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新闻自由如何认识

第一篇：对台湾新闻自由如何认识

1.对台湾新闻自由如何认识？

我认为，台湾新闻自由虽然具有民主权利的价值意义，但是污染了媒体环境，新闻自由被滥用已经变成一种商业工具，新闻自由原本是民主政治之福，然而，由于政党之争，使得这个自由主义的新闻概念逐渐变质，发展到罔顾法律与危害公众，置个人自由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台湾新闻自由正在与媒体信赖度相背离，要想更好的发展台湾新闻自由，必须拥有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国家虽然不能干预媒体內容，但其管制机构必须要避免特定媒体成为托拉斯，保障媒体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公众意见不必受单一企业牵制；其

二、记者在媒体內部必须能集体捍卫新闻专业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响；其三，公民力量必须能监督与抗衡媒体的不当报导，不要让少数媒体支配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我认为台湾新闻自由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篇：当代大学生对台湾的认识

当代大学生对台湾的认识 【提出问题】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我作为当代大学生，对我国台湾问题颇为关注。福建是我的故乡，从小我们就对隔岸的台湾有着不可分割的感情，“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这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下深深的烙印。随着时间的变迁，我更加明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过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台湾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当代大学生，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又是怎么样呢？本文对台湾问题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对我国对台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当代大学生看待台湾问题存在的缺陷以及今后建设方向应该有怎么样的措施？

【分析问题】

对以上问题，我们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 调查对象：本校在读学生 调查时间：2011年6月份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一、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基础知识）1.我心目中的台湾

还记得小时候，亲人从台湾带回许多礼物，有吃的、穿的、用的，就差没把台湾的房子搬回家了。说起搬回家不如说，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毫无疑问，台湾的一切美景美食都吸引着我，我向往携同家人赴台湾旅行。台湾对我来说同大陆一样是中国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我们可以友好的往来，全国同胞可以互帮互助。然而，台湾缺成了我心中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台湾什么时候回归？台湾回归问题深深吸引着我去探讨。2.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居台湾后，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因此产生了台湾问题。3.台湾问题的实质

台湾问题从本质上讲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设计中国是统一还是分裂的问题。中国人民振幅完全享有和形式对台湾的主权，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4.大陆对台湾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从1987年至今，海峡两岸交流答题经历了单向交流、双向交流和两岸交流持续、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三个阶段。现在大陆与台湾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这无疑对两岸同胞都是十分有利的。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并举行会谈，那是两岸60年来的首次握手。而后来的海协会与海基会的谈判更是给两岸人民统一的希望。

二、我国对台政策

1.国对台政策从“武力解决台湾的方针”转向“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党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的主张。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想干、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步骤，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释放作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内容就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具体来说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

1）.一个中国。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2）.两制并存。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3）.高度自治。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不同于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高度自治权。

4）.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担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5）.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6）.积极促谈，争取通过谈判实现统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就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7）.积极促谈两岸“三通“和各项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感情，密切两岸经济、文化关系，实现和平统一创造条件。8）.坚决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言行。“台独”将使台湾沦为外国附庸，维护祖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利益，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9）.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插手和干涉台湾问题。10）.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3.新世纪新阶段对台方针政策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三、分析当代大学生对认识台湾问题的调查结果（存在的基本问题）

调查结果：在被调查人群中有1/2的学生认为中国国力不够强大，有1/2的学生认为应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有2/3的学生认为台湾回归对我国的重要性表现在国防方面，有同学认为台湾回归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

通过调查我得到了当代大学生对台湾问题的调查结果（数据由网络在线问卷调查提供）。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大学生对台湾问题表示非常关注，并且当代大学生维护祖国统一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大多数学生表示会为祖国统一而努力，而奉献。同时也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于台湾问题和相关政策的理解上存在一些不足，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大学生对台湾回归的意义缺乏独立性的认识和深入思考。比如台湾回归对我国国防、经济、文化方面都有重大影响。2.大多数学生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其不理性表现在不少人堆“和平统一”缺乏信心，支持武力统一。

3.大多数学生对台湾问题都是以课堂知识为主，缺少自主能动性。对某些政治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幼稚。很多大学生思想还比较单纯，认识和行为脱节。并且对目前中国对台政策缺乏相应的了解，对台湾政治环境认识也很欠缺，表现出当代大学生政治敏感性不高。调查分析与总结：

随着老一辈台湾人的相继离去，新生的台湾人于大陆的联系越来越少，对祖国的归属感渐渐减弱。不少大学生也清楚的认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所以加强文化交流，找到两岸人民的共同归属感很重要。对于我来说，身居海峡西岸，两岸双方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武力相对对我们的感情伤害极大，我并不希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在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上也不反对武力。我希望台湾能够和平统一，回到祖国的怀抱。【解决问题】

四、对于调查结果中存在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应该采取的措施）作为当代大学生的一员，我觉得应该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征，在大学生对台湾问题方面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1.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应该增强对台湾人民的认同感，不要因为一些政客的作为而疏远台湾人民，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不能让中华民族不完整，不能让中华文化残缺，我们不能缺少台湾。

2.我们应该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努力替身自身的政治素养，以期待将来在台湾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都是祖国的精英分子，肩负着祖国统一的大任，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为祖国做贡献。3.当代大学生行为与认识相脱节，原因主要在于高校存在着只重视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和专业技能培养，而相对忽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的倾向，大学生综合素质得不到健康全面发展，高校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必须充分考虑大学生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改变枯燥的教学方式，根据大学生实际请款开展这项工作。

4.要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关心度，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对国家针对台湾的政策方针的了解，对台湾政治环境和台海问题的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要深入解读，学会独立思考。个人对台湾问题的感想：

台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海峡两岸仅一水相隔，两岸民间交流、学术交流尤其活跃，大陆高校也积极组织赴台高校交流学习。而陌生的是，我们对台湾历史、政治等的了解或许并不那么全面，片面的了解有时难免产生更多偏见。但是，我们海内外同胞的心愿就是祖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

五、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09年修订版）

第三篇：对台湾广告发展的认识

对台湾广告发展的认识

姓名：高鑫

学号：2008014009

对台湾广告发展的认识

关键字：台湾时代广告业做法影响

广告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且一个行业的发展的发展因素中，不仅需要经济的支持，而且需要政治上的扶持，以及教育人才上的帮助。台湾广告业的发展就充分印证了这些观点。

应该说，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奇迹、70年代的媒体解严开放、80年代的广告多元时代、90年代科技媒体的汇流„„，经济发展、媒体演进与广告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都在台湾广告的成长过程当中影响了台湾社会变迁，台湾广告的发展是台湾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台湾广告业和广告传播的研究，就必然要把台湾广告发展和台湾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才能充分并且深刻地领略台湾广告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学术界通常认为，近代台湾广告史开始于日本统治时代的报纸广告。最早的成熟广告出现在1896年6月17日创刊的《台湾新报》上，其创刊不久即有总督府广告刊登，可谓台湾广告的开始，至今已经发展了百余年。在这百年的发展史上，台湾广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十年为日本统治时期，后五十年为战后的发展历史。关于战后五十年台湾广告和现代社会变迁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方式。王德馨以“民国”纪年为标准，把台湾广告的历史发展区分为四个阶段：五十年代以前的广告萌芽时期，五十年代的广告发展时期，六十年代的广告发展时期以及七十年代广告趋向国际化时期；而刘毅志、刘会梁则分为四期，第一期为掮客及萌芽期(1945-1954)，第二期为广告代理孕育期(1955-1963)，第三期为广告代理业成长期(1964-1980)，第四期为广告代理业国际化期(1981-迄今)。郑自隆在《广告与台湾社会的变迁》中，以编年史方式依据社会变迁与广告发展状况，划分台湾战后五十年广告发展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战后萌芽期，1945-1957)；第二阶段(广告代理导入期，1958-1965)；第三阶段(成长期，1966-1975)；第四阶段(竞争期，1976-1988)；第五阶段(多元期，1989——)。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代广告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地区，是一片空白。当时台湾地区刚从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百废待举，物质缺乏，当然也就没有广告业存在的土壤。1949年，赵君豪与丁宇人等首创大陆广告公司，公司主要业务为推销报纸广告版面，因此被称为台湾掮客型广告公司的开始。柯逸鹏兄弟于1949年左右成立蕾克广告公司，龚厂桥兄弟则于1946年由上海来台为政府企划，在台北市举办“台湾博览会”，王石夫也于1954年创立东南广告公司。这些广告公司的业务范围开始有所拓展，除承揽广告工程，也从事设计、包装等工作。但是，大部分都是通过媒介自身聘用的业务员来进行发稿和制作，广告内容大都以平铺直叙方式为主，广告画面亦以商品为主，再辅以人物或辅助性插画。但总的来说，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流于夸大不实，导致民众对广告产生诸多的不信任。因此，此时的台湾广告我们只能说是处于台湾广告的萌芽阶段。

1959年，第二届亚洲广告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东京期间，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电通)社长吉田秀雄积极向台湾团成员介绍广告公司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并表示愿意协助台湾建立广告代理制度。吉田秀雄的鼓励，再加上当时台湾经济逐渐起步，以及筹备中的台湾电视公司，均促进了台湾广告事业的诞生。因此，1959年可以说是台湾地区广告事业发轫年。在这年底，温春雄创立东方广告社，这是台湾地区第一家具有现代雏形的综合广告代理商，1960年改名为东方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其后众多的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需要说明的是，台湾早期广告事业受日本影响极大，除主要客户为日商、主要商品为日货外，创办人大都具有日本教育背景，深受日本广告教育影响，公司组织与管理风格也均沿袭日本模式。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的广告公司规模都很小，多在10人以下，但普遍设置

有业务、媒介、设计等部门。这些早期的广告公司一开始都沿着现代广告代理制的路子去经营，不愿再重踏50年代纯媒介发稿的老路子。6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已有较大复苏，对外贸易开始有明显的成果，大众生活水准有了提高，使广告公司的广告代理业有了生存的基础。当然，与广告经营最有直接关系的是台湾地区电视广告新媒介的出现。1962年10月10日“台视”开播，将台湾广告经营带入了电视时代，也直接促成多家广告公司成立，使得台湾广告经营步入真正代理商的时代。电视广告的动感及画面效果，引起了广告客户的极大兴趣，纷纷加大对电视广告的投入。电视广告的兴起还带动了专业广告影片制作公司的成立，使台湾地区的广告业开始有了对外分工的雏形。此外，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显示台湾正式走入外贸导向的时代，对台湾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的提升有绝对积极的贡献，当然对广告经营也有间接的刺激和帮助。1966年，在台北召开第五届亚洲广告会议，这次会议使台湾地区广告界在经营制度、广告技术改进及借鉴国际广告新知识方面，都有巨大的收获。

20世纪70年代是台湾地区经济大步起飞的时期。当时物价较为稳定，通货膨胀率很小，民众的消费大幅度增长。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组成了企业集团，并大幅度增加对广告的投入，广告量的增长每年都以2位数提升。广告市场的繁荣使大部分广告公司得以发展，彼此之间维持着良性的竞争。1975年，台湾广告界成立了“台北市广告代理商业同业公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十大建设陆续完成，经济发展迅猛。此期间，由于台湾当局宣布放开市场，强调经济的自由化与国际化，鼓励外商广告业进入台湾市场，从而使广告业进入了竞争期。由于外资广告公司的进入，使得本土性公司面临强大冲击，形成了这个阶段有名的“洋土”纷争或融合期。上奇广告公司、李奥贝纳广告公司、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分别进入台湾市场。1985年7月，台湾奥美公司成为第一家由“政府”正式核准外资进入广告业的国际代理商。发展到现在，全球20大广告集团在台湾几乎都已建立合作的关系，台湾已是跨国企业和跨国广告集团的重要目标对象，世界排名前列的外国广告公司奥美、智威汤逊、达彼思、灵狮、塞吉、李奥贝纳、麦肯等纷纷在台湾地区创办独资、合资公司。

台湾现代广告产业的发展过程，可以1985年第一家国际广告公司——“奥美”在台湾设立分公司作为分水岭，把广告市场区分为开放前和开放后两个主要时期。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虽然没有正式禁止外资投资广告产业，但却被国际广告公司视为发展广告市场的禁地，台湾的本土广告公司对外合作仅止于技术和业务关系。由于台湾现代化广告产业在建立初期得力于日本广告公司的大力协助，因此，日本的广告实务运作理念与作业模式影响台湾长达20余年之久。诚如资深广告人赖东明先生所言，经由模仿日本，台湾的广告公司不仅可以获得经营广告公司与广告创作的Know-how，同时也可获得日本品牌在台的广告代理权。据胡光夏先生的研究指出，影响国际广告公司来台发展的因素有五项，其中之一即是，台湾因为沿袭日本的广告作业方式，争取和维系客户大都以人情为主，影响以专业取向为主的西方国际广告公司来台发展的意愿。

1981年至1984年间，一些欧美的大型国际广告公司，如奥美、麦肯、DDB、智威汤逊等开始来台发展，并与台湾的广告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例如奥美与国泰建业、麦肯与联中、国华与日本电通、葛瑞与华威等。由于此一时期的台湾广告市场仍未开放，对国际广告公司而言，与本土广告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是对新市场探路的最佳方式。一方面可以为既有的国际广告主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针对新市场的潜力和未来合作对象加以评估，期望在广告市场开放后，能取得并购原有合作的本土广告公司。

据胡光夏先生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吸引国际广告公司到台湾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五个：

1、由于台湾经济高度成长，国民年平均所得增加，且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持续增加。

2、台湾当局受到美国压力，持续降低进口关税，再加上台币对美元的升值，使进口货

品售价降低，民众消费能力相对的大幅提升。

3、台湾当局为追求自由化与国际化，陆续开放其国内的服务业市场，其中包含广告业。

4、当地企业为了应对在国内日益增强的市场竞争，以及增加在国际上的品牌知名度，对拥有know-how和全球网络的国际广告公司需求日益殷切。

5、一系列的政治与媒体改革措施逐渐实施，如解严、解除报禁、开放电子媒体等，使媒体的广告空间大增。

1985年广告市场开放后，国际大型广告公司陆续来台设立据点。国际广告公司由于挟着丰富的资源与灵活的国际网络等优势，在台的市场占有率(指综合广告代理商经手的总广告量)逐年攀升，从1985年的8%市场占有率，到1996年起，国际广告公司的整体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七成以上，其中欧、美广告公司占五成，日本广告公司占两成以上。另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是，到了90年代末前十大广告代理商的排名中，仅剩下一家纯本土广告公司。以1999年为例，毛收入排名前十大的本土广告公司，只有联广公司一家。

由此可见，台湾广告市场开放后，广告产业已经充分地被“国际化”了。到了90年代末期，跨国广告集团在台湾采用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是经由广告公司内部服务项目区隔，收费切割，将媒体部门独立成媒体代理公司，也就是从公司内的一个作业部门，独立成一个能获利的公司，它为集团下各地分公司订立新的游戏规则，改变各国广告市场结构。原先广告市场是广告公司、广告媒体和广告主三者达成生态上的平衡，现在增加了媒体代理公司，成为四者的关系。跨国广告集团对台湾广告产业的影响进入了媒体代理公司阶段。外资主导的媒体代理公司对于台湾整体广告市场有极大影响，不仅广告公司内部的资金转移、人力流动、技术转移等都深受外部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媒体代理公司对于台湾整体广告市场的影响更为深远，包括广告公司本身，传播媒体和广告主都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台湾广告的发展，也明显地更多地受到媒体变革发展和科技飞跃的影响。1992年“公平交易法”的实施，1993年开放广播电台的申请，同时通过有线电视法，1993年到1996年三年之间民营电台共核准了84家，进入了广播业的战国时代，1997年第四家无线电视台“民视”开播，1998年“公共电视”开播，1999年通过卫星广播电视法„„，台湾媒体发展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同时，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形成新的传播方式以及促进新媒体的诞生。在科技挑战与媒介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台湾的新兴媒体如互联网、户外媒体、移动媒体„„在过去十余年中，发展更是惊人。仅以有线电视而言，台湾仅花了8年(1992-1999年)时间，普及率从28.9%成长到80.5%。有人观察台湾报禁开放10年后的媒体发展，即以“台湾的媒体奇迹”一词来形容，同时指出，90年代初期的户外媒体，90年代中期的卖场媒体，1995年的地方广播电台，1996年捷运站内的广告以及1995-1996年的互联网都属于这一波新兴媒体潮。而近年，互联网在台湾发展近几年非常迅速，2007年底，台北市因特网广告暨媒体经营协会(IAMA)数据显示，2007年台湾网络广告规模估计达49.50亿新台币，较2006年成长33.87%。预估2008年的状况，台湾网络广告规模将达到新台币59.86亿，成长幅度预估为20.92%。

台湾广告的成长伴随其历史社会的发展。近几年大陆的广告业也在迅速发展，大陆广告公司大多经历了由广告社到美术设计公司，再到专业广告公司的演变过程。大陆的广告公司也应多向台湾的广告界学习借鉴，将散点聚集，运用整合传播观念，以成立集团化的全面广告公司为目标，更加系统化，工程化，已达到世界大规模广告公司的标准。

再者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国外的广告业非常发达，思想先进，但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全球性的传播，缺乏自己特色的广告是走不远的。中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就要很好的利用这一点，弘扬中国深远高洁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结合，做出自己的特色。

奥美曾说：“雇佣巨人，奥美才成为强大的公司，反之则会变成侏儒公司。每位主管都

有责任不断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我们大陆也应积极重视广告人才的培养，不断完善广告教育体制。不管制度如何的完善，公司如何庞大，资金如何的雄厚，没有广告人，没有可以制造创意和将其实现的人，那什么都是空谈。

第四篇：谈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李泳 新闻2班 35号 什么是新闻自由？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但是在中国，新闻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自由？

我们可以看下在中国新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2010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编辑朱蒂因4月11日编发在该版的历史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而遭停职处理，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

●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香港《苹果日报》周三报道，中国政府禁止该报采访报道上海世博会。报道称，世博会开幕在即，当局对该报的10多份采访申请依然还未做出决定。中国当局已多次拒绝发给该报记者报道大陆举办活动的许可证。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该报实际上也被排除在外。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该报有2名记者获得报道许可证，但其中一名在入境时先是被拒，后来才被允许入境。（美联社）

●张宏，是位于北京市的《经济观察报》网站的副主编，由于他联合了13家媒体共同发表社论，呼吁改变中国户籍制度，而被开除。这是一次警告，它预示着敢于质问国家政策的媒体人将受到惩罚。（纽约时报）

●《财经》主编胡舒立，2009年11月9日从《财经》杂志辞职。原因是胡舒立任《财经》杂志主编11年期间，秉笔直书，触动利益集团，指出阻止经济改革的瓶颈，而且，《财经》的独家报道加速了中国一些臭名昭著罪犯的落网。（时代周刊）

●前高校教师四川异议人士左晓环因参与维权行动和不定期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本周一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被抄走电脑等物品。（RFA）●因为中国作协指责重庆媒体报道作协在重庆开会期间豪华铺张，与事实“不符”，因应行政压力，《重庆时报》和《华西都市报》先后“被道歉”，相关记者被解聘。（Facebook）●师涛，中国新闻记者、诗人、作家，因为通过雅虎发了一封政府文件给海外网站，2005年，被政府控以“窃露国家机密”，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现正服刑中。（维基百科）看着这些追求新闻自由的人们，其下场都不是好下场。因为危及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有言不能发。中国的报纸媒体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稍有较为偏激或者言论过于自由的文章发表都会受到打压，甚至是严重处理与此相关的一部分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段话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拥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及美国在各方面都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新闻自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难以脱离。实现中国的新闻自由离不开民间社会的努力争取，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台湾人民可以自由地在媒体报纸网络上自由言论，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心声，可以毫不留情地评击社会以及政府的腐败。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崇尚自由的社会，需要有大部分人支持、抗争与呐喊。倘若我们只是一味的争当良民和顺民，那么自由很难或者在很遥远的未来都不会降临到我们的社会当中。因为在所谓的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之间，政府往往都是保障国家的安全为先而舍弃新闻自由。不仅仅是在中国，就连在以民主为上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有部电影《真相至上》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在面对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的两难选择当中，政府毫不犹豫牺牲新闻记者从而保障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即使是小题大做，即使是杀一儆百，政府永远都是难以挑战的权威。追求自由令人望而生畏。但是，还是会有人不断地贡献在新闻自由的道路上的，就算前方的路途再坎坷也会坚持走下去，我坚信。

第五篇：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探析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www.xiexiebang.com/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作者谢清果，哲学博士，历史学(传播史方向)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后；张汉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