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台
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纵论十八大“倍增计划”
收入分配改革,从哪里切入?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出台。
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财政、税收、社保等等,那么,它与个税改革、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的总体方案,应该是进一步将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化,明确改革的目标、路径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案视同为十八大报告里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原则的具体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众称之为“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分配,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胜阻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缩短差距。”
“这是自十六大以来中共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的量化目标。”辜胜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
“这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个确切的事,因为2010年的收入是确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郑功成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十八大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发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众多代表热议。
此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多项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所以,“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行进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经实施,并不是要等到国务院的总体方案出台后再进行,这是一个认识误区。”郑功成说,“但自十八大报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路径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层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进行?
辜胜阻:启动最易达成共识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辜胜阻: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从改革难易程度来讲,这也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由这种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职业技术分层认定制度改革,改变部分劳动者“有技术无地位”的情况。
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成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
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价、房价或其他生活成本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国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辜胜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很难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政府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
郑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调存量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应该优先进行的是什么?
郑功成:当前是初次分配为重,我主张再分配优先。如果对初次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而且影响到就业。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调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时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再分配涉及到财政资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虑到用财政的增量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认为改革速度应该加快,而有些部门的资源要收缩,也就是要动存量。
如果存量结构不调整,仅仅依靠增量,调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实现不了改革目标。尽管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在现阶段,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在社会差距持续拉大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动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前的利益格局下,我们应该先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郑功成:比如,垄断企业的收益,这本身是剥夺其他部分的收益获得的;再比如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还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这些就是要被取缔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须损害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够弥补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虽然改革会遇到阻力,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部分群体拿的收入实在是过高了。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须要削减。即使财富总量是宽裕的,这部分收入也必须要取缔。三市委书记谈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社会要公平、公正,这是最重要的体现。发展当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的。
黑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韩学健:要安顿好低保群众、离退休人员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进行科学设计。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否则这个蛋糕很小,分起来也是低层次的。结合大庆的经验,第一,还是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因素,要加快发展;第二,结合地方的实际,将中央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建议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提低、扩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
一、要缩小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
二、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尽快完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三、缩小基层与机关公务人员之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激发基层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一览消防英才网)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进入会签阶段 或两会前后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进入会签阶段 或两会前后出台
坚持“提低、扩中、控高”主线
中国证券报记者24日获悉,酝酿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向专家征求意见,目前已进入有关部门会签阶段。业内人士预测该方案有望在2013年两会前后出台。
该方案可能是着眼于中长期的纲领性文件,仍将坚持“提低、扩中、控高”主线,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改革作出整体部署,具体可能就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高收入和部分企业高管过高收入以及某些社会群体高收入、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该方案出台后,发改委、人社部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将陆续出台配套细则。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酝酿多年,但迟迟未出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去年10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在指出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温家宝在今年1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八次全体会议。他说,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向人民作出承诺的重点任务,都取得重要进展。为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着眼点是,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专家表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大,应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基尼系数可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0.4是贫富差距“警戒线”,超过这条线则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较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我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为0.474。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从数据行驶轨迹看,我国近十年基尼系数水平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这说明收入分配不合理程度比较严重。
第三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推出文档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推出
2012年08月27日03:39经济参考报[微博]金爱伟我要评论(72)字号:T|T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研究部)
第四篇:专家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完成起草 预计12月出台
专家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完成起草 预计12月出台
东方网10月20日消息:难产8年的收入分配方案,终于出台在即。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谈到四季度各项工作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受访的多位接近相关部门的专家均证实,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目前已经完成起草并上报国务院。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预计,方案可能在12月份出台。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其基本框架中,包含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对于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方案中也可望给出明确目标。
“经过多年酝酿、讨论和修改,即将出台的方案已经比较成熟了。” 曾参与该方案内部讨论的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小丽透露,最终版本的方案将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组合设计,也更加着重于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水平。
方案曾两次提交均未通过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
关于方案的基本框架和精神,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组负责人李实表示,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由于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方案从一开始制订就产生各种分歧。从2007年至2009年,国家发改委曾就此前后举行过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各部委及各方专家围绕收入差距大小的判断、控制垄断行业薪酬、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等敏感议题,一直争议不断。
“对收入差距的估计就有分歧,因为涉及到如何定义‘收入’,不光是现金,还包括实物收入、补贴、暗收入。又比如限制垄断部门高收入,怎么界定‘垄断部门’?还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府政策起不了多大的调节作用。”李实说。起草中的分歧与争执
关于“两个比重”(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低还是不低也有分歧,有人拿出金砖四国的数据做横向比较,认为中国的“两个比重”并不低。
关于当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偏大,各方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改革的着重点是放在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上,又形成了分歧。有人认为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造成的。应该首先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来解决;有人则认为现阶段改革重心应放在初次分配领域,包括对财税体制、工资制度、农民收入分配、要素分配制度、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方案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多的还有‘提低’,在相关财税减免相关的支持很难达成共识,难以操作。”苏海南透露,比如有人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税该减的也减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减了。还有意见认为企业减税和工资增长没法挂钩,而且这样操作容易形成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过度干预,不妥当。
关于上市公司的薪酬问题也迟迟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上市公司的事就由市场去定,由薪酬委员会提方案,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决策,没多大问题;有人指出这本质上还是高管自定薪酬,应该修法,形成内部制衡机制,在这方面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苏海南说。
据相关人士介绍,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而且方案涉及到多个具体部委的操作执行,部委之间又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有些部门对此难免有抵触情绪。”这也使得方案的出台更为困难。
在苏海南看来,收入分配是对体制和利益的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不愿受到损失,形成阻力,所以就拖得比较久。
此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涉及经济社会体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复杂性,注定了各方从达成共识,形成清晰思路,到明确各种可行性政策,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拉大差距的因素仍存在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久攻不下的八年里,居民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转折期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显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不到0.3,到2001年攀升到0.45左右,至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0.48。
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行业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被认为是造成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报告显示,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
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也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
国有和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近58%。
李实领导的课题组则更多关注城乡收入差距。他们估算,在考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后,2002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约为4200元,而农村居民为250元。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计入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中,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会上升到4.35:1。
研究还显示,最近3-4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因素给总体收入差距变化带来不确定性。
“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仍持续存在,收入差距将在较高水平持续一段时期,然后才走向下降。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未来的政策选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
收入分配问题拖而不决,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同时利益集团反对改变既有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使政府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努力面临更大的困难。
第五篇:北京机构改革方案出台
北京机构改革的重头戏“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方案出台,52个部门共增加、取消、下放、转移、加强职责150项;解决和理顺交叉职责28项;首次明确应承担责任417项。
昨日,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定”方案将为推行行政问责制提供依据,并将有利于解决权责脱节和缺乏监督等问题。所有“三定”方案近日经市政府正式批准印发。
职能转变150项
保健食品评审职责“转移”
作为“三定”的核心,46个工作部门、6个部门管理机构,职能转变事项150项,并着力取消、下放了政府不该管的事项。例如,原由市药监局负责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技术审评,将“转交”事业单位。
“三定”明确、加强了41个部门的服务职责,并着力强化为中央在京单位服务的职责。
职责理顺28项
两部门明确大学生就业分工 为解决部门间职责交叉、推诿扯皮问题,“三定”共解决了28项此类问题。如劳教系统强制隔离戒毒,原由市公安局、市劳教局共同负责,今后将归口为市劳教局一个部门,“出发点”是“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
对于确实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三定”先明确牵头部门,再分清主次责任。以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就业政策将由市人力社保局牵头,会同市教委等部门拟订;就业指导、服务,离校前归市教委,离校后归市人力社保局。
明确责任417项
百姓安居明确由住建委负责
为防范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缺乏监督等问题,更为行政问责制提供依据,“三定”首次明确了52个部门的417项责任。例如,明确百姓安居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须加快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房地产业新格局。
此外,人随事走、编随人转,“三定”方案市政府行政编制的“总盘子”,没有突破。并按照规定、标准,核定了各部门和内设机构的领导职数。各部门内设机构的总数,减少了3个。
亮点解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从全国来看,北京这次机构改革力度不是最大的,但充分考虑了北京的实际情况。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稳妥的方案,既考虑了北京未来的发展,也有为中央服务的定位。
亮点1环保等部门职责减负
方案:市环保局取消了管理本市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认证的职责,并将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职责,交给区县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市药监局将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技术审评工作交给了事业单位承担。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商务委则取消了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和评比活动的职能。
解读:这是一个趋势,削减政府的职能,将它交还给市场或者社会。一般来说,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就尽量不要去做,取消的这些职能都是市场、社会或者中介组织能做的。
政府管了太多自己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就会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不少政府部门要从外面借调人员,原因就是该放出去的没有放出去。要真正减员增效,就要把政府手中的“事”减少,这样才能避免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反复。
亮点2信息公开写入“三定”
方案:此次“三定”,明确由市政府办公厅统筹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将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作为统一要求明确写入各部门“三定”中。比如,明确市审计局“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明确市统计局“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市性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等。
解读:这是北京市的强项,北京对信息公开高度重视,目前也走在全国前面,这与北京的城市特点和定位分不开,北京市民整体素质较高,对信息公开的需求也很强烈,将信息公开写入三定方案是符合北京城市特点的。
亮点3基教管理增设一个处
方案:此次“三定”进一步优化了市教委的内设机构,加强了基础教育管理的力量。在调整整合的基础上,市教委负责基础教育管理工作的内设机构由一个处增加为两个处。
解读:北京基础教育择校问题严重,加上教育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北京也集中了很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因为在基础教育这一块加强力量是应该的,以解决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包括基础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亮点4网络视听节目设管理处 方案:明确了市文化局、市广电局和市新闻出版局在动漫和网络游戏管理中的职责分工,市广电局调整设置了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负责网络视听节目的服务和监管工作。同时,明确由公安、通信和文化执法等部门共同参与,查处各类违法传播视听节目的网站,强化了市广电局对本市互联网出版和手机出版进行监管的职责。
解读:北京的信息化水平高,网络发达,利用网络的人数众多,上网人数和各项指标在全国应该都是最高的,所以,网络和新媒体的监管也是重点。从国家层面看,因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都是多个部门交叉管理,所以大体的格局是技术支撑这一块由工信部门来做,而内容监管则由宣传和广电部门来做,这种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但目前基本都是按这个思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