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第一篇：浅议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所发挥的舆论监督等各项作用也愈加显著。然而，现代大众传播手段技术的进步，亦使得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权的后果也更为严重。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隐私权也越来越重视，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来予以平衡、协调。

一、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是指新闻单位、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公民通过新闻工具采访、传递、报道和出版当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各种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评论的过程中，不法地对他人隐私进行介入或披露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同的人的隐私权保护范围是否相同？下面笔者主要从国家官员、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三个对象入手分析。

（一）国家公务人员

理论界很多学者把国家公务人员归为公众人物，但国家公务人员和其他的公众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Melvin V.Reid案就确立了这样的法律原则：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个人部分隐私利益。[1]从此国家官员的隐私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成为通说。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隐私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的许多隐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们的隐私才能够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促进廉洁、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媒体和公众可以无限制地挖掘和公开其私生活，官员正当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扰或调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总之，与社会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众人物

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如明星、节目主持人、专家、贵族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默认了这个规则。新闻价值或者公众的合理兴趣已经成为限制公众人物的主要理由。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同时对其合理的私生活仍旧是保护的，新闻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举着自由的幌子无限制的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

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轰动整个世界，这件侵犯隐私的案件发生后全球各地的谴责矛头纷纷指向新闻媒体，迫使新闻工作者重新检讨他们在专业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隐私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只要是属于隐私范围，新闻工作

者的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关于隐私权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公民的私有领域不受侵犯三个方面；[2]有学者则具体列举了隐私权的10个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个人活动不受监视；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个人数据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

9、公民不愿公开的过去和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不得收集公开；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纯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是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之间具有对抗性。新闻自由保护的是大众的知情权，要尽可能多的为大众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个人信息；而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的安宁。新闻自由的开放性和隐私权的保守性，新闻媒体的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利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5]

（二）两者性质具有对抗性。从权利属性讲，新闻自由是一种公权利，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权利；而隐私权是一种私权，起着维护个人内心宁静、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两者发生冲撞是必然的。

（三）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人们对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宣传道德风尚或者体现人文关怀，却在报道中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四）法律的缺陷。我国还没有出台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的法律。目前，我国是通过保护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的，而名誉权和隐私权间区别很大，因此法律保护不力也是导致隐私权屡屡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近年来，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因此商业媒介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以实现利润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闻工作者为达到目的，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侵害个人隐私。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实质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权利，它们对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质等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探究两种权利冲突实质之前，必须了解什么是权利。庞德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得到承认并划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见，权利就是对利益的保护，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人在以权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时，会受到他人的同样以权利形式出现的指向同样的对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碍，这样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实质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价值的冲突。

四、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新闻侵害隐私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一）存在新闻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要认定新闻是否侵害了个人的隐私，首先就要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采访和新闻报道两个阶段，因此新闻侵害隐私权也集中在这两个阶段。

新闻采访是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在新闻媒介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者比较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实，记者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闻。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径可能是正确的，但其间也可能出现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常见的侵犯隐私权的手段有窃听、监视、侵入住宅、暗访、私拆信件偷窥其他文件资料、干扰等多种。新闻采访侵害隐私是违背他人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隐私，而不是公开他人的隐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为，就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不以采访内容公开为必要。

新闻报道和出版是新闻采访的结果，新闻媒介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新闻作品中公开披露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务及其他私生活情况，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

（二）具备新闻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

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以损害后果为要件，这是由侵权行为法的本质与社会功能决定的。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损害结果主要表现为新闻采访或者报道侵害个人隐私所造成的当事人精神上或者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为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忧虑、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财产上的损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隐私被披露被迫辞职或者因精神治疗而花去的费用等。对于损害结果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就可推定损害结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依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7]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三）新闻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新闻侵权行为必然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新闻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判断。但，因新闻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闻侵权行为而导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为治疗精神损害而花去的相关费用等，才能认定与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

（四）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新闻侵害隐私权是一种过错责任，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现实案例中，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得独家报道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采访和获取信息，很明显是出于故意。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由于并不认为报道内容属于隐私、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从而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予以披露报道，这是过失型侵权。

五、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

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只要符合了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就认定为侵权成立。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即使新闻自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应当免责。

（一）公共利益

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报道或者披露他人隐私，是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无关，而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了。新闻媒介对有关公众利益事情的报道，只要报道不是对社会善良风气具有粗暴及攻击性的误导，也不是明知为错误而又刻意加以报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责任。[8]无论是政府官员、公众人物还是一般的个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领域，就要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能够满足社会新闻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总合。[9]也就是说凡是有关公共利益，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一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公众人物的事件、有关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书或公共记录所记载的事项。如果新闻媒体能够证明报道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问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只要不是编造而是基于事实，即可免责。

（三）受害人同意

虽然是受害人的个人隐私，但是他积极主动或者默许其隐私被报道，这时受害人的隐私就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一切隐私只要经隐私主体同意就可以公开，但必须在隐私主体所规定的范围、内容、限度内公开，否则仍构成侵权。但受害人只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无权公开涉及他人的隐私。

（四）使不可辨认

有些个人的隐私确实有报道的价值或者教育意义，但是如果公开又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当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开。这时新闻媒体会做一些处理。比如使用化名报道，在电视图象上用马赛克进行处理，甚至对声音也进行处理等。只要能够做到公开事件后，公众不可能从新闻中辨认或推断有关当事人，即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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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

【内容摘要】新闻自由负载和体现了表达自由并构成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机制之一；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已获得普遍认同并在国际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宪法权利。然而，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天然地存在冲突关系并日益紧张。论文分析两者冲突的原因和表现，提出从利益、价值和规范三个层面协调和平衡两者关系的原则和规则。

【关键词】新闻自由隐私权 冲突平衡

新闻自由作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其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关系也日趋紧张，如何在法治的框架下协调与平衡两者的冲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新闻自由之界定与功能

1、新闻自由之界定

“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之一，是通过传播媒介表现出来的言论、出版自由。它是指公民和新闻传播媒体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搜集、采访、写作、传递、发表、印制、发行、获知新闻或其他作品的自主性状态。”[1]它既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基础，又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保障。“尽管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不像民事权利那样具有明确的确定性和在侵权行为法上的可补救性，但是它作为被宪法确认与保护的自由，无疑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以及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只有有了这一自由，才有可能造就一个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人民才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各种主张，政府及其官员才有可能受到舆论监督，同时人们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得到满足。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在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尤其在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首先，从新闻自由的内容看，它包括创办新闻媒体的自由（即开业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自由、传递自由、发表自由、报道或评论自由、印制自由、发行和销售自由、获知自由、使用计算机互联网自由等。国际新闻学会提出的新闻自由包括：自由接近新闻和自由传播新闻、自由发行报纸和自由表达意见。[3]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表达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从外延和内涵角度对新闻自由作了界定，其内涵包括：（1）出版前不须领执照或特许，也不须缴纳保证金；（2）出版前免于检查，出版后除了负担法律责任外，不受干扰；（3）有权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4）政府不得以重税或其他经济手段迫害新闻事业；（5）政府不得以财力津贴或贿赂新闻工作者；（6）政府不得参与新闻事业的经营；（7）自由接近新闻来源，加强新闻发布，保障采访自由；（8）自由使用意见传递工具，免于检查，保障传递自由；（9）阅读及收听自由。其外延包括：（1）采访自由；（2）传递自由；（3）发表自由；（4）阅读和收听自由。[4]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直接使用新闻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概念，但学界比较认同这一宪法规定中实际包含着新闻自由的内容。新闻是指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等大众传播工具对最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具有几个要素：（1）新闻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报道的信息；（2）新闻凝结在一定的新闻作品上，新闻作品包括消息、通讯稿、专稿、评论文章、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电影以及广播中的新闻节目等。（3）新闻反映的是客观事实。[5] 其次，从新闻自由的法律属性看，它属于表达自由的范畴。表达自由是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用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表现思想的自由。广义的表达自由则包括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在内，因为它们是言论自由的实现形式和延伸自由。[6]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本类型和典型形态，言论是口头语言的表达，出版则是书面语言的表达，两者统一于表达自由的综合概念。[7]各国宪法大都对表达自由作出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有以口头、书面和图画自由表达和散播自己的观点，以及自由地从一般可允许的来源获得消息的权利。出版自由和通过广播和电影进行报道的自由受到保障。不建立检查制度。”[8]日本国宪法第21条规定：“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9]泰王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个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宣传和进行其他舆论活动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在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发表消息或文展之前，要求将稿子报送主管官员检查的做法是不允许的。”[10]据荷兰宪法学者亨利.范.马尔赛文等人统计，在不完全统计的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宪法规定了表达意见的自由。[11]表达自由作为民主的基本要素和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其法律保障已呈普遍化和国际化态势。《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2.人人有自由发表主张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13]由于早期的媒体局限于报刊等印刷媒介，其时之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同义，当今某些国家的出版自由亦与新闻自由相同，新闻自由内涵于表达自由范畴中。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就是出版自由，属公民民主权利的一种，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和运用。[14]笔者以为，新闻自由构成了出版自由的主体内容但不限于新闻自由，尚有不属于新闻领域的出版，新闻自由之表述有其特有的视角和强调。不过，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新闻自由的表达渠道和范围伴随着媒体范围的扩展而急剧扩大，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之间的距离和差别亦在缩短，因此可以在大体一致的基础上使用这两个概念。

再次，从新闻自由的主体看，它与表达自由存在相互关联和区别。其一，表达自由的主体是所有的公民，公民之表达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和依据，新闻自由是表达自由的形式和体现。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民表达自由的通道和载体，是国家通过制度和机构向公民提供的表达自由和探求真理的阵地，透过新闻自由，公民表达的传播和影响更为久远。其二，新闻工作者本身具有表达自由之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体，这不仅是个人自由问题，而且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表达自由的保障机制问题。“虽然在法律上，freedom of the press的主体是„人人‟、„每一个人‟，但是实际上说得更多的是针对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自由。一般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或新闻自由，新闻记者也是公民，不言而喻地享有这些权利，无须另行规定”。[15]其三，除新闻工作者外，普通公民亦可向新闻媒体投稿而成为业余通讯员，故新闻自由之主体并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

2、新闻自由之功能

新闻自由和新闻界在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负载着特殊的功能，一方面构成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通道和纽带，另一方面构成了制度设计中国家监控权力与社会的重要渠道。夏勇教授认为新闻关系主要由新闻界、公民、政府三方组成，他们是由各自社会地位决定的不同利益主体。就新闻活动而言，新闻界履行从事新闻活动的社会职能，并通过自由的新闻活动实现其道德愿望和商业利益；公民有着不受新闻活动的个人隐私、名誉等利益；政府担负着维护公共秩序、组织社会生产、保护国家安全等社会职能，这些职能的履行不应受新闻获得的妨害。这三者的利益均受宪法保护，分别构成三个法律权利的主体，同时这三者也是三个义务主体，即不得侵害其他方的合法利益或权利。新闻关系的义务层面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公民和政府的义务，即自由的新闻活动不得侵害公民和政府的合法权益，否则就是滥用新闻自由；二是公民，特别是政府对新闻界的义务，即不得干涉或取消新闻自由。……一个明智的政府在许多场合还往往借助新闻自由作为民众愤激情绪的宣泄口。民众表达意见、了解政情以及从事日常的经济、文化活动，也需要一个自由自在和消息灵通的新闻出版业。在这种意义上，新闻自由毋宁说是新闻关系三方共同享有的社会权利。新闻不自由实际上构成了对近代社会整体利益的妨害，因此新闻界在负有不得滥用新闻自由的同时，也负有不得抛弃新闻自由的义务。[16]新闻自由的主要功能有：

（1）舆论监督功能。新闻自由既是一项基本人权又是一种实现表达自由的制度。“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质是，限制和约束国家任意使用权力压制人民意见的表达，同时保障人民可以以表达意见的方式来影响国家权力的实施。”[17]新闻自由属于一种体制层面的权利，目的在于维持特定国家的特定体制。[18]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19]布莱克斯通大法官将出版自由概括归纳为：①出版自由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性质而言是基本的；②出版自由存在于对出版没有任何事先的限制规定，并且在刑事事项上当出版之后不是不受审查；③每个自由人都拥有不可置疑的权利，将其意愿的情感（sentiment）放在大众面前，禁止这样做就是在破坏出版自由；④如果一个人发表了不恰当的、有害的或是非法的东西就必须承担自己鲁莽行为的后果。[20]布伦南大法官敏锐地意识到新闻自由所负载的特殊体制功能并深刻指出：新闻界作为公众喉舌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它绝对禁止政府干涉新闻界的表达自由，但新闻界并不局限于言论角色，因为第一修正案不仅保护个人自我表达，更重要的是能促进民主价值，这意味着第一修正案也禁止政府干涉人民行使和准备行使民主的传播过程。新闻界与美国民主制度所必须的传播职能密切联系，不但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应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而且在采集和传播信息时也应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1]新闻的最高价值为制衡政府公务人员本能的滥用职权，新闻出版自由乃自由国家的重要本质，新闻自由与民主制度二者成正比。”[22]由此而言，新闻界兼具言论与结构的双重角色。透过新闻自由，公民和新闻界对包括对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以及具有公权力性质的组织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成为民主法治社会一种独立的力量和组织。“出版自由这一宪法保障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府之外创设一个第四个制度，以作为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额外制衡。”[23]美国贤哲们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列入宪法，而出版自由则把美国联邦宪法的保护扩大到一个组织机构——新闻机构，这种被誉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中发挥了独特功能。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24]美国新闻界在美国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中对政府的揭露和批评，最终发展到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新闻界促成了尼克松在1974年的黯然辞职。[25] 我国频频发生的各级领导干部违法腐败案件受到追查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2）信息传通功能。即新闻自由和媒体为公众关心和讨论社会问题提供和传播必要的信息，公众言论通过新闻媒体得以会聚和讨论，各种信息得到交汇和比较，形成公共舆论和政策环境。在一个民主与法治国家，只有透过承载自由新闻和言论多元的媒体，有关公众政策的公意才能顺利形成，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构成了民主政治运行的重要因素和机制。自由的新闻报道同时还负载着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自由，使得社会公众能够知晓政府的决策、政策、措施和执行情况、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必要资讯和信息，表达自己对各种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形成对政府的监督和鞭策的力量和社会氛围，避免政府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专断与独裁，防止因决策、政策和执行的失侵害到人民的合法权益。（3）权利保障功能。从隐私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一个饶有趣味的事实就是对人类隐私的最大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发展[26]；而对人类隐私的认识和保护要求的提出同样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推动，没有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人们对隐私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布兰迪斯和沃伦正是痛感于新闻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对个人隐私的极度侵犯才发表了那篇奠定隐私权基础的论文《论隐私权》。由此而言，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之于隐私权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事实表明新闻媒体具有“双刃剑”之功能，既可被被滥用而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帮凶”，也可以被正当合理的使用成为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的发展的“利器”。然此种保障并不同于救济程序和具体制度的保障，它超越了法律规范和具体制度的范畴，其影响和作用着眼于整个权利发展、权利保障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环境，包括国家体制、传统文化、道德宗教和文明进程以及人的意识进步等因素。正像隐私权的发展得益于新闻媒体的呼吁和宣传一样，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体也会引导着人们不断地认识和探求人类新的欲求及其权利保障问题，使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得以发现，使不被重视的问题得以凸现，使不受到法律保障的利益获得法律保障。由此而言，新闻自由和媒体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权利保障之功能。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冲突

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是指公民的私生活不受窥测、监视、公开、侵扰和干涉的权利，即公民有选择、控制和决定自己私生活事务、保持私生活安宁和处置私生活信息的权利。而尊重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独立与安宁之核心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性完善。隐私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天然地与新闻自由存在冲突和矛盾，它一方面表现在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另一方面表现在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对新闻自由的妨碍与抵触。

1、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权纠纷

新闻的媒体报道的新闻往往是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与信息，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与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如新闻时事报道涉及当事人家庭隐私、婚姻隐私和身体隐私等；新闻监督涉及某些公务人员的财产隐私、婚姻隐私和消费隐私等；新闻调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隐私、个性生活、私人关系等。如果在新闻自由与个人隐私之间缺乏合理的规则界分与制度平衡，则可能导致冲突和纠纷的不断发生，要么新闻自由失去其应有功能，消弱甚至取消了公民的表达自由，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缺乏公开、监督和信息流通的神秘世界，为权力运行中的丑恶现象和违法行为了提供条件和土壤，最终会损及公民其他权利；要么新闻自由过于扩张，个人隐私受到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干涉与侵害，个性发展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私人领域无法保障，违法行为可能在堂而皇之的合法理由下大行其道。当一个社会缺乏对个人隐私的起码的尊重和保护时，一个人连基本隐私和自治都无法维系时，作为隐私权存在的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也必然受到蔑视或侵害。如同“文革”十年中对人的践踏和摧残始自个人最隐私领域一样：夫妻反目、父子互相揭发、同事之间以获取和利用他人隐私为“利器”、将他人性隐私示众贬斥等，个人隐私伴随着对整个人权的蔑视和践踏受到前所未有的蔑视和摧残，这就从根本意义上背离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终极目的。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主要情形有：（1）采用窃听、透露等方式进行暗访；（2）监视跟踪、强行拍摄、录音和采访；（3）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馆、野营帐篷等隐私空间探访；（4）隐瞒记者身份探知记录他人隐私信息；（5）私自调查、偷窥他人个人隐私资料；（6）违背他人意愿，以新闻出版形式公开其与公共生活无关的隐私等；（7）公开和干预他人隐私事务的自我决定等；（8）未经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隐私数据等。当然，符合上述形式，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侵权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断。如公共利益、新闻价值、隐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等问题。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既可能表现在国家立法层面也可能表现国家执法司法活动中。

2、隐私权对新闻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妨碍

首先，隐私权的过度主张或者滥用会限制民主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个人信息的公开和交流，构成对自由交往、公共管理以及他人权利的妨碍。其一，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必定是一个信息流通和充分交换的社会，个人信息的必要公开是实行现代管理的条件和基础，也是国家保障公民权益的必要条件。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必然限制某些个人信息的获取和公开，从而妨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正常管理。“新闻报道以公开传播为宗旨，隐私保护则以保密为原则，两者势必存在冲突。最初提出隐私权保护就是针对新闻媒介而发，但是个人与社会本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如果把任何人的事情都作为隐私封闭起来，不照顾到社会信息的正常流通，这个社会也会无法运作。”[27]同时个人主张的隐私有时与他人和媒体的意见相佐，这种隐私保护的主张很可能对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和社会监督构成妨碍。其二，隐私权的过度主张和滥用会导致权利冲突的加剧和衍生其他社会问题。隐私天然具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即个人将其私人生活、私人领域与社会隔离，从而使自己享受一种独处的、安宁的不受打扰的生活。这种需求与社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28]个人对隐私的主张和自治有时很难保持适度。如某些人在公众场合大声接听电话，让本属个人隐私的内容强行进入他人耳中，构成对他人安宁生活的侵扰；过分暴露身体隐私或性隐私构成对公序良俗的背离和破坏。如公众场合过于裸露的服饰或公开的性行为等；将个人隐私暴露给不适宜的对象等。如将性隐私对未成年人公开等；主张过度的生育自由对人口危机和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等；过度的个性自由如同性恋对社会婚姻和公共道德的负面影响等。

其次，隐私权限制制度的不完善可能构成对新闻自由的妨碍，特别是公务人员隐私权限制制度的缺位和不健全，会消弱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凡民主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均有一套国家公务人员的管理制度和规则，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正性必然要求对公务人员的隐私权实施必要的限制。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社会交往限制制度、重大事项公告和报告制度以及某些私人行为禁忌等。面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其隐私权往往受到比普通公民更多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民主法治尚不成熟的国家，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隐私权的限制制度或虽有制度但缺乏实效，一方面导致了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媒体为规避侵权纠纷不敢大胆履行监督职能，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纵容和助长了腐败违法行为的发生。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对公务人员的隐私侵权与对普通公民的隐私侵权合理界分，新闻媒体为避免侵权或纠纷往往会放弃对某些新闻的报道，从而消弱了媒体舆论监督功能。

再次，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背后蕴涵着另一权利冲突问题，即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问题。知情权是“公民行使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结社、出版等表达自由和选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的基础，也是这些基本权利衍生的，不可剥夺”，[29]“它以简约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和权利意识，从而为当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建设展示了一个重要的、不容回避的认识主题。”[30]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在世界范围已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和保障，某些国家宪法中还直接规定了知情权或类似权利。格鲁吉亚宪法第24条规定：“

一、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都有权以口述、书面或其他形式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

二、大众传播媒介自由，禁止进行新闻检查，三、国家和个人无权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或信息传播设备”。[31]菲律宾共和国宪法（1987年）第三章第7条规定：“人民了解公共大事的权利应予承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下，应向公民提供接触官方案卷、有关官方行动、交涉或决定的文件和记录，以及政府用作政策发展依据的研究资料的条件。”[3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将知情权蕴涵在表达自由条款之下规定，“……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的确认和保障实际上也对个人隐私给予了合理限制，政府获取和披露的信息中不仅包括政府活动的信息和资料，而且包括某些个人隐私信息。在我国，公民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并未明确规定于宪法中，但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来源、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或者检举权等，同时还规定了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而有效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就是知情。我国学者不仅探讨和研究过知情权问题，而且认为知情权是隐含在宪法中的一项权利。[33]笔者以为，公民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知情权应属宪法权利，其义务主体是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涵盖了立法、执法和司法整个过程。在广泛意义上，知情权不仅包括公民对国家权力及其负载机构活动的知晓和了解的权利，也包括公民对其个人档案、资讯和记录资料等知悉和要求修正的权利。美国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中规定：每个人都有得到情报的平等权利，从此知情权在美国开始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34]日本2001年实施的《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相关法律》被视为日本实行开放式行政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均有信息公开或情报自由的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公民的知情权。毫无疑问，过分的隐私权主张不仅会与新闻自由或表达自由发生冲突和矛盾，而且会与知情权发生冲突和矛盾。作为宪法意义的隐私权不仅要求国家消极不作为、不得公开不和涉个人隐私，而且要求国家积极行为（包括立法和执法措施）以保障个人隐私；作为宪法意义的知情权则要求国家保障新闻自由、积极提供各种信息资源与信息保障，包括某些个人隐私问题。故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和协调。此处存在一个“三角形”的动态关系，一端是公民隐私权，另一端是公民知情权，上端则是以国家权力为代表的公权力及其机构。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对两端权利的任何一方面均负有尊重和不予侵害的义务，另一方面负有采取措施给予积极保障的义务。对任何单方面的偏向和保障都会引发对另一权利的侵害或者权利之间的失衡。新闻自由则一方面承载着为公民表达自由提供通道和途径的功能，另一方面承载着为政府满足和保障公民知情权提供阵地的功能。而如果“将出版置于一个许可证颁发者（a licenser）的限制性权力制约之下，正如以前所做的，并且从革命（1688年）以来的那样，就是完全将情感自由（freedom of sentiment）置于一个人的偏见制约之下，在知识、宗教和政府方面的所有争议问题上，使得他成为一个专断的一贯正确的法官。但是当出版之后，应基于公平公正的审判而认定的有害趋向，而惩罚任何危险的或违法的作品，这是为了维护政府和宗教的和平与良好秩序——社会自由的唯一坚实基础——而必需的。这样个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只有对那种自由的滥用是法律惩罚的对象。”[35]因此对新闻自由的保障既有体制建构与保障之意义，更有权利保障和权利推进之价值。由于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国家保障中交织着具有体制意义的民主功能的发挥问题以及其他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这就使得两者的矛盾和冲突的形态得更加复杂多样，需要寻求各种利益和价值的平衡。

最后，个人隐私的主张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隐私立法，构成对新闻自由的某种限制。如美国到1992年就有29个州制定了某种类型的隐私权法案，内容包括个人犯罪史信息以及该信息是否能披露给媒介和公众等。至少有39个州立法规定消除未定罪的逮捕记录。由于对隐私权的要求，媒介在获得政府档案，尤其是逮捕记录方面的机会有所减少。[36]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媒体是一个制约，对相关人员（如曾经受其威胁或侵害的人员等）的知情权也是一个限制。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紧张与冲突关系是一个动态关系，在不同时代和背景条件下亦有所区别。如基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们可能在隐私方面逐渐提出更高要求。故此，有关隐私与新闻自由问题，除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确定必要的原则和规则以外，还应留下一个动态发展和平衡的空间，否则滞后的法律可能会给丰富、生动和多样化的世界带来过多的抑制和阻挠，而这恰恰是一个充满活力、创造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之平衡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之实质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这种冲突亦是对特定社会状况的反映。故“新闻之取材，应考虑被取材人之隐私权，但亦不得过度限制新闻自由，两者应依新闻自由之公共性、公意性之高低，公众关心之程度，侵害隐私权行为之态样、性质及程度与隐私权受侵害之被害人是否为公众人物？有无抛弃隐私权？抛弃隐私权之广狭？隐私权之保密程度与受侵害之性质及其程度之轻重，而就保障新闻自由之必要性与保护隐私权之重要性等各种因素，加以比较衡量而予以妥适处理。”[37]

1、利益平衡

权利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耶林指出:“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分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来确保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利益的平衡。”[38]新闻自由与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利益，在公益与私利不能兼容之际即应权衡轻重、谋求平衡。隐私权所保护的私生活的自治与安宁，是主体保持与外界隔绝和不受外界干预的一种状态，这种利益既表现为一种精神需求和满足，也表现为某种物质欲求和满足。如披露和出版某些具有隐私属性的作品可以获取一定物质利益，但在更多情况下则表现为权利主体对自身隐私的守护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侵害隐私行为所带来的往往是人格自治和人格尊严的伤害。新闻自由追求的是公众的注意和热点，更关注社会利益和社会舆论，其基本手段就是公开和透明，形成人所共知的氛围和舆论，从而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

（1）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人作为社会的人，其行为与利益不能不受社会公共利益的合理限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也会秧及自身。因此需要在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时代均有所差异。如“非典”时期对高危人物的行踪、医疗情况或隔离情况的报道、对公共场所的个人身体检测等。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时，这种隐私就不仅是个人私事而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不但要受到一定程度限制，而且要纳入新闻自由的关注与保护范围。此时之个人隐私就要让位于新闻自由不得不有所公开。公众有兴趣但无涉公共利益的报道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就难以免责，特别是这种兴趣不仅无涉公共利益而且价值导向并不高尚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当其报道的新闻不仅为公众兴趣所在而且事关公众利益时，这种隐私往往不再视为个人私事，新闻报道涉及个人隐私则可抗辩或免责。“按照隐私权的法理，一般认为以下事项，可以是有正当理由关注的事情：a.防止、侦查或调查涉嫌犯罪的事项；b.防止或消除非法行为、严重不道德行为、对公众不诚实行为和严重不端行为；c.某人执行其公职或专业职务的能力；d.某人是否适合担任他所担任的公职或者适合从事他所从事的专业；e.保护公众的健康和安全；f.保护国家的安全。”[39]新闻媒体对上述事项之报道即属于正常范围可以获得免责。

（2）隐私利益与新闻媒体利益的平衡

首先，新闻自由的发展使得新闻媒体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和追求的行业和组织。特别是商业媒体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都要追求自身利益和影响，必然存在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其新闻自由的可能。如为自身利益实行“有偿新闻”，为追求媒体利益披露他人隐私，为追求轰动效应和影响而缺乏自律，以至侵害到他人隐私和个性生活等。

其次，新闻媒体作为国家体制中的特定行业基于其独立的利益、功能和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对隐私权之侵入和妨碍可以获得一定免责。一是权利人同意。隐私权的本质在于私生活的自由和自治（包括隐私的公开与否），当其自愿接受采访、报道和传播时，可以视为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新闻媒体公开其隐私即获得抗辩事由。这些免责事由甚至可以在一些国家宪法中找到依据。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1994年通过）第23条规定：“个人通讯、电话谈话、电报和其他来往的秘密受到保护，但是法律规定情况除外。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搜集、保留、利用和传播有关个人私人生活的信息。”[40]这就意味着经过本人同意可以从事上述行为。同意有明示与默示两种，明示即权利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同意在新闻媒体中公布其隐私状况，以及本人直接向社会公开其私生活状况；默示即权利人明知新闻媒体的采访、调查可能会公开其隐私而不拒绝或主动告知自己私生活情况。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人员在采访和调查时有告知其真实身份和目的之义务，除非其拒绝行为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且极为必要。如对违法犯罪行为和严重的不道德行为的采访和报道等。二是公众场合。即权利人所处地点不属于私人和不公开的地方，人们很容易耳闻目睹的有关场景和隐私。在此情况下，新闻媒体触及或公开权利人认为的隐私可以抗辩或免责。公众场合是与私人空间相对的概念，私人空间的界定与公众场合的范围息息相关。德国最高法院曾在摩纳哥公主隐私权案中提出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封闭性”的标准。他们既不同意私人空间广泛存在于“住宅之外”，也不同意以“住宅大门”这个过于严格的标准界定私人空间，提出一个“地点的相对封闭性”作为判断私人空间的标准。即在一个相对独立地点，当事人明显地处于与公众隔离状态，并因相信这种封闭性状态而从事包括某些在公共场合所不会从事的行为。当事人处于“封闭性地点”时，如果第三人通过秘密拍摄或通过望远镜技术制作并传播其照片，则构成对其权利的侵犯。这一标准后来获得宪法法院判决的支持，它一方面考虑到个人私人空间利益，让个人在私人空间内有自由伸展个性、不必担心公众注目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没有过分限制新闻自由，因为该规则并没有完全禁止拍摄新闻人物的日常和私生活。[41]张新宝教授也曾将公共场所对普通公民拍摄的规则总结为两条：一是在较远距离进行拍摄无需拍摄对象同意。理由在于一个人将其置身于公共场所，即可判断其默示他人可以看到他，而每一个人都有权将其看到的东西包括人物拍摄下来，但拍摄对象明确拒绝拍摄除外，此项明示表示对原先默示推定的撤销；二是在较近的距离不得拍摄，除非拍摄对象自愿。可见公众场合并非没有隐私可言，但在“地点的封闭性”理论上补充一个内容的私秘性似更为全面。即在公共场所不合理的拍摄和采访仍有可能构成个人隐私的侵犯，“公共生活的对立物，即对公众而言的秘密，只代表隐私一个方面。原则上，尊重隐私的权利包括在公众场合的私人行动。”[42]如果对隐私的触及、获取和公开超过必要限度或主观上存在明显故意，则即使在公共场合仍可能构成隐私侵权。如对行走在公共场所某人之生理缺陷或隐秘部位之特别拍摄和传播、对医院患有特殊病的病人的拍摄报道以及某些采取了必要掩护措施的个人隐私行为的拍摄和公开等。

2、价值平衡

随着现代科技与民主法治的发展，人们对守护隐私和维护人格尊严的要求日渐强烈而保障难度却愈益加大，这就迫使人们在难分高下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与缓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表现在价值层面就是对表达自由的重视和保障与对私生活的尊重与保障的冲突。两者均为宪法和法律所保障，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法律理念，其对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同样重要和必要。但前者承载了特定的社会监督功能，兼具制度保障的价值和意义，后者与公民个人生活和个性发展息息相关，更具个人性质。“个人自主的领域——其存在和行动的范围不触及其他人的自由的领域，即是我们所称的隐私。它使个人有权利使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从公共生活中退回他自己的私人领域，以按照他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和期望塑造自己的生活。”[43]其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形成和维系，对个性健康与完善、对人格尊严之保障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新闻自由和个人隐私在迈向终极目标的道路上交叉与冲突并存，必须作出价值选择并达到价值平衡。

首先，价值选择与平衡受特定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局限，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人的需求不同亦会导致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失衡。如在战争年代或**年代或自然灾难时期，渴求生存与健康成为压倒一切的个人需求，此时的隐私和表达自由的需求退居次要，或为生存健康之需可能降低甚至放弃隐私保护；而在和平年代，在基本生存得以保障情况下人们更关注私人的个性生活，隐私保护之渴求亦日益强烈。如要求住房之间保持较宽距离以满足环境和隐私要求、对隐私权受侵害也表现得较敏感、愿意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和财力维护个人隐私。当隐私保护成为个人普遍的和基本的需求而倍受重视时，新闻自由则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权利的制约和限制。“无论在物质条件如何发达的社会里，一般公民对其自身生命、健康、生存、名誉等权利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其发表某项政治主张的自由之关注。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宁愿过宁静不受人干扰的生活，也不愿意成为公众人物。对于这些人来说，隐私权比新闻自由似乎更为重要。”[44]特别是新闻自由与公共利益并无大的合理关联时尤其如此，此时对隐私保护之要求可能更高于对一般新闻自由之要求。不同时空条件下对新闻自由或隐私保护的需求不同往往成为两者冲突的依据以及加剧或者缓和冲突的因素。

其次，对拥有足够权力而又极可能违法或滥用职权的政府而言，公民更渴求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特别希望有限地公开公务人员与职务有关的个人隐私以昭示行为之廉洁性，希望与公共利益密切关联的公共言论受到比隐私权更为有力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不同言论的表达主要不是出于喜欢，而是这些表达可能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决策，少犯错误，从而使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决策建立在更加理性、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之上，对媒体监督和反对言论的惧怕就是对自身错误的纵容和对自身责任的默然。”[45]此时在新闻自由与公务人员隐私权之间的纷争中似乎更偏重于对前者的保护。如在1964年美国《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件[46]中法官就认为：“宪法保障要求一个联邦规则的存在，该规则禁止公职人员因一个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诽谤性的虚假言论而要求损害赔偿，除非他能证明此种言论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也就是说，言论者知道该言论是虚假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它虚假与否。”[47]司法判决对新闻媒体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并无不当，这不是因为法官对新闻媒体的偏好，而是其更珍视新闻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民主价值。该案所强调的是：“如果新闻界只是发表了不实信息而没有实际恶意就被处以巨额赔偿，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破坏了民主制度所必须的坚持不渝的公众讨论，但新闻界发表明知不实的信息，第一修正案不会给予新闻界任何保护。”[48]麦迪逊也指出：在自由讨论中，错误陈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表达自由要拥有一点使它们“得以生存下去的……”的“必需的”“呼吸空间，这种错误言论就必须受到保护。”[49]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既非圣人亦非国家侦查机关，无法彻底避免错误亦无法象国家侦查机关一样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更何况新闻的时效性和新闻价值要求新闻报道尽可能追随事态发展甚至同步报道。如待一切问题水落石出，新闻也就成为历史，新闻自由的功能和作用就难以发挥。故社会和法律要求于新闻媒体的只能是有限的真实、客观和准确，涉及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或价值选择时，新闻媒体有合法侵入隐私和免责之必要。

再次，公益与众益的矛盾和冲突亦需要获得一种平衡，否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公益与众益之分来自卢梭对舆论的界定，公益是指全体公众或人民共同体的一致意见，众益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意见，包括少数人或个别人意见。公益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治理国家和社会必须遵循公益，但依据新闻自由之原则却不能忽视众益，表达是每个人的权利，即使只有一人主张也不能予以压制。当今世界，代表公益的国家意识形态总是在媒体占据主导甚至唯一地位。即便是号称新闻最自由的美国，从海湾战争到轰炸南斯拉夫，再到“9.11”事件，其大众传媒亦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单向性，对反对性的意见不无封杀。[50]在对他国内政和人权的误解和侵犯中，也不乏对私生活自由的蔑视和侵害。某些国家新闻媒体几乎为国家垄断，其“喉舌”功能十分突出，舆论单边性倾向更为广泛和明显，在此背景下的公益往往更需拷问和反思，众益行为的保障更显可贵。新闻媒体在下述情况下对隐私权的侵入可以获得抗辩：

（1）新闻价值。有人将其表述为合理的公众兴趣，其实两者存在一定关联与界分。关联在于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公众往往有兴趣但并不必然引起兴趣，而兴趣是否合理则另当别论；而具有公众兴趣的素材大多具有新闻价值，但也未必全部具有新闻价值，公众兴趣也未必能够保持适度。关键要看公众所关心的或具有新闻价值的隐私是否与公共利益存在合理关联以及关联程度。一般而言，当媒体报道或披露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有较大关联，则往往视为正常的新闻自由范围。而有些新闻虽令公众产生足够兴趣却无涉公共利益，此时新闻对隐私的披露则可能构成侵权。故此在隐私权、公众兴趣和公共利益之间仍然存在具体的价值衡量和利益判断。较典型的案例就是1940年西迪斯诉F-R出版公司隐私权受侵犯案件中对公众合理兴趣和新闻价值的肯定。[51]有学者曾将新闻负载的言论分为政治性言论、艺术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三种，对政治性言论，因关涉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转应当加以特别保护，对于后两者，在与其他基本人权相较时，保护则相对弱一些。[52]笔者亦认为区别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有益于权利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和利益平衡，因前者承载的民主法治社会特有的监督功能和信息传通功能，与公共利益之关联更为密切，在其与隐私权冲突时应偏向于表达自由的保障，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在同样的冲突中因与公共利益较少关联，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2）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公众人物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的公众人物，即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如歌星、电影明星、电视节目主持人、公权力人物等均属此类；一类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即其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对象往往不是其主观追求或放任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偶然性介入造成的。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其与之联系或相关而成为公众人物。[53]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涉及其个人隐私时往往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免责或抗辩事由，但仍需分两种情况：一是对公众人物中之公务人员隐私之侵权抗辩。如瑞典《报刊、广播和电视新闻道德准则》规定：未经本人许可，新闻工作者不得发布有关个人私生活的事实，除非该事实与高级官员相关，并且对社会较为重要或者对该事实正准备进行刑事诉讼。[54]公务人员的行为往往与其职务或公共利益相联系，其隐私权亦受到比常人更多限制。如一般人之恋爱、婚姻和家庭以至不正当男女交往均可构成个人隐私而受到隐私权保障，而新闻媒体对政府官员有涉职务的私生活监督则往往被视为新闻自由的正当范围。如英国20世纪60年代就有报纸披露了国防大臣普罗富嫖妓丑闻而导致了倒阁风潮；美国80年代也有参议员哈特因其与交际花来往被报纸披露而被迫退出竞选；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更是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事件等。[55]媒体在披露这些个人隐私时因对象之特殊性而获得免责。二是对一般公众人物中隐私之侵权抗辩。问题之关键在于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难以把握，公众人物标准过于泛化必将导致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和侵害。在1974年发生于美国的格茨诉韦尔奇案[56]中确定的公共人物范围排除标准值得借鉴。这些排除标志主要有：①仅仅出现在与某些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或报道有关的报纸上，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②社会、职业或行业范围内的名望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那些极为著名的以致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人除外；③被迫卷入公审（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审判）本身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④那些因诽谤受到指控者不能以其本人的行为使他们的受害者名声丢尽并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辩护理由；⑤单纯申请、接受或受益于公立研究资助不能使某人成为公共人物；⑥若想符合“格茨案”的使自己卷入公共争议问题或争论中心的标准，有关争议的问题或争论必须是真正的辩论争执，其结果将明显地影响大众或者大众的一部分。某人的行为须被明确地认为是吸引公众对那一争议问题或争论的评论；⑦如想符合“格茨案”的利用媒介的权利标准，利用媒介须为常规和持续性的。[57]而布莱克姆大法官则认为时间对公共人物的确定具有重要影响，即某人可能由于同期报道其活动而成为公共人物，然而出于对同一活动和历史事件的评论的目的，他并不是个公共人物。[58]这实际上提出了公众人物的相对性问题，一个公众人物并非永久性的公众人物，当其逃离社会大众生活而无涉公共利益或公众合理兴趣时，其隐私仍应当受到与普通公民同样的保护。

（3）公共记录，即媒体公布的隐私资料属于公共记录，已为人知或通过合法途径可以知晓的资料，媒体公开该隐私资料不被视为对隐私权的侵犯。这项抗辩理由在美国考克斯广播公司诉科恩案的联邦法院判决中获得了支持。法院裁定：普通法和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均保护媒介如实地传播公众可自由检索的公共记录，其中也包括起诉书和其他司法文件里的信息。[59]不过，这一原则的确立和执行并非绝对，当公开受害人的信息不仅涉及隐私权问题，而且涉及更为重要的价值选择如安全价值或生命价值或未成年人的保护时，则可能保持有限的公开甚至不公开。在另外一些具体案件中，则尚须结合具体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冲突裁断。另外，由于公共记录中所涉对象不同，其隐私资料保护和公开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当公共记录中记载的资料是有关公权力人物的个人隐私，并与其职务行为存在合理的关联时，则往往会面临比一般人隐私资料更大程度的公开，这种公开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3、规范协调

理论上新闻自由和隐私权各行其道，比较容易界分，但在实践中两者的价值冲突、利益冲突往往交织混杂，使得二者的平衡与协调更为复杂和艰难，需要在法律规范、司法个案或行业规范归纳总结某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规则。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制定专门的新闻出版法以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对滥用新闻自由和损害公民权利的行为作出限制性规定。如禁止发表涉及性犯罪的细节和辩论的内容、禁止有损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禁止干预私生活等。1966年生效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新闻法》规定：“新闻报道是自由的。它的使命在于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新闻自由只接受《基本法》直接认可的限制条款以及根据其原则在本法中所载明的限制条款的约束。凡对新闻自由产生不利影响的特别措施，均在禁止之列。[60]”。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民法领域对隐私权的侵犯常常依托或借助于名誉权进行保护，已日益暴露其局限性，难以对个人隐私形成全面有效的保护。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规定了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至今未有新闻出版法，新闻自由的保障与权利冲突等多种问题尚无法可依。各国的司法实践倒是提供了解决冲突的某些经验性的原则和规则。虽然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抑或其他法系在对待具体个案的法律规则和法律传统有所不同，但对判例或案例价值的重视却是一个共同趋势，案例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比法律规则更为丰富、生动和多样的启迪和思考。如欧洲人权法院在摩纳哥公主隐私权案件中认为：德国宪法法院关于政治新闻与娱乐新闻都享有同样的新闻自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认为那些无助于公众的信息利益，无助于社会公共观点形成的报道，只能享有有限的新闻自由。[61] 某些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预防和解决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规则和经验，可资借鉴。如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必须通过坦率的方式获取信息、照片和图片。惟有对于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的考虑，才能作为使用其他方式的正当理由；除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外，新闻工作者不得窥探他人的痛苦与不幸；新闻工作者必须保护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如下这些信息只有在相关性极大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才能提及：他人的年龄、种族、肤色、信仰、私生子身份、残疾情况、婚姻状况、性别或性倾向等。英国《新闻工作者业务准则》规定：公共利益包括a.查明或揭露罪行或严重的不端行为。b.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c.防止公众被某一个人或组织的言行所误导。……任何出版物未经同意侵犯他人私生活必须给予正当理由；未经本人同意使用长镜头技术拍摄他人在私人场合（指那些人们有理由指望在那儿得到不受干扰的自由的公共或私人物业房地产场所）的照片的行为不可容忍。记者和摄影师不得以恐吓、骚扰和持续追逐的方式获得或试图获得信息或图片。未经同意不得在私人场合拍摄他人照片；在被要求停止后不得以持续电话、询问、追逐或拍照方式骚扰被采访人；在被告知离开后不得继续在被采访人物业内停留，也不得进行跟踪。……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名望、丑行或地位均不能成为发表有关该儿童私生活材料的正当理由；新闻工作者不得通过窃听器或侦听私人电话而获得信息，也不得发表通过此类窃听工具获得的信息。瑞典《报刊、广播和电视新闻道德准则》规定：对于信息发布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情况，应极为审慎地对待。除非公布信息显然符合公众利益，否则应避免公布此种信息。在发表有关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消息时务必极为审慎，尤其是出于对其亲属感情的考虑和鉴于上述所述的个人隐私权，必须做到审慎。新闻工作者不得提及已经服过刑的人过去所犯罪行。此项准则不适应于无可置疑的惯犯以及那种继续进行与他所犯过的严重罪行有关的活动且社会影响大的人。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协会《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规定：在报道涉及儿童情况特别审慎并给儿童以（比给予成年人的）更大程度的隐私权保护。[62]

第三篇：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

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舆论监督权与隐私权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受到保护。而日常生活中过了“度”的舆论监督总会侵犯隐私权，所以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舆论监督和隐私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披露、批评，并提出建议的行为。隐私权是一种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性尊严而对私人领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的一种自我决定权。

我国目前监督机制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民众监督以及新闻监督。其中新闻监督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和首要原则，因此，越是真实的信息，就越符合新闻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采访越深入，报道越真实、越具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就越严重。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尤其在21世纪这个信息化社会，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吸引眼球、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往往会触及到人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隐私，即涉及隐私权的侵犯。另外以下几种情况下，个人隐私允许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们对公众事务负有特别责任，隐私权也受到限制。及时准确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众兴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权威消息来源，个人隐私已经被公开记录。由于司法实践中隐私权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新闻机构本身的法制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便捷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网络舆论监督，它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创新和演变，也使得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陷入了更为严苛的对立关系。网络舆论监督当然有它好的方面，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因网络举报被检方立案调查，“表哥”、“房叔”们因微博曝光而相继落马„„网络反腐颇见成效。在虚拟的网络社区、论坛里面，网民同时就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信息的整合与及时反馈，为强大舆论的形成创造条件。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悦悦不幸被车子碾压，十八名路人冷漠无视。该事件引起重多网友的注意和对社会公共道德沦丧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网友将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来，了解到他们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门去谩骂。当事人的隐私权被严重侵害。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就支持哪个，或者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

第四篇：体育明星隐私权保护..

摘要

奥运赛事空前激烈，人们对参赛运动员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街头巷尾、媒体网络，都在津津乐道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从身高、体重、到婚姻、恋爱，无所不谈。这种自由而宽松的报道气氛，彰显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资讯的渴望和猎奇心。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媒体忽视了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运动员，对于必要的舆论监督有接受和容忍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第二部分介绍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应该对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并提出体育运动员的身体隐私、个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都应当在保护之列，接着提出我国民事立法应规定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对于侵犯运动员的隐私权的行为应予以惩戒，同时也要使媒体认识到不应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应注重宣传努力奋斗、团结合作和积极向上的运动竞赛精神，尊重运动员的隐私。

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一、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隐私权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隐私权，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隐私。隐私，英文为Privacy，有隐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是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塞缪尔•沃伦。他们在1890年的《哈佛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隐私权》。该文的面世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诞生。作者把隐私权界定为“生活的权利”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认为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其自身事务是否公开给他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障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

对于隐私权的客体，我国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总结为“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而笔者更偏向于隐私权的客体应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所谓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为包括所有个人的情报资料，诸如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个人的身高、体重、女性的三围、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住址、家庭电话号码等等。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扰、破坏。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即个人对其自身事务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

在世界各国，美国的隐私权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相应的保护措施也最为有力。1940年美国法院出现了隐私权的判例。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承认个人享有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如1974年的《隐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界定为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我国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的第38条、39条和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和依据。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隐私权没有被列在人身权的保护范围。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和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这是一种所谓的间接保护的方法。

二、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

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概念。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比如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案，首次在判决书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王利明教授认为根据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将其分为两类：

一、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党和政协的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因法律或国家机关授权行使权力的有关组织或个人，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候选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体育演艺类公众人物、商界公众人物、知识界公众人物和新闻类公众人物等。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来源于对普通公民知情权的保护。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权和社会知情权。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一位编辑首先提出来。他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的状况，呼吁官方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治知情权，后来又增加了社会知情权，就是公众知晓他们所感兴趣的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公众人

物的情况。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学者提出，面对侵犯个人隐私的起诉时，媒体强调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最有效的两大抗辩理由：一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二是为满足公共兴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

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政府官员受公民授权，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隐私权在内涵和边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着差别。政府官员由于代表国家行事，其个人状态直接影响到他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因此其个人隐私因涉及公众利益而成为公众应该了解的内容，他们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谓“高官无隐私”，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虽然体育明星运动员可能有着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公众对体育明星隐私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尽管公众兴趣会成为公众知情权成立的原因而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对抗因素，但是媒体也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还可能会被提起侵犯隐私权之诉。

四、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

1、保护的范围

（1）身体隐私

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领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不仅会造成他人隐私权的损害，而且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隐秘的部分也应受到保护，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未经他人同意暴露其身体隐私，构成侵害隐私权。

（2）个人住宅隐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此处之住宅不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临时居住、栖身的房间、工人临时居住的工棚、无房户居住的办公室等。住宅是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人物对个人住宅业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远镜探测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否则，即构成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害。

（3）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这些都是个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生活空间，个人对其自身事务享有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被媒体或其他人知晓并披露会伤害自我唯一感、阻碍了个人独立、侵犯了个人尊严、贬抑了个人荣誉。

2、保护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奥运会期间媒体对运动员全方位的报道之所以没有引起侵犯隐私权诉讼，是因为我国目前对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为独立的一项人格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以后的有关解释中，将泄露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纳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保护。但是名誉权和隐私权在保护的主体、权利内容、侵害行为性质和手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人格权。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保护，是一种间接保护，是不全面的保护，势必缩小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我国应加快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建设。确立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建立以宪法保护为统领，以民法保护为重点，辅以专门法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对于公众人物，在民法上同时作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和保护性规定及公众人物的层次性规定。立法上可划定公众人物受保护的核心隐私范围，避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的发生。

（2）媒体的自律

新闻自由是媒体的重要权利，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但是“新闻自由”不能滥用。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吸引更多的观众，提高收视率或销售量，媒体乐于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但这样的结果使得新闻自由的社会公力价值受到贬损，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发生了变异的价值观的作用下，媒体很容易陷入对名人隐私过度侵扰的泥沼。

作为媒体，在满足公众兴趣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引导社会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结论：

1、人际交往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个体独享生活的缩小，人们就越觉得有必要保留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安宁。因而，隐私权作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是随人类社会出现自始存在的，并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日渐突显。

2、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

3、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

4、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身体隐私、个人住宅隐私以及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而保护的实现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体的自律。

第五篇：隐私权的司法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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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隐私权的司法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隐私权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力。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繁杂，有效地保护隐私权已成为关系个人生存质量的一项重要社会任务。但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是散见于司法解释。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一词初见于成文法律，但这只是间接保护。2001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隐私权虽没有被作为一种独立人格权，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不失为一项立法的进步，只是此种进步仍不足以弥补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成文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内容，仅仅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隐私权问题时，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以名誉权的名义来保护隐私权。又由于隐私权未形成独立人格权，公众对隐私权的内容以及是否侵犯隐私权问题产生模糊认识，隐私权被侵害在我国相当突出。不仅公民、企业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具体侵害行为有：（1）侵入侵扰。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行为。（2）监听监视。私自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装置或者摄像设备等行为。（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住，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私生活的行为。（4）刺探。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等隐私资料的行为。（5）搜查。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者财物的行为。

（6）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等都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我国宪法及其他部门法有不少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许多学者也就隐私权保护问题提出了诸多观点，但我国公民的隐私权仍旧保护不足，待于救济。主要原因如下：

1、司法解释虽有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但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每一裁判都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如果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单靠法官自由心证很容易造成同一案件不同的判决，或对具体案件的下判无所适从。

2、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最高法院公布的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隐私权方面的规定不一致。《意见》第140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该规定明确了在侵害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显然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受理侵犯隐私权案件的规定不一致。《意见》的规定是只有当隐私权与名誉权竟合时才受理隐私权案件，也就是说，只有在侵犯隐私权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法院才有权启动审判程序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解释》则规定：只要侵害人违反社

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受害人只要以侵权为由起诉，不论是否构成对受害人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均应予以立案。

目前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将《意见》与《解释》结合起来认定侵犯隐私权案件，但《解释》的内容少，也过于原则，故目前许多法院主要是按《意见》处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然而由于对如何认定规定中的“造成一定影响”及“造成一定影响”与由此损害当事人名誉之间的关系，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导致许多隐私权案件事实上无法按损害名誉权案件处理。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有的隐私虽然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然而当事人不愿意让他人知道，且当事人的个性不同，同属个人私事，有的人不愿让他人知晓，有的人却无所谓，由此对当事人心灵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对当事人的身心损害程度差异会很大。与此同时，侵犯他人隐私的当事人有的是出于故意，有的出于过失，出于故意，不一定造成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出于过失，却有可能造成了严重后果；有的当事人就隐私权被侵犯，寻求法律保护，虽然对当事人而言，平静生活已经由于侵害者的行为而受到干扰，精神上已经受到损害，但由于“造成一定影响”不好界定，更由于需达到侵害名誉权这一条件，往往导致其隐私权无法得到保护。

3、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方式不明确。

（一）是侵害隐私权与侵害名誉权不同，其责任方式也应该是不同的，但法律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

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了侵犯隐私权造成一定影响，按侵害名誉权处理。但是，隐私权与名誉权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权，其责任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二）是侵害他人隐私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何确定的问题。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和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对“隐私”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法律上追求保护的程度和强度也会不一样，比如对住宅电话，有些人把它当作隐私，而另有一些人则无所谓。因而，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差别很大，且目前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明确，数额很难确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针对隐私权保护不足的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并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如下：

（一）关于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问题。笔者认为隐私权的概念应该在法条上，并且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情况，以列举的形式予以界定。

（二）关于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不宜公开个人隐私、何种情况下必须公开个人隐私、在什么范围内公开的问题。如果不是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满足必要的知情权的需要而公开他人隐私的，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方式不明确的问题。前述，因为隐私权的隐秘性特点，笔者认为侵害他人隐私权不一定存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方式。其次，关于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受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消除、平复、或者减轻其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与创伤，这表明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性的一面，对侵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制裁其侵权行为。

具体是，侵害隐私权案件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此外，特别应考虑受害人内在的精神损害，即被侵权对象本身的自然反应和外部表现，如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悲伤、失望、抑郁等。另外，对于不同的侵害隐私权主体，如因公共利益、价值位阶原则以及具有一定职权但超越职权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人，因其不同的主观过错，其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同的，对此都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明确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