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第一篇：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

论会纪要

【关 键 词】文明/文明因素/国家/社会发展阶段/civilization/elements of civilization/state/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ociety In what environments and on what background was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volved?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And what is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like?These problems are all of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Therefore,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CASS,hel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rigi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in Beijing from August 1st to 3rd,2001.The attendants discussed mainly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s origin and related concepts,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al road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They also inquired into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judge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archaeological remains,how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of archaeology with other disciplines,how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al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tudies of civilization’s origin,and how to deepen these studies.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这一古老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然而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区和什么样的环境与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兴起和发展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程，中国文明同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有哪些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也同样极为重要。

正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的重要性，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心旨在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学者、团结国内外从事古代文明研究的众多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学术界成为热点，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20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发展阶段等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逐步加深了对文明和与文明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同时，随着这一课题的逐渐深入，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的对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遗址，对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区域性文明进程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20世纪末，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圆满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工程也为目前的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正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于2001年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

会议于8月1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有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外事局等的领导和嘉宾16人；来自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学者12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香港和北京等地文博系统、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的代表110多人。此外，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新闻机构的记者也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古代文明中心主任李学勤首先致辞，文明中心副主任陈祖武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文明中心名誉顾问李铁映为大会发来的贺辞。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也相继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在会上就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代文明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巍汇报了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今后的工作设想，以及此次大会的议程。

开幕式之后，100多位代表分三组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代表们提交的论文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自由讨论则有五个议题，即关于文明、国家等概念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海岱、江汉、长江下游和辽西等地的文明化进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模式、道路、动力及其特点，如何从考古材料和如何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文明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等。

通过热烈讨论和友好交流，代表们深化了认识，会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讨论会还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多，并来自不同的学科，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历年来召开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专题研讨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二是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讨论非常活跃。三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有理论探讨，有个案研究，有回顾，有展望，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

二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最关心、讨论得最集中和最深入的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相关概念

代表们首先进行热烈讨论的是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文明起源的相关理论，会上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并且强调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相反的意见则认为首先要重视考古材料，尤其是新材料，要看理论是否能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但大多数人认为理论和材料二者都很重要，但实践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实践应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

就理论问题进行的讨论围绕着文明、文明化、文明社会和国家等概念，以及它们各自的含义、形成标志和相互关系等进一步展开。对于文明、文明社会和国家，有人认为前两者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使用文明一词会在国际上引起误解，我们所讨论的实际上应是文明社会的形成，而文明社会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等同的。有人还指出文明和文明化也不一样，只有先产生了文明，然后才会出现文明化，文明化是一个普遍和深入的过程。有人也进一步指出，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起源也应分开。在会上，很多同志都赞同文明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观点。

但在诸多概念中，文明与国家是最核心的。有的代表认为这是两个有关系但却不能相互等同的概念，其中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进步；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最终形成标志。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倾向于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的起源，有的则对此持不同意见。有的外国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看法，认为文明即是指文化，文明不仅不同于国家，而且文明和国家也不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起源。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外学者对一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大家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也进行了很多探讨，有代表提出国家是一种政治现象，反映了人与人不平等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着相应的物化表现；阶级和等级也不同，等级先于阶级发生，有等级却不一定有阶级。有人还提出，国家是一种制度，不能单纯以城址等的出现来衡量国家的出现。而国家又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对于会上提出的古国、邦国、早期国家，以及前国家、过渡阶段等不同的概念，大家最后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认清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王权这个概念，有人认为是军权、族权和神权共同形成了王权。

同时加以讨论的还有酋邦及其他相应的概念。有人提出，酋邦是平等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社会，它与平等社会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平等的，与国家社会的区别则在于它还没有出现强制的垄断的武力，因而这一个过渡阶段也被有的人称为分层社会或级别社会。但会上有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在中国使用酋邦这一概念。

对于概念讨论，会上也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一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明起源不能光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考古材料出发，从个案研究入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我们对商文明、安阳文明、二里冈文明的认识到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从对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的讨论到文明起源多源论的出现，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从考古材料出发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对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文明和文明起源也就没有了共同的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文明的起源产生共同的认识。上述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的研究态度也许表明，目前我们还不大可能对上述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不同观点的切磋和争论有利于大家进行各自的思考，并可在今后继续加以讨论。(二)文明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模式也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这样一种模式。但在中国，相当于龙山时期的考古材料发现得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龙山时期在上述发展模式中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龙山时期?对此，有人认为龙山时期可能是一个向国家过渡的阶段，而且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应存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有人还提出可以不先对这一阶段进行定义，而是首先去考察这一阶段的特征。有的代表提出了古国、邦国和王国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并认为从仰韶文化到夏，中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即分别经历了以上三阶段。然而也有代表对古国与邦国的关系等提出了疑问。但大家都不否认龙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

对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代表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可能经历了一个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到分化聚落，然后再到都城的过程。有人则从文献的角度提出了三皇、五帝和炎黄文明三个阶段。又有人从文明和文化圈的角度提出中心、次中心等模式。还有代表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即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

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在古代中国，神权早于王权，在早期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基本是平等的，但在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不同的分离政权，这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尧舜禹属于同一个文化，但有各自的政权，内部为世袭制，对外则相互结成联盟；夏商周时期是完成时期，其中夏、商是在两个不同文化内形成的政权，西周则采取了封建制，东周是一个过渡阶段，秦汉则发展成为帝国。

中国各地区的文明形成的道路应是不同的，在这次会上有人就指出，在红山文化中，宗教无处不在，但在黄河流域的其他一些文化中则不然；另外如史前时代的凝聚力，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相同。这些差异都表明不同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不同的模式。而在辽西、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区域性文明曾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三)文明的标准

怎么样衡量文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的议题。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文明应当有标准，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些标准更应当肯定。而在所提及的各类标准中，城市、冶金术、文字、礼仪与宗教，以及农业等仍是大家集中讨论的重点。在文明的标准或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形式中，城市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生产力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口和财富得到聚敛，统治权威和占有人力、物力的权力的形成等。因而相当多的讨论是围绕着史前城址而进行的。一些代表提出，黄河流域的城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长江流域的城址多带城壕，而东北地区的城垣则多用石块垒成，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址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作为一个供人生活和消费的空间，城市的供给还要依赖周围地区以及相应的供给路线，所以应当将这些城址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有人进而指出，不同的城址类型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等级也有所不同，其中夯土城墙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用工量都最大，并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它的建造不是生活在简单聚落内的人所能完成的。关于如何进一步考察这些大量发现的史前城址，很多人认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城垣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设施，从行政管理机构到垃圾的处理等都是一个城市内非常重要的方面。

冶金术的起源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另一重要标志，一些代表认为冶金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有代表认为，青铜冶铸需要专门技术和专业化社会生产的支持，需要相应的社会机构或公共权力组织提供保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器的出现与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却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和变革，这同国家的产生可以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青铜冶铸只有在达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后才能同国家的形成相联系。有的国外学者还提出，在古代中国，祭祀活动和因这一活动而导致的青铜冶铸业可能是商人用来刺激经济和聚敛财富的手段，因而这些青铜器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对财富的浪费。此外，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砷铜，这引发了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及其与西亚地区的关系等一系列的争论。在这次会上，也有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有代表还提出中国青铜冶金术的起源有可能受到过来自西亚的影响。但也有代表从冶金考古的角度提出，目前在这方面所做的测试工作还不够，铜和砷的共生矿在自然界中又很普遍，冶炼比较容易，因而应从当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这些关系。还有代表提出化、冶、铸、锻等是不同的概念，并强调在考古发掘中应注意金属以及同冶炼相关的遗迹现象。

学术界对文字起源的看法也不一致，不同意见之间甚至有上千年的差距。对此，有代表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字的理解和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应分清成熟文字与原始或自然文字的区别，以及记录语言和记录事物的文字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代表认为应由已知的文字去推断末知的文字；从目前材料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存在产生文字的条件，没发现夏代的文字则可能与当时文字的载体或特定的埋藏地点有关，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另外还有不少代表就不同文字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讨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文，由甲骨文探讨了殷商时期的纪时法和商代的日始问题等。

宗教对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有促进作用，有学者提出，宗教促进了社会分层并形成了专门的宗教和手工业等人群，同时促进了权贵阶层的形成和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完善与发展。在中国的史前文化中，与宗教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神ｑí@①信仰为内核的巫术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大型祭祀建筑、祭坛、积石冢和葬玉大墓等为表现形式；另一类为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文明，如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文化，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礼乐器等为表现形式；这两类文化的兴衰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线。

这次会上还有一些代表利用科技考古的成果探讨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有代表对古代气候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产生与形成等都发生在一个高温期，这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和原因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应考虑是否在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需要形成特定的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又促进了人们文化上的创造力等问题。又比如有代表利用科技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夏商文明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并提出在人文生态环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三大要素，农作物的变化有可能是造成夏商周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四)从考古遗存中分析判断文明化的程度

除以上讨论外，代表们还特别重视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方法，许多讨论是就方法论而展开的。其中，聚落考古学研究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聚落考古，应开展小区域的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将重点发掘与一般发掘结合起来。探索国家的产生与形成仍可通过对聚落群的研究来进行，考察当时是否存在都邑聚的金字塔结构，并将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结构、聚落内部的遗迹和遗物等不同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首先明确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然后由已知推未知，以文献为线索，以文明要素为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有代表提出要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从殷商文明向前推，同时，应建立史前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全面复原每个考古学文化，在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纵向研究时还应就聚落、墓葬等进行单线条研究，并对同一时间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代表还以对西亚文明的研究为例作了说明，并强调将考古资料转化为社会参数的问题。

还有很多代表提出，要注意考古遗物在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的量化问题，如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促使文明社会出现，这就需要注意从遗物中寻找有关的反映农业量的变化的迹象；此外，一些能反映衣食住行的考古材料对文明探讨也会有启发。同时，我们还应通过聚落、墓葬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研究社会的进程，从进程中看文明。

结合对文明与国家概念的讨论，有代表认为，由于文明同国家具有特殊关系，可先确定国家，而国家则可以从都城、疆域和人口等方面去加以辨识。但也有代表指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资料严重不足，如目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聚落材料还很少，对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也不足。

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目前考古学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局限性或欠缺之处，比如，我们难以用考古材料去证明与国家的出现相关的世袭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另外，目前发现的城很多，其中一些因破坏或发掘不够而内涵不清，这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对于环境研究我们也还重视得不够。

如果考虑到世界上曾有多种不同的文明，考虑到这些文明的进程也各不相同，那么寻找文明起源还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对此有人就认为，世界上有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文明，因而我们也可以从进入文明和未进入文明的区别中寻找文明起源的机制。

三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

对于今后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多学科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其中，加强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又是最为迫切的。对此，许多代表从科技考古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推动文明研究的进程，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则需大量运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因而今后应加强实验考古方面的尝试。又如科技考古能解决环境变迁、气候变化、青铜冶铸、生产技术的进步等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相关的许多问题。

考古学还应与历史学结合。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解决文明起源的关键是考古学，但光凭考古材料又是不够的，考古材料得进入历史的范畴。文献不仅是考古研究的线索，而且文献中还包含有大量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可供考古学运用的材料，如文献中对用玉制度的大量记载等。但在进行这种结合时，应该考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利用文献，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还要考虑史实、史料和史书之间的关系。

多学科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结合。各地的文明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研究中国文明时还必须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国文明又是在本地起源的，有人提出今后应从考古学的角度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因素的研究，同时也要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及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

对于多学科的结合，有代表提出，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因而需要合作；但每个学科又都有它自己的理论、手段和方法，因而在合作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

(二)今后文明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对于今后的文明起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尽可能从大遗址、大墓地中寻找线索，有计划、有规模地联合力量进行发掘。因为这类大遗址和大墓地内涵丰富，体现的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如许多代表都关注陶寺遗址，认为陶寺墓地反映出了社会分层的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聚落形态上看，在陶寺遗址上居住的有王室、贵族、武士集团和平民，因而这一遗址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从出土的遗物看，一些可视为礼乐器的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使用普遍，商周时使用的礼器组合在这里已初具规模，而且此时礼器的使用也有了一定的规则。也有代表认为在关注大遗址的同时也要重视小墓葬、小灰坑等，从中往往出土与大遗址和大墓地相应的遗物，如陶寺的小墓中就出土了带字的陶扁壶。

与会代表还指出，同加强发掘相应的是要加强有关大遗址材料的整理与发表工作，如果后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同样会限制我们的研究。

另外，要解决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还必须重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代表提出，我们可以少辩概念，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要加强。还有代表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理论，回答什么是中国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等。(三)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考古学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科学性，在研究文明起源时考古学家应当科学地设想所要设立的课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所要联合的攻关人员等。还有代表强调，考古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还要求对每一个遗存的年代都进行充分的研究，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建立在科学的测年工作基础之上。另外，要在基础工作上下功夫，或以聚落群为单位，或以地区为单元，或长期而有计划、有目的地做工作，或调查、勘探、一般发掘和重点发掘相结合，只有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四

8月6日下午进行了代表大会和闭幕式。在大会上，各小组的召集人就本组的讨论情况向所有代表作了汇报，同时各组推选出的代表也在会上进行了发言。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对会议作了总结。刘所长指出，这次会议是文明中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个有关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文明、国家等进行的讨论和提出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统一认识，求得共识，这为今后文明起源研究打下了学术基础。今后我们对理论问题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结合，文明中心特别提倡应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所长指出，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的成立，今天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下一步即将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这一系列的重大学术举措都是基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就人类的历史而言，人类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两个最为重大的课题。自然科学将人类起源列为世界十大科学课题之一，那么文明的形成当可列为世界十大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之一。同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性还基于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今天多元文明共存的理论根据是多元文明的合理性，而现代多元文明的合理性又是古代多元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古代文明虽然是多元的，但文明的创造者是共同的，因此多元文明也是相互交流和共存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课题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今后的工作，刘所长提出，作为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发挥群体优势，联合攻关；要加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的探讨；要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各学科又要发挥自己的特点，鉴于该课题的特点，考古学肩负着尤其艰巨的任务。文明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舞台，要团结所有关心这一研究的学者，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努力。

总之，这次研讨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形成的许多对文明、国家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所产生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思路等，必将为下一阶段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作了前期准备。我们相信，这次研讨会将会在中国学术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的深远意义与推动作用将会在今后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日益清晰地体现出来。

执笔者 施劲松 【参考文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礻右氏

来源：《考古》2001年12期第80～87页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

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只是，《尧典》等传世文献，经过战国末乃至秦汉时期的进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词更规范一些而已。但不论是《尧典》还是《容成氏》，它们都既包含战国时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也包含从战国之前传下来的内容。《☆公盨铭》也有同样的问题。“☆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铜器，它把史书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的记载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毕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时的记载，在《☆公盨铭》中也应含有西周时期的思想、观念、制度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标准来分辨，其中哪些内容是在写成这些时受当时制度、观念、思想影响而新出现的，哪些内容是由更古老时期传下来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做这类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会形成用战国人的史观来描绘今日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这样研究问题，自以为是信史，可别人不一定认为就是信史。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史传说多处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受《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大一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每每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一个朝廷中的不同的职掌，即他们都曾同朝为官。而早在八十年前，顾颉刚先生就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现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也表明，夏代以前的远古社会是族落林立，并不存在类似统一朝廷的政治实体。诚然，在一些学者的用词和表述中，并未使用“朝廷”、“王朝”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使用的是“部落联盟”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但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同朝为官”的情形，给人的还是大一统王朝的感觉。

面对上述局限，当前利用先秦文献(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文献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总之，历史学的发展，使得要想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才有可能完成这一重任。今天若单纯以文献(不论是 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应该说主要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

二 酋邦理论、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与理论创新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可以寻找出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所以，考古学也是有局限性的。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还有制度、宗教、国家和语言，“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不过，在当代聚落考古学充分发展的今天，那些保存较好、内涵丰富、发掘较科学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它所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还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复杂的。我们不但可以从聚落的分布、选址、聚落内外动植物的遗留等方面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从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房屋及其储藏设施的组合、生产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分配、消费、对外交往，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宗教祭祀遗迹、墓葬等也可以提供一些当时的祭祀、信仰乃至人们的宇宙观等方面的信息。当然，有相当部分的认识只能是间接的。所以，合理地推测和思辨依然是需要的。

在这种推测、思辨和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也对考古学界有着自己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或称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有些学者恪守一百多年前摩尔根提出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也有的学者运用和发挥了酋邦理论模式；而我自己则提出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这样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8]。

今天看来，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的理论模式，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正如我们已经所指出的那样，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攻防的权宜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和民族学材料中都曾存在过，但它并不代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层结构。军事民主制表述了原始社会某些时候的权力色彩、权力性格，它强调的只是战争和民主两个方面，其他方面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所以，采用部落联盟理论，远不如采用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后者更能说明社会由史前走向国家文明过程中的结构特征以及不平等的演化轨迹。

在近20年来的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讨论较多的是酋邦理论，而对于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分层学说却关注得不够。其实，在欧美有关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的分层学说都是著名的，而且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游团(band)一部落(tribe)一酋邦(chiefdom)一国家(state)等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4]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是依据社会分层结构把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阶等社会(rank society)一分层社会(stratified)—国家(state)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5]对于塞维斯和弗里德的这两种划分，一些学者将它们作了相互的对应。

当然，关于二者的对应，塞维斯本人的意见是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同于塞维斯的“游团和部落”社会；“阶等社会”大体等同于“酋邦”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 社会。而弗里德自己则认为“分层社会”是介于“阶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它先于国家而出现，或者说几乎与国家一同出现。[7]弗里德所说的阶等社会中的阶等，实属一种身分地位上的等差。这种等差每每又与血统世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出一种等级制的亲族制度，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与某个祖先的关系远近，成为阶等的重要的衡量因素。在现实中，酋长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也是因其与祖先亦即神灵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缘故。酋长往往是神灵特别是祖先神与该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中介，作为始祖嫡系后裔的酋长，因为祖先的崇高地位，而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但弗里德又认为这些阶等本身与经济生活是分开来的，它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或者说经济权力或者特权全然没有关系。在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方面，阶等社会与平等社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实行的都是平等主义的方式[8]。这种阶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分层社会。分层社会指的是相同性别与相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却不具有对于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平等的占有和使用机会的社会。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分层是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它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或阶层，但在国家产生之前它还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在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二者完全可以相互配合运用；但在配合运用时，更应该将分层理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酋邦理论进行配合，而不是与六十年代的酋邦理论相结合。如将酋邦分为简单型与复杂型两个类型两个阶段，这样，分层理论中的“阶等社会”就应该与“简单酋邦”相对应；而分层理论中属于史前的“分层社会”就可以与“复杂酋邦”相对应。

说到这里，就这两个人类学理论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而言，社会分层理论比酋邦理论更容易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因为社会分层理论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墓葬、居住建筑物的等级规格等一系列材料得到说明和证明；而酋邦理论所涉及到的社会的血缘组织结构和组织与管理的方式等，若通过考古学上来证明，远不如社会分层理论那么直接。

10年前我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中“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也是吸收和借鉴了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在聚落形态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中没有使用“酋邦”这一术语概念，一个原因是我认为酋邦理论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3](p167～173)；另一原因是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是考古资料，聚落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问题的关键，因而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着眼也许更能贴近上古实际。摸索和总结近20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状况，我以为用不用酋邦这一概念不是问题的实质，但借鉴酋邦和社会分层理论，并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三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与邦国、王国和古国、方国的讨论

在中国何时进入早期国家、早期文明的问题上，现在的焦点是有主张为夏代或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也有主张为夏代之前五帝时代或考古学上龙山时代的。前者的依据是，在考古学上二里头遗址所反映出的都邑性质的规格，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社会分层和阶层分化，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所代表的文明水准等，都说明这一时期已进入国家和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文献上，夏朝是第一个王朝国家；《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与小康时代的分界也是以夏代为界。后者认为夏朝是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之始，但并非初始的国家。依据龙山时代的城址所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协调与支配机制，龙山时代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分层，龙山时代的陶文所反映出的文明因素等等，他们提出龙山时代已进入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展开，作为探源工程预研究的项目，考古学者通过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的进一步发掘[9]，使得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些地方已出现文明、已存在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证明。如在陶寺遗址中，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大城和小城，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夯土建筑群，陶寺墓地发现有大量的贫富悬殊的墓葬，还发现有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以及天文或礼仪性建筑基址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陶寺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结合古史传说，陶寺遗址所呈现出的初始国家，实为陶唐氏帝尧所建。[10](p168～169)若承认夏代即二里头文化之前已进入国家文明，那么，最早出现的国家即初始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三种形态说。我以为苏先生的 “古国—方国—帝国”说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有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它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古国”、“方国”词汇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对于夏王国、商王国、周王国本身而言，不能称之为方国。另一方面，苏先生把红山文化说成已进入“古国”阶段，把良渚文化说成已进入和夏商一样高级的“方国”阶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论证的。[12]但苏先生毕竟是把进入国家文明以后的历史在总体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吸收苏先生三阶段划分法的合理内核，避开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即更换“古国”、“方国”这样的词汇概念及其对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良渚等文化已进入方国的认识，近年我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12]。我主张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

主张龙山时期出现的是邦国，那么这时的文明就是邦国文明而非王国文明。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诸如良渚文化大墓或龙山时代其他遗址其他文化的大墓中寻找当时尚不存在的所谓“王墓”[13]，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在国家起源中只要是国家就一定是王国的误解，这也就回答了最早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的问题。

我们说，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但当时也不是多数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转向了邦国，转变为初始国家的应该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文献上所谓“万邦”应该是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于初始国家即邦国，而大部分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形态。实际的情形应该是众多的族落与部分的小国错综杂处，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形态的秩序。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从文明化程度的角度讲，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王国是夏王国，而且只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所以能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12]。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也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邦国对王国处于时服时叛的状态，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这已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了。用邦国与王国来区分夏王朝与夏之前的国家形态，也就回答了《礼记·礼运》大同世界与小康的家天下的形态划分。家天下是与多元一体的王朝体系一致的，而大同世界则与当时尚未出现王权、也没有统一的一元政治体系相吻合。只是《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把那时的社会说成是黄金世界，其想象的成分太多，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

陈昌远，谈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学2003年第4期

第一，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2]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3]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4]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P17)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近年来，许顺湛先提出“五帝工程”，“我国历史上有过五帝时代”。[6]曹桂岑同志也提出要“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7]这些实质上都是指我国以文明为标志的“国家”产生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在黄帝时代。把文明与文明 社会和国家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应区别文明社会形成与文明因素的出现，不能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标志简单地归纳为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或者把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形成混淆起来，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第二，中国何时出现文明国家?应该说是在“黄帝时代”或者说是“五帝时代”。在这里应区分早期国家形态与晚期国家形态。“五帝时代”或称“黄帝时代”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为部落酋长王国制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夏商周社会是属于晚期国家形态，为宗族宗法奴隶制的国家形态，是非常典型的。

由于我国古代存在许多不同血缘的氏族和部落，到黄帝时代，许多氏族部落迈向酋长王国奴隶制，各部落首领纷纷称王，因此不断发生战争。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这个时期应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黄帝时代经过部落战争与融合，出现早期国家形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统一天下后，巡视各地，“东至于海”，“西至空嗣”，“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奴隶制王国都城黄帝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应是中国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的开端。

第三，如何看待古文献?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不能轻意否定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过去疑古学派的学者，认为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没有文字，不可信。他们几乎否认其合理的历史素质与核心，抹煞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这是不恰当的。今天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黄帝时代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编，其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应给予正确的估价。结合考古学材料我们应看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所记载的许多黄帝的历史功业，正是表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现已得到考古学家的证实。

历代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先秦时期至少有以下十一种文献：《国语》、《左传》、《逸周书》、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庄子》、《管子》、《尸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代文献有以下几种：《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等。魏晋以后关于黄帝的有关记载就更多了，不必赘述。不过我们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左传》及其有关青铜器铭文记载相结合起来考察，可知黄帝的史事是有历史根据的，是可信的。黄帝应是华夏族的共同始祖，应是真实历史。黄帝传说的世系，即为秦汉以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之《五帝系》等书所宗。青铜器陈侯因敦铭文有“高祖黄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是经过严格考察，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历史虚构、伪造。

参考文献：[1]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J]．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2]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J]．上海大学学报，1984，(刨刊号)．[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J]．文物，1987，(12)．[1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 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2/28

第三篇：中国早期无线电发展

中国早期无线电的发展

国内：

中国无线电报始于清末，1905年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同时购买无线电收发报机，装在海军的舰艇上。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随后袁世凯窃取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公布《电信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无线电有关的法令。内容规定；无线电器材属于军属品，非经特许不的进口，同时，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这一法规在一定上对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无线电主权起到阻止作用，但是在北洋政府开发电报电话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技术和设备一步步渗透中国。

1924年8月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规。客观上促进了无线电广播的发展。

官办电台

1923年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早期广播机构。

哈尔滨台长张翰于1926年建成第一座广播电台，10月1日正式播出，功率100w 内容有新闻，信息，音乐，演讲等，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1928年1月1日建成 沈阳广播电台，1927年5月建成天津广播电台，1927年10 月建成北京广播电台。

这是中国早期官办的四座电台，极大促进了广播无线电的发展，同时加快了信息的流通，推动收音机的普及。但是中国广播电台在夹缝中生存，受到外国广播电台的挤压，发展异常艰难。

民办电台

1927年3月18日在上海由新新公司设立的商营广播正式播出，内容多推销收音机等无线电器材，戏曲，弹词，这是中国私营商业广播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营广播的全盛时期，仅上海就有四五十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取缔，抗战胜利后艰难发展。

外国：

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借用日本人张姓华侨的资本在上海成立中国无线电公司，并与美资英文报纸《大陆报》合作，创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广播公司”呼号XRO于1923年1月23日晚间首播，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曾播出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3月24日因违反《电信条例》被关闭。

1923年5月美商新学银行创立了一座广播电台。

1924年5月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在上海创办开洛电台，功率100w，内容经济，戏曲，音乐，影响很大，五年后停播。

1925年日商在天津创办电台。

这是早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四座电台，他们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无线电事业的进步，他们传播了先进的技术，理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但是外国人也逐步在占领了中国的无线电主权，扰乱了中国上空的无线电秩序。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是在国际潮流中诞生的，在外国示范下出现，受到外国的入侵，挤压，在曲折中艰难发展，在困难中努力前进，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四篇：马术的起源及发展

马术的起源及发展

马术起源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公元前680年古代奥运会设马术有马车比赛。中国的马术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兴于周代，盛于唐代。现代马术运动始于欧洲。古代为了做到战车所用的马匹在战场上移动精确，常对马匹进行各种技巧和协调性的训练，后来就发展成为马术比赛。

1734年美国弗吉尼亚成立查尔列斯顿马术俱乐部，这是世界最早的马术俱乐部。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行首届现代奥运会时就有人提出将马术列为比赛项目，但是由于组织工作难度较大和主办国希腊对该项目缺乏兴趣而未果。1900年马术比赛首次进入奥运会，当时只设障碍赛一个项目。

在巴黎举办了第1次马术国际比赛后，马术运动发展很快。1906年以冯罗森（Clarence von Rosen）伯爵为首的一些瑞典军官向顾拜旦提出马术进入奥运会的建议，并受顾拜旦的委托起草了具体的比赛方案。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奥林匹克代表大会通过了该方案，拟在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纳入马术比赛。但是伦敦奥运会组委会未执行该决议。直到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第5届奥运会时，马术才进入奥林匹克赛场，来自10个国家的62名马术选手（均为军官）进行了首届奥林匹克马术角逐。1912年，马术比赛扩大为盛装舞步赛、障碍赛和三日赛三项。从1952年起，女骑师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马术比赛，马术也成为奥运会中唯一一个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项目。1953年首次举办世界场地障碍马术锦标赛。1966年起举办花样骑术锦标赛。作为一个团队，马匹和选手将共同获得奖牌和名次。2005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17次全会决定：2008年奥运会马术比赛已在香港举行。马术比赛需要骑师和马匹配合默契，考验马匹技巧、速度、耐力和跨越障碍的能力。马术的英文是equestrian。

骑手装备：除了一匹良驹，骑士还需要一系列专业的装备。优良的装备非常多，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购置准则。挑对了骑马装备无异于给自己买了一份全方位的保障。马鞍是骑乘时最重要的装备，一盘工艺精良，大小合适的鞍子是人与马在运动中和谐与舒适的重要保证。现代的马鞍，充分考虑到人与马的人机工学，采用一体成形且具有弹性的鞍架，考究的皮质，重量轻，广泛适用于马场马术和普通的休闲骑马运动中。通常，通过马与人的身高大小和运动项目来确定选择什么样的马鞍。普通的休闲骑乘一般选择一盘综合鞍就可以了。马鞭以真皮或纤维制品制作，一般为长，中短三种，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普通骑乘通常使用中等长度的马鞭。衔铁的种类有上千种，不同性格品种的马对衔铁的使用要求各不相同。衔铁以不锈钢材质为主，表面光滑，重量适中，不生锈不伤马。

现代马术起源于英国，16世纪传入欧洲。因为当时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马术运动一直无比的高贵气派。加之参赛者都穿着华丽的礼服出赛，且现场观赛者众多，骑士们常常被誉为“运动的王者”。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人已经开始了骑马竞赛的活动，古罗马时代，人们也在竞技场上把骑马竞赛作为一项娱乐，此后的古奥运会上就陆续出现了有马加入的竞赛项目。但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马术运动直到18世纪末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体育项目。

1900年，在第二届现代奥运会上马术的超越障碍就是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奥运会的马术比赛中，经常会有一些国家的王室成员参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儿安妮公主，她曾参加过1976年第二十一届奥运会的马术比赛。而在2000年，约旦国王的女儿哈雅公主也骑着父亲赠送的骏马“露西卡二世”出现在悉尼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马术运动源远流长，唐朝盛行的马球、马技运动足以说明中国的马术历史已有1300多年。1982年，我国申请加入了国际马联。1991年4月，新中国第一个赛马俱乐在深圳诞生。

骑马的好处：1对女士来讲：骑马是女性追求窈窕身材，健康身心的最时尚运动。在英国，骑马是英国贵族建立女性勇敢个性和高雅风度的标志，是锻炼健美身材的最好方法。在骑马运动中，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你全身所有的骨骼和肌肉，都不由自主的处于运动状态，使你该长肉的地方强健起来，该减肉的部位消瘦下去，尤其对胸部、腹部、臀部和大腿等部位最为明显。因此我们说：骑马是最好的健美运动。在西方国家的选美小姐中，90%以上的健美运动都选择骑马。2．对孩子来讲：通过骑马能够弥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书本上很难学到的知识，无论是意志品质、个人修养、形体发育以及世界文化知识的了解等方面都大有益处。通过骑马能使孩子达到自信、自控和自我意识，而这正是一个孩子在转变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所必备的三大要素。3．骑马能够体疗，可对人们的情绪和健康状况起良好的作用：通过骑马能够减弱或消除内心的紧张、束缚、产生勇敢、机敏和顽强。因为驾驭这样大而有力的灵感动物，要具有很大的信心，易转移对患病的固定念头和对自己缺陷的思想；通过骑马体疗，可促进新条件反射的形成和新习惯的产生；能恢复人们由于长期缺乏正常的体力活动而授损的机能。4.骑马能治疗体内植物神经系统、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如神经衰弱、失眠症、性情抑郁、肠胃胀气、反应迟缓、性欲低下、脾气暴躁、平衡感低下、小儿麻痹症等等，据报道，俄罗斯目前至少有15家医疗马术馆。所以，长期骑马的人士大都年轻开朗、谈吐豁达、身体强壮、身型挺拔、气宇轩昂、精力充沛，全身肌肉发达健美。

第五篇：中国盆景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盆景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

中国的盆景艺术最迟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齐时代已经形成！并且已作为礼品向外宾赠送盆景则始于唐代，至今大约有1300余年历史。基于对盆景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起源时间有唐代起源说、唐代前起源说、晋代起源说、东汉起源说、西汉起源说等等，这里不做定性研究。

关键字：造景

植物

技法

正文:

一、盆景概述

盆景是以植物和山石为基本材料在盆内表现自然景观的艺术品。它以植物、山石、土、水等为材料，经过艺术创作和园艺栽培，在盆中典型、集中地塑造大自然的优美景色，达到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同时以景抒怀，表现深远的意境，犹如立体的美丽的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

盆景是大自然景物的缩影，是集园林栽培、文学、绘画等艺术，互相结合，溶爲一体的综合性造型艺术。盆艺者运用创作技巧，合理的布局，再各种深浅长宽不同，行状大小各异，色彩质地有别的盆央中，培育出经过一定艺术造型的树木花草，或经艺术加工的各种山石，使之构成一幅摹仿大自然的景色，并超越山野原状的理想立体画面。这门造型艺术称之爲盆景。盆景是中国传统的艺术珍品，有著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它是栽培技术和造型艺术的结晶，也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结合。

二、盆景起源

2.1盆景产生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时期，由于群雄割据相互对峙造成极大的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在战乱和贫困之中，对当时黑暗的政局十分不满，同时也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然而在思想上却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人们思想活跃向往田园生活，纵情自然山水、追求潇洒飘逸的情趣形成了艺术上的多元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突破了儒家独尊的正统地位，思想解放，诸家争鸣，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王涛、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为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礼教的束缚，寻求个性，寄情山水，或者)肆意遨游，或者退隐田园、寄情山水，并以石代山，追求与自然的融合。这个时期是中国崇尚自然和山水情绪的发达时期。由于对山水的亲近和融合，逐渐把笼罩在自然山水上的神秘面纱掀开，由神化偶像转变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由对山水的自然崇拜转变为以游览观赏为主要内容的审美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学、绘画、雕塑、园林、盆景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园林的物质功能要求逐渐下降!而游赏的要求则增加!诗情画意写入园林已成为当时的时尚。在园林中浓缩山水，再现自然，并突破有限空间，走向无限空间，成为中国自然山水的主要指导思想，自然山水园林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

2.2盆景初步形成

关于盆景形成的时间，众说不一。为此人们从史料中苦苦寻觅，又不断从考古中去发掘。早年的考古发掘显示在东汉时期即出现了植物和器皿的组合，但仅仅是盆栽而已。后来的考古发现唐代章怀太子墓进行发掘是发现其墓中有侍女手托盆景的壁画，由此证明在我国唐朝初年即已经出现了盆景艺术。后来的考古发现，大量史料的证明，中国的盆景艺术最迟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齐时代已经形成！并且已作为礼品向外宾赠送盆景则始于唐代，至今大约有1300余年历史。基于对盆景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起起源时间有唐代起源说、唐代前起源说、晋代起源说、东汉起源说、西汉起源说等等，这里不做定性研究。

三、盆景的发展

3.1原始型盆景历史时期 时间：汉代以前

这个时期盆景原始、低级、简单，盆景首先出现在人们较富裕的地方，形式简单，审美朴素，盆内为草本植物，以生产为目的但这个时期完成了盆景史上的第一次飞跃：由地栽到盆栽的飞跃

3.2过渡型盆景历史时期 时间：汉代－唐朝以前

汉代盆景中内容较丰富，以缶为容器，开始应用小中见大的艺术手法，出现木本了盆栽，张骞从西域带回石榴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出土的汉代缶景内有山川（十二峰），已经略有山水盆景之观。该时期也完成了盆景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由草本盆栽到木本盆栽的飞跃。

3.3成熟型盆景历史时期 时间：唐代—解放前

在该历史时期盆景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盆景与诗词、画、雕塑、旅游融为一体，盆景的形式多样、盆景具有诗情画意、完成盆景意境的飞跃，标志着盆景的成熟。这个时期的盆景既是艺术品又是商品，而唐代制陶技艺的发展又为盆景提供了丰富的盆器，同时盆景的植物类型和石料类型更加多样化，盆景在这个时期传到外国。宋代的盆景发展以画论指导盆景的创作，使盆景艺术有所提高，形成了对盆景题名的传统，桩景与山水盆景区别更加明显，以奇石怪树为观玩品，对石品有新的研究，石附式盆景并有文字记载，宋诗中出现了对枯艺的记载，怎么了该时期已经出现了这种技艺。元代盆景发展则主要完成了盆景体量上的飞跃，出现了小型化的趋势，为盆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清盆景理论发展很快，专著较多，盆景创作更加讲究立意、构图和布局，一景二盆三几架的形式更完美。而在技法上，采用先剪后扎，粗剪精养细扎的方法。

3.4现代盆景历史时期

时间：解放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建国初期，人民生活稳定后，盆景艺术开始恢复发展，后来受文化大革命**，盆景发展停滞，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消费水平提升，盆景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组织机构、协会，出现大量有关的的专著、报刊、杂志，同时对盆景的理论和教学大也有较大的进展。盆景的国内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各流派相互影响，也更加注重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出现了雾化、瀑布和喷泉，以及各种石材的替代品。

四、盆景发展的现状

4.1盆景数量质量的提高

现代中国盆景，随着社会的进步，有极大的发展。进入商品化生产制作后，有一股推动力量，树桩盆景的发展加快，达到飞跃的提速。其表现是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全国各地齐发展，各种风格形式更丰富和有创新，理论发展也较快，盆景制作者队伍扩大。

4.2盆景研究专著涌现

随着现代盆景的发展，盆景理论也有很大的发展，专业著作不断出现，专业图集，各地方图集，专业报刊杂志，丰富多彩。个人创作者的心得体会形成的论文不断发表，用勤奋思索，丰富着盆景实践和理论。更有佼佼者，能集大成，形成专著。盆景理论现已走到实际制作之前，能为其引领方向，指导制作，形成风格，有所创新，并出现越来越丰富的局面。

4.3盆景制作水平的提高

实际制作中，全国各地参与者众，好的作品不再出自名家或专业人员之手。业余制作者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思想开放，不受传统约束，手法新颖，眼力独到，敢于创新，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他们中的代表者，河南之王选明、湖北之贺淦荪、广东曾宪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很有特色。专业队伍中，在全国各地有顶尖级的人物，赵庆泉发扬的水旱式，潘仲年、胡乐国的松，张夷的砚式盆景，陈思甫的蟠艺，重庆李子全.姚治安的树石处理技术，都有浑厚的功夫，独到的技艺，堪为人师。

在地方盆景中，广东岭南派盆景雄风不减，佳作与人才不断涌现，湖北盆景后来者居上，时间不长，进展很快，有资源，地理位置好，有较好的理论实践带头人，有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受益很大。原川派盆景实力雄厚，有资源，有人才，有理论，有作品，但却甘于寂寞，于无声处求发展。各地都开始重视开拓和发展盆景，有了起步，并发展较快。地方盆景与地方经济相联系，经济发达地区，盆景事业也较发达，总体上讲是沿海城市包围内地城市。

五、总结

人的发展是盆景发展的保证，从艺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为中国盆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同时也要采用工厂化小批量多变化的生产模式，可促进砚式与景盆法盆景的发展。中国盆景，仍要走景的道路，突出树桩在盆中的地位，应用各种材料与景结合，有树有景，结合山水景观，突出景观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