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要：通过对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分析，了解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内涵及其功能，分析当前社区公共服务购买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其他地方的做法，提出改进措施。
关键词：政府 社区 购买 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起源于西方，近年来中国也吸收并借鉴这一做法，这也是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做法。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一次明确提出要通过合同与委托等方式购买社会服务。另外，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将成为社会构成的最小细胞，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借鉴西方的经验，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也将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内涵界定
所谓“社区”，简单地讲，就是居住在同一地方，通过自治的方式，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服务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由彼此都有心理认同感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它是具有社会化综合功能的一种小社会。而“社区公共服务”，就是为满足社区大多数居民所需的各类公共服务，即包括社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包括社区自身所提供的共有服务。概括起来，目前，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公共预防保健、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绿化、社区医疗、社区物业管理、社区广场、老人院舍服务、居家老人服务、下岗职工帮助、社会救助、社区教育、社区热线服务、社区文娱活动、户外健身、社区信息咨询、图书阅览等。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社区服务内容广泛，这就要求应该有多种主体用多种方式来提供社区服务。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建立起某种契约关系，按照这种契约关系，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出资，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则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它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支持社区工作发展的重要形式，将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专业化优势，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二、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一）成熟的市场机制
国外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的，实现的方式包括合同出租、公私合作、非国有化、用者付费制、凭单制。这些购买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有完整的法律规定，有一套完整的操作规范。
例如，美国有很多法律规定政府公共服务要通过竞争程序签订公共合同，这些法律包括《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联邦?购规定》、《合同竞争法》、《服务获取改革法》等法律。公开招标的程序也有规定，大致上分为六个阶段：服务种类、准备招标合同细则、发布招投标说明、投标、评估标书和决标六个阶段。在招投标环节，还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及时支付法》、《政府采购协议》等法律保证招投标环节的公开透明。在服务质量的考核方面，政府出台了《联邦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来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管理。同时政府还对购买的内容、购买成本、引入竞争的程度也有明确规定。总之，在合同外包中，政府实行全面的精细化管理，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英国政府也曾在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就教育、健康等方面也出台了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对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合同承包做出了多方面的规定。1986年，新西兰颁布了《国有企业法》，为私有化提供了法律框架，为国有公司确定了目标、激励机制和运营环境。市场机制的成熟为实现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提供了可能，也使得这种购买服务的方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潮流与趋势。
（二）完善的法律法规
在发达国家，有关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法规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仅政府购买相关的法律法规就达到4000多个。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美国基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联邦财产与行政服务法》、《信息自由法》、《及时支付法》、《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法》、《合同竞争法》、WTO《政府采购协议》、《联邦采购规则》（FAR）以及与招标采购有关的《小企业法》，还有联邦政府各部门为招标和补充《联邦采购规则》而制定的各部门采购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由两部分组成，即基本法律和实施法则，各州和县、市、镇政府也在州宪法的框架下，享有法律规定的相应采购权力。东欧一些国家，比如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吉尔吉斯等都在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行了立法。香港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受资助非政府福利机构的人事管理》、《受资助非政府组织福利机构的采购程序》、《津贴及服务协议》与《服务文件》、《受资助非政府福利机构的存货管理》、《非政府福利机构纪律守则样本》、《非政府机构工程合约的批出和管理》等，形成了购买服务的完整法律体系框架。
（三）健全的社区社会组织
在国外，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全主要体现在：一是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模很大。比如仅加拿大多伦多一个市，服务于社区居民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就有3000多个，美国全国服务社区的共有超过了100万个社会组织，英国2004年统计各类社区社会服务组织达16.9万个，我国香港地区从事社区服务、安老服务、家庭及儿童服务、康复服务、青少年发展等的社区民间组织也多达1.7万个。这些组织都是社区服务的参与者与积极提供者。二是有专业化的队伍，人员素质较高。在国外，比如美国与加拿大，它们的社区民间组织工作人员，从组织的管理者到普通的志愿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相关领域接受过专业训练，了解社区发展理论、政策以及社区组织、动员、宣传等技巧，并有很高的参与热情。美国几乎有70%以上的大学生参与了各种社区志愿服务活动，每年它们的救助中心会吸引几百名大学生参加义务活动，凭借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得到了增强，服务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加上能提供各类服务的社会组织较多，政府通过向这些组织购买服务，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果。
（四）严格的操作流程
严格的操作流程是发达国家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又一成功经验。在欧盟一些国家，他们不仅规定了购买的具体服务内容，同时还对购买的程序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欧盟曾经规定，凡是超过20万元的公共服务，比如污水和垃圾的处理、机动车及设备维修、健康与社会服务、文化及体育等都要事先购买。英国还规定了政府采购流程，即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信息公开，接受咨询、确定供应商、招标或直接采购、监督、审计等。在美国也有这样一系列的操作流程：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发布招标公告、确定招标工作人员、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供应商、招投标、监督，审计等等。
三、启示
（一）建立契约化服务理念，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订立契约是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政府要购买社区服务，必须有购买的主观性，要认识到只有购买才能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通过建立这种关系，政府能从具体繁杂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抽身，实现对服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否则，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容易造成社区公共服务的缺位、错位。
（二）完善法律法规，为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提供法律保障
在欧美发达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从项目的审批到合同的鉴订，再到监督管理几乎形成了一套完整体系。而目前，我国有关社区公共服务购买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一些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亟待修订。具体来说，首先要完善采购法，将社区公共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的重要领域。同时还要启动其他相关的立法，针对项目的审批、招投标主体的资质、合同签订与实施、绩效评估机制、监督管理措施等问题都要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确定下来。
（三）创新多元购买模式，实现公共服务购买流程规范透明
所谓多元购买模式，就是说购买除了公开竞标这种模式之外，还可以采取委托的模式，特别是社会组织规模不大，发育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政府可以委托有资质、专业性强的社会组织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每年对他们进行资格审查与评估，给予获得3A等级的社会组织在购买服务上的优先权。同时还要公开信息，促进购买流程的规范化透明化。
（四）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完善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监督考评机制
一是要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要建立综合性的评估体系，全面评估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包括内部治理状况、财力状况、服务质量等，保证所提供的服务优质有效完成。二是要完善问责制度。把绩效的结果跟激励与奖惩挂钩，跟改进工作挂钩。对于服务好的社会组织要适当予以奖励，对于服务差的社会组织，要向社会公布，在下次政府采购中，要对这些社会组织予以重新评估，重点监察，要把严重的清退出采购市场，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培育与发展社会组织
首先，要创新社会组织行政管理体制，过去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即一个社会组织既有登记机关，也有业务主管部门，这种管理体制造成“婆婆”多，限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因此要发展社会组织就得变原来的双重管理体制为多部门参与的综合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入门的门槛，改变过去社会组织身份认同的尴尬；其次，要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目的是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支持，比如硬件的支持、资金的支持、能力的培养、信息的提供等；最后，要创造社会组织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贾西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J].新重庆，2013（11）.[2] 陈晓晖 周祖德.国外公共采购立法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部论坛，2011（6）.[3] 王凌燕.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规制[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4] 陈晖.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2）.
第二篇：贾西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贾西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际经验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贾西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将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主体，以契约形式来完成服务提供。这种政府“合同”、“外包”公共服务的方式，在国际上大规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目前已经开展得较为普遍。对于我国即将大力推行的公共服务购买，应当了解这种机制的目的、方式、限度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出现公共服务购买？公共服务购买是在福利国家危机尤其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作为应对危机而展开的一种政府改革策略。最早在1761年的美国就有了《联邦采购法》，而将政府采购制度覆盖到公共服务却不过三四十年的历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目的是引入市场及社会机制，通过两个优势改善公共财政的服务绩效：效率、专业化。
第二，政府怎么购买公共服务？大多数公共服务都可以购买，其中弱势群体福利更是国际社会普遍集中的领域，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提供者。如在英国，公共服务购买项目覆盖儿童福利、青年帮助、流浪救助、老兵服务、戒毒、犯罪预防、贫困社区、交通、健康服务等多领域；阿尔巴尼亚的社会组织服务则集中在与儿童、妇女、青年相关的项目上。
与历史悠久的货物或工程的政府采购相比，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要复杂得多，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共服务缺乏市场指标，难以度量；二是社会组织的服务个性化强，服务效果难以统一评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制度框架设计就显得更加重要。
几乎所有开展购买公共服务的国家都有国家层面上的相关立法，由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是地方政府，绝大多数国家还有相关的地方立法。国家与地方政策的关系各国不同，如1998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签署的《政府与志愿及社区部门关系协定》（以下简称《关系协定》）是作为全国政策推行，地方政府随后依该原则制定地方《关系协定》；而美国各州的立法情况非常多样，同时联邦的采购政策办公室设在预算管理办公室之内。
公开竞标是购买流程的惯例。有些国家有强制性招标要求，如英国政府1990年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服务。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结果监管还是过程控制，是两种有张力的思路。前者给予社会组织充分自主性，最有利于其优势的发挥；后者使得政府对服务过程有所把握，但可能会以成本提高及官僚化为代价。例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政府合同就直接依据结果给付；而佛罗里达州的政府合同除结果目标外包含了更多的特定运行指标。
第三，政府购买解决和不能解决什么？政府购买主要解决的是公共财政的效率，但国际上对购买的副作用已有反思。购买本身并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合同监管甚至比对政府的监管更为困难，如何防止公共资源滥用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如果财政资源主导性过强，会导致社会组织官僚化、行政依附，削弱其宗旨引领和社会部门活力。
最后应注意到，在最早掀起购买改革的发达国家，它还伴随着政府权力向社区及地方转移的趋势，如英、美、加拿大、新西兰。而其后引入的发展中及转型国家经验有所不同。如有的国家的社会组织作用非常有限，其购买与通常的地方政府主导情况相反，是国家行为，地方政府反而没有外包服务；另外，在一些习惯于政府主导的社会，发展基于合同的、供方市场的方式之困难，虽然预算法案规定了购买服务，地方政府并未在理念上接受新的责权模式、并怀疑社会组织能力，而社会组织也宁愿传统拨款方式，其购买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说明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是建立合同形式的问题，深层体现的是政府的职能定位、权力边界，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第三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
2013年12月02日 09:39 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许光建 吴 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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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很不一致。有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比较积极地推进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化，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民营供应商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系统总结和比较，对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城乡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列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即以什么方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基本原则，就是“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2013年以来，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引入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这一指导意见一方面反映了中央对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探索和尝试的充分肯定，也为今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从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的，至今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并且在不同的国家进展很不一致，有的国家或地区政府比较积极地推进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化，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则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民营供应商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的做法进行系统总结和比较，对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他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
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government purchases of public services)是党和政府文件中和学术界的一般用语。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使用政府或公共服务民营化或政府服务外包、合同外包(privatization of government services, outsourcing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contracting of government services)等概念。含义都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把原来由某政府机构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项目，转变为通过社会公开招标、政府直接拨款等方式和程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企业、机构等供应商(vendors)承担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政府从公共预算中根据民营供应商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费用。
公共服务是由政府自身提供，还是政府向企业购买，或者由社会组织提供，除了与公共服务自身的属性有关之外，还受一国的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影响。根据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公共服务模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公共服务的提供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美国、英国等国为代表，其公共服务倾向于向私人部门购买;第二类以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为代表，非营利组织在其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第三类以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代表，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体地位。
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一种类型更加强调私人部门的作用，以美国和英国为典型代表，而二者的背景和路径也不尽相同。以英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实施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和福利制度，建立了由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全面的公共服务的“福利国家”。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失业救助等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大部分由政府低价提供，能源、电力、邮政、铁路等垄断性行业也基本由政府控制。之后，随着社会福利开支日益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差距开始扩大，财政赤字逐步增长，英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意识到庞大的公共服务开支难以为继的财政风险。同时，由政府包办提供公共服务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官僚作风、运行效率低下，一度成为“英国病”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私有化改革，主要内容就是私营部门进入并主导了过去一个时期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域。在供气、供水、供电等领域引入私营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施行“雷纳评审”和“下一步行动计划”，促进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总的来看，英国公用事业私营化的实践，一方面缓解了公共财政能力不足，帮助公共部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鼓励了私人部门竞争，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继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后，布莱尔在担任首相期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继续推进改革。该理论要求区分政府与市场分别适合提供哪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又有哪些领域适合公私部门合作。在“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推动下，英国进行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尝试。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是自上而下地管理，使用者对于公共服务的感受是自下而上地反馈，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公共服务的使用者做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在许多公用事业领域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其影响力很快向其他国家扩展，也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浪潮。
与英国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改革的路径不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有化过程，却存在着政府部门对公共服务过度干预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更多地实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掀起了以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运动，市场机制更多地被运用于美国的公用事业运营中。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联邦政府对100多个机场的空管和一些军事基地功能的运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而州和地方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的改革措施就更多了。例如，佛罗里达州政府在1999至2007年期间，实施了130多次私营化和竞争性外包，节约了5亿多美元。应当强调的是，美国的公用事业私营化或者市场化模式与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采取了公共服务或政府服务合同外包的形式。通过服务外包，私营企业和一些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多种公共服务，包括公园管理、卫生保健、学前教育、社会住房、老年人照顾、社区司法矫正服务等。少数地方政府甚至将一些一直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合同外包给了私人企业，比如监狱外包管理。
与英美注重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试图建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不同，以德国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的第二种类型对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在公用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更为谨慎，并未出现过和英美类似的大规模私营化、市场化浪潮。与英、美倾向私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不同，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慈善组织在德国公用事业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德国在公用事业引入市场机制上态度较为谨慎，为了减少财政压力，其地方政府希望借助市场的力量，把可竞争、可计量的事业型公共物品领域外包给了企业，社会性服务外包给了公益性团体。尽管德国政府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曾经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采取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和竞争性招标的方式来引进私营部门，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但是，德国采取了成本—收益分析、招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方法措施，有效防止了私营部门在公用事业领域垄断的可能，保障了德国公私合作在公用事业的成功发展。目前，德国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违章车辆拖吊、垃圾处理等简单服务。德国公共服务的另一个特点是公民参与，公民不但有对公共服务的直接表决权，还可以在公共服务项目实施的不同时间参与项目，同时德国鼓励弱势群体成为志愿者，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德国公用事业市场化路径相类似的国家还有意大利、匈牙利等国。
第三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提供主要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以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代表，各国具体情况又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不断推进已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但是由于本国的官僚集团和利益集团对公用事业民营化的不同形式的反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依然是政府。
进入21世纪，小泉内阁实施了“市场化实验”，即首先能够市场化的部分尽量市场化，政府退出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和经营的部门，私人部门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2005年把职业培训、国民年金保险征收服务等三大领域八项公共服务通过竞标委托给民间经营，2006年又把与统计调研和大学教育方面相关的内容加入改革内容，专门出台了《关于导入竞争机制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程序，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规程。日本对能源、通信、运输、医疗、教育等6000多项服务，进行了规制改革。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并不是完全的，政府保留了较强的经济干预能力，其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改革路径是与日本经济基础以及实际国情相匹配的。生活垃圾处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日本政府采用的模式为：负责垃圾处理的特殊项目公司是企业通过招标成立的，由垃圾处理项目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设计、建设并运营垃圾公司，收集并处理当地废弃物。地方政府根据合同规定购买由项目公司处理的废弃物，根据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质量付费。项目公司的收益除了地方政府的垃圾处理付费外，还有废弃物处理发电等其他产品收益。
第四篇：什么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什么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1.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涵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
2.非营利组织是公共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
3.购买类型一般分为核心合作或长期合作以及短期项目支持两种。
4.在购买方式上，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模式。
5.资金拨付流程有多种形式。
6.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规定健全。
7.公共服务购买有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操作程序。
8.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制度。
9.除签署合同购买服务外，公共财政资金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还有三种形式：资助、竞争性或随意性拨款、减免税的间接资助。
10.国际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大致分为内生型和外力型两种模式。
11.服务购买也与向社区地方转移职能、增强地方治理能力的趋势相关。
12.目前各国公共服务购买中体现出的问题与公共服务的难测度性和非营利组织的运作特性有
第五篇：案例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案例分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广州市政府目前在20个街道办进行购买社会服务试点，政府购买服务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社会福利与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社区矫正、劳动就业、医疗卫生、青少年教育、残障康复、婚姻家庭等领域。
第一家进社区的社工机构是广州阳光社会事务中心，设在越秀区建设街。它是广东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的5个教师发起成立的，理事成员全都是老师，理事长朱静君是系主任、副教授。
2009年年初，建设街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市、区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大胆创新，以居民自治为切入点，向广州市阳光社会工作事务中心购买服务，建立了“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率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成立后，在街党工委、办事处的指导下，接收、发展了多名社工党员，并于2010年6月正式成立了“建设街阳光社会工作站党支部”，深入开展了“自律诚信比贡献，服务社会当先锋”行动。阳光社工站党组织和党员以低保低收入家庭、边缘困难家庭、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和独居老人为重点服务对象，以促进社区和谐与发展为服务目标，通过采取“四种方式”，推进“四个培育”，实现“三个转变”，并取得了可喜成效：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畅通了，社区的服务品质提升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了，自治意识和能力也提高了。
2009年阳光社会事务中心刚成立时，越秀区政府尝试性付给它28万元，用于购买建设街的社区自治服务。随后两年，中心获得了市、区两级财政超过500万元购买项目，专业社工由5人发展到40多人。2009年在30多个社工机构评估中获得第一名。
广州市民政局一位处长说，在购买服务之前，政府社会服务的具体事务，基本上都是交给社区居委会做，如果不将这些社会服务“外包”出去，居委会实际上是做不好的。一是居委会承担着社会治安、社会救助、就业再就业、计生等130多项管理和服务工作，居委会工作人员根本无暇开展有效服务；二是社区的专职社工缺乏专业的处理问题的手段和能力，有“专职”，而无“专业”；三是居委会被群众认为是“衙门”，专职社工被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无论好坏都经常受指责。而社工都是社会问题处理专家，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手法截然不同。
日前，湖南省邵东县综治办与邵东县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夜间治安巡逻协议书》，将县城城区夜间治安防控承包给了保安公司。这在当地引起争议，并引发了关于把治安外包是否妥当的讨论。
如今，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政府也由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向公共资源协调者的角色转变。而摆在这个协调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可以购买，什么样的不能？”
从理论上说，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比公共部门具有更强的成本意识、更严格的管理和更灵活的反应能力，也就更能够促进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并降低成本。
但现实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市场发育困难，市场主体没有完全形成。
这个市场主体可以是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事业单位等。在一些公共服务购买比较成熟的国家，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因为其宗旨更适合从事公共服务的生产。而在我国却多是企业，并且为数不多。
例如人口超过1400万的广州，公共服务购买洽谈会仅有34家社工服务机构出席。而人口不过700万的香港，却有超过1万家民间组织，承担了大量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倪星曾向记者表示，一些政府官员常向他抱怨，没有合适的、值得信赖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政府的选择非常有限，竞争难以充分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难以保障。
阻力：与既有利益格局的冲突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和精细化要求就越高，公共服务购买的需求就越强烈。从全国来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东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可谓走在前列。但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以深圳市罗湖区为例，目前全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金额占预算支出的比重仅为10.4%，规模还不大，覆盖面也不广。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与其他一切改革一样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与既有利益格局的冲突。
公共服务购买时遭遇利益冲突是一种常态。因为我国大部分公共服务曾由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垄断提供，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受损或者不安。
西乡街道向物业公司购买服务，委托它们代行城市管理之后，公众和原有的管理服务机构居委会接触的几率大大减少。“现在来居委会办事的人少了许多。”居委会工作人员率先感受到了这种“冷落”。这不仅仅是感情上的难以适应，在现有体制下，事权的减少更意味着可支配资源和权力的减少。
深圳的情况并非个别。在江西省乐安、兴国、宁都三县实施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也曾因为分流了三县原有政府扶贫部门掌握的扶贫资金而受到三县扶贫办的抵制。
自选角度，展开无领导小组讨论，形成关于如何进一步做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见解和看法，在全班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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