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务员薪酬改革应兼顾“公平”与“效率”-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一步,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筹备之中。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重心在于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9日)公务员薪酬本应该体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报酬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前者是指公务员付出劳动完成工作,可以得到相应酬劳,后者是指工资还应体现“奖优罚劣”,激励公务员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目前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在这两方面都有可议之处。
就报酬功能而言,当前的公务员薪酬存在着较大的“不公平”。正如媒体报道中已经指出的,从事相同工作的公务员,往往会因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等不同,而在薪酬方面出现巨大差别。比如,人社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举例说,目前省与省之间最高和最低津补贴相差3~4倍之间,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距。此外,由于考核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等因素,纵然在同一个部门、单位,也常常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形,可以说,公务员薪酬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大锅饭”,往往既不体现“按劳分配”,也不体现“按绩分配”。
就激励功能而言,公务员薪酬更存在着严重的“负激励”现象。从内部而言,公务员工资与职务级别严格挂钩,但实际上,职务越高,工资的激励效应就越不明显,甚至归零。因为,较高职务的公务员有条件获得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其他诸多待遇,绝对值并不高的工资对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都大大减弱。换言之,现行薪酬体系有时并不足以产生鼓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多做贡献的目的。
这些都是就公务员体制内部而言。事实上,在外部公众看来,公务员工资“旱涝保收”,不需要紧随经济形势和单位效益而起伏,特别是有些部门公务员的津贴、福利以及个别部门灰色收入很高,这也是严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规范的公务员薪酬比起效益好的企业来并无优势,其实并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但还是出现所谓“公务员报考热”,人们实际看中的还是公务员薪酬的“大锅饭”特征。因此,现行公务员薪酬体系也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公平感”,同时对社会人力资源流动来说也是“负激励”。
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只着眼于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解决好报酬功能失衡、激励功能不足这两大问题。无论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还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都更应从这两方面去考量。
特别重要的是,公务员薪酬改革还必须与规范“三公经费”等公务待遇、遏制灰色收入等密切结合起来,使得官员的消费主要是依靠其正常的薪酬收入,这样才能发挥工作薪酬正常的报酬功能和激励功能,使官员们时刻牢记自己拿的是纳税人付的工资,必须为公众热心服务,必须通过做好工作才能获得更多薪酬收入,必须廉洁从政。这样的改革,也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望,使公务员薪酬改革在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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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社会公平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社会公平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多年来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昨天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论坛上,他认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加大公共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等诸多领域都大有改革的空间。
“消费拉动内需、结构性减税存在困难,社会矛盾加剧,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关。”迟福林说。他首先分析了近年来收入分配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他说,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公本身,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身成为牵动改革发展全局的一个关键问题。
“过去我们努力做大蛋糕,但是现在依靠经济增长这样‘一白遮百丑’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迟福林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要坚持民富优先导向,经济增长现在依然是基础,但是总量的增长并不能解决日益突出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类矛盾和问题。
在迟福林看来,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迟福林说,这主要是因为消费投资结构存在突出矛盾,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严重不足,“这些矛盾和问题恐怕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基础性问题”。
“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一个矛盾,现在看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平与效率正相关的系数大大加大了。”迟福林认为,社会公平不仅能够直接提高潜在增长,还能带来现实的效率提高。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稳定劳动力队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另一个方面,能够逐步增大释放消费主体。
迟福林说:“现在很多制度上的不公平问题肯定对效率有影响,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公平和效率,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效率、提高效率、放大效率。”
迟福林在演讲中还讲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问题,讲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他特别从基础制度建设方面谈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观点和意见。
迟福林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建立在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之上。“现在由于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有些行业收入过高,但是有人不承认,这就要求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建立基础制度。”
如何推进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迟福林认为应该从多个方面着手,其中包括全面推进政府预算公开,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覆盖全民的财产公开制度等。
“收入分配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宋晓梧在点评时说,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
第三篇:七成企业活下来-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零首付”注册,是上海2009年率先推出关于大学生创业注册资本的政策。毕业两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投资设立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可“零首付”注册,但要在两年当中逐步将约定注册资本到位。
截至今年4月底,上海累计共登记大学生创业“零首付”企业2384户,目前仍处在确立状态的有1620户,存活率达到68%。
中小企业高淘汰率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被称做“死亡谷”。上海如何帮助创业大学生走出“死亡谷”?
“米哈游”: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
6个上海交大毕业的大学生创办了动漫游戏公司“米哈游”,因为资本金少,他们找到了上海创业中心。“创业中心的孵化器先给我们注资,然后在租金、知识产权、财务等方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比如房租,我们租了中心5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现在一个月只要3000多元。”创办人之一刘伟说。
在上海创业中心,记者看到,有些企业人手少,只有一两个人,也可以在大办公室租座位。中心还开办了食堂,早中晚餐都可以解决。
上海大学生创业成功率较高,与环境有关。注册“零首付”,只是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之一。
大学生创业往往是有意愿、没资本。2006年8月,上海市成立“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面向毕业大学生提供创业的资本扶持。基金会在复旦大学、松江大学城等校区设立了14个分会及4个专项基金分会,并提供投资、融资、担保、创业课堂等支持。只要项目通过评审,基金会可以注资5万元50万元不等。目前,基金会已扶持了近700家大学生创业公司。
上海创业中心还与9家银行合作创设“履约保证保险贷款”,大学生企业没有抵押、缺少担保也可以贷款融资。上海创业中心副主任严雄说,“我们希望能帮创业企业度过最难的„死亡谷‟。”在上海,类似创业中心的扶持基地有数十个。
“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投入游戏制作。”刘伟说,米哈游公司的第一个游戏产品《崩坏学园》已于2月在苹果公司APP STORE上线。短短几个月,下载量突破了30万次,并有了数十万元的收益。
“泰坦化学”:成功的企业是类似的
华东理工大学毕业的谢应波和他5个80后的同学创办泰坦化学有限公司时,凑了10万元。如今泰坦已创立了3个自主品牌,申请了7项发明专利和3个软件著作权,服务于10000多家科研院所,提供了20000多种高端研发试剂。5年间,公司月销售额增长5000多倍,估值增长3000多倍。
泰坦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谢应波介绍,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的公司年产值已达200多亿美元。科学家们无需为实验相关的事务分心,这类
服务公司可以提供所有有关科学研究的一切服务。“中国这一领域几乎还是处女地,我们希望成为中国科学服务的首席提供商。”
在上海创业中心,几年间,先后有40多家企业入驻。企业千差万别,涵盖了化工研发、多媒体、软件、路桥产品、绿色能源、园林、音响服务、影像服务以及演出、会务等多种类型。在这些企业中,有70%的企业存活,目前成功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观察下来,成功的企业是类似的,他们的产品业务方向顺应市场,创业团队齐心协力。”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大学生创业部部长龚新美总结道。
“开心农场”:利益分配制约企业发展
晚上起来到菜地“偷菜”,这曾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游戏。“开心农场”这个游戏的制作公司你我信息公司是几个大学生创立的,也曾在上海创业中心起步发展。
不过,当公司不断发展时,创办人出现了分歧,有人离开了公司,公司后来更名为“五分钟信息技术公司”。当“开心农场”收入过千万后,创业团队再次出现不和,最后产品被另一个网站收购,企业清算,团队、员工各自出走。
在上海创业中心,也有30%的大学生公司创业失败了。“刚开始创业时,团队齐心协力,可是,当企业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时,大家就有了分歧,最终不欢而散。”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龚新美惋惜地说。
创业失败,更多的原因是企业找不到或者打不开市场。曾有几个上海师大的学生创立了中小学生晚托补习服务的公司,因为生源不足不得不关门;有一家大学生企业提供空调节能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但是因为公司太小,客户信任不足,产品推销不出去。
不过,即使创业不成,对于创业者来说,这也是一段非常具有含金量的难得经历。有一个体育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曾创立了社区球场管理的公司,公司因为收益不好而关门。“不过多亏了创业的经历,我重新找工作时非常受欢迎”,他说,他最终被一家著名的运动品牌公司录用,并担任了华东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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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加油“实名制”就能确保安全?-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据悉,这是厦门首次在全市所有的国字头、民营加油站执行严厉新规,新规由厦门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6月9日印发并开始执行。其中规定,个人一般不得罐装购买汽油,确实需要必须先申请、打证明,实行“实名制”登记。此外,全市各加油站严禁向无牌无证非法汽车和摩托车加油。摩托车加油需出示摩托车行驶证和驾驶员驾驶证,经验证后方可加油。(6月14日东南网)厦门公交惨案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国人的心。陈水总是真凶,而汽油则是陈水总的杀人工具,今后遇到类似情形,人人避而远之,这是人的感情所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厦门市安委会在全市实施禁油令,对无牌无照无手续车辆禁止加油,应该是受到公交车安全事故的影响,这无疑是放大了被刺激的神经。
我们不得不承认,严格管理汽油,对预防类似纵火案件很有必要,也能够有效防止别有心计的人把汽油用于犯罪中去。但汽油在被充当凶器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汽油的更大用处在于他是机动车辆的生命血液,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限制了汽油,就会给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纵观汽油的两面性,汽油被用来充当凶器的概率是相对较低的,汽油的主要作用占据主流,不能因为汽油可以被当作杀人工具而过于敏感。
看待万事万物,我们都要一分为二,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为汽油能杀人就严格禁止,不能因为小刀能伤人,就全民禁刀;更不能因为火能烧人就全民禁火,而让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社会。安全生产工作必须长抓不懈,人民群众的生命红线必须得坚守。抓安全工作不能走极端,太过极端就是在扰民,就是在拖社会发展的后腿。预防厦门公交惨案,禁止加油不是最好的办法。防患厦门公交惨案,应该在入车安检上着力,要禁止汽油和易燃易爆物品,甚至是酒类上车才是关键。如果不把牢危险物品上车关,今天禁止了汽油,难免明天会有人用白酒去犯罪。同时,防止安全事故,还必须在公交车自身的安全系数上着力,进一步提高安全性能,要随时为灾难中的民众提供安全之门。当然,预防安全事故,各级各部门要广接地气,要真正为民解困,真正解决好群众的困难,化解群众心中燃烧的怒火和怨气,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才是上策。
仅靠加油“实名制”,对社会安全工作而言,起不到多大作用,是既劳民又伤财,或许还会给不法分子提供另一条发财之道。安全防患工作是一个系统工作,切勿以点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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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好的政治没有捷径-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
协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讨论带来理解,交流产生交融,协商推进共识 如果说两会是观察中国政治运行的窗口,那么“民主”无疑是这个窗口内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代表委员齐聚一堂,议国是、定国策,可以有“尖锐的批评”,也可以有“激烈的争论”,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正是在这种“议”甚至是“吵”中,我们看到民主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民主又岂止在两会?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有外国记者去灾区采访,看到板房中的受灾群众,用“坝坝会”、“板房夜话”的形式,讨论重建的问题,不由感叹中国的民主形式之丰富、民主实践之深入。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抵达彼岸的道路并非一途。这些年来,身边的点滴诠释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演进,亿万中国人深刻领会了什么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清醒认识到实现民主必须“走适合自己的路”。小到村民的议事会,大到庄严的全国两会,民主既是“宏大叙事”,也能“具体而微”。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建立在沟通、交流之上的有效协商,这是中国式民主的精髓所在。正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这一民主形式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3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强调,要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制度,拓宽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从“两会时间”里颇受关注的议案提案看,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转型时代,要在每个具体措施上达成共识,确有难度。你可以提“工薪阶层免征个税”,我也可以坚持“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意见有不同,认识有差距,利益有纷争,如何做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宝贵的一致?
在观点竞争中如何增进社会团结,是现代政治令人头痛的难题。近年来,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领域,既是基于他们对自身民主体系积弊的反思,也是因为更多人看到了协商之于民主的独特价值。正如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所言,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鼓励参与、尊重对话、重视讨论、提倡博弈、讲求妥协,协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浙江温岭乡村的民主恳谈会,被称为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巧妙落实基层民主,让民主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近10年来,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有近200次。无论“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广泛的交流、对话,带来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保证政策得以集众志,决定得以重民意,意见得以被倾听,中国的民主政治由此不断前行,成为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依傍。
好的政治没有捷径,不可能抄近道、玩速成、毕其功于一役。标签化的站队骂架、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对待问题的秒杀心态,不可能抵达民主殿堂。讨论带来理解,交流产生交融,协商推进共识,才是涵养民主土壤的最好手段。当人民网的两会热点调查引来125万网友参与,当奶粉限购、房产调控成为各抒己见的争议话题,我们尤其需要看到中国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说到底,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在每一种利益的协调、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中,慢慢培育出的政治价值。
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丰富的基层实践、可操作的规范路径,用好协商这把激发民主潜能的钥匙。这是公众对两会的期盼,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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