同乃是一虚构的范畴（如同父系权威定义的女性角色一般），因此获得真正自由的觉醒(Klein, 1994)。

KIein 认为 Tsogyal 代表佛法的真谛，意在破除二元分别，但这并不是单纯地强调佛法非男非女的义蕴，反而需要正视佛法亦男亦女的层面。只有当各种因素达到平衡，才能有真正的解悟。另一方面，以往的女性经验由于被男性代表的诠释所遮掩，使得我们对佛法的了解有偏颇。现在则拜女性主义之赐，一个较为平等开放的沟通于是展开，佛教进而对女性自觉产生很大的帮助。

Rita Gross 乃是提倡佛教与女性主义对话的先驱。他认为女性在佛教中的觉醒，将澄清佛教中受世俗父系社会制度所扭曲的性别角色，进而领导佛教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境界。Gross不否认佛法亦受历史情境的限制，譬如佛陀也曾犹豫是否替女性授具足戒，但是我们应该效法佛陀勇于面对真理的精神，而不是自限于佛陀所弃绝的俗世概念。更重要的是，女性经验较重视现世的实践，能够平衡由父系制度所产生的超越性的权威，使得佛教的发展更为人性化。经由正视女性的宗教经验，Gross 认为破除受父系威权主义影响的佛教性别观，将不是中性的佛法，而是双性平衡的解脱(Gross, 1986b & 1993)。

此一研究趋向和其它领域的女性研究一样，得力于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譬如 Gross 是宗教历史学者，而非纯粹的研究经典的佛教学者。其以女性经验出发的诉求，亦在某一方面扩展了传统以经典分析为主的佛学研究。其实这样的发展乃是相当必然的结果，因为不论是佛教经典或是其它历史作品大都忽略了女性的声音，难怪性别象征、女性经验和比较研究会构成佛教之女性主义的研究重点。如此一来，新的理论和概念范畴丰富了佛学研究的领域，也不可避免的冲击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总的来说，佛教的女性研究对于了解女性宗教生活颇有帮助。

六、西方佛教女性主义的处境

这些投入佛教女性研究的学者正形成一个以女性佛教修行者为主的学术社群。她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西方女性参与不同的佛教传统（以藏传佛教为主），并结合她们的修行与学术工作，以英文介绍她们所参与的宗教传统和翻译其作品，以此和西方学术界对话。一方面她们亲身的修行体验加强她们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由于她们的学者身份和掌握学术语言，使得她们逐渐成为佛教女性的代言人。影响所及的不只是美国的学界，甚至在重建南传和藏传教团中比丘尼的法脉，她们都是相当受瞩目的代表。

在探讨此佛教的女性研究对于亚洲之影响以前，必须先介绍此一社群兴起之历史意义。在藏传佛教吸引西方女性加入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一是藏传佛教在美国的普遍流行，另外则是这样的教团生态对西方女性的影响。藏传佛教不同于其它美国的亚洲佛教团体，仅局限于其本国移民的圈子，提供传统的亚洲式宗教服务。由于美国移民法的限制和藏民的人数，藏传佛教相当有组织的以宗教师的身份至美吸收美国信徒和传授宗教训练。美国民间向来视西藏为「香格里拉」── 对喜马拉雅山的世外桃源的憧憬，再加上同情西藏受中国迫害，使得藏传佛教十分容易吸引美国的信众。

对于美国女性，佛教更是提供了较平等的宗教地位。西方主流教会至今仍拒绝授与女性和男性平等的神职，女性解放神学已经在美随着女性运动的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运动。学者甚至预言天主教将会如禁止堕胎一样，因为忽视女性要求平等职位而在下一世纪失去大部分女信徒的向心力。佛法中平等无碍的空观，则授与女性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相形之下，佛教为西方女性开展了一个平等的宗教专业。由于佛教在美国社会中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宗教社群，受到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亦较少，可塑性甚高，因此对女性的限制相对的也较少。

藏传佛教在美的成功，得力于此文化错置的现象，但是对于其欧美尼众而言，如何在西藏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一个合乎现代西方女性性别观念的定位，便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譬如西藏尼众究竟是和比丘完全平等的比丘尼？或者是独立于男性僧伽以外的法脉？西藏传统尼众的地位和美国藏传寺院中的女性角色有否差距？如何在西藏传统中建立一个女性典范来引领现代的西方尼众？这些问题赋予他们特殊的历史使命感和机会──重建女性在佛教中的平等地位及诠释佛法的权利。

这种架空文化、社会背景和以藏传佛学为主的解悟，使得西方的佛教女性主义对于其亚洲姊妹的处境有或多或少的误解与隔阂，以 Gross 综合整理佛教之女性主义一书为例，她即被批评对日本和泰国尼众的改革运动略而不谈，而且对大乘佛教的历史发展不够了解，无法举出历史的例证来支持其说法。就像 Gross 自己所提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样，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但是由于此一社群先驰得点而取得学术代表性，使得我们在处理亚洲佛教的女性研究时，必须非常审慎。

以中国的比丘尼研究为例，似乎仍将所谓的宗教传统定位于静态的教义与教团史的研究，而忽略掉这一宗教传统在特定文化概念、社会结构（如父系家庭制度）和经济制度下，性别角色的互动过程。有些研究更过度强调外在的社会因素，而不涉及宗教在赋予性别角色意义与改变女性社会定位的功能。

七、结语

社会变迁和本文所述的研究潮流关系密切。由于急速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许多地区的妇女亦享受到教育普及的成果。女性受教育机会大增，使她们对自己的角色和参与社会有较高的期望。而不同于传统的不计酬家事劳动，现代计时给薪的制度赋予女性较佳的经济能力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相映于此社会变迁，各种宗教都势必重新评估信徒的境况和需要，甚至重新定位两性关系。佛教当然亦不能独立于此大变迁之外，何况不论就质就量而言，女性一向在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分析了目前西方佛学中女性研究之走向和此领域兴起的背景和意义。笔者于文中特别注重西方女性主义对于此领域的影响，因为它不只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来建构佛教的女性生活史，更具有相当的潜能来影响原本佛学研究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佛学的女性主义所织成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趋势（复兴比丘尼法脉、解析性别象征和建立女性宗教生活史）一样，都反映了目前全球女性在提升其宗教角色上的努力。

1.原始教团中比丘尼亦担任重要的角色，如（长老尼之歌）的记载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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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t Buddhist Studies: A Brief Review of Recent English Works

Yuchen Li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paper surveys recent public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women.Influenced by feminism, this growing field may be called “feminist Buddhist studies.” Exploring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Buddhist women via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haracterizes these recent published works which focus on the following main areas: 1.the image of women in Buddhism;2.The history of Buddhist nuns;3.the religious world of Buddhist women;and 4.feminism and Buddhism.Many researchers are themselves Buddhist practitioners who bring their own religious experience into this field rende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ligious subject the main focus of analysis.This distinct trend differentiates feminist studies of Buddhism from other Buddhist studies which focus on the study of Buddhist texts or the social function of Buddhism.Although it is too earl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feminist studies of Buddhism, it nonetheless represents a worldwide effort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women in Buddhism.Key Words: feminism, Buddhism, religious experience, Buddhist nuns

第二篇：近二十年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文献综述

近二十年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文献综述

07学前教育鱼婷妮40715050

【摘要】学前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学前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教育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的必要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幼儿园教育评价工作就已受到广泛关注并迅速发展。进入90年代,为促进《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例》的实施,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就增强评价的科学性、可行性和规范性进行了探索,使评价的主要方法从“描述性”转变为“量化”的方式;注意了“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进入21世纪,在新的教育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的研究和实践逐步拓展了原有的范围、功能和意义。由于我国近二十年学前教育评价方面的范围广、内容多、时间跨度大,本文从幼儿发展评价、教师工作评价和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三个方面着手,对我国近二十年学前教育评价研究综述如下。

【关键词】幼儿发展评价教师工作评价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

一、关于幼儿发展评价

幼儿发展评价作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主要反馈信息,对幼儿园教育活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对于幼儿发展评价的研究成为幼教各界重要的研究内容。近二十年来,幼儿发展评价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注重介绍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和文化思想潮及对我国幼儿发展评价的启示。如适宜发展性教育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幼儿发展评价改革的启示为:树立以儿童发展为本的评价观,注重差异性评价;构建多样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评价内容;采用个体化的评价标准;倡导以观察和描述为基础的评价方法等。

2、幼儿发展评价从注重结果评价渐渐转向注重过程评价,从关注定量评价到关注定性评价,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我国幼儿发展评价发展的历程中,最初的幼儿发展评价是简单的定性描述,到20世纪80年代引进泰勒的目标导向评价模式和西方的标准化测验以后,定量评价代替了定性评价,实证化方法垄断了整个教育评价领域包括幼儿发展评价领域。就这样,幼儿发展评价在定量和定性之间徘徊,要么强调定量,要么强调定性,非此即彼,把两者对立起来。近二十年,在先进教育理念,尤其是适宜发展性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幼儿发展评价渐渐地从关注定量评价走向定性评价,体现出过程取向的评价理念。在幼儿发展评价方式上出现了个案观察记录、时间观察、档案袋记录、轶事记录等多种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都是通过不断的观察,对幼儿自然流露的行为进行原始的真实的记录,保存幼儿的学习过程和“作品”,获得大量具体真实的信息,进而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进行非统一标准的描述性评价。

3、提倡真实评价或情境化评价模式,即在幼儿真实生活情境中和幼儿园所提供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对所在。

4、美国教师档案袋评价对我国幼儿园教师评价的启示。美国教师档案袋评价超越了传统的教师评价方式,较之以前的测验测量、课堂听课,它使教师评价更具真实性、全面性、发展性,便于展现教师的能力、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二、关于教师工作评价

教师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计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保证幼儿园教育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所具有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幼儿教育质量。近年来,随着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离不开对教师的评价,教师需要通过评价,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改进教育、教学行为。因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教师评价的主要目的。在教育评价发展史上留下了斯塔弗尔比姆的一句名言———“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传统的幼儿园教师评价多以“证明”为取向,它往往将自身功能仅仅定位于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业绩进行鉴定和甄别,大多以对教师进行

资格认定或等级排定为终极目标。这种教师评价并不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而是注重对教师在某段时间(一节教学、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内的专业水平和工作实效做出总结性的评定。而以“改进”为目的教师评价不仅仅是给教师一个“证明”教师工作业绩的评价结果,更是启迪教师运用专业知识反思自己的工作,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不断改进和提高自身专业素养。这方面的研究如下:

1、进行分层评价,关注不同发展层面教师的专业需求,对不同知识背景和专业能力的教师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策略,将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评价的要点,让评价帮助教师看清自己的发展道路。

2、教师在幼儿园日常教育活动中的反思性评价。幼儿教师学会反思性自我评价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自我反思习惯,是其专业成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在日常教育工作中不断地纳入自我反思过程,及时发现自己工作中的成功之处和需要改进的方面,是不断提高教育效果和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师在日常教育实践中通过评价和分析不断地反思和调整,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更好地积累成功经验,使教育活动更具教育性、适宜性和有效性。

3、走向以对话和理解为基础的幼儿园教师评价。“现代教师评价观更倾向于把评价看做是教师与外在评价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看做是双方以诊断和改进教育教学实践、促进被评价个体发展为共同目的、相互对话与理解的过程。”通过对话,教师真诚地向外在评价者交流自己的经验与想法,从自身所处的具体背景出发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见,由此,整个评价过程将因为所有评价者对教师有了更加充分的理解而对教师的专业发展产生更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通过对话对自己进行反思和评价,外在评价者则表达自己的看法,双方分享彼此的意见和经验,继而通过对话互相回应、互相商讨、互相理解。”因此,教师与外在评价者进行充分的对话与沟通,是评价能够促进教师发展与提高的关键区分评价对象的优良程度,对评价对象分等鉴定。

总之,学前教育评价作为一种导向机制,具有激励作用,是提高幼儿教育质量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幼教同仁中已达成共识。近二十年,关于学前教育评价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评价体系及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我国学前教育评价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对于学前教育评价的研究之路仍是一条漫长之路。我们要更新评价观念,在借鉴国外评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创建科学、合理、全面、具发展性的评价体系,真正做到不是为证明而评价,而是为改进而评价。

三、关于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制定颁布了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量表,即分级分类验收标准,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在我国也就从无到有,逐渐发展,不仅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对促进我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提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我国,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通常采取的还是一种差距评价模式,即首先在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一套评价标准,然后依据这套标准去考量幼儿园的工作,衡量或判断它们符合或偏离这套标准的程度。这套标准通常由从业人员的素质标准、职责标准、效率标准和效果标准构成。在托幼机构评价工作中,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是开展评价的核心,而当下我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重视静态的制度建设而非动态的师幼互动过程,评价指标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等,因而有研究者在评价标准的制定上做了一些尝试。我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作虽然在近些年有所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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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述评论文

摘 要：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研究者们对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就业收入中的作用，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发生了某些转变，研究者们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第四，毕业生就业困难对相关问题的意义。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毕业生就业困难将日益严重且长期存在，那么教育经济学学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教育成本分担、学生贷款资助制度、教育供给与需求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势必影响了中国当前的教育供求矛盾变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以前，教育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是教育入学机会严重缺乏，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上大学？”但目前毕业生就业困难，表现在不同大学、不同学科门类的毕业生身上程度不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与学校的办学质量、社会地位直接相关，也和毕业生所学专业类型直接相关。出于规避“毕业即失业”现象发生的需要，人们现在更关心“能不能上好大学？能不能上好专业？”教育供求矛盾不再是数量上的矛盾，而是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数量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增加教育机会的供给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如何协调？不可能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也做不到让所有的学生都学习所谓的“好专业”，因而通过增加供给是不可行的。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缓解教育供求质量上和结构上的矛盾？

此外，中国毕业生就业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中国教育与职业匹配程度的估计与解释、中国毕业生就业率高低与工作收入状况的影响因素等问题也是亟需中国研究者们回答的。

第四篇：近二十余年清代知识女性问题研究综述

姚敏：近二十余年清代知识女性问题研究综述

作者： 文章来源：《学理论》2013年第14期 更新时间：2014年01月13日

摘要：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成果丰硕，大陆学者从专题研究、人物研究、地域性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用力颇深，但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

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 90年代，繁荣于 21世纪近十余年。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大陆学术成果研究追述

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一）知识女性专题研究

1.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辛亥革命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沈蓓绯《辛亥革命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 12期）则从女性主体意识、政治意识、家庭角色重塑方面探讨了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2.知识女性的特点与生成因素。乔玉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风》（《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 2期）指出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皈依佛道的现象及其原因。杨银权认为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通过家庭、婚姻生活、交游等途径获得，清初和清末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特点鲜明[3]。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 8期）认为良好的家庭熏陶是清代知识女性们生成的一重要因素。此外，郭英德认为清代女子“才德不相妨”观念的流行,为普及女子文学教育提供了机缘。

3.作品出版与文化生活方面。张聆雨将清代知识女性的作品出版途径归纳为：男性亲属、老师或藏书家、好友等非亲属女性、作者本人刊刻四种[4]。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知识女性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清末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创校、办刊、举办慈善事业、开展文娱活动、反对封建文化陋习等文化生活。而崔景博士论文则从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女性形象及生存环境、女性书写的流传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 1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知识女性的阅读书籍种类及其阅读特点。

4.家庭角色与职业方面。关于清代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问题，不少学者在论著里有涉及，但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侯杰、秦方以《大公报》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例，探讨他们的人生历程、婚姻家庭，以此解读清末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6]。逯慧娟的《略论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职业状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 1期），指出清末知识女性向教育、医疗、出版社等领域渗透独立谋生，总结了其职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5.思想观念方面。李静、刘蔓通过对《名媛诗话》的研究，认为传统知识女性对“贞节”观念是十分认同的，尽管无奈，但他们还是以守寡、殉节、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 “贞节”的恪守，往往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7]。张磊在《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9年第 3期）阐释了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即兴女学、男女同校、掌握知识是男女平等的基础。段继红在其论文中揭示，清代知识女性渴望寻求志同道合、同声相应、注重精神和情感交流的理想婚姻[8]。段继红、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3期）指出，清代才女冲破传统拜师结社、广泛阅读，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鲍震培的《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 3期）、孟梅的《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艺海》2012年第 9期），则从写作心态与作品中饱含的期盼去挖掘清代知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二）人物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已有一定数量颇见功底的文章问世，其中群体研究的文章较多，为数众多的广大知识女性仍被冷落于角落，个案研究亟待深入。

比较研究。李玮玮的学位论文部分章节从宗教、词情、爱情、友情几方面对三位女词人做了比较研究[9]。徐莉梅《吴藻、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两位知识女性的诗词研究，探讨了两人迥异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

个案研究。词人：清代词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顾春、吴藻、贺双卿、吕碧成、熊琏、徐灿等人。对顾春的研究文章很多，其中吕菲的《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 4期），对其作品进行了赏析。对贺双卿其人有无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肯定者为多数，20世纪 90年代以来对其人与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日盛。对吕碧成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是从其词作，其人与国际素食运动的关系，中国知识女性的转型这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对吴藻的研究主要是从生平考述、其悲苦人生和作品这几方面。

诗人：对清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较多的是沈善宝、恽珠等人。张佳生对满族女诗人进行了宏观研究，列出的清代女诗人达几十人之多，并对比较著名的女诗人进行了评述[10]；朱吉吉的《清代满族女诗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则更为细化，采用个案方法，对清初期、中期、后期的女诗人进行研究。经过梳理，万鹏、陈玉玲发掘出若干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无为女诗人[11]。聂欣晗的《清代女诗家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沈善宝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春花的《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 23期）对恽珠的生平及恽氏家族进行了考述；杜家先生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平、其家族与清廷的关系，对史籍和论著中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以那逊兰保及类似史事为例探讨了汉满蒙血缘、文化交融的现象[12]。其他在专篇论述中被研究的女诗人也有不少，列举如下：骆绮兰、汪端、陈静渊、王淑昭、钱凤纶、席佩兰、薛绍徽、杨继端、谢浣湘、汪韫玉、佟佳氏、张令仪、钱孟钿、方维仪、刁素云等。

画家：白英追溯了为慈禧代笔的宫廷职业女画家缪嘉蕙的生平往事，开启了对清代女画家的研究[13]。彭建的《清姿秀骨俊逸脱俗——清代女画家廖云锦 <丹丘彩凤图 >赏析》（《收藏界》2012年第 3期）对廖氏画韵的赏析，使女画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科学家：沈雨梧教授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合一的女科学家传记著作，记录了天文、数学、物理、中西医学、纺织学等各学科的 31位清代女科学家[14]。李敏《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的成才之路》（《高师函授》1986年第 1期）介绍了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生平、家世、婚姻及其作品。

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清代知识女性也有专门的论述。清代女史家有清代李晚芳、陈尔士，戏曲家有王筠，清末著名办报人有胡彬夏和晚清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等，而屠揆先的《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 <医学篇 >简介》（《中医杂志》1981年第 4期）则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成就。

群体研究。有关清代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一些论文用力较深。《清代女诗人研究》[15]一文，对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和个案研究；汪青云的《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究了女性词坛的盛况、词人的生存状况、创作等内容；《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 1期）和张远凤的社(报学院学技科陵金（《探》初因原成”形社诗园蕉“初清《究的代表研体群员成社诗是对）期1第年2008》)版学科会作。郭蓁认为，清代女诗人群体凸显出地域性、伉俪诗缘、家族化、边缘化、多孀居者等特征[16]。冯曦缘《试论近代女性创作群体的分类》（《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 1期）对晚清女诗人进行了分类研究。

地域性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区域研究中，江南市镇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对苏州、常州、吴地、浙江、徽州、桐城、杭州、上海等地知识女性研究的论文很多，且大多是硕博论文；而对边疆地带知识女性的研究薄弱。在清代知识女性的分布上，付琼、曾献飞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南到北递减的特点；从各省分布看，可分为名府中心型和首府中心型，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区与进士群的分布大致吻合[17]。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 1期）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以来闺阁论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湖南、广东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的数量大幅增长。

知识女性创作研究

总体看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工作者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赏析展开的，这方面的文章十分多，大多是从创作的成就、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探讨，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极为不足。王瑜《清代女性诗词成就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清代女性诗词的成就分类进行了探析，并对其成就的局限性和原因发表了看法；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 6期）对清代知识女性的创作成就予以赞扬，对女词繁荣原因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冯晓东、饶晨曦、申国娥《清代女词人创作特征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 8期）一文指出，清代词人有一门风雅、才名意识、群体唱和三特征。此外还有对女性弹词小说和女性书信体散文书写的研究文章，不再赘述。

港台地区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港台地区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比较深入。香港黄嫣梨女士通过四位女词人的创作和遭遇，透视清代妇女在国家、社会、婚姻、宗教观等方面的思想转变[18]。中国台湾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1)末章，赏析了金逸、徐昭华、汪端等闺秀的文学创作。中国台湾女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一书，是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王力坚的《清代才媛与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从诗词、话、书简、戏曲几方面对清代妇女文学进行了研究；他的《从 <名媛诗话 >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 3期）一文则探讨了清代知识女性的生成问题。

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视角新颖。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女性视角进行研究，一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才开始解放的传统史观，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饱受压迫，他们反而是旧社会的积极构建者[19]。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风骚与艳情·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节，对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做了专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 曼素思著，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通过（1683-1839）对清代江南女性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虔信的探讨以强调女性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女性史》（[日] 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的第七章，谈及了清代知识女性的觉醒等内容。美国女汉学家孙康宜,在其著述里对清代薄命才女—寡妇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概括[20]。此外，美国学者魏爱莲教授对清代才女的文学生活亦有相关著述。美国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一书，指出女性科技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与性别规则，认为妇女非男权的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结语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但亦有薄弱环节。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此外，研究重两头轻中间，忽视了对清中期知识女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C]//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1981.[2]王庆宏.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1.[3]杨银权.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张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径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2,(0).[5]崔景.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6]侯杰，秦方.知识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分析——以 < 大公报 > 女编辑、记者为实例[J].南方论丛,2003,(2).[7]李静，刘蔓.从《名媛诗话》看清代女性文人的贞节观[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段继红.修到人间才子妇, 不辞清瘦似梅花[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9]李玮玮.清代三位杰出女词人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9.[10]张佳生.清代满族妇女诗人概述[J].满族研究,1989,(1).[11]万鹏、陈玉玲.清朝无为女才人考证[J].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2).[12]杜家.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及其相关问题考证[J].民族研究,2006，(3).[13]白英.缪嘉蕙——为慈禧代笔的宫廷女画家[N].成都日报，2007-02-26：B02.[14]沈雨梧.清代女科学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15]段继红.清代女诗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6）.[16]郭蓁.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J].齐鲁学刊,2008,(5).[17]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18]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19][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美]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明清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第五篇：湖北民族文化研究名人之简介

个人简介

冉博仁，男，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人，大专文化，经济师，恩施州民族研究学会理事，恩施州民族服饰研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恩施州施南民族文化应用研究中心负责人，从事土家族文化研究15余年，对民族文化有执着的追求与创新精神。

2003年，恩施日报评论其创办的恩施博雅玛民族服饰制作有限公司为湖北省首家民族服饰公司，专门从事民族服装、民族饰品的设计、制作、销售。公司自成立以来，无数次给中央、省、州领导设计过土家族盛装，如为恩施州建州20周年设计的土家大红袍，为2006年给数民族地区地税协作会的领导及参会人员设计的土家蓝袍，为2007年重庆土家族地区重庆市部分人大代表设计的土家族服装，2008年设制贵州土家族地区(沿河、印江县等)参与“多彩贵州”大型民族演唱会的部分土家族服装等等。2009年8月在湘西州和铜仁地区领导来恩施州考察之际，作的《关于武陵山区的民族服饰和民族旅游产品现状》的汇报，得到与会领导的一致认同与赞赏。同时也设计制作了不少恩施州内外各大、中、小型宾馆、农家乐、旅游景点以及各种民族民间活动等一些相关的民族服饰。2012年成立恩施比兹卡民族文化有限公司，主要项目为土家族的衣食住行乐一条龙的文化产业服务。个人论文有《看比兹卡歌舞谈土家族服饰》、《浅析土家族舞蹈服饰》、《土家族的历史发展与服饰成因》、《土家族香火文化阐释》、《恩施州民族服饰与旅游开发研究》等，个人著作《土家族服饰传承、研究、创新》、《土家族婚嫁仪注》、《土家族饮食阐经》。曾多次参与恩施州内外土家族特色餐饮的设计、创意、策划。

荣获设计奖项：土家大红袍和土家蓝袍被选入第三界湖北省民间工业美术大师参评作品集，其中土家大红袍获得优秀创作奖。2008年土家大红袍获得湘、鄂、川、黔四省边区优秀奖。2010恩施州土家族服饰设计大赛荣获二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五个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