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新闻自由与媒介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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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民的新闻自由与媒介的新闻自由

公民的新闻自由与媒介的新闻自由

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

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利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近年来一些官方文件也适用了这些术语,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称:“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把这些权利定为新闻机构法人权利,通常在理论上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来源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进行文化等活动的自由 让新闻自由与遵守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平衡在天平两端新闻自由属于民主和人权范畴,从法理上看,主要由新闻媒体、公民和政府三方构成。新闻自由权肩负着社会责任的重担,更富有工具性价值意义,因而已逐渐从一种原始的、天赋的权利转化为一种社会权利。新闻自由权一般涵盖了以下内容:采访权,传播自由权,对政府的监督批评权,知情权。新闻自由除了采访自由一般不由普通公众享有之外,其他权利皆可由普通公民行使,尤其是知情权已经成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任何时候不应加以限制。与新闻自由相对应,从法理意义上讲,还涉及对新闻自由权的规制。新闻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当遵循所有权利行使的法定界限,即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还要顾及他人的利益,防止特权思想的产生。从新闻自由权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护角度来看。近年来,有两种社会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一是舆论监督价值的推崇和被广泛认可,另一个是公民权利价值的张扬和重视。随着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深,舆论监督在鞭挞社会丑恶、揭露社会腐败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扩大,被监督者的私权利与新闻界的公权利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如何进行价值平衡,尤其当新闻自由权的行使危及到私权利时,是加大对新闻媒体的制约,维护“私权利至上”的理念,还是允许新闻监督践踏着私权利走向其维护公权利的终极目标?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务方面十分敏感而且复杂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舆论监督与公民隐私权利保护不能悖行,应在坚持确保新闻自由和对公众利益的言论加以特殊保护的基础上,把握好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即“公共”二字。对于采访对象是普通个人的情况,应强调其个人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高于新闻自由权;但如果其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那么他的活动便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隐私,就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以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如果他们拒绝采访或者弄虚作假应付采访,新闻媒体完全可以采取各种隐蔽的采访手段加以曝光,否则像“黑心棉”、“瘦肉精”这类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丑恶现象就难以披露,将严重危及国家公民的身体健康。而对于公共人物(如政府官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由于其言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必然要放弃个人的一部分隐私权,承担接受媒体监督的义务,公众亦有权通过媒体了解、监督其言行举止。新闻媒体决不能以侵犯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要正确处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确保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两者间的关系。新闻工作者享有采访、报道和评论各种社会现象和政府行为的权利,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及尽到舆论监督的责任。如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和评论权利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就会被削弱。然而,新闻从业人员又必须懂得善用自身的权利,不能让公众的隐私权成为牺牲品:个人生活、感情、经济等隐私毫不留情地被剥夺并曝光于人前,更不能对非公众人物的普通民众,在遭逢不幸时,其悲惨、痛苦、尴尬之情也成了公众的展览品,令当事人痛上加痛。新闻媒介与公民自由权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新闻媒介是公民行使自由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公民自由权又反过来无形中赋予了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两者之间,唇齿相依。一.新闻媒介为公民行使自由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1.新闻事业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一种非常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制约着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各种社会都不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各种社会意识它们的观点异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动向,左右着一些重大政治决策的决定与实行。舆论又正是这些意识的最终体现方式,故而,新闻事业作为舆论的载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非常锐利有效的而思想武器!2.新闻媒介是公民一种重要的舆论工具,使公民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在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方面具有其他渠道不可替代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突出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文化教养,道德意识,思想情趣等的不同,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有争论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态度。此时,便需要一个能抒发自己观念的平台,新闻媒介也就应运而生。有时,它还可以使公民对政府机关行使监督的自由权利,发挥政治,法律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具有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二.公民自由权无形中赋予新闻媒介新闻自由权。1.公民的自由言论和出版权使新闻媒介拥有了新闻自由权。新闻自由权体现在其不受批准,自由出版报刊,不受政府限制,自由接近新闻源,不受任何形式的事前检查且对政府部门有监督权等方面。新闻自由中的采访自由,传递与报道自由,出版发行自由,批评自由更得益于公民的自由权。它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很好地体现出公民自由权。2.公民作为受众和传播者,他们的自由权也在新闻媒介自由上得到体现。新闻自由还应包括传播者和接受者所享有的"不传播权“和”不接受权”。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强迫他人参与传播过程和接收某一被传播的信息,这也就促成了新闻自由的形成。还有,公民有知的权利,这也就使新闻媒介在为很好地满足公民这一权利时使用了新闻自由权,使得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不敢对新闻媒介加以控制和干预,使得新闻工作者有接近新闻源的自由,有及时赶赴新闻现场采访和传递消息的自由,而这些也都是新闻媒介自由权最好的体现。

第二篇:谈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李泳 新闻2班 35号 什么是新闻自由?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中国,新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自由?

我们可以看下在中国新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在该版的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处理,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

●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香港《苹果日报》周三报道,中国政府禁止该报采访报道上海世博会。报道称,世博会开幕在即,当局对该报的10多份采访申请依然还未做出决定。中国当局已多次拒绝发给该报记者报道大陆举办活动的许可证。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该报实际上也被排除在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该报有2名记者获得报道许可证,但其中一名在入境时先是被拒,后来才被允许入境。(美联社)

●张宏,是位于北京市的《经济观察报》网站的副主编,由于他联合了13家媒体共同发表社论,呼吁改变中国户籍制度,而被开除。这是一次警告,它预示着敢于质问国家政策的媒体人将受到惩罚。(纽约时报)

●《财经》主编胡舒立,2009年11月9日从《财经》杂志辞职。原因是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11年期间,秉笔直书,触动利益集团,指出阻止经济改革的瓶颈,而且,《财经》的独家报道加速了中国一些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网。(时代周刊)

●前高校教师四川异议人士左晓环因参与维权行动和不定期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本周一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被抄走电脑等物品。(RFA)●因为中国作协指责重庆媒体报道作协在重庆开会期间豪华铺张,与事实“不符”,因应行政压力,《重庆时报》和《华西都市报》先后“被道歉”,相关记者被解聘。(Facebook)●师涛,中国新闻记者、诗人、作家,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现正服刑中。(维基百科)看着这些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们,其下场都不是好下场。因为危及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言不能发。中国的报纸媒体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稍有较为偏激或者言论过于自由的文章发表都会受到打压,甚至是严重处理与此相关的一部分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话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及美国在各方面都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新闻自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难以脱离。实现中国的新闻自由离不开民间社会的努力争取,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台湾人民可以自由地在媒体报纸网络上自由言论,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心声,可以毫不留情地评击社会以及政府的腐败。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需要有大部分人支持、抗争与呐喊。倘若我们只是一味的争当良民和顺民,那么自由很难或者在很遥远的未来都不会降临到我们的社会当中。因为在所谓的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之间,政府往往都是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先而舍弃新闻自由。不仅仅是在中国,就连在以民主为上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有部电影《真相至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在面对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两难选择当中,政府毫不犹豫牺牲新闻记者从而保障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即使是小题大做,即使是杀一儆百,政府永远都是难以挑战的权威。追求自由令人望而生畏。但是,还是会有人不断地贡献在新闻自由的道路上的,就算前方的路途再坎坷也会坚持走下去,我坚信。

第三篇:公民的新闻自由与记者的新闻权利

公民的新闻自由与记者的新闻权利

新闻自由权是指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获取、表达、传播各种信息和意见,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项政治权利。其中,公民的新闻自由主要表现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的自由。

表达权的自由既包括表达的自由,也包含了表达过程中所受到的相对约束。因为自由和权利是同时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因而也必然同时应接受到法律的制约。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表达自由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例如把关人审检下的言论及未经把关人审检过的言论,就无法直接从性质上甄别究竟何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表达自由,或者说表达自由有没有得到真正实现以及言论自由究竟是否合法,可见在社会发展中,自由表达的形式的差别将继续存在,但是不变的是表达权的自由将依旧是公民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知情权,在广义上是指公民获得、知悉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民获得、知悉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在知情权的内涵中,也不乏包括公民在此基础上的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在社会建设、行政制度、发展形式等的社会相关问题中,知情权的保障公民得以获得参与社会发展的政治权利,然而在涉及国家机密、法人秘密、私生活秘密上则不得以知情权加以干涉,否则跨越了法律权利的界限也必将适得其反。现今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由于网络而揭露的社会弊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网民对社会现象的知晓欲引发的,但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小则引发道德上的争议,大则不利于法律施行,甚至是违背法律的宗旨,导致最终社会现象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可见知情权虽为一项重要的自由延伸权利,但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公民的新闻自由尤其是知情权正确、更好得实现。

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国际上通常理解为采访自由、通讯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自由,从权利表现的性质来看,可以分为表现为消极权利的采访权、表现为积极权利的采访权、表现为约定权利的采访权。

记者被誉为“哨雁”、“瞭望者”、“无冕之王”,在一定条件下说明了记者的社会认知程度,也表明了记者被赋予的社会历史责任,但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和体制的缺漏,往往会导致现实走进新的误区中,许多新闻记者对自己的角色产生了误解,越位现象、错位现象和乱位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情况归根到底是因为对新闻工作者权利认识的错位导致的。

从职业权利方面剖析,记者所握有的无非是表达和获知两项,但是从保障这两者权利的法律基础看,记者所拥有的乃是和公民一致的,仅仅是记者在自身优势下可以比普通公民享有更多机会实现表达权和获知权,因而在法律基础原则之上,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是建立在机会优势的基础上的。

充分利用在表达权上的优势和在获知权即实践过程中的采访权的有力条件也便是记者真正较普通公民所多出来的“权利”了。无论是在消极权利还是在积极权利或是约定权利,新闻工作者都有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实现正当的“权利”,不受外界干预。但是一旦逾越了法律的范围,所谓的“权利”也便不复存在,新闻工作者需认清自身的“权利”界限,因认识上的误差导致职业在社会名誉上的损耗,会对个人、对集体、对职业乃至对社会产生更为不良的影响。充分利用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权利,维护记者在新闻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影响,才能保障新闻工作者在社会更好得实现自己的“权利”,为职业地位的提升创造更好的平台和更多的机遇。

第四篇:浅议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所发挥的舆论监督等各项作用也愈加显著。然而,现代大众传播手段技术的进步,亦使得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权的后果也更为严重。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隐私权也越来越重视,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来予以平衡、协调。

一、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是指新闻单位、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公民通过新闻工具采访、传递、报道和出版当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各种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评论的过程中,不法地对他人隐私进行介入或披露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同的人的隐私权保护范围是否相同?下面笔者主要从国家官员、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三个对象入手分析。

(一)国家公务人员

理论界很多学者把国家公务人员归为公众人物,但国家公务人员和其他的公众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Melvin V.Reid案就确立了这样的法律原则: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个人部分隐私利益。[1]从此国家官员的隐私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成为通说。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隐私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的许多隐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们的隐私才能够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促进廉洁、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媒体和公众可以无限制地挖掘和公开其私生活,官员正当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扰或调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总之,与社会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众人物

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如明星、节目主持人、专家、贵族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默认了这个规则。新闻价值或者公众的合理兴趣已经成为限制公众人物的主要理由。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同时对其合理的私生活仍旧是保护的,新闻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举着自由的幌子无限制的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

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轰动整个世界,这件侵犯隐私的案件发生后全球各地的谴责矛头纷纷指向新闻媒体,迫使新闻工作者重新检讨他们在专业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隐私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只要是属于隐私范围,新闻工作

者的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关于隐私权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公民的私有领域不受侵犯三个方面;[2]有学者则具体列举了隐私权的10个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个人活动不受监视;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个人数据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

9、公民不愿公开的过去和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不得收集公开;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纯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是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之间具有对抗性。新闻自由保护的是大众的知情权,要尽可能多的为大众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个人信息;而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的安宁。新闻自由的开放性和隐私权的保守性,新闻媒体的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利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5]

(二)两者性质具有对抗性。从权利属性讲,新闻自由是一种公权利,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权利;而隐私权是一种私权,起着维护个人内心宁静、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两者发生冲撞是必然的。

(三)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人们对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宣传道德风尚或者体现人文关怀,却在报道中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四)法律的缺陷。我国还没有出台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的法律。目前,我国是通过保护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的,而名誉权和隐私权间区别很大,因此法律保护不力也是导致隐私权屡屡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近年来,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因此商业媒介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以实现利润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闻工作者为达到目的,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侵害个人隐私。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实质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权利,它们对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质等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探究两种权利冲突实质之前,必须了解什么是权利。庞德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得到承认并划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见,权利就是对利益的保护,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人在以权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时,会受到他人的同样以权利形式出现的指向同样的对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碍,这样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实质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价值的冲突。

四、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新闻侵害隐私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一)存在新闻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要认定新闻是否侵害了个人的隐私,首先就要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采访和新闻报道两个阶段,因此新闻侵害隐私权也集中在这两个阶段。

新闻采访是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在新闻媒介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者比较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实,记者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闻。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径可能是正确的,但其间也可能出现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常见的侵犯隐私权的手段有窃听、监视、侵入住宅、暗访、私拆信件偷窥其他文件资料、干扰等多种。新闻采访侵害隐私是违背他人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隐私,而不是公开他人的隐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为,就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不以采访内容公开为必要。

新闻报道和出版是新闻采访的结果,新闻媒介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新闻作品中公开披露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务及其他私生活情况,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

(二)具备新闻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

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以损害后果为要件,这是由侵权行为法的本质与社会功能决定的。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损害结果主要表现为新闻采访或者报道侵害个人隐私所造成的当事人精神上或者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为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忧虑、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财产上的损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隐私被披露被迫辞职或者因精神治疗而花去的费用等。对于损害结果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就可推定损害结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依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7]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三)新闻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新闻侵权行为必然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新闻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判断。但,因新闻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闻侵权行为而导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为治疗精神损害而花去的相关费用等,才能认定与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

(四)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新闻侵害隐私权是一种过错责任,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现实案例中,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得独家报道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采访和获取信息,很明显是出于故意。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由于并不认为报道内容属于隐私、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从而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予以披露报道,这是过失型侵权。

五、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

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只要符合了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就认定为侵权成立。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即使新闻自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应当免责。

(一)公共利益

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报道或者披露他人隐私,是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无关,而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了。新闻媒介对有关公众利益事情的报道,只要报道不是对社会善良风气具有粗暴及攻击性的误导,也不是明知为错误而又刻意加以报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责任。[8]无论是政府官员、公众人物还是一般的个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领域,就要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能够满足社会新闻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总合。[9]也就是说凡是有关公共利益,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一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公众人物的事件、有关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书或公共记录所记载的事项。如果新闻媒体能够证明报道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问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只要不是编造而是基于事实,即可免责。

(三)受害人同意

虽然是受害人的个人隐私,但是他积极主动或者默许其隐私被报道,这时受害人的隐私就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一切隐私只要经隐私主体同意就可以公开,但必须在隐私主体所规定的范围、内容、限度内公开,否则仍构成侵权。但受害人只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无权公开涉及他人的隐私。

(四)使不可辨认

有些个人的隐私确实有报道的价值或者教育意义,但是如果公开又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当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开。这时新闻媒体会做一些处理。比如使用化名报道,在电视图象上用马赛克进行处理,甚至对声音也进行处理等。只要能够做到公开事件后,公众不可能从新闻中辨认或推断有关当事人,即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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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第九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

第九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 本章内容

新闻自由口号的由来与发展 新闻自由的内容与实质 新闻控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口号的由来与发展

一、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提出的口号。最初提出的是“言论出版自由”,即表达思想的自由。

密尔顿是第一个提出新闻自由口号的政治家,英国是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背景:

1644年,弥尔顿因非法出版被召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借机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

11月24日,他故意不征求出版委员会的同意,印刷了这篇演讲词。这就是著名的争论小册子《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理论基础:天赋人权学说 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

基本观点: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

核心:反对政府对新闻传播的干预

二、新闻自由的发展

(一)传统新闻自由阶段

传统新闻自由阶段是指从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到“社会责任论”产生以前。

基本观点:将新闻自由视为人的一种天赋权利,而且是所有自由权利中最重要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17世纪:奠定思想基础(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8世纪:付诸实践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次把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美国《权利法案》(即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

曾格,全名叫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 1697-1746年),德裔美国人,印刷商、出版商和新闻记者。

曾格案件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对此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深远。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文明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

——托马斯·杰斐逊

19世纪:发展到顶峰

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 基本观点:

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应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

对于思想、意见是否正确的判断,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息的意见就是谬误;即使我们确信是谬误,要窒息它也是一个罪恶。对于不

同意见,必须兼顾双方,无所偏重,仔细辨别才能获得真理。真理是压制不住地,终将重新被发现。

20世纪40年代:为社会责任理论所修正

(二)当代新闻自由阶段

当代新闻自由阶段是指二战后至今。

社会责任理论

正式提出: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代表性著作:威廉·霍京《新闻自由:原则的纲领》、西奥多·彼得森《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基本观点:(1)新闻界在享有自由的同时还应对社会负责;(2)新闻自由权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不只是新闻界的特殊权利;(3)政府应该对新闻界进行适当干预,保障和扩大新闻自由,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注意

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立足点仍然是:新闻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并没有放弃传统新闻自由观念的基本原则,因而在总体上它不是一种全新的新闻自由观念,只是对传统新闻自由观念的一个修正。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势力和地主的斗争。——列宁

三、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引入与演变 引入:19世纪末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闻自由”的概念。

发展演变

王韬是第一个提出报刊出版言论自由思想的中国人。梁启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20世界20-40年代,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比较普遍的观念。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

四、两种不同性质的新闻自由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特征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是金钱和资本的自由 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极力操纵新闻媒介

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自由被限定在不能侵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严格界限内。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特征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以剥夺敌对阶级的新闻自由为前提。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摆脱了“资本的奴役”的自由。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第二节 新闻自由的内容和实质

一、新闻自由的定义

新闻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不受限制地传播和接受新闻的权利。

二、新闻自由的内容

传播自由:报刊出版自由、意见表达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自由、报道自由、评论自由、舆论监督自由。

接受自由:获取新闻自由、选择新闻自由、接受新闻自由。其本质是公众的新闻需要

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长期隐蔽的厦门PX海沧化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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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自由与接受自由的关系

传播自由是实现接受自由的前提,接受自由是传播自由的目的。

接受自由是通过传播自由来实现的,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主体有了传播自由;如果传播者违背民意或受众需求,接受自由就会落空,或者只能得到部分保证。可见,脱离接受自由的新闻自由,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新闻自由。

四、新闻自由的实质是一种民主权利 新闻自由的实质就是通过传播和接受新闻而实现的一种民主权利,它是政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自由是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公众在知情的前提下参政议政,是政治民主的特征;而新闻自由是知情的前提和保证。

五、新闻自由的特征

新闻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

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

新闻自由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具体性;

新闻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

1、新闻自由是相对的(1)、新闻自由受到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的真实性。(2)、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①、压制自由

②、保障自由:积极的限制(3)、新闻自由带有阶级性

马克思猛烈抨击普鲁士专政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时写道: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的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2、新闻自由的具体性(1)、依法创办媒介权;(2)、公众和政府正当使用媒介权;(3)、媒体的采访报道权;(4)、公众的知晓权;(5)、记者、政府和公众的答辩权和更正权;(6)、媒体保护新闻来源权;(7)、公民和政府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

六、新闻自由的实现

1、实现新闻自由的社会条件:

经济基础是实现新闻自由的物质保证; 政治民主是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 法治社会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基本保障; 文化发展是实现新闻自由的精神支撑。

2、实现新闻自由的主体条件: 政治经济地位

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自觉意识 知识素养和传播能力

3、新闻自由实现的标志

新闻传播媒介的相对独立性:经济独立、舆论独立。新闻传播媒介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第三节 新闻控制

一、新闻控制的概念

新闻控制是指对新闻传播行为所实施的规范,控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达到施控者的目的;二是防止新闻界对新闻自由和媒介权力的滥用。新闻控制包括他控和自控两方面。

二、新闻控制的依据和限度

思想自由是绝对的,不容干涉,但言论和新闻自由“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些现实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新闻控制的依据

社会大系统运行的统一性,要求对新闻传播进行必要的控制。

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要求其他各子系和新闻事业相互制约。

新闻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合理运用和实现,要求有必要的新闻控制。

新闻控制的合理限度

关键看控制是否符合新闻传播规律

只能以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和提升为前提,防止对新闻自由权和媒介权力的滥用。新闻控制是否合理还要从是否有利整个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层面来考察。

三、新闻控制的方式 他控方式的特点

基本上属于间接控制。

经济控制是最根本的、基础性的控制。

政治控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公众监督控制是表面上最弱而在深层次上最强的控制。

四、伦理控制(新闻自律)

(一)概念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传播者用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的自我约束。

新闻伦理:是指关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得到的关系的理论。

新闻道德:是指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道德原则、观念和规范等的总和。

(二)新闻自律的主要内容

新闻职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在商业化报纸(大众化报纸)兴起的时代。社会对大众化报纸黄色新闻泛滥的反思是促成新闻界自律的直接原因。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国家。

1776年,瑞典议会通过的《报业自由法案》中就有报业自律的内容;1874年瑞典发行人俱乐部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20世纪初出现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19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主持制定了《报人守则》; 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报业信条》。

二战后,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各国纷纷制定新闻职业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建设在中国 我国最早明确

提出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是徐宝璜:《新闻学》中有”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一节。

1921年沃尔特·威廉斯来华带来了他的《报人守则》。

1942年马星野受“中国新闻学会”委托起草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是我国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文件。

1981年由中宣部主持草拟的《记者守则》(草案),是新中国第一个规范性文件。1991年中国记协通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4、1997年两次修改。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 规定职业理想 明确职业责任 理顺职业关系 掌握职业技能 严守职业纪律 维护职业荣誉

《中国新闻工作和职业道德准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五、新闻法制

(一)基本概念

新闻法制,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控制新闻事业的程序、原则和机制。简言之就是依法治理新闻事业的法律和制度。

新闻立法,是指统治阶级制定、颁布和修订新闻法规的程序和过程,它是新闻法制的首要环节。

新闻法规,是国家制定的有关新闻传播行为的法律、法令、条例、规约等法律条文的统称,它包括新闻专门法和非专门法的有关条文。

新闻法,是指新闻专门法,即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新闻传播的专门法律条文的总称。

(二)、新闻涉及的法律问题 1.国家安全法

2.诽谤法

3.隐私

(曾格案件)安德鲁?汉密尔顿的伟大抗辩

“因而我在此将不再麻烦检察官先生去为这一点而去询问证人,而且我确实承认,他不但印刷了而且发表了那两篇文章,一如起诉书中所书那样,但我的确希望,他这样做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检察长先生,这场交易涉及到两个方面,我希望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印刷和发表了这两篇文章而构成诽谤,在宣布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诽谤这之前,你还得做一些事情——你须得说明:那些言论本身确实是诽谤性的!也就是说,是假的,恶毒的、煽动性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无罪的!

思考:知情权与隐私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十三大:“党和国家大事要让人民知道”,要“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精神; 十六大 :“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十七大:“四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

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公民知情权实现前程漫漫

(三)我国的新闻法制建设

、古代“言禁”、“书禁”、“报禁” 厉王止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事业要商量)魏晋时期书籍言论之祸

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仓颉造字,鬼夜哭。只字立招祸,片纸竟灭族。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读音cou,皮肤表面的纹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子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中医用布包热药敷患处)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中医用针或石针刺穴位)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中医汤药名,火齐汤)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公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桃花扇》揭示了国恨家仇 报禁的出现

宋代出现了《小报》,也随之开始了对民间报纸的控制。

清末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但是经济控制严厉。1910年,民政部对《大清报律》再次进行了修订,后改称《钦定报律》,经清廷批准后颁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新闻法律,它的颁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初步法制化。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报刊在新闻中占有较大比重。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余种。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是用三民主

义、孙文的“遗教”“统一思想”,并推行“党化教育”。为此还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和学校的训导制度,实行特务政治。

旧中国制定的新闻专门法 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规。1908年《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暂行报律》。北洋政府1914年颁布《报纸条例》,首次对报纸下了定义。南京国民党政府:1930年《中华民国出版法》。

新中国的新闻法制

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法规中。新闻法制建设不健全,人治的色彩很浓厚。

补充:我国新闻立法 历史背景

从1980年至今,每一年的全国“两会”都有代表提出“新闻立法”,而且,关于新闻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时至今日,新闻官司逐年增多、记者屡遭殴打和迫害、新闻行业出现有偿新闻等种种不规范现象都亟要新闻立法的规范。

主要内容:既然新闻法是公民权利法,其根本宗旨和主要内容就是保障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或者是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对权利行使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规定解决争议的法律程序 讨论话题:

中国有没有立法的必要,为什么? 如果立法,阻力在何处?

《新闻法》缺失问题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 民众的幸福系于个人崇拜 2010年记者被打不完全档案

江淮晨报 11月25日 合肥现代(女子)妇科医院记者被打

南方都市报 11月7日 记者在东莞虎门采访一宗纠纷时遭治安员围殴

西安晚报 9月1日 记者暗访油毛毡黑作坊遭十几人围殴

山东电视台 8月10日 记者在德州采访火灾时遭一群黑衣人殴打

北京电视台 8月1日 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殴打记者

每日经济新闻 7月30日 报社遭到疑似霸王集团员工冲击,记者被打

中央电视台 7月5日 记者在山西运城采访防洪水库建别墅时被打

生活新报 3月27日 记者采访昆明城管与小贩冲突时,遭多名执法人员围殴

观点: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1)英美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以不成文的判例法形式为主要的法律存在形式,法院判决一个新闻官司的判决词所表述的理由、原则,往往成为以后类似的官司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但即使这样的国家,成文法也在增加。更重要的是,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

(2)我国是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审理任何案例都要引用成文的法律、法令的条文,不引用以

往的判例(判例只在司法实践中起参考作用)。所以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3)把中国全面推向法治,是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立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把符合国情和新闻规律的认识和做法凝结在新闻法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机性,所以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度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新闻立法的现实阻力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容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决定了各项改革不是疾风骤雨式的破旧立新,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

记者的采访权与监督自由的矛盾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主要新闻媒体都是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众多的其他媒介也都分属于主要媒体、各个党政机构、党领导的团体等。二是地方保护主义氛围浓厚,上级机构对揭露当地问题持明显的抵触态度,而且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还需要通过各级领导部门的审核,许多报道还需要接受媒体之外的领导机构的指令,有些重大批评报道虽有记者发起,但要经过上级政府部门批准才能继续下去。

1953年3月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规定至今有效,决定了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上级党政机关对下级的监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代表社会公共舆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官员支持的媒体监督的个案

山西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运用党报《长治日报》舆论监督力量,大兴批评之风。媒体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 政党利益 行业利益 资本利益 弱者利益 媒体利益 其他利益

《新闻法》能否出台、在什么时候出台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在于呼吁强烈不强烈、提案完善不完善,而是现实的客观需要——管理者的需要和被管理者的需要。

新闻立法要件

首先是要明确界定新闻法的主体,即谁有资格成为新闻媒体,具体应包括:新闻媒体设立的条件,组织机构,内部各机构的运行规则等。

其次,规范新闻媒体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规定新闻媒体独立行使采编权、舆论监督权、新闻真实的内涵,保障新闻自由。

第三,界定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重点规范新闻媒体和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公权力部门的关系,协调媒体和公民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等

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第四,新闻作品的著作权。第五,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

第六,新闻侵权纠纷的仲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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