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的司法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第一篇：隐私权的司法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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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隐私权的司法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隐私权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力。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繁杂，有效地保护隐私权已成为关系个人生存质量的一项重要社会任务。但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是散见于司法解释。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均规定：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使“隐私权”一词初见于成文法律，但这只是间接保护。2001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隐私权虽没有被作为一种独立人格权，但是该解释隐含侵害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不失为一项立法的进步，只是此种进步仍不足以弥补法律在隐私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成文法律中，没有一部法律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内容，仅仅在司法实践中，遇到隐私权问题时，司法解释予以规定，以名誉权的名义来保护隐私权。又由于隐私权未形成独立人格权，公众对隐私权的内容以及是否侵犯隐私权问题产生模糊认识，隐私权被侵害在我国相当突出。不仅公民、企业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而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存在侵害隐私权的问题，具体侵害行为有：（1）侵入侵扰。私自侵入他人住宅、搜查他人住宅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的行为。（2）监听监视。私自对他人的行踪及住宅、居所等进行监听、监视，安装窃听装置或者摄像设备等行为。（3）窥视。故意窥视他人居住，利用望远镜或者其他设备偷看他人私生活的行为。（4）刺探。调查刺探他人的通信或者其他私人文件的内容，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性生活，非法刺探调查他人的财产状况等隐私资料的行为。（5）搜查。非法搜查他人身体或者财物的行为。

（6）披露、公开或宣扬。非法披露、公开或宣扬他人的隐私资料，如他人的个人数据、婚恋史、受害记录、疾病史、财产状况等都是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我国宪法及其他部门法有不少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许多学者也就隐私权保护问题提出了诸多观点，但我国公民的隐私权仍旧保护不足，待于救济。主要原因如下：

1、司法解释虽有隐私权的保护条款，但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每一裁判都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如果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单靠法官自由心证很容易造成同一案件不同的判决，或对具体案件的下判无所适从。

2、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最高法院公布的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隐私权方面的规定不一致。《意见》第140条：“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该规定明确了在侵害人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显然上述两个司法解释对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受理侵犯隐私权案件的规定不一致。《意见》的规定是只有当隐私权与名誉权竟合时才受理隐私权案件，也就是说，只有在侵犯隐私权达到损害他人名誉时法院才有权启动审判程序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解释》则规定：只要侵害人违反社

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受害人只要以侵权为由起诉，不论是否构成对受害人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均应予以立案。

目前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将《意见》与《解释》结合起来认定侵犯隐私权案件，但《解释》的内容少，也过于原则，故目前许多法院主要是按《意见》处理涉及隐私权的案件，然而由于对如何认定规定中的“造成一定影响”及“造成一定影响”与由此损害当事人名誉之间的关系，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导致许多隐私权案件事实上无法按损害名誉权案件处理。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有的隐私虽然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然而当事人不愿意让他人知道，且当事人的个性不同，同属个人私事，有的人不愿让他人知晓，有的人却无所谓，由此对当事人心灵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不同，对当事人的身心损害程度差异会很大。与此同时，侵犯他人隐私的当事人有的是出于故意，有的出于过失，出于故意，不一定造成损害他人名誉的后果，出于过失，却有可能造成了严重后果；有的当事人就隐私权被侵犯，寻求法律保护，虽然对当事人而言，平静生活已经由于侵害者的行为而受到干扰，精神上已经受到损害，但由于“造成一定影响”不好界定，更由于需达到侵害名誉权这一条件，往往导致其隐私权无法得到保护。

3、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方式不明确。

（一）是侵害隐私权与侵害名誉权不同，其责任方式也应该是不同的，但法律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

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了侵犯隐私权造成一定影响，按侵害名誉权处理。但是，隐私权与名誉权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权，其责任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二）是侵害他人隐私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何确定的问题。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和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对“隐私”会有着不同的要求，在法律上追求保护的程度和强度也会不一样，比如对住宅电话，有些人把它当作隐私，而另有一些人则无所谓。因而，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差别很大，且目前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明确，数额很难确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针对隐私权保护不足的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并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如下：

（一）关于没有隐私权的概念、没有对隐私权作出具体界定问题。笔者认为隐私权的概念应该在法条上，并且应该根据当前的社会情况，以列举的形式予以界定。

（二）关于侵犯隐私权在何种情况下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明确在何种情况下不宜公开个人隐私、何种情况下必须公开个人隐私、在什么范围内公开的问题。如果不是出于社会政治及公共利益的需要，不是出于满足必要的知情权的需要而公开他人隐私的，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方式不明确的问题。前述，因为隐私权的隐秘性特点，笔者认为侵害他人隐私权不一定存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责任方式。其次，关于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受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消除、平复、或者减轻其精神上所受的痛苦与创伤，这表明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性的一面，对侵害人最直接的作用是制裁其侵权行为。

具体是，侵害隐私权案件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此外，特别应考虑受害人内在的精神损害，即被侵权对象本身的自然反应和外部表现，如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悲伤、失望、抑郁等。另外，对于不同的侵害隐私权主体，如因公共利益、价值位阶原则以及具有一定职权但超越职权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人，因其不同的主观过错，其精神损害赔偿是不同的，对此都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明确的界定。

第二篇：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

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舆论监督权与隐私权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应受到保护。而日常生活中过了“度”的舆论监督总会侵犯隐私权，所以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舆论监督和隐私权的具体定义是什么？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披露、批评，并提出建议的行为。隐私权是一种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性尊严而对私人领域、私人信息、私人事务的一种自我决定权。

我国目前监督机制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民众监督以及新闻监督。其中新闻监督尤为引人注目。众所周知，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和首要原则，因此，越是真实的信息，就越符合新闻的要求，但是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采访越深入，报道越真实、越具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就越严重。隐私要“不为人知”，而新闻要“广为人知”，这就构成了二者的冲突。尤其在21世纪这个信息化社会，新闻媒体为了追求吸引眼球、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往往会触及到人们不愿为他人知晓的个人隐私，即涉及隐私权的侵犯。另外以下几种情况下，个人隐私允许被泄露：①本人同意；②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他们对公众事务负有特别责任，隐私权也受到限制。及时准确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扶正辟邪、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作用。③公众兴趣，比如明星消息：④权威消息来源，个人隐私已经被公开记录。由于司法实践中隐私权的模糊界限，一方面需要建全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对新闻机构本身的法制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

便捷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网络舆论监督，它是传统监督方式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创新和演变，也使得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陷入了更为严苛的对立关系。网络舆论监督当然有它好的方面，郑州“房妹”之父翟振锋因网络举报被检方立案调查，“表哥”、“房叔”们因微博曝光而相继落马„„网络反腐颇见成效。在虚拟的网络社区、论坛里面，网民同时就同一件事发表不同的观点，进行信息的整合与及时反馈，为强大舆论的形成创造条件。在佛山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悦悦不幸被车子碾压，十八名路人冷漠无视。该事件引起重多网友的注意和对社会公共道德沦丧的反思。于是一些偏激的网友将那些冷漠的路人一一人肉搜索出来，了解到他们的姓名、工作、地址，并上门去谩骂。当事人的隐私权被严重侵害。

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舆论监督与隐私权保护相冲突的时候，哪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时候，就支持哪个，或者找到它们之间的平衡点。

第三篇：浅议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媒体所发挥的舆论监督等各项作用也愈加显著。然而，现代大众传播手段技术的进步，亦使得新闻媒体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愈加容易，侵权的后果也更为严重。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对隐私权也越来越重视，新闻自由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来予以平衡、协调。

一、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是指新闻单位、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公民通过新闻工具采访、传递、报道和出版当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各种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并对其进行评论的过程中，不法地对他人隐私进行介入或披露的行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同的人的隐私权保护范围是否相同？下面笔者主要从国家官员、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三个对象入手分析。

（一）国家公务人员

理论界很多学者把国家公务人员归为公众人物，但国家公务人员和其他的公众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Melvin V.Reid案就确立了这样的法律原则：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个人部分隐私利益。[1]从此国家官员的隐私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成为通说。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隐私受到限制是因为他们的许多隐私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只有限制他们的隐私才能够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促进廉洁、高效的政府。但，这并不代表新闻媒体和公众可以无限制地挖掘和公开其私生活，官员正当的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政府官员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夫妻感情生活不受他人打扰或调查；享有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等。总之，与社会政冶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披露。

（二）公众人物

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成员，如明星、节目主持人、专家、贵族等。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默认了这个规则。新闻价值或者公众的合理兴趣已经成为限制公众人物的主要理由。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的同时对其合理的私生活仍旧是保护的，新闻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举着自由的幌子无限制的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

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曾轰动整个世界，这件侵犯隐私的案件发生后全球各地的谴责矛头纷纷指向新闻媒体，迫使新闻工作者重新检讨他们在专业方面的限度。

（三）普通民众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隐私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只要是属于隐私范围，新闻工作

者的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否则就构成侵权行为，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关于隐私权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隐私权的内容包括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个人活动的自由权，公民的私有领域不受侵犯三个方面；[2]有学者则具体列举了隐私权的10个方面：

1、公民姓名、肖像、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

2、公民的合法个人活动不受监视；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

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干涉；

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公布；

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个人数据不受非法刺探收集；

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

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

9、公民不愿公开的过去和现在的纯属个人的情况不得收集公开；

10、公民的任何其他纯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搜集利用。[4]

二、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原因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冲突的案件逐年增多，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一）是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所保护的利益之间具有对抗性。新闻自由保护的是大众的知情权，要尽可能多的为大众提供信息，所以也就不可避免的去挖掘个人信息；而隐私权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的安宁。新闻自由的开放性和隐私权的保守性，新闻媒体的利益和个人隐私的利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造成新闻自由和隐私权的冲突。[5]

（二）两者性质具有对抗性。从权利属性讲，新闻自由是一种公权利，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一种权利；而隐私权是一种私权，起着维护个人内心宁静、保护个人私生活秘密的作用，两者发生冲撞是必然的。

（三）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人们对新闻自由和隐私权有不同的理解。如，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宣传道德风尚或者体现人文关怀，却在报道中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四）法律的缺陷。我国还没有出台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的法律。目前，我国是通过保护名誉权来保护隐私权的，而名誉权和隐私权间区别很大，因此法律保护不力也是导致隐私权屡屡被侵犯的重要原因。

（五）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近年来，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因此商业媒介与其他商业组织一样，以实现利润为要，不免使得有的新闻工作者为达到目的，以新闻自由为借口侵害个人隐私。

三、新闻自由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实质

新闻自由与隐私权都是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权利，它们对公民正常、生活、工作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公民素质等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探究两种权利冲突实质之前，必须了解什么是权利。庞德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利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得到承认并划定界限的）利益的。”[6] 可见，权利就是对利益的保护，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冲突问题。人在以权利的形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时，会受到他人的同样以权利形式出现的指向同样的对象的利益追求的阻碍，这样权利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新闻自由与隐私权的冲突实质就是不同的追求利益和价值的冲突。

四、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

新闻侵害隐私是一种侵权行为，根据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一）存在新闻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要认定新闻是否侵害了个人的隐私，首先就要有侵权行为的存在。新闻活动主要是新闻采访和新闻报道两个阶段，因此新闻侵害隐私权也集中在这两个阶段。

新闻采访是获得新闻的重要途径。在新闻媒介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者比较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实，记者总是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新闻。手段可能是合法的，途径可能是正确的，但其间也可能出现侵犯隐私权的情况。常见的侵犯隐私权的手段有窃听、监视、侵入住宅、暗访、私拆信件偷窥其他文件资料、干扰等多种。新闻采访侵害隐私是违背他人隐私的不可侵犯性而知悉他人的隐私，而不是公开他人的隐私。因此只要有上述行为，就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不以采访内容公开为必要。

新闻报道和出版是新闻采访的结果，新闻媒介违背当事人意愿在新闻作品中公开披露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务及其他私生活情况，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

（二）具备新闻侵害隐私权所产生的损害结果

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以损害后果为要件，这是由侵权行为法的本质与社会功能决定的。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损害结果主要表现为新闻采访或者报道侵害个人隐私所造成的当事人精神上或者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因为自己的隐私被他人知悉而感到羞辱、痛苦、焦躁、忧虑、不安等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肉体上的痛苦。财产上的损失主要是受害人因其隐私被披露被迫辞职或者因精神治疗而花去的费用等。对于损害结果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就可推定损害结果的存在，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依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7]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三）新闻侵害隐私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新闻侵权行为必然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新闻侵权行为与精神损害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容易判断。但，因新闻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却不易界定，通常而言，只有由于新闻侵权行为而导致受害人精神不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因为治疗精神损害而花去的相关费用等，才能认定与侵权行为有因果联系。

（四）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新闻侵害隐私权是一种过错责任，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现实案例中，有的新闻工作者为了获得独家报道而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采访和获取信息，很明显是出于故意。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由于并不认为报道内容属于隐私、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从而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予以披露报道，这是过失型侵权。

五、新闻自由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

隐私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只要符合了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就认定为侵权成立。为了保证新闻自由，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即使新闻自由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也应当免责。

（一）公共利益

在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报道或者披露他人隐私，是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再是和公共利益无关，而是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了。新闻媒介对有关公众利益事情的报道，只要报道不是对社会善良风气具有粗暴及攻击性的误导，也不是明知为错误而又刻意加以报道，即可免除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责任。[8]无论是政府官员、公众人物还是一般的个人，只要涉及到公共领域，就要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二）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是指构成新闻的事实和材料能够满足社会新闻需要的各种素质的总合。[9]也就是说凡是有关公共利益，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一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是公众人物的事件、有关共公共利益的事件、公共文书或公共记录所记载的事项。如果新闻媒体能够证明报道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不管材料是怎么取得的，也不问内容是否侵犯他人的隐私，只要不是编造而是基于事实，即可免责。

（三）受害人同意

虽然是受害人的个人隐私，但是他积极主动或者默许其隐私被报道，这时受害人的隐私就不在法律保护范围内。一切隐私只要经隐私主体同意就可以公开，但必须在隐私主体所规定的范围、内容、限度内公开，否则仍构成侵权。但受害人只有权公开自己的隐私，无权公开涉及他人的隐私。

（四）使不可辨认

有些个人的隐私确实有报道的价值或者教育意义，但是如果公开又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当事人也不可能同意公开。这时新闻媒体会做一些处理。比如使用化名报道，在电视图象上用马赛克进行处理，甚至对声音也进行处理等。只要能够做到公开事件后，公众不可能从新闻中辨认或推断有关当事人，即不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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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体育明星隐私权保护..

摘要

奥运赛事空前激烈，人们对参赛运动员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街头巷尾、媒体网络，都在津津乐道运动员“背后的故事”，从身高、体重、到婚姻、恋爱，无所不谈。这种自由而宽松的报道气氛，彰显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闻自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对资讯的渴望和猎奇心。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媒体忽视了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运动员，对于必要的舆论监督有接受和容忍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不被打扰的空间。作为公众人物的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核心。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第二部分介绍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第三部分分析了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第四部分首先提出应该对体育运动员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并提出体育运动员的身体隐私、个人住宅、私生活以及一些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都应当在保护之列，接着提出我国民事立法应规定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对于侵犯运动员的隐私权的行为应予以惩戒，同时也要使媒体认识到不应一味迎合一部分人的低俗趣味，应注重宣传努力奋斗、团结合作和积极向上的运动竞赛精神，尊重运动员的隐私。

体育运动员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一、隐私权的特点及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隐私权的概念、起源

要了解什么是隐私权，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隐私。隐私，英文为Privacy，有隐居、秘密、私下之意思，是指不愿为外人界入的私人生活，它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最早提出隐私权概念的是美国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塞缪尔•沃伦。他们在1890年的《哈佛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隐私权》。该文的面世标志着隐私权理论的诞生。作者把隐私权界定为“生活的权利”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认为隐私权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其自身事务是否公开给他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隐私就是保障个人的“思想、情绪及感受”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

对于隐私权的客体，我国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总结为“隐私权的客体包括私人活动、个人信息和个人领域”，而笔者更偏向于隐私权的客体应是私人生活信息和私人生活安宁。所谓私人生活信息，一般理解为包括所有个人的情报资料，诸如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个人的身高、体重、女性的三围、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住址、家庭电话号码等等。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受他人的干扰、破坏。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即个人对其自身事务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

在世界各国，美国的隐私权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相应的保护措施也最为有力。1940年美国法院出现了隐私权的判例。1965年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承认个人享有宪法规定的隐私权，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如1974年的《隐私法》，以后公布的《家庭教育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法》等等。在法律中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界定为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二）我国对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的第38条、39条和第40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和依据。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隐私权没有被列在人身权的保护范围。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和立法者的认识水平的局限所致。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这是对隐私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适用了以名誉权的保护方法进行保护，这是一种所谓的间接保护的方法。

二、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

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首席大法官沃伦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为“公众人物是指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

公众人物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为了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概念。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中首次确立“公共官员”的概念，即是为了对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提供合理的限制。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例中，也都提出了对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问题，比如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案，首次在判决书中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王利明教授认为根据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程度将其分为两类：

一、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党和政协的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因法律或国家机关授权行使权力的有关组织或个人，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候选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类。主要包括体育演艺类公众人物、商界公众人物、知识界公众人物和新闻类公众人物等。

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来源于对普通公民知情权的保护。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它包括政治知情权和社会知情权。知情权作为一种权利主张的法学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一位编辑首先提出来。他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权力不断膨胀的状况，呼吁官方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政治知情权，后来又增加了社会知情权，就是公众知晓他们所感兴趣的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社会公众人

物的情况。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的权利与私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也有学者提出，面对侵犯个人隐私的起诉时，媒体强调公民的知情权，他们最有效的两大抗辩理由：一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二是为满足公共兴趣。

三、公共利益、公共兴趣与体育明星运动员隐私权限制程度

罗斯科·庞德认为：公共利益是从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角度出发，以政治组织名义提出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政府官员受公民授权，以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为职责和使命，因此其所享有的隐私权在内涵和边界上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存在着差别。政府官员由于代表国家行事，其个人状态直接影响到他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因此其个人隐私因涉及公众利益而成为公众应该了解的内容，他们的隐私权要受到一定限制，所谓“高官无隐私”，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虽然体育明星运动员可能有着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公众对体育明星隐私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尽管公众兴趣会成为公众知情权成立的原因而构成对个人隐私权的对抗因素，但是媒体也应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还可能会被提起侵犯隐私权之诉。

四、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

1、保护的范围

（1）身体隐私

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密、最敏感的领域，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不仅会造成他人隐私权的损害，而且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因此即使是名人，其人格中最隐秘的部分也应受到保护，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未经他人同意暴露其身体隐私，构成侵害隐私权。

（2）个人住宅隐私

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此处之住宅不仅指法定住所，也包括临时居住、栖身的房间、工人临时居住的工棚、无房户居住的办公室等。住宅是个人隐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人物对个人住宅业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高倍望远镜探测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否则，即构成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害。

（3）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

私生活包括家庭成员、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财产状况以及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夫妻关系等，这些都是个人享有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生活空间，个人对其自身事务享有公开披露的决定权利，个人有权决定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向他人传递个人思想与感情。被媒体或其他人知晓并披露会伤害自我唯一感、阻碍了个人独立、侵犯了个人尊严、贬抑了个人荣誉。

2、保护的方式

（1）法律的健全和完善

奥运会期间媒体对运动员全方位的报道之所以没有引起侵犯隐私权诉讼，是因为我国目前对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为独立的一项人格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以后的有关解释中，将泄露宣扬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纳入名誉权的范畴加以保护。但是名誉权和隐私权在保护的主体、权利内容、侵害行为性质和手段上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人格权。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保护，是一种间接保护，是不全面的保护，势必缩小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我国应加快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建设。确立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人格权，建立以宪法保护为统领，以民法保护为重点，辅以专门法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对于公众人物，在民法上同时作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性和保护性规定及公众人物的层次性规定。立法上可划定公众人物受保护的核心隐私范围，避免对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而造成过分的侵害的发生。

（2）媒体的自律

新闻自由是媒体的重要权利，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但是“新闻自由”不能滥用。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吸引更多的观众，提高收视率或销售量，媒体乐于挖掘公众人物的隐私。但这样的结果使得新闻自由的社会公力价值受到贬损，公众兴趣会有猎奇、低俗的兴趣倾向，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如果一味满足观众的这种兴趣，便丧失了媒体自己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发生了变异的价值观的作用下，媒体很容易陷入对名人隐私过度侵扰的泥沼。

作为媒体，在满足公众兴趣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尺度，尊重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引导社会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结论：

1、人际交往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个体独享生活的缩小，人们就越觉得有必要保留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安宁。因而，隐私权作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是随人类社会出现自始存在的，并随着社会文明发展而日渐突显。

2、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在处理上必须考虑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即所谓“隐私权止于公共利益”。

3、同为公众人物，体育运动员的隐私保护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的婚恋、家庭等与公众利益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个人隐私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限制。

4、体育运动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包括身体隐私、个人住宅隐私以及私生活等与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个人信息，而保护的实现依靠法律的完善以及媒体的自律。

第五篇：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现状

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现状

我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现有法律资源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我国隐私权的文化、法律基础相当薄弱，我国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也较为淡漠，至今没有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更谈不上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法了。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生活逐步走上正轨，隐私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才逐步开始散见于我国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迅速觉醒，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逐渐突显在国人面前，并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立法界的肯定。目前，我国己初步建立了一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首先，《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在保护隐私权方面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第 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里的“人格尊严”应当包括公民的隐私尊严；第 3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此条保护的是公民的安居权，也属于隐私权的内容；第 40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此条保护的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权。这些规定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我国民法并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民法通则》人身权一节中规定了各种人格权，却没有隐私权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立法缺陷，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来填补这一空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有所依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7 条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是用名誉权的方式对隐私权进行的间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隐私权作了具有突破性的解释。

该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即。人们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文件第一次明文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来予以保护。”但是，该解释仍未从法律上确立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隐私权仍不能与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并列，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再次，在刑法领域，《刑法》第 245 条规定“对于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 252 条规定“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 253 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在诉讼法方面，《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66 条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第 120 条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关于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可见，诉讼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隐私案件的不公开审理上；最后，在其他法律部门，涉及隐私权的规定有如下几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0 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39 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

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在这些关于合法权益保护的条文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隐私保护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些有关网络的法律法规:1997 年 12 月 8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 18 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同年 12 月30 日生效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 7 条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58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从事窃取或者破坏他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2000 年 12 月 28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可以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体现了我国关于网络隐私权立法的成熟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200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信息产业部《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 20 条规定“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对电子签名人和电子签名依赖方的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该条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的保密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2006 年 3 月 30 日起施行的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第 9 条规定“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个人注册信息和互联网电子邮件地址，负有保密的义务。”对实践中网络用户收到大量垃圾邮件的情形予以关注，并对邮件服务提供者提出了保密要求。2009 年 12 月 26 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10 年 7 月 1日起实施。

其第 2 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而民事权益则包括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和隐私权等权利。第 36 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领域对于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制，可以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立法的进步。

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以及传媒应有怎样的隐私观念

引言：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应该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无提及隐私权字眼的明文的条款。因此要了解清楚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传媒集团或传媒工作者在传递信息时，就要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拥有正确的隐私观念。据此，仅谈论一些个人看法，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敬请指正。

内容摘要：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文的法律条款，侵犯隐私权的事件和案例也层出不穷，因此，从隐私权的含义入手，分析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更好的完善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使传媒树立正确的隐私观念。

关键词：隐私权、保护、传媒、隐私观念

一：隐私权的含义

要想了解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就应首先知道隐私权的含义。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代斯（Louis D.Brandis）和沃伦（Samuel

D.Warren）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隐私权。此后，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隐私权的概念慢慢的也就得到补充和完善。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蔽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保密权以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由此可见，隐私权在人格权利中的基础性和主要性。

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将隐私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逐步开始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它的法律部门里。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我国关于隐私权的立法，至今没有相应直接的规定。对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规章中。现行《民法通则》颁行以前，公民的很多民事权利都未能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更不用说隐私权。而现在我国民法作为最基本保护公民各项人身权利的法律却没有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名誉权。而事实上，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同属于人身权中不同性质的权利，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法律保护隐私权的实际效力减少，隐私权寻求法律保障的实际可诉性、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受害者请求司法救济。因此，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完善。

在生活中，侵犯隐私权的案例越来越多，隐私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受重视。但是，事实上，面对隐私权纠葛案例时，要想很好的解决还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从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民法保护、刑法保护、诉讼法保护等法律来看，还有很多漏洞，比如说，如果他人故意侵害公民隐私权，造成严重后果，则要受到刑法的处罚，我国《刑法》252条、253条对此有规定：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是我国以刑法间接保护方式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体现，但它并没有以侵犯隐私权罪定罪论处，而是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和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处罚。这表明还有很多严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都没有受到刑法的保护。

三：传媒应有怎样的隐私观念

传播媒体简称传媒，传媒的科学定义是正确及时全面数据发现和传播、实验工具、调查手段。现在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工具和机构的总称。

传媒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信息，以达到信息被人所知，共享。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就有可能涉及到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去挖掘他人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就传播了他人的私人信息，侵犯他人的人格权。

在传媒领域中，就很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样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比如说，英国前王妃戴安娜与其男友在一群摄影记者的追逐下遇车祸身亡，这三名摄影记者也因涉嫌侵犯隐私权也被控。这类案件还有很多，比如说，未经许可偷排偷录，随意公开明星的年龄、收入等。

也有相关的专家学者说，现在传媒无隐私，尤其是在现在网络传播很发达的时候。辩称保护隐私已经过时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据笔者看来，传媒应该保护他人的隐私权，树立正确的隐私观念，担起尊重隐私之责。如果肆意对他人的私人信息泄露，那么，会不会导致我们社会混乱，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人自危呢？因为你不知道，那天你的隐私就被曝光了。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传媒是权力启蒙的先驱和主导，应在在民众面前树立起良好的榜样，做好风向标，引导社会向良好的发面发展，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今天呼吁人们要尊重隐私权，大声疾呼与抨击侵权事件，但是明天却干着侵权的事情。言行不一，令人反思。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高速传递、泛滥的时代，传媒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倡导社会尊重隐私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任重而道远，是一个持久努力、坚持不懈的过程。

当然，要从根本上保护好隐私权，解决好侵犯隐私权的问题，还是要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检察日报：传媒应担起尊重隐私之责

尊重和保护隐私靠法律，也要靠文化。同时不能缺少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对捍卫法律权利的摇旗呐喊。对此，传媒应理所当然地践行社会责任。

隐私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定程序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取他人数据、信息应当使用法律所不禁止的正当手段。制度语境里的隐私和文明是分不开的，隐私作为一项权利更是与文明社会相伴相生。在蛮荒的原始社会，隐私没有任何立足空间。隐私被尊重的程度如何，可以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尊重隐私成为区分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界标。尊重个人自由和隐私权是文明社会的必要的道德原则。社会越是文明，人们越是对隐私权尊重，法律越是对隐私权提供周备的保护。

隐私作为一项权利，源于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规定，但隐私应受尊重内里的要求却首先是从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方面开始的，也与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分割。我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营造尊重隐私的氛围依靠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来完成的确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尊重他人隐私的自觉意识和习惯，这个社会才真正称得上是文明社会。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无疑是重要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保护的效果并不好。这是因为法律的威权功能往往表现在事后补救和事后警示，惩罚说到底只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法律评价和处理方式，本质上于事无补。而且宣告性的法律权利必须通过司法正当程序才能最后实现，争议法律事实的确认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作依托。事实上，尊重隐私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可以说尊重隐私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法律来促进权利体系建立的关键不是求取权利的形式和权利的多样种类，而是催生内在的法律精神。这种法律精神意味着文化建设、传播与生长至关重要。

传媒是权利启蒙的先驱和主导，在启蒙的过程中不能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目前，我们俯拾即是：今天你可看到媒体在启蒙民众要尊重隐私权，在大声疾呼与抨击侵权的事情。而明天却看到它也在干着侵权的事情。这令人反思：我们这个社会和所处的时代，有没有可以遵循的一以贯之的尊重隐私的文化理念？新闻传媒所倡导的东西背后有没有现代法制理念作支撑？诚然，这不能完全怪罪传媒而主要应归责大的文化环境，毕竟，传媒本身也需要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的启蒙。

启蒙变得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习惯中缺少一些基本的民主基因，还因为扫盲的普及是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之一，语言普及的差异性和语言的多样化依然是中华民族民主启蒙的一个障碍因素。社会文化和伦理制度中缺乏尊重他人隐私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中缺乏政治文化中以人权、自由、民主为主导的“人权原教旨主义”。长期的群体和集权式文化与政治传统，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包括“隐私意识”薄弱，甚至很多人时常无意识的言语与行为都会触及别人的隐私问题。

法律保护隐私的权利与社会文化主导的尊重隐私习惯一脉相承时，法治的目标便很容易实现。因为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力远比法律制度更持久、绵长和顽强。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何以时刻保持有序运转性和惯常地前进性？这其实皆缘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民族文化形成巨大的惯性，成为社会演进的动力源。文化成为支配庞大社会体系规则运行的基础性要素。既有形又无形的文化和伦理主导和左右着社会对个人隐私权的态度。

面临开放的世界和开放的时代，意识形态占据优势的外来文化和伦理中的思想观念，正悄然地影响着中国民主和法制改革事宜。国人渐渐认识到权利对人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何其重要。尊重和保护隐私靠法律，也要靠文化。同时不能缺少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对捍卫法律权利的摇旗呐喊。对此，传媒应理所当然地践行社会公器之道德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