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

第一篇：第九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

第九章 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 本章内容

新闻自由口号的由来与发展 新闻自由的内容与实质 新闻控制

第一节 新闻自由口号的由来与发展

一、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提出的口号。最初提出的是“言论出版自由”，即表达思想的自由。

密尔顿是第一个提出新闻自由口号的政治家，英国是新闻自由思想的发源地。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背景：

1644年，弥尔顿因非法出版被召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借机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

11月24日，他故意不征求出版委员会的同意，印刷了这篇演讲词。这就是著名的争论小册子《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理论基础：天赋人权学说 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

基本观点：观点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

核心：反对政府对新闻传播的干预

二、新闻自由的发展

（一）传统新闻自由阶段

传统新闻自由阶段是指从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到“社会责任论”产生以前。

基本观点：将新闻自由视为人的一种天赋权利，而且是所有自由权利中最重要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

17世纪：奠定思想基础(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8世纪：付诸实践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次把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美国《权利法案》(即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

曾格，全名叫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 1697-1746年)，德裔美国人，印刷商、出版商和新闻记者。

曾格案件是指1733年曾格创办的《纽约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抨击了省政府管理者的政策，随后曾格因此被指控犯有煽动性（反政府）的诽谤罪，最后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该案件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有关法律和出版自由的著名案例，标志着美洲殖民地新闻自由的第一次重要胜利，对此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深远。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文明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

——托马斯·杰斐逊

19世纪：发展到顶峰

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论自由》 基本观点：

每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应享有良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

对于思想、意见是否正确的判断，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息的意见就是谬误；即使我们确信是谬误，要窒息它也是一个罪恶。对于不

同意见，必须兼顾双方，无所偏重，仔细辨别才能获得真理。真理是压制不住地，终将重新被发现。

20世纪40年代：为社会责任理论所修正

（二）当代新闻自由阶段

当代新闻自由阶段是指二战后至今。

社会责任理论

正式提出：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代表性著作：威廉·霍京《新闻自由：原则的纲领》、西奥多·彼得森《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基本观点：（1）新闻界在享有自由的同时还应对社会负责；（2）新闻自由权利是全体公民的权利，不只是新闻界的特殊权利；（3）政府应该对新闻界进行适当干预，保障和扩大新闻自由，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注意

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立足点仍然是：新闻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并没有放弃传统新闻自由观念的基本原则，因而在总体上它不是一种全新的新闻自由观念，只是对传统新闻自由观念的一个修正。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伟大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势力和地主的斗争。——列宁

三、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引入与演变 引入：19世纪末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新闻自由”的概念。

发展演变

王韬是第一个提出报刊出版言论自由思想的中国人。梁启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20世界20-40年代，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比较普遍的观念。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

四、两种不同性质的新闻自由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特征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是金钱和资本的自由 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极力操纵新闻媒介

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自由被限定在不能侵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严格界限内。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实质特征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以剥夺敌对阶级的新闻自由为前提。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摆脱了“资本的奴役”的自由。

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第二节 新闻自由的内容和实质

一、新闻自由的定义

新闻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不受限制地传播和接受新闻的权利。

二、新闻自由的内容

传播自由：报刊出版自由、意见表达自由、采访自由、写作自由、报道自由、评论自由、舆论监督自由。

接受自由：获取新闻自由、选择新闻自由、接受新闻自由。其本质是公众的新闻需要

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长期隐蔽的厦门PX海沧化工公司

范跑跑事件

千夫所指的北大才子范跑跑

三、传播自由与接受自由的关系

传播自由是实现接受自由的前提，接受自由是传播自由的目的。

接受自由是通过传播自由来实现的，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主体有了传播自由；如果传播者违背民意或受众需求，接受自由就会落空，或者只能得到部分保证。可见，脱离接受自由的新闻自由，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新闻自由。

四、新闻自由的实质是一种民主权利 新闻自由的实质就是通过传播和接受新闻而实现的一种民主权利，它是政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自由是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公众在知情的前提下参政议政，是政治民主的特征；而新闻自由是知情的前提和保证。

五、新闻自由的特征

新闻自由是一种政治自由；

新闻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

新闻自由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具体性；

新闻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

1、新闻自由是相对的（1）、新闻自由受到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的真实性。（2）、新闻自由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①、压制自由

②、保障自由：积极的限制（3）、新闻自由带有阶级性

马克思猛烈抨击普鲁士专政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时写道：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的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2、新闻自由的具体性（1）、依法创办媒介权；（2）、公众和政府正当使用媒介权；（3）、媒体的采访报道权；（4）、公众的知晓权；（5）、记者、政府和公众的答辩权和更正权；（6）、媒体保护新闻来源权；（7）、公民和政府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

六、新闻自由的实现

1、实现新闻自由的社会条件：

经济基础是实现新闻自由的物质保证； 政治民主是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 法治社会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基本保障； 文化发展是实现新闻自由的精神支撑。

2、实现新闻自由的主体条件： 政治经济地位

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和自觉意识 知识素养和传播能力

3、新闻自由实现的标志

新闻传播媒介的相对独立性：经济独立、舆论独立。新闻传播媒介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第三节 新闻控制

一、新闻控制的概念

新闻控制是指对新闻传播行为所实施的规范，控制的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达到施控者的目的；二是防止新闻界对新闻自由和媒介权力的滥用。新闻控制包括他控和自控两方面。

二、新闻控制的依据和限度

思想自由是绝对的，不容干涉，但言论和新闻自由“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些现实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新闻控制的依据

社会大系统运行的统一性，要求对新闻传播进行必要的控制。

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要求其他各子系和新闻事业相互制约。

新闻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特别是新闻自由的合理运用和实现，要求有必要的新闻控制。

新闻控制的合理限度

关键看控制是否符合新闻传播规律

只能以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和提升为前提，防止对新闻自由权和媒介权力的滥用。新闻控制是否合理还要从是否有利整个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层面来考察。

三、新闻控制的方式 他控方式的特点

基本上属于间接控制。

经济控制是最根本的、基础性的控制。

政治控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公众监督控制是表面上最弱而在深层次上最强的控制。

四、伦理控制（新闻自律）

（一）概念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传播者用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的自我约束。

新闻伦理：是指关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得到的关系的理论。

新闻道德：是指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道德原则、观念和规范等的总和。

（二）新闻自律的主要内容

新闻职业道德的产生与发展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在商业化报纸（大众化报纸）兴起的时代。社会对大众化报纸黄色新闻泛滥的反思是促成新闻界自律的直接原因。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国家。

1776年，瑞典议会通过的《报业自由法案》中就有报业自律的内容；1874年瑞典发行人俱乐部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20世纪初出现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1908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主持制定了《报人守则》； 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报业信条》。

二战后，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各国纷纷制定新闻职业道德准则。

职业道德建设在中国 我国最早明确

提出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是徐宝璜：《新闻学》中有”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一节。

1921年沃尔特·威廉斯来华带来了他的《报人守则》。

1942年马星野受“中国新闻学会”委托起草了《中国新闻记者信条》，是我国最早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文件。

1981年由中宣部主持草拟的《记者守则》（草案），是新中国第一个规范性文件。1991年中国记协通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4、1997年两次修改。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容 规定职业理想 明确职业责任 理顺职业关系 掌握职业技能 严守职业纪律 维护职业荣誉

《中国新闻工作和职业道德准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 维护新闻的真实性； 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五、新闻法制

（一）基本概念

新闻法制，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控制新闻事业的程序、原则和机制。简言之就是依法治理新闻事业的法律和制度。

新闻立法，是指统治阶级制定、颁布和修订新闻法规的程序和过程，它是新闻法制的首要环节。

新闻法规，是国家制定的有关新闻传播行为的法律、法令、条例、规约等法律条文的统称，它包括新闻专门法和非专门法的有关条文。

新闻法，是指新闻专门法，即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新闻传播的专门法律条文的总称。

（二）、新闻涉及的法律问题 1.国家安全法

2.诽谤法

3.隐私

（曾格案件）安德鲁?汉密尔顿的伟大抗辩

“因而我在此将不再麻烦检察官先生去为这一点而去询问证人，而且我确实承认，他不但印刷了而且发表了那两篇文章，一如起诉书中所书那样，但我的确希望，他这样做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检察长先生，这场交易涉及到两个方面，我希望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印刷和发表了这两篇文章而构成诽谤，在宣布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诽谤这之前，你还得做一些事情——你须得说明：那些言论本身确实是诽谤性的！也就是说，是假的，恶毒的、煽动性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无罪的！

思考：知情权与隐私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十三大：“党和国家大事要让人民知道”，要“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精神； 十六大 ：“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十七大：“四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

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公民知情权实现前程漫漫

（三）我国的新闻法制建设

、古代“言禁”、“书禁”、“报禁” 厉王止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事业要商量）魏晋时期书籍言论之祸

满清时期大兴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仓颉造字，鬼夜哭。只字立招祸，片纸竟灭族。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扁鹊见蔡桓公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读音cou，皮肤表面的纹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子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中医用布包热药敷患处）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中医用针或石针刺穴位）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中医汤药名，火齐汤）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居五日，桓公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桃花扇》揭示了国恨家仇 报禁的出现

宋代出现了《小报》，也随之开始了对民间报纸的控制。

清末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但是经济控制严厉。1910年，民政部对《大清报律》再次进行了修订，后改称《钦定报律》，经清廷批准后颁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新闻法律，它的颁行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初步法制化。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报刊在新闻中占有较大比重。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500多种报刊只剩下130余种。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是用三民主

义、孙文的“遗教”“统一思想”，并推行“党化教育”。为此还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和学校的训导制度，实行特务政治。

旧中国制定的新闻专门法 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我国第一部新闻法规。1908年《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暂行报律》。北洋政府1914年颁布《报纸条例》，首次对报纸下了定义。南京国民党政府：1930年《中华民国出版法》。

新中国的新闻法制

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散见于其他法律和法规中。新闻法制建设不健全，人治的色彩很浓厚。

补充：我国新闻立法 历史背景

从1980年至今,每一年的全国“两会”都有代表提出“新闻立法”,而且,关于新闻的立法呼声越来越高。时至今日,新闻官司逐年增多、记者屡遭殴打和迫害、新闻行业出现有偿新闻等种种不规范现象都亟要新闻立法的规范。

主要内容：既然新闻法是公民权利法，其根本宗旨和主要内容就是保障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或者是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对权利行使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规定解决争议的法律程序 讨论话题：

中国有没有立法的必要，为什么？ 如果立法，阻力在何处？

《新闻法》缺失问题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 十年浩劫，人妖颠倒 民众的幸福系于个人崇拜 2010年记者被打不完全档案

江淮晨报 11月25日 合肥现代（女子）妇科医院记者被打

南方都市报 11月7日 记者在东莞虎门采访一宗纠纷时遭治安员围殴

西安晚报 9月1日 记者暗访油毛毡黑作坊遭十几人围殴

山东电视台 8月10日 记者在德州采访火灾时遭一群黑衣人殴打

北京电视台 8月1日 郭德纲徒弟李鹤彪殴打记者

每日经济新闻 7月30日 报社遭到疑似霸王集团员工冲击，记者被打

中央电视台 7月5日 记者在山西运城采访防洪水库建别墅时被打

生活新报 3月27日 记者采访昆明城管与小贩冲突时，遭多名执法人员围殴

观点：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1）英美属于普通法系国家，以不成文的判例法形式为主要的法律存在形式，法院判决一个新闻官司的判决词所表述的理由、原则，往往成为以后类似的官司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但即使这样的国家，成文法也在增加。更重要的是，英美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他们都是新闻法治国家。它首先确定新闻是自由的，不受权力机关干预，然后以判例法和各种成文法中的有关条款，来限制和禁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

（2）我国是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审理任何案例都要引用成文的法律、法令的条文，不引用以

往的判例（判例只在司法实践中起参考作用）。所以中国新闻要走向法治，就必需制定专门的、系统的新闻法。

（3）把中国全面推向法治，是党的奋斗目标之一。而且立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把符合国情和新闻规律的认识和做法凝结在新闻法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机性，所以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度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新闻立法的现实阻力

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容动摇的立国之本。这就决定了各项改革不是疾风骤雨式的破旧立新，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

记者的采访权与监督自由的矛盾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主要新闻媒体都是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众多的其他媒介也都分属于主要媒体、各个党政机构、党领导的团体等。二是地方保护主义氛围浓厚，上级机构对揭露当地问题持明显的抵触态度，而且我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还需要通过各级领导部门的审核，许多报道还需要接受媒体之外的领导机构的指令，有些重大批评报道虽有记者发起，但要经过上级政府部门批准才能继续下去。

1953年3月关于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问题规定至今有效，决定了中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上级党政机关对下级的监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代表社会公共舆论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官员支持的媒体监督的个案

山西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运用党报《长治日报》舆论监督力量，大兴批评之风。媒体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焦点 政党利益 行业利益 资本利益 弱者利益 媒体利益 其他利益

《新闻法》能否出台、在什么时候出台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在于呼吁强烈不强烈、提案完善不完善，而是现实的客观需要——管理者的需要和被管理者的需要。

新闻立法要件

首先是要明确界定新闻法的主体，即谁有资格成为新闻媒体，具体应包括：新闻媒体设立的条件，组织机构，内部各机构的运行规则等。

其次，规范新闻媒体的权利和义务。具体规定新闻媒体独立行使采编权、舆论监督权、新闻真实的内涵，保障新闻自由。

第三，界定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主体、客体、内容，重点规范新闻媒体和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公权力部门的关系，协调媒体和公民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等

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第四，新闻作品的著作权。第五，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

第六，新闻侵权纠纷的仲裁制度。

第二篇：媒体要兼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

媒体要兼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

摘 要：自17世纪弥尔顿“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新闻自由”口号诞生，“新闻自由”标志着人类步入一个新时代，一个真正开始成为人的时代。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媒介事业的发展，新闻自由主义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端和问题，因此出现了修正新闻自由理论的社会责任论。本文从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理论入手；基于媒介传播现状，选出近几年较有代表性的传播事例，反映媒体在自由和责任二者之间的选择。在自由和责任面前，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不应该偏向哪一方，在秉持新闻自由之上，更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关键词： 新闻自由论

社会责任论

媒体于自由和责任之间的选择

承担社会责任目 录：

一、新闻自由理论

（一）、新闻自由理论诞生

（二）、新闻自由理论的缺陷

二、社会责任理论

三、自由与责任之间，媒体该何去何从

（一）媒体忽视社会责任

（二）媒体承担社会责任

四、结束语

一、新闻自由理论

（一）、新闻自由理论诞生

自由意识对人来来说是久远的，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说：“追求自由不是人类历史上最近才有的现象，它是一部人类史，它渗透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它在中世纪曾发出火花„„”，①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而“新闻自由”正是自由主义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具体呈现。

新闻自由起初是源自弥尔顿的“出版自由”口号。1644年，弥尔顿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关于离婚问题的小册子，受到议会的强烈谴责，并被传至国会出版委员会接受质问，他在国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随后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说词，就是现在的《论出版自由》。在这本小册子里，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到“出版自由”的口号，把新闻自由看作是人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力。②

新闻自由，是新闻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保障人们相互之间进行通畅的交流。③在当今世界，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将失去一种最为有效的相互交流信息，意见的桥梁。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不存在的，所谓“完全的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认为有了新闻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是对新闻自由的误解。

（二）新闻自由理论的缺陷

传统新闻自由主义观念支配下的新闻传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渐显出它的弊端，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并没有完全以理性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运用新闻自由权力。商业报刊发展成为主流报刊后，一些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转向金钱至上。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传媒资源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越来越失去了表达思想的手段和机会，虚假新闻层出不穷，报纸里广告泛滥，报道内容危及社会功德和个人隐私„„这些情况使得新闻与原先的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崇高理想被道而驰，引发人们对传统自由理论的不满与反思。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同样变成垄断市场，新闻自由似乎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因此，传统新闻自由观念设想的自由景象实际上成了幻象，人们运用的自由权力也往往变成了法律条文上的空头支票。④

二、社会责任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弊病和危机，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根本无能为力。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自由”的结果，传统理论当然不可能为之提供解决的方策。为防止由传播内容的浅薄化、煽情化、刺激化而引起的社会道德和文化堕落，社会舆论要求新闻媒介重视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趋高涨，20世纪4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新闻自由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委员会宣布：“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刻已经来临。”对于需要重建公共形象和恢复公信力的新闻界来说，“责任”概念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创意。有了责任这个主题，委员会为未来提供了奋斗目标。”这个报告将美国的新闻自由史从报刊的自由之上主义理论转向了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⑤

社会责任理论被称为“传统理论上一个新思想的接枝”。⑥它以挽救“新闻自由的危机”为宗旨，始终强调 “思想自由是各种自由中最可宝贵的”，保留和继承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

三、自由和责任之间，媒体该何去何从

（一）媒体忽视社会责任

新闻媒介既是社会的观察者和监督者,又时刻被社会各界观察和监督。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被称作“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动态性、矛盾性的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层出不穷，有些媒体缺乏对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的追究，一味停留在“抓人眼球”的浅层面上；大众传播中泛娱乐化倾向，忽略了媒体产品的社会效益，陷入低俗的怪圈，这些都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具体表现。

2007年秋冬，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亢奋性新闻，是陕西“华南虎事件”。综观媒体在此事件中所经历的“轻信—质疑—炒作—反思—无奈”的表现过程，有许多引人深思之处，全国大约没有哪家媒体不曾投入该事件的报道，几十家名刊大报的记者先后云集陕西镇坪县，追问真相，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之真伪，这是“一张老虎照引发的疑案”。华南虎照片真伪之辩，几乎成为

一个时期的媒体热点。连篇累牍的报道，整版篇幅都被华南虎占据了。令人们质疑的是类似华南虎照片这种并非多大事情的新闻，媒体炒作成重大新闻事件，而让本应受到关注的新闻变成旧闻、不闻。如此争夺市场引起的新闻乱象，如今已成媒体一景，人们不禁质问：在抢新闻、抢销量面前，媒体的责任哪去了？ 社会责任论强调媒体不能滥用自由。这主要是对新闻媒介提出的要求。

2008年初的艳照门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明星私生活不检点，影响的是自己的公众形象，然而媒体对此展开无限放大，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网络媒体，也令人吃惊地用大量版面跟风报道此事，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媒体的价值取向，媒体在整个事件报道中，不尊重隐私，客观上助长刊登艳照，污染社会环境，对精神和社会风气都是摧残和伤害。

还有某些媒体大肆炒作的“毒香蕉事件”，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恐慌与困惑，导致在某些香蕉产地，每斤香蕉只能卖3分钱。有的蕉农用成熟的香蕉喂猪，或听任香蕉大量烂在香蕉园里——这一系列事件中，相关媒体的社会责任何在？⑦ 人不可能天生有一种动力去寻求真理，他能够运用理性，却常常厌倦那样去做。思想上的懒惰，导致了人往往沉沦于无所用心的盲从状态中。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有着引导和掌握社会舆论的能力,在享有一定的特权的同时并要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代社会，媒体舆论被当作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功能。

（二）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论作为对传统新闻自由理论的修正而出现的，是革新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坚持新闻自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自由伴随着一定的义务，享受着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的媒介，有义务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享有“现代报业之父”美誉的约瑟夫·普利策曾留下过一段关于媒体社会责任的名言：“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他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媒体在传播多元信息，提供多种服务同时，最关键一点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是一种自律性的责任。

去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报道，正是对整个中国新闻界的一次精神洗礼。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各大媒体反应十分迅速，同时，全国各地媒体自发奔赴地震灾区最前线，对这场大地震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最及时的判断，每篇报道，都直接呈现媒体人追求社会责任感的强烈意识。通过电视直播传递出政府重视生命、以人为本的各种举措，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幅提升。很多境外媒体因为汶川地震报道，纷纷对中国媒体的表现表示认同。《纽约时报》说，中国媒体第一次达到了国际水准；《澳大利亚人报》称，迅速、准确的官方消息源源不断地发布出来，这表明中国的媒体完全具备了职业的工作能力和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感。⑧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在商业主义的冲击下，新闻媒介生存有压力不可否认。但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媒体必须在传播先进文化、正确引导社会文化潮流方面承担起神圣职责，而不能唯商业利益是从，否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乃至民族的心理精神品格的健康发展。要提高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需要法律、伦理道德对他们进行约束。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来约束媒体的行为和从业者的操作，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道德约束，提高新闻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两种方法有机结合，才能真真正正保障媒介社会责任的良好实现。

结束语：新闻自由权利不仅是媒体的特殊权利，还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媒体在享有自由的同时，应该履行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与义务。公众对媒体给予了极大的期望，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不仅是具有独特的新闻面感，更重要的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新闻理论教程》，杨保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次版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当代新闻学原理》，刘建明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论》,陈力丹，《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 《外国新闻事业史》张允若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报刊的四种理论》，施拉姆著，新华出版社 《论出版自由》，密尔顿著，商务印书馆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纪：《新闻自由与媒体责任》（来源，人权网，学者观点）

张允若：《西方社会责任新闻理论评析》（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

浙江在线/传播学/个人频道

注释： ①《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26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弥尔顿《论出版自由》，46页

③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22-224页 ④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第85页、⑤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⑥赛伯特、彼德森、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⑦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⑧《从汶川地震看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金黔在线/新闻窗

第三篇：浅议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所发挥的舆论监督等各项作用也愈加显著。然而，现代大众传播手段技术的进步，亦使得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权的后果也更为严重。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隐私权也越来越重视，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来予以平衡、协调。

一、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是指新闻单位、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公民通过新闻工具采访、传递、报道和出版当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各种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评论的过程中，不法地对他人隐私进行介入或披露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同的人的隐私权保护范围是否相同？下面笔者主要从国家官员、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三个对象入手分析。

（一）国家公务人员

理论界很多学者把国家公务人员归为公众人物，但国家公务人员和其他的公众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Melvin V.Reid案就确立了这样的法律原则：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个人部分隐私利益。[1]从此国家官员的隐私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成为通说。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隐私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的许多隐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们的隐私才能够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促进廉洁、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媒体和公众可以无限制地挖掘和公开其私生活，官员正当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扰或调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总之，与社会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众人物

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如明星、节目主持人、专家、贵族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默认了这个规则。新闻价值或者公众的合理兴趣已经成为限制公众人物的主要理由。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同时对其合理的私生活仍旧是保护的，新闻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举着自由的幌子无限制的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

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轰动整个世界，这件侵犯隐私的案件发生后全球各地的谴责矛头纷纷指向新闻媒体，迫使新闻工作者重新检讨他们在专业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隐私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只要是属于隐私范围，新闻工作

者的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关于隐私权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公民的私有领域不受侵犯三个方面；[2]有学者则具体列举了隐私权的10个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个人活动不受监视；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个人数据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

9、公民不愿公开的过去和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不得收集公开；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纯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是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之间具有对抗性。新闻自由保护的是大众的知情权，要尽可能多的为大众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个人信息；而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的安宁。新闻自由的开放性和隐私权的保守性，新闻媒体的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利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5]

（二）两者性质具有对抗性。从权利属性讲，新闻自由是一种公权利，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权利；而隐私权是一种私权，起着维护个人内心宁静、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两者发生冲撞是必然的。

（三）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人们对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宣传道德风尚或者体现人文关怀，却在报道中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四）法律的缺陷。我国还没有出台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的法律。目前，我国是通过保护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的，而名誉权和隐私权间区别很大，因此法律保护不力也是导致隐私权屡屡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近年来，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因此商业媒介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以实现利润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闻工作者为达到目的，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侵害个人隐私。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实质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权利，它们对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质等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探究两种权利冲突实质之前，必须了解什么是权利。庞德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得到承认并划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见，权利就是对利益的保护，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人在以权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时，会受到他人的同样以权利形式出现的指向同样的对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碍，这样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实质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价值的冲突。

四、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新闻侵害隐私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一）存在新闻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要认定新闻是否侵害了个人的隐私，首先就要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采访和新闻报道两个阶段，因此新闻侵害隐私权也集中在这两个阶段。

新闻采访是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在新闻媒介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者比较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实，记者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闻。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径可能是正确的，但其间也可能出现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常见的侵犯隐私权的手段有窃听、监视、侵入住宅、暗访、私拆信件偷窥其他文件资料、干扰等多种。新闻采访侵害隐私是违背他人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隐私，而不是公开他人的隐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为，就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不以采访内容公开为必要。

新闻报道和出版是新闻采访的结果，新闻媒介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新闻作品中公开披露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务及其他私生活情况，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

（二）具备新闻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

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以损害后果为要件，这是由侵权行为法的本质与社会功能决定的。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损害结果主要表现为新闻采访或者报道侵害个人隐私所造成的当事人精神上或者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为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忧虑、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财产上的损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隐私被披露被迫辞职或者因精神治疗而花去的费用等。对于损害结果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就可推定损害结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依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7]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三）新闻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新闻侵权行为必然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新闻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判断。但，因新闻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闻侵权行为而导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为治疗精神损害而花去的相关费用等，才能认定与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

（四）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新闻侵害隐私权是一种过错责任，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现实案例中，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得独家报道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采访和获取信息，很明显是出于故意。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由于并不认为报道内容属于隐私、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从而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予以披露报道，这是过失型侵权。

五、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

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只要符合了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就认定为侵权成立。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即使新闻自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应当免责。

（一）公共利益

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报道或者披露他人隐私，是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无关，而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了。新闻媒介对有关公众利益事情的报道，只要报道不是对社会善良风气具有粗暴及攻击性的误导，也不是明知为错误而又刻意加以报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责任。[8]无论是政府官员、公众人物还是一般的个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领域，就要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能够满足社会新闻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总合。[9]也就是说凡是有关公共利益，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一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公众人物的事件、有关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书或公共记录所记载的事项。如果新闻媒体能够证明报道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问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只要不是编造而是基于事实，即可免责。

（三）受害人同意

虽然是受害人的个人隐私，但是他积极主动或者默许其隐私被报道，这时受害人的隐私就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一切隐私只要经隐私主体同意就可以公开，但必须在隐私主体所规定的范围、内容、限度内公开，否则仍构成侵权。但受害人只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无权公开涉及他人的隐私。

（四）使不可辨认

有些个人的隐私确实有报道的价值或者教育意义，但是如果公开又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当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开。这时新闻媒体会做一些处理。比如使用化名报道，在电视图象上用马赛克进行处理，甚至对声音也进行处理等。只要能够做到公开事件后，公众不可能从新闻中辨认或推断有关当事人，即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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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高原

【关键词】新闻自由 藐视法庭 媒体审判 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

崇高”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不当目的或者企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件而言，事后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无疑于证明此前所发生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目前也是无法能够得到完全证实的，所以也就当然会出现一个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事实的公正与法律的公正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宽恕甚至放纵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绝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没有犯罪的人。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丧失法律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

英美两国的法院在防止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特有的陪审制度，因为如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时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对证据和案件的看法，从而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实行陪审制度（尽管我国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两国的陪审制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而主要是由法官来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理（包括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判决结果的做出，等等），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强烈。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导致新闻媒体严重影响甚至控制案件审判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本无法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活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完全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某些案件几乎就是在新闻媒体的意见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院应有的尊敬。还有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一些案件侦破后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展示某些证据，甚至还让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造成此人已经是犯罪无疑的现象，等等，使法院根本无法做出公正审判。[16]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法院以不适当的理由和方式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接近，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

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正确作法，建立和完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的藐视法庭行为，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至于能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内允许新闻报道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质疑和批评，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规范。同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同时，新闻出版业协会也应当研究并制定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报道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

由于目前我国一些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影响促使我写成这篇短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法详细向大家介绍英美国家对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各自采取的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且也无法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自己明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并非我的能力可以完成。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第4页)冲突时的基本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有所借鉴。而且，鉴于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严重危害，使得这个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得到解决。否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机关应当得到的尊重都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力争使我国最终形成比较适当的、完善的相关制度或规则，以指导和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定稿于2005年1月23日

未经本文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欢迎广大法学爱好者与我共同探讨相关法学问题。

联系电话：（020）33517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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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由于害怕这些新闻媒体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但相信广大读者都能随时、随地、不需任何努力地从报纸上、期刊杂志上、网络新闻上等地方找到这样的很多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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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律与社会控制

法律与社会控制

丁卫 原刊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6期

摘要： 社会控制是国家主导，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它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多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约束力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本文简略地梳理了社会控制思想的演化，指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在对晚清以降的社会控制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正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组织控制转变为1980年代以后的法律控制

通过社会生活的结构化和人们行为的标准化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具体反映。[1]271社会组织管理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把人类行为标准化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而社会控制则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从形式上看，社会控制有诸多手段，譬如，统治者可以通过道德、宗教、法律乃至社会舆论等各种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统治秩序，只不过，法律是其中对社会成员最具约束力，从而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

一、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思想较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个体为了在大自然中继续生存下去，保持自己的物种不被消灭，就必须不断发展自己的适应能力。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物竞天择，自然淘汰，这就是自然界对生物个体的控制机制。[2]75-148由生物进化论发展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控制者，个人是被控制者。既然人具有动物习性，那么社会就必须控制人的这种动物习性。否则，由于人人都存在着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结果难免会使整个社会堕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去，社会秩序因此而无法建立和维系。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①]一书中最先使用了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以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行为。他认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它包括同情心（Sympathy）、互助性（Sociability）和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三个组成部分。人性中的“自然秩序”成分，使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状态，人们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相互约束，自行调节个人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乃至战争所引发的社会混乱。然而，这种自然秩序状态却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所否定。在现代的美国社会，初级群体和社区迅速解体，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交往的“匿名度”大为提高，人性中的“自然秩序”再也难以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越轨与犯罪等社会问题愈益严重。立基于此，罗斯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系社会秩序，即由社会有意识、有目的地采取各种措施，对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加以规制和约束。[3]173-313不难看出，经由社会控制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秩序。罗斯根据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自然秩序—人为秩序”之两分，有助于我们据以区别社会运行的自发机制与人为机制，并依此视角来考察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关联。罗斯指出，“由于一代人的道德习惯不能成为下一代的本能，持续的控制是必要的”。[4]46虽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有许多，如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社会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和伦理法则等等，但法律仍然是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4]95从功用上看，法律作为国家整合和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显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不可比拟的作用——法律应该而且必须从根本上影响着其他的社会控制，在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中，法律具有主导性，社会越发达，法律的控制作用和影响就越重要。[5]5

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的法律思想明显受到了罗斯社会控制理论的较大影响。[6]480仔细疏理庞德的法律思想，一条紧绕社会控制而展开的逻辑线索始终清晰可辨。庞德学说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道德和宗教作为早期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逐渐和法律相分离，“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和发达社会中控制社会的“最终有效工具”，[7]12-89所有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因此，法律的功能在于控制社会。[8]89 庞德指出，人类具有双重本性，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的社会本性，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本性，这种“扩张性的或自我主张的本能使他只顾自己的欲望与要求，不惜牺牲别人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与要求，并克服一切对这些欲望与要求的阻力。”通过论述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他进一步推展其社会控制理论。他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和文明有着密切关联。从历史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从现实看，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从未来看，法律是推进文明的手段。文明可以使人类力量得到最完善的发展。而文明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另一个则是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惟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能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保证人类过富裕生活。而惟有社会控制方能实现对人类本性的控制。而“对内在本性的支配，过去是，现在也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即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目的在于迫使他尽自己的本份，支持文明社会，并制止他从事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9]409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今天许多人都说法律乃是权力，而我们却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是法律决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化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7]26由于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并非权力本身，因而，法律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正如庞德在《法律哲学导论》中所言：“我愿意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它能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即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会制度。就理解法律这个目的而言，我很高兴能从法律的历史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它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而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更彻底和更有效地杜绝浪费并防止人们在享受生活时发生冲突——总而言之，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10]147庞德认为，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活动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他主张将法律作为控制工具，即“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四、简短的结语

社会控制是国家主导并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其主要功用在于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多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约束力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手段。晚清以降迄至民国时期，政府均须通过绅士阶层等中介环节来实施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法律控制并不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20世纪上半叶，统治阶级的腐败伴随着绅士阶层的“劣化”，由于组织控制的失效致使整个社会秩序迅速崩解。中共依据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建政之初即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法律控制并未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毋宁说“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同质的总体性社会向异质的分化性社会转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也亟需形式理性化的社会控制模式，在这种宏观历史背境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遂作为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被确定下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也因此显示了其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所特具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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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俗、道德和宗教

（1）习俗及其社会控制作用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作用。这表现为违背习俗的人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攻击和孤立。

（2）道德的社会控制作用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是非、善恶、正义和非正义、正当和不正当进行评价的标准。它包含了对一个人的人格进行优劣评价的因素。道德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行为会受到社会赞扬，不道德行为则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使行为者在思想上、心理上感受到压力。因此，道德对人的行为是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违反道德的行为具有控制作用。

（3）宗教及其社会控制作用 宗教是一种和神或神圣物相联系的信仰和规范体系。作为社会规范的宗教，主要表现为教规和宗教仪式。宗教通过教育和制裁两种手段来约束和控制其信徒的活动。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宗教发挥着极强的控制作用。而在现代国家，随着宗教世俗化，他的控制力量在减弱。2．政权、法律和纪律

（1）政权的社会控制作用 政权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一切权力的基础。统治阶级通过建立行政体系，设置各级政府和委任政府官员来实现对内的管理，并凭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来对破坏国家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因此，政权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

（2）法律的社会控制作用 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以国家规定的形式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国家政权控制力量来推行，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3）纪律及其社会控制作用 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他们用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成员，促使其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3．社会舆论和群体意识

社会舆论是社会上众人关于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议论和意见，它包含了对于此事件或现象的是非曲直之评价。由于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它对少数人的言行具有一定的指导、约束及社会控制作用。其内在的机制是：社会舆论作为一种评价性意见，会对少数人的、与众人意见不同的言行产生环境压力，少数人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会改变或放弃原来的言行，与众人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

社会舆论可以产生两种控制效果，当它代表社会正义时是一种正确意见，有积极的社会控制作用。但是，社会舆论未必总能对社会现象给予正确评价，特别是对于新生事物，革新者畏于人言，就可能改变或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时它的社会控制作用就是消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