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讲义

第一篇：《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讲义

《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讲义

课程前言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前一段时期有媒体报道了收藏中国流失最多的大英博物管陈列了中国十大青铜器，其斑驳而久远的历史震撼了无数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铜文明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高峰，为何青铜会古老的中国出现？它的存在见证了怎样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它又消逝的如此的匆忙？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延祥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李教授坐客《世纪大讲堂》，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的李教授短片。专家简介：李延祥，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有色金属冶金系有色金属金属冶炼专业，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硕士比业，并获中国科技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世界史、冶金考古、科技文献学、科技考古等，李延祥教授常年奔走在考古现场，通过对现场挖掘物的研究填补了多项空白，对进一步提示炼铜技术在中国文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王鲁湘：说起青铜文明我们大家想到的可能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一幅雕塑作品，那幅雕塑作品名字就叫作青铜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罗丹的这样的一个人体雕塑要命名为青铜时代？有什么寓意吗？

李延祥：我认为它这个寓意是代表着人类要走向新一个时代，用这行话讲就文明的时代。王鲁湘：文明的时代，我们在世界史的区分中间，经常以制造工具的材料的质地来划分大的文明阶段，你比如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为什么青铜时代为认为是一个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次高峰？在此之前好像我们一般把它叫作蒙昧时代。

李延祥：对，现在普遍是怎么认为的，包括中国的文明、世界更古老的文明，比方说西亚的、北非的甚至新大陆的这些文明呢都有自己的一套冶金技术，主要是冶金技术它不是一般的简单技术，它和烧陶、打石器甚至琢磨玉器相比它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动用的手段有物理的手段、有化学的手段，背后呢是有着成百倍成千倍增加的劳动力投入，有多少多少的工序的一起组合，然后有产业的链形成的产业网，再加上它的产品的分配和社会等级相关联，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了社会的组织的强化组织的扩张，微观管理的也是强化，所以这些东西实质上就是一个政府的职能，一个政权的职能。

王鲁湘：就简单地说就是青铜的这个冶炼和铸造，我们今天看上去这么如此简单的一个东西在古代社会它意味着它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这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国家。

李延祥：对，国家或者国家政权的出现。

王鲁湘：国家或者国家政权的雏形，那么我们知道国家的或者国家政权雏形出现是我文明出现的一个标志物，重要标志

王鲁湘：一个重要的标志物，所以把它叫做是文明的第一波高峰。李延祥：对对。

王鲁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到中国的各大博物馆，特别是中原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尤其我们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青铜的器皿，有一些是实用器，有一些是礼器那个体量都非常巨大，这个都是出现在商周时期是吧，为什么在中原的商周时期突然青铜文化，青铜文明好像是爆发式的出现呢？

李延祥：据我的理解而言呢它不是很突然的出现的，它是有很长的文化准备的，你比方说咱这个青铜器如果追它的祖型都会追到咱们的新时期时代以来留下的那些高等级陶器，所以这些陶器当年也是作为礼器的，但是它到青铜时代它直接转化为青铜的而且成建制分等级，所以它作为一个产品代表着社会的地位、社会的等级和宗教王权这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的最早阶段，大量的制造使用青铜器，这是一个象征。

王鲁湘：作为一个冶金方面的专家，我发现您的学术上突出的一个贡献就是您从一些这个考古遗址的现场，比方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冶炼的，一个冶铜的一个考古现场，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炉渣了，就是一些炉渣了，然后您通过现场的炉渣的这种逆向分析，您能找出它的工艺流程，甚至能找出它的这个矿源来，这是您学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个逆向过程。

李延祥：哎呀，这个事有点长了，青铜器本身是一个最终的产品就好像是一个，举个例子说咱们俩住在北京但是一般人你看不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哪条路来的，但是我要是通过其他的路径来研究，找到你小时候在哪生存的一些证据才能说你是从哪来的，那么青铜器研究也是这样，我们更关心青铜器背后它的那些生产体系、它的物料供应来源，这样才能解释好多考古学现象。所以我结合我的学有色冶金的这个背景，我对冶金是相当熟悉的，那么冶金不仅仅是产生了最后的产品，作为这个财富等级的象征，它这个冶炼的过程中间还会扔出很多所谓想现在的观点讲就是废物了，比方说炉渣、尾矿这些东西，根据物理化学的一些原理它留在田野会经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变化是可以追寻的，另外，它作为一种废物扔在田野上，不会有人再把它加工再利用，甚至连地方都不会挪，出现这样得到的信息就是更准、更可靠，然后对它进行了正常的科学分析和一些特别的手段，就是说同位素的分析、微量元素的分析，试图构划出这个产业链，现在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基本上有一些结论，当然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自然科学的跟进，进一步补充。

王鲁湘：好，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教授给我们进行演讲会，大家欢迎。解说：青铜冶炼，人类冶金史如何诠释文明起源？中原文化统领华夏各族，青铜器制造工艺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短暂而辉煌的年代它给我们的是怎样不朽的财富？《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一、青铜冶炼与人类文明起源

李延祥：我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下青铜与中国的古代文明，人类的漫长的历史根据使用材料的种类划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后来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然后到了青铜时代基本上这个概念就和国家文明联系在一起了，这三个概念有一定的互相关联，大家了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开展很大的一个自然科学和社科学结合起来的课题，叫做中华文明探源，现在进行第一期第二期，现在是第三期，目的是追求我们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面貌，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文明的概念。

那在世界考古学、历史学上，文明有基本上经济通用的这么一个定义，第一要有城市的出现，然后有阶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出现，一般得三级以上，然后有文字、有宗教，这些都是通认的，另外，有学者后来提出来必须得有一套青铜冶炼技术，那么现在看来世界上古老的文明，最古老的文明，两河流域，今天伊拉克那一带文明、尼罗河埃及的文明，今天在巴基斯坦那一带印度河的文明，甚至新大陆、美洲、印第安创造的那几个文明，最后印加文明，也都有一套青铜冶炼技术。

我们知道中国是有很多很多的青铜器的，但是我们北方的草原上，各个民族边疆地区也有青铜器，也使用青铜，所以青铜在什么样的使用状态下、怎么冶炼的青铜才对文明有具体的、更大的贡献？这需要仔细的考察，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这一方面，不是我个人或者是咱们学者就让我们来看跟破烂差不多的那些炉渣什么感兴趣，我们更关心的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社会的组织。

解说：中国早期青铜器如何反映当时的人类社会活动？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青铜文化的辐射怎样融合与发展？《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二、青铜冶炼与早期人类社会活动

那么说起中国，现在有个基本事实，我们找到了早期铜器，除了个别的小件，基本上集中在四千（年）或者是四千五（年）之间，而且我们没有明显的一个使用红铜的阶段，也不能划分出非常明显的像西亚、东欧、东南欧有将的近一两千年的使用砷铜的阶段，我们几乎上来就是青铜，这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最早的冶金技术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也好，欧亚大陆也好，通过一些中间的环节传播过来的这么一个技术，但是我们从四千从年开始上来就走了一条比较独特的、先进的这条路，和世界上其他的或者是咱们周边的那些地区明显的不一样，主要表现出两点。

第一点，这个青铜是拿来干嘛的？做什么？它是礼器，或者有人讲这容器，这个容器也属于礼器的系统，它是为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和身份地位等级紧密结合起来的而用的，所以在咱们历史上留下了多少个名词，说皇帝最早采首山铜，然后铸鼎，鼎就代表了最高权力的象征，说大禹铸九鼎，大概是以向九州，天下分成九个州这个意思，有要夺王权的意思，就是说问鼎中原，说国家分开了，三国的时候要三足鼎立，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鼎为代表的一系列青铜器，代表了等级、地位、权利、财富。

所以当时就直接记载国家的大事就两件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祖先、祭祀神灵、巩固王权这些东西，说穿了都是庙里面、祭坛里面用的，当然也给各贵族用，比方贵族钟鸣鼎食，所以他吃饭的时候有音乐、鼎食，用大鼎和各种各样的青铜器，至于说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还是使用的石器为主，生产工具，木器，个别老百姓的自己的一根小铜针、小铜刀就很不错了，所以这个青铜器在中原它是和身份、地位、等级、财富紧密相连的。

所以青铜器的分配、使用，不是说随便就可以使用的，你有钱，你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不敢使用青铜器，或者成组的使用，说王要是去世了，他的殉葬，所以周王九鼎，诸侯可能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王以下的士用三鼎什么的，反正级别越低你用的越少，你不可以越制，就是有九个鼎你也不敢用这个九个鼎否则的话你就等于说造反，那是杀头的罪，所以这叫礼，那么到了春秋以后，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念念不忘的说要恢复周礼，都是在这个“礼”上做文章，青铜器在中原“在祀与戎”，更大量的是做兵器，但是咱这兵器做的配方好、质量好，要和中原以外的比，也是在质量上绝对领先的，所以中原主要是做祭祀的礼器、容器，然后做些兵器，质量方方面面都很好，所以它是一个工厂化的、流水化的、艺术和技术高度结合这么一个产品，这是在中原的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我们周边也有好多青铜文化，甚至中原进入铁器时代了它还停留在青铜时代，也有

好多的青铜器，比方说在咱们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它的一些青铜器就是做装饰品，往人身上自己招呼，比方说戴大耳环，戴一个不够，戴好几个，我们考古上在这个内蒙古敖汉旗有著名的遗址叫大甸子，这个遗址出了一个大概是王后一级的、女王一级的人，10个手指头戴11个大戒指，就说明她是往人的个人表达、个人表现这样装饰品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一些小刀、小剑都不太长，最长的青铜剑大概也就这么长，青铜短剑一般这么长，然后常用的有一个持柄刀，所以他这个人出来是青铜很多，那所谓青铜战士我们挖出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挎着青铜泡，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它这个东西就没有升成到礼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社会等级，有些战士挎得多一点，有些少一点，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所以它这个产品就没有划分社会等级、巩固王权、代表财富这么一个意思。

包括西北也是这个样，所有中国周边这些民族没有形成这样一套礼器制度，那这样相比之下，中原的铜器要是通过某种渠道，比方说贸易、赏赐、甚至战争的掠夺，到了咱们边疆地区极其被珍视，有些墓葬挖出来你一看明显的看出来他把中原的东西都隔了好几代了，差了好几百年了，他还一辈一辈传，带到自己的墓葬当中去。

青铜器本身作为礼器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中原的体制、中原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夏商时期，中原中心这一套观点也好、认识也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在夏商之前，中原是中心，但是山东也有中心，长江中下游也有，辽河地区，辽河上游也都有地区的中心，他们也都是向着文明的方向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最终这些中心都取消了，就留下一个大中心，我们中国的河洛地区，黄河和洛河那个地区，伊洛河一带，今天洛阳东边那一带，从此最早的中国就在那定鼎，然后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这关于青铜器，青铜用来做什么中原和周边地区有重大的区别。

再一个，就是这青铜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有重大差别，青铜是两种东西全在一起成的合金，铜和锡，那么铜是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矿产，只要有大山一般会有铜，你比如说离中原比较近的晋南，中条山，然后长江中下游，除湖北的大冶一直到南京，这是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山东也有，沂蒙山和山东半岛上都的铜矿，西北地区那就不用说了，东北地区都有，但是锡矿比较缺少，尤其是中国的锡矿，要不是分布在非常南，云南、广西、广东、湖南，要不分布到比较北，那哪儿？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北边的，大兴安岭的南路，那是长江以北巨大的锡矿带，多金属共生的矿带，要么就在东天山，所以中原现在锡产在哪？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那么说了这个锡产在哪儿你都没解决，你怎么能谈中原的生产体系呢？是这样，锡这条链我没找到，但是我找到铜的那一条链了，而且铜那条链一点锡都没出现，所以我能推断铜

这条链出现了一定有一条单独的锡链，所以我现在才敢这么说是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不会轻易就能推翻的。为了探讨青铜冶金生产的过程和它的生产的体系，我们从1987年开始，就在三个主要地区，一个是中原地区，就是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晋南地区，然后是以黑水河、党河、疏勒河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就是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再一个是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开展普查工作。

刚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经验，找到是全是晚期的遗址，所以根据考古学遗址分布的一些规律，我们才知道，一定要在矿区周边要作详细的工作，到现在大概发现将近一百余处属于四千年或者比四千多，距今三千五百年这些遗址，在中原大概有十来处，在东北发现了两个文化的东西，早期晚期有二十多处，然后西北地区有十来处，剩下在关中地区在其他地区都有。那么为什么就在这三个地区在干活不在别处地区呢？比方说在长江中下游你自己都说了那是巨大的成矿带，长江中下游有数以百计的古矿业遗址，但是大部分集中在商代晚期以后，然后春秋战国到汉代是一个开采高峰，后来又到了唐宋是开采高峰，它那个地方可能有早期的东西，但是非常难查，另外它也没有更好的考古学的大背景，所以它工作还要以后做，另外还剩下一个地区，山东地区，我们正在安排。

解说：严格的礼制约束使得青铜的冶炼有着怎样的规律分布？信息的传递与交汇，文明如何被传承？《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三、青铜冶炼的分布规律与文明传承

李延祥：那么这些遗址查完了，做咱们的冶金的常规检测，比方说他炼的是什么？是什么水平？那么三个地区显示出三个格局，中原地区，在中条山周边发现的遗址，清一色拿氧化矿石炼红铜的，炼出来东西就是纯铜，而且在本身的遗址上没见有进一步铸造成器的强有力的证据，只有个别遗址出现了很小的石范，可能是拿自己炼出来的铜直接做了个铜锥子什么的自己使用，那么它的铜都哪去了呢？

那么我们现在又在中条山地区，很早就知道还有两高等级的遗址，一个是在黄河边上小浪底水库，在垣曲县有一个叫垣曲商城，另一个在中条山的西北，叫夏县叫东下冯这两个是大城，有城圈的，都是具体数我记不住了，大概上百万平米的大城，在这里边就出现了青铜器的铸造做法，就见到了青铜，锡料已经被引入了。

然后更高等级的遗址就过了黄河就到了夏商早期的那些怀疑是夏的王都，二里头遗址，然后旁边还有个偃师商城，再晚一点，郑州商城，王家的后院全是大青铜，就有一个大青铜器的作坊，里面就生产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中原是把冶炼和青铜器的铸造是分开的，锡和铜这两条链也是分开的，它分开代表着后边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制度，你能炼铜的地方，低等级的地方你是不可以造青铜，你要造青铜等于说你就是在造反，你越礼越制了，所以这个等级很清楚，所以这背后就有着一个强有力的控制在里头。

那么周边地区呢，西北地区就比较简单了，西北地区它是把矿挖出来，运出，也许是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在黑水河也好、党河流域也好，河边找一个高台，比较适合人类居住，在那炼铜，铜炼完了炼到尾巴了，它就引入了一种含锡的、含铅的合金元素，直接造青铜，用石范为主的，用石头做的范，滑石为主的铸造小件青铜器，包括铜泡、铜锥子、小铜刀，所以它是把冶和铸没分开，冶炼就需要很高的工艺，铸造也需要更高的工艺，而且还有艺术性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这个工匠没有专业化的明显区别，炼铜的人也是那拨人，造小铜器的也是那拨人，所以它的结构就相对简单一些，这个结构我们现在做起来看，它大概两千年都没变，因为最早的遗址哄距今四千多年，最晚的遗址跟孔子一个年代，距今两千五六百年，还是那个格局，就是说大遗址先炼铜，炼完铜马上就在这个遗址上配青铜，然后就做一些小件的铜器，所以它这个体系就相对的落后。

那在东北呢，在辽西地区，辽西地区有两在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叫夏家店下层文化，紧接着来的叫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个文化的族属和这个生业形态不太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探明白最清楚的是后来夏家店上层文化，它就一个巨大的共生矿资源，这个地点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叫大井古铜矿，这个古铜矿我算过，粗略的最保守的估计，它开出过四千吨青铜，因为这个矿它就是一个铜和锡的一个共生矿，这个矿拿过来之后你直接炼就会得到青铜。

但是你炼好了，青铜的质量高，含锡量高一些，你要炼不好，青铜出来的少，都跑炉渣里面去了，就是这个锡都跑炉渣里面去了，青铜的质量也就差，所以它用这么一个共生矿，向着东南方向形成了十几个冶炼地点，每个冶炼地点都可以炼这个东西，炼出来数量很大，质量很差，造型很小，那些铜泡、铜刀，所以它更不会形成等级化，强有力的社会生产组织，它连那个矿源他都没有控制住，巨大的矿源好像是一个公共财产，谁想要，你是赶着牛、赶着马到那挖个矿石，回来在自己的冶炼厂里就炼，所以它这么一个体系之下，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对政权的管理体制产生多大的影响。

几个地区比较下来，只有中原这个体制最发达、最复杂、也是最严格，它的产品也是等级最高，然后在产品的分配上也是和财富、等级、王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它客观上就会导致背后的管理机制、管理体制它的强化、它的扩张。

这个青铜冶金它不是一般的物理的加工，你要琢磨玉器，咱们有很长的玉器使用历史，古人也非常推崇玉器，但是玉器它就没有青铜这么一个作用，玉器到山里也开矿，也用一套采矿的石锤子之类的，但是它运里自己的老家，主要是艺术家慢慢的加工，你想弄快了也弄不了，然后一个简单的物理切割。

那么你要造青铜的时候，你首先要开铜矿、开锡矿，那么这个铜矿品位现在讲你能够达到5%，那这工业上乐得不得了，现在每个矿区你下去探，它的矿外里面也就是是1-2%，然后你要想开这个矿石，开100斤矿石你得开出2000斤原矿石开，你要是100斤铜的话，然后用手捡，把它品位进一步提高，提高到40%-50%才可以进炉冶炼，以后冶炼过程当中又得造渣，在铸造的过程当中还得制范，整个这一套下来，它的成本是几百倍的升高，调动的人力、物力不是说十个人、八个人就行的。

你比方说造采矿的石器，某些遗址上一见就数以千计，一捡就捡半汽车，那个东西都是一点点凿出来，凿成一个压腰状的，然后你要冶炼的时候你还得烧木炭，砍伐森林，整个这一项下来就是说，在微观上讲，它要一个工厂内它要有一套管理制度，有各个工序的衔接，彼此配合，这个你要是管理不好你的成本就要上升，甚至你就炼不成，那个铜你就炼不出来。你比方说冶金你要鼓风，这个风你要鼓不好或者说是你间断了，那保准是炼不出来，这是在微观上它要强化、加强企业的管理。

在宏观上你地区和地区之间你还必须得有联系，从矿区到冶炼区，到铸造区这是挺长的一个链，这中间必定有一个政府的组织在背后来策划它、管理它，那这样一个因素就是导致你地区和地区之间你必须得交流了，否则你别炼青铜，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区你必须得交流，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在考古学上讲，考古学文化你必须得互相交流了，这是推动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要素。

那么这个链现在我们知道最长的好几百公里，这是铜的这条链，锡的这条链我们还没找到，但是中原缺乏锡，锡的这个链可能更长，也许触角就伸到了更远的矿区，然后铜的来源可能不是一个，锡的来源也可能不是一个，几条链搅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网络，最终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所以是新的产业、新生产力要素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组织机构的强化，这些东西得到一定的强化就是表现在王权的扩张、王权的强化、政府组织机构的强化，这是文明产生的重要要素。

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可以推解为文明产生的冶金论，因为以前有人就提出过文明产生，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说是治水论，也说两河流域，也说古埃及，说是因为人要生产农业，要治水才能形成这个文明、形成政府组织，那么我发现这个治水论，至少我觉得在中原不是那么有证据，因为传说是有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治在哪里去了？治的是渭河？治的是汾河？

治的是黄河？三门峡？那几个什么柱子真是大禹干的吗？甚至大禹有没有其人这考古学上都难证，反而我们这些东西是经过向十年来这考古学上，山山水水，一点点找出来的，而且中原和周边地区的重大区别我们是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说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说我这个观点可以归结为中原文明产生的，也叫冶金论。

我们给大家汇报就这么多，谢谢各位。

解说：青铜冶炼技术的文化传播模式是否也适用其他文明？铸范技术如何将人类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铸铁时代？如何从冶金史的角度诠释青铜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四、访谈

王鲁湘：非常感谢李教授精彩的演讲，听李教授演讲以后，对于文明产生的原因我在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们知道，过去就像李教授刚才演讲的结束的时候说的那样，我们很多的历史学家，包括像著名的黑格尔在内，都是提倡一些大河文明，然后产生一些大的国家制度，是因为有一条共同的很长的河流，需要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共同治理，否则的话上下游之间在不同的季节里头会因为水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因此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管理者来分配这种水资源所以产生的，包括洪水时期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来领导人们共同抗击洪水，所以才产生了复杂的国家组织。但是李教授提出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复杂的我们的文明的形态的出现，实际上是导源于我们冶金把人类带进了复杂的社会的文明的组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那么我想请教李教授，这个观点只是对于中原文明适用呢？还是在整个世界的其他的地区，你比如说古埃及地区、两河地区，包括后来我们发现的新大陆，印加地区也适用您的观点？

李延祥：我觉得我这个观点以中原比较适用，为什么？咱们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文明起源比较晚，我们的文明产生的之初受到外来技术的刺激，这个技术主要是青铜冶金技术，也包括其他传来的一些东西，比方说骑马、驶车、麦子、大麦小麦这都是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慢慢传播过来的，所以这样这个冶金技术传进来之后，它的冲击力就更大，所以咱们二里头时候就开始就很清楚的把这个礼器一下子把材质全换了，礼器这套制度在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甚至器型都定了，但是它一下子就把它陶制全变成青铜制，然后以后用青铜把礼器给固化了，大家在遵守这个礼器，又扩张这个礼器，把它向周边扩张、传播，最需要青铜越造越多，青铜器的原料越追越远，原来可能就在周边，为了获得更多的锡，这个触角向着南方。

现在我们知道，大概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把手伸到了广西的北部，到了西周的时候说的更

清楚了，江南的锦锡，那别外没有，为什么就它那有呢？就奔着矿产去的，包括商代晚期，辽西的资源已经得到了利用，大的利用，商代的青铜器在辽西不断的出现，有时候像祭祀，几个地点一出一堆一堆的，这些东西在辽宁博物馆放着，这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中原的王权为了获得这些金属的原料主动的向周边扩张自己的势力，周边那些矿产区也是为了中原这么一种需求，可能提供着矿产原料，然后中原的青铜器作为一个产品回赠给他或者是赏赐给他，才留在各地出现了中原类型的青铜器礼器、青铜容器，所以我等于说就是一个大的产业高度发展之后会导致政权的强化、文明的发展。

其他的文明，你比方说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它不一定非得是以青铜为主要点，但是它很早就有，因为珍稀矿产原料的开发而导致的贸易，比方说在两河流域，在今天土耳其一带产的黑曜石，它的贸易通道就很长很长，在今天的阿富汗它产的锡、产的表青金石通过一条很古老的商道，实际上就是咱们丝绸之路的西段，考古上叫霍纳桑之路，就把那些宝石、锡料都运送到两河流域，甚至到了古埃及，所以对珍稀矿产资源的追求、对它的深度开发对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有影响。

王鲁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青铜，特别中原的大的青铜礼器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原的青铜文明和这些地区的文明，青铜文明最大的一个，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贡献，就是李教授刚才演讲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我在这再强调一下，就是青铜范铸技术在中原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最早的伟大发明，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技术是吧？

李延祥：对，范铸技术产生大概的两条原因，第一我们是想把已经有了成型的陶制的礼器把它转换成青铜制的礼器，在造型上你必须得满足，这是有一个客观需要，那么这个东西你要想满足这个造型，这么样一个复杂结构的陶器、礼器，你要把它材质变成青铜，你要造型上你就不能用其他地区广泛用的石范，这个范你要能铸上，然后还能够打开，能够分开，分范，然后花纹什么的都做好，只有咱们黄土做的范是最合适的，再加上中国黄土是最不缺的、最细腻的，所以用这黄土搭积木似的，多少个组合，有时候是几十块范组合在一起，然后有内范有外范，有怎样加工花纹，一共有十多种方法。总而言之，用咱这陶范先做好，阴干，上陶窑去烧，有时候一窑就跟现在烧砖是的，烧出来全是陶范，只要这个东西来坏，我给它组合在一起，把青铜配好合金往里浇铸，浇一个是一个，浇一个是一个，所以一套范一个器，一套范一个器，不会有两件青铜器严格重复的，我是说虽然是一窑烧出来的，每套范都不一样，因为每套花纹都是单独刻的，所以你很难找到两件青铜器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它套那生产化的东西有流水线的意思、有工序的衔接，但是它不是说生产的产品千篇一律全一样的，不是，所以这套技术一个是把中原的青铜器造的精、美、高、大，对周边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再一个它给我们留下一个更好的遗产，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工匠就认为金属都能化成水，然后铸造成器，这个导致我们后来走向生铁冶炼，咱们中国炼铁，世界也炼铁，但是只有我们一起源的时候就把铁化成水，西方偶尔也能炼出来生铁，罗马帝国那个遗址里就有，但是他生铁不会用，生铁本来就是很脆，就是咱们农家那个铁锅就是生铁，你一摔就碎了，但是你要把它铸造成型之后，再经过一定的处理把它变成钢，就更好用了，它脱碳就可以成钢，所以这套范铸技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技术遗产，在铁器时代才真正的发扬光大了。

王鲁湘：而且对于中国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五行哲学中间，有一个叫做金生水，金克木，但是金生水，我们过去一直不理解金为什么生水大概就是从这个工艺来的。

李延祥：咱们是五行说，西方西腊就四行说，它就缺这个金，所以中国古代工匠就是说思想顽固也好，传统也好，老是认为所有的金属都该化成水，然后倒在陶范里一浇就成型，所以我们的铸造手段是为主的，一直到汉代以后才有一些锻造的东西出来。

五、现场提问

王鲁湘：好，我们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有问题要提的同学请举手。

学生：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中原文明的冶金论，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礼制，青铜器作为礼器，在商周时期成为礼器的主流之前，陶器就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陶器和玉器成为中原的礼器，那么这个礼器这种文化的形成其实是很早的，如果把它放在商周来看，冶金的确是推动它这个文明进一步发展，但是能不能说明它成为这个礼器上升到文明这种层次的一个因素呢？

李延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这个青铜器，这套礼制可能还存在，还在中原地区流行，还用陶器来做，但是中原地区可能和其他地区一样，比方说和山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辽西地区并行的，它这套礼制不被人家所承认、不被人家所崇拜，甚至不被人家所接受，现在是它把它青铜化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震撼力才导致周边民族、周边地区接受它这个东西，从物的吸引方式上渐渐的在周边得到了认可、得到了崇拜，甚至它骨子里认为什么时候我要是有能耐了我也得到中原去。历史上各个民族进中原干嘛？要在中原做皇帝、要在中原接受中原的体制，甚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习俗都主动的不要了，还得学中原那一套。所以我的解释为什么中原成为中心，中国文明不是随便说的哪个文明，在这一点上，这个青铜，这个生产体系和它的产品分配整整这一套是起了大作用，所以一个学说也好、一个观点也好，最好说出几句话突出你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说了，我认为文明起源在中国的冶金论，当然会的片面性，比方说文明是有各别要素，那精神要素老早老早就传下来了，农业方面的要素老早老早就传下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冶金这套东西出来，那些东西还在往下传，但是它上升不到文明，更成不了现今中国的，甚至东亚的一个大中心，我是从这个角度说三个字，说冶金论，因为这样容易传播我的思想、容易传播我的学说。对不对咱们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判，都欢迎。

王鲁湘：非常感谢李教授精彩的演讲，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了夏商周，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青铜文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好让我们再次感谢李延祥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第二篇：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 课程考试满分

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 课程考试满分

一、单选(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高峰。

A.青铜文明 B.石器时代 C.铁器时代 D.黄金文明

2.在我国古代，统领华夏各族的是下列哪种文化？

A.中原文化 B.西夏文化 C.藏区文化 D.边疆文化

3.在我国的五行哲学中，（）生水。

A.金 B.木 C.土 D.火

4.尼罗河文明指的是下列哪项文明？

A.古埃及文明 B.古印度文明 C.古希腊文明 D.古巴比伦文明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石器时代被分成了以下哪两大时代？

A.旧石器时代 B.新石器时代 C.黑石器时代 D.有色石器时代

2.李延祥教授指出，根据使用材料的种类，人类漫长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分别是（）

A.青铜文明 B.石器时代 C.铁器时代 D.黄金文明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李延祥教授指出，中原的铜器通过某种渠道，比方说贸易、赏赐、甚至战争的掠夺，到了边疆地区极其被珍视。

正确 错误

2.李延祥教授指出，青铜发展轨迹背后隐藏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社会的组织的发展历程。

正确 错误

3.李延祥教授指出，文明产生的冶金说适用于所有人类文明。

正确 错误

4.李延祥教授认为，青铜时代与国家、文明联系在一起。

正确 错误

第三篇：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一、二里头考古发现

1、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引人注目，时间上和地域上与夏朝最吻合的是河南偃

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2、考古发掘

（1）宫殿式建筑的出现，说明了二里头社会的分化已很明显

（2）二里头居民的经济生活大体以农业为主，农具有石制和骨质的铲、镰、斧等；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羊等

（3）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大多属于礼器和祭器

3、意义：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量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夏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二、二重证据法

1、二重证据法：20世纪初，历史学家王国维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纸上之材料”，即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也引申为不同来源史料间的相互印证

2、实践：文献《礼记·礼运》与考古发掘成果——二里头遗址相互印证展现夏朝国家的产生

三、青铜时代

1、司母戊鼎：商朝青铜器的代表

2、商朝青铜器的特征：制作精良，造型独特，纹饰瑰丽，表明商朝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日

趋成熟，为世界青铜文化史上所罕见

3、甲骨文：是商人在甲骨上记载占卜情况的古文字，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真实记载了

商朝社会各领域的历史状况，是探索商史的第一手资料

四、封邦建国体制的内容

1、分封已臣服的殷人后裔和原殷邦方国的首领

2、以武力为后盾，将同姓诸侯分插到各地方国间，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功效

五、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

1、主要内容

（1）经济变革：是最深刻的变革，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随着农业的发展，私人手工业、商业也活跃起来

（2）政治变革：由列国纷争到各国进行内政改革以富国强兵，由西周的“封邦建国”体制

变为秦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

（3）文化变革：百家争鸣，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2、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趋势

六、百家争鸣

1、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由于“士”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思考方

向不同，提出了关于治理社会、安定人心不同的方案。大国兼并政治催生的“天下定于一”局面，以及列国纵横捭阖的纷争，推动了思想家的活跃和思想创造力的发挥

2、诸子百家

（1）儒家

①孔子，创始人。发展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创造出“仁”这一核心观念，倡导“仁者

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为“礼”输入了新的生命力

②孟子：由“仁”发展出“仁政”

③荀子：重新解释孔子的“礼”，熔礼、法于一炉

（2）法家：韩非、李斯，正面肯定当时的社会大变革，提倡“法治”，倡导激进的功利主义，主张实行君主集权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受到当政者的欢迎

（3）道家：老子，对现世政治持否定态度，主张“无为而治”，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时

代，鄙视世俗的物质享受和对财富权力的追逐，具有对事物恒变、矛盾对立的转化的朴素的的辩证法思想

3、意义：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灿烂的一页，是我国后世学术思想的源头

4、影响：不仅对中国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灿烂的思想学

术奇葩

七、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1、目的：为了有效控制大一统的局面，秦朝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2、内容：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央政府的最高官职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下设廷尉、治粟内史等诸卿。一切军国大事均由皇帝裁决。地方政府为郡、县两级，郡县的长官均有朝廷直接任命

3．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

（2）建造驰道和直道，以保证政令的畅通

（3）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侵扰

（4）开边移民，以充实边地实力

（5）焚书坑儒，以统一思想舆论

4、影响：秦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我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蓝本

八、秦短命而亡的原因

1、滥用民力

2、赋税繁重，横征暴敛

3、秦律名目繁多，诛罚苛刻

4、一味重功利、恃酷法，不适合统一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5、统治者集团内部斗争

九、汉承秦制

1、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汉统治者继承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制、中央官制、地方

郡县制）。但是，刘邦借鉴秦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分封同姓诸侯，形成郡

县与封国并行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吴楚七国之乱”

十、文景之治的内容

1、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下诏减免田租

2、废除秦朝留存下来的严刑苛法

3、形成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十一、汉武帝加强皇帝集权的主要措施

1、实行内外朝制：由皇帝与亲信近臣形成了宫廷的决策核心，称为“内朝”或“中朝”；而

以丞相为首执掌政务的政府机关，称为“外朝”

2、创设刺使制度：由中央特派监察官员，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

3、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权利，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十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手段：设五经博士，将儒学定为官学；建太学，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郡县的学校也

配有经师授学

2、实质：儒表法里

3、影响

（1）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成为官员选拔、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

（2）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3）为儒学学者置身仕途开辟了道路，“通经致用”成为古代学者的普遍追求

十三、“柔道”政策和作用

1、政策

（1）政治：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成为官宦世家

（2）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大庄园，驱使大量依附农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

（3）军事：拥有“家兵”、“部曲”之类的私人武装

（4）文化：具有精通儒学的文化优势，把持地方舆论

2、作用

（1）平息了西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全国呈现较为繁荣安定的景象，后人誉为“光武中兴”

（2）对贵族官僚和地方豪强妥协，原先的社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十四、三国鼎立

1、北方人口南移，为南方带来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

2、诸葛亮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举措

（1）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发展农业

（2）推动煮盐、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

（3）开发少数民族聚集的南中八郡

3、孙吴政权开发江南的举措

（1）自然条件优越，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铁冶炼、瓷器烧造等都有明显发展

（2）滨海枕江、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使造船技术日益进步

十五、孝文帝改革

1、背景：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混杂共处于中原地区，频繁的接触和交

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2、内容

（1）政治

①地方基层实行“三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地方行政

②颁布官吏俸禄制和惩治贪赃的规定，以遏制贪污腐化

③全面推行汉化，迁都洛阳

4改定官制和律令 ○

（2）经济：推行“均田制”，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文化：尊崇孔子，实行礼制，提倡以孝治国

（4）风俗习惯：改语言、服饰、姓氏，促进通婚

3、影响：对加快民族融合进程，推动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十六、三省六部制与政事堂

1、三省六部制

（1）创始：初创于隋文帝时，唐朝时继承和发展

（2）内容

①中书省草诏

②门下省审核

③尚书省执行

（3）影响：是皇权逐渐加强的产物，众多宰相集

体议事，分工明确的三省互相牵制，使个别宰相难以擅权专断

2、政事堂

1、设立：作为宰相议事的处所

2、作用：凡遇军国大事，由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经皇帝批准后，以诏令的形式颁布执行

十七、科举制

1、内容：科举制是一种通过分科考试形式选拔官员的制度，由隋朝开创，经唐朝逐渐健全

2、作用

（1）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

生了深远影响

（2）通过科举制，央政府得以网罗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

（3）地方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十八、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

1、唐太宗善于体察民情，实行疏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修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日趋安定、生产逐渐恢复

2、广招贤才，知人善用

3、居安思危，时时以长治久安为念；虚心纳谏，勇于改过

4、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既重视加强国防，平息边患，又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与边地少数民族来往交流，和平相处（代表：将文成公主嫁给土蕃君主松赞干布）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

中国古代文明的衰落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繁盛与危机并存的时期

一、政治上

总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明初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强化皇权，实行厂卫特务统治，采用八股取士，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清朝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决策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同时暴露出统治阶级的腐朽，说明封建制度日渐衰落。

1、皇权的加强

（一）、表现：

1、明朝丞相制度的废除（1）背景（原因）：①根本：皇权、相权矛盾激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②具体：A 吸取元的教训

（2）废除：明太祖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皇帝掌六部。（3）、影响：（1）专制皇权发展到新高度。

（2）皇帝手操权柄，利于防止权臣专政，巩固统治。

（3）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个人裁定，社会兴衰维系于皇帝个人素质，有助于君主独裁专制。

2、明朝设内阁

（1）明太祖：设立殿阁大学士，仅备皇帝顾问兼协理章奏

品秩较低，不参与决策

（2）明成祖：设立内阁，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讨

地位逐渐上升

明中期以后：可以“票拟”对奏疏的处理意见（最后皇帝“批红”）

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3、清朝：

（1）承明制，设内阁——日常事务。

（2）设议政王大臣会议——重要军国大事。凌驾于六部之上，皇权受限制。

4、军机处设立 ①时间：雍正年间 ②原因（目的）：A 议政王大臣会议削弱皇权。

B 处理西北紧急军务。

③职权：初：参与处理军务。

后：参与处理机要政务。

④地位：品级不高，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

⑤影响：A 简化处理政务手续，行事快捷，提高了行政效率。

B 标志专制皇权高度发展。

（二）、结果

1、唐宋以来，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遭压制。

2、专制皇权强化是传统官僚体制发展的产物，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

3、导致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手，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2、监察与谏议

（一）、明清：都察院（中央）六科给事中（中央）按察使司（地方）

（二）评价：（1）积极性：整顿吏治，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集权，谏

正皇帝过失，防止决策失误。

（2）局限性：不能从根本上约束皇帝权力，未杜绝官僚队伍中的腐败、低效现象。

3、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 表现：

（1）以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中央行政体制。（2）以科举制为代表的选官用人制度。（3）维护官僚队伍廉洁高效的监察制度。

特点：

（1）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发展需要，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2）反映了社会结构变化，不断吸纳新生力量，保持统治基础的稳固。

二、经济上

总述：农耕经济高度发展，私营手工业取代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白银成为流通的货币，区域性商人团体形成，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市镇，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政府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是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对外贸易也日渐萎缩，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1、土地制度

明清：商品经济繁荣，买卖普遍，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高峰

租佃关系普遍化的原因：人口增加

土地兼并的结果

封建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民身份的提高

2、农耕经济高度发展

（一）、农业生产发展：

1、生产技术水平提高。

2、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高。双季稻扩种

3、高产作物引进、推广。玉米、蕃薯

4、广泛植棉，衣食结构变化

（二）、手工业的发展

私营手工业取代官营占主导。

（三）、商业的发展

1、明中叶：广泛用白银，商业资本活跃

2、明中后期：江南等地涌现工商业市镇。

（四）、赋役制度变革

1、明中后期：“一条鞭法”

2、清前期：“摊丁入亩”，赋役制度成熟标志，生产关系重大变革

（五）、综合国力强盛，领先世界

1、突出表现：人口增加。

2、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占比重的年增长率高于欧洲（不具备明显优势）

3、城市数量多

4、明中后——清前期一半白银流入。

5、是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地区之一。

二、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

（一）、产生：

1、时间：明中叶

2、地点：江南纺织业

（二）、含义：

1、工场手工业经营形式。

2、工场主雇佣有自由身份的雇工，为市场需要生产

（三）（特征）雇佣劳动

（四）、表现:

1、苏州：劳动力市场

2、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分工协作，社会化程度高，效率高的民营手工工场。

（五）、阻滞新经济因素成长的障碍

1、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根本原因

2、国内市场：官府剥削

农民贫困，购买力极低。

3、明清专制统治（表现及影响）（1）矿禁（2）“重农抑商”政策

4、明清：“海禁”政策

（1）原因：①根本：自然经济

②直接：防范“外夷”侵犯，担心东部沿海抗清力量结合威胁统治。③统治者固步自封、盲目自大 ④传统观念影响

⑤西方殖民扩张势力侵扰

（2）含义：限制与西方的私人海上贸易（3）影响：①积极：一定程度防范列强侵略，有自卫性。

②消极：

a打击中国航海业、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主动权、高额 利润长期被外商垄断。

b脱离世界发展大势，失去了利用国际贸易的优势开辟海外市场、刺激资本扩张、推进工业化的契机。

c不能阻挡西方侵略者的侵略。

d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未能脱离萌芽的原因

1、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重农抑商政策，以农为本思想

2、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3、封建传统理学占统治地位，古代商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思想

4、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近代前夜的危机 中西方对比

中国：封建制度顶峰，君主专制加强，专制制度阻碍

自然经济占主导，农耕经济繁荣，严重摧残近代化因素萌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未形成扫荡旧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重农抑商

闭关锁国

鄙薄科技，文化专制，愚昧自大，固步自封

西方：开始资产阶级革命

工业革命完成近代工业国转变

重商主义。争海外市场，掠夺财富，贩卖奴隶，越洋抢滩、海外殖民。

资本原始积累

重视科技，思想解放

总体：工业文明显现出相对于农耕文明的巨大优势，中西方国力兴衰易位，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致落后挨打

3、商业的发展：明清：新特点

（1）商业市镇。

（2）货币经济占主要地位。（3）农产品进入市场。

（4）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商品化。（5）广泛用白银。

（6）区域性的商人群体

商业城市兴起：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

4、重农抑商政策 强化：明清

（1）表现：不鼓励、对商人盘剥，控制民间对外贸易

（2）影响：①不能完全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阻碍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成为导致中国被甩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之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评价：

1、封建社会初期（积极性为主）

（1）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地主阶级政权。

（2）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控制流亡人口，利于农民生活稳定和生产发展，利于社会稳定。加强中央集权

（3）一定程度上促进手工业、商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

2、封建社会末期（局限性为主）

（1）明中后期，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阻碍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

（2）阻碍手工业发展，阻碍产品流通、商品经济发展，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国家贫穷落后，被甩在世界之后。（3）导致经济结构过于单一。

5、手工业

钢铁冶炼;明朝：焦炭流行 棉纺织业：（3）元明：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

（4）明代：棉布成为民众主要衣料。

制瓷:明清：与丝绸成为对外出口的大宗产品

清 珐琅彩

三种手工业模式见表格。。。

三、思想文化

总述：出现反封建民主思想，但理学仍占主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渐衰落，儒家思想遭到批判，君主专制遭到否定，主张个性自由，提倡经世致用工商皆本，但正统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

（一）陆王心学（主观唯心）

1、南宋：陆九渊——心学

主张：① “心即理也”，心是万物渊源。

②“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2、明朝：王守仁——“阳明心学

（1）背景：明中期，理学失去求圣贤学问精神

（2）主张：①学术流弊导致道德沦丧、社会动荡，用心学更新理学。

②核心：“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理，天生具有，克服私欲、回复良知能成为圣贤。知行合一道德自律

宋明理学的影响：

（一）、积极：

1、儒学主流，影响深远。

2、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气节、品德；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凸显人性的庄严。塑造中华民族的积极性格。

（二）、消极：用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

（二）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想

一、背景：

（一）经济：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二）政治：新思想孕育，专制腐败政治阻挠。封建制度腐朽，君主专制强化

（三）思想：八股取士阻挠。程朱理学陈腐不化，追求思想解放个性发展

（一）明晚期——李贽“异端”思想

1、背景：

（1）程朱理学——因循守旧、陈腐不化。

（2）商品经济——拜金逐利，冲击传统道德观念。

（3）士人——冲破儒学束缚，蔑视礼法，追求个性发展。⒉思想内容：⑴政治：①鞭挞程朱理学，否认孔孟学说是万世之至论，不应以“四

书五经”作为唯一的思考标准

②批判封建道德礼教，主张个性自由发展。认为人皆有私

（2）哲学： “万物皆生于两”。否定 “天理”存在，摇撼“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基础。

（3）主张男女平等

（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批判君主专制统治和宋明理学，主张工商皆本，倡导“经世致用”。个性解放

3、王夫之

——建立较完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1）哲学根本问题

“理在气中”，万物规律体现在物质世界中。（2）认识论

“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通过考察客观事物可以得到正确认识，颠覆程朱理学“道在气先”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理论根基。（3）伦理学

“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充分肯定作为人本能要求的情感欲望和私利的合理性。

4、黄宗羲

——反对专制暴君政治、鼓吹早期民主思想（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想）（1）宣称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

（2）君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师友”，根本上否定陈腐的伦理纲常。

（3）提出限制君权的理论设想。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学校）

5、顾炎武——“经世致用”、“明道救世”

（1）主张：①呼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②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经世致用”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

（2）影响①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考证学术之风气。②为后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泉。

三、明清之际批判思想的影响

1、对理学反思、批判，植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工商阶层的兴起。

2、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新的活力。

3、带有早期启蒙性质，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强烈的冲击，有启蒙作用

4、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考证学术之风气

5、晚清的民主思想没有动摇封建东芝的理论基础，没促进社会转型。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四、地位

没形成主流：原因：资本主义萌芽脆弱

专制主义压迫

传统思想根深蒂固

五、特点：体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反权威反教条反传统

主张经世致用

带有早期民主性质

四、文学科技

总述：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科技处于总结阶段，明清主要文学形式是小说，更适应市民阶层的需求，书法绘画艺术平民化，世俗化倾向，戏剧繁荣，文学艺术具有高度的反封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教育科学文化政策出现了君主专制加强的色彩。

农学

明代——《农政全书》徐光启

1、内容：总结经验、参照西方、科技实验。

2、作用：（1）农书：科学性、创新性、先进性。

（2）徐： “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医学：明代——《本草纲目》（李时珍）

1、内容：系统总结16世纪前药物学成就。

2、意义：

（1）古代药物学最高成就。

（2）最先进分类法，体现生物进化思想，推进生物学发展。（3）“东方医学巨典”。

明朝科技发展：传统科学总结期，从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萌芽。原因：发达的农耕文明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

交通发展

国内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的促进

科学家献身科学，创新精神 特点：重视经验，综合法

应用的科学，缺乏理论探究

服务于农业

西方：注重实验

严密的逻辑分析体系

服务于工业

书法：明代：

（1）原因：平民化，世俗化。（2）特征：强调个性化创造

绘画：明清

1、文人画：（1）特点：

①继承宋宫廷画风，沿袭元山水意趣。

②由于社会的变化、社会动荡，出现风格奇特的画家。（2）代表人物：朱耷

2、小说雅俗共赏，木刻版画插图。

3、民间：年画、寺庙壁画、布贴画、剪纸画等（前代也有）。

中国绘画的特点

1、宫廷、民间绘画注重写实，文人画注重写意，融诗、书、画、印为一体。

2、讲求神似、意境和气韵，注重个人主观性情的抒发，表现手法灵活、自由。

3、启迪自尊心、自信心等方面起到潜移默化作用。

明清小说 一）条件

1、工商业城镇兴起，市民阶层崛起。

2、印刷术不断完善。

3、新兴社会群体对文学精神食量需求的刺激。

4、政策黑暗官场腐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5、文化专制八股取士

（二）主流：

由宋元话本脱胎而来的章回体裁小说。

（三）代表：

1、明代：

（1）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2）短篇小说集

“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续刻拍案惊奇》

2、清代：批判现实《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戏曲 昆曲：

（一）时间：明中叶到清中期鼎盛。

（二）地点：江南昆山

（三）特色：

1、文词典雅华美，寓意深切。

2、发音吐字讲究格律板眼。

3、主要表演形式是载歌载舞。

（四）意义：

1、明中后期，熔诗乐歌舞戏于一炉发展成全国性剧种。

2、对众多剧种形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3、被誉为“百戏之祖”。

“国粹”京剧

（一）产生原因

1、外部：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满足文化娱乐需要。

2、内部：

“四大徽班进京”：乾隆寿辰，三庆班等。

（二）形成

徽班吸收了汉调、昆曲、秦腔、梆子腔等多种剧种的腔调和表演形式。

（三）特色

1、艺术程式：角色划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

2、表演艺术：象征虚拟、歌舞并重。

3、艺术手段：综合运用唱、念、做、打。

4、渲染气氛：锣鼓、京胡、笛子等管弦

（四）地位：戏曲推向新高峰，“国粹”。

（五）影响：在人类文化艺术殿堂上放射奇光异彩。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

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只是，《尧典》等传世文献，经过战国末乃至秦汉时期的进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词更规范一些而已。但不论是《尧典》还是《容成氏》，它们都既包含战国时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也包含从战国之前传下来的内容。《☆公盨铭》也有同样的问题。“☆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铜器，它把史书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的记载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毕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时的记载，在《☆公盨铭》中也应含有西周时期的思想、观念、制度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标准来分辨，其中哪些内容是在写成这些时受当时制度、观念、思想影响而新出现的，哪些内容是由更古老时期传下来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做这类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会形成用战国人的史观来描绘今日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这样研究问题，自以为是信史，可别人不一定认为就是信史。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史传说多处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受《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大一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每每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一个朝廷中的不同的职掌，即他们都曾同朝为官。而早在八十年前，顾颉刚先生就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现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也表明，夏代以前的远古社会是族落林立，并不存在类似统一朝廷的政治实体。诚然，在一些学者的用词和表述中，并未使用“朝廷”、“王朝”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使用的是“部落联盟”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但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同朝为官”的情形，给人的还是大一统王朝的感觉。

面对上述局限，当前利用先秦文献(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文献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总之，历史学的发展，使得要想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才有可能完成这一重任。今天若单纯以文献(不论是 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应该说主要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

二 酋邦理论、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与理论创新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可以寻找出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所以，考古学也是有局限性的。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还有制度、宗教、国家和语言，“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不过，在当代聚落考古学充分发展的今天，那些保存较好、内涵丰富、发掘较科学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它所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还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复杂的。我们不但可以从聚落的分布、选址、聚落内外动植物的遗留等方面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从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房屋及其储藏设施的组合、生产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分配、消费、对外交往，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宗教祭祀遗迹、墓葬等也可以提供一些当时的祭祀、信仰乃至人们的宇宙观等方面的信息。当然，有相当部分的认识只能是间接的。所以，合理地推测和思辨依然是需要的。

在这种推测、思辨和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也对考古学界有着自己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或称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有些学者恪守一百多年前摩尔根提出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也有的学者运用和发挥了酋邦理论模式；而我自己则提出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这样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8]。

今天看来，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的理论模式，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正如我们已经所指出的那样，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攻防的权宜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和民族学材料中都曾存在过，但它并不代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层结构。军事民主制表述了原始社会某些时候的权力色彩、权力性格，它强调的只是战争和民主两个方面，其他方面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所以，采用部落联盟理论，远不如采用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后者更能说明社会由史前走向国家文明过程中的结构特征以及不平等的演化轨迹。

在近20年来的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讨论较多的是酋邦理论，而对于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分层学说却关注得不够。其实，在欧美有关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的分层学说都是著名的，而且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游团(band)一部落(tribe)一酋邦(chiefdom)一国家(state)等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4]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是依据社会分层结构把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阶等社会(rank society)一分层社会(stratified)—国家(state)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5]对于塞维斯和弗里德的这两种划分，一些学者将它们作了相互的对应。

当然，关于二者的对应，塞维斯本人的意见是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同于塞维斯的“游团和部落”社会；“阶等社会”大体等同于“酋邦”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 社会。而弗里德自己则认为“分层社会”是介于“阶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它先于国家而出现，或者说几乎与国家一同出现。[7]弗里德所说的阶等社会中的阶等，实属一种身分地位上的等差。这种等差每每又与血统世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出一种等级制的亲族制度，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与某个祖先的关系远近，成为阶等的重要的衡量因素。在现实中，酋长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也是因其与祖先亦即神灵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缘故。酋长往往是神灵特别是祖先神与该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中介，作为始祖嫡系后裔的酋长，因为祖先的崇高地位，而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但弗里德又认为这些阶等本身与经济生活是分开来的，它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或者说经济权力或者特权全然没有关系。在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方面，阶等社会与平等社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实行的都是平等主义的方式[8]。这种阶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分层社会。分层社会指的是相同性别与相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却不具有对于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平等的占有和使用机会的社会。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分层是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它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或阶层，但在国家产生之前它还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在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二者完全可以相互配合运用；但在配合运用时，更应该将分层理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酋邦理论进行配合，而不是与六十年代的酋邦理论相结合。如将酋邦分为简单型与复杂型两个类型两个阶段，这样，分层理论中的“阶等社会”就应该与“简单酋邦”相对应；而分层理论中属于史前的“分层社会”就可以与“复杂酋邦”相对应。

说到这里，就这两个人类学理论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而言，社会分层理论比酋邦理论更容易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因为社会分层理论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墓葬、居住建筑物的等级规格等一系列材料得到说明和证明；而酋邦理论所涉及到的社会的血缘组织结构和组织与管理的方式等，若通过考古学上来证明，远不如社会分层理论那么直接。

10年前我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中“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也是吸收和借鉴了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在聚落形态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中没有使用“酋邦”这一术语概念，一个原因是我认为酋邦理论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3](p167～173)；另一原因是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是考古资料，聚落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问题的关键，因而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着眼也许更能贴近上古实际。摸索和总结近20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状况，我以为用不用酋邦这一概念不是问题的实质，但借鉴酋邦和社会分层理论，并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三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与邦国、王国和古国、方国的讨论

在中国何时进入早期国家、早期文明的问题上，现在的焦点是有主张为夏代或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也有主张为夏代之前五帝时代或考古学上龙山时代的。前者的依据是，在考古学上二里头遗址所反映出的都邑性质的规格，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社会分层和阶层分化，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所代表的文明水准等，都说明这一时期已进入国家和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文献上，夏朝是第一个王朝国家；《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与小康时代的分界也是以夏代为界。后者认为夏朝是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之始，但并非初始的国家。依据龙山时代的城址所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协调与支配机制，龙山时代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分层，龙山时代的陶文所反映出的文明因素等等，他们提出龙山时代已进入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展开，作为探源工程预研究的项目，考古学者通过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的进一步发掘[9]，使得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些地方已出现文明、已存在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证明。如在陶寺遗址中，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大城和小城，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夯土建筑群，陶寺墓地发现有大量的贫富悬殊的墓葬，还发现有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以及天文或礼仪性建筑基址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陶寺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结合古史传说，陶寺遗址所呈现出的初始国家，实为陶唐氏帝尧所建。[10](p168～169)若承认夏代即二里头文化之前已进入国家文明，那么，最早出现的国家即初始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三种形态说。我以为苏先生的 “古国—方国—帝国”说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有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它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古国”、“方国”词汇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对于夏王国、商王国、周王国本身而言，不能称之为方国。另一方面，苏先生把红山文化说成已进入“古国”阶段，把良渚文化说成已进入和夏商一样高级的“方国”阶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论证的。[12]但苏先生毕竟是把进入国家文明以后的历史在总体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吸收苏先生三阶段划分法的合理内核，避开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即更换“古国”、“方国”这样的词汇概念及其对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良渚等文化已进入方国的认识，近年我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12]。我主张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

主张龙山时期出现的是邦国，那么这时的文明就是邦国文明而非王国文明。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诸如良渚文化大墓或龙山时代其他遗址其他文化的大墓中寻找当时尚不存在的所谓“王墓”[13]，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在国家起源中只要是国家就一定是王国的误解，这也就回答了最早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的问题。

我们说，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但当时也不是多数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转向了邦国，转变为初始国家的应该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文献上所谓“万邦”应该是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于初始国家即邦国，而大部分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形态。实际的情形应该是众多的族落与部分的小国错综杂处，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形态的秩序。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从文明化程度的角度讲，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王国是夏王国，而且只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所以能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12]。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也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邦国对王国处于时服时叛的状态，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这已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了。用邦国与王国来区分夏王朝与夏之前的国家形态，也就回答了《礼记·礼运》大同世界与小康的家天下的形态划分。家天下是与多元一体的王朝体系一致的，而大同世界则与当时尚未出现王权、也没有统一的一元政治体系相吻合。只是《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把那时的社会说成是黄金世界，其想象的成分太多，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

陈昌远，谈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学2003年第4期

第一，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2]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3]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4]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P17)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近年来，许顺湛先提出“五帝工程”，“我国历史上有过五帝时代”。[6]曹桂岑同志也提出要“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7]这些实质上都是指我国以文明为标志的“国家”产生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在黄帝时代。把文明与文明 社会和国家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应区别文明社会形成与文明因素的出现，不能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标志简单地归纳为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或者把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形成混淆起来，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第二，中国何时出现文明国家?应该说是在“黄帝时代”或者说是“五帝时代”。在这里应区分早期国家形态与晚期国家形态。“五帝时代”或称“黄帝时代”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为部落酋长王国制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夏商周社会是属于晚期国家形态，为宗族宗法奴隶制的国家形态，是非常典型的。

由于我国古代存在许多不同血缘的氏族和部落，到黄帝时代，许多氏族部落迈向酋长王国奴隶制，各部落首领纷纷称王，因此不断发生战争。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这个时期应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黄帝时代经过部落战争与融合，出现早期国家形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统一天下后，巡视各地，“东至于海”，“西至空嗣”，“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奴隶制王国都城黄帝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应是中国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的开端。

第三，如何看待古文献?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不能轻意否定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过去疑古学派的学者，认为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没有文字，不可信。他们几乎否认其合理的历史素质与核心，抹煞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这是不恰当的。今天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黄帝时代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编，其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应给予正确的估价。结合考古学材料我们应看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所记载的许多黄帝的历史功业，正是表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现已得到考古学家的证实。

历代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先秦时期至少有以下十一种文献：《国语》、《左传》、《逸周书》、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庄子》、《管子》、《尸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代文献有以下几种：《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等。魏晋以后关于黄帝的有关记载就更多了，不必赘述。不过我们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左传》及其有关青铜器铭文记载相结合起来考察，可知黄帝的史事是有历史根据的，是可信的。黄帝应是华夏族的共同始祖，应是真实历史。黄帝传说的世系，即为秦汉以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之《五帝系》等书所宗。青铜器陈侯因敦铭文有“高祖黄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是经过严格考察，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历史虚构、伪造。

参考文献：[1]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J]．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2]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J]．上海大学学报，1984，(刨刊号)．[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J]．文物，1987，(12)．[1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 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