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版事业的性质和任务

第一篇：第二章 出版事业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章 我国出版活动的原则和任务

《出版管理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条例。

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根据宪法的这一精神，《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出版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根据宪法的这一精神，《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宪法对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由国家宪法所规定的这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我国出版活动的根本指针。《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制定、2001年修订、2011年再次修订）第三条规定，根据宪法精神，对包括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内的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了明文规定。这表明，在我国，只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活动才有合法的地位。党和国家以及有关部门对出版工作和出版活动提出或制订的其他方针、原则和法律、法规及各种规章制度，出版活动从内容到方式，都必须体现和服从宪法规定的这个方向。在出版活动中，一切违背这个方向的主张和行为都是非法的，一切违背这个方向的内容都是错误的。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出版活动的性质、方针、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我国的出版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活动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出版活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出版产业和出版事业的基本基本性质和要求的反映，是指导出版活动的最高准则，也是所有出版单位、出版工作者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

（一）为人民服务的内涵

为人民服务，是对出版活动主体及其权利的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包括社会主义出版职业道德的根本宗旨。当这个术语成为出版法制的法律用语时，就成为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义务性规范，而与之相对应的人民就成为享有进行出版活动的各项权利的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按照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出版活动作为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其主体当然也是人民。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只能是以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而不能以少数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阶层为服务对象。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为人民服务，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需要。接受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服务，是人民群众的一项重要权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务院已经五次发布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其中1991年、1995年、2000年、2001年四次都列举人民享用包括图书、报纸、杂志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况作为说明我国人权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内涵

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政治性质和出版活动的指导思想的规定。以法的形式规范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以及出版活动的性质和指导思想，这是我国出版法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成文出版法的重要特点。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此处两种含义兼而有之。提出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是，承认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不同于物质生产部门，也不仅仅是一般的服务性产业和文化产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宪法中确认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是为了保证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符合和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巩固和促进作用。同时，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在总体上总是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质，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要在出版活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条在规定了出版活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后，紧接着就规定：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

（三）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关系

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为人民服务是完全一致、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代表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最高利益。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亿万群众的共同事业。在今天中国，坚持为人民服务必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抓住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出版的内容和指导思想背离了社会主义，那就不可能对人民有益，而是对人民有害，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

（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

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出版活动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随时注意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出版工作就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中包含着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管何时何地，出版工作者都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包括1982年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从总体上和宏观上说，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家事务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等方面的领导，指引和掌握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以及包括出版活动等一切方面的工作，也都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出版活动的领导，是出版活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除了人民利益之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最集中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出版活动不仅一般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实施领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能够在大众传播媒介上广泛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呼声、意志和愿望；能够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地传播国内外的各种信息，直接影响群众的思想、行为和政治方向，引导、激励、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为认识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高度重视出版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活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要坚定地全面准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宣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业绩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中国共产党有关出版工作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制定成国家的法律、法令，使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以推动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的实施。同时，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实行直接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有多种方式，其核心就是要求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的集中体现。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党性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公开声明自己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不说假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出版纪律等等。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坚持党性原则，是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出版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合乎逻辑的延伸结果。

二、保障出版自由

（一）出版自由的内涵

出版自由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这项权利。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项自由是公民表达意愿、参加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总称表达权。

出版自由是指公民通过以印刷或其他复制手段制成的出版物公开表达和传播意见、思想、感情、信息、知识等的自由。出版物，在过去只指报刊图书等印刷媒介，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版物的范围日益扩大，按《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包括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互联网。出版自由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开表达，即向不特定的多数人传播。

出版等表达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权利。就是说，它不仅确认公民有一般的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而且特别要维护公民有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建议权，权利人借助图书、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公开表达和传播，就成为出版自由所保护的表达行为。表达自由不仅包括表达的权利，而且包括知悉的权利。在出版活动中，明显地表现了表达权和知情权的这种统一。出版活动看起来主要是传播信息，但总是渗透着传播者的态度、倾向，所以传播也是一种表达。至于更多的人们从事或参与出版活动不是甚至主要还不是要表达意见，而是获取知识和信息。

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和不禁止的事情。任何自由和权利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才能实现，法律在哪里保护某种自由，也就在哪里约束这种自由，超越法律规定的自由行为，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我国公民正确行使各种自由和权利的指导性原则。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公民当然也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言论、出版自由，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言论、出版自由，侵犯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的行为将构成违法、侵权乃至犯罪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出版自由的价值

1、言论、出版自由对个人的价值

言论、出版自由是自我实现的组成部分。自由表达本身即是目的，自由表达能带来快乐，它是自我实现的组成部分，能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

自由赋予一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一个自由人被视为拥有正常理性以判断是非和拥有道德能力以区别善恶的人，一个能够有效地自理与自控的人，一个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自主地搜集他所需要的信息，听取他所感兴趣的观点，然后运用理性加以分析，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判断，作出选择或决定：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如果政府认为，他不适宜听到这些信息和意见，他会被这些信息和意见蛊惑或误导，步入歧途，走向反动或堕落，那么政府实际上把他视为了一个在理性和道德能力上不能自立的人。这种认识无疑降低了他的内在价值，贬抑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尊重人们表达的自由也是尊重人的尊严。

压制言论不利于一个人德行和道德人格的健全。如果一个人不能表达他的意见或不得不放弃他所坚持的信念，他的内心必定是痛苦的。而当他不得不表达他所反对乃至厌恶的意见，特别是必须交待自己的“谬误”和附和他人的“真理”时，他的痛苦则更甚。他惮于受到惩罚，惮于被剥夺某种利益而谨言慎行，萎缩鄙陋。即使别人不贬抑他，他也会自我贬抑，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懦夫，不敢说出真话。同时，一些人会为了追逐现实利益而颂扬那些它们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和并不忠于的思想，成为自愿的说谎者而自甘堕落。因此，言论不自由的时代必定是一个谎言盛行、人格扭曲、道德堕落的时代。我们不能说言论自由会使人们全都说出真话，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故意说假话和造谣，但是言论、出版自由至少能够使那些不想说假话的人可以不说假话。言论、出版自由为人格健康成长提供了一个必要和正常的环境。

言论、出版自由是个人增长知识和获得真理的一种手段。言论、出版自由有利于我们增长知识和获得真理。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自由地发表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和看法时，真理就在与谬误的斗争中显现，大众都应该是有理性的，人们要作出一个正确合理的决定，就应该倾听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意见，特别是对立方的意见，而且还应把自己的判断置于公众的质疑与挑战之下，进行不断地锤炼与修正。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们所拥有的真知会越来越丰富。

人们要获得真理必须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获得一个正确认识的机会。这自然是不应当的。

即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是而且通常是含有部分的真理。而另一方面，被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是或不完全是真理。因此，只有借助对立意见的冲突才能使不完全的真理不断完善。

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而且全部是真理，如果不接受猛烈而认真的挑战，那么它就会逐渐蜕化成一个教条。坚持它的人们并不能深刻认识它的合理性，这和坚持偏见的情形是一样的。

在上述情况下，原则定规也有可能丧失或减弱它作为真理的本来意义，并有可能失去人们品行的陶冶作用，因为有些原则定规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和术语，不仅对于优良生活是无益的，而且会妨碍人们以理性或亲身经验去体味真理和培养真正的信念。

人类社会中，美好、正确的思想只有通过自由交换，才比较容易获得。

2、言论、出版自由对社会的价值

言论、出版自由能增进和维持社会稳定。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保证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包括政治过程的一种方式，可以增进社会的稳定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平衡。因此，言论、出版自由是一个社会安全阀，它可以缓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任何社会中的大众都难免对社会有不满情绪，而这些不满之中往往包含着改善制度所需要的智慧和动力。观点的对立和意见的多样，是社会的常态，对社会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它给予社会活力，培养社会适应新境况的能力，加快社会的新陈代谢。

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言论、出版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作用尤其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改革时代。改革是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业，错误的改革措施往往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不能压制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人民的广泛参与是改革稳步推进的最大保障。同时，改革成功所需要的智力资源是广泛的，远非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提供，最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往往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而得。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人民群众的原创力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革的时代是一个尤其需要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

言论、出版自由能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言论、出版自由能促进社会内不同群体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在政治上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它是制约公共权力走向非民主的重要保障。

言论、出版自由对于国家政治来说具有民主对话功能。任何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或阶层。它们愿意相互共存，以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就必须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并在谋求公共问题的解决的过程中，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不是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对话形成的。对话意味着公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问题意见的相互交流。对话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否则共识就是虚假而不是真实的，是基于强力而不是自愿达成的。

言论、出版自由对于国家政治来说具有制约功能。一方面，言论、出版自由是对多数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言论、出版自由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言论、出版自由不仅是表达“正确的”、与社会主流观点相一致的意见的自由，而且是表达“错误的”、为社会大众所反对甚至厌恶的意见的自由；不仅是多数人宣传、实践其纲领路线的自由，而且是少数人申说其政治主张的自由；不仅是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理念的自由，而且是将边缘政治理念转化为主流政治理念的自由。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多数的意见实际上是不需要保护的，而少数的观点则常常有遭受压制之虞。因此，言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意义在于保护那些偏离社会整体价值的言论，一旦脱离这一认识，就很难发现言论、出版自由的意义了。检验一个社会言论、出版自由之真实性的最可靠的标准是少数意见受保护的程度。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有关言论自由保护的传统观念相当落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非礼勿言”。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腹诽心谤”、“文字狱”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就不难理解了。

言论、出版自由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表现为言论、出版自由的舆论监督功能。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务的权利，享有揭露和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正当行为的自由，这对于公共权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种监督和制约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员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规定，或者违反社会公德，都可能构成不当行为。当一个公民认为政府官员行为不当时，他可以揭露于众，并加以谴责，唤起公众对这些行为的注意和反对。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决不能忽视公民的其他表达方式，如因官员腐败或司法不当而引起集会、游行、示威、控告、申诉、检举、上访，以及在一个具体的社区和单位里口口相传的舆论声讨所起到的分散、广泛的作用。

言论、出版自由对于国家政治具有互信功能。民众与政府维持一定的信任关系是民主政治存在的基础，这种信任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的公民群体不仅对于相互之间可以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框架之中拥有信心，而且对于作为共同游戏规则的政治法律体系也具有最低限度以上的共同信任。另一方面，公民与经他们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也是相互信任的。很显然，没有第一种信任关系，社会必然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社会是不稳定的。没有第二种信任关系，政府的基础是不稳定的。当这些有关政治秩序、制度和人事的原有信任关系出现裂缝或呈下降趋势时，就会出现问题。民主是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共同事业，共同建设民主事业是在维持与促进这两种信任关系的条件和目的下进行的。当然，维持与促进这两种信任关系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种，但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和途径是对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可以自由、公开、平等地讨论。

言论、出版自由对于民主政治的三种功能中，对话是基本功能，制约和互信是派生功能。

（三）我国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

公民进行出版活动的一个方面是行使表达权。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表意见、传播信息成为行使表达权最重要的方式。通过图书、报纸、期刊等出版物进行表达属于出版活动。公民运用出版物行使表达权，它属于出版自由的范畴。我国宪法虽然一直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但直到1997年的《出版管理条例》，才对出版自由有了比较具体的表述。

第一，出版自由被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加以具体化。自由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就是将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按照国家意志予以规范化。每一种权利总附着两种义务：一种是享有权利的主体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另一种是法律关系的对应方面对于享有权利的主体承担着保障或不侵犯这种权利的义务。《出版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前半句是对公民的授权性规范，后半句是对政府的义务性规范，即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的义务，政府与公民就这样构成一对法律关系。《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合法出版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阻止、破坏出版物的出版。”表明出版自由是一种绝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承担着不侵犯出版自由的义务。《出版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公民行使出版自由应承担的义务。

第二，将出版自由的公民主体与出版单位区分开来。《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这是对现阶段我国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方式的总体表达。《出版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表明个人不能自行印刷或制作出版物。《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当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这就是说，在我国，公民个人不可以设立任何出版单位，可以设立出版单位的必须是单位，而哪些单位有设立出版单位的资格并不具体规定，是由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

第三，对出版自由的约束和管理实行追惩和预防相结合的原则。世界上对新闻出版的管理制度主要为预防制和追惩制。预防制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版物内容的事先检查制，即在出版物出版之前，由政府的专门机构对出版物内容进行检查，以决定出版还是不出版或删改后出版，在旧中国就曾长期实行书报检查制度。追惩制就是政府对出版物内容事先不作检查，出版后如发现违法内容依法惩处。可以说，追惩制是出版自由的起点线。对出版物的内容，我国主要实行追惩制。我国政府明确宣布我国不存在图书、报刊检查制度，也没有设立专门对报刊作品作事先检查的官方机构。

实行追惩制的前提是公开规定禁止刊载的非法内容，以昭遵守。《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出版物的禁止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

（五）宣扬邪教、迷信；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

（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第二十六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但是，预防制在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仍然有重要地位。我国设立出版单位、创办报刊一直实行审查批准制，就是凡创办报刊必须事先有关方面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进行登记后方可出版。按照上述制度，我国的出版单位都是国家所有的，都是在一定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的，我国公民必须通过依法设立的出版单位才能进行出版活动。这是我国出版自由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

第四，在公民和出版单位之间，按照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调整双方关系。公民是出版活动和出版自由的主体，出版单位的出版自由从属于公民的出版自由。但公民的出版自由并不等于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拥有出版的媒介，这在任何社会都是难以想象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有赖于同出版单位建立一种法律关系，使公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活动。这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出版单位同公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支配与被支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处于彼此独立、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表达言论方面，双方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且彼此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公民有要求表达或不同意表达的自由，出版单位也有予以表达或不予以表达的自由，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公民所表达的言论形态构成作品，作者同出版单位的关系就由著作权法调整，著作权法属于民法体系，著作权属于民事权利，调整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是著作权法的重要内容，平等、自愿、公平等原则当然更是两者关系的基础。

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活动首先要注意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经济效果，明确了“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这是党和国家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肯定出版活动的经济性质，对出版活动的经济效益提出了要求，解放了出版活动的思路，为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物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策条件和理论依据。

出版物具有两重性。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精神产品；就其载体而言，它是物质产品。作为精神产品，要求取得实际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社会效益。作为承载着精神产品的物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要求进入流通领域，实现商品交换，取得经济效益。出版物的两重性互相依存，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情况。出版物的这种两重性，在出版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

出版活动中的社会效益是指出版物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影响人们素质、社会发展进程、民族国家未来的效果和利益。经济效益是指出版单位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取得维持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经济效果和利益。两者之间存在着既互相促进又相互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

社会主义的出版活动，一定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坚持出版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执行有关出版活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由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也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产生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出版单位在出版活动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在出版活动中具体地认识、利用价值规律，认识、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认识、利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尤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规律。

总之，出版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出版单位、出版工作者在组织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时，既要将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既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同时也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但是根据出版物的特性和社会主义出版活动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的要求，应该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组合。

第二篇：性质与任务

性质与任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和经批准开办的涉农商业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1994年11月挂牌成立。主要职责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全系统共有30个省级分行、300多个二级分行和1800多个营业机构，服务网络遍布除西藏自治区外的中国大陆地区。

建行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2004年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精神，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全面落实国家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把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目前，形成了以支持国家粮棉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的业务发展格局，初步建立现代银行框架，经营业绩实现重大跨越，有效发挥了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

标志似一座金色的大山，伟岸、推进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博大、雄居在天地之间，寓意中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进入重国农业发展银行以构建和谐社要发展机遇期。站在新起点，面会、建设中国新农村为己任，是对新机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坚强后一如既往地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盾。

[2]

政策放在首位，进一步发挥政策组织机构 性银行在服务国家宏观调控、促机构设置

进“三农”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机构设置上

努力做政府的银行；将一如既往实行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地坚持改革创新，积极配合中国支行制；在管理上实行总行一级农业发展银行外部配套改革，按法人制，总行行长为法定代表人；照发展空间合理、治理结构科学、系统内实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体制机制健全、经营管理规范、制，各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操作手段先进、具有可持续发展内依法依规开展业务经营活动。能力的要求，完善体制机制，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设在北

化经营管理，努力打造现代农业京。其分支机构按照开展农业政政策性银行；将一如既往地以支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并经银监持国家粮棉购销储业务为主体，会批准设置。截止2008年12月以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农31日，我行共有各级各类机构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农业建设2151个，其中，总行1个，总行为重点，努力培育“建设新农村营业部1个，省级分行30个、省的银行”的品牌形象，做支持新级分行营业部30个、地（市）分农村建设的银行。

行302个、地（市）分行营业部行徽行标

193个、县级支行1594个（含县

标志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英文名

级办事处3个）。

[3]

称首字母“A”为构成元素，内含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系统现有员工

中国古钱

约5.9万人。

业务范围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由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并考虑到农发行的承办能力来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国务院对其业务范围进行过多次调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主要业务是：

（一）办理粮食、棉花、油料收购、储农发行标识

备、调销贷款。

（二）办理肉类、币的造型，形象地传达了中国农业发

食糖、烟叶、羊毛、化肥等专项展银行的行业特点。

储备贷款。

（三）办理粮食、棉

标志为正三角形，三角形具有稳

花、油料加工企业和农、林、牧、定的结构，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农副、渔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发展银行稳固的基础和雄厚的（四）办理粮食、棉花、油料种实力。

子贷款。

（五）办理粮食仓储设

施及棉花企业技术设备改造贷款。

（六）办理农业小企业贷款和农业科技贷款。

（七）办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支持范围限于农村路网、电网、水网（包括饮水工程）、信息网（邮政、电信）建设，农村能源和环境设施建设。

（八）办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支持范围限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村流通体系建设。

（九）办理农业生产资料贷款。支持范围限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和销售环节。

（十）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

（十一）办理业务范围内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及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业务。

（十二）办理开户企事业单位结算。

（十三）发行金融债券。

（十四）资金交易业务。

（十五）办理代理保险、代理资金结算、代收代付等中间业务。（十六）办理粮棉油政策性贷款企业进出口贸易项下的国际结算业务以及与国际业务相配套的外汇存款、外汇汇款、同业外汇拆借、代客外汇买卖和结汇、售汇业务。（十七）办理经国务院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财务状况 收支情况

2010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营业收入378.56亿元，同比增加82.01亿元；营业支出328.34亿元，同比增加64.56亿元；营业外收支净额-0.72亿元。收支相抵，账面盈利49.52亿元，同比增加18.07亿元，增幅57.5%。考虑消化历史原因形成的呆账36.5亿元、计提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123.6亿元因素，全年实现经营利润209.62亿元，同比上升 65.97亿元。

全年利息净收入374.95亿元（占

营业收入的99.05%），同比增加80.68亿元，主要受贷款规模增加、收息水平提升等因素影响。其中：贷款利息收入743.75亿元，同比增加85.74亿元；金融机构往来收入42.37亿元，同比增加10.94亿元；存款利息支出14.44亿元，同比增加2.85亿元；债券利息支出263.24亿元，同比增加17.14亿元；金融机构往来支出133.49亿元，同比减少4亿元。当年综合利息收回率93.27%，同比提高2.38个百分点，再创新高。中间业务特别是咨询顾问业务发展较快，全年实现中间业务收入5.09亿元，中间业务净收入同比增加1.69亿元。

营业支出同比增加64.56亿元，主要是呆账核销和贷款损失准备支出增加46.06亿元，业务及管理费增加14.7亿元，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3.81亿元。

全行成本收入比28.1%，继续保持

行业较好水平。生息资产与计息负债的利差为2.1%，同比扩大29个基点。

资产质量

2010年增提贷款损失准备145.2亿元，其中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提取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123.6亿元。年末贷款损失准备余额292.5亿元，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达62.8%，比年初提高34.7个百分点，拨备覆盖水平大幅提升。此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年末余额0.8亿元，比年初增加0.1亿元。

资产负债

2010年，全行资产负债继续平稳

增长。年末资产总额17508.16亿元，同比增加939.92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16710.65亿元，同比增加2198.06亿元，主要是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增加较多；存放同业款项余额90.42亿元，同比减少1156.28亿元。

年末负债总额17220.81亿元，同

比增加902.65亿元，自主筹资比例进一步提高。其中：发行债券余额9270.3亿元，同比增加1161.05亿元；中央银行再贷款余额3652亿元，同比持平；对公存款余额3393.12亿元，同比增加653.61 亿元；同业存款余额596.17亿元，同比减少1087.27亿元。年末所有者权益287.34亿元，同比增长14.91%。[5]

资金来源与运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注册资本为

2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营资金的来源

是：

（一）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业单

位的存款；

（二）发行金融债券；

（三）财政支农资金；

（四）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

款；

（五）同业存款

（六）协议存款

（七）境外筹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来

源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从2005年开始加大了市场化筹资的力度，目前暂未开展境外筹资业务。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3870亿元，金融债券余额3131亿元。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目

前主要用于粮棉油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8844亿元，其中粮油贷款7454亿元，棉花贷款1173亿元。

发展历程

为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4年4月19日发出《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批准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章程和组建方案。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4年6月30日正式接受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划转的农业政策性信贷业务，共接受各项贷款2592亿元。1995年4月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完成了省级分行的组建工作。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末，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增设了省以下分支机构，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机构体系。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办的农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粮棉企业附营业务等项贷款业务划转到有关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集中精力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

2004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逐步拓展。一是根据国务院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意见，将传统贷款业务的支持对象由国有粮棉油购销企业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的粮棉油购销企业。二是2004年9月，银监会批准农发行开办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贷款业务。三是2006年7月，银监会批准农发行扩大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业务范围和开办农业科技贷款业务。四是2007年1月，银监会批准农发行开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业务。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信贷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信贷为一翼，以农业和

农村中长期信贷为另一翼的“一体两翼”业务发展格局。

对外往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与

国际金融组织和有关国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亚太农协和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的正式会员，总行行长出任亚太农协执行委员会的中国执行委员，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近期成为国际金融协会的联系会员。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后组团考察

了亚太地区和欧美地区多个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和有关金融机构，与日本农林渔业公库、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等分别签订了双边人员交流协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与26家国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1997年7月

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中国农村信贷扶贫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在北京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第42届执委会会议；2003年9月，在北京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第14届大会暨第46届执委会会议。2007年4月，在昆明成功承办了亚太农协农村金融政策与监管框架高层论坛暨第52届执委会会议。

2010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参加

了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大会及中央委员会会议、亚太农协执委会会议、世界银行年会、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等重要国际会议。组织业务考察和国际会议团组16个，出访106人次，审批分行人员出访351 人次。先后组团赴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瑞士、西班牙、英国、德国、埃及、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考察访问。

我行组织接待了俄罗斯农业银

行、土耳其农业银行、古巴国民银行、南非土地银行、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等7家银行的高层领导来访。与贝尔格莱德农业银行在北京签署了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组织安排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两个培训团来行进行业务学习考察。全年接待考察来访319人次，接待国内外金融同业拜会76人次。[6]

宣传语

宣传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建设新农村的银行”

“建设新农村的银行”是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要继续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农发行作为以服务“三农”为根本宗旨的国家农业政策性银行，支持建设新农村是我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行必须承担的义务。

“建设新农村的银行”是我行对

国家、对公众、对未来的庄严承诺，也是对我行定位的清晰描述。作为农业政策性银行，过去15年以来，我们一直遵循以农为本的宗旨，以服务“三农”为己任，为“三农”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守服务“三农”的立行之本，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支持，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核心理念 至诚服务：金融业是窗口行业，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是对金融企业的基本要求，也是金融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发行要实现有效发展，必须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快服务产品、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千方百计为客户提供安全、优质、高效、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三农”，报效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有效发展：有效发展是指有质量、有效益和可持续的发展。有效发展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农发行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农发行必须加快发展。同时，这种发展必须是有效的。今后一段时期是我行的重大发展机遇期，我行业务领域会不断拓宽，支农功能会逐步完善，发展速度与步伐也会不断加快。在这种新形势下，农发行必须按有效发展的要求，坚持在加快业务发展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资产质量与经营效益，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地发挥支农作用。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要求。农发行属于高附加价值的金融行业，依托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是金融业主要的利润源泉，当前又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农发行要打造现代银行，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本管理，树立企业即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的人本理念，发挥企业文化的凝聚、导向、激励和转化等功能，用目标鼓舞人，用精神凝聚人，用机制激励人，用环境培育人。要挖掘员工资质和潜能，提升员工的思想境界、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归属感和自律能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团队精神，实现员工价值升华和农发行蓬勃发展的有机统一。

构建和谐：构建和谐就是构建和

谐的农发行。首先，构建和谐农发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银行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经济单位，构建和谐银行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国有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积极建设和谐的农发行。其次，构建和谐农发行也是促进我行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在我行改革全面推进、发展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创造和谐的环境，形成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绩优的新局面，保障改革发展顺利推进。

[2]

文化建设

1.农发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

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学习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发展为宗旨，大力弘扬和培育“至诚服务、有效发展、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核心理念，努力打造“建设新农村的银行”的品牌形象，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丰富管理内涵和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为农发行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2.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

通过全行上下的共同努力，进一

步完善符合现代银行要求和农村政策性金融规律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形成全体员工自觉实践我行核心理念、自我规范与约束职业行为的局面；建设全员学习、全程学习的学习型银行，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提高执行政策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打造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品牌，不断提升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全面增强我行的凝聚力、创新力、执行力和核心业务能力，实现企业文化与我行发展战略的和谐统一，我行的发展与员工发展的和谐统一。

3.农发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

1．全力打造“建设新农村的银

行”的品牌形象；

2．大力弘扬和积极培育农发行企

业文化核心理念；

3．实施制度文化建设，规范员工

行为。提高管理效能；

4．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建立视觉识别体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4.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1．牢牢把握“四个结合”；

2．广泛开展企业文化的学习、教

育和宣传活动；

3、积极培育企业文化建设示范

点；

4．大力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

围；

5．全面加强专业文化建设。

社会公益

2010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机关本着积极主动、量力而行的原则，继续做好社会公益事业。

总行机关员工向遭受特大旱灾的西南地区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20余万元。总行营业部将获得的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奖金2万元捐给了玉树地震灾区。

继续为总行定点扶贫的吉林省通榆县、大安市提供信贷支持和资金帮扶。协调信贷资金8500万元，帮助当地企业发展生产，带动农民脱贫。资助8万元，解决40名贫困大学新生入学难问题。向希望小学捐赠16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继续开展“文化扶贫送报下乡”活动，为扶贫县的300个贫困村每村订阅了一份《农民日报》。为通榆县团结社区捐资30万元，帮助建设了一所社区医院。

2010年12月17日，全国妇联“母亲水窖”十年表彰大会在京隆重召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在“母亲水窖”十年活动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受到表彰，荣获“中国妇女慈善奖”。[7]

行长致词

2010年，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严峻挑战、国家强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的政策要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认真执行国家关于经济金融及“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继续强化信贷支农，业务经营成果丰硕。年末各项贷款余额达16710.7亿元，比年初增加2198.1亿元，增长15.1%。全年累放粮棉油收购贷款2787.9亿元，支持收购粮食2394.9亿斤、棉花3996.6万担、油脂74.5亿斤，确保了支持粮棉油收储没有出现问题。及时推出新农村建设贷款新产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保持了良好发展

势头，年末贷款余额4682.4亿元，为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

比年初增加2321.1亿元，支持项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目1609个。发行债券余额9270.3亿元，增长14.3%。组织低成本存款成效显著，企事业单位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余额3389.5亿元，比年初增加651.4亿元。资金自给率78.6%，上升1.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继续“双降”，不良贷款余额下降58亿元，不良贷款率2.79%，下降0.82个百分点。资产减值准备金增提145.2亿元，余额292.5亿元，拨备覆盖率增加34.7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28.1%，下降2.6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同业较低水平；经营利润达 209.6亿元，增长45.9%，人均创利41.7万元。增提拨备和消化历史包袱后，账面利润49.5亿元，增长57.4%。在国家未实施增加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等改革措施的情况下，实现了内生性可持续发展。这些成绩来之不易，离不开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实施“两轮驱动” 发展战略，主动调整信贷结构，突出信贷支持重点，切实改进金融服务，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强化信贷支农。及时足额供应粮棉油收储信贷资金，维护主要农产品市场稳定；集中信贷规模，突出支持水利和新农村建设；坚持有保有压、择优扶持，审慎发展商业性信贷业务；积极开展中间业务，切实改进结算服务。同时，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运营管理和队伍建设，圆满完成好今年各项工作任务，

第三篇：职工代表大会性质和任务

职工代表大会的性质和任务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由《企业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职工代表大会依法享有一定的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可以审议、审查、审定企业的一些重大问题，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作出有关决议。

职工代表大会的基础是员工，职工代表是代表员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代表反映的是员工的意见和要求。职工代表在一起审议、审查、审定企业重大问题的过程，就是互相交流，相互了解，共同提高认识的过程，有利于提高议政能力，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调动职工积极性，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第四篇：党小组的性质和任务

党小组的性质和任务

党小组是党支部的组成部分，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党小组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党支部开展各种活动，保证 支部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

党小组的主要任务是：

（1）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时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党员素质。

（2）组织和监督党员认真贯彻执行党支部的决议，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分配每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努力完成党支部布置的任务。

（3）定期召开党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督促党员按时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4）做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经常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群众的疾苦，并及时向党支部反映，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5）协助党支部做好对党员的经常性的思想教育，接受党员的思想汇报，了解党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及时向党支部汇报。

（6）协助党支部做好日常的党务工作。例如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和考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做好对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工作；按时收缴党费等。

第五篇：看守所的性质任务

看守所的性质任务、执法依据

看守所是依法羁押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员的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由看守所监管。

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员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在押人员进行教育；管理在押人员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看守所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看守所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对在押人员进行管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