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第一篇：邓聿文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2013/06/07 07:21:07

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一）邓聿文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围绕着宪政和政改的争论已到了一种白热化程度。官媒接二连三发文，批判宪政，把宪政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为论证中国不需要宪政，甚至把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对宪政的鼓吹说成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

在我看来，宪政不过是一种限权的制度安排，宪政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或者说，既姓资也姓社。中国要继续发展，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就必须对阻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因素进行改革。天下没有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经济改到最后，必然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下。

事实上，中国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从人性和价值追求来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由的价值，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自由，可归根到底，是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选择国家领导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谈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证这种自由的选择，就是政治体制需要考量的事情。

从人类历史看，迄今为止，民主宪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坏的能够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中共其实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宪政，看看中共在执政前骂蒋介石独裁专政的话，也曾是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政党。中共执政后，虽然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但至少从理念上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价值。邓小平就曾设想：“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很多学者把邓小平的普选，解释成为包括“高层搞直接选举”在内的“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选。

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邓的“高层搞直接选举”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党的领导人，而非真正放开党禁，让其他党派自由参选。然而，邓小平毕竟提出了一个普选目标，我们可借着这个目标──不管它的真实内涵如何──推进民主化。

中共虽对西式民主不感冒，但并不反对搞民主，它只是要在自己的主导下搞民主。换言之，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只要能够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它都会愿意去试一试，就好比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从此角度说，尽管官媒现在来势汹汹，密集发表反对宪改的文章，似乎给人一种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感觉，但我对习李任期内推行民主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无关他们的意愿，而是客观形势所然。具体来说，由经济下滑而引发的财政赤字会迫使中共向民众让渡权力，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以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从政治角度说，契约关系就是宪政民主的起点。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识形态中的不断革命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谓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后，则是以经济绩效作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开启的高增长多少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但金融危机后，特别从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告别高增长，进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减少。可另一方面，这几年搞的福利刚性只会高不会低，从而，中间形成的财政缺口会越来越大。

要削减财政赤字，方法无非是增税、多印钞票即通胀、政府减支三种。增税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人员大量失业；多印钞票，使货币贬值，也会严重侵蚀人们的财富。对中共来说，这两种方式都不好，会进一步损害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剩下的途径就是政府减支。政府减支虽然会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一来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享受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是不合规的；二来相对人民的不满，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至少对党而言不会有倾覆政权的风险。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习李最后势必以削减政府开支来应对财政危机。八项规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预演。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削减政府开支会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导体制下，要完全遏制政府大手大脚的办事习惯和官员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这点，只有借助于外部的监督力量，这就需要启动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体制，也即与民众达成一种类似契约关系，作为自己新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预算民主改革会不会像某些体制内学者说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应该不会。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方面可能会有大动作，但只限于经济改革，会对经济改革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变延续30多年唯GDP是举的政绩考核体制，再往前一点，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可能也会比目前放松。然而，不大可能在预算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更不会就政治体制改革做出决议，因为，经济形势还没坏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协的时候。

我的判断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只能等到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发生，直接威胁到中共统治后，此前，都是小修小补。这场社会危机有可能是由经济引起，被某次群体事件点燃，然后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波及的面会比较大，时间会比较长，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共觉得再不改革政权会有危险，才会真正启动实质性的政改。

然而，对于学者来说，不能坐等到那个时候。因为由社会危机推动的政改，是否具有可控性，民众会不会因为等得太久从而怀疑中共政改的诚意，进而不给中共政改机会，都不好确定。所以，从应然出发，需要敦促中共制定一个还权于民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做一个政治改革的长远规划，否则，无论是一味“摸石头”，还是让民众画饼充饥，结果都不会太好。

在政改的设想方面，大陆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较赞赏王占阳提出的“低度民主”论。他认为，从世界民主的发展看，存在一个从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选发展的过程，中国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低度民主”理论下，王占阳勾画了一个“政改路线图”：未来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实现新权威主义政改为重点，后五年以全面展开和实现县级民主改革为重点。民主化进程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先用20年时间（2017-2037年）实现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时间（2042-2052年）达到以全面直选为基础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线图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权威主义政改的重要内容，进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县、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个台阶逐步推进，最终实现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高度民主”的目标。

不过，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直接推进低度民主改革，还有些困难，在低度民主前，应先经历一个宪政即法治阶段。民主是需要训练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和自治传统的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契约观念和妥协精神，抱着一种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方式，一下子进入民主，很难讲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分裂、对抗和**，何况中国本身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法律和规则的尊重，形成一种契约观念，培育一种妥协文化，在法治框架下进行竞争。中国的民主化需要这样一个阶段，它其实是为奠定一个优质的民主打基础。如果全民中的多数没有形成对法治的信仰，贸然推进民主，代价将会太大，甚至可能会以民主的方式扼杀民主。

我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从现在开始，实行宪政（法治），这一阶段大概用时8-10年，然后进入低度民主阶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种可控民主，所谓可控，不是控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这一阶段，民主尽量能够按照设置的方向推进，而不出现大的民主灾难，所以，它需要一个主导力量，这个主导力量只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阶段，通过制度设计，保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一阶段大约20-25年。最后进入以普选为主的高度民主阶段。这一阶段也用10年左右的时间来完善。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时间完成，这就跟邓小平设想的到本世纪中期实行高度民主的时间差不多。2013/06/18 07:12:23

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二）邓聿文 在《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一）》中，笔者设想的中国民主改革三步走是宪政（法治）、低度民主和高度民主。本文重点谈宪政（法治）阶段的政治改革。

我们所讲的民主一般是指现代民主，而不是古典民主，这是否意味着现代民主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原则，如多党制、普选、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要贯穿于中国整个民主化过程呢？显然不是，因为这些特征和原则只有在民主的高级阶段才具备，但也不能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就不叫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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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

（一）中国民主化的成色究竟有多少，采取何种形式，主要看实现的目标及所解决的问题。在现阶段或者一定时期内，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党内民主、社会公平、公民政治参与、言论自由以及消除大面积腐败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在宪政（法治）和低度民主（可控民主）阶段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

中国目前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很大程度上，法律特别是宪法只是一个摆设。在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广泛而长期存在。从法律效应看，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比不上部门规章，部门规章又比不上政府政策，政策又比不上内部文件，内部文件又比不上领导人的批示。宪政阶段的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它要真正以法律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准则，并在法治的基础上行宪，使宪法在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切实发挥作用，以此来约束政府权力及广泛意义上的公权力，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对此，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曾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于法律和宪法之上的特权，都必须在法律和宪法之下活动。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如何使宪法和法律的原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得到有效落实？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至于这个违宪审查权是由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或者在现行法院中专门成立一个宪法法庭来行使，可视具体情况定夺，但必须有这种违宪审查机制。同时，对宪法规定的其他公民政治权利，应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尽快落实下来。

第二，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清理。全国人大应明确规定，凡部门制定的内部规章和规则，都不具有法律效应，不可作为执法依据，尤其是当它们与上位法发生矛盾时，只能服从上位法，从而消除实际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以部门规章置换国家法律的情况。

第三，立法过程必须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并符合一定的程序。只有具有立法权的机构按照规则制定的法律才是有效的，它包括，凡是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必须在提出立法动议时，以听证会或其他形式交由公民讨论，听取公民意见和建议，从而，解决公民的立法参与问题。

第四，加强对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为此，需要制定以下四部法律。一是《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主要是用来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划清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以及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以解决政府间权责不清的问题。二是《政务公开法》。政务公开法特别要对政府重大决策程序进行规定，凡是涉及公众利益和全局性的重大决策，公众必须参与，决策不透明，腐败就难以避免。三是《社会组织法》，这部法律主要是用来规范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避免公权力对社会组织的随意干预。四是《反腐败法》。就中国公权力的强大和腐败的严重来说，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在这部法律中，对公众期望很高的也是被各国反腐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四部法律在习李10年任期内，必须尽快出台。

第五，建立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公共财政和预算体制。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除了限制行政权外，还必须限制政府的财权，在中国国情下，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必要和迫切。很多学者都主张限政先从限财开始，财政改革是政治改革和中国建立宪政体制的一个突破口。财政改革以建立公共财政和预算民主为目标。为此，需要在全国人大下设立一个预算委员会，或者把现在的财经委员会改造成财经和预算委员会，专门审查政府的公共财政和预算。预算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由退休的官员、法律专家和财政学者组成，并由全国人大一个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

第六，司法有限独立。司法独立是分权制衡的一个主要体现。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要做到司法的完全独立不大可能，但完全可以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控制。第一步，可将县市两级法院的财权和法官任命权上收至省级法院，由省级财政来保障法院的运转。同时，改革法官制度，法官终身任职，法院院长由有立法权的人大选举任命。而司法的完全独立，可以放在低度民主时期的后期。

第七，整合现行的检察、审计和监察职能，成立一个独立的检察和审计部门，对政府和其他公权力的腐败行为进行监督，行使监察权。这个机构相当于香港的廉政署，但它不隶属于政府，而作为人大的一个部门，直接向各级人大负责，其领导由人大选举任命。

第八，大力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和自我管理能力。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社会，各类民间组织就是治理的一个中心。中国政府之所以集权，与中国只有一个治理中心，政府包揽的事务过多有关。所以，要把政府的权力进行分割，政府就必须放权，自己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让社会各类组织去做。民间组织发展了，也就是公民的自治能力得到了锻炼，这将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公民社会的基础。诚如新加坡学者王江雨所说，自治和民主并不必然等同，但现代自治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议事方式和运作机制，基本上是以民主为基础的。

上述八个方面是中国在宪政阶段需要做好的一些基础工作，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同时在社会培育一种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并使公民的自治能力得到提高。这些事情，必须在未来8-10年内也即习李当政时期做好。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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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政治改革

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共“十四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是政治改革却步履维艰，官员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业形势依旧严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现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改革之路将走向何方？

中国政治改革

《一》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饱和程度时，国家和人民迫却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二》中心：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维护人权.《三》方向：中国共产党——深得民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政府——建设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四》具体措施：

1.进一步健全中国的法律制度，使中国各项事业做到有法可依。加大法律宣传工作，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让广大人民群众重视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作用，同时让每一位国民充分意识到依法治国的核心不是治民，而是治官.治权.治政.可借鉴秦国商鞅变法。

2.强化行政体制改革，简化行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并完善官员权力行使监督体制，监督官员行使权力，预防官员腐败，加强官员队伍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建立高度廉洁政府.可借鉴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

3.深化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保障立法的独立性，简化立法手续，推进立法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可借鉴美国的1787年宪法。

4.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的重大作用，让广大人们群众真正地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全国人大.政协.人民群众.社会广大新闻媒体共同监督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可借鉴欧美的民主政治体制。

标注：中国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强国之策时，一定要结合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三篇：邓文(简报)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邓文：让就业不再是难题 让教育提供强动力

人物背景：邓文，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198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并于199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物理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微观缺陷、电子结构与固体物性”研究。1996年以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国家教育部基金项目2项，省级科学基金项目7项。

在此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文就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学位点建设问题，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邓文谈道，目前政府已经把科技发展确立为新时期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努力使我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国家。而工业技术的自主创新来源于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所以，基础研究的意义重大。但目前，公众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正在消弱，因此培养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青年人才这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便出现了问题，也势必影响基础科研的发展。就此，邓文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展示基础学科的魅力，向公众普及科学思想，介绍著名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大力宣传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使千家万户从切身享受物质文明的体会出发去学习并理解科学，欣赏科学，崇尚科学。

国家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力度。在审批基金项目时，对少数高水平的人才和队伍，在严格遴选的基础上，可采取评人不评项目的方式予以持续稳定的支持，使他们能在宽松的环境下自主地开展创新研究。

在培养人才方面，对基础学科应采取倾斜政策。例如，对报读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大学生，可免收其学费并为其提供奖学金，以此吸引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报读基础学科。培养一批勇于献身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优秀青年学者。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加强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善于发现并支持思想敏锐、富有创新活力的青年人。把培养和稳定尖子人才放在加强基础研究工作的首位。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一个宽松民主、探索求真的学术环境，对于孕育优秀科学家和杰出的科学成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要提倡开展平等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对于那些执著追求、大胆探索的科技工作者，要给予真诚的支持，既鼓励他们取得成功，也允许和宽容他们的失败；要倡导研究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克服人为的学术壁垒，减少重复研究。

关于学位点建设问题

其次，邓文作为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副院长，就学位点建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广西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比较落后，成为了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并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点：

广西的研究生教育学位授权点少、规模小、结构不合理。广西现有的博士点数和硕士点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远远落后于广西人口和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硕士生教育的比例严重不合理。

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与广西经济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严重不适应。近年来广西经济发展较快，在全国排在中等水平，但广西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却处于落后状况。

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与广西在全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所具有的特殊区位优势极不相称。广西是全国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治区，在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广西又是唯一既沿边又沿海、沿江的自治区，是大西南各省、市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处于我国经济与东盟经济圈交汇处，是今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桥头堡”，在全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

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难以适应“大西南出海通道”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WTO后参与国际竞争等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

高层次人才匮乏使广西巨大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广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利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和旅游资源，但尽管广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研究生教育落后，高层次人才匮乏，资源得不到科学、高效的利用，绝大部分资源作为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外销，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广西急需培养大量有志于西部建设的高层次人才。

所以，在此次大会上，邓文提出请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进行第九次学位授权审核中，通过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策倾斜，在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时对广西给予支持。

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而这一问题将是影响到我国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邓文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工作在教育的第一线，对这一问题也更为了解。他指出，自1999年大学扩招后，年青人上大学的比例迅速提高，但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就业市场压力的增大。但他也认为，只要政府统筹安排，采取有力措施，应该能够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为此，他也提出了如下四点建议：

政府要把大学生就业问题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制订专门政策，出台方便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消除阻碍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性障碍，在户籍、档案管理等方面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方便；并进行以就业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引导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办学结构，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

高校应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并把毕业生就业工作贯彻在教学工作的全过程。大学与用人单位保持联系，了解人才需求情况，向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帮助分析学生的具体情况、计划求职方向，教他们如何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写专门的求职信、面试中的注意事项等。

要求用人单位增加透明度，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学毕业生一般只有二十一、二岁，几乎没有社会经验，自主就业能力很差，现在大部分是依靠父母亲友到处托关系，走后门为子女找工作，因此使走后门风再次兴起，社会风气更加变坏，腐败现象、不公正现象更加严重。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扩大就业机会。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投资建设的大型项目中，尽量多招收一些大学生参加；进一步制订一批刺激经济发展、有利于就业的政策，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扩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国家大幅度增加科研经费的额度，力争高新技术领域有一些重大突破，总体水平赶上发达国家；继续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缓解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大学生提供适当的生活费。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问题上，邓文认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他建议：

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一套全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准则，形成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

改革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扶持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高收入，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

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重点，努力扩大就业，为大多数人提供生存发展的空间。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努力使所有社会成员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对老少边山穷地区，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和救济援助的力度。

第四篇：01论中国政治改革

论中国的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中国近来的最热门话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政改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甚至越来越猛烈之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总理温家宝自8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提出政治改革以来近40天时间内，他8次提到政改并誓言：在其“能力范围内，推动政治改革，风雨不倒，至死方休。”

其实，温家宝从推崇普世价值到倡导政改，除了他学贯东西等个人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当前现实、改革困境。最明显的是，从2005年“国八条”、2006年“国六条”等等到今年1月10日“国11条”和4月17日“国十条”，国务院、国土部、国资委、银监会等中央各大部委联合频频出击调控房地产，可谓规模空前，最终均是一次次败下阵来，房价越调越高，调控变成了“空调”，房地产泡沫恶性膨胀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稳定。

同样的是收入分配改革。改革至今已提出6年，却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而这6年间，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消费率持续下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直到现在仍在修改过程中。其根本原因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阻挠。其它种种庄严的改革承诺，迄今也均无重大突破。

从现实方面看，中国内部出现越来越激进化趋势。笔者早在今年3月《南风窗》中撰文便断言：中国“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执政者越

来越感觉权力不够，控制不了而不得不加强自身的权力及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控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为了伸张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不得不激进，甚至铤而走险。”随后频频发生校园杀童案和为阻止撤迁而出现的自焚案则证实了笔者的判断。而政府过于激进压制措施则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了改革的成果及合法性。

更具体点，社会矛盾的激化则进一步消减了政府改革雄心。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9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5年间翻了一倍。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中共下达死命令严防死守，但到年底，群体性事件仍然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起，相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这是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周刚在其文章中透露的数字。如果上面数字可疑的话，那么今年国庆警方68万治安志愿者的基础上，日均投入超过1.1万人警力巡逻则是官方数字。同样，国庆60周年阅兵及今年“两会”也都动员了70万人参与保安。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中依然看到同样维稳模式——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北京奥运会刚结束时提出的要把“奥运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从付出的代价上更是惊人，2009年预计投入的“维稳”经费已达5140亿人民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5321亿的军费相差无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家列宁的理论来看，统治者无法按原来方式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按原来方式生活下去，意味着革命时机成熟并爆发。实际上，中国在“维稳”上投入和动员程度几乎与打一场局部战争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内部早已开始了一

场不见硝烟的“内战”并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老的办法已走不通，中国改革与治理模式急需突破。面对空前困境与压力，绝大部分压力无疑落到中国政府CEO——温家宝的头上。推动中国的政改，以寻求改革新突破也就成为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的不二选择，这也是温家宝不断宣示推动政改的大背景和真正原因，但他不真正掌控中国政改的金钥匙。

其实，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也始终在讲民主与政改。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不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政治改革实际滞后30年

2005年4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在耶鲁演讲时重提“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以后胡在不同场合也有相关表述，但总体比温相对要模糊，但胡温在改革上相互配合是可见的。

考虑到邓小平在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便明确提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已滞后30年。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中国的现状已是不可持续的。正因为如此，温家宝罕见地以总理身份对执政党的腐败提出

“人亡政息”的警告，当然意在加速政改。

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下，依靠政治强人强力推行政改已不现实，中国的改革应该从由原来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那么中国政改的“金钥匙”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讲话中已亮出了“金钥匙”——“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中的“四权”——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亦是指明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清晰路径，解决了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人民权利缺乏。这“四权”演绎成通俗语言，政府必须公开、透明、向人民负责；人民则享有言论、结社及抗议示威的自由和不受任何干扰地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其实只不过是世界发展几千年沉淀的政治文明与普世价值，也是当今政治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因此，只要胡锦涛先生把此“金钥匙”真正放手并交还给中国民众，中国政改才可能避免既得利益的羁绊和延误，从而开放亿万民众参与并积极投身到改革中来，中国政改由此也才算真正地上了路，也才能不会偏离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先先前所设计的改革方向。也只

有尽快开放并落实“四权”，让亿万的普通民众成为政改的推动者，中国才有可能建立起惠及中国全体百姓的民主、宪政与法治。这也是中国避免分裂、动荡及和平转型、中华民族实现真正复兴的唯一可行的现实路径。

第五篇：邓永文-先进事迹

先进工作者事迹

掘进二区201队：邓永文

邓永文，男，26岁，于09年7月从太原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淮南矿业集团朱集矿井建设项目部，07年在学校领导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下，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他虚心学习，团结同志，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在10年被评为“优秀徒弟”，现任朱集矿井建设项目部掘进二区201队技术副队长。

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非常注重煤矿知识学习，一是注重专业理论学习，刻苦钻研掘进业务知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熟悉并掌握煤矿质量技术相关的技术规范及标准，为干好本职工作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现场业务知识学习，能认真向老师傅学习，向现场业务能力强的技术人员学习，向管理经验丰富的班队长学习，加强现场业务、能力的学习；三是认真学习矿的文件、政策和制度，在工作中有较强的责任心，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严格把好技术关，不遗余力为项目部服务，受到单位领导及同事的好评。

他从2010年7月由实行技术员转为正式技术员后一直工作在施工现场的第一线，自下到基层区队以来，他坚持每天深入井下，他所分管的掘进二区201队的技术工作在掘进二区经常受到区领导的表扬，在他的协助下，201队的质量标准化工作一直处于朱集矿前列。有时候为了编制工程资料或施工措施更是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才休息，工作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任劳任怨，是区的技术骨干，在技术副队长的工作岗位上，严格要求每一项的技术指标，为201队的质量标准化工作把好技术关。在1121（1）工作面运输顺槽及1121（1）工作面运输顺槽提料斜巷的施工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难题，邓永文同志抽出大量休息时间学习有关巷道施工的技术规范及措施，从而迅速掌握了许多的施工技术，应用于施工现场，为巷道的施工进度和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在实际工作中，他还带着区里刚刚分配来的见习生、实习生学习相关煤矿安全规程及质量规范、编制施工措施、控制中腰线等，利用自己三年来的从业经验和从老师傅们那里学来的施工方法，言传身教。通过培训，使实习生、见习生很快成长起来，充实到技术岗位上，其中一名本科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为202队技术副队长，能独当一面，他们负责的工程质量全部达到施工要求，此举为我们掘进二区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力量。

“只有用热忱从事技术工作才能创造出无尽的乐趣；只有用奉献谱写人生的乐章。”这就是邓永文同志的座佑铭。在远大理想的召唤下，他无怨无悔，为朱集矿井建设项目部的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掘进二区201队：邓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