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评述
对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评述
公务员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公务员队伍普遍确立的一项程序化制度约束机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制度化基础,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行政学界足够的重视。公务员回避作为一个宏观课题,其制度化基础理应是行政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理念基础之反思
公务员回避制度作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如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来源于对西方公务员制度化经验的借鉴。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传统自然法中的公正原则,即公务员在行政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客观公正,并依此理念基础设计了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客观地讲,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以西方的自然法公正作为其理念基础是正确的,其具体制度化设计在程序上也较完善,但为何在行政实践中却极少得到实现,并且又产生了那么多的现实问题呢?
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其在理念上过于重视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规定之原则对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对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深刻影响。以近乎完全西化的标准来定位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本身就犯了原则性错误,从而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以致现行公务员回避制度在中国缺乏适用的土壤。具体看,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在本土化过程中并没有顾及本土化公务员队伍来源特征来具体设计公务员回避制度。相反,近乎完全照搬了西方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规定。由于中西方公务员来源方式的巨大差异,照搬西方回避制度,必然注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近乎照搬了西方公务员制度,包括其有限的公务员回避方式,并未考虑适合我们的旨在避免人际关系影响的其他具体回避措施,致使我国公务员的回避在本土化过程中偏离了本土化方向,并未考虑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难点始终是无法打破亲情网、关系网的束缚,因公致私始终是无法打破的弊病,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始终处于举步不前的状态。
二、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制度化缺陷
(一)我国公务员回避的理由设定不合理
建立和实施公务员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公务员共同作弊和裙带关系等弊端,保证行人员廉洁奉公,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维护统治、发展经济的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不同,其回避范围的规定也各不相同。目前西方国家公务员回避的主要范围有:血亲回避、夫妻回避、姻亲回避、拟制亲回避等;从回避的种类上看,主要是亲属回避,少数国家规定了政党回避、同学回避等。我国2006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也对回避制度作了专章规定。如第六十八条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益关系的;
(三)其他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其中,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规定的是职务回避和公务回避。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是地区回避即避籍任职。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新的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仍还仅是局限于职务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区回避。较西方而言,目前实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在回避范围上规定仍不周延,例如,在回避种类上没有拟至亲回避、同学回避、卸任回避甚至党员回避等回避规定;在回避范围内,没有规定回避不仅应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而且还应适用于担任司法机关或担任其他机关的公职人员。由此可见,现行的公务员回避理由设定存在不合理倾向。
(二)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回避举证责任不明
对公务员回避制度规定的几种必须回避情形的举证,现行公务员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检举回避,根据行政诉讼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行政诉讼原则,这种回避举证责任应在公务员回避检举人。但是,在实践中公务员回避只是在其本级或上级行政机关管治下实施的,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官僚制运作之下的本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在认定回避当事人必须回避之前,很少有真正深入调查取证,听取回避当事人对于行政职务是否具有行政资格的意见,而是要求回避当事人对业已作出的回避裁决执行无条件的回避要求。因为这种回避检举人既是整个裁决回避过程中的检举人,又是回避当事人的本级行政领导机关或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在整个回避过程裁决中回避当事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试想在现行公务员法缺乏明确公务员回避检举机关认定的情况下,行政机构对公务员回避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不甚清楚和中国现实行政机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行政机构仅凭其人为认定怎能符合回避的条件?即使回避当事人怀疑行政机构领导有明显偏袒某一方的情况时,由于无法说明具体理由或无法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证实自己并无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致使本不应当回避的反而最终遭到回避,回避理由不明。
(三)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没有明确官员违反回避的法律责任
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回避制度虽就公务员如何回避和怎样回避作了规定,但却就公务员未执行回避要求所承担的责任未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关于回避责任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它仅依靠于公务员自身修养而采取自我回避和行政机关的主动强制回避,并没有看到公务员同时还是一个“经济人”。公务员所在机关同时还是一个大的“行政人”,这些角色都会促使公务员所在行政机关为保护本部门人员的利益,而不作出回避之裁决,最终使得公务员应有之回避难于贯彻,缺乏保障。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回避责任之监督,组织人事部门无力进行,更无相应的程序和处罚规定,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法律监督。目前的公务员法对未履行回避行为的行政责任规定的空白,使得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贯彻缺乏应有的深度和保障。
三、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缺陷消解的程序化设计
安排设计一种制度应当明确的是,制度实践的社会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社会大背景,而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本身。所以,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具体制度的设计要在充分肯定“自然公正”原则的指导作用下,紧密联系中国当前现实国情,努力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性的公务员回避制度机制。
(一)公务员回避理由的完善
回避理由是回避制度的核心内容,回避理由设计得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回避制度是否科学完善,也会影响到回避制度的公正性。就具体设计而言,必须要做到具体细致、便于操作,同时还要保证回避程序的公正、公开。具体看,第一,乡土情谊和血缘关系必须要成为我国公务员回避的避亲理由。第二,战友情谊和同学关系必须要成为我国公务员回避的避熟理由。目前公务员法对这些避熟理由规定的不具体不能不说是一种欠缺。因而,以后必须要在公务员法中详细而具体地规定此种回避之理由。
(二)增设“公务员卸任回避”制度
公务员卸任回避是关于公务员在退休以后的一些回避的规定,即退体或已被开除公务员籍的公务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影响涉及公务员事务,凡是有可能涉及影响到的,必须要报经原行政单位批准。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都有关于公务员退休以后的一些回避规定,如英国规定退体两年后,如果已退休的公务员要接受一位与原行政部门有业务关系的私人企业主的聘请,必须要得到原行政部门的批准,而这种被批准的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多数情况下将成为一种卸任回避。因此,一些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或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卸任退休后再工作或可能再次影响国家事务的问题,亦应在公务员法中设定明确的卸任回避之有关规定。
(三)明确公务员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责任
公务员法虽然就回避当事人何种情况下进行回避作了规定,但却未就回避当事人在应当回避时,没有履行回避职责时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对于公务员明知具有应当自行回避之理由,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对于符合回避条件的已作出回避裁决的公务员,故意不作出回避行为的情况,公务员法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而仅有的只是一些机关内部的处分,并且这种处分大多都是事后性的,这种事后性使得回避追究往往最终都不了了之,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笔者认为,制度法律之刚性,必然在于违反制度法律情节惩治措施之刚性。公务员法的现有规定不足以制止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行为,因为故意违反回避制度,说明公务员在主观方面具有徇私动机和枉法故意,而且公务员违反回避制度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和其他职务行为都极可能对行政公正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对于这种严重影响行政结果的行为仅给予各部门的内部处分并不足以起到威慑制止作用。因此,笔者建议,公务员法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公务员故意违反回避制度的,应一律给予行政处分。对于其中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意违反回避制度所作出的职务行为均属非法,一律无效。
我是行政学专业的,看看,还行不????以前用过的 完善我国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若干思考
自 1994 年我国建立起公务员考录制度以来,国家机关坚持“逢进必考”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保证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我国逐渐出现了一股“公务员热潮”,公务员考试逐年升温,报考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近几年更是达到空前的规模。据统计,200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111万人提交了网络报名申请,最终确认人数 53 万人,报考与录取的比例约为 42: 1。其中,最热门职位的供需比突破3000: 1。公务员考试升温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务员考试成本的增加。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发布的报告结果显示,我国公务员考试每个职位成功招聘的平均成本是2.6万元①。尽管这份报告出炉之后引起很大争议,但它还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公务员热潮”的冲击下,社会上很多人都积极投身到公务员的竞争中,很多人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选择参加公务员考试。由于公务员考试通常对于报考人员只有最低学历的限制,没有最高学历的限制,因此大量高学历人员选择放弃学术研究,试图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机关。不可否认,高学历人员的注入可以提升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水平,提升公务员队伍的外在形象,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职位并不需要高学历人员,这在某种程度上就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某些高学历人员无法胜任简单的技术性工作,使得工作效率低下,质量不高; 另一方面,很多人无法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造成知识的巨大浪费。高学历人员参与公务员竞争,实际上是挤占了低学历者的就业空间,低学历者只能选择提升学历水平或者维持现状相互挤压,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就业结构发生改变,大量的人才资源被闲置或浪费。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2 17:26 人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还跟公务员考试内容和形式的设置有关。我国公务员考试采取统一考试的形式,对于不同的职位没有区分,因而导致标准的简单化和单一化。职位分类管理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重要工具,分类有利于明确职的任职资格要求,从而为评估和晋升提供依据。然而,我国公务员考试并没有与职位分类管理制度形成有效衔接,分类管理原则在公务员考试中并没有得到科学体现。考试科目内容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只能体现被试者部分的能力素质,而缺乏专业化测量。专业化知识的欠缺的人进入公共部门,可能在管理价值、管理理念上存在偏差,因此降低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在由于专业化考试所占的比重较小,导致很多受过公共管理专业训练的人无法进入到备选范围,这同样导致国家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另外,公务员考试没有层级和职位的区分,报考一般办事员与报考主任科员使用同一试卷进行考试这显然有失公平,同时也缺乏科学性。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2 17:27
二、完善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途径
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不合理,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缓解当前的“公务员热潮”,使社会就业回归理性,就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
(一)提供公共职位的替代品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公务员良好的福利待遇和稳定的就业环境成为吸引众多人报考的重要原因。公共职位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要获取这种稀缺资源,就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要想降低公务员考试的成本,就必须要改变其稀缺的现状,增加供给。所谓增加供给并非增加公共职位的数量,而是通过提供替代品的方式来增加供给。这种替代品包括同样具有良好待遇和稳定保障的非公共职位。只有当非公共部门职位能提供同等甚至更为优越的待遇时,才会有大量的人才流向公共职位之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公务员热”。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2 17:29 要想提高非公共职位的待遇和竞争力,首先要求政府要大力倡导人们改变择业观念,科学地进行职业规划; 鼓励人们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性格要求,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职业; 其次,政府应当综合运用法律、政治和经济等各种手段,来规范企业行为,督促企业增加员工福利,对于那些侵犯员工权益的企业给予经济和法律的制裁; 另外,政府还应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公民提供良好的保障,免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在职业规划过程中进行理性选择,避免盲目选择。
(二)拓宽公务员选拔录用渠道
公务员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应当进行合理设置,对不同职位,尤其是不同层级的人员开展不同方式的测试。对于担任基础工作的人员可以主要测试其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 而对于层次稍高的人员则应当侧重于考察管理技能和综合素质。试卷的出题和阅卷工作应当组织专业人员来完成,在标准答案的制定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其科学性和专业性,也可以引入国外先进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对被试者进行综合考查。同时,公务员选拔还应当考虑到与学校教育相衔接,建立高校人才输送的绿色通道。应当积极拓宽公务员选拔录用的渠道,通过考试、考查相结合的方式从高校选拔优秀的公共管理人才,作为管理储备人才,将其纳入公共部门。同时,可以开展“公共管理专业资格考试”,对于成绩优异者颁发资格证书,凡是获得资格证书的人在公务员录用过程中可以免试录用或者择优录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美国公务员录用的方式。美国的公务员包括政治任命和选任的两类,只有选任的公务员才需要通过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才能录用。
同时,美国政府建立大量不同类型的“实习生项目”,鼓励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到政府实习,对于表现优异者可以直接录用,而不再需要通过统一考试②。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选拔优秀的专业人才进入到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水平,同时还有利于实现专业人才的价值,倡导理性的就业氛围,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完善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途径 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的不合理,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缓解当前的“公务员热潮”,使社会就业回归理性,就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我国公务员选拔录用制度。
(一)提供公共职位的替代品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公务员良好的福利待遇和稳定的就业环境成为吸引众多人报考的重要原因。公共职位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要获取这种稀缺资源,就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要想降低公务员考试的成本,就必须要改变其稀缺的现状,增加供给。所谓增加供给并非增加公共职位的数量,而是通过提供替代品的方式来增加供给。这种替代品包括同样具有良好待遇和稳定保障的非公共职位。只有当非公共部门职位能提供同等甚至更为优越的待遇时,才会有大量的人才流向公共职位之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公务员热”。
纵观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几年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公信力受到国人的普遍怀疑;许多公务员的执政能力遭遇强烈质疑,这固然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还得归咎于制度的原因。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普遍存在着三大缺陷和弊端:
一、公权私用,缺少必要的民主监管机制。
二、鱼龙混杂,缺少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
三、缺少必须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首先说公权私用(本文的公权私用,不包括政府官员的个人腐败,所指的是公务员的集体行为和整体现象)。我国的公务员属于领导和决策阶层,应用权力是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是他们的工作需要和职责所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是权力的归属。就像银行的钱属于储户一样,经营和保管钱是银行的工作需要和责任,可是谁都不能把它据为己有,否则就是贪污、就是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所规定的,作为公务员应该认识并坚持一点: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他们必须遵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如果公务员们把它用来为自身谋利益,那就是违宪、就是违法。
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象公务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养老金水平,而不惜削减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象上海市政府给公务员发放房屋补贴,象深圳市的在职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都可以享受有政府财政报销包括足疗、按摩在内的疗养待遇……无论这些决定由什么部门作出,都是违宪行为。这些部门作出这种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他们的养老金必须优于老百姓?!凭什么他们可以享受房屋补贴?!凭什么他们的足疗、按摩费得由政府财政报销?!象发放房屋补贴,足疗、按摩费的疗养待遇,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享受必要,可以把这种理由提出来征求当地老百姓的意见,只有在征得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有资格这么做。特别象削减他人的养老金以保障自己的养老金水平,这种事情理应交由全民讨论,进行公决。
国家财政属于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全体人民,而不是仅属于公务员阶层。按说这两者本应同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民的利益也包括了公务员的利益,在保证人民利益的同时,也就保证了公务员的利益。这种认识也许在国家财政无限大的情况下是这样,当国家财政相对较小、甚至有限的时候,尤其当公务员们把自身的利益看得高于人民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漠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不自觉地把自己和人民对立起来,与民争利现象就会凸显,这时候,公务员和人民之间就会出现一种反变关系,即公务员在国家财政中占据的利益份额越大,人民的利益就越小,公务员的利益比例越小,人民的利益就越大。此时此刻,公务员若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自说自话,任意划分并强行占有国家财政,把最大的蛋糕留给自己,这就是典型的公权私用。
公权私用现象的泛滥,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主的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但实际上,“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承担对权力的监管责任,可是,因为他们同样是权力、同样是公务员,这就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所说的一句话十分精辟:“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基于他们双方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益的行动自然也是一致的,所以,这监管就会不到位、就会自行缺失。由此可见,在权力部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用此权力去监管彼权力、用大权力去监管小权力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如果一定要找原因,恐怕只能用观念转变一说来解释了。想当年,革命先烈为了推翻旧政权,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取义,因为他们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现在我们的公务员们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乃至不惜舍义取利,因为他们心中装的是自己。可笑的是曾有人主张“高薪养廉”,不知是幼稚还是无知、抑或就是为了糊弄老百姓,使自己的捞钱行为变得合法化。高薪果真能够养廉吗?!现在当官的收入应该比提倡“高薪养廉”那个年代更高了吧,可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势头稍减了吗?!翻看历史上多少贪官不是富得流油,象清朝的和绅,已经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他廉了吗?!贪官们哪一个不是贪婪成性,贪得无厌!有些人的贪欲只怕一个国家让其与他人平分都未必满足。
要想杜绝公务员的公权私用,除了加强对公务员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增加人民的民主意识,加强对公权的民主监管——凡是公务员的一切工资收入和养老、福利待遇都必须交由人民讨论决定,只有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做到荣辱与共,人民的利益或许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
第二篇:浅谈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
浅谈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摘要: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务员制度实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人云:“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录取什么样的人来担任公务员职务,直接影响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效率,关系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不过我国在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还存在某些问题,因此,建立并完善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制度,以适应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总体发展。
关键词:公务员考试录用存在问题完善制度
1.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意义
考试录用制度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起于隋朝,完备于唐朝,兴盛于宋明,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科举考试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选拔人才制度。当然,科举制度对西方的文官制度发展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当时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思想,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国家机关干部的考试录用工作指明了方向。所谓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是指根据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员录用为公务员,担任某种行政职务的制度。它有以下几大原则:公开原则、平等原则、竞争原则、择优原则。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方法主要有笔试,面试,模拟演作试,技术操作试。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在现代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严格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吸引和选拔优秀人才。
2)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高效率的政府工作系统,而高效率政府工作系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实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保证了公务员“入口”的高质量,对于整个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有利于现代人事制度的建立。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给我国留下了较浓的“人治”色彩,而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录用干
部又缺乏客观的标准和程序,导致一些思想作风不正的人任人唯亲,选拔干部时只讲感情亲疏、只凭个人喜恶。我国要建立现代人事制度,首先就要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通过实行考试录用制度,确立科学、公正的录用标准,遵循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确保人才选拔的客观公正性,保障现代人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2.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报考资格的限制不合理
在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时,理应做到公平、公正,给予每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机会,而不应有所偏颇和歧视。然而,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中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歧视性的限制规定,这对于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公平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降低了该制度的公信力。第一,报考资格随意规定。对某一职位的报考条件往往是由用人单位自行规定,这就可能为考试录用过程中的不正之风打开方便之门。比如,用人单位事先想录用某人,因为此人是大专学历,就把学历规定为大专以上;专业是会计学,就把专业限制在会计学;有两年的工作经验,就把“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作为一个额外的要求。如此规定就把相当一部分人挡在报考门槛之外,从而大大增加了该关系人被录取的几率。第二,身体条件不合理限制。就拿乙肝小三阳的例子来说,这直接导致的是公民各项权利的不平等:首先是平等权,“乙肝人群”的身份自然将他们与非乙肝人群区别开来,从而丧失《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合法权利;其次是政治权利,乙肝人群不能担任公职,不仅是对其私权利的侵害,也是对其公权利的剥夺;再次是人格权和隐私权,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属于一个人的隐私,在每个公民入学、就业、报考公职时强制性进行乙肝表面抗原的检测,这本身就是对每个公民人格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第三,地域限制。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时,往往对考生来源地域作出了硬性的规定,这是十分不合理的。有的是规定外地生源只能报考小部分职位,有的是对外地生源的报考资格作了更多的限制。由此就会进一步滋长公务员队伍的本地化、关系裙带化,严重影响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公正性。
2.2.笔试内容的设计不科学
在我国,笔试一般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部分(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会有所调整),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考试命题重知识、轻能力。总体来讲,无论是中央和国家机关
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笔试试题,还是地方各级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笔试试题,都存在着命题形式单
一、试题类型不够全面的问题,在试题结构、题型、分值分布等方面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这样的考试很容易流于机械记忆力的考察,而导致出现录用高分低能者的情况。其二,考试内容冗杂、考题较偏。比如,有些地方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科中,仅“判断推理”就考六七种题型;有些题型要记住不少物理公式,而且这些物理公式往往不是常用的公式,这就难以发挥出考生的潜能;有些考题难度较大、较偏,会引导考生钻研偏题,从而迷失了方向,与公务员招考的目的背道而驰。其三,《申论》考试缺乏科学性。目前《申论》所提供的材料几乎都是社会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这样就可能事先被猜中。比如,众考生对2009年江西省公务员招考《申论》科目考试题“金融危机”就有预测和准备。试想,这样的题目在选拔录用优秀人才方面还有多大价值?
2.3.面试环节的程序不规范
面试主要采取试题问答的形式进行,由人事部门和用人部门组织,有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保证面试的公平、公正。然而,就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走关系”、“打招呼”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还很严重。
2)测评体系发展滞后,模式化严重。主要表现为测评要素不够全面、测评手段单
一、测评试题的命题空问小,内容缺乏针对性、测评方法单一等,这种“一刀切”的面试形式往往有失公平,毕竟考生分为应届毕业生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考生,在贴近社会生活和机关工作实际的题目上,应届生会遭遇实质上的不公平。
3)考官素质参差不齐。比如经验不足、洞察力缺乏、摆架子、偏重自我喜好等。这些现象都是实际存在的,它们都严重损害了公务员面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3.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思考
3.1.加快公务员录用法规建设,实现考录各环节“有法可依”
(1)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规范。我国已经在2005年颁布了《公务员法》,填补了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方面的法律空白,但它毕竟是关于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法律,不可能对于考试录用制度方面规定得十分细致,这就要求我国应加快考试录用专门法律法规的建设。具体说来,应该以制定《国家公务员录用规定》、《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实施办
法》、《国家公务员录用面试考官规定》、《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办法》,等等,以期对考录各环节的执行形成具体的、严格的、操作性强的条文规范。(2)加快地方公务员考试录用法规的建设。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人才的需求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制定全国性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单行法律法规的同时,各地区还应当在坚持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地方行政机关公务员考试录用的实施办法和细则,从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法规体系。
3.2 要改革公务员考录条件,实现报考公平
应当根据职位要求,科学合理地设臵考录条件,体现报考公平原则。严肃地规范公务员报考资格,由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在广泛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职位本身的要求为中心进行报考资格的设定,力戒用人单位的不正当参与,真正给公民营造一个客观公正、平等竞争的考试录用环境。此外,要彻底打破身份、地域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建立真正平等、公平的考试竞争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符合一定条件的公民都应当具有通过考试而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合法权利,政府机关不得在报考条件等方面给予公民不合理的限制。
3.3.改革笔试内容,健全测评体系
(1)适当调整笔试内容。针对试题比例混乱、内容冗杂、偏题难题较多等问题,借鉴西方成功经验,不断地实践和调整考试内容,以达到选拔录用优秀人才的目的。同时,在我国加入WTO后,政府部门涉及的国际经济与法律事务日益增多,这就要求公务员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尤其是计算机、外语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在以后的考试中可以多增加这些方面的测验;另外,应当建立一个大容量的考试题库,使得申论考查的题目不一定仅仅限于当年的热点、焦点问题,要能够测验考生的真实水平。(2)建立能力本位的测评体系。我国公务员考试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突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科学的测评方法,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测评内容。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积极组织力量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才测评办法,科学设计考试内容。“能力测评”内容必须注重考查考生的智力水平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考查其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注重考查其行政理论素养、理解思辨、管理解答能力;注重考查其完整的人格和平衡的思想。
3.4.改革面试过程,把好最后关卡
(1)完善面试监督机制。严格规范考试程序,按照能力标准选拔人才,打破“人情关”,阻断“关系门路”。加强外部监督,公开拟
录用人员名单,保证公众监督渠道的顺畅;转变观念,打破传统型、常规性的一般监督惯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可以采取公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发布,或通过致全体考生公开信的方式,宣传国家公务员录用面试工作的程序规定,公布“阳光下操作”的监督举报措施,增强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推动有效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2)创新面试方法。逐步探索开放的结构性试题,尽早摆脱模式化的桎梏。按照面试要素和面试职位的特点来选择面试方法,比如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情景模拟的面试方法,而不是只靠结构化面试法。当然,方法的创新和考生的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应当渐进式地逐步推广这些新方法。(3)加强考官培训。目前亟须建立面试考官和从业人员的培训机制,大力加强面试测评机构建设,具体应该做到:面试考官队伍要稳定,这支队伍要由熟悉组织人事、机关管理工作的公务员、专家(心理学专家、测评学专家等)、考录业务人员等组成;面试考官队伍要专业化,要对考官进行系统培训,使面试考官能够掌握各种面试方法和技巧;要建立面试考官资格制度,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考官必须由组织、人事部门通过考察和考试的方式确定,合格人员应当予以发证确认,考官应设等级制;面试考官应实行统一管理,面试考官组的组成应打破地域、部门界限,由省级考录部门统一调配。
参考文献:比较多
第三篇: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研究
为政之要,首在择人,更在以制举人。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孕育、产生、发展、完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后。本文从我国当代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追溯到科举时代起的我国古典选官制度,并同西方主要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做比较与借鉴,论述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历史形态和内外关系。同时从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成就、问题及原因三方面分析现状。其中,问题主要出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度设置,包括法规体系不健全、体制模式不稳定、监督机制不完善、权利配置不合理;二是制度运行,包括由笔试、面试不科学等所引发的考试录用低信度,由公务员“爆”考热、招考成本高、到位受限等所引发考试录用低效度及外部环境制约。力争揭示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价值取向以改变其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包括竞争激励观、平等参与观、公平效率观、民主法制观;同时从以下四方面做政策思考:一是健全法规体系,实现“法本位”,二是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考试录用制度,增加稳定性,三是健全监督体系,建立制约机制,四是建立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之外的主考和主管部门,达到权利有效制约和实施途径;从实现公务员考试录用的高信度、高效度、创新性作为完善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实施途径。文章并对论证数据进行社会调查,理论结合实证分析,印证本文观点和结论。
第四篇:浅析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不足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行公务员录用制度与具体操作的不足之处。录用制度的设计需要遵循统一、效能、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并从法律制定、程序设置、机构设立、试题制定、操作实施等环节入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以真正实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目标。
1、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主要缺陷
1.1录用制度设计不完善
首先,存在着对公民平等参加考录的诸多限制,一些歧视性设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不满。近几年,在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着区域歧视、对象歧视(如部分职位只录用应届毕业生)、以及在学历、年龄、身体条件等方面所作的严格的限制性规定,等等,这些限制显然违背了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的基本原则。
其次,是法律依据不明晰。当前公务员录用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是《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以及各省市制定的相关具体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条例》是由人事部1994年下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的文件,属于国务院的部门法规,《公务员法》实施以后,该条例的法律地位与效力应服从于法律,其法制的权威性必然受到限制。
第三,法律救济途径的缺失。在国家机关录用公务员过程中,原定录取考生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却未予以任何补偿。近年来,不少考生通过司法程序为后续考生争取到了应该享有的权利,但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后并未得到合理的补偿。最典型的案例是,安徽芜湖市2003年乙肝案的主角张××虽然赢得了官司,但是仍然没有获得被录用的资格,也没有相关部门对此予以赔偿。
第四,是法律监督的缺失。“目前,我国国家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尚缺乏完善的、科学的考试监督系统。”现行法规对录用过程和录用工作加以监督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对录用的管理与监督往往是同一部门实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纪委等监督机关在录用过程中的监督也处于边缘地位,监督往往流于形式。
1.2法律程序存在缺失
实体的正义是一个目标,“这与时刻变化着的社会现实永远是个冲突,因而根本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实体公正。但程序的正义却是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目标。”在公务员录用实践中,管理者较多重视实体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而忽视了录用法规的实施程序。例如,就立法而言,公务员录用相关法规的制定过程中,缺乏征求群众意见的过程,公布也是采用机关公文的方式,导致行政色彩较为浓
厚。从具体实施上看,诸如“考核结论如何作出”等环节处于行政机关的内部操作中,且公开性十分有限;出现录用争议时,行政机关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实施者,还是复议主管机关,多位一体的角色,直接导致复议结果的公正公平大打折扣。
1.3操作过程中的法治化程度偏低
为了吸引人才,对高学历、高职称、稀缺专业人员实行免考或随意简化考试科目和程序,以考核代替考试,以考调代替考录;利用考试与调任的空间,出现了“考不进来调进来”的现象。仅以2001~2003年为例,全国新增公务员70万人,但经过考试录用的比例只有62.7%,乡镇一级的比例更低,仅为43.26%。各类关系、人情、面子等为录用中的变异提供了深厚的土壤。“长期以来的人治重于法,使我国政治、行政事务沾上了浓浓的人情味,人情味逐渐浓结,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网。”在面试和复试过程中贿赂面试考官、“走关系”、“打招呼”,以及行政首长干预录用等现象,大大降低了公务员招录的公正、公平和有序性,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2、公务员录用制度的设计原则
公务员录用制度是现代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各方所关注。完善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涉及到政治、法律、社会以及思想、规范和制度等诸多方面的一项系统工程。着眼于政府法治、廉洁、高效、服务的变革目标,完善公务员录用制度必须遵循以下基本规则:
2.1以法制化为基本前提
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法治则是政治运作的有效机制。加强公务员制度的立法工作,构筑作为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性法规体系,是实现国家公务员管理法制化,保证公务员制度高效、有序运转的首要环节。公务员录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首因就在于法律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纵观公务员录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均以法制化作为首要前提,如美国有《公务员制度法案》,法国有《公务员总章程》,日本有《国家公务员法》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颁布法律以后,会后续颁布一系列相配套的规章、条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形成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对文官或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内容、标准等都予以了明确规定。我国虽然有《公务员法》,但具体配套法规制定明显滞后,亟待加强。
2.2加强统一管理
不少西方国家,如美、英等,都建立了独立的公务员录用管理机构,集中对
政府各部门公务员录用进行统一管理,履行职能时不受各级行政机关的干预。1855年,英国成立了不受党派干涉、独立主持考试事宜的文官事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的文官考试录用工作。美国在1883年颁布《彭德尔顿法》的同时,就规定由总统任命不同政党的人员组成“公务员委员会”,按照公平独立的精神,负责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法国从1945年起,设置了公职管理总局,次年10月成立了公职最高委员会,主持公务员考试工作。日本则于1948年成立了人事院,统一负责公务员考试录用。实行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本身就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反对家长制、封建专制和任人唯亲的一项重要举措,应当在制度设计方面充分考虑到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制度本身的目的。可以说,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录用工作的人为干扰和无序风险,对录用工作公开、平等、择优等原则的维护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2.3坚持民主、平等、科学的原则
公务员的录用,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德才兼备、因事择人六项原则,按照法定程序,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显然,考试的科学性、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以及规范化是考录制度的“生命线”。许多国家都制订有担任公职的平等竞争原则,为真正体现公开、平等和择优精神,坚持对报考者一视同仁,不因民族、性别、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和生理缺陷等受到歧视;对于退伍军人、妇女、少数民族等群体还坚持例外原则的倾斜政策。
3、保障公务员录用过程的规范化、法制化
完善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无论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是具体实施,都必须吸取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经验教训,同时借鉴国外公务员录用制度中的先进做法,使我国公务员招考、录用的改革在保留中国特色的基础上,逐渐与国际“接轨”,逐步建立起完整、公正、健全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3.1健全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完善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当务之急。要完善公务员录用专门法规,规范公务员录用工作,减少公务员考试中的主观行为。“国家对于一切公共机关的职务设置,除规定智力的及道德的资格以限制人民参加外,便不应别设其他限制。”要进一步打破身份、地域、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限制,使公务员的招录彻底面向社会;依照宪法,保障公民平等参加公职的权利,避免因公众自身无法选择也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要在《公务员法》框架内,完善相关法规,改变以通知、通告替代录用法规的做法。同时,要改变相关法规中比较粗泛的规定,增强法律规章的可操作性。要完善录用程序,针对录用中命题、考场、监考、阅卷、面试等程序,制定完善
相关法规,使录用全过程均处于严格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中,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
3.2强化程序设置,防止权力滥用
程序正义是法律公正的重要保证。在公务员录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开、民主的原则,采用行之有效的形式,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尤其是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中民众的智慧,使得法律的制定更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更能保障公民的权利,有效防止法规制定中的不合理性,体现法律的科学与公正。在制订具体录用规章时,要遵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按照程序公开实施。在录用工作中,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定,尤其是在一些容易滥用权力的环节,如试题的确定、对应试者考核结果的判定、体检结论的做出等受个人意志影响较大的环节,都必须置于公开透明的环境中,确保录用工作的过程合法。
3.3考务机构独立,减少行政干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应考虑在政府行政系统之外、各级人大系统之内,对公务员录用的机构和职能进行整合,独立设置专门机构,或者实行垂直管理,加强中央政府对录用的指导、监督与控制,有计划、分步骤地将考试录用机关由分治走向统一。尽量减少地方因素的不正当干扰,从体制上防止和约束不合理行为的产生,以提高考试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体现录用制度的价值,使录用的正义性“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3.4完善考试工作,创新考核方法
公务员考试应杜绝当前各层级招考工作不同步、不统一所导致的考试内容、考试程序等各方面混乱无序的局面,实行全国统考,以增强考试的权威性。根据不同级别、不同职位、不同层次的公务员录用要求,组织专门人员开展岗位分析,根据岗位特点制定出考试的内容和难度标准,从而使考试内容更加贴近岗位的要求。实施过程可借鉴高考,实行志愿填报、分批录取,并让应考者有选择的机会,尽量避免能力强、素质高的考生因“扎堆”报考而丧失去其他部门工作机会的现象发生。主管机关要切实加强对笔试命题的管理,提高笔试的标准化水平,并对命题人员实行资格准入制和政治审查制,达不到相应水平的人员,不得命制试 题;建立笔试试题评价机制,明确试题评价的标准、程序和方法;建立国家级录用考试公共科目题库和专业科目题库,各地区各行业录用公务员的试题均从国家题库中随机抽取,实现资源共享,以此来减少各地各自为政、自搞一套的现象。要改革面试的方式方法,在现有《国家公务员录用面试办法》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增加情景模拟、无领导讨论等新方法,客观考察应试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水平;实行面试考官资格制度和年审制度,并建立面试主考负责制,通过建立考官电子信息库,面试考官从信息库中随机抽取,随机编号,使面试前的“暗箱操作”难以为继。逐步规范考核内容和考核材料登记格式,扩大考核参与范围,准确把握被考核人员的综合情况,客观公正地确定考核结果,充分发挥考核的作用。加强考试录用专家队伍建设,建立包括学科专家、测评专家、信息专
家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在内的专家队伍,为录用工作的命题、科研等提供咨询服务,保证公务员考试录用的公正、稳定、连续、高效。
3.5加强督促检查,增强执法效率
“任何有组织的系统,都有自身的运营程序,系统的各种运营机制在活动中应符合这些特殊要求。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内部的或外部的干扰,可能产生异常情况使运营偏离正常轨道,因此有必要设置一定的监控装置,以便随时排除干扰,保证正常运营,即保证系统运营的有序性和方向性。”因此,要依据法律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人大要加强对录用工作相关法规的审查,及时改变和撤销与宪法基本原则和上位法相冲突的法
规。对录用机关具体的录用行为要加强法律监督,尤其是要发挥各级法院、检察院的作用,对录用中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真正做到公务员招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此同时,充分发挥非行政机构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由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公证机构、新闻媒体、群众团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基层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代表进行评议,保障录用工作实现“阳光操作”。对录用工作争议比较大的环节,如面试和考核,可面向社会实行“旁听制度”;也可在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交叉组建临时机构进行相关工作,还可对面试和考核的全过程进行录像监测。要严格依据相关法律和党规党纪,对录用中的违纪违法现象进行惩处,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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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公务员录用制度
浅谈公务员录用制度
院系:***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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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法定的程序,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察、择优录取的办法,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录用为公务员的制度。公务员录用制度建立起始于1980年,正式建立于1989年,到2009年止经过了2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的稳定的人才录用选拔体系。
公务员录用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回避制度公务员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公务员队伍普遍确立的一项程序化制度约束机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制度化基础,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行政学界足够的重视。公务员回避作为一个宏观课题,其制度化基础理应是行政学界研究的重点。
公务员回避制度作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如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来源于对西方公务员制度化经验的借鉴。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传统自然法中的公正原则,即公务员在行政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客观公正,并依此理念基础设计了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客观地讲,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以西方的自然法公正作为其理念基础是正确的,其具体制度化设计在程序上也较完善,但为何在行政实践中却极少得到实现,并且又产生了那么多的现实问题呢?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其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其在理念上过于重视借鉴西方公务员制度规定之原则对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对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深刻影响。以近乎完全西化的标准来定位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本身就犯了原则性错误,从而在具体
制度设计上脱离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以致现行公务员回避制度在中国缺乏适用的土壤。具体看,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在本土化过程中并没有顾及本土化公务员队伍来源特征来具体设计公务员回避制度。相反,近乎完全照搬了西方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规定。由于中西方公务员来源方式的巨大差异,照搬西方回避制度,必然注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近乎照搬了西方公务员制度,包括其有限的公务员回避方式,并未考虑适合我们的旨在避免人际关系影响的其他具体回避措施,致使我国公务员的回避在本土化过程中偏离了本土化方向,并未考虑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难点始终是无法打破亲情网、关系网的束缚,因公致私始终是无法打破的弊病,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始终处于举步不前的状态。
要想杜绝公务员的公权私用,除了加强对公务员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增加人民的民主意识,加强对公权的民主监管——凡是公务员的一切工资收入和养老、福利待遇都必须交由人民讨论决定,只有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做到荣辱与共,人民的利益或许可以得到有效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