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第一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郑瑞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已经成为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基础。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以及在不同时代所显示的伟大意义。

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建国前夕,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决策。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对外交政策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翻开了新的一页。掌握了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民,从自己及亚洲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痛苦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和平环境,建设自己国家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首先,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开始。

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30日)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的国家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大国。两国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两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建立新的国家后,两国又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各自的国家。因此,中印两国有着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基础,但是,两国关系中还有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中央决定,首先谈判解决中印之间业已成熟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印度在我西藏地区沿袭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殖民当局(称“英印政府”)的特权问题。解决边界问题,条件尚不成熟,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过去,英印政府在我西藏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在西藏地方经营邮政、电报及驿站等业务;派驻的商务代表享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权力;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等等。这些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后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予以清除。但印度已于1947年独立,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不能采取对西方列强那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印之间的问题。

印度独立后,仍想继承过去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特权,保持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并企图阻挠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力求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因而一方面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恳切地表示:“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该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既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1952年6月14日周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

1953年9月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其驻华大使赖嘉文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同意中方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周总理又建议当年12月在北京举行谈判,印方表示同意,并指派赖嘉文大使为印方代表团团长。我国政府则指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为中方团长。

同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会见。周总理说:“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周总理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次中印谈判持续了约四个月,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友好的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要从意见分歧谈到达成一致,有时双方有交锋也是难免的。此次谈判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五项原则作为指导方针。章汉夫副部长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提出首先要解决此次谈判的原则问题,并重申了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印方团长赖嘉文大使立即回应说,尼赫鲁总理的意见也是这样的。这样,双方达成一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下举行这次谈判,解决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章汉夫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始终坚持以双方同意的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准则。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坚持原则,例如,印方提出,印度商人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由中国西藏地方官员与印度商务代理共同会审。对此,中方严正指出,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中方不能同意。中方还明确表示,不同意印度商人携带武器,中方也不提同样要求。在不损害主权的问题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作灵活处理,例如,在双方开放贸易市场问题上,印方不愿意用“同等数目”的提法,中方同意改为“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经过反复协商,谈出了双方满意的结果。1954年4月29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说，“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6月3日,中国政府(政务院218次会议)批准了上述协定。同日,印度政府也批准了该协定。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印双方均高度评价这一协定。

章汉夫副部长说:“协定的签订,为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基础上,我们相信,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也将日益加深。”他还指出,“中印两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意义”。赖嘉文大使说:“谈判胜利结束的日子,是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史上一个光荣的里程碑。”还指出，“这些伟大的原则(指五项原则)已正式固定在协定中了。这些原则都是印中双方衷心同意的”。

协定公布后,中印两国总理互相致电祝贺。周恩来总理的贺电说,这一协定的签订不仅将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且充分证明,只要各国共同遵守上述各项原则(指五项原则),采取协商方式,国际间存在着的任何问题均可获得合理解决。尼赫鲁总理的贺电说，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缔结的这一协定加强并巩固了印中两国的友谊。两国舆论对中印谈判的成功和协定的签订表示欢迎和积极评价。我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印协定,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社论还对印度方面最终同意放弃在中国西藏的特权的友好态度也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印度政府这种尊重中国主权的措施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传统友谊的”。

印度主要报纸如《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等均刊登了中印签订协定的详细报道,并突出双方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第三条说:“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就是指上述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协定)。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

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达成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同意这些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只相隔一天。因此,人们也常说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

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和印度处理双边关系中产生的,却也是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尚未完成,新兴的独立国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威胁。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所做的外交报告中指出了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为了追求世界霸权,美国侵略集团一贯地执行扩军备战的实力政策,并不断在亚洲和欧洲策动组织各种各样的以侵略为目的的对立的军事集团,以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便于从中取利。尤其是在亚洲,他们的侵略活动更加露骨。美国侵略集团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的战争,同时,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国侵略集团的侵略政策就是亚洲及世界和平不断遭受威胁的根源。

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形势,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付诸实践。通过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鲜明特点。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召开,在讨论朝鲜问题之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6月,周总理在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自然要讨论印支问题。中印联合声明中说:“两国总理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适用这些原则。”采纳上述各项原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地区,这一地区可以扩大,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并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谈话说，中印、中缅两个声明,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他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之一的身份,与各大国一起协商重大国际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

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与印度、越南以及当时的苏联等国代表团合作,促成了印支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7月21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分裂、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亚洲人民所要求的决不是分裂和对立,而是和平和合作。为了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我们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他还指出,亚洲和世界舆论对中印、中缅联合声明的支持,充分证明巩固亚洲和平的前途是光明的。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周总理的这一段话,仍然感到非常精辟。关于亚洲人民要求的是和平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对立的论断,关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协商与合作来维护亚洲和平的主张,对于今天的亚洲仍然是适用的。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有24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主要讨论亚非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民族独立与主权、反对殖民主义与世界和平等问题。当时的美国政府反对召开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会议,更反对新中国参加这一会议。他们使用种种伎俩破坏亚非会议,甚至利用台湾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企图以此阻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这些阴谋失败后,他们又想方设法对会议进行干扰,企图把会议引向“反苏、反华、反共”的邪路,偏离原定的会议宗旨。有少数国家的代表发表了反对和平共处,渲染“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言论,有的还提出所谓“福摩萨”(台湾)局势紧张,有意向中国代表团挑衅。这样就使会议陷于分歧和僵局。周恩来以卓越的智慧才能、高超的外交艺术和以理服人的真诚态度,力挽狂澜，使会议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周恩来在4月19日的发言中重申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针对会议出现的尖锐分歧和对新中国的误解,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又指出,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另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这两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中国代表团的求同存异精神,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普遍的赞同,会议终于克服了种种破坏和干扰,就联合公报达成了一致。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列举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求同存异的精神,周恩来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结果,“十项原则”虽然措词与五项原则不完全相同,但包括了五项原则的内涵。可以说,这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在实践中,五项原则的运用已经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广到处理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双边关系延伸到多边领域;从我国周边地区扩大到亚、非、拉,一直到全世界。这里再列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一)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与苏(俄)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基础。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不久,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进了五项原则的内容。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苏条约名存实亡（1979年期满未再延长）。中国仍然希望中苏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中苏关系经历了40多年的曲折变化,终于确立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后来,在这一新的基础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与前苏地区其他各国的关系,都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了。

(二)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美国长期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遏制政策,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条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漫长道路。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关系才出现转机。2月28日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中说，“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8年底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又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外,中国与日本于1972年9月 29日发表的建交联合公报以及1978年8月12日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也都写进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三)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早在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候,中国就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全面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此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到中国主张以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谈到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以美苏两极为标志的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一个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十多年来,围绕着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建立单极或多极的世界格局的辩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从老布什总统到小布什总统,美国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取向更加明确,这就是利用美国的实力优势,从“一超”向“单极”推进,不容许任何力量挑战美国的领导和霸权地位,或与美国平起平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的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在全球推进美国价值观、建立美国强权下的世界秩序的目标没有变。美国以消除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由已经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尤其是后者,美国是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强烈反对下,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发动的。事实证明，依赖军事优势虽可征服一个国家，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赢得战争并不能带来和平与稳定，更无法赢得人心。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只会使国际关系紧张,世界局势动荡。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和平共处原则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国际关系，判断重大国际问题中的是非曲直,就显得格外重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08-09-25作者:河北 徐党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1954年日内瓦会议间得到普遍认可，它成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原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从国内看，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周边环境，迫切需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体化。外交上迫切需要打破美国的孤立政策，团结新独立国家共同反帝，维护民族独立，加强经济合作，振兴民族经济。

从国际看，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国家，削弱了英法等欧洲强国，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日益瓦解。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范围，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新兴独立国家面临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亚洲是民族解放风暴的中心。获得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建立新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建设自己的国家。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特点

广泛性。不论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相同的国家，还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友好合作关系。

科学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各国和平共处的保证；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五项原则的目标。

时代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意义

1、它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为根本出发点，高度概括了国际关系首先是双边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一套完整的国家行为规范，比其他国际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

2、它打破了旧的国际外交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强权政治根本对立，为在国际社会中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建立国际外交新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3、它提供可解决国家之间关系的正确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符合战后大多数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独立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接受，成为解决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4、它推动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50年代，中国与印度、缅甸等邻国发展了友好关系，并促成日内瓦和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60年代，中国与非洲掀起了建交热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发展。70年代，中美中日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关系实现正常化，彻底打破了外交僵局；80年代，五项原则具体化为不结盟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在机场受到尼赫鲁总理的欢迎

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３１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方代表团，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６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２９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９６３年底至１９６４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１４个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１９８８年，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１９７０年２５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１９７４年第６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第二篇：精神分析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分析产生的历史背景

来源：www.xiexiebang.com

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又被称为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形成于19世纪末。1900年，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精密的临床观察基础上，出版了富有历史意义的着作“梦的解析”，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开始形成体系。精神分析与其它心理学派不同之处在于：（1）它不是在心理学内部产生的，不是学院讲坛的产物。它是在探讨神经症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中产生出来的；（2）由此在学科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上与其它心理学派不同，它着眼于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用临床观察而不是实验室的方法，寻找解决困扰患者症状的有效途径。尽管精神分析与现代心理学其它学派有很多不同，它仍然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它的影响还涉及到了文学艺术、语言、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

19世纪中叶，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提出了能量守恒原理。，引发了动力学领域里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电器设备、汽车、飞机等，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的全新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是一个能量系统，和肥皂泡或行星一样，服从同样的物理规律。佛洛伊德的老师布吕克是当时杰出的生理学家，任维也纳大学生理实验室主任，他认为生命机体是一个动力系统，同样服从化学和物理学的规律。弗洛伊德以他极高的天赋和智慧，将这种动力生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研究人格结构中能量的转换和改变，从而创立了动力心理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也就是精神分析的技术和方法。

精神分析的发展

精神分析理论诞生之后，弗洛伊德的学生和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后人根据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的发展，将其分为几个阶段：（1）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2）新精神分析学派，又称为新弗洛伊德学派，主要指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3）后精神分析学派，又称为后弗洛伊德学派，主要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和海默德的自体心理学派等。还有学者将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发展分为四个支流：A：新弗洛伊德学派（主要指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B：后弗洛伊德学派（主要包括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和海默德的自体心理学派等）；C：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派（主要指霍妮和弗洛姆的理论）；D：客体心理学派（主要指玛勒等的客体关系理论）。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思想 精神结构的地形学说——潜意识理论，这是弗洛伊德在他发展精神分析早期时提出的著名理论。他把人的精神活动分成为三个层次：意识——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意识是个体心理活动的有限外显部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活动部分；前意识是界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部分，它是可以回忆起来的经验，是可以招回到意识中的那部分经验和记忆；而潜意识是被压抑到意识下面的、无法从记忆中招回的部分，它们通常是被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法律所禁止的内容，包括个人原始的冲动和与本能有关的欲望等。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心理历程在正常及变态心理机能中均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和意义，它决定了个体行为的真正原因和动机，也决定了神经症或其它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潜意识学说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心理现象与生理现象一样，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或碰巧发生的，每一个心理事件的产生，都是由先前的事件所决定的，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误、笔误、梦，以及神经症的各种症状等。潜意识学说本质是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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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活动的决定论或因果原则，既在我们清醒的意识活动下面，还存在着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潜在的心理活动在进行，这部分心理活动的内容决定了我们的行为特征，在心理病理状态下，决定了患者的症候特征。

内驱力学说：内驱力（drives）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是指产生心理活动的能量，它是一种先天决定的心理成分，当它发生作用时就产生一种心理兴奋状态，产生某种需要的感觉或我们通常称谓的紧张状态，这种兴奋或紧张状态推动个体的活动，从而消除兴奋和紧张，达到满足。这里所说的内驱力是来自于本能的力量。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内驱力也常常被称作本能，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内驱力的概念强调即使是人类的本能行为，也受环境和经验的影响。

弗洛伊德将人类本能的内驱力分为性驱力和攻击驱力，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本能现象中，不论是正常的还是病理的，这两种内驱力都参与其中或融合在一起。相对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弗洛伊德提出了两种心理能量——指向生命和成长的“里比多（Libido）”及指向破坏、毁灭和死亡的攻击能量。

客体关系理论：客体（object）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客体指的是对我们心理发展影响最为重要的人，通常首先是父母或祖父、祖母辈的养育者，其次是兄弟姐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一个人在他成年后是否具有与他人建立信任和友好关系的能力，取决于他早年生活经历中的客体关系。一个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并且恰当的关爱的孩子，就能够建立对生活和对他人的基本信任感，能够拥有基本的自信。反之，则容易陷入焦虑和自卑之中。

弗洛伊德最初使用客体这一概念时是与内驱力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内驱力比作人类心理活动的能量，且这一能量是有指向性的，既指向某一个客体。如，通常一个婴儿的内驱力指向首先是对母亲的，其次是父亲。弗洛伊德将内驱力指向特定客体这一现象叫做心理能量的“投注（Cathexis）”，但心理能量不能像物理能量那样直接通过空间投入或传递给外部客体，他所能传递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想法、记忆、幻想以及感情等心理活动的产物。因此，对某一客体投注越大，这个客体就越重要。

4．儿童心理结构的发展理论：通过对儿童成长发育过程的观察和回朔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童年经历，弗洛伊德将个体心理发展与生理功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发现了无论在任何文化背景或任何种族中都共有的人类心理发展的规律。

（1）口欲期（oral stage，0一1岁）：弗洛伊德将婴儿期称为口欲期，是因为对婴儿来说，口腔及口周围黏膜是其满足快乐及交流的最重要的身体部位。这时，婴儿通过口腔的味觉来感受世界和看待世界。这个时期孩子的性敏感区、或叫“快感区”是在口唇部位，婴儿通过吸吮母亲的乳房获得营养的奶汁，从中也得到情感的满足。香甜的乳汁刺激使婴儿感到快乐，在口唇吸吮的同时，孩子在母亲怀抱里感受到温暖，皮肤的接触，母亲身体的气味等，伴随还有的“抓住本能”行为的出现，如抓住母亲身体的某一部位（通常是乳房）。故从内驱力的释放和需求的满足来看，性驱力投注的主要对象是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在婴儿的精神世界里，他和母亲处于一种共生状态（Symbioses），母亲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婴儿的要求并给予满足，二元关系更多是躯体性的，通过喂奶、抚弄和清洁身体，使得母亲与婴儿之间有频繁的、极具感情及快乐的交互作用。这样的过程中能使婴儿形成最初的信任感。因此，母亲的心理状况和个性特征对婴儿的影响就此开始了。当母亲对婴儿的呵护使细心的、适当的、稳定的，婴儿才可能得到适当的满足，内驱力的发展才会向下一个阶段顺利过度。如果母亲忽略这个孩子，对他的寒冷、饥饿不予关注，这个婴儿就会过多的经受早期的挫折感——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挫折感；或者，一个神经质的母亲过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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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婴儿的状况，不停地检查他的尿布是否尿湿，频繁地给婴儿喂奶，则婴儿通过母亲的这些非言语性行为更多地体验到她的焦虑和对自己的“控制”，进而也易使婴儿总处于一种紧张和焦虑状态。

（2）肛欲期（anal stage，约2——4岁）：弗洛伊德把精神结构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称作“肛欲期”显然也是将心理发展与生理功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1岁左右的孩子通常都要接受大小便的训练了，随着括约肌的发达，孩子开始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大小便，大便的积累造成强烈的肌肉收缩，当大便通过肛门时，黏膜产生强烈的刺激感，这样的感觉不仅是难受，也能带来高度的快感。另外，大便对婴儿还有其它的重要意义。对婴儿来说，大便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排出大便相当于做出“贡献”或献出“礼物”，而且，通过排便，他可以表达自己对环境的积极服从，而憋着时则表达的是自己不肯屈服。因此，从主客体关系地性质来看，大便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孩子与父母或成年人保持关系的某种工具，孩子们感受到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围的人和环境。此期母子二元关系逐渐开始解体。这个时期，孩子学会了走路，能用简单的词语交流，开始体会到了自主性，他们开始学会观察环境、探索环境、摆弄玩具，寻找过渡性客体，如绒动物、枕头、指头等。

（3）俄底浦斯情结期（Oedipal-complex stage 4-6岁），又称性蕾期或性器期（phallic stage）：俄底浦斯是某希腊神话中一位王子的名字，在这个故事中，由于种种离奇的原因，王子最终在无意中杀父娶母，并在知道真相后自残双眼。弗洛伊德用古希腊神话来命名这一时期，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对双亲中的异性（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有更多的亲近感，而对双亲中的同性可能会出现排斥感。从生理发育上，孩子可能出现最早的类似手淫的行为，如，小男孩会用手摆弄自己的“小鸡鸡”，小女孩会有时夹紧自己的双腿摩擦阴部。从心理发育上，这时孩子的主客体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二重关系进入了三重关系，或三角关系阶段。孩子开始能清楚地感觉到爸爸妈妈是不同性别，且他们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孩子开始把父亲视作我和妈妈之外的第三个人。三角关系的格局出现了。这时男孩子会表现出对母亲的更多亲近感，女孩子则对父亲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在俄底浦斯情结阶段的儿童要经受新的焦虑体验，当他意识到家庭中的关系不再是二元的，而是三元的，更复杂的还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庭。孩子会产生一种被遗弃的焦虑，被排斥在外的焦虑。此外，和同性父母竞争的欲望也使孩子产生害怕被阉割的焦虑等。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在晚年又进一步修正了他的潜意识学说，提出了人格结构的理论。他用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个层次的结构来阐述人的精神世界，其中的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部分，它由先天的本能和欲望所组成，是无意识、无理性的。本我奉行的是快乐原则，要求无条件的即刻满足，婴儿的人格结构就完全是由本我组成的。本我与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它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我。自我是在现实环境的反复教训下，从本我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它是现实化了本我，是理性的、识时务的，它不会盲目地追求满足，而是在现实原则指导下，力争既回避痛苦，又获得满足。自我在人格结构中代表着现实和审慎，它奉行的是现实原则。超我，又称为理想自我，它是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获得和发展出来的一部分，是人格结构中道德和准则的代表，其作用是按照社会道德标准监督自我的行动。在正常情况下，人格结构的三个部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但当本我的冲动和欲求强烈，超我又给予严厉批判和压力时，使自我难以承受，需不断地启用各种不成熟的、神经症性的、甚至是精神病性的心理防御机制时，个体就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性的症状。

精神分析治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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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精神分析技术是从弗洛伊德让患者躺在长沙发上做自由联想开始的，分析师坐在患者的侧面或后面，要求其把脑海中正显现的内容报告出来。这种分析的设置要求患者每周进行4至5次的分析，每次约1小时。现代的精神分析技术已经有许多的发展和改良，如国内近几年的中德班学员们接受的训练就叫做“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psychoanalytic oriented psychotherapy）”。其设置多选择斜对面坐式，每周1次至2次，每次访谈时间50—60分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设定大约共需要多少次治疗，治疗的目标是什么等。当然，经典的分析方式仍然是对某些患者必须的，但需要分析师具备足够的经验。

就像其它形式的心理治疗一样，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需要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通常需要至少几年时间才能具备基本的职业资格，学习和训练包括三个方面：理论性学习、案例实践，和自我被分析的体验。前两个方面的学习同医学科学的训练相似，但作为分析师或治疗师本人也需要先被分析或“治疗”（同时需要个人付出费用），这是精神分析治疗师培训所特有的。国外正规训练的分析师至少都接受400个小时以上的自我体验，通常是由有一定资格的的资深分析师来做这项工作。分析师之所以自己需要被分析，是因为当患者把自己的症状、痛苦和问题呈现给分析师时，会牵动分析师的个人经验和情感反应。而在分析过程中，如果分析师过多卷入个人的情感，甚至缺乏节制地表达出个人的态度和情感，则对解决患者的问题是不利的。因此，治疗师自身先接受分析，目的就是先修通个人的内心冲突，避免在给患者的治疗中走入误区。如一个饱受精神创伤的神经症患者很容易以他艰难的经历引起分析师深深的同情，随之表现出的理解和关切的态度反馈给患者时，也会激发其对分析师的感激、信任和依赖。在以上描述的这个过程中，患者对分析师的情感反应叫做移情，分析师对患者的情感反应叫做反移情。反移情有积极的或正性的，也有消极的或负性的，如对分析师的不满、愤怒、敌意和攻击等。在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中，分析师赖以解决患者问题和痛苦的重要技术和工具就是对分析治疗过程中的移情和反移情的洞察、理解、和处理。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对分析师产生的所有情感体验和反应均与其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患者常常在潜意识中将其与早年重要客体的关系模式带入到分析情景中来，因此，他对分析师的感情，不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对治疗都是有意义的。分析师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对患者的理解和同情，更重要的是要帮助患者不断地将其内心冲突和体验加以澄清，使患者能够正视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再加以恰当的解释，帮助患者修通其问题所在。

当然，除了运用移情和反移情这一分析工具之外，精神分析还有更多的技术和内容，如对梦的分析，阻抗的处理等，但所有这些技术都与治疗关系中的移情和反移情联系在一起。作为初学者，首先要了解和掌握的是动力性心理治疗的设置、初始访谈阶段中主要处理的问题，包括对移情和反移情的洞察、理解、处理以及对阻抗的识别和处理等。

动力性心理治疗的设置

精神分析治疗之所以又称为动力性心理治疗，就在于它关注和强调分析治疗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于发生在治疗室中和治疗期间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先假设它是有意义的，包括治疗室的布置、座椅的角度、治疗时间的约定、每次治疗时间的长短，以及治疗师和患者是否迟到或失约等等。通常相对严格的治疗设置是必须的，包括：①时间安排：每次治疗50～60分钟，短程治疗每周一次，中、长程治疗每周可2～3次；②疗程的设定：短程治疗一般20次左右，中程治疗50～60次左右，长程治疗一般不在开始阶段决定治疗结束的时间，其治疗持续的时间视患者的问题和治疗进展的速度而决定；③治疗室的布置：与一般的心理治疗室一样，房间要相对安静、舒适，庄重。对分析治疗过程有意义的不是房间究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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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布置到什么样的标准，而是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如患者坐到了治疗室应该坐的椅子上）或患者对房间内事物的反应；④收费：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都应该是收费的，因为收费本身就在某种意义上定义了患者和治疗师的工作关系，患者对治疗付费的态度和表现方式在治疗中也具有动力学意义。

初始访谈阶段的主要内容

初始访谈一般指前3次左右的访谈，有经验的治疗师一般在此阶段要完成对患者的诊断和动力学评估，建立初步的治疗联盟，并在与患者协商后做好治疗设置。做出正确的心理动力学评估和诊断是分析治疗开始的关键，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①患者发病及求诊的原因；②重要的生活史及早期生活中的重要人物；③对以前治疗及治疗者的体验；④如何与治疗师建立和发展关系；⑥主要的心理冲突及心理防御机制的形式；⑦心理发展与人格结构的特点。

关于阻抗的理论和技术

对分析过程中的阻抗识别及处理，Ralpf R.Greenson在“精神分析的技术与实践”一书中有较详细的阐述，以下内容是对其中部分章节的编译，可供参考。

（1）阻抗的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Freud于1900年给阻抗所做的定义或解释是：

阻抗意味着对抗（Resistance means opposition），所有来自患者内部的、与分析程序和分析过程相对抗的力量都是阻抗，包括：①阻止、妨碍患者自由联想的力量；②干扰患者试图回忆和获得内省的力量；③与患者理性自我（reasonable ego）及想改变自己欲望的对抗的力量。

阻抗可能是意识的、前意识的、或潜意识的，阻抗的表现可能的通过情绪（emotions）、态度（attitude）、想法（ideas）、冲动（impulses）、思想（thoughts）、幻想（fantasies）或行为（action）来实现。

阻抗在本质上是来自于病人内部的反向力量（counterforce），它与分析、分析家以及分析程序和过程（analytic procedures and processes）相对抗。

Freud于1912在识别阻抗的重要性时说：“阻抗伴随着治疗的每一步，在治疗中对患者的每一个联想，每一个行动（act）都要放在阻抗的意义下加以考虑和对待。患者的联想和行动代表了一个妥协——指向康复的力量和与其相反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

对患者的神经症来说，阻抗充当了防御的功能。①阻抗对抗了分析程序的有效性；②阻抗对抗了患者的理性自我和分析情境（analytic situation）；③阻抗保护了神经症的状态；④由于精神生活的所有部分都可以起到防御功能（defensive function），因此它们也都能为阻抗的目的而服务。

（2）阻抗的临床表现及处理

阻抗可以各种微妙和复杂的形式发生，它可以是结合了的或混合了的形式，单独的，孤立的例子并不总是常规。在分析中，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为阻抗的目的服务，所有的行为都有冲动和防御两个成分。然而下面列举的临床例子都将是典型的、简单的和最容易观察到的：

① 患者沉默（The patient is silence）

这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最容易识别、也是最常见的阻抗。沉默意味着患者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层面里都不愿意和分析师交流他的思想和感情。患者可能会觉察到他的不愿意，或仅仅感觉到脑子里没什么东西。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分析他沉默的理由。我们要揭示对抗自由联想分析程序的动机，我们可以这样问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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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使你此刻远离了分析？”

“是什么原因使你脑子里一片空白？”

或“你好像再想不起什么了，是怎么回事呢？”

弗洛伊德（1913）及Ferenczi（1916）都说过：只有在最深度的睡眠中大脑才会出现空白，否则，“什么都没有”就是由阻抗引起的。

有时除了沉默之外，有些患者可能无意中会通过他的姿势、动作或面部表情显示出他沉默的动机、甚至内容。如把头移开视线，用手捂住眼睛，在躺椅上辗转不安及脸红都意味着窘迫或尴尬。如果同时患者心不在焉地把她的结婚戒指摘下来，又在小指上戴上摘下地重复，那么除了沉默之外，她似乎在告诉我，她正在为有关性的想法或对婚姻不忠诚的想法所窘迫。她的沉默意味着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冲动，还没有意识到她想暴露自己体验的愿望和想把这种体验掩盖的力量正在对抗和斗争。

②患者没有谈话的感觉(The patient does not feel like talking)

这也是前面所说情境的一个变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是在字面上的沉默，而是意识到他没有想谈话的感觉，或没有任何事情可说，在这种状态之后常常跟着来的就是沉默。分析师的任务与对付沉默是一样的：去揭示为什么或什么东西使患者缺乏想谈话的感觉。这种“没什么可谈的”的状态是有原因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患者对这个原因进行工作。这个任务就如同于处理病人沉默的状态，挖掘引起患者脑子一片空白的潜意识里的东西。

③提示阻抗的情感（Affects Indicating Resistance）

从患者的情绪上能最典型地提示阻抗的现象是：当他用语言和你交流时缺乏情感的表达，（感情是缺失的）。患者的叙述显得枯燥、单调、使人厌倦和漠然。给人的印象是患者并没有投入或远离了他正在报告的内容。这种对本来应有很高情绪负荷的事件的情感缺失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一般说来，这种情感的不恰当性是阻抗的明显标志。当理性和情绪不一致时，患者的表达、发音全表现出希奇古怪或异乎寻常的性质。

④患者的姿势（The Posture of the Patient）

患者在躺椅上的姿势经常能展示出他们的阻抗：僵硬的、不自然的、或把身子蜷缩起来都提示防御。任何不改变的、维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访谈时间的姿势都是阻抗的信号。如果一个人相对放松地做自由联想，他的姿势在一个小时中是有一些变化的。过多的身体活动也提示某些东西正在替代语言在释放。姿势和语言内容不相符也是阻抗的信号，如当患者用温和的语调讲述某些事件时，身体却辗转不安，他身体的动作似乎在面对讲述事件的另外部分。握紧拳头，双臂交叉紧紧扣在胸前，踝部紧紧靠在一起都是遇到阻碍物的提示。还有，患者在访谈中从躺椅上坐起来，或有一只脚离开躺椅，都是他想逃离分析情境的提示。打哈欠也是阻抗的标志。患者进入办公室的方式，与分析师避开眼神的接触，或谈一小段与躺在躺椅上的话题无关的内容，或在访谈结束离开房间时不看分析师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阻抗的提示。

⑤时段固定（Fixation in Time）

一般说来，当患者比较自由地谈话时，他讲话的内容会在过去和现在的话题之间转换，当患者持续地、不加改变地总是谈论他的过去而没有一点现在内容的点缀，或相反，患者总是谈论现在而一点都不涉及过去，就说明阻抗正在工作。

⑥谈论琐事或外在的事件（Trivia or Extern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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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患者用谈论一些表面的、不重要的、相对无意义的事件而拖延时间时，他正在避免一些对他有意义的事情。当患者只是在重复谈话内容而没有进一步的详述或缺乏相伴的情感、没有深刻的内省时，我们就可推断阻抗正在发挥作用。当患者对自己谈论这些索然无味的事情并不觉得奇怪时，就意味着他正在远离什么。缺乏内省和沉思都是阻抗的表现，一般说来，浮夸的词语表达起来可能是丰富的，但如果它没有引出新的回忆、新的内省或明确的情绪体验，那么就提示是防御的表现。

还有一种同样的情况是谈论外部的事件——即使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果只谈论外部事件的情境，而没有导入到个人的、内部的情境，也说明阻抗在工作。

⑦回避主题（Avoidance of Topics）

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是患者回避谈论引起痛苦的话题，他们这样做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式的阻抗特别容易发生于与性、攻击性和移情有关的时候。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当病人慷慨陈辞时仍然能够小心谨慎地避开那些与性和攻击冲动有关的内容，避开与分析师有关的情感内容。即使谈及到与有性有关的内容时，最困难的部分似乎也是谈论躯体的感受性，患者可能一般性地提及性的欲望或兴奋，而不愿意提及特定的身体感觉或渴望某部位兴奋的感觉。患者可能回忆一次性事件而不愿直接和简单地说出身体的哪些部位卷入了。他们可能像这样说：

“We made oral love last night.”

“ My husband kissed me sexually.”

这一类的例子都是典型的阻抗。

在分析早期，带有性的、或敌意的对分析师的幻想也是回避的内容。患者可能显示出对分析师的强烈好奇，但又用正统的术语谈论他，而不愿面对他们的性或攻击性的情感。如

“我想知道你结婚了吗？”

或“你今天看上去面色不好，很疲惫。”

任何一个没有进入分析主题的偶然话题都是阻抗的重要标志，必须紧紧抓住。

⑧一成不变（Rigidities）

患者在一次次的分析中总是没有改变地重复同样的规则时，我们应考虑到阻抗正在出现。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习惯，但如果这些习惯不是服务于防御目的的话，它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因为没有阻抗的行为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典型的例子如下，每次访谈的开始都详述一个梦或宣称没有梦，或每次开始时都报告病状和主诉，或谈讨前一天的事件。这这种每次开始都是老一套的、刻板不变的方式均提示阻抗的存在。还有些患者要收集一些“有趣的”信息为一个小时的分析而准备。他们收集这些材料以填充这个小时的时间，避免沉默，或想做一个好病人，所有这些也都提示阻抗。一般说来，连续的迟到或连续的准时，这样的一成不变都提示某种东西在背后起一种阻止和抑制的作用，提示某种东西正在逃开。一些特定形式的刻板可能会提示被防御和阻抗的内容，如习惯性的早来可能就是担心来的太晚了，这是典型的害怕失去对括约肌控制的“如厕”焦虑（a typical “toilet” anxiety regarding fear of loss sphincter control）。

⑨回避性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Avoidance)

陈词滥调、技术性的术语、或枯燥无味的语言是常见的阻抗形式之一，它是对生动的、能唤起个体化语言的回避，其目的是阻止个体化的交流和沟通。当患者用“生殖器（genital organs）”来表示阴茎时，7 / 9

他是在避免想象着阴茎这个词进入意识。当患者说“我是带有敌意的(I was hostile)”，实际的意思是“我已经是暴怒了（I was furious），”当他用“敌意”这个枯燥无味的词时就避免了想象暴怒、狂怒的感觉了。在这里应注意分析师运用个人的、生动的语言和患者沟通也是十分重要的。

用陈词滥调可以隔离情感，避免情绪的卷入。例如，频繁地使用“实际上（really）”和“真实地（truly）”，或“我猜（I guess）„”，“你知道„（You know）”等等，都是一些回避的表现。从临床经验上看，当患者使用“实际上、真实地”和“诚实地（honestly）”这些词时，通常都意味着他正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中，他已经意识到了与之相反的体验，并希望他所说的都不真是的。例如：

“I really means”的意思是：“I wish I really meant it”

“I’m truly sorry”意思是“I wish I were truly sorry, but I am aware of the opposite feelings as well.”

“I guess I was angry”的意思是“I’m sure I was anger，but I am reluctant to admit it”„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也是反复出现的阻抗，我们必须加以识别。

⑩迟到、失约、忘记付费（Lateness, Missing Hours, Forgetting to Pay）

患者迟到、失约、忘记付费都提示患者不愿来诊，或不愿为一小时的分析付费。当分析家指出这些表现是阻抗时，一般比较容易被患者所接受。但当阻抗发生在潜意识中时，患者可能会赋予合理化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阻抗的分析必须等到有足够的支持性证据再进行。使患者能够正视他在潜意识中正在回避什么。只有患者触及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触及到阻抗的基本来源。患者忘记付费不仅仅是不愿拿钱出来，而且在潜意识中试图否认他和分析师之间仅仅是职业性的关系。

⑾梦的缺失（The Absence of Dreams）

患者知道他们做梦了但又忘记梦的内容，这是对回忆梦的明显的阻抗。患者报告了他们的梦，但梦的内容提示他们在逃离分析，如在梦中走错了办公室，或遇到另外的分析师等，这些都提示患者正在与某种形式的回避分析情境的想法作斗争。患者想不起来有任何梦时，这是最强的阻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阻抗不仅仅成功地忘记了梦的内容，而且能使记忆中没有梦。

梦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到达潜意识的工具，是获得被压抑的、本能部分的工具。忘记梦是患者对在分析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潜意识和部分本能生活的一个对抗。如果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能成功地克服阻抗，患者可能突然能够回忆起近期的一个忘记了的梦，或者一个新的梦的片断。在一个小时中讲很多的梦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阻抗，这意味着在潜意识中患者希望在分析师面前继续他的睡眠。

⑿患者厌烦（The patient is bored）

患者的厌烦提示他正在回避意识到他本能的渴望和幻想。分析中厌烦的感意味着他在意识中要避开觉察到冲动，取而代之的是奇怪的、空虚无聊的感觉。当一位患者与分析师很好工作的时候，他会渴望挖掘出他的幻想。如果出现厌烦，不管它的含义是多么简单，都是对幻想的防御。另外需要指出的分析师的厌烦也提示着分析师自己正在抵抗着与病人有关的幻想，那是一个反移情的反应。还有可能是：患者正在阻抗，分析师意识中还没有觉察出来，但他潜意识中对患者阻抗的知觉使他感到不满、不安和厌倦。

⒀患者有个秘密（The patient has a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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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患者意识中有个秘密时就意味着他正在回避什么事情，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阻抗。处理这样的阻抗要考虑用特定的技术。这个秘密对患者来说可能是一个他希望能保持平静、或甚至不能够、不愿意说一个字的事件。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形式的阻抗，但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被尊重的问题，不可逼问、强迫或请求患者讲出他的秘密。

⒁付诸行动（Acting Out）

付诸行动在精神分析中是经常出现的，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不论它意味着什么，总是起着阻抗的作用。付诸行动作为一种阻抗，是一个重复性地用行动代替语言、记忆和情感的行为。而且，在付诸行动中总是有些扭曲的内容。付诸行动有多项功能，但它的阻抗功能最终要被分析，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整个分析。

有一种简单的付诸行动在分析过程的早期经常出现，那就是患者谈论分析情境之外的某人的一些事情。这很显然是一种回避，患者通过这样的行为可将移情反应转移到某人身上，以便避免或冲淡他对分析师的移情体验。应当指出这是阻抗，应该挖掘其动机。

⒂频繁地高兴（Frequent Cheerful Hours）

大多数情况下，分析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但它不一定总是糟糕的或令人难过的，也不是每个小时都感到压抑或痛苦。患者可能会感到有所收获而满意，甚至偶尔也有巨大成功后的喜悦感。有时，一个正确的解释可能会使患者和分析师都笑起来，但是频繁出现的高兴、极大的热情、以及长时间的兴高采烈都提示正在有什么东西被回避——通常被回避的都具有相反的性质，是某种形式的压抑。极快的康复，在缺乏内省的情况下过早地症状消失，都是相似类型的阻抗。

⒃患者不改变（The patient does not change）

有时分析师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成功，但患者的症状和行为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如果这种情况存在较长时间，又找不出明显的阻抗，就必须寻找一些隐藏的、微妙的阻抗。当分析师的工作起效并对患者产生影响时，我们有理由期待患者行为或症状出现变化。如果提示阻抗的其它特征不存在，我们可能就遇到了微妙方式的付诸行动和移情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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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点。经过这次会议，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初步的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这条正确道路的主要的理论要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较全面地概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十二个基本观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当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同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基础，对邓小平理论从九个主要方面作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提出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中国跨世纪的目标、纲领等作了深入论述，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理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实现两大历史性转变——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的崭新实践。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邓小平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了独特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具体含义。第一，邓小平理论不仅体现在他本人的著作、文章和讲话中，而且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想观点所制定的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也都属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第二，邓小平理论本身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必然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发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因为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来自于党和人民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首先分国内与国外，再分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

国外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

1经济全球华

2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国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

1中国的改革开放

2文革的结束，各种平反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

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⑵、1957-1977年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

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⑷、对当今世界特征和主题的观察、分析、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①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对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后半期，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及时正确地回应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理论首先与他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有关。

②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所创造和积累的一切积极理论成果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探索中的错误所提供的教训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总结苏联模式的弊端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③邓小平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理论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供的新鲜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三阶段，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并形成体系。党的十四大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论证了它的历史前提，阐明了它的基本特征及其长期性，揭示了它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并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十四大报告中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提法，第一次概括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贡献。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并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巨大发 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邓小平理论正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

第四篇：论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论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杜炜 0944023020 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自由主义（Liberalism）、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反对压制迫害、早期的自由主义、立足于人的权利、法国大革命、限制政府的权力、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现代自由主义。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想武器、反对压制迫害。

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其特色为追求发展、相信人类善良本性、以及拥护个人自治权，此外亦主张放宽及免除专制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度权利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主义，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为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借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霍布豪斯曾言，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立足于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和谐。自由主义的理论答称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而政府的权利则以人的机构为基础。最古老的 “机构”是个人，原始社会是人在家庭感情影响下并为了互相帮助而产生的自然组合。政治社会是个比较人为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这一特殊目的而达成的协议。洛克认为，政治社会是建立在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上的，如果一方违反条款，契约也就终止。或者，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社会主要是人民相互之间的契约，依靠这种安排，可以从许多相冲突的个人意愿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或普遍的意愿。政府可作为这种意愿的机关予以建立，但它从人民获得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代表。

从洛克到卢梭和潘恩以这种观念从事工作的人都一致把政治社会看成是一种限制，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自愿服从限制。政治机构是屈从和不平等的起源。在政治机构的前面和后面，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的集合。但是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享有的权利只被他人的相应权利所限制，但是除非机缘使他占了上风，他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为了相互尊重权利，最好与他人签订协议；为了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一个政府来维护他在社会里的权利，并保护社会免受外来攻击。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是受限制的。这就是：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任何进一步使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行为都是属于违背政府据以建立的协议的性质。一个人在订立契约时放弃了一权利是服从一个共同规则所不得不放弃的——就这么多。他放弃他的天赋权利，得公民权利作为报答，这 种权利也许不太完全，但是有集体力量作保证，故而更加有效。因此，你如果想了解人在社会里应该有哪些公民权利，就必须弄清人的天赋权利是什么 它们在什么程度上由于调解人们相互冲突的要求而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任何干涉超过这种必要的调解就是压迫。公民权利应尽可能与天赋权利一致或者，公民权利就是被交换了的天赋权利。这种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概念比自由主义据以建立的理论经久得多。它构成曼彻斯特学派全部学说的基础。它的精华，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被许多功利主义者所吸收。它在整个19世纪起着作用，尽管力量日益减弱；当代自由主义者如法盖 等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概念，他们公然取消其纯理论的基础，并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社会效用之上。事实上，它的力量不在于其逻 辑原则，而在于它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某些需要的国家功能观念提供坚实性和一致性。只要那些需要高于一切，这个理论就有存在价值。随着这些需要被满足，其他需要又产生，就需要有一个更充分、更健全的原理。

早期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将自由主义作为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政治制度、封建制度、重商主义以及天主教会的对照面。后来，更多激进的哲学家将他们的思想连结了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路线，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照面，不过现代的欧洲自由主义政党也时常与社会民主政党结盟。在20世纪自由主义定义自身为极权主义和集产主义的反面。一些自由主义者还反对注重中立和自由贸易的古典正义战争理论（just war theory），偏向于多国间的干涉主义和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

最极端的反中央集权自由主义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有时候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最近自由主义则开始与那些追求由信仰价值稳定社会的人产生冲突，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便全盘排斥自由主义。

17世纪末自由主义形成以来至 19 世纪末被功利主义、特别是格林、霍布豪斯等人的所谓现代自由主义改造之前的“原型”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主张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又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没有不可动摇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就等于零。在洛克那里，个人财产权、个人自由、有限政府、法治思想及其相互关联等问题都被提出来了，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础的系统化表述则首先是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实现的。休谟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持怀疑论的保守主义者，但即使在休谟那里自由主义原则也是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关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理论之上的。休谟对自由主义秩序的辩护恰恰是从人类的不完美出发的。休谟把人类善心的不完美、智力上的局限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的不可避免的稀缺看做是正义原则的起因。而这些正义原则是在休谟称之为三项基本自然法中给出的，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是：所有权稳定原则、基于同意的转让原则以及基于履行承诺的转让原则。在其“完美共和国的观念”中，休谟勾勒出了这些自然法得到完全体现以及个人自由在法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政治秩序的基本图景。事实上，在休谟那里我们发现了对有限政府的自由制度的强有力的辩护。亚当·斯密的论证更为系统和完整。他的方法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出发，他认为将社会生活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分离开来不可避免的会是人为的或专断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互动的关系，他们遵循同样的解释原则和调节规则。商业自由在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宪政制度中自然也会得到保护。边沁建立起来的功利主义理论是自由主义发展中的革命，它满足了当时社会需要一种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道德哲学来评估即存的制度、建构理想的秩序的要求。密尔把功利的原则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供了证明。二战前后，现代自由主义大规模地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仍然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古典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这种复兴相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来说是一种保守的立场，它对现代自由主义在修正古典自由概念基础上的社会正义观念和福利主义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所以又称为新自由主义。对这种复兴做出最大贡献的哈耶克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基础上，恢复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核心思想。

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是新兴阶级反对教会和封建特权的思想武器，这里自由的原意是宽厚大度，内容反对压制迫害。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是由好几代思想大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炼总结而成，其中包括格林、霍布豪斯、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伯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阿可顿等。这些人的观点和侧重点虽然各有不同但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都是赞同的。

【参考文献】 维基百科，榕树下文学网。《自由主义》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

第五篇：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数学归纳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0-5-10 11:12 | 提问者：ZLXM1026

最佳答案

数学上证明与自然数N有关的命题的一种特殊方法，它主要用来研究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问题，在高中数学中常用来证明等式成立和数列通项公式成立。

[编辑本段]基本步骤

（一）第一数学归纳法：

一般地，证明一个与正整数n有关的命题，有如下步骤：

（1）证明当n取第一个值时命题成立；

（2）假设当n=k（k≥n的第一个值，k为自然数）时命题成立，证明当n=k+1时命题也成立。

（二）第二数学归纳法：

对于某个与自然数 有关的命题，（1）验证 n=n0时 P(n)成立；

（2）假设 non0)，命题P(n)都成立；

（三）倒推归纳法（反向归纳法）：

（1）对于无穷多个自然数命题 P（n）成立；

（2）假设P(k+1)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推出P(k)成立，综合（1）（2），对一切自然数 n(>n0),命题P(n)都成立；

（四）螺旋式归纳法

P（n），Q（n）为两个与自然数 有关的命题，假如

（1）P(n0)成立；

（2）假设 P(k)(k>n0)成立，能推出Q(k)成立，假设 Q(k)成立，能推出 P(k+1)成立；

综合（1）（2）,对于一切自然数n（>n0），P(n),Q(n)都成立；

[编辑本段]应用

1.确定一个表达式在所有自然数范围内是成立的或者用于确定一个其他的形式在一个无穷序列是成立的。

2.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广义的形式的观点指出能被求出值的表达式是等价表达式。

3.证明数列前n项和与通项公式的成立

[编辑本段]历史

已知最早的使用数学归纳法的证明出现于 Francesco Maurolico 的Arithmeticorum libri duo(1575年)。Maurolico 利用递推关系巧妙的证明出证明了前 n 个奇数的总和是 n^2，由此揭开了数学归纳法之谜。

最简单和常见的数学归纳法证明方法是证明当n属于所有自然数时一个表达式成立，这种方法是由下面两步组成:

递推的基础: 证明当n = 1时表达式成立。

递推的依据: 证明如果当n = m时成立，那么当n = m + 1时同样成立。

这种方法的原理在于第一步证明起始值在表达式中是成立的，然后证明一个值到下一个值的证明过程是有效的。如果这两步都被证明了，那么任何一个值的证明都可以被包含在重复不断进行的过程中。

或许想成多米诺效应更容易理解一些，如果你有一排很长的直立着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如果你可以确定：

第一张骨牌将要倒下，只要某一个骨牌倒了，与他相临的下一个骨牌也要倒，那么你就可以推断所有的的骨牌都将要倒。

这样就确定出一种递推关系，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会导致所有骨牌全都倒下：

（1）第一块骨牌倒下

（2）任意两块相邻骨牌，只要前一块倒下，后一块必定倒下

这样，无论有多少骨牌，只要保证（1）（2）成立，就会全都倒下

历史：

已知最早的使用数学归纳法的证明出现于 Francesco Maurolico 的Arithmeticorum libri duo(1575年)。Maurolico 利用递推关系巧妙的证明出证明了前 n 个奇数的总和是 n^2，由此揭开了数学归纳法之谜。

无论是毛罗利科还是帕斯卡．也无论是伯努利还是其后的效学家们，虽然都在不断地使用效学归纳法．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授有给他们的方法以任何名称．只是由于沃利斯以及雅各布·伯努利的工作．才引进了 归纳法 这一名称．并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应用于效学：(1)以特恻获得一般结论的沃利斯方式I(2)指定从到 +l的论证．并且影响了其后的效学家们．使这种混用状态大约持续了140年．倒如，l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效学家皮科克(G．Peacc~k，1791—1858)在他的《代效学)(Treatise∞ Algebra．剑桥．1830)的排列与组合部分．谈到。梅成的规律用归纳法延伸到任意效 ．是从。预攫f 意义上以沃利斯方式使用 归纳法 的．后来，他又将从“到R+1的论证称之为。证明归纳法

(demonstrativeinduction)．在名称上迈出重要一步的是英国效学家德摩根(A．de Morgan，1806—1871)．1838年在伦敦出版的„小百科全书》(Penny Cydopedia)中．越摩根在他的条目“归纳法(效学)里建议使用“逐收归纳法

(Succesiveinduction)．但在该条目的最后他偶然地使用了术语 效学归纳法，这是我们所能看到这一术语的最早一孜使用．

皮科克和德摩根的名称后来为英国效学家托德亨特(I．Todhunter．1B2O一1884)的„代效)(1866年第4敝)所采用并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他在该书中介绍这种证明方法时．使用了两个名称 “效学归纳法”和。证明归纳法，但该章的题目却用的是前者．这两十名称后来又为英国逻辑学家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的„逻辑初等教程)(ElementaryLessons in Lo，1882)以及菲科林(J．Ficklin)的„完全代效)(CompteteAlgebra．1874)所使用，后者宣称是受惠于托德亨特．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通用教科书的作者们，倒如英国教育家、效学家克里斯托(chrysta1．1851-1911)的„代效)第2卷以及霍尔(H．S．Hal1)和纳特(s．R．KmgM)台著的„代效》(1898)、奥尔迪斯(w．S．Aktis)的„代效教科书~(Textbook 0f Algebra．1887)等都只用。效学归纳法 而不再使用“证明归纳法”

生命起源与数学归纳法 默认分类 2010-03-07 23:17:36 阅读40 评论0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两个实验

1、米勒实验

米勒在他的实验中假设在生命起源之初大气层中只有氰气，氨气和水蒸气等物，其中并没有氧气等，当他把这些气体放入模拟的大气层中并通电引爆后，发现其中产生了些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他认为生命是从无到有的理论将可确立了。

2、巴斯德实验

巴斯德设计了一个鹅颈瓶（曲颈瓶），现称巴斯德烧瓶。烧瓶有一个弯曲的长管与外界空气相通。瓶内的溶液加热至沸点，冷却后，空气可以重新进入，但因为有向下弯曲的长管，空气中的尘埃和微生物不能与溶液接触，使溶液保持无菌状态，溶液可以较长时间不腐败。

二、数学归纳法：

一般地，证明一个与正整数n有关的命题，有如下步骤：

（1）证明当n取第一个值时命题成立；

（2）假设当n=k（k≥n的第一个值，k为自然数）时命题成立，证明当n=k+1时命题也成立。

三、提出一个假设：将巴斯德实验放到米勒实验中去，如果溶液腐败，再加上米勒实验，是否能从数学归纳法角度证明生命起源产生于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