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究范文

第一篇：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究范文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保护探究

摘要隐私权的概念是于19世纪末在美国出现的，相较于其他传统的民法概念来说其还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理念的进步，人类对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显而易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在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等需求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隐私权就是尊重需求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将时间轴?艿浇?年，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隐私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同时也将对隐私权的探讨推上新的高潮。本文中笔者将通过人工智能对于隐私权影响的经典案例作为切入点，通过研究传统隐私权的内涵、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新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等以及对此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尽绵薄之力，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甚至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等各类规范的完善，为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研究

作者简介：王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297

一、引言

2016年3月，AlphaGo挑战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并以4：1获胜。次年四月，浙江乌镇，AlphaGo又在现役围棋世界第一人柯洁九段头上兵不血刃地拿下三局获胜。此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而在法律界，自从Buchanan，Bruce G.和 Headrick，Thomas E.在Stanford Law Review 上面发表Some specula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一文后，法律就搭上人工智能的快车迅速发展，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法律人工智能发展至今日，由于其在法律检索、案例分析、文件审阅、咨询服务、判决预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已经引起很大的市场反响，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该行业。其中一例是今年七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查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2020年）》，其旨在建成“一中心四体系”的智慧检务系统，体中心即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包括检察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检务大数据资源库、大数据软硬件基础资源、智能语音大数据平台资源等。四体系则包括检察大数据标准体系、应用体系、管理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其总体思路总体思路为以大数据及智能语音等相关技术应用为重点，形成以类案推送、量刑建议等各项应用需求为“点”，以司法办案、服务为民等业务需求为“线”，以服务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面”，以实现大数据与检察工作深度融合为“体”，构建“点、线、面、体”的检察大数据应用体系框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五部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总书记也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从政策风向来看，人工智能的前景一片大好。但是，人工智能发展至今也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隐私的保护问题。

二、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隐私权的个案分析

随着人机交互在AI技术的支持喜爱变的越来越好，不断有厂商将AI接口嵌入系统，典型诸如苹果Siri，微软Cortana，谷歌Google Now等。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亦是如火如荼，典型代表诸如我们常认为以做硬件为主的华为。2016年12月，华为发布了一款命名为magic的智能手机，该手机主打的卖点便是人工智能系统，即通过一项名为“magic live”的服务采集和调用用户信息，并根据信息提供相应的服务。例如，在微信聊天中出现“看电影”的关键词时，该服务会自动提示近期评分较高的电影以及附近的影院。作为目前用户已超过十亿的微信以及腾讯来说，其出于对用户的安全以及隐私，加之此行为也会影响到其自身利益，其当然不会将用户数据拱手相让。2017年5月22日，双方的数据争夺战正式爆发，华为magic手机用户发现升级新版微信后出现闪退或者无法打开的现象，但华为其他型号的手机及市场上其他品牌的手机均可以正常使用微信。此案件中，双方就隐私保护问题各执一词。腾讯方面，其认为使用微信产生的数据是不属于用户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中第7.1.2 规定限时“微信帐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司所有，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后，仅获得微信帐号的使用权，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同时，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微信帐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帐号。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赠、继承、承租、受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用微信帐号。”说明用户在注册后仅获得账号的使用权。关于账号所产生信息的使用，其在8.2.1.4当中也做了相应的规定：“除非法律允许或腾讯书面许可，你使用本软件过程中不得从事下列行为：对本软件或者本软件运行过程中释放到任何终端内存中的数据、软件运行过程中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数据，以及本软件运行所必需的系统数据，进行复制、修改、增加、删除、挂接运行或创作任何衍生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插件、外挂或非腾讯经授权的第三方工具/服务接入本软件和相关系统”。其意在说明用户在使用微信时产生的数据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而华为“magic live”在使用这些数据时显然没有得到腾讯及微信的许可。华为对此的回应是使用微信产生的数据应该归用户所有，而其在调用和使用这些数据时已获得用户授权。且不说两家关于数据之争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处于漩涡中心的用户以及他们的隐私权却在这场分拨中没有得到太多关注。笔者认为，能够很好地解决该问题以及保护用户隐私的落脚点，就在于解决使用APP产生的数据的归属问题。由于该情况还属于新兴事物，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以及我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笔者尚未在《民法总则》、《物权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找到相关规定。但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一问题又是势在必行的。因此，笔者就所学知识简单对该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使用APP产生的数据，可以通过民法中的共有和添附的关系来加以规范。《物权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但是笔者认为，其一，共有关系的参加主体在实质上是平等的，但是APP开发商和用户随在法律上平等，但是二者的关系往往通过格式条款等固定，加上替代产品稀缺、社交需要的限制等，用户不得不同意有些本不能接受的条款。二者，用户在处理APP产生的数据时需按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支配。但在共有关系中，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时还要受到共同共有人或按份共有人的限制，笔者认为这是不利于用户充分实现自己的意志的。且在双方或多方意见不合时，基于庞大的用户基数APP开发商显然不可能与用户一一进行协商跟交换意见。鉴于共有关系在处理该方面的问题时存在诸多不便，下文中笔者将着重讨论运用添附的相关理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中出现的其与隐私的平衡问题。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添附一直是所有权中原始取得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法系的国家中亦对此制度有相关规定。我国由于物权法研究起步较晚，立法不完善，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未对添附制度做具体规定。但是国外以及我国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添附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时期，在当时是指将物加工或是将所有权不属于同一人的几个物合为一体的方法。经过后世发展和完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中以及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中均有对于添附制度的规定。我国学界对于添附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几种观点。王利民先生认为：“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不可分离的物或具有新物性质的物。”张俊浩先生在其《民法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添附是将所有权归属于不同人的物结合或加工，形成具有新的性质或不可分割的物，由于不能恢复原状或不可分割，由一人取得信物所有权并对其他原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其三，在刘保玉先生看来，“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混合在一起或者不同人的劳力与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新物并导致所有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关于添附的概念内涵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在添附的分类方面却基本一致，添附可分为附和、混合和加工。其中附和是指将不动产与不动产或不动产与动产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在交易当中被视作一物的法律事实。生活中常见的装修等即属于附和行为。混合是指将动产与动产结合在一起，不能识别或识别起来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从而使所有权发生变动的法律事实。如酒与酒的混合等即是法律上所说的混合。而加工是指动产与人类劳动的结合，即对他人的动产进行改进或改造，使其形成新物的法律事实。综合来看，其上述三者作为添附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结合性、不可恢复性以及复杂性。

笔者认为，用户在使用微信以及由此行为产生信息，便是添附行为，更细分之，则更接近于混合。首先，其属于动产与动产的结合，实践中常见的混合为相同形态的不同物以及不同形态的物之间的混合。前者如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混合，后者如糖与水的混合。在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可视作是将微信的聊天功能与用户信息混合在一起。其次，二者混合后再来进行区分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一者将用户从微信的聊天功能中分离出来或是让微信离开用户信息单独存在，二者的使用效能便会大打折扣。二者分离费用和付出的时间成本等也不可谓不巨大。在分离不现实的情况下，首要讨论的便是混合后新物的物权效果。参照各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梁慧星、王利民教授的物权法建议稿以及徐国栋教授的民法典，笔者认为新混合物的所有权以单独所有为原则，以共同所有为补充。首先，按照比例原则，以原物的价值确定份额最高者为新的所有权人，余众则获得相应的债权，如通过不当得利请求权获得补偿金甚至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来填平自己的原有物权。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比较

（一）隐私权的概念

从上述案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因此下文中笔者将就人工智能时代自己的一些思考展开论述。隐私权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在1890年的第四期Harvard Law Review上，哈佛法学院教授路易斯D布兰迪斯和塞缪尔D沃伦发表了The Right of Privacy一文，其中首次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进行研究。文中作者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以及人们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生命权应该拓展至生活不受他人干扰的权利，人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信息、思想、生活等是否被公之于众，这就是隐私权的雏形。我国的隐私权研究也时间不长，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的。学者们对隐私权的定义也略有不同，其一是以王利民教授为代表的“信息说”，在其著作《人格权法》中他提到，隐私权就是“自然人就自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即该学派认为隐私权仅仅指自己的私人领域不愿意公开或向他人公布私人信息。比如你新买了一部手机，这部手机只是你的个人财产，并不是隐私。但是当你不想把买手机的信息公开而被别人公开时，买手机的这个信息便是隐私权的一部分。其二是以张新宝教授为代表的“信息保护和生活安宁说”，即隐私权在“信息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不受侵扰的权利。其在《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一书中写道：“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佼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这里笔者的理解是张新宝教授对“信息说”被动防御的状态的一种增强。其三是“信息&安宁&决定说”，该学说认为隐私权不仅包含了自己的信息不受他人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内容之外，还增加了权利主体对自己信息的处分权。这是隐私权在被动消极的防御基础上，新增的积极保护的内容。在上述观点中，笔者更倾向于把传统隐私权理解成第三种，即“信息&安宁&决定说”，隐私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的信息、生活、及其他领域不愿公开的秘密，并享有对这些内容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对比

传统隐私权与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交叉：

1.二者均属于民事权利范畴

我国隐私权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美法系相关制度的影响。美国著名的罗伊诉韦德堕胎案正式确定堕胎是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的内容之一，因而在美国，隐私权不仅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更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在我国，笔者认为应当将传统意义上的隐私权和人工智能隐私权都归到民事权利的范畴。原因之一为若将二者作为宪法性权利则必然要在宪法中用一定的篇幅加以体现，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也没有足够的容量去容纳关于隐私权的详细规定。再者，我的宪法不可司法化，法官无法直接将宪法作为审判的依据，这也意味着必须将二者视作民事权利，否则在相关的权利受到侵害时，采取保护或救济措施时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三者，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此处所出现的隐私权便是对宪法隐私权的细化和落实，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综合上述因素来看，无论是人工智能隐私权还是传统隐私权，其都属于民事权利范畴。

2.二者均属于具体人格权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隐私权在生活中已经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特别是个人个性的解放和意识的觉醒，人们对自己信息的保密度、私人领域的清净性以及私人生活的安宁性要求越来越高，保护上述两种隐私权，满足人们的诉求已经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首先，若将二者视作一般人格权则太过于宽泛和原则，甚至只是一种理念，加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下，在具体条文穷尽时一般性的规则才被允许使用，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很大限制，运用一般人格权的规定进行裁判时也可能会导致裁判结果缺少可预期性。因此将二者作为一般人格权，显然是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反过来讲其纳入具体人格权，则可以很好地实现立法目的在相应的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及时有效地进行保护。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发展的新趋势

1.侵权主体构成复杂化

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与传统隐私权不同的是其侵权主体主要是指未经当事人许可，非法对他人数据进行获取、利用、修改删除、公布等行为，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甚至一些社会组织。自然人中常见的就是一些我们称之为“黑客”的人。法人方面，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公司，如网络软件服务、硬件服务厂商等。例如文中一开始的案例中提到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其在提供的软件服务中可能涉及侵犯用户隐私权的问题。此外，我国生产的各类品牌的手机在国外市场屡屡受碰的原因之一，也是国外政府认为该硬件设备可能会涉及“后门”等问题，私自获取用户的重要信息。至于社会组织，诸如学校、医院等有时会为了经济利益过度获取学生、患者信息并自己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或者进行倒卖。比如你刚在学校教务系统查完月考成绩就有辅导班老师的电话轰炸或刚挂完号就收到各种医院推荐的短信等都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组织主动或被动地使你的隐私遭到披露的行为。

2.客体范围进一步拓展

传统隐私权的客体还处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内容，以及财产状况、婚姻状况、健康状态、宗教信仰等。但随着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容被纳入到需要保护的隐私权的范围，如微信账号、电子邮件地址、steam账号密码、匿名发送的各类消息等等。并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隐私权的客体，这就需要法律及时进行规范。

3.隐私权的财产性明显增强

传统隐私权在受到侵害时被害人往往在精神方面的损失更大一些，如有时会因财产状况被泄露而感到尴尬或痛苦。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拿到数据与拿到金钱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在文章开始的案例中，二者在数据之争其实是人工智能时代基础资源之争，超大规模的数据可以帮助企业进行算法优化和模型升级，无论是将数据用于产品打磨或是营销等，都能取得远远甩开对手的巨大的优势。另外一例则能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价值，2014年2月28日，全球最大规模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的Mt.Gox失窃，丢失了包括平台所属的75万个以及其CEO马克?卡尔普勒个人账户的10万个比特币，按照当时的交易行情，损失估计约4.67亿美元，按照最近（2017年12月13日）疯长的比特币价格――1.7万美元/个来算，失窃的比特币价值则超过144亿美元，相当于丢掉一个海尔集团。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权在遭到侵犯时，不仅会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使其私人领域受到严重侵扰，有些情况下也会给其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当然，比较乐观的一点是由于人工智能隐私权财产属性的增强，受利益的驱动，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在受到利益驱使时，在保护方面可能会投入的资源更多。

4.侵权行为更加隐蔽化

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侵权行为更加隐蔽，难以察觉，且追查成本极高。即使在网络实名化程度很高的今天，网络仍具有很强的匿名性，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入侵者会通过虚拟机、伪装IP等手段将自己伪装起来，在达成目的之后还会进行日志擦除等方式销毁入侵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受害人即使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仍很难察觉。另外，在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的现状之下，仅凭个人的力量也很难与高技术水平的个人或组织抗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又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四）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保护的限制

当然，绝对的隐私也会导致绝对的不安全，在人工智能时代个人的隐私权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来说，当个人的信息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可以在法定条件下依法定程序对其进行限制。没有大国安全，何来小民尊严，保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保证公民人权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国家出于预防恐怖袭击的需要，有时候可能会采取通过关键词监控一些内容或者作出延长监控数据保留期限等措施。公共利益方面，政府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公共利益，这时的我们也应该作出合理的退让，为公共利益让渡出一部分其确实需要的信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限制公民隐私权的过程亦应当受到限制。首先，就其对公民的影响程度来说，应该只能由法律进行限制，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幅度均不能超过法律。其次，人工智能时代限制公民的隐私权程度要合理，而判断是否合理的依据，则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在穷尽其他手段仍不可解决时才可对隐私权进行限制，不得已获取公民隐私时也要遵循合理原则，不得过度获取。再者，限制程序一定要正当。程序一旦违法，就很容易产生如“毒树之果”的情况的出现，马克思曾经说过，：“审判程序和法的关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这也体现了程序正当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性。

四、思考和建议

（一）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现状

这里谈到的保护现状，主要是我国的立法保护。首先是宪法保护，我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此条可以看做是国家对于网络通讯隐私权的保护。当然，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个人在网络环境中产生的信息也是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适当对此条做扩大解释，在无明确条款的现实下，为其他部门法对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宪法依据。此外，最新的《民法总则》第110条也提到：“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亦注意到了隐私权的部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人工智能隐私权的有关内容，但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等形式，将《民法总则》第110条进行细化和落实，从而实现立法预期目标。除上述比较概括性的规定外，我国在一些专门的法律中也涉及到了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如国务院印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不得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及从事其它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用户有权获得接入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有义务交纳费用。”比较遗憾的是该实施办法是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后不久颁发的，距今已经有较长的时间，在网络技术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略显滞后，但凭借其在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方面体现出来的前瞻性，在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上该条款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看，我国人工智能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不是特别完善，主要体现在立法太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可操作性不强，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只有少量的?l款可供其寻求法律救助，不利于充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再者，立法严重滞后又是其一显著特点，但从时间来看，我国《宪法》最近一次修订是在2004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于1998年颁发，二者距今都超过十年，特别是在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互联网领域，仅靠扩大解释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比较好的消息是，今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对隐私保护有所涉及，虽然力度仍是不够，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在未来能够出台更为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为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第三方面，相关法律过于分散，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规当中，这就导致了公民在学习和使用相关方面的法律时难度加大，如此高的门槛使得非专业人士使用时得付出很大的精力和实践成本。笔者的构想是能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隐私权问题，同时也起到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作用。

（二）保护建议

1.坚持以立法保护为主导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明显存在人工智能发展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问题。但是在宪法或法律中只是通过隐私权笼统地加以规定。因此法律在这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宪法又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基础，因此在宪法中，可以加入对人工智能隐私权，至少是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使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存在宪法基础。此外，前文中也提到了最好出台相应的专门法律法规，提高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法律的位阶，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专门法规中还可具体规定构成要件、侵权认定标、赔偿办法等具体内容，改善目前的立法状况，提高其可操作性。

2.加强行业自律

法律保护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底线，单纯地依靠法律保护人工智能隐私权也是不现实的。这时就要通过行业自律管理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具体来说，主要的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提供商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实行认证制度，对不符合行业标准的产品不予认证，降低其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此外，行业内也可成立专门的检测和评估机构，通过评估费用进行公司运营，被评估厂商也可凭借评估结果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此两种模式都能在很大程度淘汰一些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人工智能厂商，规范相关市场，净化相关环境，使人工智能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3.提高人工智能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

外部保护之后，内部保?o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常扮演受害者的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如及时清除cookies，重要信息离线保存等；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在使用一些软件时要仔细阅读其隐私条款，权衡软件的使用价值和信息泄露的利弊，决定是否接受其格式条款等；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民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保护自己隐私权的同时也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出于好奇心侵入他人系统，恶作剧破坏他人数据等。只有这样，人工智能的大环境才能更加和谐，技术的正面能量也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

五、结语

这段时间看到的诸多出于人工智发展需要而造成的数据泄露事件，让笔者深深感受到保护隐私权之紧迫性。毫无疑问，未来十年是人工智能的十年，而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人工智能隐私权的保护也基本停留在传统隐私权延伸的层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目前不论是法律人工智能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还是理论方面的研究，都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蓝海，因此笔者借此拙作，抛砖引玉，希望我们法律人共同体，能够一道积极探索和创造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理论方面的未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秉承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保障公民切身权益，促进经济社会高速稳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终身！

注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1日）.参考文献：

[1]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刘保玉主编.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吕栋.共有分割请求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范光磊.添附制度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Amitai Etzioni and Oren Etzioni：Keeping AI Legal，HeinOnline.[6]葛攀攀.论添附制度.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7]谢丽萍.论网络环境下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8]吴晓丽.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9]刘凡义.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第二篇：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摘要】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消费者隐私权保护问题是当前我国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人工智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侵犯消费者的隐私权问题也日益严重。由于人工智能背景下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手段极为隐秘，难以追究侵权者责任等问题的特殊性，加之我国长期缺乏对隐私权保护问题的关注，仅仅依靠现有的法律制度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足的，想要实现对消费者隐私权最为有效的保护，建立更为有效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刻不容缓。通过观察域外国家对隐私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实践和借鉴它们的相关经验来探索建立属于我国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体系，该体系应从法律的完善、监管制度的建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消费者自身隐私保护意识的提高等几个方面做出具体构建。

【关键词】人工智能；隐私权；保护

一、人工智能与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概述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领域

1950年，图灵发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首次提出来对人工智能的评价标准，即大名鼎鼎的“图灵测试”，自此，人工智能具备了必要的基础理论，踏上了科学的舞台[1]。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召开的一次“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简称AI）”学术会议,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是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起点，1956年也就成为了人工智能元年。正是在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人工智能进入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工智能又一次步入发展高峰,但行为技术难关、应用成本等问题落入谷底而归于平寂。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的涌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数据和知识在人类社会、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交叉融合、相互作用,在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等诸多技术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实现了又一次的腾飞。

目前社会正在逐步从“互联网+”社会向“人工智能+”社会转型。全球各国均将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前瞻布局,我国从2016年起也将人工智能领域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当前,人工智能涉足智能机器人、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安防、智能驾驶、智能搜索、智能教育和智能人居等多种领域,并创造出巨大价值，其发展前景令人期待。人工智能在不知不觉中已渗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许在未来的生活中,人工智能将会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2]。

（二）人工智能背景下消费者隐私权的界定

谈起消费者的隐私权就不得不先对隐私权进行一番阐述，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隐私权，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哈佛法学评论中首次提到的概念，随后美国等多个国家先后将隐私权作为一项专门的权利加以保护，并且建立属了于自己国家的隐私权保护制度[2]。但是我国目前还尚未对隐私权的概念有统一的界定，也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隐私权保护法,隐私权的保护仍然停留在学术大家们的讨论之中。其中，王利明教授主张隐私权的管理和控制理论，他认为隐私权即公民个人享有的隐蔽的权利，公民个人的个人信息和个人空间属于公民自己，公民个人享有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空间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这种权利不受他人影响。张新宝教授则主张运用法律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即运用法律的手段和方法对个人的信息、个人生活进行保护，没有经过公民个人即隐私主体允许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魏永征教授将隐私权定义为公民个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个人的隐私不受非法侵犯的一种权利[3]。

然而在人工智能、互联网时逐渐改变人民生活的时候,个人隐私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隐私权权利范围包括了生理上的隐私、心理上的隐私、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一个人通讯上的秘密、个人的资料保护、个人的职业生活中所获悉的他人的私密的信息、每个人自身私密的活动、个人自己的私密空间、个人私密信息的承载物以及个人生活的安宁。而在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除以上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更加透明化。故笔者认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隐私权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来看，隐私权应当覆盖到个人私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个人与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产生联系的与私人生活相关的隐私；第二，从隐私权的利益客体来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隐私权的利益客体除了享有个人信息、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外，还应当包括自由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利；第三，从隐私权的作用来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隐私权应当是一种动态的权能保护，个人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的个人信息、隐私是否用于商业，从而决定隐私权的财产价值[4]。

我国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到，消费者享有安全权、获得商品信息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结社权、获得知识权、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的权利、检举和监督权等九项基本权利,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提出消费者的隐私权的概念,也未将其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规定,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没有隐私权可言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未作出规定，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就没有隐私权，相反，隐私权是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及为重要的权利。特别是在大数据智能的时代背景下,公民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价值兼具人身和财产两大属性,消费者的隐私权益关乎消费者的安全权，甚至关乎消费者的人格尊严[5]。

谈到隐私，自然离不开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的讨论。理论上对于个人信息与隐私有着明显的区分，如从性质、客体范围、内容、侵害方式和保护方式等方面，二者存在较大的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加以区分，个人隐私有时也被称为个人信息或个人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个词具有相同的含义。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大量杂乱无章、看似没有什么联系相关的数据即个人信息被整合在了一起，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消费轨迹、行为日常就都能被人工智能给预测出来，甚至是一些令人难于启齿的生理缺陷、生理障碍、犯罪记录等也会被预测出来，仅仅凭借一些零散的数据，就能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勾画出来，个人隐私与个人数据的联系愈加紧密，若侵犯了个人数据，则个人隐私权也必将遭受侵害，甚至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若不好好保护个人信息，那么便无个人隐私可谈。

（三）人工智能与消费者隐私权的联系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托于互联网，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而这些数据大多来自公民个人。人工智能是在获取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模型训练，然后由终端采集问题信息，由服务器加载模型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只有拥有的数据越多,才能不断提升输出结果的质量。因此,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紧密连。如果将人工智能比作一个娃娃，那么大数据便是喂养这个娃娃的奶粉，有了营养，人工智能才有实现的可能。那么大数据来自何方，毫无疑问答案是世界每一个角落。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一切资源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每天都被记录是世界里。每天，无数的视频监控、手机App、电脑、汽车、相机、家用电器等各种跟踪设备，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向无数个服务器传输着关于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数据。这些关于生活细节的数据就是大数据，尽管从我们身上搜集的大数据是杂乱无章的数据碎片，但是如果进行数据挖掘和整合，关于我们每个人的完整信息都会暴露无遗。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隐私保护成为了人工智能时代所要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6]。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呢？简单来说，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储存分析和数据的应用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所关心的安全隐私风险也主要存在于其中。人工智能侵犯消费者的隐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1.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侵犯消费者隐私。

在收集数据这一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数据采集设备的大规模使用，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身高、体重等个人信息和指纹、心跳、睡眠等健康信息都被全面追踪。2.在分析、整合、抽取数据知识的过程中侵犯隐私。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项重要能力，通过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例如将消费者的购物记录、聊天记录、网页浏览记录等看似无关联的数据整合起来，再进行深度学习和挖掘，能分析出深层次的信息，人工智能应用就能识别出特定的消费者以及勾画出消费者的行为轨迹勾或可以分析出消费者的个人喜好和习惯。3.云计算中也存在着侵犯隐私的可能。云计算是人工智能领域里一项基础而又十分重要的技术，目前在许多人工智能应用中都配备有云计算技术。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成本较低、使用方便和共享池模式，人工智能公司甚至是政府部门都将收集来的数据储存在云端上，在隐私数据被上传至云端之后，这些数据就容易遭受到技术的攻击和威胁从而造成泄露消费者隐私的风险。例如苹果云的“艳照门”事件,大量好莱坞明星照片由于存放在人工智能中遭到黑客的攻击而泄露。

二、我国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现状

隐私权的保护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加之公民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重视度不够高，在目前我国仍未对隐私权的概念作出一个权威的解释，对其的保护性规定比较简单，相关立也法比较分散。但尽管如此，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仍然是加以保护的，这些保护主要体现在宪法、民法和刑法等规定中[7]。例如宪法第三十七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讯秘密等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中虽未直接明确规定隐私权受保护，但人格尊严、信仰自由等也是属于隐私权范畴的，宪法的这一规定筑起了公民隐私权的围墙；我国刑事方面的法律法则主要通过调查侵害隐私权行为来追责相关责任主体的刑事责任，以实现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例如对非法隐藏或开拆他人信件邮件、非法搜查他人身体和非法侵入他人宅行为设置了相应的罪名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民法通则》中虽然未直接提及隐私权，而是将隐私权归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规定并保护，但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间接确认了对隐私权的保护。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直接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这一条款弥补了我国之前《民法通则》中缺乏对隐私权规定的不足。

为了回应大数据、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也在为不断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而不懈努力着。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体现出了对隐私权保护的重视。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在保护用户信息隐私上，对企业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与问责。为了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8]，要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以及工信部《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明确提出要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加大对滥用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惩戒力度。由此,将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上升到了新的高度[9]。

（二）我国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存在的问题

当下，我国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消费者的隐私权保护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例如缺少专门的立法，法律的可操作性较低，执法司法的效率不高等，具体如下：

1、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规定分散在多个部门法中。对隐私权的概念界限模糊，对于消费者隐私权也未作出统一的法律规定。即使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其规定也是过于模糊不清。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技术不断更新进化，侵犯消费者隐私的行为也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10]。而目前的法律法规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总则》虽然规定了要保护隐私权，但却太过于笼统，可操作性极弱，至于具体如何保护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17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也是如此，以至于在实践中当人们的隐私遭到侵犯时无法可依。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社会是从互联网社会向人工智能社会逐渐转变的，对传统的隐私保护尚且如此，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就更加缺乏法律保障了。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可以说是局部的保护，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保护缺乏专门法律加以规定，在一般的互联网的环境下，隐私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更加缺乏法律的依据。

2、监督机制不健全

宇宙学家霍金曾说，人工智能的兴起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也可能成为最美好的事情。我们只需要意识到这些危险，找到它们，采取尽可能好的做法和管理手段，提前为其后果做好准备[11]。

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加强安全监管，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更应当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目前，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新产品体现出了自我学习、深度学习、自我决策和自我适应等能力，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其发展的需要,目前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制度尚未建立，隐私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3、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够

消费者对于隐私保护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受到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的消费者对自身隐私遭到侵犯的认识还不够到位，即使大家都对垃圾短信、诈骗电话深恶痛绝，但却没有做出相信的行为来防止自己的隐私信息泄露。2018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一篇名为《为什么说美国可能在AI竞赛中败给中国》的文章[12]，这篇文章指出中国可能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能过获得大量的数据，中国公民对于自身数据及自我隐私的保护意识比较低，进而数据被收集较为容易。而人工智能正是要凭借着强大的数据库才能够高质量的工作运营。此外，在今年年初发生的支付宝账单涉嫌违背《个人信息保护协议事件》中，即使支付宝为此事作出了道歉，但大多数的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查看自己的账单，仍然授权给支付宝，这也足以看出，我国公民消费者对于保护隐私的重视度不够高。

4、纠纷解决机制不畅通

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尚且艰难，加之关于消费者隐私权保护又无明文的法律规定，导致当消费者隐私受到侵犯时追责求偿之路困难重重。由于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原则性较强，在现实中，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较弱，消费者想要取证也比较困难，维权的成本高，损害结果的证明存在难度，例如，由于消费者自身的能力较弱，往往会因为无法证明个人信息被泄露从而维权失败。故而在实践中以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诉讼案件数量十分有限。此外，即使在消费者的隐私信息被泄露之后，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极端的不便和精神伤害，但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只有在引起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在大多数的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案件中，消费者是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工智能背景下对于消费者隐私权的侵犯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虚拟性和技术性，故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也会遇到取证难、处罚难的问题，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面临重重困难与障碍。

三、域外关于人工智能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典型做法及借鉴[13]

人工智能带来的隐私风险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担忧，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制度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世界各国在不断完善立法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办法来解决难题。

（一）德国

早在1970年，德国黑森州颁布了一项数据保护法案——《数据保护法》，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隐私的法律。随后16个州陆陆续续通过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案。1977年，德国联邦政府正式颁布《联邦数据保护法》，全面保护德国公民个人信息。

德国对信息泄露行为的惩处格外严厉。《联邦数据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提供给企业的姓名、年龄、性别、收入情况、身份证号码等，一些企业，如银行、电信公司，若泄露其掌握的客户资料信息都是违法行为。对于这些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经济和刑事处罚，重者可使其倾家荡产。

此外，德国还设有数据保护专员制度。德国联邦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专员是德国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法律实施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严密的保管和监管着公民的个人信息资料，一旦公民的隐私遭到侵害，相应的执法部门就会介入调查，从而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救济。同时，数据保护专员在履职时保持独立，并且只服从法律、只接受法律监督，以此进一步保证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二）美国

1974年，美国参众两院就通过了《隐私权保护法》。这是美国行政法中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一项重要法律。以此为基础，美国采取分散法律的模式，依靠联邦和州政府的各类条例，来维护个人信息安全。例如，针对数据保护的《电子通讯隐私法》、面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及保护健康隐私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

另外，由于立法总是呈现滞后性，美国政府还倾向于行业自律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到公民信息保护当中。即利用行业的标准来规范人工智能服务商的服务行为来实现保护用户的隐私权的目的。目前的美国行业自律政策主要有三种：建议性的行业指示、网络隐私认证、技术保护模式。“在线隐私联盟”是美国利用行业自律模式来保护公民隐私的典范。该组织由超过80家国际公司和协会组成，致力于为商业行为创造互信的良好环境、推动对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1998年该组织发布了“在线隐私指引”，旨在指导网络和其他电子行业的隐私保护。

（三）欧盟

与美国隐私权保护的方式不同，欧盟则偏向于通过制定法律平衡隐私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2016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条例》将直接适用于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并在2018年正式实施。该条例加强了欧盟在对个人数据、个人隐私方面的保护力度。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条例中规定了人工智能所应用的大数据中用于用户画像的数据不能包括人种或者种族起源、政治意见、宗教或者哲学信仰、商会会员、基因、生物特征、健康状况等特殊类别的个人数据。

（四）借鉴

以上的做法或解决方式，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例如美国的做法，美国对于隐私权的采取的是自律规范为主，政策立法为辅的方式加以保护，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依靠行业组织自律管理，行业共同管理协作对隐私保护问题达成自我调整和约束。其中强制性规定较弱，大多依靠行业自觉，给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较为宽松且自由的环境。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问题便是由于过于宽松的环境就会缺少法律强制力，在实践中会出现缺乏执法力度的问题；欧盟的做法却太过严格，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各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是不同的，我国应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去学习和借鉴国外这些国家的举措和体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建立起符合我国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隐私权法律保护模式[14]。

四、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提出的相关建议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消费者的隐私作为代价，既然人工智能侵犯消费者隐私主要是在数据收集阶段、数据使用阶段、数据储存阶段，那么我们就应在这几个阶段加强保护，做到收集要授权，使用有界限，储存有保护，加强对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重视，加大对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力度。故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完善相关法律保护制度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在立法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先关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致使实践中，人工智能产品用户在遇到隐私权受侵犯的时候，无法依据既存的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前，人工智能在我国正在迅速兴起并且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势必带给我国经济更加繁荣的景象，而我们的法律也应当跟进社会发展的步伐，为人工智能用户的隐私权的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有必要针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用户的隐私权法律保护进行研究，以希望能够给人工智能背景下隐私权受侵害的人工智能用户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我们的法律在为人工智能用户的隐私权保驾护航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用户更加支持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助力，这也是我们法律的价值所在。

故笔者认为，应当立法先行，加强公民的隐私保护，不仅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更是完善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更是保障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的重要手段。故在立法上，应当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将人工智能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纳入其保护范围，从而让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有法可依，也能在人工智能新时代的背景下建立起对社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完善监督机制

针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有必要尽快启动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措施。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法律滞后不能适应新兴事物，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便不能等待技术成熟之后再谈论对其的监管问题，而是要在发展的同时，同步监管，及时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此才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发展，消费者隐私权也能得到更多的保护。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正给人类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威胁。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到来，政府对待人工智能应持有包容的态度，不能采取激进的方式对其管，而应该循序渐进，以连续、创新的方式来监管。完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惩罚淘汰不规范经营、不尊重用户的企业，从而也能够加强企业的敬畏之心和社会责任感。

人工智能的监管难题主要反映在不可预测的智能产品应用和风险的后果,很难确定当问题发生时责任的最终归属,并且事先难以控制潜在的安全风险。那么，就要加强安全监管和评估，建立人工智能监管体系，促进人工智能行业和企业自律，切实加强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违背道德伦理等行为的管理，在政策标准和监管体系的作用下，建立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和保密领域影响的评估措施，构建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出台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处罚措施[15]。

（三）加强执法、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对于在人工智能这一新背景下的消费者隐私权保护不能只留于表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执法层面，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不仅要加强法律规定上的完整性专门性以及科学性，更要建立起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的专门执法队伍，才能将理想与实践结合起来，真正达到对我国公民个人隐私权切实保护的效果。加强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体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从而大力推进我国的法制改革和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添砖加瓦，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案件时应该要秉持谨慎处理的原则，在充分理解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应的规则，进行充足的思考论证，为消费者争取最大的权益保护。

（四）引导消费者树立良好的自我保护习惯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重视消费者个人隐私的保护，网络用户们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个人数据被监控和被审查，但近年来，人们的隐私保护意识也逐渐被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隐私，开始呼唤社会重视隐私保护，人们加强了对隐私保护的需求。

在隐私保护方面，消费者本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数据时代，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首先，消费者应当要加强自身的学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快速发展，个人要不断加强计算机的使用水平，尤其注重个人电脑的安全，不要在网站随意提交个人信息，也要注意使用安全的个人密码，使用有字母和数字且不容易被人猜到的密码来减少或防止个人信息被收集或是盗取，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在一些网站上提交个人信息；要访问正规的网站，避免被钓鱼网站骗取个人信息等；其次，在手机应用软件方面，要认准知名应用商店下载，在安装之后还应该要注意信息开放权限，对读取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行动轨迹等较为敏感权限应尽量关闭；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要提高自己的隐私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在个人隐私权遭到侵犯时及时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运用法律法规和网络行业规范中的知悉权及时跟踪自己的个人数据信息，监督政府、网络运营商以及其他网络用户对自己个人信息的使用情况，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擦亮眼睛，学会通过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媒体监督等各种途径积极维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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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角度全面解读AI行业-业界动态-光环大数据资讯站

http://hadoop.aura.cn/zixun/ai/dongtai/9780.html

[7]牟朗宇.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问题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7.[8]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J].自动化应用,2017(07):8.[9]黄如花,刘龙.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与对策[J].图书馆,2017(10):1-5.[10]于志丽.消费者隐私权保护探析[D].苏州大学,2010.[11]陈静.科技与伦理走向融合——论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化[J].学术界,2017(09):102-111+325-326.[12]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莫忘保护个人隐私_搜狐科技_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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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体育明星隐私权保护..

摘要

奥运赛事空前激烈，人们对参赛运动员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街头巷尾、媒体网络，都在津津乐道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从身高、体重、到婚姻、恋爱，无所不谈。这种自由而宽松的报道气氛，彰显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资讯的渴望和猎奇心。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媒体忽视了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运动员，对于必要的舆论监督有接受和容忍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第二部分介绍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应该对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并提出体育运动员的身体隐私、个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都应当在保护之列，接着提出我国民事立法应规定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对于侵犯运动员的隐私权的行为应予以惩戒，同时也要使媒体认识到不应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应注重宣传努力奋斗、团结合作和积极向上的运动竞赛精神，尊重运动员的隐私。

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一、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隐私权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隐私权，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隐私。隐私，英文为Privacy，有隐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是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塞缪尔•沃伦。他们在1890年的《哈佛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隐私权》。该文的面世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诞生。作者把隐私权界定为“生活的权利”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认为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其自身事务是否公开给他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障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

对于隐私权的客体，我国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总结为“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而笔者更偏向于隐私权的客体应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所谓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为包括所有个人的情报资料，诸如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个人的身高、体重、女性的三围、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住址、家庭电话号码等等。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扰、破坏。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即个人对其自身事务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

在世界各国，美国的隐私权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相应的保护措施也最为有力。1940年美国法院出现了隐私权的判例。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承认个人享有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如1974年的《隐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界定为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我国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的第38条、39条和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和依据。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隐私权没有被列在人身权的保护范围。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和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这是一种所谓的间接保护的方法。

二、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

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概念。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比如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案，首次在判决书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王利明教授认为根据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将其分为两类：

一、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党和政协的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因法律或国家机关授权行使权力的有关组织或个人，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候选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体育演艺类公众人物、商界公众人物、知识界公众人物和新闻类公众人物等。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来源于对普通公民知情权的保护。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权和社会知情权。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一位编辑首先提出来。他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的状况，呼吁官方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治知情权，后来又增加了社会知情权，就是公众知晓他们所感兴趣的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公众人

物的情况。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学者提出，面对侵犯个人隐私的起诉时，媒体强调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最有效的两大抗辩理由：一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二是为满足公共兴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

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政府官员受公民授权，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隐私权在内涵和边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着差别。政府官员由于代表国家行事，其个人状态直接影响到他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因此其个人隐私因涉及公众利益而成为公众应该了解的内容，他们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谓“高官无隐私”，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虽然体育明星运动员可能有着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公众对体育明星隐私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尽管公众兴趣会成为公众知情权成立的原因而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对抗因素，但是媒体也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还可能会被提起侵犯隐私权之诉。

四、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

1、保护的范围

（1）身体隐私

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领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不仅会造成他人隐私权的损害，而且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隐秘的部分也应受到保护，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未经他人同意暴露其身体隐私，构成侵害隐私权。

（2）个人住宅隐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此处之住宅不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临时居住、栖身的房间、工人临时居住的工棚、无房户居住的办公室等。住宅是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人物对个人住宅业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远镜探测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否则，即构成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害。

（3）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这些都是个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生活空间，个人对其自身事务享有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被媒体或其他人知晓并披露会伤害自我唯一感、阻碍了个人独立、侵犯了个人尊严、贬抑了个人荣誉。

2、保护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奥运会期间媒体对运动员全方位的报道之所以没有引起侵犯隐私权诉讼，是因为我国目前对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为独立的一项人格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以后的有关解释中，将泄露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纳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保护。但是名誉权和隐私权在保护的主体、权利内容、侵害行为性质和手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人格权。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保护，是一种间接保护，是不全面的保护，势必缩小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我国应加快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建设。确立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建立以宪法保护为统领，以民法保护为重点，辅以专门法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对于公众人物，在民法上同时作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和保护性规定及公众人物的层次性规定。立法上可划定公众人物受保护的核心隐私范围，避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的发生。

（2）媒体的自律

新闻自由是媒体的重要权利，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但是“新闻自由”不能滥用。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吸引更多的观众，提高收视率或销售量，媒体乐于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但这样的结果使得新闻自由的社会公力价值受到贬损，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发生了变异的价值观的作用下，媒体很容易陷入对名人隐私过度侵扰的泥沼。

作为媒体，在满足公众兴趣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引导社会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结论：

1、人际交往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个体独享生活的缩小，人们就越觉得有必要保留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安宁。因而，隐私权作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是随人类社会出现自始存在的，并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日渐突显。

2、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

3、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

4、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身体隐私、个人住宅隐私以及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而保护的实现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体的自律。

第四篇：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权保护

——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保护 互联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各种网络侵权行为也随之出现。虽然有些问题可以通过现有法律法规加以解决，但还有很多新情况亟待规范。网络时代，个人隐私被侵犯已经成为很多网民的隐忧与困扰。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网络被泄露、个人电脑被黑客入侵、网上购物清单被人留底等情况时有发生。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弥漫在网络世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如何既恰当地保护隐私权，又不妨碍网络的正常发展，已经成为网络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在立法、司法上对公民隐私权加强保护，而且这一趋势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在我国，学者们对网络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立法不够完备。基于此，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作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泄露了我们多少隐私？

上网信息、个人邮箱等涉网隐私存在隐患

在银行业方面，由于客户资料等信息一般都储存在电脑里，甚至某个服务器上，因此也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7月28日，有媒体报道：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在未取得客户同意的情况下，与福州都购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向都购传媒提供联名信用卡客户资料，并涉及信用卡外包行为。据了解，2007年5月24日，都购传媒与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信用卡中心协议约定：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每月向都购传媒提供发卡量数据，都购传媒有权取得联名卡持卡人的客户资料。协议签订后，都购传媒进行专题宣传和推广，开发了数量庞大的都购信用卡客户。今年5月，由于都购传媒和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商业利益方面的分歧，都购传媒将中国光大银行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类似的案件提醒我们，随着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不可避免地被记录在网络上，访问过的网页，来往的电子邮件信息，甚至信用卡账号、密码都有可能泄露或被黑客获知。通过网络渠道泄露个人隐私的事件，在当下的网络生活中可谓形式多样，层出不穷。当个人网络生活的相关信息正在面临威胁时，我们还能安心享受网络便利吗？网络隐私缘何如此脆弱？

网络的开放性和侵权手段的隐蔽性是主因

网络时代，侵权形式多种多样，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柳经纬在人民网访谈时指出，在网络环境下，隐私侵权主要是指采取不正当的手段，非法披露他人的隐私，非法利用他人的隐私，包括侵入他人在网络上设置密码的私人空间等行为。

网络隐私为何如此脆弱，以至频频受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新宝认为，网络自身的特性是引发网络隐私侵权的重要因素。网络隐私的载体是具有虚拟性质的网络，其不可触摸性导致了私人空间、私人信息极其容易受到侵犯。另外，网络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和交互性的特性决定了个人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使得侵权变得十分容易，而法律救济变得相当困难。

在网络生活中，侵权主体和侵权手段具有隐蔽的特性。专家分析，这种隐蔽性是侵权者用以保护自身身份的屏障。侵权者在窃取用户信息时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也可以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把整个侵犯过程做得无声无息，甚至可以变换不同的身份，以致用户根本不知道是谁盗用过自己的信息。即使会留下痕迹，由于网络的更新速度很快，等到用户发现时，证据早已不复存在。网络用户在通过网络进行收发邮件、远程登录、网上购物、远程文件传输等活动时，均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并用于非法用途。

“更有甚者，有些机构专门组织技术攻关，搜集目标人群的隐私信息，供其商业或其他用途。这种以组织化的形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背后实际上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于越来越多的组织化侵犯隐私行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王军说。

此外，网络运营监管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柳经纬指出，网络信息因其海量存在，带给网络运营很高的监管成本，如果一一审查海量信息，难度较高。此外，由于法律和制度缺失，网络运营商和网络服务商缺乏必要的维护公民隐私权的规范和惩处机制，使得网络媒体在信息传播服务上缺乏规范。即使出现重大侵权事件，公民也难以承担维权成本。

法律如何保护网络隐私？

从民法到刑法多层次保护，尽快制定专门法规

“网络隐私权保护是隐私权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对网络隐私权的维护，既有传统隐私权的普遍性，同时也要充分体现网络的特性。”柳经纬认为，“从我国立法来看，立法对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是多层次的。首先是宪法层面的保护，如宪法第40条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层面的保护，这方面主要有两部法律，一部是民法通则，另一部是去年刚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后者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刑事立法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在人民网访谈时指出，侵犯公民网络隐私权有可能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侵犯通信自由罪等。比如非法侵入他人的计算机信息，有可能会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攻击他人的电子邮件系统也有可能涉及侵犯通信自由罪。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方面，柳经纬指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立法保障、政府监管等方面，对网络侵权行为虽然进行了规范和落实，但还需要根据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隐私权侵犯的新特点，进行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尤其在网络运营商自律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自律规范和协调机制。”张新宝教授指出。

对于网络隐私的立法保护，相关专家认为，应在考虑本国国情，比较考察世界先进国家有关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模式的基础上，从中吸取可行的经验措施，形成我国网络隐私权立法的一般方式和原则。具体来说，首先应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的地位，进而尽快制定隐私权保护法，加强对传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另外，还应重视对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的调整，尽快制定保护网络隐私权的专门法规，建立一套完整的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个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为网络电子产业的发展开辟一条更为坦荡的道路。

第五篇：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

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舆论监督权与隐私权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受到保护。而日常生活中过了“度”的舆论监督总会侵犯隐私权，所以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舆论监督和隐私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披露、批评，并提出建议的行为。隐私权是一种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性尊严而对私人领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的一种自我决定权。

我国目前监督机制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民众监督以及新闻监督。其中新闻监督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和首要原则，因此，越是真实的信息，就越符合新闻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采访越深入，报道越真实、越具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就越严重。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尤其在21世纪这个信息化社会，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吸引眼球、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往往会触及到人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隐私，即涉及隐私权的侵犯。另外以下几种情况下，个人隐私允许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们对公众事务负有特别责任，隐私权也受到限制。及时准确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众兴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权威消息来源，个人隐私已经被公开记录。由于司法实践中隐私权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新闻机构本身的法制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便捷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网络舆论监督，它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创新和演变，也使得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陷入了更为严苛的对立关系。网络舆论监督当然有它好的方面，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因网络举报被检方立案调查，“表哥”、“房叔”们因微博曝光而相继落马„„网络反腐颇见成效。在虚拟的网络社区、论坛里面，网民同时就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信息的整合与及时反馈，为强大舆论的形成创造条件。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悦悦不幸被车子碾压，十八名路人冷漠无视。该事件引起重多网友的注意和对社会公共道德沦丧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网友将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来，了解到他们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门去谩骂。当事人的隐私权被严重侵害。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就支持哪个，或者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