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农民工问题现状（共5篇）

第一篇：农村社会学——农民工问题现状

中国农民工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这个问题既十分复杂，又表现出相当突出的独特性：一是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庞大，二是内部出现分层，三是城乡转移速度过快，四是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五是社会结构远远落后于经济结构。

1、针对中国农民工存在的问题，主要从 中国农民工流动、就业、市民化三个方面分析 ：

一、就业问题：

（一）、工资问题：工作量大，工资低下，变相克扣和拖欠工资严重，有关部门互相推诱扯皮。（1）工作量大。

当前，一些大城市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在选择职业方面的优越权，采取一些行政措施甚至规章，严格地对农民工务工经商进行限制，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城市出台了“职业保留法”。如在《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中把武汉的行业工种划分为三类进行管理，这三类分别为可使用外来劳动力类、控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类，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类。而且，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常常难以实现。据调查，在我国南方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中，每天工作多达十二到十四小时的，占到46%；根本就没有休息日的，竟然会占到47%。

（2）工资较低且，变相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严重。

农民工虽然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待遇与他们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但工资水平却一直以来都较低，多年来工资基本保持在一千元左右的水平上。随着物价的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却增长缓慢，然而，即使这点微薄的工资公民工却常常那不到手。调研报告显示：一些行 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变相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少数企业欠薪逃 匿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工资却不能正 常足额领取。专家分析认为，歧视农民工是造成工资拖欠问题的首要 原因。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无视农民工对城 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的成本 和难度，错误的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在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 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 识。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目前，农民工劳动 合同的签定率仅占 12.5%。在现行法规政策中还存在限制农民工的歧 视性条款，有待清理。

（二）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一些地区在促进农民工就业、开展培训就业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工反映从未接受过就业培训，缺乏一技之长。不少地区在落实国家政策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形式的问题.培训的效果并不理想。

1.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摩擦性失业严重

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以及电子电器、建筑、纺织等行业就业的农民工，很多因企业倒闭、裁员而暂时失业。这些农民工中有近九成将继续外出就业，但就业意向有较大的变化。课题组2月份的辅助调查表明，继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有一半以上会重新找工作，其中有超过30%将换一个行业，近40%会更换务工地点。另一方面，餐饮、零售等对外依存度较低的行业，用工需求相对旺盛；国家扩大内需相关行业的就业需求也有增长。但由于传统的就业信息渠道失灵，农民工更换就业地域、行业后，对新的环境不熟悉，对新的就业机会不了解，就业供求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这就导致一方面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合适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城市很多行业缺员现象突出。相关调查表明，目前

城市家政、保安、远洋渔业等行业的用工满足率还不到20%。

2.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不足

促进就业是一项公共政策.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两年来，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与我国庞大和复杂的农民工就业需求相比，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就业服务严重不足。第一，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是为城镇居民建立的，目前城市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已比较完善，而乡镇的就业服务工作却还十分薄弱。不少省份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还没有延伸到农村.乡镇和村两级普遍没有就业服务机构，相关的政策措施和用工信息难以及时传递到农民工手中。第二.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就业服务模式不适应农民工的需求。一些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虽然对农民工免费服务，但多以自发零散来城市求职和城市中打算转岗的农民工为对象.服务方式主要是通过组织招聘洽谈会或登记介绍。这种方式一般等待周期长、花费大、成本高，但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对这种方式等不起、耗不起。而且，这种方式对于临时工或低层次的劳动力也不适用。第三，返乡农民工获取就业信息更难。那些多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的一家三口或四口都在外），常年不在当地生活，自身对于本地的一些就业信息、就业政策也不太了解，因此他们想要在当地找份工作并不容易。第四，权威性、指导性的公共就业信息发布不够。国家没有建立起农民工就业统计和信息发布制度.更没有就业预警机制。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信息网络不能互联互通。面向农民工的就业信息，不仅纵向短路，难以“进村入户”；而且横向阻隔，信息不能共享。

3.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发达.缺乏向农民传递信患的有效手段

百村调查表明，各地解决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对策就是举行招聘会，这些招聘会信息一般都登在报纸和网络上.政府出台的一些服务农民工的政策也多是通过报纸和网络宣传。但大部分农民工不看或很少读报，农村互联网普及程度还很低.农民很难知道这些信息。农民工平常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看电视。但电视媒体在就业信息服务方面的作用不够.内容少，可靠性也不是很高。农民的手机普及率这几年有很大提高，但手机等新兴媒介才刚刚开始起步.就业信息服务更是处在萌芽阶段。这就使得就业信息发布、传播的覆盖面窄，不能顺畅地延伸到农村，贴近农民，农民了解和获取信息不方便、不及时。

4.就业服务市场不发达.难以满足农民工跨区域流动要求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各类职业介绍机构37897所.其中公共职业介绍机构24806所，占总数的65.5%：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10165所，占总数的27%；其他组织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2926所，占总数的8%。所以从绝对数量看.市场化劳务服务力量偏弱。全部近3.8万职业介绍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28821人，这意味着包括公共机构在内，我国职介机构平均从业规模不足4人。如此小规模的就业服务机构难以承载起农民工大规模、跨地域转移的重任。小规模赢利性职业中介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不考虑自身和行业长久发展，对农民工的欺诈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农民工的极大不满和不信任。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逐年加大了对非法中介的打击，对净化职业中介市场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还没有真正重视社会和民间资本在农民工就业服务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对优秀的、规模化运作的社会就业服务机构的政策引导和品牌推广还很不够，这些机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缓慢发展，良好的模式难以快速惠及更大范围的农民工和企业。

5.农民工培训的组织形式和内容还有待改进，培训花费投资大

为完成国家要求对农民就业培训的任务.各地普遍加强了对农民工培训的组织.但不少乡村的做法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走形式的问题，培训效果并不理想。如湖南省娄底市两个村反映，当地政府在前几年曾组织过对农民工的培训，当时由于难以号召到农民工来参加培训，为应付上级检查召集了约50名农民来参加培训，使培训流于形式。一些开展培训较好的农村地区和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也反映培训内容不实用。一些地方开展了许多就业创业培训，比如计算机、电焊工、汽车驾驶等，很多返乡农民工都去报名了，但培训回来就一个感觉：搞创业培训，不实际；搞上岗培训，专业又不对口。另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需求的现代农业和创业知识培训不足。

农民大军数量庞大，知识水平低，缺乏技术，要花很大投资才能将他们培训成为合格的现代产业工人。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国产品市场抽查的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造成2000亿的损失。许多厂商把质量差及安全事故频生，归咎使用太多农民工。全国评选101名工人“技术能手”，其中竟找不到一位农民工。

二、流通方面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

尽管在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尽管法律法规提倡和保护平等就业，反对就业歧视，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改革不同步，有关法律执行不到位，就业歧视现象十分严重。外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无法得到与本地就业员工一样的待遇.一个单位编制内的正式职工与合同聘任制用工身份待遇相差很大，造成职工身份不平等。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压低消费水平，影响其在城镇安居，也对整个经济内需扩大造成不利影响。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还不高，合同期限短、内容不规范、履约不理想，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农民工劳动安全条件差，职业病和工伤事故较多。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工会维权职能发挥不够。

（二）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缺失

1.许多进城农民工子女尚未纳入流入地公办义务教育体系

随着农民工数量的逐年增加.农民工同住子女的教育需求也日益增长.但城市公办学校教学资源未能相应扩充，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条件普遍不高。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 ：

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拒绝、排斥，到后来的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被有限接纳，历经十多年风风雨雨。据估计，全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超过1.3亿，约有300多万农民工子女面临求学尴尬境地。其主要问题有：一是辍学严重。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动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二是入学困难。虽然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各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一视同仁，但各种无形的门槛依然存在。三是心理问题严重。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其他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其父母工作流动性大，使孩子频繁转学，致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会出现一些问题。四是就读学校差。尽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都安排有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弟入学，但这些学校在硬件和软件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

2.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公共卫生服务

农民工子女计划免疫接种率较低。农民工疾病预防监测尚未完全覆盖。进城农民工未能完全纳入城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3.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的比例偏低

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在制度层面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为15%左右。大多数农民工还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农民工参

保率普遍偏低，其中，既有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定而难参保等客观存在的问题，也有用人单位怕参保增加人工成本，地方政府担心推进农民工参保会影响本地投资环境等主观方面的问题.还有现行制度不适合农民工（如门槛高、难转移等）方面的问题。正规社会保险制度的高费率问题，不利于扩大保障覆盖面和可持续运行。企业和职工负担的五大社会保险制度及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合并名义费率高达工资总额的50%甚至更多。这种高费率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尤其是对于数量众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来说，如果把所有企业职工全部按名义费率缴纳社会保险，企业生存和发展势必受到影响。不少企业采取少报职工人数和压缩缴费工资基数的方式逃避参保义务，导致大量城镇从业人员没有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过高的费率使许多低收入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难以参保。制度单

一、费率过高的社会保险制度不能满足劳动者参保的需要，也不利于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消费的扩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省市甚至县市统筹管理运行，各地区之间制度不同、政策不统一，长期以来，养老保险关系难以互联互通，难以转移接续。各统筹地区之间缴费率不同.待遇标准和具体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难度。长期以来，一些相对发达地区允许务工人员带走社保体系中个人缴费积累部分，但企业缴费部分没有带走，累积在当地，而没有转入流动人员的新就业地或原籍社保账户.更加不利于提高社保体系的统筹水平。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域接续转移的政策.但这种政策调整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事实表明，整合“碎片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衔接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任重道远。

4.农民工住房未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目前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公共住房基本上不对农民工开放.各地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实际上是放任自流.农民工住房仍游离于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并成为他们融入城镇的最大障碍之一。

5.农民工流入地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问题比较突出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是以各地户籍人口为依据。目前社会福利体系中城市政府所提供、与城市户口相关、具有排他性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政府补贴性住房安排；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在人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流入地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问题比较突出.无法按现有户籍人口享受的水平向新迁入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保。以义务教育为例，我国义务教育政策执行机制的特点是按照户籍管理相关经费，外出务工者的子女随父母在务工地就学时，务工地不愿意承担其义务教育支出，因为对这些相对发达的地区而言，已经上交了财政收入，他们认为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已经为务工者子女的教育经费作出了贡献。这种体制下，城市不愿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致使大量学龄儿童仍然留在农村，已经进城的务工者子女很难在务工地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把与城市户口相关的那些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及其家庭，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

（三）、流动性大，自立门户，难与当地相结合。

大多数农民工都是抱着“吃几年青春饭”的心理，三两年换一个打工地方，甚至一至半个月就转工，赚了钱就走，跟当地人是“两张皮”关系。海南人在深圳开“的士”者有二万多人，但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各式各样民工聚居的城中村，他们各自为政，甚至组织自己的同乡会，自己管理自己，不受当地管辖，因而矛盾频生。

三、市民化方面问题：

（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任重道远

我国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计入城镇人口。按照这一口径，近年来，城镇化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主要来源于农民工进城。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希望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而且强烈要求被城市社会所接纳。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的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日趋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但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农民工进城落户定居还有很多体制和政策障碍.他们仍被视作为城市的“过客”，不能享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家分两地，长期奔波于城乡之间，付出往返流动的成本，造成在家乡建房投资而常年闲置的社会浪费。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不能起到减少农民、使土地向务农劳动力稳定流转集中的作用。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定居，加剧了他们的流动性.使企业不能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农民工有限的收入基本上都寄回老家，不能充分利用外来人口固化来增加城市消费需求。大量农民工不能沉淀在城镇，工业化进程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相脱节.成为严重制约城镇化健康发展、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

（二）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定居的户籍门槛高

目前城乡和区域分置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相应的户籍绑在一起，导致户籍制度“含金量”差别。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都宣称已经或将要进行各种类型的户籍制度改革，但大部分改革，或者流于形式，或者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往往是本县、或者最多是地级市的）的非农户口，但对跨行政区的流动人口户籍基本没有放开。除了跨区流动人口户籍改革进展缓慢之外，特大、大型乃至一些中等城市的户籍改革也基本没有放开。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使城镇化处于僵持状态，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的障碍，限制了农民工融人城市社会。

（三）农民工文化生活贫乏，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

大多数的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农民工对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充满了渴望.由于收入低，农民工希望能够看到免费的、优惠的电影、文艺演出，得到免费的、优惠的知识培训、景点门票，但始终难以实现。农民工交际圈封闭，他们在城市中集体劳动、集中住宿，无论生活还是找工作，农民工更多地局限于熟人朋友之间的联络，与社区居民很少来往，并未融入当地的社区居民当中。许多用工企业认为由企业开展农民工文化服务会增加企业负担加大成本，不愿为此多投入。总体来讲，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目前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他们工作在繁华的都市里，却生活在精神的孤岛上。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自我感受就业压力很大。农民工数量多，受教育程度低，其心理健康和价值取向都需要高度关注。

（四）农民工民主权利缺失

农民工群体仍然长期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到充分反映。现行的选举制度与户籍制度是直接联系的，按现行的选举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农民工不能在就业地参与所居住社区的选举。

（五）、农民的生活习惯、卫生问题等，与当地格格不入。行乞、犯罪等更使当地人齿冷，因而强烈排斥农民进城。农民工犯罪问题一直呈现居高不下的局面。

统计显示，2002 年至 2005 年，某法院刑庭判决有罪案犯 1189 人，其中农民犯罪人数 为 606 人，农民工犯罪人数为 243 人，农民工犯罪人数占农民犯罪人 数的比率为 40.1%。

农民工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中青年居多，上述某法院所判的 243 名农民工犯罪人员中，平均年龄为 29 岁，其 中 30 岁以下 204 人，占总数的 83.95%。

二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农 民工犯罪人员中，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人员较多，其中绝大 多数初中尚未毕业。上述 243 人中，文盲 14 人，小学文化 75 人，初中文化 154 人，很多人没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来城市打工。

三 是法律意识不高。犯罪的农民工大多数是法盲，他们从各种途径接受 的法律宣传教育很少，因而法律知识知之甚少。

四是就业不稳定的比 例高。上述 243 人中，没有工作的占 189 人，占 77.78%，而其涉案 人员中有失业经历的也达 8 成之多。

五是有前科的占据一定比例。上 述 243 人中，累犯 44 人，曾受过劳动教养的 18 人，还有一部分受过 不同程度的治安处罚。

六是犯罪类型以侵财性案件为主。七是犯罪具 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犯罪居高不下，正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不 少人开始认真考虑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人认为，导致 农民工犯罪 率高主要原因有：

一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收入差距拉大产生的失衡心理 成为引发犯罪的基本原因。“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 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不少文章对中国农民工生活状况的 ” “经 典” 描写。据有关统计，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 600 元以下，7 20% 左右月收入在 600—800 元之间，只要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的工资。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工实质上沦为城市新的贫困和弱 势群体。

二是文化生活单调成为引发犯罪的重要原因。不少农民工长 年累月重复“干活—吃饭—睡觉”单调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

三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成为引发犯罪的直接原 因。由于盲目流动，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资方或工头往往利用有利 地位无故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甚至根本不予兑现，再加上农民工 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的生存条 件，在农民工基本生计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犯罪。四 是法律调控手段不力成为引发犯罪的关键原因。

2、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

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第二篇：社会学-长株潭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有关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0.53%，未来十几年还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对目前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养老保障形式提出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维护其权益，关系到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此，本课题组就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于2008年7月26日至30日分赴长沙、株洲、湘潭三地进行了调研，对解决当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重大意义和现状加深了认识和了解，对就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形成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现状

（一）农民工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

由于农民工大多数是非正规就业，工作极不稳定，随时可能返乡，因此面临着许多社会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完整。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同在城市工作，但受到的社会保障却大相径庭，主要表现为失业风险，工伤风险、疾病风险、养老风险以及生育健康风险。

调查中还反映出，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工由于长期的性压抑和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力减弱，发生非婚性行为的占有一定的比例。一项调查显示，40%的农民工表示可以理解长期没有性生活的人去寻找性伙伴。但由于农民工对性病艾滋病知识了解甚少，自我防护意识欠缺，加上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农民工有可能成为性病艾滋病的易感人群，这些都威胁着农民工的生殖健康安全。另外，农民工女工大多没有享受到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婚假、孕期、产假、哺乳期工资照发的待遇。农民工的生育保险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二）目前推行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对于用人单位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均应参加法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即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在制度层面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他们参加各种险种的通道是敞开的。目前，多数地区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险体系，也有少数地区针对本地实际专门制定了农民工综合保险的政策。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纳入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即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一样，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结构、参保险种、待遇标准等制度规定基本一致，因地区不同略有差别。福建省的农民工参保就属于这一模式。

二是实施新的综合保险制度。如上海、成都等地为农民工建立的就是这种综合社会保险制度。

三是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种形式主要集中于乡镇农民工。由于他们“离土不离乡”，多数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而是参加了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加速，不少乡镇企业农民工已不满足于参加农保，出现了参加农保转城保的趋势。

据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下发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扩面力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增长了1倍和2倍。截至8月底，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达到2021万，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1660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1203万。但是，与农民工的总量相比，目前参保的比例还很低，农民工获得的社会保险权益与他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不相称。

（三）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长沙、株洲、湘潭等地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保险关系接续、转移困难。由于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区域性和阶段性，在目前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还没有实行全国统筹、许多农村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关系很难实现接续和转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其次，农民工的参保覆盖率比较低。在经济发达的长沙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达到50%，但在其他地区，一般在10-30%。其主要原因，一是用人单位为降低用人成本不愿参保；二是农民工流动性强，收入低，待遇享受困难，参保意识淡薄；三是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和维护本地低成本投资环境考虑，宣传不积极，工作推进不力。

其三，企业和职工负担较重。目前国有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保险费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8%，个人缴费为11%，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普遍感到负担太重。以株洲市为例，非公企业缴费基数为月工资800元，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工伤保险，总缴费比率为38.5%，其中企业28%，个人10.5%，每位参保人员每年需缴各项保费3700元（其中企业负担2700元，个人负担1000元），多数企业反映，只靠企业拿钱难以承受。

其四，农民工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管理与当前农民工的发展规模和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农民工流入到城市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婚育情况不明和信息沟通不及时，当地难以及时掌握农民工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各个政府部门出台的有关农民工政策，各自站在部门利益上考虑问题，缺乏协调机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纳入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的保健服务体系来统一管理，共享公共资源。

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农民工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工大多仍未被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今年2月下发的国务院5号《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对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5号文件的有关精神，结合此次基层调研的有关情况，现就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适应农民工的高流动性

农民工的参保率之所以一直在低位徘徊，与农民工的保险关系不能够在全国转移接续，参保后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关系。因此。制定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一定要适应其流动性大的特点，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在基本制度框架上，我们建议采取分类指导的方式：即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以直接纳入现行制度，参加与城镇职工一样的社会保险；对大多数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首推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在自愿、渐进式的前提下推进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要建立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按农民工身份证号码建立具有唯一性的农民工个人“社保卡”账户，“一卡在手，全国通行”，以适应农民工频繁流动、跨地区转移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需要。

（二）面向全体农民工，推行低费率参保

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据调查，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农民工工资每月一般在600元到800元，与当地的平均工资差距很大，因而本人参加社会保险的能力十分有限。要着眼于更多的农民工参保，必须兼顾农民工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标准进入，实行低费率、低费基，并渐进式过渡到完全由用人单位缴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以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

（三）采取分类保障形式，不搞“一刀切”

应根据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以及有关风险对农民工的危害程度，针对农民工的自身需求，坚持可行与急需相结合，有计划、分步骤推进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问题，先解决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保障需求，不搞“一刀切”。从湘潭市与农民工座谈的情况看，当前最关心、最迫切的保障需求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不需要个人缴费，又不存在转移和接续的问题，再加上工伤和职业病对农民工本人和家庭以及用人单位影响重大，容易得到用人单位

和农民工个人的普遍接受。由于农民工收入低，对大病风险的抵御能力十分脆弱，极易因大病住院而陷入贫困，所谓“做工十几年，一病回从前”就是真实写照。因此，这两类社会保险应优先解决。

（四）搞好管理服务，方便农民工参保

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牢固树立“为农民工服务”的理念，转变管理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为企业和个人的参保、缴费、转移、接续、停保、退保等最大限度的提供方便快捷的通道。同时，要切实落实好农民工的参保待遇，让参保农民工在享受待遇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到，而且手续简便。

（五）关心农民工生殖健康，将其纳入城市职工的生育保险体系

目前正在全国推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只能覆盖20%的人口，农民工的合作医疗问题还没有具体的政策。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生育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的经费投入，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要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切实地关心农民工的卫生保舰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需求，保障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依法享有卫生保健和生殖健康的服务权利。特别要关注农民工中的女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她们的各项合法权利。

第三篇：农村社会学范文

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及方法论述评

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一直存在争论，有论者指出，“对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孙立平，2000：18）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四派观点，第一种认为村落是研究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费孝通，1998：9）这一派采用的所谓“微观社区研究法”实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在“村落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这一派把研究视野限定在一个地区，如黄宗智先生指出“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黄宗智，2000b：21）此派往往采用的就是“现实类型比较方法”，如黄宗智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的研究对比。

第三种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这一学派注重解读乡村市场网络、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等问题，注重的是“大传统”，即是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第四种，是把“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直到21世纪初最近两年徐勇教授等人提出“重识农户”，认为“三农研究的事实原点是2.5亿个农户。农户长期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这一基本起点。”（徐勇、项继权，2006）

下面围绕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条线索把已有研究进行一下梳理，并就各派研究局限进行一些评论。

一、村落个案研究

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的关注最早是由旅居中国的海外学者发起的。最早的村落研究是由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葛学溥进行的。他带领学生分别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对广东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Daniel Harrison Kulp，1925），此后不久，1936年费孝通在对江苏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带着调查资料留学英伦，靠这些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江村经济》一书。此类研究还有杨懋春对山东台头的研究和杨庆堃对“鹭江村”的研究（杨懋春，2001；Yang CK，1959）同时还有一批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学者，如威廉·韩丁对“长弓村”即张庄的研究写成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和大卫·可鲁克对“十里店”的研究：《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Hinton，w，1966；Crook，D.and Crook,1959）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被取消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人类学恢复重建，此类研究才再度兴起。代表的研究有王铭铭对溪村研究写成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1997）。折晓叶对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1997）毛丹对浙江尖山下村的研究：《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2000）。于建嵘沿着毛泽东当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路线进行细致调查写成的《岳村政治》（于建嵘，2001）。代表研究还有黄树民的“林村”研究，吴毅的川东“双村”研究，刘朝晖对乔乡村落“新江村”的研究等等。（黄树民，2002；吴毅，2002；刘朝晖，2005）

以上列举的这些研究都是对一个村庄的研究。但这种一村一地的散点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一直存在争论。因为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李培林，2004：7）

对村落个案研究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时的同学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教授在1982出版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提出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费孝通，1993：1-2）“不过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的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去与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的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李培林，2004：7-8）

“现实类型的比较法”更多地运用于下文谈到的超出村落视野的区域研究。

二、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

在中国，“区域研究”几乎与“村落研究”同时起步，而且同样是由在中国居住的海外学者推动的。金陵大学的卜凯（J.L.Buck）教授曾于1921年至1925年对中国七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并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卜凯，1936）费孝通在完成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江村经济》一书后意识到“微型社区研究法”即“村落个案”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并指出“单靠江村是不足为凭的。”（费孝通，张之毅，1990：6）所以运用类比研究方法对云南三村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费孝通：1996：369）

然而，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却认为这种多村落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区域研究，仍没有跳出村落研究的窠臼，仍将视野局限在村落或村落之间。弗里德曼批评道：不能以村庄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国来。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著作中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中来审视，以此来批判村落民

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企图。（刘朝晖，2005：14）

谈“区域研究”不能不提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的调查。1908年至1945年满铁对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至1944年对华北地区进行的调查，这次调查的资料后来编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性调查》，详细记录了冀鲁两省六县六村的情况。这部分资料成就了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

马若孟（R.H.Myers）据此写成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马若孟，1999）黄宗智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处理写成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00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前两部著作的启迪下对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写成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2003)，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划分。杜氏在书中对所研究的沙井、冷水沟等六个村庄按“富裕还是贫困；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距主要城市远近”三个标准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黄宗智在另一部区域研究的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指出将研究视野“集中于一个地区是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但同时“区域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的代表整个中国的复杂情况”（黄宗智，2000b：21）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遇到了与“村落个案研究”一样的方法论困境。黄宗智运用了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现实类型比较法”，黄把“过去研究过的华北平原作为参照系”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比较。（黄宗智，2000b：21）

然而这种现实类型比较仍然难以走出个案解释力的局限，“只不过把局限的范围大大的扩展了。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此外，已有的村落现实类型的比较，多半都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或历史性过程的比较解释力，这些缺陷都限制了村落现实类型的对话能力。”（李培林，2004：8）

鉴于这种局限，李培林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试图建立一种对中国村落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有许多原型。（李培林，2004：11-12）这如同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种抽象意义的理性类型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局限。因为这种理想类型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村落之内和村落之间而扩展到了村落之外。这不仅因为“羊城村”这个村落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且“村内”流传的许多“故事”是发生在“村外”的。那些经过提炼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则生动而丰富的再现了村落和区域发展变迁的全景。

虽然弗里德曼认为仅仅对多个村庄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是“区域研究”。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很难割裂的。前者是将视野局限在“村落世界”之内，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采用的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暗含了一个判断：中国村落是相对独立，静止封闭和自成一体的。后者一定程度上是将视野局限于村落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关注的是区域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种研究策略都是对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关注。忽略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经济结构的转换等“大传统”。所以有学者主张，应该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以使被忽略的“大传统”提起关注。

三、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乡村研究。

把集镇或乡镇作为一种研究单位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被关注的很不够。“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被设墟的地方。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只是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代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1996，转引刘朝晖，2005：5）

许多学者将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推为中国集镇（市场）研究的开创者，实则不然，对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训练，最早意识到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乔启明的代表作是《乡村社会区划的方法》（1926）和《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区之研究》（1934）。杨懋春先生一生都在关注集镇，并将其作为研究乡村的基本单位。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中系统地研究了集镇制度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关联，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也论及了农村市场问题，而在《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中则对集镇和农村的市场作了更系统的研究。（杨懋春，2001；1963：23-39）对中国农村市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旅美学者杨庆堃，施坚雅认为杨庆堃1932到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杨庆堃的代表作是《华北地方市场经济》（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1944）(施坚雅,1998：56)

费孝通也曾对集镇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费指出，“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在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费孝通，2006：58）费孝通在这里将临时市场、有驻军的镇和有市场的镇作了区分。临时市场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这种临时的市场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虽然日中十分人山人海，集中于市，但日落时就会散去，晚上就空空如也。而有市场的镇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而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则是政治中心，关注安全和防护。驻军的镇是作为传统的官僚当局和有钱绅士们的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的地方工业和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的联

系环节。（费孝通，2006：64-67）

关于费孝通对市场、集镇的这种区分及其职能的分析，施坚雅提出了质疑：“尽管费关于驻防镇和集镇的构想很有启发性，但他关于县治和其他行政中心通常不具有商业职能的设想是个明显的错误。在这方面我所调查的所有县城都至少拥有一个市场，并可以按照他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归类于一种已知的中心地。同时可以建立行政中心，也可以建立非行政集镇。”（施坚雅，1998：9）

施坚雅这里是强调以军事、行政为中心的城镇也同样具备商业功能。台湾学者刘石吉在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后也得出了与施坚雅类似的结论：“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原自乡村地区的草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而军事性及以行政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刘石吉，1987：1）

也正是受这些学者的启发，施坚雅对中国的市场做出了更为系统地研究。施坚雅“研究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底层的研究中概括出解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和框架。所以在他看来，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所以，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网络，才是打开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之门的钥匙，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李培林，2004：36）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书中运用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罗西（August Losch）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将中国的中心地分为六个层级，即小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城市化分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介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施坚雅，1998：1-23）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公社几乎都改造成乡镇，改革的深入也使乡村市场愈益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学者提出了“集镇社会学”，并出版了《集镇社会学》（邹农俭等，1989）。但这一提法并没有太大影响。

除此之外，将农村市场作为准入乡村研究的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和石忆邵的《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等等。（刘石吉，1987；李正华，1998；石忆邵，1995）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被乡镇所取代，而且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对集镇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乡镇上来，或者将乡村市场化与乡村工业化作为同一范畴来研究。而这种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研究与前文所说的以村落和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如前文所述，村落研究和区域研究都是将视野锁定在村落之内或村落之间，而且村落研究假定村落是静止封闭、自成一体的。然而，集镇研究的假设与此相反，认为村落与外界是相互关联、互通有无的。村落的基层市场、与镇上的中介市场和县城一级的中心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市场网络体系”。

李培林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来区分两者。认为前者注重解读的是“小传统”，那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传统。后者注重解读“大传统”那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李培林，2004：36-37）

孙立平教授也指出，以村庄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视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以乡镇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虽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二者之间体现为“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论视角”的对立或说“乡土性模式”与“整体性模式”的对立。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路径可循：其一，力图在多次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其二，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的偏误，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孙立平，2000：16-19）

孙立平及清华同仁所倡导的这种“过程——事件分析”，是试图以研究策略来克服研究单位选择上的矛盾。但如果研究单位选择本身能越出这种矛盾或同时兼具本土性和国家中心论两种视角，则可能对乡村问题的解读更有助益。而当下中国乡村的“农户”，为这种超越或说理想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四篇：农民工现状

农民工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掀起“民工潮”。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目前离家外出打工3个月以上的农民已达1.4亿人,其规模比日本总人口还多一千万,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增加。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我国城乡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亿万农民进入城市就业,不仅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打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加现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对改变中西部地区落后状况的有力支持。据统计,2002年9400万外出打工农民一年的工资收入高达5500亿元,四川、安徽、江西等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农民外出打工总收入相当或超过全省财政收入。农民进城既为农村带回了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又为家乡脱贫致富和实现农村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亿万农民工已成为推进城乡统筹的主力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伴随超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由于认识及相关政策措施严重滞后,农民工领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摸清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实态,把握农民进城务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探索新形势下确立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制度的新思路,九三学社中央自2002年至今,先后对四川、浙江、重庆、北京等农村劳动力输出地及输入地,分别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近两年的专项追踪调查。通过调查我们深深感到,农民工领域的问题堆积如山,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民工现状令人担忧

如何使外来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工作及生活圈,使其安居乐业,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最近十几年,我国虽然在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据我们对农民工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面临的诸如生产生活环境差、择业差别待遇、权益屡受侵犯、负担不断加重、社会保障缺位、教育培训滞后、子女就学无门、受社会歧视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广大农民工实质上已成为城市社会中最辛劳、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据估算,仅2002年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总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如加上历年拖欠,总额将达几千亿元。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乃至歧视性行为,加上一些用工单位虐待农民工现象,不仅引发了相互的感情对立,也激发了一些农民工的逆反心理,由此产生的非理智行为,给城市治安及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农民工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气力全面解决的时候。

二、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刻不容缓

农民进城务工已经历了二十多年,进城规模由当初的几百万人激增至目前的超亿人。二十多年来,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辛劳,然而他们不仅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依然被城市的各种保障体系排除在外,甚至被一部分城里人称作为“二等公民”。党中央、国务院虽然早已提出对进城农民工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造成了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民流动管理层面的缺位现象丛生。

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今后趋势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民进城务工,是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如果这一实践得不到全社会的鼎力支持,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将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战略决策的深远意义,切实贯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原则,真正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办几件实事。

第一,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农民增收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工程置于突出位置,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安置就业是现阶段及今后相当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将成为难中之难。因此,如何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城市就业、再就业工作置于同等地位,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并将其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是解决这个难中之难的关键。为此,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应改变现行各部门分散管理体制,尽快建立统一管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专门工作机构,推进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间的衔接与协作,提高转移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真正把劳务输出培育成支柱产业。

第二,要形成全社会关爱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千方百计维护农民工的各项权益。有关部门要积极探索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的新途径,尽快出台确保农民工权益的政策。要把关爱农民工作为考核输入地政府业绩和城市文明程度的硬性指标并加以量化,营造全社会关爱农民工并为他们办实事的社会环境。为改变农民工权益长期屡受侵犯的现状,应尽快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同时加大政府的执法监察力度,对不执行维护农民工权益政策的企业,要坚决取消其雇用农民工的资格。

第三,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我国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低及职业技能差是抑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素O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对进城务工农民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和部门相继提出对农民工文化和技术水平的种种要求,导致缺乏转岗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领域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不仅是当前的需要,也是最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瓶颈。

近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的培训,制定了2003年至2010年的培训规划,确定了培训方式、实施办法和具体目标。但由于目前许多实际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实施规划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培训教育资源整合度低,难以发挥现有资源效益,形成比较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二是各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支持力度不大,资金严重匮乏。农民整体素质低不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主要还在于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的原因。为了对农民进行补偿,各类培训应以免费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的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四,要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上亿农民进城,本身就给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课题,而成建制、有组织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比例极小,更加大了管理的难度。调查表明,农民工管理已成为城市社区和用工企业最棘手的难题。事实证明,以往单靠政府及企业的强制性管理,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诸多弊端。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工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调动他们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政府、企

业和农民工自我管理三结合的体系,是改善农民工管理现状的关键。在抗击非典期间,一些大城市的建筑企业在狠抓农民工自我管理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应认真总结并逐步推广。另外,一些有条件的企业和行业,应积极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也可以建立一些类似于农民工协会等形式的行业协会。把农民工组织起来,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可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五,要加大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引导他们为改变家乡面貌做出贡献。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积累一些资金,掌握一些技术后,终将返乡。我们曾调查过的重庆市开县是农民工输出大县,该县以“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为宗旨,为农民工返乡发展家乡经济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很值得推广。以往我们在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今后应当加大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优惠政策的出台力度,使农民工为改变家乡面貌,推进农村城镇化做出贡献。

第五篇：我国农村养老的问题社会学

关于我国的农村养老问题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上世纪初，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在中国，大约94%的农村人养老完全是由子女或家庭赡养。可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重挑战。

随着二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逐渐小型化，大多以一至两个子女为主。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前只在城市里出现的“空巢老人”现象，如今在中国农村也日趋普遍。由子女长年不在身边，依靠家庭养老也就成了一种泡影。另一方面，以前农村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土地，可是，现在农作物根本不值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已经不错了。在医疗、教育等日常消费开支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大多农民根本顾及不了自己的养老问题。

而且，随着城市化速度不断提高，失地农民数量大幅增加。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数量达2000万人，并以每年至少100万人的规模递增。

据国家老龄委2006年初公布的数据，全国只有5500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吕学静教授给本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权威数据：北京14个郊县60岁以上的老人农民共有约60万，其中，只有2.3万人领取养老金。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直至目前，这种制度主要局限于城镇，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养老金空账问题。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养老保险（养老基金主体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部分组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并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在扩大。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

（一）家庭养老 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农村家庭养老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农村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由于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短时间内不可能在全农村范围内建立、推广养老保险制度，这势必决定了家庭养老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第二，农村家庭服务业不发达，即使有部分老人能在年老时拥有数目可观的养老金，对于一部分疾病缠身，自理能力极端低下的老年人，如果没有家庭这个稳定的载体，他们仍然不能安度晚年；第三，传统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长期对农村老人生活习惯的感染和影响。“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仍是他们所渴求、向往的，且随着年岁的增加，农村老人抵卸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越来越有限，对亲缘家庭人员的物质、精神依赖亦会越来越大。显而易见，家庭是最理想的养老之地。

（二）集体养老

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目前我国的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作为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化养老过渡的一种形式，是以集体为单位对老人进行集中供养的养老方式。它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五保”供养制度。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农村丧失劳动力，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居民以“五保”即保证他们的吃、穿、住、烧、葬（教）等为内容，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五保”的供养方式逐渐通过建立敬老院来实现对孤寡老残人员的集中供养。尽管集体养老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其作用也是较有限的。主要有以下不足：第一，养老保险对象过窄，集体养老保险的范围事实上就是对五保户的供养。然而，五保户的供养条件也非常的苛刻，五保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没有子女包括女儿；二是有房产；三是有土地。对于只有女儿的老人一般不予“五保”，除非女儿离得很远（至于多大距离尚无明确的说法）；第二，没有敬老院的农村地区主要由村组负责对“五保户”的实行分散供养。集体养老保障也仅仅停留在对老人的赡养，或者说是维持其温饱，说差一点就是维持其生存，养老的经济上的供给，生活上的关心和精神上的慰藉方面基本上没有；第三，对集体养老问题上明显认识不足。在农村地区，有许多农民符合“五保户”条件的，但是其不愿享受“五保户”的待遇，他们认为“五保户”这个词带有歧视。是一句骂人话，就是叫别人是“五保户”。在他们看来，只是没有出息的人才享受“五保户”的待遇，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尚有一点点劳动力，或者有亲人可以依靠，是谁也不会享受“五保户”的供养的。

（三）储蓄养老

储蓄养老是一种最典型的自我养老方式，即指老年人口依靠日积月累、勤俭节约的积蓄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在农村似乎越来越无多少实用价值。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使农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日趋减少，生活所需的不足部分往往由外出打工补充。于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外出打工，通过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或多或少地积攒了一部分“老底”，但这所谓的“老底”实际上也并不丰厚，随着孩子成长，用于日常开销、教育投资、医疗费用的支出日渐增多，他们那十分有限的积蓄也日渐耗尽，到了晚年，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唯一的依靠只有子女。

农村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延续数千年。虽然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养老将一下子被其他的养老方式所替代。我国农村人口多，经济落后，基础薄弱，国家还没能力完全包揽农民的养老问题，决定了当前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必然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核心化，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家庭养老的主导地位势必遭到撼动，被适应于新社会条件的社会养老取代。但在这个转型时期，我们一方面还要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一条适合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之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因此，应制定单独的《养老法》，把家庭与社会的养老义务都明确化、制度化，让养老有法可依。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涵和范畴。几千年来，孔孟首倡的孝道，历经朝代更迭而日臻完善，成为维护家庭养老的重要根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极端利已主义思想膨胀，不仅不履行对父母、对老人应尽的义务，反而刁难甚至虐待老人，败坏了社会风气，也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由此通过多各宣传工具，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做好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工作，仍有其现实意义。通过这种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尊老、敬老、养老是宪法规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老人不仅是家庭奠基人，为社会创造财富，年老后理应受到尊敬和照顾，不尊重甚至虐待老人于法于理于情皆不容。并通过社会舆论约束，从道义和制度上规范人们的尊老敬老行为，改变过去片面的女儿不养老和重物质轻精神的养老观念，使老人时刻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保持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

将社会化养老措施与家庭养老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既保证社会化养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巩固并加强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有益方式，以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