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正雪耻非典时期新闻报道的被动历史（五篇材料）

第一篇：中国媒体正雪耻非典时期新闻报道的被动历史

中国媒体正雪耻非典时期新闻报道的被动历史

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通过对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实现最佳传播效果的创造性活动。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要内容包括：选题决策、报道方案设计、在报道实施过程中接受反馈并修正设计方案。

要分析现在H7N9的报道与北京非典的报道有哪些不同之处，我们先回顾2003年中国内地抗击非典大事，记忆那不寻常的半年之久：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但病原不清，而且有家族及医护人员极易被集体传染的特点。2月18日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征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衣原体。我认识的一位老专家亲自到广东采集病人体内的样本，他确认是衣原体。但是就在同一天在广东卫生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广州大医院专家一致认为，不能简单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病原。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改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殉职，她是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3月中旬至4月1日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现实中得到证实，政府对于非典型肺炎的认识和应对措施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4月20日这一天，应该写进历史，标志性的事情包括：A．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B．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C．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D．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

4月21日至4月底北京非典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多人。4月22日王岐山出任北京市代市长。4月23日北京市通告，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4月24日北京市中小学开始停课两周；对人民医院实行整体隔离，这是该市第一家被整体隔离的单位。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5月1日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此时军队支援北京的医护人员1200余人陆续到位。„„5月9日北京新增病例数首次减至50以内；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将把农民工纳入防非典统一管理。同日北京宣布，医务人员的感染比例已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4月21日到5月1日，每天平均是15.81人。从5月2日开始到5月8日，平均每天6.3人。

5月29日北京新收治确诊非典病例首次降到零；6月2日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三个零：新收治直接确诊病例为零，疑似转确诊病例为零，死亡人数也是零。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因此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这一决定从宣布当天开始生效。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全世界知晓一条重要信息。这种全球的舆论压力可以推动当局采取行动。媒体已经把人们对这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型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另一种公害。所以我们来比较此次H7N9病毒疫情中，中国媒体人的崛起：

1、病源不清反应迟缓：新闻报道策划以报道客体发生状态作为分类标准，新闻报道策划分为可预见报道策划和非可预见报道策划。无论是非典还是汶川大地震都应该属于后者。但在同一种类型的报道策划中，两次媒体反应速度绝然不同。瘟疫不是我们认识的敌人，甚至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敌人，它是谁？它在哪里？我们无从知晓。在非典的早期我们的科学家为此发生了严重分歧。而事后政府官员明确指出，我们的政府反应不够迅速。这就给我们媒体定下了弦音：我们不可能反应迅速。按照以往对重大灾害的隐瞒和内部处理，像这样的疫病流行媒体是不能见光的。而此次H7N9在媒体报道上有重大的突破，以中央电视台为例，首先表现在反应迅速：作为电视传播媒体的中央电视台通过各方渠道确认消息.H7N9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诺贝尔医学奖得主David Baltimore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通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安全，还是不安全？

2、流言肆虐但却被不断证实，正常的信息渠道被扭曲：再读“网上流传的‘北京疫情’部分在现实中得到证实，政府对于非典型肺炎的认识和应对措施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这让我们记起媒体在政府艰难选择的过程所承担的不作为。就在这次H7N9中表现突出的记者们不顾安危深入病区报道客观疫情。而今天，我们媒体人在非可预见性报道策划中，本着新闻报道的原则：取信原则、创新原则、变通原则、实效原则、可行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公开、真诚、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地大量报道H7N9。①比如规模宏大：从规模上讲，央视共派出了多名记者，采取轮换休整的方式。各个电视台广播电台纸媒体的同仁，都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自己的记者摄影师，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报道疫情和进展。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久是以往中国媒体从来没有的。②比如协调配合：在这样的重大新闻突发事件中，不是每一个栏目的记者都能上前线的。因此，传回来的不论是图像还是文字、照片，等在不同的节目、频道、栏目中进行了有效的分工组合，使各种信息能更有效地传播。③比如信息量大：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持续报道中，新进展的报道层出不穷，从H7N9开始当时的状态、医院的驰援、报道方案的设计等仅仅围绕着主题展开，由此媒体人带给全中国全世界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中国人的伟大形象。④比如开放程度高：这是我们的新闻媒体最大的突破之一，国务院每天通报的死亡人数、得病人数、治疗人数、出院人数、卫生防疫疫情种种，都是在第一时间公布于天下。报道准确、客观、公正：就在上述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仍然克尽职守，准确客观公正地报道。

3、新闻策划阶段和过程的极大反差：新闻报道策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阶段性。每一个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选题需要策划，也就是每一个新闻报道策划都有客体阶段运行的特点。二是滚动性。根据报道客体和报道环境的变化，不断改进与修正原来的方案。三是风险性。新闻报道的成败要依赖编辑的选择和决策，而新闻媒体的成败又是由所有这些选择与决策积累出来的。

在非典肆虐的早期，媒体人没有自己的客观声音，只是依附在政府掩饰真相的阴影里，发出令全世界全中国都不能相信的声音，只有到4月20日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五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对防治非典不力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为止，我们的媒体才发出正确的“吼声”。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报道策划阶段和过程。早期媒体行为承担了失败的风险。

而此次H7N9的新闻策划从一开始就进入到实质性真实报道客体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尤其是中国电视引领国际舆论：中国媒体以自己极为迅速的表现赢得了世界及其同行的高度关注和尊重。对此，有英国媒体表示，这次报道，中国电视引领了国际舆论。在新闻报道方案设计上也是发挥到了极致。报道设计方案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报道范围与重点、报道规模与进程、发稿计划、报道方式与表现形式、报道力量配置与报道运行机制。

再看看H7N9报道中的极大化问题。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极小化是对事态的低估。例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不大，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装进一个每边为6英尺的方盒子里。极大化是对事态的高估，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采用线性测量的方法评估新闻事件。比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的惊人，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从海平面一直铺到珠穆朗玛峰峰顶。在H7N9报道中，一些媒体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H7N9防治中出现的暴力、**、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化，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

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暂时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遥远的重大问题。

新闻报道讲求人性化，越是人性化，越有冲击力。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非典报道都是人性化的。

但是，H7N9病毒本身究竟是人性的？还是无人性的？

记者在报道某些病毒时，总喜欢简单地把所有的病毒爆发归咎于人类，总是寻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动和演化过程与结果。为什么记者不愿意报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呢？这又回到了新闻学的要素“5W”：如果没有谁可以报道、去采访，自然界本身发生的变化很难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或发生兴趣。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在这场重大的突发事件中，新闻报道策划中的报道结构有了充分的发挥和综合，对报道结构组成要素的时间、空间、角度、广度、深度以及传播符号有强有力的支撑和解读。并且对四类报道结构都有了全方位的展示。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仅仅为我们的媒体今天的光彩高歌。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这是有着百年来中国革命历史的中国人民释放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让我们有这样的实力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报道；是中国开放的环境让媒体人走向职业的辉煌；是2008年多难的一年，在一次次经历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中，我们成熟了，媒体人成熟了；是巨大的灾难激发了每一个人的巨大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执政指导的、开放谦和勇敢真诚科学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政府。

当然，我们在今天的成就中仍然有要注意的问题：对于这次H7N9病情直播采访中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表示：“记者们都非常辛苦，但减少伤害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就此，陈卫星教授也表示：“所有具有灾难色彩的信息报道，都会面临着如何有悖社会伦理的职业诱惑，好在现在的受众反应往往很及时，这在无形中往往会迫使新闻采编人员迅速提高职业伦理水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会更强大，未来的中国媒体人会策划出更高水平的新闻报道。

第二篇：反思：中国医院步入后非典时期

反思：中国医院步入后非典时期

本刊记者 杨成志

引言：6月9日，早9点，下着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门处已经有五六辆车在排队等车位，而门诊大厅里也已来了不少前来看病的患者，虽然依旧是一色的白口罩。

在停诊了一个半月后，人民医院终于迎来了它的“重新开张”。虽然没有出现与以往一样的拥挤，但仅上午半天医院就挂了500多个号，40多人办理了住院手续。

人民医院正在逐渐恢复它往日的紧张与忙碌的景象，从那些安静有序的患者脸上，已经很难察觉到非典的恐惧，但透过医生们忙碌的身影，我们已分明感觉到，遭受SARS重创的中国医院正在步入后非典时期。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会遭受一些灾难，承受某种考验。今天，我们碰巧遇上了“非典”。2003年的春天，21世纪的第一种全球性传染病——SARS在悄无声息中袭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500人成为患者，其中800多人失去生命。在中国，至今先后有5300多人感染非典，共有350余人被夺去了宝贵生命。作为此次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中国的各地医院首当其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先后有969名医务人员感染非典，多人以身殉职。

当灾变压顶，危在旦夕之时，我们无暇反省，也无力反省；今天，非典疫情正在逐渐缓解，社会经济生活正在恢复正常。是到了该给SARS事件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反思的时候了。作为此次战斗的主战场，并遭受到惨烈损失的中国各级医院，尤其需要最为迫切的总结与反思，毕竟，我们都希望把SARS危机转化为一次新的契机。所以，我们的各级医院在此次遭受重创的思考中，应该具有更多反省的色彩。

反思之一：非典击中医院软肋，医院仓促应战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突如其来的非典面前，各级医院的应急处理能力表现得是那样的脆弱。以北京为例，由于非典来得很突然，一开始，面对蜂拥而至的非典感染者，各医院简直就有些束手无策。由于医护人员对非典的情况一点不了解，更由于没有足够的防护和救治经验，而那些不具备收治非典病人条件的医院却在匆忙中收治了那么多病人，形成了交叉感染，才有这么多医务人员也染上了非典，最终医院成了传染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医院。2003年4月5日，人民医院接诊了第一名SARS病人，而导致4月24日隔离封院的大规模感染就是从那天开始的。由于当时医院没有建隔离病房和隔离区，几天之内，曾与那名SARS病人有过接触的病人相继出现非典症状，而在抢救这些病人的过程中，又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从接第一例SARS病人到医院封闭，仅仅才19天，在这19天里，外人难以想象这里的医护人员经历了一场多么惨烈的战斗，此次战斗的最终结果是，人民医院一共看了8363个发烧的病人。但也有93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其中，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护士王晶不幸以身殉职。

5月24日，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时坦诚指出，SARS在人民医院之所以会肆虐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打的正好是医院的软肋。吕指出：人民医院的软肋是没有传染科，没有传染科的人才，医院的流程不合适，广大医护人员对这些传染病的防治意识没有那么强，对SARS究竟会怎样严重根本不了解。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在医院重新开张后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隔行如隔山，由于大家都不太了解非典，医院对进入非典病区的医护人员上岗培训仅用了1个小时。培训老师是人民医院肝炎研究所负责人，也只是普及了一些普通传染病的隔离措施。当时一些必备器材都找不着，也不知道谁是负责人，而且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区分不严格。病人太多了，楼道里、凳子上、院子里全是打点滴的……” 事实上，人民医院的交叉感染只是北京众多医院应对非典猝不及防的一个缩影。有专家直言不讳地说，长期以来，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只接触过传染病一般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遇到非典这样的新的重大疫情，必将显得无所适从。

应该说，这场非典就像一次大考，考的其实是医院平时的功夫。医院的仓促应战和束手无策，实际上暴露出的是国有医院的所有者缺位，说到底，这场非典战役考验的不仅仅是医院的救治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验医院的管理水平。

反思之二：长期的忽视，导致救护设施的严重不足

在那段艰难时期，各地医院的领导真正体会了束手无策的滋味，也充分感受到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由于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不仅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而我们的各地医院现状却是，在临床医疗救治力量缺乏的同时，相关的救护设备也严重不足，呼吸机、床头X光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口罩相继告急，一时间，洛阳纸贵。

在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内蒙古自治区巴盟磴口县，从事呼吸道疾病医治的主治医师仅有一名，县内三所医院仅有磴口县医院设有传染科，不过也只有10张病床，一台X光机和一台呼吸机，而且传染科与普通病房在同一座大楼中，没有任何有效隔离设施。而作为省级医院的内蒙古胸科医院其设备水平可能还不及北京的县级医院，据该院的庞女士介绍，当时医院没有彩超机，没有呼吸机，疫情发生后调来了两台呼吸机，医生们还不会用，由于没有防护服，第一批病人进驻后的两三天，医院才购进了隔离服，而且质量也不好。

同样是重灾区的山西，只有几家设立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省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紧急之中，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救护资源调整准备，至4月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治“非典”病人的病位，以应对疫情的继续蔓延。然而，救治设备的缺口仍非常显著。省人民医院的武晋副院长在谈及设备需求时，一口气说了20多项，包括了急救车、抢救床、呼吸机、床边X光机、空气消毒机等基本设备。

即使在医疗资源雄厚的北京，随着感染人群的增加，到4月中，从人力到医疗物资和器械的全面严重不足也让各院长们心急火燎，就在4月下旬，北大医院的防护服、口罩就开始面临严重短缺，因为无法替换，医护人员无法换班进入隔离区，不得已，许多医护人员只好一干三十几个小时。同样的，病人需要的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也开始不足，各家医院的申请物资调拨的紧急报告一个接一个送到了北京市非典防治办公室。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的秘书清楚地记得，每过两个小时，就会收到北大医院的传真，上面写着“紧急报告”。

在不断寻求上级支持的同时，各医院也开始自筹资金进行自救，据统计，自4月4日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北京天坛医院共投入了650多万元添置包括数字X光机和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和器材以及用于设置隔离区等。

地坛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SARS指挥中心专家组成员丁静秋教授介绍，像地坛医院这样专门的传染病防治医院还设有ICU(重症监护室)，而北京很多医院并没有ICU。地坛医院是全国知名的传染病三级甲医院，也只有两台呼吸机，而且好多人都不会用。而有些中等医院连呼吸机都没有，甚至氧气也没有，这怎么叫医生抢救病人。她指出，近几年，卫生工作的重点似乎偏向老年病等的防治，而对传染病防治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以及科研工作的开展都非常薄弱，各项投资也非常少，而且这方面人才流失也很多。此次SARS侵袭，我们的医务人员感染差不多有30％，这就足以说明这几年各级医院针对传染病知识的培训和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反思之三：医疗资源管理的条块分割，致使医院各自为战

我们都知道，北京前期防治非典曾一度陷入被动，表面上看，信息滞后与失灵是使北京前期防治非典陷入被动的罪魁，而真正的祸首却是由于条块分割，各医院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所致。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对发生传染病后的监管模式的规定是：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并接受有关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

军队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法定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机构是“各级政府卫生部门”。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各级各类“医疗防疫机构”；二是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三是“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这种分类是按照“条条”(行业)来规定的。

实践证明，这种按“条条”(系统)来分类管理体制对于防治“非典”工作，是不适应的。

以北京为例，北京共有医院275家，其中包括卫生部、教育部所属的医院，军队、武警所属的医院，各行各业所属医院，以及北京市的市、区、县所属医院。上述医院各自都是独立系统，互相之间的关系都是平行的，平级单位之间没有管辖权，在行政管理系统中也没有隶属关系。谁也“管”不了谁，各个医院分别都有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而且这些医院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资源不能整合。

在“条条”与“块块”管理原本平时就不衔接的情况下，当“非典”疫情发生时，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五条的规定，难以使各系统发挥统一的监督管理。仅在疫情信息收集与报告方面，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掌握在京医疗单位的所有“非典”病人与疑似患者数量的准确信息，更谈不到及时掌握与公布这些信息了。

于是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紧急成立，这个地区性质的小组涵盖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委、军队和武警负责人，统一调配医疗等各种资源，并且每周召开40多家医院的院长联席会，解决各个医院之间的协调问题。无庸置疑，这些旨在整合医疗资源的一系列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但毕竟是临时的。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多年老体制形成的惯性，不可能仅凭一个临时小组或一纸命令就彻底改变，但此次SARS危机在带给我们深刻教训的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契机。那就是，如何重新整合一个地区的所有医疗资源，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使现有的资源分布更合理。

医院打破部门、条块分割，进行医疗机构联合重组、重新布局，由大医院牵头，组建跨地区、跨系统的医疗集团，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当是可行之举。

反思之四：防治SARS，令医院捉襟见肘

当“非典”中受损的行业得到国家减免税收的支持时，医院作为抗击“非典”的主战场，却面临着等米下锅的窘境。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北京各主要医院的院长们最发愁的除了治病，就是钱。由于非典的影响，医院的财务生命线——门诊和住院收入都急剧缩水，而防治非典的各项投入又直线上升，不少医院严重地入不敷出。

“资金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这是中日友好医院院长何惠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中日友好医院自3月18日开始被确定为北京市SARS监测定点医院，4月底，遵照上级指示又临时改为SARS专科医院。何惠宇指出，以前中日友好医院一年的收入有5亿～6亿元，每个月大约都有4200万元左右的进账。现在变成SARS医院以后，医院由过去的结余一下子变成零收入。但支出却徒然加大。

在中日友好医院财务处的一份报表上赫然列出，医疗设备的支出4月份仅为126万元，5月份一跃而为4954万元，仅医疗器材一项两个月就突破5000万元。而卫生材料的增加也从4月份的195.77万元徒然增至743.83万元，专用材料也由615万元增加至5月份的1560.84万元。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的支出总额就达到了1.1亿多元。

根据中日友好医院最近的一次收支测算，医院4月～8月份的收入将比去年同期减少1.5亿元，而支出却增加了7000多万元。何惠宇院长无奈的解释，除了吃老本以外，医院惟一的办法就是拖欠一些应付的设备款项，目前该医院拖欠的这部分费用达3000多万元。

谈及医院捉襟见肘的情况，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一肚子苦水，据透露，山西省人民医院往常每月的收入是1500万元左右，而今年5月，收入则减少到不足200万元。

北京天坛医院，以前日门诊量约3000人，目前已下降到800人以下。医院关闭了一些科室，住院率由以往的90%下降到50%。一个月内仅住院费就损失了1000多万元。

截止到5月8日，北京市收治了非典病人的二级以上的医院都还没有从政府那得到相关补偿，依然靠自己的储备金支撑着。在一场本来是因为历来政府投入不足而加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作为经济实体的医院却暂时承担了大量的成本。

“医院面临的问题表面上是资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体制的问题。整个卫生体制不适应这种突发事件，没有应对的准备，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是改革最后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怎么能经得起风浪？”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何惠宇的一席话直指体制的弊端。

反思之五：重建公共卫生体系期待着财政救市

中国的SARS之战虽然初步告捷。但我们还不到弹冠相庆的时候，因为，它让我们认清了中国孱弱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这些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不无关系。1980年国家预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1%，到2002年下降到0.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1999年我国人均政府卫生开支在191个成员国中仅排141位。

在此背景下，捉襟见肘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自然十分孱弱。因此，当SARS横祸骤至，整个体系脆弱的令人揪心。山西省副省长王昕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而在四川农村，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的乡镇卫生院，已有不少活得“有气无力”。

以四川广安市的一个区为例，在“非典”防治工作之前的调查发现，一些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自由分散经营，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有的还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在60所乡镇卫生院中，仅有七台B超机，二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试问，这样的卫生防御体系又怎能抵挡SARS的入侵？

可喜的是，干涸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终于因一场疫情被财政资金浸湿。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

截至5月6日，地方各级财政已安排非典防治经费超过50亿元。其中北京和广东安排的资金都超过了6亿元。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

据不完全统计,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安已先后排了70多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

支持公共卫生事业的财政政策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密集出现，此前并不多见。当我们对诸多拉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习以为常时，几十亿投入公共卫生部门的资金显得尤为突兀。这些带有明显应急特点的财政措施，反映出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发生着显著变化，无论这种关注是否长久，SARS的出现至少冲击了政府公共财政管理的传统观念。

然而,在可喜的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意识到，积弊已久的公共卫生体系又岂能一个“钱”字所能拯救得了?在财政对卫生投入本来就紧缺的中国，我们诚望卫生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尽快从管理医院、做医院的老板的职能中解脱出来，将精力用于农村、社区以及公共卫生的管理上去。

非典危机终将过去，遭受重创的中国医院正迈步进入后非典时期。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难注定将写进历史，而对于我们的各级医院和广大医护人员，最有价值的不是发现了一个非典型的病毒，而是我们从中发现的社会性免疫缺失以及医院所暴露出的种种不足。如果这次非典危机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忧患意识，并最终促进中国医院割去种种体制的弊端和管理的缺失，走向市场化、产业化，那么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我们为抗击非典作出的所有努力和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是值得的。

第三篇：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国广东省出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经在广东的中山、江门、深圳等地蔓延开来，广州出现了抢购消毒用品和板蓝根的风潮，接着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现被感染的病例。虽然直到4月下旬经过全球的许多科研人员攻关研究，才确认“非典”是由新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对这起具有恶性特质的新型传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应该已经有所认识，如果当时采取果断措施，“非典”就不会在北京以及全国许多地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非典”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广东，但是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广东甚至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交往，发生在我国的疫情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将来爆发在国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也有可能传播到我国来。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9.9％的高位增长让世界为之击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却将中国人经济发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来。不仅如此，不断蔓延的SARS病毒无情地吞噬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肌体，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列车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下滑趋势，而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典时期相关财税政策：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以保证“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时，为便于中央财政及时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经费安排情况，督促各地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建立了资金调度机制和“非典”防治经费投入情况统计制度。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到5月上旬，20亿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关医疗设备、仪器购置3.9亿元，支持卫生部科研攻关、疫情监测等工作2000万元，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3.1亿元„„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思考题：结合本案例分析：

（1）财政扮演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急先锋”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医疗卫生支出外，请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思考我国在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上，政府职能存在哪些越位与缺位。

案例7：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

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黄天华编著

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篇：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特点

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特点

公元136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历史上的明清（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较为开明，思想文化得到极大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发展。

一、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特点

明清时期的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

明朝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体现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加强皇权，明成祖设置内阁。这不仅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且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明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废除行中书省，设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雍正帝设军机处由皇帝亲信大臣组成，军国大事由皇帝裁决，这样一来，全国的军政大权就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明清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皇权的极度膨胀，民主制度难以形成。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点，使政策不断失误；而为官者则畏首胃尾、惟命是从，助长了官场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之风。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现。明朝实行的厂卫制度、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难以形成了。

二、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但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一带的手工作坊里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发展，但这是明清时期经济的最大进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清后期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特点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又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

明后期的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我国封建思想的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强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他的思想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有一定影响。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

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观点。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趋势更新”。

然而，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狱等政策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只注重对前朝的总结而没有较大发展。

四、中国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特点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断发展。

（一）同蒙古、新疆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长城

⑴明中期，国力衰退，为防止蒙古骑兵南下，修缮长城，加强边防驻兵，但仍没有达到目的，瓦剌骑兵曾直抵北京城下。⑵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是世界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2．俺答汗与明朝修好

⑴明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修好。⑵明朝封他为顺义王，恢复封贡互市。⑶蒙汉两族和平友好数十年。3．反对准噶尔分裂势力

反对准噶尔贵族的斗争：清军与噶尔丹及其后继者进行了约七十年的斗争，终于在1757年将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粉碎，统一天山北路。清朝对蒙古各部的管理： ①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

②在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军政大权。4．平定回部反动贵族的叛乱

⑴平叛：清军迅速平定居住在天山南路的回部贵族大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

⑵管理：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

5．土尔扈特部归国

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杰出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的回归，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二）同西藏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对西藏的统治 ⑴明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

⑵重用藏人：朝廷在乌思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赐给印信，让他们管理藏族事务，征收贡赋。

⑶建立僧官制度，法王是最高僧官。

⑷整个明代，西藏各教派势力都一心拥护中央政府。2．清对西藏的统治 ⑴确立册封制度：

①清入关前，黄教领袖五世**统一全藏。顺治帝正式赐予“**喇嘛”的封号。

②康熙帝又将“**额尔德尼”的封号，赐予另一位黄教领袖五世**。此后，历世**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

⑵设驻藏大臣：

雍正时期，清朝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标志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

①西藏黄教用灵童“转世”的办法确定**和**的继承人 ②有时同时出现几个灵童。为了避免纷争，乾隆年间，清朝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③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三)“改土归流”和台湾府的设置

1.明朝开始改土归流：永乐年间，西南地区的两个宣慰司叛乱，明朝派兵平定以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这种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

2．平息三藩之乱

⑴“三藩之乱”：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相继响应，史称“三藩之乱”。

⑵平息叛乱：康熙帝采取剿抚兼用的策略，历时8年，平息了叛乱。3．大规模改土归流：1726年，雍正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

4．清军进入台湾

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一直处在郑氏子孙的统治之下。⑵1683年，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军台湾。

⑶澎湖一战，郑军大败，郑克塽投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5．清设台湾府

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这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五、中国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特点

对外关系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中国和世界逐渐隔绝，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明朝一度实行“海禁”；清政府则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从而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落后于世界潮流。

总体来说，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时期。其历史特点可概括为：(1)实现了中国古代的第三次大一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2)君主专制统治空前强化，并达于顶峰；(3)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4)从对外开放走向闭关自守；(5)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产生和传统科技依然处于世界前列。

第五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中国各时期的中国梦

历史上中华民族梦想 的构建与破灭

班级：政教师范121 学号：1203012012 姓名：魏雪 历史上中华民族梦想的构建与破灭

政教师范121 1203012012 魏雪

【摘要】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经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中华民族的梦想不是现代才有的，它和历史一样古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就会造就不同的人，而他们就会有不同的梦想。中华民族的的梦想像一代人的的人出生和一代人的死亡一样，形成了，破灭了，继续重构。它生生不息，影响着五千年来华夏民族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中华民族 梦想 重建

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经提出，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共鸣。其实，中国梦的说法由来已久。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出自宋末诗人郑思肖(12411318年)的诗《德枯二年岁旦二首》中的其一:“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这首诗表达的是一心梦想着要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愿望。当然，中华民族的梦想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它和历史一样古老。从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之初就有雏形，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在不断变化演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梦想。中华民族的的梦想像一代人的出生一代的人的死亡一样，形成了，破灭了，继续重构，生生不息，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始终，影响着五千年来华夏民族的传承与发展。

一、原始社会的中华民族梦

原始时代，女娲补天，有使华夏人种滋生繁衍的梦想；神农尝百草，有着使人免于饥饿贫困和疾病痛苦的梦想；黄帝有统一中原，一统华夏的梦；他们的梦虽然源于传说，但却是对历史上中华民族梦想的一种抽象与具体兼而有之的体现，他们的这些平凡而朴素的梦想影响着我们华夏民族的繁衍生存。原始社会中华民族梦想无疑都是十分具有中国民间和民生特色的梦，但却是宝贵的民族梦想之魂。

二、奴隶制社会中华民族的梦想 夏商周是我国的奴隶制社会。夏朝的建立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大一统，这次统一的实质是用血 辛向阳 《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100732 脉传承替代禅让制。此时，国家已经出现，阶级已经形成。这时统治阶级的梦想是天命所归、天子独尊、统治万年，他们规定终身制和世袭制作为那个时代最高的天命、礼法和准则；他们说这就是天道，任何人都不得违反天命。当时西周实行分封制，通过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扩大了统治区域，并逐步构织出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全归王室所有，黎民百姓任其奴役宰割。但正是因为这种特权，历史上出现了夏桀、商纣、周幽这样极端腐败、实行暴政的君王。于是诸侯群起，争夺霸权，“治国平天下”成了那个时代最紧急、最迫切的政治课题。为了探索“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格局就在华夏大地上应时出现、应运而生，一时间产生、出现了像老庄、孔孟、荀韩等众多圣哲贤能之士，对天下大事各抒己见。如果说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老子的中国梦，那么天下大同应该是孔子的中国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是孟轲的中国梦。他们积极推销自己的主张，著书立说，最终成一家之言。

三、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梦想

（一）大一统梦

自秦始皇结束春秋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起，封建制在我国延续2000多年，为中华民族的农业文明奠定了基础，也为多民族人民的融合提供了条件。秦朝灭亡后，汉朝为了休养生息，遵循黄老无为的思想。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代，迎来大一统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保持这大一统，董仲舒的理论便应运而生了。董仲舒奠定了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中国封建社会不管怎样改朝换代，儒家思想却一枚相传，中华民族始终保持大一统。

（二）天朝之梦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完全断绝与外界来往；有些朝代甚至对外交往频繁。这些交往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天朝上国和文明中心自居，来者是臣服朝贡的蛮夷。但在看到交流盛况的同时，不能忘记它的思想底色是“万邦来朝”。这种关系是以儒家的华夷之辨为思想基础的。《论语·八佾》中言道：“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中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学界公认，儒家建构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只要夷狄接受中华文明，就可以同化为诸夏的一部分。如果拒绝教化，那就永远是野蛮的夷狄。这些信条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它是最大的民族——汉族的思想融化剂，出自《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而且泽被东亚，提高了周边国家的文明水平。另一方面，它又是封闭的思想堡垒，使中国人丧失了多次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转型的机遇。如清乾隆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天朝上国观念经历了初步动摇、再次动摇、初步崩溃和彻底崩溃四个阶段。天朝上国观念在晚清的崩溃有其必然性：晚清自身的经济与政治条件的变化;在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中,出现了一个与原来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人们由此发现了自身文化的弱点和不足;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信仰的动摇。

（三）救国图强梦

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与努力。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导的维新救国运动、有农民阶级领导的扶清救国运动、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救国运动、有资产阶级实业派领导的实业救国运动、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激进民主派尝试的思想救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五大救国运动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在没有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的近代化是不可能的；不论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各个派别，由于自身的局限，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要实现中国人民富强文明的梦想，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

总的来看，20世纪中华民族的梦想简单化、条理化、明朗化、系统化了，不像以前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统治阶级自私而狂妄的梦想居于主流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四、社会主义社会中华民族的梦想

（一）独立之梦

3543 张立胜 《试论天朝上国观念在晚清的崩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471 } 1470页

辛向阳 《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100732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因为，“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中国产党成立后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从踊姗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先后领导了土地革命，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来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复兴之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随着另一场梦的破碎产生的。长期以来，中华文明以其独有的特色和辉煌走在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脚步的加快，中国很快落伍了。固步自封的封建统治者仍然沉浸在往口的辉煌所造就的梦想之中，等待着“万国来仪”。不料，等来的却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等来的却是亡国灭顶之灾。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人摆布，更不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无动于衷。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入侵下随之而兴的，是中华民族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唤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提出。

总书记的话可以看出，中国梦是复兴的梦、中国梦是时代的梦、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中国梦是强国的梦、中国梦是富民的梦、中国梦是创新的梦、中国梦是攻坚的梦、中国梦是奋斗的梦、中国梦是出彩的梦。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开始，为了中 6

6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人民日报》1981年6月27日

李捷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2013年1月4日《光明口报》17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7日

李捷 《“中国梦”，深刻道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2013年1月4日《光明口报》17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汪金友 《十解“中国梦”》 [N] 人民公安报，2013-328.汪金友 《十解“中国梦”》 [N] 人民公安报，2013-328.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并把改革引向深入；大力发展高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搞好惠民工程建设；健全民主与法制，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人人都有梦想，人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奢望，人人都想过上辛福美满、殷实富裕的生活。只有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不懈努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加快步伐建设好我们的国家，多为民生事业出一把力、建言献策、凝聚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强国之梦，也才能让中华大地上成千上亿个家庭实现各自心中所追求的梦想。【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2-11一30.[2]肖贵清 《思想理论高度引领“中国梦”的实现》 党建 [J] 2013(2).[3]唐洲雁 《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 [N] 人民日报 2013 3 28.[4]《“中国梦”必将成为时代强音—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N] 解放日报，2012-12 3.[5]《价值观念构建是“中国梦”的关健—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2 [6]康来云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N].贵阳日报 2013一25 [7]梁丽萍 《百年沦桑“中国梦”》[N].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3 2 30 [8]汪玉奇 《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梦》 农业考古 201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