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涵义与内容述评

第一篇：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涵义与内容述评

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涵义与内容述评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出现新的不可持续问题，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不断追求的共同愿望。政治、制度、科技、经济往往成为人类寻求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首要选项。但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效动力是什么？联合国在新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一书中指出，教育是促进人类实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最终途径。

可持续发展教育自出现以来，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试图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最终梦想。但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内涵及涉及领域等基本问题的讨论至今都不曾停止。

一、内涵述评

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情况，可以将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内涵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强调教育在改善人类生存状态和未来图景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这是大多数国家认识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重点，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新的能力培养和技能发展方式，以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公民和创造新的教育体系，强调更加关注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发展，以使人更具主动性、更具批判性、为可持续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里约+20”峰会路线图《构建一个公正、包容的绿色社会》中强调了教育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教育投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公平与包容的关键。教育是提高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增长、提高健康与营养水平、提高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创造了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各国更加突出教育对于变革人类思维方式、认识模式以及行为方式过程中的巨大潜力，更加突出人在改变社会和改变世界过程中的巨大能动力。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教育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置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首要位置，特别将教育作用的着力点落在知识/信息、技能/能力、价值观/意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并各有侧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最新出台的《可持续生存：澳大利亚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行动计划》中强调，可持续发展教育应该强调教育在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教育的功能不仅应该体现在赋予人们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和意识，更重要的是赋予人们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创新能力；提出可持续发展教育意在重新调整人类的生存和工作方式，使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建立。基于此，澳大利亚提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七大重要原则：转型与变革、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系统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未来愿景、参与及合作等，并对如何调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做出了具体阐释。

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包括：将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原则、价值观以及行为要求纳入各级各类教育和学习环境中；确保每一位受教育者都能够从优质教育中受益；培养受教育者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①

中国基于对联合国提出的“四个尊重”，即尊重他人（包括尊重当代人与后代人）、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环境、尊重资源，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推行的教育，其目标在于培养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核心价值观，帮助受教育者形成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科学知识、学习能力以及生活方式，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强调教育需要应对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所指向的现实问题看，可持续发展教育需要应对一系列问题，如代际和区域之间的平等、男女性别平等、社会宽容、消除贫困、环境的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安定。但世界各国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使个体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详尽知识，而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视其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教育，即通过教育使人们视上述问题为己任，从而改变全体人类的意识和行为，让人们从全球和区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共同创建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联合国教育优先事项协调处主任马克?理查曼德（Mark Richmond）在《塑造明天的教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2012年报告》测报告中说：“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即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更需要全方位地思考我们的教育和学习。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学习能够潜在促进思维模式的转变，那么通过教育和学习来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便能够成为现实。”②

（三）以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依托可持续发展教育所倡导的教与学方式的转变，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十年计划”实施中后期逐渐出现的新趋势。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里约+20”峰会文件中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社会，教育质量是第二个关键因素。教育质量对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驱动力主要表现为创新、绿色技能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同年，《塑造明天的教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2012年报告》基于对102个国家的数据调查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启动以来，最大的变化无疑是将素质教育问题纳入探讨的重要内容。关于素质的讨论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从一个专题教育领域，推向教育改革辩论的核心。随着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必须超越知识传输模式，向改革模式迈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原则，即人人都应有机会参与人类共同未来的当地及全球讨论，得到越来越多地强调。③

在正规教育体系内，可持续发展教育与优质教育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近年来教科文组织力推可持续发展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关注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作用在于推动教与学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新型教、学方式的大量出现是新阶段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特点；在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过程中，获得认可度最高的学习方式是参与式/合作式学习；可持续发展教育是革新教、学的重要工具，是促进教、学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④。中国是近些年来在正规教育中着力提升教育质量以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的重要国家之一，并提出在教育功能上，要明确教育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方向；在教育内容上，要用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科学知识、学习能力、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教育学生；在育人目标上，要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素养的新一代公民；在教育自身发展上，要努力实现均衡、优质与可持续发展。基于可持续发展未来社会对于人的知识体系、学习能力、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新要求，中国在课堂教学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可持续教学模式”，并依据可持续发展教育核心理念结合学科特征，以“探究作业本”为辅助工具，通过“课前、课中、课后”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预习探究、合作探究和运用探究等环节设计，以关注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实际问题为内容，促进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为传统教育寻求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视角和实践参考。

根据各国相关政策内容不难看到，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可持续发展教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释义，但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原则和目的，全世界仍然不可阻挡的趋于一致，即越来越强调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来重新定位教育和学习，包括教育和学习的目的、方式、方法和途径；通过教育转变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转变人类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可见，可持续发展教育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基于教育变革的价值观或思想革命，旨在通过一种全新的教育和学习理念对现有或传统教育进行调整或变革，重新培养人、改造人，促进个体价值观的变革、生活及行为习惯的彻底革新，并实现人们自主性、创造性和长期性地参与到社会生活方式重构和世界变革的过程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实现。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个变革和反思过程，不仅要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认知融入教育体系，还要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可持续发展教育教会人们新知识、新技能，使其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一个实现经济和社会公正、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整体方法；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实现优质基础教育的工具，是重新定位现存教育，提高意识的有效工具。⑤

二、内容述评

对于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内容或领域，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支柱的普遍共识。虽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需求都具有全球性，但人们普遍认识到，“不可持续性”的地方现实和表现往往各不相同，“不可持续性”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之道同样深深植根于地方自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鉴于这种地域差异，联合国按照撒哈拉以南非洲、阿拉伯国家、欧洲和北美洲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五大区域来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因此，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特质，是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实践路径和落脚点。

（一）发达国家：谋求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持续进步和生存质量的稳步提升

总体来讲，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世界各区域的推进仍然可以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首先，欧洲、北美以及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瑞典、芬兰、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在实现了经济和物质文化的繁荣之后，其可持续发展教育侧重于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利用、民主参与、人权、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公共治理、法律制度等在较高水平上的持续进步。

例如，英国可持续学校的国家框架将饮食、能源与水资源、旅行与交通、采购与废物管理、建筑与土地、包容与参与、社区利益、全球视野八个主题作为学校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内容。日本则将能源教育、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世界遗产及本土文化遗产教育、灾害预防教育、生物多样性教育、气候变化教育等作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议题。

可以说，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教育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工业化之后来自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旨在促进人类维持更高水平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发展质量。特别是瑞典、芬兰、挪威、日本、韩国等国均表现出对绿色环境质量、低碳生活方式、可持续消费等可持续发展“时尚”议题的普遍关注。

（二）发展中国家：维护和改善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存质量

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美及阿拉伯等地区的欠发达国家，即便是在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局部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探索，其内容和目的也是同本国的基本国情和民众生存需要密切联系的，主要集中在包括减贫教育、扫盲教育、女童教育、社会公平、防灾减灾、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区域冲突等主题的社会、健康、人权、和平等几大领域。可持续发展教育在这些国家主要是寄希望于解决社会敏感矛盾和争端，以争取个体作为社会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而斗争的武器。

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受特殊社会、地理环境及经济条件的约束，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面临着来自社会（如社会冲突、歧视）、经济（如GDP增缓、贫困）、环境（如土地荒漠化）、文化（文盲）、健康（如饥饿、营养不良、HIV-AIDS）、政治（如政党冲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因此，缓解非洲地区的发展难题和生存困境，是该地区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要领域或内容包括：消除贫困；和平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别平等和公正；改善健康状况；环境改善；培养相关技能、行为习惯和价值观；改善政府治理和透明管理。⑥

可以说，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涵理解和领域划分在世界各国之间均表现出共性与个性并存的局势，即各国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可持续发展教育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并确定多样化的优先领域，但均以促进本国公民和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落脚点。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日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家行动计划》。

②资料来源于《学习促进可持续的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背景和结构审查》。

③资料来源于《塑造明天的教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2012年报告》。

④资料来源于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与优质教育”研讨会。

⑤资料来源于UNESCO亚太地区文化中心、国际地球宪章、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教育和交流委员会、十年计划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大学高级研修所等。

⑥资料来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战略》。

编辑 吴婷 校对 潘雅

第二篇：第十章教育督导的涵义与历史

一、基本概念

1、教育督导(是对教育工作进行视察，监督，指导，建议的活动)；

2、教育督导和教育视导区别（前者强调突出监督，检查作用时使用，而后者强调指导，建议作用时使用）

二、基本知识

1、教育督导的意义①建立教育督导制度是加强政府对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②建立教育督导制度，是实现依法治教的需要③建立教育督导制度，是实现教育管理科学化的需要（理解）

2、中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历史知识 ①我国《学记》中有周代已建立天子视学制度 ②1906年清代的学部设立了视学官 ③1909年颁布《视觉官章程》是我近代关于教育视导的第一部法规性文件 ④1913年颁布《视觉规程》⑤1937年将视学改为督学 ⑥1949年教育部设立视导司⑦1986年视导室更名为督导司 ⑧1991年颁布《教育督导暂行规定》⑨1994年设国家教育督导团

三、综合运用 教育督导的性质（教育督导的实质是行政监督。作为行政监督的教育督导具有指令性，执法性和权威性）

第三篇：涵义与特征论文

一、语文学习管理的的基本涵义

目前鲜见对语文学习管理的定义，但能够分析出语文学习管理有几个明显的要素：第一是人，这里人的主体是学生；第二是载体，指语文的学习内容；第三是结果，学生通过语文学习达到的效果，主要包括语文素养和学习语文的能力；第四是手段，就是指管理。

在语文学习管理的框架中，管理运行的空间在学生之中，也就是在班级之中，以班级为基本的组织形式。教师作为管理的引导者，发挥恰当的作用，主要还是依靠学生的自主管理完成学习任务。管理过程中运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约束，其二是导向。约束的目的和成人管理有根本性区别，这里的约束是正向的，是为了激发所有成员达到美好的目标而进行的必要约束。导向主要以激励为主，依靠标准化的制度激励实现管理的严肃性。通过对学生的组织、激励、约束、促进，最终实现语文学习的目标，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语文素养。

综上，笔者将语文学习管理定义为以班级为基本组织形式，依赖正向约束和激励导向，以学生自主提升语文学习能力和语文素养为目标的动态策略体系。

二、语文学习管理的主要特征

（一）师生组成学习共同体

语文学习管理的前提是建立学习共同体，也就是建立语文学习的共同组织。这个学习共同体的主体是学生，首席是教师。学生是学习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其作用大于老师。

（二）有反馈性的共有规则

语文学习管理有完整的运行规则，这个规则主要包括工作标准、激励体系、约束机制。工作标准不仅指学生的学习标准，也指管理干部的管理标准。激励体系针对全体学习者，是学习管理不可或缺的保障。约束机制不仅包含监督、反馈、调整，还包括对学生的恰当惩戒。

（三）有引导性的管理组织

管理组织是制定、分配、落实、监督、反馈语文学习任务的执行机构。管理组织中的管理者既是学习者，又是管理者，他们在学习中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勤于总结学习方法，是语文学习的引导者。需要说明的是，语文老师也是学习管理组织的一员。

（四）有发展性的目标指向

从短期来看，语文学习管理就是要完成语文学习任务，掌握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总结语文学习方法，最终提升语文素养和形成语文自学能力。语文学习管理的目标并不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有可操作的参照系统。比如，掌握基本知识就是要掌握多音字、形近字、近义词、反义词，正确书写容易错的汉字,会改病句等等。

（五）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

语文学习管理的主体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通过较为系统的训练和工作改进，学生管理组织应该具备自主设计学习任务的能力、自主安排学习内容的能力、自主执行管理任务的能力、自主调整管理方法的能力、自主评价反馈效果的能力、自主组织语文活动的能力。

第四篇：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涵义

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涵义

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是指全市开展环境教育的中小学学校数占全市中小学学校总数的百分比。一般要求中小学环境教育普及率≥85%。

第五篇：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论文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P304)国际分工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一个国家在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P68)

分工理论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经济学文献开始关注“分工”这一概念始于17世纪晚期。从18世纪开始，特别是亚当·斯密论证分工几乎是经济进步的惟一因素之后，直到19世纪末，分工问题在经济理论著作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分工问题不再是经济研究的主题，而被资源配置问题取代了。这与马歇尔(1920)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有关，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这使得经济学的焦点从生产率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工问题)变成了要素、产品数量与价格的相互影响(资源配置问题)。尽管随后就有扬格(1928)指出马歇尔这样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后，分工问题才重新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两篇文献对这一回归起到了很大作用，一篇是豪客尔(1956)的，一篇是斯蒂格勒(1951)的。前者唤起人们分清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区别。该文指出，斯密的分工经济是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一般的概念：即使没有事前的比较优势，如果当事人关于专业化选择的决策不同，也有可能因为分工经济产生事后生产力的差别。后者延续扬格(1928)的研究，部分区分出了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的不同。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工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我们的分析表明，由于新国际分工是一个纷繁复杂、动态变化的过程，诸多层面的相关问题还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现有的理论范式还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国际分工。对近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新国际分工现象的重要观点

自从弗洛布尔(1978)的著名论文《新的国际分工》发表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讨论新的国际分工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新国际分工”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展

弗洛布尔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作者通过对德国纺织与服装业的全球区位演变的分析论述道，此前形成的极少数工业化国家从事工业生产，其他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则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打破，跨国公司将一批批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开始从工业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欠发达国家由此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生产”。

弗洛布尔认为，新国际分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技术进步使得距离和地理位置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减少了；(2)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的改进使得复杂的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基本的简单步骤，受教育很少的人也可以很快学会；(3)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赫里克(1982)论述的新国际分工与弗洛布尔比较接近。但他揭示出了资本—生产关系在国际分工中的改变。他选择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作为国际分工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传统的国际分工占主导地位，基本特征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用制造品换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之后，体现为第三世界国家用制造品换取西方工业国家的资本品。这种改变显然也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展的结果。贝隆(1981)、拉斯蒂(1985)、马斯达帕(1998)定义的“新国际分工”与赫里克基本相同，也是从资本—生产—商品的关系来论述国际分工的新特点的。

(二)“新国际分工”是国际垂直一体化

在题为《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所有权的优势》这篇著名论文中，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并没有明确指出垂直一体化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但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看到，他们对于垂直一体化的所有权优势提供了准确的预见，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采用这种分工方式，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国际分工模式。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跨国公司采取垂直一体化方式的FDI开始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1990—1995年，采用垂直一体化分工模式的FDI每年增长了20％，而1996—2000年间，则每年增长了40％(UNCTAD，2002)。

(三)“新国际分工”是“订单制造”(或者“外包”)

罗斯杰把订单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简称CM)称为网络时代的新国际分工。罗斯杰对订单制造的定义是：大型公司把部分(或全部)零件设计、程序工艺、装配设备、后勤、营销渠道、仓储、售后服务等环节用合同的方式外包给其他企业，产品和服务贴发包公司的品牌，承包企业则一般没有品牌。订单制造是IT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亮点，每年达到20％—25％的增长率。根据“技术预测者”的计算，2000年全球的订单制造达到了880亿美元。而IT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CM从“美国模式”变成了全球的大规模生产模式。CM不限于IT行业，通讯行业、汽车行业、空间技术等行业都有。订单制造导致了专门从事订单制造企业的产生。订单制造业开始成为行业的“基础设施”，而订单企业则成为跨国分工网络的载体。

(四)“新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分工对福特制、丰田制分工模式的替代

卢锋认为，分工首先是企业内分工，以始于20世纪初的福特制为代表。[9]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生产方式是：从大湖附近矿山运来煤炭和矿石，全部过程，包括热处理、制模、铣削、冲压、焊接、抛光、喷漆、总装等数百种工艺，都在底特律的雷格工厂完成。克鲁格曼形象地说，雷格工厂一头吃进的是煤和矿，另一头吐出的是轿车。其次是企业间分工，以20世纪80年代风行世界的丰田制为代表。以丰田汽车为例：这是一种多层次生产方式，总公司只进行最终组装和基本原材料供应；数以百计的企业在第一层：次级组装，大部件生产；数以千计的企业在第二层：单个部件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在第三层：工程性服务。此后就是产品内分工，以产品为对象的分工——以工序、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这开辟了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为发达国家对全球资源进行整合提供了方便；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契入点，这正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网络的细密化。

(五)“新国际分工”是随资源禀赋变化的国际分工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弗朗西斯描述了比弗洛布尔(1978，1980)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弗洛布尔的新国际分工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因而认为新国际分工的根本特征是中心国家集聚高技术生产，外围国家集聚低技术生产，而且外围国家越来越被逼到外围。可是，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虎”的崛起否定了弗洛布尔的观点。[10]

弗朗西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长。他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来说明这一点。到1995年，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校生达到3540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3370万。其中技术类在校大学生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700万/580万)。技术类大学生在多为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分布最多，达到460万(其中中国120万，印度100万)，而发达国家集中的欧洲、北美分别只有270万、200万。拉美地区的技术类大学生也达到了140万。发展中国家这种资源禀赋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里德尔(1996)的研究，一个国家有没有绝对数量的技术人力资源，对于这个国家能否参与基于知识的经济活动具有关键的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类人力资源的增长将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分布决策，使发展中国家卷入新的国际分工。罗尔(2000)和伯曼、马欣(2000)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11]

(六)“新国际分工”是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

格里(1998)将“全球商品链”定义为：一系列企业围绕着一种最终产品而建立起来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组织间网络，这一网络将居民、企业、国家融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2] 新的企业不断通过整合到这种全球商品链参与国际分工，使得全球商品链条越来越庞大，其作用开始超越政府之间的经济交往作用。[12]

(七)“新国际分工”是基于跨国公司关系网络的国际分工

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这样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的基本内涵：跨国公司是新国际分工的主角，推动跨国公司促进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动力是市场需求、契约转让、生产一体化以及降低成本的要素构成和生产组织的改革，新国际分工的直接动力是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13] 新国际分工的全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的差异，以及分工中区域分工优势的升级转换规律。再之，新国际分工促使企业国际化、区域一体化。因而企业、地方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地方、国家在新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了各种利益的需要而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竞争，竞争成为新国际分工的基本机制。

(八)“新国际分工”是市场价格引导的国际分工演变为跨国公司引导的国际分工

冼国民(1994)认为，主权国家对于要素流动的限制，对本国工业和市场的保护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存在，价格机制对国际分工的调节受到一定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成长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及其协调机制。[14] 随着传统国际分工部分被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所替代，世界市场机制就被跨国公司的层级管理制所替代。“看得见的手”因此替代了“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调节资源在各国企业之间的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性质，使当代国际分工出现了转型：在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协调的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由跨国公司内部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予以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这样，当代国际分工就成为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包括其他传统类型国际分工的混合结构。

(九)“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性质从“剥削”转向“经济互补”

多杜辛(1993)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尽管18、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证明了不仅个人之间可以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国家之间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殖民地时代的阴影，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因为害怕“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受“自立发展”思想的影响，低估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机会，拒绝参与国际分工。[15] 在《互补性——国际分工的新趋势》这本书中，多杜辛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国际分工是以“剥削”为特征的，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是以“经济互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同样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国外要素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国内国外要素的组合实现经济、社会的更高效率。

(十)“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为国家服务演变成为跨国公司服务

在《新国际分工中的后工业化》中，伍(1994)从市场功能/企业功能对比这一角度来研究新旧国际分工的对比。他引用了哥德斯丁(1976)提出的这一命题：企业内交换是一种后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机制具有某种替代作用，不过前者只能平衡企业内经济，不具备后者平衡整个社会经济的功能。伍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内交换”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的一半这一事实出发，认为，近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成长使得企业内交换逐渐将市场平衡社会经济的功能弱化了，国际分工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新的国际分工与旧的国际分工相比，减少了传统剥削，增加了经济互补作用，但这是以扭曲所在国的市场功能为代价的。伍认为，跨国公司力量的来源是对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具有控制力，这使得它们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最终将发展为当地政府与其说是参与国际分工，不如说是参与跨国公司的企业内分工。

二、对新国际分工理论的综合分析

我们注意到，上述研究几乎都论述了新的国际分工与跨国公司有关。盎德深咨询公司的一篇工作论文形象地称跨国公司为“全球网络人”，这提示我们，新的国际分工可能是一种基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分工，而不同的学者看到了网络的不同的部分，从而研究了不同的国际分工。下面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网络”吸收廉价的自然资源以及推销自己的产品来增加企业利润；而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就开始在第三世界大量复制生产体系，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生产”，通过“生产网络”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降低成本来增加企业价值，这正是弗洛布尔看到的“新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在其他地方复制生产系统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不要对这个生产系统拥有所有权。如果需要，就是“垂直一体化”，如果不需要，就是“外包”。当生产地既可以是国内又可以是国外时，就可以有四种选择：国内垂直一体化、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跨国公司到底选择哪种分工模式，要看哪种模式有利于增长企业利润。这四种分工模式构成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如果跨国公司选择拥有所有权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垂直一体化”，这正是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理论预见的“新国际分工”。如果选择没有所有权控制的国外生产，就是从国内生产转向“国际外包”，这正是罗斯杰(2002)看到的“新国际分工”。这里我们看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6](P25)

跨国公司建立起全球生产网络后，就会谋求生产网络的细密化，以便在全球捕获更多的利润增长点。理论上，从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这个分工细化的路径可能产生分工经济，于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产品内分工，这正是卢锋(2004)看到的“新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又可能采取四种分工模式：国内、国外垂直一体化，国内、国际外包。可见后四种分工模式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框架)。

上述三种研究都只是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个单一视角进行观察，因而掌握到的是新国际分工局部的性质。

格里和孟庆民、李国平、杨开忠的研究视角更大一些。格里定义的“基于‘全球商品链’的国际分工”，将观察视角从跨国公司一个特定的价值链扩展到跨国公司的商品网络，发现了新国际分工更多的性质。比如观察到生产网络对于其他企业、国家、地区的分工的整合性。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跨国公司对于这一网络的主动构建性，也没有对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庆民等比格里更加重视跨国公司在新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性，可是“跨国公司关系网络”这样的定义过于抽象和宽泛。

上述四种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分析，弗朗西斯用动态的眼光考察了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变化。理性的跨国公司必然随着“当地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全球生产网络，以便动态地最大化企业价值。弗朗西斯看到的原来的附属企业在国际分工链中地位的上升可以看成是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的上升。这很可能是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结果：把更高的工序给资源条件更好的企业，选择资源条件更次一些的企业替代它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附属企业主动采用了新的技术框架，发生了分工地位的跃迁。

上述五种研究更加重视的是新国际分工的“现象”，而冼国民的研究更加重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分工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社会分工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企业分工受管理机制的引导。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时，社会分工的显性地位就被企业分工取代了，这势必带来世界经济联系的深刻变化。只不过，冼国民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更进一步地分析跨国公司的具体生产活动，可以发现新国际分工更加生动的性质。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交易的商品，相对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卢锋论述的“企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上述五种研究都是实证的，多杜辛、伍的研究是规范的，用同一种价值标准来判断新国际分工的“好”或者“坏”。

三、启示：新国际分工引发的新问题及亟待研究的领域

上述分析提示我们，“新国际分工”可以概括为“基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每一部分都由分工链(或者国际分工或者国内分工)组成，它将世界各地的个人、企业、国家、地区以及世界各种资源整合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来，形成一个基于分工网络的共同利益。[17] 总结起来，新国际分工“新”在：(1)新国际分工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主导的；(2)导致了新的生产现象——产品内分工：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霍布斯巴，1979)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瑞奇，1991)。

由于产品内分工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笔者提出应该寻求重新解读国际贸易数据的理论依据。这里的基本问题是，A国对B国的贸易顺差可能是由于B国(或者C国)跨国公司在A国的子公司通过企业内贸易方式出口引起的，而且A国的顺差反而是B国(或者C国)收入：比如A、B两国最初贸易平衡；A国跨国公司在A、B两国实行产品内分工，分别完成X、Y两部分工序，X是高端价值部分，Y是低端组装部分。A国出口X到B国，B出口X+Y(作为一个产品)到A国，A再将X+Y出售到世界各地。这样一来，海关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B国比A国出口量还多，看似是B国打破了贸易平衡，实则主要由A国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A国。不过这里还有诸多问题没有研究，比如如何在理论层面上更新当前国际海关统计通行的原产地规则赖以建立的传统分工、贸易理论，等等。

产品内分工极大加剧了企业内贸易，FDI可能不再是在全球寻找比较优势从而促进资源的全球最优配置，而是试图利用企业内贸易谋求躲避国内税收、转移国内利润、避开国内外汇管制、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这应该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