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枫叶

第一篇：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枫叶

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枫叶

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枫叶 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红叶

清晨，拉开厚厚的窗帘，擦干玻璃上的雾水。望一眼窗外路边的垂榆，叶上泛白，才知道秋已经来了。

刚吃过早饭，便有一些迫不及待了。要去干什么呢？今年恰逢加盟吉航三十五年，有必要到梦开始的地方——东平湖采一片枫叶回来，做成收藏记忆的书签。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采集枫叶。已走到二所附近时，才恍然大悟，如今的东平湖哪里还有枫树。生长枫树的位置已建起了五层高的单身宿舍大楼。

我悻悻的有些漫无目的，不免自责起来。这几年只顾得埋头练笔了，忽略了对东平湖的关注，遗忘了枫树的存在，才闹出今天这样的笑话。既然出来了，索性到厂区的其他地方去找一找，或许能找回属于自己的那片红叶。

印象中厂里厂外只东平湖才有枫树，且仅此一棵。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东平湖刚刚落成时总务处的职工亲手栽种的。就在东平湖正门西侧“别有洞天”旁的金鱼池南岸。当时枫树的树干仅有拇指般粗细，没有人注意到它，甚至忽略了它的存在。

那时我不认识枫树，还误把那棵独一无二的枫树猜成是山楂树，或者是其他什么树种。可到了秋天，小枫树上仅有的上百片叶子红得像一团火，它用炽热与红火向人们讲述着它的与众不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真正认识并喜欢上了这课枫树。

那些年我居住在距厂区较远的平房，每天的上下班都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平湖正门经过。枫树所抽出的每一根枝条，发出的每一片叶子都收入眼底，甚至如数家珍。到了周末，即便是生活的琐事再多，我也要抽出时间骑上自行车，一家三口车走家搬，前往东平湖游玩。因那里是厂外唯一的可供职工茶余饭后休憩的场所，是一个充满生机寄托着无限希望的乐园。老婆领着女儿玩儿去了，而喜静的我则坐在金鱼池边上观枫树的叶子。

枫树的叶片与常见的杨树、榆树、柳树的叶型不同。它叶型漂亮得似分为五瓣的花，以主叶脉为轴左右对称而生。它的颜色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同。春季万物复苏百草萌发时，枫树叶芽的颜色是紫红色的，直到叶子完全展开了，其颜色才会逐渐的变成绿色，但叶脉及叶尖仍显现紫红色。仿佛枫叶有着超出其它树种的灵性，它早已做好了准备，等候秋叶流丹。当然，枫树知道自己生命的高潮在秋天，只有等到了秋寒才能完全呈现自己的存在。这也是我欣赏枫树并收藏枫叶的理由。

我采摘枫叶与他人不同，只采摘那些生长期最长的甚至是沧桑的红叶，因这样的红叶红得最早，且伸手可及。其叶的颜色尽管不是最红的，可它倾注了我太多的留意与情感。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了枫树从春到秋的整个生长周期所能经历的全部风雨，甚至是冰雹的洗礼。我认为只有把这样的枫叶夹在书里才更有寓意，做成的书签也更耐用。而那些挂在树梢上的红叶，尽管叶色红得诱人，但可望而不可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平湖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迁，可我关注多年的枫树且挣扎着生存了下来，且茁壮的成长。我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得到了延续。后来我搬进了家属区的楼房居住，又迷恋上了练笔，观枫叶的次数渐渐地少了，甚至麻木到已把枫树给淡忘了的程度。忘记了是这些夹在书里的红叶与我一起见证了着岁月的几度红，送走了生活的风与霜。

在厂内及家属区转了一圈儿，仔细的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颗枫树，但没有找到。可我仍相信枫树是被物业的员工移栽到其它绿化带去了，且枝繁叶茂。昨天，在二所院儿里的树林中发现了两棵参天的“枫树”，其叶子酷似枫叶，但叶子的颜色是黄的，我初步断定它不是枫树。即便它是枫树，树叶的颜色也变红了，也不会使自己的情感得到一丝慰籍。因它没有被移栽过的痕迹，不是我要找到的那棵枫树。

在不断寻找的那几天，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漫步在林间夕下，当然是在秋季。林间幽静的小路上铺满了金子般的感悟与收获。可我却不去计划采撷足够的果实，只拾起那难得的感悟，并为自己设定了前行的方向，摒弃顺其自然，或者毫无目的。尽管小路或许会更幽深，秋季的树林里炽热的光线或许会时而直射时而斑驳，可我知道夕阳已不再选择西沉，要伴我一直寻找下去，直至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红叶。

其实，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片红叶，一片寄托着希望的红叶。他让僵硬的思绪得到了放松，从而欣赏着红尘的色彩，咀嚼着生活的味道，感悟着人生的真谛。

作者 孙成功2013.02.10 大年初一

第二篇：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唯追求屹立不倒；

春花入梦,秋水经眼,唯追求隽永悠长。

人生之所以跌宕起伏，风起云涌，在于它拥有存在并闪耀着的意义。就如雄鹰搏击长空，它的追求在更辽阔的天际；就如鱼龙潜跃水面，它的追求在更浩瀚的海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找到被梦想点缀，投射信仰之光的，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空。

席慕容说：“人生像一条河，我们都是那过河的人。”不必在乎彼岸的苍苍蒹葭中，是否有伊人在水一方，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随波漂流的惬意；是与风浪俱进，逆流而上的勇气；是不因为别处的绚丽而迷失方向，坚持向前的执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遭到了宗教神学的压制诋毁；曹雪芹的《石头记》被封建社会视为“禁书”；梵˙高的艺术天赋在旁人的弃恶声中一文不值……在他们前进的路途中，更多的不是赞美和鼓励，而是质疑和反对，但他们从未停下追求的脚步。所以今天的我们才能研究着在19世纪掀起惊涛骇浪的进化论，品味着《红楼梦》的精彩绝伦，欣赏着画布上的向日葵以摇曳的姿态，展示着怒放的生命。斯里琴摩告诉人们：“完美的路只有一条，它就在你的前方。永远在你的前方。”所以，启程吧,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踏实且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通往彼岸的路。

纪德有言：“我为美好的事物消耗着自己的感情，他们的光辉来自于我不断地燃烧，但这是一种美好的消耗。”这美妙的事物，便是我们的追求；这美好的消耗，便源于我们的热爱。若不是有了那些关于水稻的梦，若不是有了那不懈的努力和追求，袁隆平何以在田间披星戴月，日夜耕耘？若不是心中满怀创作激情，笔耕不辍，眼怀热忱地凝望文学殿堂，桑塔格何以坦然道：“我写作不是因为那里有读者，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的追求。”？《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说：“创造，是以有限的生命去交换无限的事物。”一个在人生路上不断求索，不断创造的人，往往执著追求于某种恒久的价值。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以自己的光亮，超越那有限而平庸的生命。

做一棵生机蓬勃的爬山虎吧。顺着屋檐缓慢且努力地向上爬，即使看不到璀璨星河，静影沉璧，也能以斑驳绿意，成就炎炎夏日里的一份荫凉。又或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甘愿当一只小小的蜗牛：

我要一步一步向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向前飞

小小的梦流过的泪和汗

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

第三篇：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

每日名言

旁观者的姓名永远爬不到比赛的计分板上。

每日自励

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必有加倍的赏赐。

每日短文 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

生命是一种庞大的、神秘的存在。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总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亮，哪怕只有一秒钟，也要让自己璀璨一次、美丽一回。

一个活得很精彩的人，总是能够在生活中自由自在的挥洒，勇于选择和承担生命的责任，不受尘世的约束却又深情细致；在任性与认真之间，不管是守着边缘或主流的位置，都能在飘泊移动的生命中，体悟人生。

有阳光，当然也会有阴影。当阴影来临时，就是自我沉潜、韬光养晦的时机，即使阴影仍在头顶上盘旋，我却没有悲伤，至少我的内心还留有幸福的余温。

曾经有人把生命比喻为一条美丽迂回的曲折小径。在这条曲折小径上，夹道花妍蝶丽，美果累累，遗憾的是，很少人会停下脚步伫足欣赏或者是细细品味，因为，他们一心渴切并幻想的是美好未来，对于眼前的繁花美景总是无心欣赏，然而在前进的路途中走着、走着，逐渐地发觉树影凄凉、花蝶匿迹、果实无存。当自己发现，此时已来到了一个无人的荒漠里时，想回头，却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也许，这就是很多人一生的缩影。很多人唯有面临到死亡的那一刻，才发现，这一生有着太多的遗憾以及未曾细看的人生风景。

人终于可以看见自己的卑微、无力感与脆弱。

在眼前摆荡的一切高贵、永恒似乎是遥不可及，此情此景，谁会愿意去面对生命底层的痛苦和悲伤呢？也许生命的吊诡与魅力就在于，唯有坦然面对生命底层的痛苦和悲伤，生命反而不必承载平日的矫饰与虚伪，唯有松动灵魂的焦躁与不安，才能获致内心的澄澈与平静。

面对生命时，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独特解释和看法，在解读生命的同时，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和处世智能。在生命停泊的港湾，你可以沉淀、伫足、优游，你也可以暂停、休息、思考或者选择暂时的空白，也许你还可能因此而获得生命的「觉悟」。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心灵敞开一扇门，让自己通向更高层次的觉悟，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和自己的本我愈形接近，最后，探源至精神的最光亮处。

作家焦桐说：「生命是不宜有太多的阴影、太多的压抑，最好能常常邀请阳光进来，偶尔也释放真性情。」

爱若是生命的原动力；觉悟就是生命的源头。而生命就是阳光，活着，就是要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光亮。

生命透过不同型式的传达，有了不同的人生境界。生命里确实承受不起太多的阴影，在生命停泊的港湾，让我们一起邀请阳光走进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阳光。

每日文摘 我们将怀念你的沉默

初级文员史蒂文即将退休。

按照公司惯历，凡有人退休，都要举行欢送宴会。

例外的是，史蒂文一早就宣布他不用欢送。史蒂文的“宣布”其实也就说了一句话，当热情洋溢、天真烂漫的资料员佩蒂小姐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到他面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头也没回地说了句“Idon'twant”，眼睛依旧盯着他盯了几十年的电脑荧光屏，目光平静得像条新鲜的死鱼。

史蒂文是个沉默的人。他的沉默已经到了使人难堪的地步。每天七小时工作时间，与谁都不说话。他在这个公司工作了29年，没一个朋友，也没一个敌人。在他漠无表情的脸上，人们看不出他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他和她的太太是怎么恋爱的，几个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他的存在，初时常常被视为潜在的危险，像一只不动声色的狼，可不用多久，人们便会发现对他的提防毫无必要，因为他实在是个无须担心也无须关心的人。

史蒂文到了退休年纪依然是个初级文员，这在公司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按他的资历，即便不是个部门经理，至少也该是个高级文员。究竟因为什么使史蒂文29年的工作就像零一样，没人能够回答。

也就是到了下班前不久，佩蒂小姐提出：我们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佩蒂小姐的话平衡了大家的心态，大家决定在楼下会议厅里为他举行一个特别欢送会。

会议室里挂满气球与彩带，出席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踌躇满志官运亨通的、一毛不拔自私自利的、处心积虑计谋多端的，全都来了。

史蒂文被佩蒂小姐毫无商量余地地拉进会议厅，面对众多的同事，他因没头没脑而困惑不前。他习以为常地挪动脚步想要退缩到被人忽视的角落，可是佩蒂小姐挡住了他的去路。

总经理大人咳嗽两下正了正色后开始发言。面对会议室里一张张真诚的脸，他用朴素的语言称赞了史蒂文为人的成功，话语不多但却有血有肉，他甚至希望到了自己画上工作句号的那一天，也能受到这般大规模的真挚欢送。也许因为冲动，总经理大人说了一句引起大家注意的话，他说，20年前他刚来这家公司时，史蒂文曾给过他热心的帮助。

史蒂文先生略低头，目光落在空白的地面，一如既往。

史蒂文的搭档兼上司、比他年轻20岁的部门经理派克先生接着发言，他不无深情地告诉大家，在他所见过、接触过、有过工作联系的人中，从没遇到过一个像史蒂文这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人，他每天七小时面对他的电脑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他经手的工作总是准确无误没有半点差错，准备的资料也都是最完善最可靠的。他还告诉大家，与史蒂文一起工作是件极为愉快的事，他是一个难得的人。

通常，对一个人的高度称赞有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个人或另一大批人的贬低与污辱，但对史蒂文的称赞却没这种危险———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必要与他争风吃醋。

史蒂文先生依然看着他的空白。

年轻的佩蒂小姐参加工作不久，是公司中最年轻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她的生活中充满了鲜花、微笑、友谊与亲吻，以及稍稍有些性意味的赞美与调情。眼下，会议室的气氛干净、单纯得就像游泳池里的水，她被这种气氛所感动。她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欢送卡，在空中晃了晃，以示大家注意，然后，她看了看史蒂文，翻开卡片，满怀深情地念道：“我们将怀念你的沉默。”

佩蒂小姐的这句话本来具有一定的幽默意识，但是这一刻，不管念来还是听来都散发出浓浓的人情味，它说到了人们的心里。人人眼前出现了史蒂文几十年如一日面对电脑荧光屏的难能可贵的背影，出现了史蒂文平静的目光和他无声无息、与世无争的形象。也就是这一刻，人们开始感觉到史蒂文的沉默确确实实不可多得，尽管因为弱小而常常被淹没但却崇高、超脱，给社会、世界带来宁静，是人类免去恶性循环的**及刀刃相见的基本保证。

众多目光注视下，佩蒂小姐泪水盈盈地把话筒递给史蒂文。那一刻，会议室静得像午夜12点的森林，一双双眼睛却像夜幕中的星星，闪闪发亮。人们似乎在等待一道闪电、一声巨响、一场风暴。

“谢谢大家。”史蒂文接过话筒说了句。

大家还在等待下文，可是完了，史蒂文将话筒递还给佩蒂小姐。

有人带头鼓掌，有人跟着鼓掌，掌声渐渐地零零碎碎地响起，最终响满整个会议室。

第四篇：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

之一：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到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粟，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记忆里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正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我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1978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上，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捲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青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我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镂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作短暂修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管的失措，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候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5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3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淌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座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手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淡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8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馆，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历史资料保存在什么部门，以及借阅需得经过什么手续„„

之二：卡朋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查阅资料的举动，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17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份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作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那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嘻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30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10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14年，成为至今依然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落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社会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1949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科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青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朋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诀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朋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一部《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惊讶到瞠目结舌，竞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王国》框不进去，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它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王国》在拉美地区文坛引发的震撼自不待言，被公认为是该地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一批和卡朋铁尔一样徜徉在欧洲现代派光环下的拉美作家，纷纷把眼睛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许多年后，拉美成长起一批影响欧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体，世界文坛也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概括他们艺术共性的名词——魔幻现实主义，取代了神奇现实主义„„我在卡朋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我年青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逝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叶子的村庄，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只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乡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幅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分类着历史沿革，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咸宁和长安多所变更名称，唯独蓝田自秦设县以后一直延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峪谷地，不仅有文字叙述，而且有图示;历代的县官名称简历和重要政绩，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状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被杨献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点名批评，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一所二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上级指示，全乡(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一种愧疚使我无言，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作过“表态”发言，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落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躁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他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理。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泼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竞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正。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功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为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秉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熔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环境里，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遂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关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准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机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是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绎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溶注到多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坦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颠，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期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坦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之三：枕头，垫棺作枕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8月。同在蓝田县一样，只有供销社开办的唯一一家旅馆，而且客住已满，只有一个套间空着，日租金12元。我尚未反应过来，协助我来住店的当地一位作家朋友扭过头就朝门外走去。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走出门赶上他，尚不及我问，他就气嘟嘟地说，啥房子吗就要12块，杀人哩!我放心了，原猜疑他是不是遇见什么不友好的人哩，却是嫌房价太高。其实，我也觉得房价高，还想再交涉一下，能否调出一间普通单间来，不料他比我还倔。他便领我到紧贴着县城的乡村，说那里有农民开办的家庭旅社，很便宜。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方向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用粗钢棍焊结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倒也可以，我在自家屋里也就是这几样必备的东西，价位每天只收两元钱。就在我要放下背包准备下榻于此的时刻，突然想到夜晚入厕的问题。主人指着楼下院子拐角的一幢小厕所。我顿时就打了退堂鼓，我喜欢喝水，晚上往往要起来排泄两次，耽心那个钢棍楼梯很可能在睡意朦朦时踩空，再说从楼上到楼下再到院角那个厕所来回跑一趟，肯定会弄得睡意全消无法再度入眠，且不说安全之类。我便说服我的朋友，重新回到旅馆，住了下来。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住宿消费水准。十年不过且不说大城市，即在长安县城，一日收费几百乃至千元的宾馆已经习以为常，我经过的日租金12元的价位不单成为历史，而且成为令今人惊诧的笑话。我每当到长安开会住宿在某个宾馆，总是想到当年在长安旅馆住宿的事，说给朋友，年轻人当作不可思议的笑话，同龄朋友便有晃若隔世之叹，其实不过是几年十年的事。

这应该是我平生第一次入住的套间房，倒有些不适的慌惶，每有熟人朋友来，也都无一例外地惊讶一番其豪华享受，我也随意解释几句。我到县资料馆去借阅县志，因为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来回往返跑路，腿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有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到来，令我受宠若惊，竟是长安县委书记程群力。一位浓眉大眼十分俊气的年轻人，不过30出头，据说是陕西省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听某人说我住在他的辖地长安，也说到他读过我的某些小说，便来看望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我记不得当时说没说一次只能借一本县志的困难，第二天再去换借的时候，资料馆的同志把一摞县志都交给我了，我倒真有点为其安全而操心而感到负担了。程群力书记和我谈到文学，也问及是不是有新的大部头的创作计划，我隐瞒了查阅县志和资料的真实意图，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想了解自己脚下本土的历史渊源。我没有说明想写长篇小说的意图，是不想张扬，也是不敢张扬尚无完全把握的事，更是属于长期养成的一种写作的心理习惯。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在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之前，我是不习惯说给人的。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有作家朋友有了重要的创作意图，约一位或几位朋友交谈，听取意见，开拓自己的思维，完善小说构思，避免写成之后的缺陷和遗憾。我不是固执到盲目自信不愿听取好的思路，也不是怕被“调包”(曾经风闻过此类丑闻)，而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习惯使然。我在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愿望，把正在谋划着的小说说给同代作家朋友，虽然听到确可采纳的建设性意见，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心理反应，即在我道出了小说构思之后，到开笔写作时，那种写作的强烈欲望变得不太强烈了，对这篇小说的新鲜感减弱了，甚至弄得兴趣消褪以至索然无味，竟放弃了这篇小说的写作。这样的现象出现过三两次以后，我才面对自己反省出一个道儿来，未动笔之前的“说”，实际上是撒了气儿，撒了气儿也就绽了劲儿，创作的欲望创作的新鲜感都减弱了。如同蒸馍馍，成熟之前是不能揭开锅盖的，只有添柴烧火，达到上足气，才能蒸出好吃的馍来。后来我就把想写的小说憋着，反复酝酿，直到觉得可以动手时才铺开稿纸，直到写完，竟成了一种难以改易的写作习惯。

这习惯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就在长安县旅馆刚住下时，有一位年轻作家来访，公开身份是《长安报》编辑记者。这个小过我10多岁的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不雕，也有点肆无忌惮，近20年后还继续着这印象，自然由不太适应到基本适应了。我珍重交往里的真诚，就容忍人个性里的某些偏颇，更在于对虚伪和谎话的恐惧。对这个自取下叔笔名的年轻作家，很快就发展到可以既说文学也说生活世象了。他几乎每晚都来旅馆和我聊天。关中人把聊天叫作谝闲传，把聊一聊说成谝一谝。他这天晚上来，我们又谝上了，还喝着啤酒。我已经意识到他在用语言技巧套引我尚不成熟的小说构思。许是酒力促使，许是对这个年轻朋友的信赖，我说到一些想法，却难深入。许多话因年深事远而模糊，唯有一句话后来留给我们两人。

啤酒喝到令人有点张扬时，他似有不解地问，而且鼻梁上皱着结儿颇为认真，话的大意是按说你在农村生活工作20多年，生活积累该是雄厚的了，写个什么样的长篇都用不完。只有他反问的话我至今记着原话：“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干什么)?”我在他有点咄咄逼人的问询里也没有回避，便坦诚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大概有点意外，随之无言。我也不再啰嗦。俩人相对一阵沉寂。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发生在基本确定要写这部长篇并着手做准备事项的时候。这部尚未成形的小说，让我开始感觉到不同于已往中篇小说的意义，是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涵，尽管还在深化着这种意识和体验。另外便是我几乎同时就划算着的初略的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50岁了，记不清那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的老汉的标志性年龄了。由此而引发出我对以前创作的自我反省，不是因为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刺激而迫使发生的，更非文学界评价高了低了诱导发生的，纯粹是由生命年龄即将碾过50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抽烟喝茶，回顾了自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以来的人生历程和写作经历。我发觉，我第一次摆脱掉或近或远的文坛，而使自己面对文学;第一次发生了不再关注我的那部(篇)小说评价高了或低了，包括曾经获得多种奖项也得意过好一阵子的小说;我处的文坛上的冷暖亲疏以及不可或缺的事事非非，也在那个反省过程中散淡了，于我没有切实的价值和意思了;我的刚刚形成的致命的一个心结，竟然是如果突然身体发生绝望性异变，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塌实。

这完全是指向自己的一次反省，使我对创作这种劳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它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理解的深刻程度，生活体验到生命的独自发现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自然还有艺术体验包括语言叙述的选择。这些决定作品成色也决定作品成败的因素，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只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些名著巨作的作家的写作历程，就会把那些与创作没有关系的非文学因素看轻了淡远了，只指向自己。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

一年后，下叔为《陕西日报》写的一篇千字文的人物通讯里，提到我和他在长安旅馆夜语时说的“枕头”的话，没有多少反应。时过5年之后，《白鹿原》发表于《当代》，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青年作家雷电对我作了一次采访，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其中说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传播开来。我至今倒颇为安慰，这个垫棺的枕头的创作心理，不是狂妄的高端指向，而是为着自少年时代就迷恋着的文学的本心的。

我和下叔每有机缘相聚时，偶尔还会提到长安旅馆那一夜的闲谝，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又如同发生在昨夜，连自己都捋不清记忆了。

之四：沉静与松弛

到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开笔写《白鹿原》的草稿。

从1985年秋天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所诱发的长篇创作的欲望，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准备､酝酿和构思，终于形成了，依着以往中篇短篇写作的某种感觉和把握，可以操笔动手进行文字叙述了。20多年过去了，我已无法回忆是怎样完成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的。有一点可以确信，即使在20年前开笔写第一行字的时候，即刚刚确立这部小说构思的时候，也很难说清那些情节那些场景是在什么时间构思出来的。我曾经要给几个主要人物列一个提纲，结果是只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的文字就感到了属于多此一举，就没有耐心再写下去，甚至担心因为提纲的写作而冲淡减弱了正式写稿时的新鲜性兴致，便决然停下不做了。我随之只列了一个人物名单，人物的谱系，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而后来实际写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证明也纯属多此一举，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的酝酿和判断过程中烂熟于心了。

我确定先写草稿。这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斟酌之后确定的。我在80年代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写过草稿，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写过的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合理性把握，先以草稿试笔。之后，我的几部或长或短的中篇小说都是一次成稿，渐成一种写作习惯，不再有写草稿的耐心。我不习惯在稿纸上做稍微量大的修改，在于见不得涂抹添加成乱七八糟的稿样儿，宁可把不大满意的章节撕毁重写。在动手写《白鹿原》之前，约略估计到需得40万字，如若写草､正两稿，单是书写量就很可观，且不说写作中间肯定会发生的不顺或磕拌。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先写草稿，再写正式稿，花多长时间费多大工夫似乎已不是问题。这是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写作，强烈的创造欲望表述欲望和初试的畏怯并存，作为试笔的草稿就成为解决畏怯的最好途径。再，我自己最清楚这部小说的构思，时间跨度较长，人物比较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纠葛比较密集也比较复杂，结构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当《白鹿原》中那些人物在两年多的孕育过程中已经成形，已经丰满，已经呼之欲出，已经按捺不住要从脑底蹦跌到稿纸上的时候，人物间横向和纵向以及斜插歪穿的关系，如何清晰而又合理地展示出来，不仅让未来的读者阅读畅达，更重要的是影响和致命着每一个人物的展现，把我业已意识到的他(她)们心灵世界最隐蔽的角落里的东西也能得以显示出来，又不想在情节发展和人物随着裂变的过程中留下人为的别扭的败笔，关键就在于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结构不是我有意安排给人物的，而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我的着力着重点，在于找到他或她以及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牵扯的关系，在亦步亦趋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轨迹。这个结构形成，在动笔之前就成为第一突显的大事，我在基本确定之后，不无担心，能否如预想的思路和架构得以实现呢?更深一层的担心，预想的思路和架构能否达到让那些人物充分展示出来?我想先做一次试笔，打草稿。

我甚至做了退一步考虑，不致使自己在开笔时有畏怯的压力，便把草稿的定义再下降一档，叫做“草拟”，以便为自己松绑，让思维和想象自由起来。这个草拟稿的用意，就是把各个人物的生命际遇能摆列出来，把那些已经构思的自以为得意的情节和细节展示出来，那个结构的框架基本合理就行了，到写正式稿时再进一步推敲判断，作出更自然顺情的调整。这样，我就在很松弛也很兴奋的情绪里，打开一个大16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开篇第一句话：“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读者了。锅锅儿是白嘉轩的绰号，是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弟兄拦腰一击打断腰杆之后的体形，挺得很直很硬的腰伛偻下去，俗称罗锅儿背锅儿或锅锅儿。大约写过几章之后又觉得不妥，这个绰号未交代形成的特殊因由，会造成阅读的烦恼，于是便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把这个绰号涂掉了。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清明节前后的早晨，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绽开新的叶片。冬天已经彻底结束。乡村人已经开始更换上春天的衣服。麦苗在我眼前的河川蓬勃着动人的绿色。从村巷传来的狗在这个春天的叫声，似乎都格外响亮。我依旧习惯着当地乡村的生活秩序，早晨起来洗把脸､左邻右舍的乡党扛着农具上坡或者下滩干活了，我则比他们奢侈，洗脸刷牙之后要先喝两三杯清茶，然后摊开稿纸。今天与已经的感受很不一样，没有摊开稿纸。而是揭开了一个大号笔记本;我没有上平时写作的桌子和木椅，而是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面上揭开。我自己也不大弄得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写作姿势，过去总是在听领导报告只有坐凳没有桌子的环境，才依助膝头下作记录，凡写稿子总是要依托一张桌子的，即使如早年间用过的用麻绳捆着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毕竟也是桌子，并不影响写字，更不决定写下的字的分量。我坐在长沙发左首，一只胳膊托在扶手上，左手控制着笔记本，就顺着纸页上印制的暗格写下去，心里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沉静。

我想促成这种写作情绪和心境的一个外在因素，就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用房，颇多感动与感慨。这是1988年春天，是我名正言顺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后的第7个年头，我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新房，辟出大约10多平方米的一间书房，或者说写作间。1982年以前，我在乡村中小学､乡镇和文化馆工作，都是宿舍兼办公的一间屋子，多是两人合住合办的环境。1982年调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没有入住，而是索性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老家去住了。在我家的街门外，父亲借厦屋北墙盖了一间又低又窄的简易房，门在原厦屋的北墙上凿开，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套间，这是父亲70年代最艰难的时月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妹妹搭建的房子。父亲已经谢世，妹妹早几年前也已出嫁，这间简易房就成为归来后的我的写作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祖传的方桌占据了几乎一半空间，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同样搞不清在那位祖宗手里置办的条凳。那张方桌的桌面已变成黑色，似乎不是漆染的颜色，四条桌腿没有一条是稳固的，父亲生前用麻绳把四条腿互相捆着，用两根交叉的木棍把桌腿固定不倒。我把已经松驰的麻绳解下，重新捆扎结实，就在那张方桌上开始写我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我有捆绑桌子的经验。我从学校回到乡村时，用着一张带抽屉的条桌，也是四条腿松动，我用草绳捆扎过。直到1986年春天我在屋前院里盖起三间新房，这间简易房被拆掉了。在新房尚未启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叔父和我兑换的同院西厦屋里摆下吃饭用的小餐桌，坐一只小方凳就可以写作。因为年久失修又兼着空无人住，墙皮大都脱落，弃置不用的火炕早已坍塌，地砖下已被老鼠掏空，不小心就会踩到凹坑里，我在这间破败到破烂不堪的厦屋里，眼前展现的是想象世界里各色人物运动着的场景。我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到写作环境对作家的影响的话题时，有感于我的亲身经历，不敢一揽旁人，仅我而言，环境和写作条件不是毫无关系毫无影响，但作用力度有限，至关致命的是构思的发生，完成和写作，不大受书房简陋或阔绰的影响。我向来不注重也不讲究(生存环境里的无力无能无法讲究)写作的条件和环境，只要一张可以铺开稿纸的桌子就行了;唯其挑剔到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进入写作时，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不能再有一个别人。我以玩笑解释说，在我写作着的屋子里，要是坐着或站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正在写作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吓得逃离而去，不敢走进前来，我的笔头就抡空了。我还以玩笑的方式打过一个比方，如同母鸡下蛋，关健不在鸡窝造得好或造得次，在于鸡肚子里有没有蛋，一只空怀无蛋的母鸡，即使用软绸锦锻铺垫成窝，卧多久也生不出一颗蛋来„„

这不是抬扛。然而，对于一个清静而又较为舒适的写作间，我不仅不拒绝，而且是期待着拥有，前述的那些简陋的写作环境，是无奈条件下的举措罢了，好在我并不抱怨，也未向谁诉苦，倒是为那些偶然看到此景而惊讶的朋友作轻松的解释。现在，我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我和夫人和孩子，将永久性告别阴雨天便觉得盆盆罐罐太少(接屋漏雨水)的无所措手足的日子了。我那时候是专业作家，兼着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论行政级别已属副厅级，我把提升到150元的工资和每一笔稿酬都积攒下来，自然要减掉日常吃穿和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以及总闹病及至住院治疗的母亲的开销。然而，还是攒下钱来，令人鼓舞，终于把新房建成了。我在任何场合都不说生活的困窘和拮据，大约应该是生性决定的，我在无钱交学费的少年时期休止学业，也不诉苦，而是等待家境缓解面去复读;我在已经是最基层的公社(乡镇)一位副职领导的青年时期，冬天给孩子烘热被褥的制暖器具，是夫人从灞河滩里挑选的一块河石，在灶锅下烧得滚烫，当作暖壶使用，我大加赞赏夫人的创造性思路，却在年终拒绝申请困难补助金。我在进入初中时写过助学金申请书而未获批准，尽管我知道那些获得助学金的同学确凿比我更为困难，理智上能理解，情感上却受到挫伤，直接的感受是丢脸，13岁发生的这次挫伤，不仅致使我后来对一切困难补助申请一概排斥，而且形成不诉不说的习性。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住在乡村祖居的院子里，周围都是聚居一村许多代的乡邻，我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一个穷作家，而是颇多不可理喻的“特权阶层”的人，拿着公家的工资还不上班，写文章还能挣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好事美差。我在这种环境里的最直接的参照，就是那些挑着蔬菜和土产水果到城市边沿出售的农民，还有时时议论着市场上猪肉鸡蛋价格涨了跌了的声音。我已经切实感觉到拿着工资又得了稿费的优越。我的新建的房子，亦属村子里较早出现的纯粹用砖头构建的新房中的一座，尽管有省吃俭用的积攒过程。

我现在有了一间正经的写作专用房。这个房子是我亲自建造的。我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把祖传的方桌和条凳废置不用了，还做了两个书架，把我一直堆积着的有用的书摆列上架了，这屋子顿然就生出文人的气氛了。到得要动手起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村子里一位刚学会制做沙发的农村青年找上门来，要为我做一套沙发。几经合计，我和夫人决定破费订做，一长两单的沙发也摆置起来了，我选择了绿色的桌布，这书房就显出某些豪华的气象来。我坐在新沙发上，把硬皮笔记本在腿面上打开的时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似乎是矛盾的激情里的沉静。我的笔尖一触及到白嘉轩的四合院，置身的这个颇为得意的书房已不存在，眼前呈现着近百年前的原上白鹿村一位族长的深宅大院。与其说是我必需以沉静的心态去探究白嘉轩们屋院和祠堂里的气脉，不如说是那些气脉迫使我的心境必须沉静下来。

这是连我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草拟稿，两个厚厚的大16开的笔记本写满一本和半本，大约40多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记得这一年的七､八两月，是关中地区素有的酷暑溽热的时月，又添了孩子考试选择学校的周折，我缩性停止下来，到9月立秋早晚有了凉意，孩子也各得其所上学念书了，我又开始“上原”的行程了，重新进入已经骚动也骚乱了《乡约》族规的白鹿村。我仍然坐在业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把硬皮笔记本摊在膝盖和大腿面上，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我对首次采用的这个写作姿势，最直接的体验是放松，坐在沙发上又是在笔记本上写字，有一种写日记和早年间作为练笔写生活记事的感觉，这就是纯粹写给自己看的或用的，不是给编辑给评论家给读者看的，心理上是松驰的自如的，没有了在稿纸上写作时的紧促和拘谨。这样，动手前业已构思的人物形象和各自的命运遭际，各自的大的情节和颇为得意的细节，大多都已通过文字固定到硬皮本上，更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一个个首先令自己兴奋莫名的细节，是在草拟过程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涌来，让我常常处于忘我的兴奋之中，又不禁对自我发生惊讶的反问，这些近百年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什么时候存储到我的记忆深处而又毫不察觉，现在却一桩桩一件件被激活了。我的感觉是如同一个连自己都遗忘了的仓库，突然被打开被照亮，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丰厚的库存。随意举一个例子，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削标利刃的情节，是动笔起草之前就构思成形的一个重要细节，写来很顺且不论;而鹿三之死在起初尚无具体的细节，直到写到这里时才骤然开朗，几乎是一个事先无从料及的死亡方式;更有发现鹿三死后白嘉轩随口而出一句慨叹，“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这话似乎不是出于我心我口，分明是我看见听见白嘉轩仰天慨叹时发出的声音，我瞬即记到我的硬皮本上。那一刻，我的新置的书房已不是书房，而是鹿三的马厩牛槽和他僵死的土炕„„

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原先最耽心吃紧的是结构，实际写作过程却是始料不及的顺畅。我没有欢呼，甚至连任何欢呼的意向和小小的举动都没有，仅仅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最大的耽心解除了，算是踏实了，曾经也有生活常识是否够用的耽心已解除了。春节已经临近，我合上第二个只用了半本的笔记本，开始和村子里的农民搭帮结伴去逛集镇，备办过年的年货，猪肉和蔬菜，鞭炮和雷子炮，写对联的红纸„„我将已从原上虚拟的白鹿村回到原下河川里我的蒋村。除了我的妻子，我再没有告诉谁草拟完成的事。这是一个轻松欢畅的春节。我帮夫人洗肉淘菜。我和孩子守在案边。等待不及抓到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我和孩子一起在新修的门楼两边贴上对联。对联由我拟成并用毛笔写了，隐约有白鹿的意蕴，却没有具体的写作方面的指向，只有我心里清楚其韵味。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隐去，1989年的春节的第一缕晨光还未撒出，我的孩子却先我醒来，催我和他一同去放炮。

从我家院里响到门外的鞭炮声，融进村庄的此起彼伏的爆竹的声浪里，我在那一刻才感到了释怀的陶醉。

之五：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我今天回望的感受里，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驰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这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10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此置备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我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自我端祥也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出蓝袍先生来。这是我在一月前刚刚写成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细节，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长袍，从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一直穿到走进人民共和国的一所新式教师进修学校，在同学的讥笑声中脱下了作为封建残余标志的蓝袍，换上了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的“列宁装”。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我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肓点和误区，目的很单纯也很专注，打开自己。

人生的每一个年轮都会发生大大小小许多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无论好事或者挫折的事，对人尔后的经验积累和人生体验，都有益处。而几件难忘的事完全是毫无意识地凑到一起，事后回嚼起来发现如此的奇妙。正当我以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希求打开自己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随团访问泰国。到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已是傍晚，在机场完成礼仪性会见仪式再乘车驶上高速公路，我被河流一样的汽车车灯吓得不知所措。不仅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看到这奇观异景，随团的北京几位作家也连连发出惊叹。还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参观曼谷一家超市时，郑万隆让我和他合作做一项社会调查，他数往这边过来的顾客40人，让我数往那边走去的顾客也数40人，有男也包括女，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着相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结果是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服装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这个细节只所以比泰国那些保存完美的古典宫殿还要深刻地保持记忆，在于太富于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标征了。大约就在1985年前一年，胡耀邦在某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把他穿戴整齐的西装领带示范给与会的各位党政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导穿西装。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我那时候把这种过程称作“精神剥离”。

我生活周围的乡村人有一句自我嘲弄的卑称，相对见多识广也富裕文明的城市人，把自己称作“乡棒”，由此演绎出许多“乡棒”进城的笑话。我在曼谷超市大楼上被五颜六色的各种式样的服装搞得眼花缭乱的那一刻，确凿意识到，不仅我是“乡棒”，教我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1985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胡耀邦倡导各级党政领导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应该是换一种思想也换一种思维方式的符号，强烈地要改变中国“乡棒”的形象，进入世界充当角色。作为作家，我在泰国看到的生活世象，恰好吻合着我当时的心态，这儿的人是以这样的形态生活着，这就足以让我开了眼界了——打开自己。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这肯定与我业已发生的新的创作内容有关系，即在此前两三个月产生的长篇小说的内容。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藉。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我曾在14年前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惊悚引发的思考，不再重述，倒是这种惊悚之后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进入一种较为理性的沉静，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我在惊悚之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另一部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同样在与李星的对话里也谈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感受，是给我以可靠感觉的阅读文本，帮我打开了禁封的自己。

我集中阅读了一批文学书藉，主要是长篇小说，意图也很明确，需要更进一步在艺术上打开自己。实际上我的艺术视野在新时期以来是不断扩展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小说乃至某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性的1978年的夏天，我确信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要求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这年秋天，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我就开始坐下读书。1978年冬天还找不见新翻译小说，我在文化馆图书馆把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坐在那间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旧椅子和一张床的房子里阅读。这大约是我一生读书经历中心境最好的一次。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此时确定下来一个尚不敢张扬的人生志愿，要当一个作家。我在“文革”前一年刚刚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摧毁一切的时候，仅仅发表过六、七篇散文，还有诗歌、快板。那时候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者远远比不得现在这样多，尽管我自己很鼓舞，却也能掂出自己那些小散文的份量，确凿还不敢确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柳青和王汶石就在离我不远的西安，是我顶礼膜拜的人，他们才是作家，等不得我有创作的新发展，也等不得我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产生，“文革”把我最切实也最平庸的能发点文章就不错的好梦也打碎了。到“文革”后几年，被赶出作家协会院子的作家和编辑得到指令，从陕南陕北关中几处劳动改造的乡村回到西安，组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不许复旧作协名称），创办一本文学杂志《陕西文艺》（不许复旧《延河》），老作家惊魂未定，大多数没有动手写作，用心偏重于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我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发生第二次“解放”的4年里，写了4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第一个短篇小说处女作被改编为电影，后来留下笑柄。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当时颇得好评。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产生当作家的梦，依旧认真地在当时的西安郊区一个公社里“学大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自嘲为“过瘾”，大约只有我深知自己的这种写作感受。我真喜欢写作，如同酒鬼的酒瘾和烟民的烟瘾，我一年写一个短篇外加几篇生活速写或散文，就是要过一过文字表述的“瘾”，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杂志和报纸发表出来的时候，看着被铅印的自己的名字，有某种自我欣赏的愉悦。那时候取消了稿酬，没有一分钱的实际利益，写作又是最冒风险的事，一句话写不好就会有“帽子”扣过来，就形成只想“过瘾”不做作家梦的清醒而又矛盾的状态。

现在想当作家了，我当时能想到的切实举措就是读书。我那时想从短篇起步，就读契诃夫和莫泊桑。我一边关注着新的文学观点，重心却在这两位大家的作品阅读感受，是驱逐排解以往接受的极左到可笑的非文学因素的最有效的办法。我在契诃夫与莫泊桑之间又选定莫泊桑，把他小说集里我最喜欢的十数篇作为精读的范本。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是一种最好的读书心境。到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现在看，当是第一次打开自己。

我在七、八年后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尊敬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得知我想写长篇小说之后，十分关切，不止一次郑重告诫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各种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人意所可类比。阅读以开扩眼界，同时也在完成心理调整，排除畏怯心理，涨起自信来。

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杂志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科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粘不混，清清白白。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这是那二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深得好评的长篇小说。在我的印象里，是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开端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出手就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度。我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我在《古船》的阅读中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古船》和《活动变人形》对近代和当代生活的叙述，就显示着张炜和王蒙的不同质地和个性，这且不多论。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如何找到合理结构的途径；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阅我的人物。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复，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已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的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作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典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Ｑ和孔乙己。我自然想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写出来，如果给读者不能留下一两个性格显明的人物，读者读完便什么都忘了，我写它的必要性还有多大？且不敢妄想“典型性”。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我已树立起一个信念，把自以为对这些人物的心灵轨迹心理脉象把准了，还能有恰切恰当的叙述文字，这些人物的内在气质和个性应当是立体的。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划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相，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我在和李星的对话里说过：“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我至今记着1985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在赴京的火车上和由北京赴涿县的汽车上，看到河北平原寒凝大地的凋残景象，一望无际的越冬小麦的垅畦里，看不到一缕绿色，贴在冻结的地皮上的麦苗的叶子，一抹被冻死风干的黄色，我顿然意识到不同于我的家乡关中冬天的严酷了。在关中，在我的祖居和现居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即使数九天里，小麦的叶子只不过稍微变成深灰，却仍然是绿的底色。三月的河川和原坡，已经是一派葱笼的返青的麦苗了，柳树已蓬勃着一派嫩绿浅黄的柔和诗意。我第一次领略到河北平原的三月，是这样一番不堪的景致，虽然颇多惊诧，却毫不影响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兴致。我感动中国作协对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的作家的关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研讨会，起码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取那些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的经验，也可以了解新时期在农村题材创作上出手不凡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思路，还有涉及农村题材创作诸多话题的种种见解，我可以开阔眼界扩展思路和视角，对往后的创作肯定只有益处。我只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虔诚的聆听者，这是我起程赴会时就自我确定的姿态和心态。我一次不缺参加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是倾心真诚地聆听各路新老作家的见解，即使完全相对相背的看法，我都认真听取，在我的思想里过滤，判断和选择。我至今留下的印象，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仪，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到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来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却没有挑明直说；他只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然而，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这从近两年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变数。1985年早春的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我随后便以自觉的意识回看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这是1985年最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冲击下获得的自觉。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文革”中的1974年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规定要带的《毛泽东选集》，我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在窑洞里渡过了半年，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性阅读。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能让评论家和读者产生这种阅读感觉，起码标志着不低不俗的起步的基点。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句决绝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这是我那段时间反省的结论。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人物的方法，有的是全知的叙述或描写，有的则是作家自己的视角和口吻，等等。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作出自己的反应。我曾经一直实验着这种方法。我在1985年获得并决定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的跃跃欲试的兴奋情境里，似乎很自然地把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联想起来。我较长时月里虽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总是苦于把握不准“人物角度”，或者留下生硬的痕迹，难得如柳青那样自然慰贴。我这时才意识到，“人物角度”只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谁都可以用，用得好用得不好，或者说能否显示这种写作方法独具的艺术效力，关健还在作家对自己要写的人物深度理解上，一个本身没有多少思想负载的人物，单凭某种写作方法是无法为其增加份量和深度的。我也就豁然开朗，我可以使用“人物角度”的写作方法，而关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只能由自己发生，这是无法借助或教授所能获得。关于上世纪前50年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自以为是新鲜的独自的；对那些已经酝酿着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把握，顿然确信获得了“人物角度”写法的自由。在后来的写作中，自我感觉果然比较自如，在人物直接出场的行为中，我以“人物角度”描写他们；在人物不直接出场纯由作者叙述的篇章，我也能比较自如地以“人物角度”进行叙述；描写和叙述都从“人物角度”得以实现，我以为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氛围里，似乎还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大约是学术味太偏浓的缘故，我却有幸领教了也接纳了，而且直接进入创作试验了。我便想到，谁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也是因谁的具体个案而决定取舍的。我说不请我为什么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要说还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觉得它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以信赖，就对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以及正在努力着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自然就信服了。而我确切地感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非同一般的启示。

我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是在《十月》上读到这部名著的。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科斯风糜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随后看到中国个别照猫画虎式的某些模仿，庆幸我在当初阅读时的感受和判断，尚未发昏到从表面上去模仿，我感受到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比如人和动物的互变。就我的理解，人变甲虫人变什么东西是拉美民间土壤里诞生的魔幻传说，中国民间似乎倒不常见。马尔科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能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我所感知到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人变甲虫的传闻却盛传鬼神。我如果再在中国仿制出人变狗或变虾鱼的细节来，即使硬撑着顶住别人的讥讽，独处时也会为这种低能而羞愧的。我确信中国民间的鬼神传闻在本质上不同于魔幻，不单是一句批判意义上的迷信，尽管其发生和传播的一条原因在于科学的缺失，然而仍蕴含着不尽的文化，也应是中国某些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根构件，即使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件。我自幼接受的第一件恐惧事象不是狼而是鬼。天黑之后我不敢去茅房，四周似乎都有鬼的影子。即使在我已经作了乡村教师，还是在路过有孤坟的一段村路时由不得起鸡皮疙塔。我在未识字前的最丰富生动的想象力，就集中体现在对鬼的千姿百态的描绘上。我对神却是一片迷糊，从来没有想象出一幅神的图像来。在《白》书的构思里，有几处写到闹鬼情节，却不是为了制造神秘魔幻，而是出于人物自身的特殊境遇下的心理异常。鹿三杀死小娥后就发生了行为举止失措的变化，这是仅仅出于鹿三这个人独具的文化心理结构，按他的道德信奉和善恶观，无法容忍小娥的存在；然而出于同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杀人毕竟不是拔除一根和庄稼争水肥的野草，在一时义举之后就陷入矛盾和压迫，顺理成章就演绎出小娥鬼魂附体的鬼事来„„我少年和青年时期，不下十回亲自看见乡人用桃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连围观的我都一阵阵头皮发紧发凉。有论家说我在《白》书中的这些情节是“魔幻”，我清楚是写实，白鹿原上关于鬼的传说，早在“魔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之前几千年就有了，以写鬼成为经典的蒲松龄，没有人给他“魔幻”称谓；鲁迅的《祝福》里的祥林嫂最后也被鬼缠住了，似乎没有人把它当作“魔幻”，更不必例举传统戏剧里不少的鬼事了；我写的几个涉及鬼事的情节，也应不属“魔幻”，是中国传统的鬼事而已„„

真是难忘的1985。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之六：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惟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点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包谷堆子剥包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断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徒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从我粗浅的理论认识到心理感受的真实性上说，在高中时期就接受并信服了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不信神不信鬼，连掐八字算卦也觉得是毛鬼神的无聊瞎说了。这样，对于被父亲神话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想来也很正常，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论，一波迭过一波的阶级斗争主导的各种运动，冲击撞荡得城市和乡村已无一寸安生之地的时候，牛才子不仅作为传闻已不合时宜，能不被拽出来再批判已属万幸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话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在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话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决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作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文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60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闻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制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禀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至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第五篇：幼儿教师演讲稿：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踏上工作岗位已经快有八个年头。回首来时路，我的心情难以言表。从初为人师的兴奋与激动到第一次站上讲台的紧张与不安，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仍然历历在目。我已经体验到了教师这一职业的诸多滋味：有工作的艰辛与压力，也有收获的喜悦与欣慰，有求索的痛苦，也有成长的快乐，这些就犹如一串串音符谱写着我的青春之歌。而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序曲。为了更好地完成后面的乐章，我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小的时候总幻想着自己将来能有所作为，长大了才明白只有靠不懈的努力、毅力去积聚实力，才能够发现和抓住属于自己的机遇和蓝天。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育人如同育树，“能顺木之天，以至其性焉尔。”这是指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孩子自由发展。

孩子天真烂漫，教师真诚相待，同唱歌、齐跳舞、共同游戏，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我们教中学，学中教，双方始终保持轻松愉快的心境。虽然时时有烦人的“官司”，始终擦不尽的鼻涕，永远系不完的鞋带，可精灵般的眼睛，嗲声嗲气的童音，纯真无瑕的笑脸，却让我们心智明晰，心神俱醉，心悦诚服。

曾几何时，许多同学和同事都已经走出了幼儿园的大门，觉得干这一行太操心，太累，责任大，薪水不高，劝我早日该行。说实话，我也曾动摇过，在我一天教下来感到疲惫不堪时，在家长不理解我的工作并向我大吼时，在比我晚一年毕业，拿着高薪的朋友向我炫耀她的物质享受时、、、、、、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走出这片天地。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时刻感动着我，让我久久不忍心离开他们。冬天，因弹琴冻红了手，他们抢着“暖”我；夏天汗流满面，他们轮着“擦”我；感冒了，他们心疼地“送水喂药”；疲劳了他们像模像样地“按摩”；……一个个激动的神情，一双双稚嫩的小手，一颗颗真诚的心，使我自豪，永远幸福。也许，幼儿教师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但我们热爱生命，热爱事业，热爱孩子，在护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在同孩子们尽情游戏时，会从孩子身上唤起已经泯灭的童心，忘却自身的年龄，变得年轻和质朴，自己未曾记忆的无忧无虑的天真快乐的童年，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复演”。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甚至很少穿正统服装，经常有人羡慕地说：幼儿教师永远年轻。是的，我们永具童心。

“路漫漫其休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管这个过程是苦是甜，我都将为之努力。因为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那平凡而又甜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