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研究述评

第一篇：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研究述评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 李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与现阶段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正确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和现阶段民族问题特点，对如何在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小康目标的中国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和时代特征的观点和论述。这些发展创新，得到了民族工作部门和民族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并从不同方面和层次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一、从不同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成果的肯定和认同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和发展，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把握新时期民族问题特点，适应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规律，满足各族群众共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梦想的正确的行动指南。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形态，是指导我们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的理论保障。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胜利召开，是该理论体系确立的辉煌标志。对于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具体体现，研究者们结合自身工作和学习实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总结。王正伟（2014）把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概括为“九个第一次”：第一次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科学内涵、新的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新时期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新思路、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等做了深刻阐明；第一次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文明自觉的高度做了阐释，对城市民族工作做了集中阐述；第一次提出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和民族地区好干部“三个特别”的新标准。他认为这些新阐释、新论断、新决策、新要求，是对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集中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王怀强（2015）认为发展创新内容体现在“六个首次提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本内涵；多民族既是特色，也是发展有利因素；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增强各族人民“五个认同”；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好；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等。贺新元（2015）从七个方面探讨发展创新内容：对我国各族之间及其与中华民族之间关系的新概括；把精神和法律层面作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主要路径；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精神；选拔民族地区干部的新标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我国民族工作当前阶段性特征等。还有学者强调，应该深刻认识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平等是立国根本原则的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区域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新论断的重要意义。

二、从不同层次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和探讨

（一）对党的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党结合不同时期民族工作形势和任务，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特点“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些重要和基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有了很多发展创新。这些基础理论创新，为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奠定了坚实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基石。在国家民委民研室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2015）和文宣司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文章评论集》（2015）中，都有专门章节和文章从把握和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各构成民族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上，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国情进行阐释的内容。李臻、金炳镐（2015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四个基本特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个辩证关系、中华文化的内涵、重要性及认同实现的途径和意义等三个方面，梳理了习近平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新论述。王希恩（2015）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成了中华民族及各构成民族共同的价值和利益认同，要从五个“并存”上把握现阶段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特点，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物质与精神两个力量相结合方面把握民族发展规律和方向。丹珠昂奔（2015）强调，要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和多元一体格局纵横两个方面，把握中华民族运共同体的内涵；要把握中华文化构成的全面性和一体性，尊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构筑各族共有共享共建的精神家园。许纪霖（2013）认为，近代以来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经验上的中华民族建构，要比基于现代法律政治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更加复杂和艰难。要在尊重各民族不同宗教和文化特色基础上，寻求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认同，打造一个对内平等、对外开放的中华民族。金炳镐主编的《民族理论前沿研究》（2014）结合习近平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新观点新论述，对当前民族和民族问题基础研究中的一些错误思潮和有害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二）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八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两个共同”的民族工作主题，打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的阐释上和对道路自信的论述上，构成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的理论支柱，又是联结基础理论与民族工作与政策实践的桥梁，是新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重大发展和理论创新。国家民委编写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2015）和国家民委党组的《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2014）等，都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必要性、基本内涵和工作要求进行了阐释和分析。道路信心坚定体现在工作上，就是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郝时远（2013）结合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对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意义、内涵和要求进行了论述。他（2014）认为，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政治方向、制度设计、工作主题、精纽带、民族关系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政治原则。这是最高利益层面解决民族问题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他（2015）强调，在道路问题上坚定不移的关键，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为它不仅是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而且是党的民族政策源头所在。毛公宁（2014）、金炳镐（2014）等学者结合当前民族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原则要求相抵触的错误思潮和倾向，论述了坚持这些政治原则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郝时远、朱伦、常士訚（2013）等学者从国家建构和民族政治发展角度，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一些重大理论原则进行了概念解析、历史对比和实践考察。杨圣敏（2014）在考察和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现状、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继承和坚持我党历史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优良作风和工作传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黄仲盈（2014）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当代中华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能够正确、妥善地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问题，促进中华各民族和谐共进的民族关系。

（三）对现阶段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的发展创新，主要包括了维护和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发展繁荣等方面的工作理论与政策，实质上是对党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全面要求。十八大以来，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热点众多。刘延东（2015）、孙春兰（2015）、王正伟（2014、2015）、丹珠昂奔（2014、2015）等民族工作的高层领导，既是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的参与者、见证者，又担负起民族理论与政策宣传研究的重要任务。他们都结合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精神要求，从理论研究与政策落实相结合角度，对如何做好新期民族工作进行了分析论述和重点部署。《人民日报》、新华社的相关社论和评论员文章（2014）也对这些重要理论与政策进行了专题论述。民族理论学者们更是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索。

1、关于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董强、金炳镐（2015年）提出，民族地区要把握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共同发展化解涉民矛盾纠纷，坚持教育与法制建设并举，打击“三股势力”。贺金瑞（2014）认为，民族问题治理的实质，就是对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治理；总目标是党和政府调动全社会资源构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政治目标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和谐发展；经济目标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社会目标是社会秩序的理想良序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王允武（2014）提出，民族事务法治化要求改进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治理方式，应从依法行政、依法规范经济开发、培养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突发事件的依法处置、利用本土资源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加强工作。

2、关于各民族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目标。郑长德、钟海燕（2015）提出了民族地区

“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围绕两大重要任务（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和减贫，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支撑，扩大经济机会并使之均等分布，保障最低经济福利，稳定与提升环境质量。扶贫工作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刘小珉（2013）认为，贫困成因的多元，决定了反贫困战略和策略的多维；当前特别要重视：通过城镇化进程，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户土地经营面积；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素质；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向玲凛、邓翔（2013）在肯定和考察以往反贫困成效基础上，提出应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力资本倾斜扶贫资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促进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准市场化等建议。李豫新、张争妍（2013）着眼于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提出立足实际，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协调发展；吸引外资，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创新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进市场化进程；强化合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3、关于完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平等。雷振扬等著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研究》（2015）围绕民族发展与民族政策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政策沿革及实践发展，从经济、文化、散杂居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角度对相关政策的坚持与完善提出分析和对策。胡彬彬（2014）认为，我国长期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比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更具有价值伦理上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体现了“实质正义”、“补偿正义”及实现民族地区“积极自由”的价值理念；要结合民族地区“社会需要”对我国民族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黄行（2014）结合新时期民族语言相关文件精神，把调整后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归纳为：民族地区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语言国情调查四个方面。

4、关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统一工作。青觉、吴春宝（2015）认为，加强“人心政治”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就要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础上，做到“两个结合”；在“四个认同”基础上，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民族地区的民生建设；推进民族工作法制化进程。吴华敏（2015）提出，要从语言、空间、社会化、传统社群、族际人情交换、市场、职业、治、文化、制度等方面构建民族团结纽带。许宪隆、梁润萍（2014）认为，“四个认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现、历史观，能够为团结、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不竭源泉，也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思想武器，要及时消除和遏制那些导致“四个认同”趋弱的负面因素的影响。

5、关于城市民族工作。沈桂萍（2015）认为，当前城市民族工作需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动态管理、就业规划与指导、社区聚居中的“社会区隔”、民族意识复杂化、现代化一体性与多元诉求矛盾等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她（2015）提出，要从民族工作体系、从业结构、社区混居模式、文化建设模式及民族团教育格局等方面着力建构“嵌入式治理”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严庆（2015）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融入城市，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融入等多方面，具有自身的规律和进程，并依赖于政策允可。郑信哲（2014）提出，为了让少数民族人口能够顺利适应城市，需要从上到下，包括中央政府、城市政府及社会、少数民族流出人口及流出地政府等，各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6、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王苏敏、陆鹏、中和（2015）认为，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坚强有力；要重视民族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王希隆（2015）认为，“三个特别”是新时期衡量民族干部合格与否的试金石和标准。王永才、田艳提出了扩大民族岗范围、干部选拔施行少数民族特考制度和加试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知识的内容、加强民族干部的民族政策与法制教育、加大培训和挂职锻炼力度等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措施。龚志祥（2015）提出，要加大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力度，掌握其成长动态，完善其成长长效机制建设，促进其合理有序流动，加强民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建议。

总之，近年来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所体现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在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等基础理论研究上，原创性、系统性、深刻性还有提升和开拓的空间；二是在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的研究上，依然需要结合“八个坚持”的基本内涵，从民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即民族发展，民族相互间关系及民族与国家、阶级间关系）的角度对其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内容及其重大意义进行系统建构和探索；三是对现阶段民族工作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的相关研究上，还有待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共同发展繁荣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整合和提升。

三、全面系统把握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创新成果的研究重点和难点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能够把我们党解决新时期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及政策成果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深刻地理解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形态的重要性，更加自觉地结合不断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来推动理论的发展创新，更加彰显和发展其中国特色，从而始终牢牢把握党的民族理论的先进性，增强其发展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是能够使我们增强坚持和运用党的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加清醒地认识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更加从容地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影响，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民族问题出现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结合当前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在研究重点和难点的把握上，未来应该更多关注以下方面：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角度，全面系统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领导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民族国情和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是被60多年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实践证明了的关于解决当代中华民族问题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情和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新认识和新总结，是对如何做好新时期新阶段的民族工作的新思考和新部署。毋庸置疑，一方面，这些创新性的认识、总结、思考和部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在新时期重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其最新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研究和探索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究竟是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和反映了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已有成果间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应该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我们认为，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考察和认识，才能比较全面系统把握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成果和重要贡献时代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是要重视对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体系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分析和把握。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标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征程中的民族工作实际和要求，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发展创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我们认为对新时期的这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探索成果可以用“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来命名，其相应的科学内涵包括了：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及其构成民族的分层把握，对其相互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国情的准确分析；对当代中华民族及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概括；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八个坚持”基本内涵的高度总结；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下做好民族工作的方向的把握等基本内容。这些基本内容从逻辑体系建构上讲，是从对中华民族本体两个层次结构的考察出发，通过对其自身发展及相互间关系、及其与国家和阶级的关系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得出新时期解决当代中华民族问题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道路；进而在民族工作方向上明确，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这三个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通过创新完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加强调要紧扣民生抓发展，争取人心促团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中国梦，提供扎实牢靠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前进动力。这些理论原则与政策要求，就基本形成了从民族问题基础理论到基本原则，再到具体民族工作实践及政策要求的成熟、完整的新体系框架。这些内容构成了对“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内容。在对该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进行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条件下的民族工作实践要求的研究，从而丰富和发展关于如何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研究，如何促进民族地区跨越数字鸿沟的研究，如何使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和提升其在全国统一市场中的地位的研究以及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同时，还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其对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关系建设的影响和对策。这些都是我们新时期研究该课题的增量和难点所在。

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来对新时期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体系进行国际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论证该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与发展中所包含和体现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只有放在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的比较中，才能突显出其对于解决我们自己民族问题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才能突显出其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品质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所以，在对“习近平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上进行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要求我们既要能进行同类比较研究，即放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与其他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比较，通过总结其他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在实践中的得失成败，从中发现和提炼能够指导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纲领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能够进行异类比较研究，即与那些社会性质不同但民族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比较，从中探索和思考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原因和进步性因素，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研究内容。

总之，通过这种全面、综合、系统的比较研究，能够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的信心，能够深化、丰富和发展我们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新成果的理解和把握。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有理由也更有信心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必将逐步深入并取得更多的辉煌成果，新时期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也必将迎来新的高潮。

第二篇：十六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十六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陇兴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民族问题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宏观趋势，对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论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思想体系。

进一步明确民族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

正确认识、科学界定民族内涵，准确把握民族的本质特征，对于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民族”的界定，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我国民族的实际，明确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诠释，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如考虑到宗教与民族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对某些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很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宗教并没有直接联系，所以特别提到了“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诠释，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原因，使民族概念既符合民族共同体的一般发展规律，又符合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发展规律；既科学阐述了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涵，又避免引起新的争议，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明确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主题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我们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消亡时期，而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也是我们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采取各种措施“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为各民族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把“两个共同”确立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回顾民族工作历史，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两个共同”的基本点并坚持付诸实践，但是，把“两个共同”融会贯通起来，有机统一起来，作为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则是第一次。“两个共同”主题的提出，科学总结了我们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关系的时代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飞跃。

进一步明确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和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创举，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我国的国情，是能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为了把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胡锦涛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用三个“体现”来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用三个“不容”来表明我们党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信心和决心，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这些重要论断，集中阐明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高度概括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方向。

进一步明确民族关系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社会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体因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状态。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问题，最终解决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民族关系经受住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种种考验，无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新中国的民族关系都是最好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和谐”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2005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2006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民族关系是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这些重要论述，第一次把“和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第一次把民族关系表述为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五大关系之一，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民族关系的总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进一步明确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民族团结是我们整个事业发展的根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少数民族从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传统的分布格局被逐步打破，各民族在地域之间的自发流动大幅增强。由于利益关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各民族群众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误会、摩擦和矛盾，给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带来一些影响。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证，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要求把增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途径，着力增强各族群众的“四个认同”，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这些重要指示，是新形势下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武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一步明确发展是解决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很不平衡。新中国成立60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初步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但横向比较，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依然滞后，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根本性改变。十六大以来，面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改善民生的迫切愿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指出，现阶段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根本途径是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重要指示，集中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团结统一的主心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领导核心，这是我国60多年来民族工作实践最基本的经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不断提高各级党委做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各级党政组织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明确提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是“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并特别强调“把民族工作作为民族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情况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这些重要论断和要求，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进一步明确要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更加深入，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正确认识文化在民族存在、发展中的作用，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保护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各民族文化事业建设，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加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巩固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强调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大繁荣，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性因素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发挥了桥梁纽带、致富带头的作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少数民族专业人才也逐渐成长起来，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总结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突出抓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要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深刻指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性因素，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把少数民族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放在同等地位一并强调，在我国民族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体现了我们党民族工作的与时俱进，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少数民族人才资源开发指明了方向。

第三篇：十八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述评(精华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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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十八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述评（精华推荐）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扎实步伐。以改革为动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呈现出新的气象。

改革释放利好 做大文化产业板块

正在举行的第八届北京文博会上，文化与科技、文化与创意、文化创意与制造业、旅游业、农业等国民经济多领域跨界融合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抓人眼球的亮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届文博会可以看做是一份“一年期答卷”。

２０１３年最新数据支持了文化产业“继续向好发展”的预期：

——１月至９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０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４％，高于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１６个百分点；

——１月至９月全国电影票房收入１６４．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８６％； ——上半年移动游戏市场规模突破５０亿元，较去年下半年增长１３５．３％。

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正为转变发展方式，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增添一抹亮色。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再上层楼，源于以简政放权为最大特点的新一轮改革：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举办全国性出版物订货、展销活动审批等２１项职责，下放音像复制单位、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等职责；文化部放权网络文化企业内容自审，网游和网络音乐先行试点„„把该市场做的放给市场，社会能办好的交给社会，在制度层面为文化产业发展释放利好。

完善服务体系打造“文化民生升级版”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到２０２０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这是党中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

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做减法”的同时，各地各部门注意在文化民生领域“做加法”，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加快供给，提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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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效能，努力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让“盲村”耳聪目明。以直播卫星覆盖为主的方式，解决２０户以下已通电自然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问题。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７亿元，其中，３．６亿元用于村村通建设。

保障“免费开放”不差钱。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实现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全部免费开放，基本项目健全并免费提供。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个领域，政府发挥的作用在持续增强。

打出一套改革“组合拳”

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关键期。今天，怎样才能把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

文化部门组织了持续几个月的大调研，难啃的“硬骨头”被梳理出来：有的单位虽然转企了，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式，对行政部门、行政资源依然存在较强依赖心理，适应市场能力不强；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文化市场多头执法、多头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对外文化交流贸易能力不强„„

改革思路由存在问题倒逼产生。文化部门有针对性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着眼巩固既有改革成果，扶上马、送一程。以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为例，目前２１０３家院团已如期完成既定改革任务，其中转企改制院团占６１％。文化部等九部门今年６月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完善扶持政策，解决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健康发展。

着眼通过改革破解难题、解决问题，进行顶层设计意义上的高站位谋划：着力在转变职能基础上提高文化宏观管理能力；在转企改制基础上增强文化市场主体竞争力；在规范秩序基础上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在统筹城乡基础上加快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统筹各种资源基础上提高文化走出去水平„„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至今１０年积淀的丰硕成果，为纵深推进改革集聚了强劲势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推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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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会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文化力量。

资料来源：http://www.xiexiebang.com/data/xdth/

第四篇：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强调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强调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提出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稳步推进机构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在政治建设方面，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中国梦”的理念，着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在社会建设方面，强调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强调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认真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充分考虑群众承受能力，把可能影响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决策之前；强调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通过强化责任、健全制度、落实到人，推动有关方面形成合力，妥善加以解决。强调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和诉讼难、执行难等人民群众关注的公平正义问题。

在党的建设方面，突出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强调全党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强调要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央政治局制定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身作则，保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以纠治“四风”为主要任务，认真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领导带头，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深入扎实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强调要着力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转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解决反腐倡廉中的突出问题，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强军梦，对军队来讲也是强军梦，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努力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特别是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人民军队这一新形势下党的强军目标，并强调要把坚决听党指挥作为强军之魂，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作为强军之基，要求全军准确把握这一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这些重大战略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附记：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和形成理论轮廓的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并最终确立指导地位的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科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郑重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的。同年5月，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上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党章，2004年又写进了宪法。

第五篇：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战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大力推动新闻宣传工作改进创新，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新闻文风展现新气象

时政报道精简活泼。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改进时政报道，受到群众欢迎和广泛好评。在数量、篇幅、时长上做“减法”，报道更加简短精练，很好体现了精简务实原则。关于领导同志会议活动的报道，人民日报头版一般不超过半个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般不超过15分钟，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新闻联播”基本保持30分钟常态时长。在内容上做“加法”，注重现场描写，挖掘精彩细节，充分利用同期声、现场画面增强表现力，丰富信息量、层次感，使报道生动、鲜活、感人，增强了传播效果。同时，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手段开展时政报道。在总书记地方考察活动报道中，人民微博、新华微博、央视微博先于传统媒体发布消息，增强了时效性、亲和力。

主题宣传生动鲜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活动、重大发展成就来组织策划，主题鲜明、基调昂扬、声势浩大，有力服务中心工作。注重通过深度分析、透彻说理，深入阐释主题内涵，强化主题宣传思想深度、理论高度；注重发掘大题材与普通人之间的关联，讲述最具说服力感染力的故事，让受众“看得下”“听得进”“跟得上”。在为期5个月的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主题采访中，各媒体集中推出“学习贯彻十八大”专栏报道，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提供了有力舆论支持。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主题宣传中，记者深入挖掘一线工人鲜活故事，折射国企改革发展的精神力量，引发受众共鸣。

典型宣传质朴感人。注重选择群众身边的典型、刻画典型的真情实感、展示典型的真我本色，树立了一批真实可靠、立体丰满、可信可学的人物形象。大力宣传追梦圆梦的先进典型，如在普通岗位上成就梦想的青岛港工人群体，默默坚守35年接力追梦的“油菜花父子”，奋力实现强军梦的空军试飞员群体、海军某潜艇基地官兵，积聚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强大正能量。加大基层党员干部宣传力度，在重要版面时段开设“最美基层干部”专栏，连续推出菊美多吉等40余位有血有肉、有党性有个性的典型，展示了基层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报道方式呈现新亮点

党报一版逐渐形成新风格。各级党报强化一版的“第一窗口”和龙头引领作用，增强朝气锐气，优化阅读体验，使一版呈现出新风格、新气象。题材范围大大拓展，突破时政报道、成就报道、典型报道的选题局限，大量刊发来自基层一线、反映群众心声、回应社会热点的稿件，许多民生新闻、调查性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登上一版甚至头条。人民日报2013年头版头条报道中，调查性报道92篇，比2012年增加91.7%；舆论监督报道6篇，实现零突破。安徽日报常设栏目“百姓故事”多年来没有稿件上头版，现在固定设置在头版。坚持写短稿、发短文，强化一版导读功能，实行篇版联动，提升版面利用效率，信息容量明显扩大。不少党报优化版面编排，丰富版面元素，提升“可视化”程度，使得一版庄重大气、清秀疏朗。中国日报邀请国外资深版面设计专家牵头组建设计团队，加强版面整体风格设计，加强图片漫画插画运用，增强了传播效果。

评论力度不断加大。发挥主流媒体评论优势，大幅增加评论数量，开设评论专版，针对群众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和重大思想理论问题，提供高人一筹的分析和观点，倡导主流价值、打造思想高地。人民日报2013年初创办评论版，集聚“钟声”“人民时评”“声音”等言论栏目，强化人民日报作为“观点纸”的权威优势。光明日报等也整合各言论专栏，推出评论专版，加大评论力度。不少媒体借鉴“微博时代”表达特征，以微言见大义、启心智、发新声，北京日报“作风小议”、安徽日报“微风”等栏目每篇400字以内，湖北日报“东湖放评”专栏每篇200多字，观点鲜明、以小见大、深入浅出。

推进传播形态创新。积极探索多媒体、全媒体传播，运用微博、微信、二维码、新闻客户端等，将部分稿件由单一的文字形态转化为文字、视频、音频、动漫等形态，丰富呈现形式，拓宽传输渠道，让静态的新闻动起来，实现立体、交互传播。目前新浪微博媒体机构账号数超过1.7万个，百万粉丝以上的媒体微博超过200个。中央电视台为“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40多个栏目开发移动客户端，“央视影音”突破2亿用户，海外用户突破2200万，成为海外用户观看国内电视节目的第一选择。

热点引导开辟新途径

经济民生热点引导更加及时有效。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推动信息发布、舆论引导与实际工作同步研究、同步部署，以权威信息引领舆论走向，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澄清传言谣言，有针对性地疏导情绪、化解阻力、稳定预期，提高政府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支持度。在舆论引导中，注意科学把握时、度、效，充分研判可能出现的复杂舆情，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方式稳妥引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主要媒体推出“权威访谈”等系列报道，多个部委负责同志接受采访，深入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开设“热点面对面”等专栏，对住房、教育、医疗、价格、收入分配等问题正面回应、正面引导，既讲清“怎么看”又回答“怎么办”。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精心打造“求证”等调查类栏目，以科学理性、严肃求真的态度，在众声喧哗中发出真实、准确、客观、权威的声音，澄清不实传闻，还原事实真相。

突发事件报道更加透明有序。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正确引导的方针，分类研究制定公共安全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等舆论引导预案，进一步提升自身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强化事发地方或部门主动引导意识，确保快速有序开展引导。坚持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持续跟进展开报道，满足社会信息需求，挤压负面信息传播空间，努力实现从“先声夺人”到“一路领先”。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全面报道震情灾情和救灾进展，即时展开舆论引导，凝聚起团结一心抗震救灾的强大力量。在重大案件事件报道中，全力推动信息发布，跟踪报道最新进展，赢得工作主动，有力引导和影响境内外舆论。

媒体融合迈出新步伐

媒体融合发展紧迫感增强。把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重大工程，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努力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人民日报提出全媒体传播的发展战略，新华社提出以集成服务推动新闻信息生产传播模式转型升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定“台网互动—台网联动—台网一体”“三步走”战略。

媒体融合探索不断深化。传统媒体稳步推进融合发展，打造出一批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融合业态，逐渐形成多元融合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载体创新为核心的模式，如中央电视台初步建成“一云多屏”传播体系，观众可通过电脑、电视、移动终端、网络电视客户端等载体收看节目；以流程转变为依托的全媒体内容生产模式，如新华社开通新媒体专线，融文字、图片、图表、漫画和音视频为一体，向用户提供集成服务和产品；多元营利模式，如中国经济网建立经济分类数据库，向用户提供数据服务，向企业提供定制资讯产品。

媒体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融合发展加快了传统媒体信息向新媒体扩展延伸，实现了内容的多渠道多平台展现，正面声音在网络空间进一步放大，互联网传播秩序和舆论生态得到初步改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中，传统媒体的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及时刊发有关报道，覆盖超过3亿网民。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开展业务流程再造、内部机构整合、资本平台建设等工作，设立融合机构，整合采编流程，为媒体融合深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队伍建设形成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员培训扎实推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队伍建设的核心任务，首次对各类媒体采编人员情况进行全面摸底，首次对在岗采编人员开展全员培训。注重对培训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举办师资培训班，从新闻宣传管理部门、主要新闻单位、全国性行业类媒体选拔有关负责同志和优秀新闻工作者进行集中培训，形成基础师资队伍。坚持分级分类、各负其责、不留死角、务求实效，各地各新闻单位分批开办专题培训班，2013年共组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培训4920期，培训约41.5万人次，基本做到全员参与、全面覆盖。

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逐步深度融合。加强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实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和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选聘优秀编辑记者到高校兼职或挂职任教，选派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推动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签署共建新闻学院协议，发挥各自优势共建精品课程、骨干队伍、实践基地和研究智库，形成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相互贯通、协同发展新格局，培养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的一流新闻人才。

党管媒体推出新举措

党管媒体原则进一步强化。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不松手，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新闻媒体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着力巩固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

加强突出问题治理。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行动，查处了一批真假记者敲诈勒索案件，曝光山西运城“9·20”假记者诈骗等典型案件，形成警示效应。大力治理网络谣言，开展打击“网络大谣”、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宣传，集中报道典型案件，揭露造谣传谣者的违法犯罪事实，曝光网络推手幕后利益链。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严肃查处《莱芜日报》《河南教育》等十余种报刊违规行为。

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推进河北、上海、浙江、山东和湖北等5省市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按照“举报查处为重点、惩治引导相结合”的思路，科学设计核查评议程序，完善行业自律长效机制，查处通报一批违规案例。加强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教育，推广湖北省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大讨论活动做法，中国记协召开“我为实现中国梦传递正能量——记者社会责任主题讨论会”，在全国新闻界发起“以强烈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国梦传递正能量”的倡议，得到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