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第一篇：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

李学勤

“出土文献”这个词，最近十几年在学术界逐渐通行，其特点是与“传世文献”相对举。“传世文献”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而“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出土文献”如就广义来讲，时代跨度可以很长，甚至下及明清，但习惯上多偏重秦以前（或稍延到汉初）以古文字书写的材料，本文所论即采用这种狭义的解释。

出土文献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中国学者历来对出土文献非常重视，但能对有关研究做出理论性探讨的，应首推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王国维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固然可包括各种考古文物，然而从他讲课中说“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

（一）甲骨文字，（二）金文”，这些实际就是出土文献。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乃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

当然，在王国维的时代，出土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田野工作可以说尚未开始。这种工作能够大规模铺开，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土文献大量发现，其繁多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想，这也就使遵循“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古史，不是漫无边际地从中国这块大地上人类的出现讲起，而主要是指中国文明由萌芽形成到其早期发展的历史。传统上一般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以司马迁《史记》等传世文献关于炎帝、黄帝的记载为依据的。现在看来，自炎黄以下，不妨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炎黄到尧舜，即所谓“五帝时代”。大家公认，这属于传说时期，然而如王国维所言，“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第二个段落是夏朝到西周，这属于近年学者讲的原史时期。其间又可以商代盘庚迁殷划一界线，其后由于有甲骨文、金文，我们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机会更多。

最后的段落是东周到秦的统一，由于存在大量传世文献，已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时期，但出土文献的意义仍然不可低估。

出土文献三大段落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中的作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下面，我们就试举一些例子，说明出土文献对于研究上述三大段落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起怎样的作用。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黄志之学的经典性文献。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这是说黄帝时始称王，同时设立诸侯，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相合，都表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是文明的初现，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适当的。

炎黄的传说也见于传世文献《逸周书》的《嘗麦篇》，近期的研究证明该篇文句多近于西周较早的金文。篇中记有炎帝、黄帝以及蚩尤的事迹，可是这些传说的古远。其以黄帝刑杀蚩尤论证法律的起源，也可见当时人认为黄帝时已有国家制度。

相对于黄帝来说，有关尧舜的文献神话色彩要淡薄得多。上海博物馆1994年入藏的战国楚简《容成氏》和《子羔》两篇，都强调舜出身民间，没有什么感应神迹；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竹简《穷达以时》，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保训》，对舜的描述也是如此。《古史新证》批评疑古派学者，主张尧舜是实有人物，可能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郭沫若论述夏禹，只能引用春秋时的秦公簋和齐侯、钟。2002年出现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件盨有98字的铭文，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禹贡序》“禹别九州，隋山浚川”惊人地相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出土材料中的最早例证。

在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真实可信之后，许多人都期待同书《夏本纪》的夏王世系也能以类似方法证实。殷墟甲骨乃是商王室遗物，占卜的是当时大事，自然很难涉及被商朝取代的夏朝人物。实际上夏朝的史影，在甲骨文中还是存在的。

例如在甲骨文祭祀卜辞里，祖先总是或以上甲为首，或以大乙（汤）为首，同时伊尹的地位也极重要，这显然是因为大乙是代夏的第一位先王。如果没有夏朝和伐桀之事，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至于上甲以及上甲的父亲王亥，为汤的六世、七世祖先，实际就是生活在夏朝的人物。

上面已经说过，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反映商朝后期，即迁殷以后的历史文化面貌，而且多数卜辞是以商王为主体的。近年研究指出，殷墟甲骨里也有若干不是以商王为主体的所谓非王卜辞，以1991年花园庄东地H3所出内容最为丰富，拓宽了对当时历史状况探索的眼界。

殷墟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已经证明，已发现的约13万片有字甲骨，几乎没有可以确定是早于商王武丁的，并且属于武丁早年的卜辞带有种种粗糙原始的特点。因此，想在更早的商朝遗址中发现内容丰富的甲骨文，恐怕是不大可能的。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找到的一片早于殷墟的刻字肋骨，字数寥寥，也表明这一点。

商朝末年开始有文字较多的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但字数最多的，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所藏卣，也不过49个字。然而周朝一开始，金文便呈现显著加长的趋势，例如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的何尊，作于周成王五年，铭文即有122个字。尽管近年发现了若干珍贵的西周甲骨文，对研究西周所起作用最大的，还是金文。

1995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了推断西周共和以上年代，制订了“西周金文历谱”。这份历谱的特点，是强调以青铜器的考古学类型学研究作其基础。通过历谱，可以把大量金文材料排比系联起来，结果发现，西周历史上有四个时期，能够确定的金文较多：

第一个是周朝初年，武王死后三监叛乱，周公摄政的时期。这段时间的金文，许多可与传世文献联系对照，如《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有记伐纣子武庚的大保簋；“二年克殷”，有记周公夷平殷都的何簋；“三年践奄”，有记伐盖（奄）的禽簋和冈刦尊、卣;“四年建侯卫”，有记封卫国的簋；“五年营成周”，有上文提到的记建成周的何尊，等等，不能缕述。

第二个是周昭王晚年。古本《竹书纪年》及《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记载了昭王十六年伐楚，至十九年南巡，死于汉水的史事，有令簋、令尊与令方彝、中方鼎、中甗、中觯，以及近年出现的静方鼎、甗，等等，很多青铜器，足以证实这一段令人惊异的历史。

第三个是西周中期的周恭王之世。能够排在恭王时的青铜器特别多，人物互相系联，历日彼此调谐，是其他时期少有的。

最后是西周晚期的周厉王、宣王时期。这个时期有关的传世文献较多，特别是《诗》，有不少重要诗篇，可与虢季子白盤、兮甲盘等等金文一一对照。总的说来，厉王史事更多依靠金文，宣王史事则更便于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

商朝后期到西周，甲骨文、金文这些出土文献，与传世书籍结合考察的结果，是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当时中国已经处于早期文明的发达阶段，过去有些学者对之估计过低，是不够准确的。等到进入东周（包括春秋、战国），文明的发展于是走向高峰。春秋时的出土文献，仍以各国金文为主，战国时这方面最重要的发现，则是竹简和帛书。

竹简（在没有竹子的地方是木简）和帛书是我国纸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以前的书写载体。由甲骨文知道，至少在商朝已经大量使用简了。至于丝织品的帛书，最早使用的证据是在春秋晚期。

战国简帛大致可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而书籍对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这种战国时期原本书籍最早为现代学者所见，是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但由于那时楚文字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内容很长时间未能得到解读。50年代以后，陆续有楚国竹简出土，同时楚文字释读的水平也逐步提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发现的竹简和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竹简，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使孔孟之间或老庄之间的学术史得到改写，其影响至为深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经校友捐赠入藏一批战国竹简，计2388枚，内容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经过初步观察，发现有多篇《尚书》，有的见于传世本而文句颇多不同，有的曾为传世文献引用但久已佚失，还有些是秦汉以来从未有人知道的。又发现有一种编年体史书，很有些像《纪年》，所记史事自周初直至战国早期，对传世文献有很重大的修正和补充。此外的珍异内涵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原载：《光明日报》2009-11-05

第二篇：中国早期无线电发展

中国早期无线电的发展

国内：

中国无线电报始于清末，1905年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同时购买无线电收发报机，装在海军的舰艇上。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随后袁世凯窃取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5年4月北洋政府公布《电信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无线电有关的法令。内容规定；无线电器材属于军属品，非经特许不的进口，同时，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私设电台。这一法规在一定上对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无线电主权起到阻止作用，但是在北洋政府开发电报电话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技术和设备一步步渗透中国。

1924年8月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规。客观上促进了无线电广播的发展。

官办电台

1923年东北无线电监督处，早期广播机构。

哈尔滨台长张翰于1926年建成第一座广播电台，10月1日正式播出，功率100w 内容有新闻，信息，音乐，演讲等，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1928年1月1日建成 沈阳广播电台，1927年5月建成天津广播电台，1927年10 月建成北京广播电台。

这是中国早期官办的四座电台，极大促进了广播无线电的发展，同时加快了信息的流通，推动收音机的普及。但是中国广播电台在夹缝中生存，受到外国广播电台的挤压，发展异常艰难。

民办电台

1927年3月18日在上海由新新公司设立的商营广播正式播出，内容多推销收音机等无线电器材，戏曲，弹词，这是中国私营商业广播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商营广播的全盛时期，仅上海就有四五十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取缔，抗战胜利后艰难发展。

外国：

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借用日本人张姓华侨的资本在上海成立中国无线电公司，并与美资英文报纸《大陆报》合作，创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广播公司”呼号XRO于1923年1月23日晚间首播，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曾播出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3月24日因违反《电信条例》被关闭。

1923年5月美商新学银行创立了一座广播电台。

1924年5月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在上海创办开洛电台，功率100w，内容经济，戏曲，音乐，影响很大，五年后停播。

1925年日商在天津创办电台。

这是早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四座电台，他们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无线电事业的进步，他们传播了先进的技术，理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但是外国人也逐步在占领了中国的无线电主权，扰乱了中国上空的无线电秩序。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是在国际潮流中诞生的，在外国示范下出现，受到外国的入侵，挤压，在曲折中艰难发展，在困难中努力前进，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篇：第一单元 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

第一单元 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P2--P30）

第一课 亚非大河文明

一、古代埃及（P2--P4）：君主专制制度，金字塔，象形文字，太阳历，木乃伊制作（医学）。公元前15世纪——埃及国力强盛，不断对外征战、开拓疆土，成为地跨亚非两州的帝国。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灭亡

（P3：为什么金字塔是古代埃及文明的象征？P4：木乃伊的制作说明了什么？）

二、古代西亚国家（P5--P7）：“新月沃地”，《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腓尼基字母文字。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统一两河流域

（P6：法典制定目的和实质P7：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影响）

三、古代印度（P7--P9）：种姓制度，佛教。

公元前6世纪——佛教产生

（P8：种姓制度的实质、佛教产生背景、种姓制度影响P9：佛教的实质、佛教教义）第二课 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

一、早期国家与社会（P10--P13）：夏朝，青铜铸造业，商朝，甲骨文，西周，分封制，礼乐制

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标志着我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公元前1600年——汤建立商朝

公元前1046年——建立西周（P12：分封制的目的、含义、影响P12：礼乐制的目的、含义）

二、诸侯争霸与社会变革（P13--P15）

第四篇：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顾人和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提

要

水是大自然最富才华的艺术家，是它塑造了雄奇的长江三峡；水又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是它孕育了灿烂的长江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一部人类同洪水共存的历史，许多古史传说都与水有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长江洪水频频发生的历史时期.大禹是中华民族广为传颂的治水英雄，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夏王朝的奠基人.大禹治水的故事发生在大约四千年前，他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尚书·禹贡》载述，大禹从上游开始经三峡地区一直疏导到长江的中、下游河段，书中曾多处提及禹从事疏浚长江河道制服洪水的水利活动.又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的记载，大禹治水还到了位于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水经注·江水》则明确指出，三峡河道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在太湖流域，大禹治水的传说广泛流传，对大禹的崇拜与信仰也极为盛行.考古发现，在长江三角洲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缺失地层中，淤泥厚度达1-1.5 m.一些专家认为，那是4000a以前发生于良渚文化末期的那次特大洪水留下的痕迹.关键词

大禹

治水

长江文明

分类号

P532 大禹治水的神话与历史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夏朝总共传14代，先后延续了近500年.夏王朝的建立，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标志了延续数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告终，而往后持续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则从此开始.在华夏大地从蛮荒走向文明、中华民族自形成而走向壮大的重要历史转型期，大禹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刚强的人格，创建了治理洪水、统一国家的伟大功绩，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禹，在民间通常被尊称为大禹，与尧舜并称为古代传说中的三大圣王，又相传为夏朝的开国君主.在传说中，禹家世极其显赫，“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的父亲即鲧，帝舜时因治水无功被放逐而赐死.禹继承其父未竟的事业,帝舜任命其官职为司空，其主要使命就是治水.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代文献最早可见于《尚书》与《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上，可见 “咸有九州，处塥之堵” 的铭文；在“秦公簋”和“秦公钟”的两处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近年间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发现一件名为“遂公”而堪称国宝的青铜礼器，礼器当为西周中期某一代国君遂公所用.其内底部铸以铭文 10 行 98 字，字体优美，行款疏朗，被考古学界誉为“金文之最”.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从该青铜礼器的断代分析可以确认，关于大禹治水文献记载的历史记录因此而提前了700a.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时代，神话的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越自然的力量，而神话产生的社会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世界观.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使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是“ 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1]”.黑格尔则充分肯定神话记述的史料价值，他在《美学》中指出：“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氛围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为认识的对象[2].”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既可以把大禹治水的传说视为神话文学，又可以把它当作上古历史来阅读.自汉代开始，史家就把禹作为夏王朝的开国帝王写进了史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古代最有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样也详细地记叙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今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大禹曾经治理过三峡，治理过长江，不只是根据至今还在长江流域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而主要是根据古籍的记述中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翻开先秦古籍，几乎随处可见关于大洪水的触目惊心的叙述：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昬垫.”(《尚书·夏书》)

“当尧之时，天下犹末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填洪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篇》)就是到了春秋时期，洪水依然连绵不断，从《左传》的编年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出现大水的记载.我国古代史籍记述许多关于大禹的传奇故事，的确具有不少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甚至说违背现代科学的内容，充满了神化与夸张的文学色彩，但我们可以肯定，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必定涵盖了许多历史真实的成分.史籍透露的种种信息表明，我国古代的先民们确实曾经遭遇过一个漫长的“洪荒”时代.2关于大禹治理长江洪水的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

《尚书·禹贡》在记述大禹治水的历史事迹时，多处提及大禹致力于疏通长江的支流和长江干流.“ 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 ； “ 导番冢，至于荆山 ”；

“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 ” ；“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另外,《史记·夏本纪》中还有 “云梦土为治”的记载（“云梦”指位于今日江汉平原的古云梦泽）.这说明大禹治水的足迹从长江上游的众多支流水系经过三峡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现代禹贡学派创始人先贤顾頡刚先生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关于大禹的神话是“自楚传至中原”的，“中原民族自周绍王以后，因封建交战而渐渐与南方民族交通，故穆王以来始有禹名见于《诗》、《书》” [3].他在注解上列《禹贡》、《史记》等关于大禹在长江流域治水的文字时作了以下描述：“甘肃、四川间的岷山，汉中间番冢山，雅安的蔡山和蒙山，都给禹收拾过，可以种植五谷，安定人民了.汉中的汉水(即漾)，甘肃的西汉水，流到四川的嘉陵江(即潜)，川西坝子的沱江，经过六省(按旧说)的长江，都给禹疏导过，可以代灌溉和行船了[4].”

大禹治理洪水采用的方法，大约是接受其父失败的教训，以疏导为主.如孟子所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 他不是用人工的力量执意与大自然对抗，而是因势利导，顺乎自然，给洪水寻找出路，他采用的战略部署是是 “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设法将各路洪水导进长江，排入大海.三峡为长江之咽喉，疏导长江的治水工程艰难之最当然要算开凿三峡了.众多古籍除《蜀王本纪》有 “ 时玉垒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 ” 的记述外，还记载了大禹开凿三峡的种种传说.《水经注·江水》记载：“ 江水又东经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郭璞)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 则明确指出三峡是大禹开凿和疏通的.历代著名诗人同样也以优美的诗句来歌颂大禹的这一功绩.有道是“ 往来行族弊，开凿禹功存 ”（唐 孟浩然《入峡寄弟》）； “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唐 陈子昂《白帝城怀古》）；“ 伟哉神禹功，疏凿此山川 ”（宋 范成大《初入巫峡》）；“ 山川夔路险，疏凿禹功名.”（清 王士正《黄陵庙》）；“禹功何巍巍，尚睹镌凿痕.天不生斯人，人皆化鱼鼋”（宋 陆游《入瞿塘登白帝庙》）.大禹公而忘私和艰苦奋斗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代代相传.《尚书》记述了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新婚仅三四天，便出发治水的故事.《孟子》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的说法是 “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大禹长年在外治水，一心为公，无暇顾及家庭，顾及儿女私情.据《庄子.天下篇》载：“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 禹立志为天下黎民兴利除害，他身为治理洪水的最高长官，能够长期与广大民众一起栉风沐雨，共同奋斗在抗洪第一线，其含辛茹苦甚至于到了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地步.大禹光辉道德的高大圣人形象，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中树立起来的.3大禹时代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略述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与大禹时代相当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晚期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从其形态来看，可能大多是“三苗”部落的遗存.重要的考古发现有一系列不同等级聚落的城市遗址，面积一般在20×104-30×104km2的规模，其中以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城址尤为壮观，城内面积达120×104km2.中心城址还修建了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大型高台建筑与祭坛.此外还有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浣、石首走马岭等城址，说明城市景观的兴起已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5].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大型城址，城墙外有宽达数十米的护城河.护城河的有些地段是利用天然河道，有些地段则是人工开挖而成.倘若仅仅是用于军事防御，修筑如此宽阔的河道似无必要.根据其地貌的形态与走势，可以认为抵御洪水侵袭同样是这些城墙和城河的主要功能.可以想见那个时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已经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威胁，而人们正试图探索如何与洪水协调共存.在农业经济领域，稻作技术与生产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人工营造的水稻田，而且还出现了比较简易的灌溉设施；小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刚刚开始，尚不具备明显的社会分工特色，而其产业布局往往与原料产地相关.位于长江三角洲的环太湖地区，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在那里前后延续了一千来年.气候与环境的显著变化，可能是其晚期文化衰落的主导原因.有些环境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晚期的气候较前期变得低温多雨.由于地下水位显著上涨，使原先位置较低的广阔田野沦为湖沼，加上光热条件不足，使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生产力受到很大挫折，从而削弱了良渚文化集团的社会政治实力，最后导致良渚文化时代的衰落.气候与环境的急剧变迁，虽然不一定是良渚文化走向衰亡的唯一或直接的原因，但可能是其中相当关键的原因之一.4大禹的历史功绩

以蚩尤为首 “三苗九黎”，是指古史时代大部分居住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广大南方民族.由于当时蚩尤已经掌握冶炼技术，生产力比中原地区先进.《史记·五帝本纪》记述：“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与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战大弩.” 当时蚩尤拥有先进的兵器，农业与渔业十分发达.在发达经济生产力的支撑下，其军事势力不断扩展，直接威胁到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东夷和西部高原地区的戎夏族，所谓 “三苗九黎” 的侵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北方王朝的严重边患.尧、舜时曾长期征讨，直到大禹時代才逐渐将战乱控制平服.由于苗、黎等民族不再北侵，加上长江中游地区洪水得到治理，民生有了基本保障，国家从此出现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指导各地发展农业生产，安排人民生计，特别是在治水患的同时还统筹考虑到兴水利，开挖沟渠，应使其兼备排水和灌溉的双重功能.《尚书》记载禹 “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意思是大禹不但疏通了大江大河，还组织兴建了农田水利系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大禹 还“令稷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大禹懂得因地制宜，提倡在地势低洼的区域种植水稻.由此看来，后稷一生的事业是忠实地贯彻了禹大力发展农业的既定方针.因此，大禹作为华夏农业的始祖，同样是当之无愧的.古史记载的大禹主要有四个伟大功绩，一是 “丰水东注，唯禹之绩”；二是“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三是他在南北各地广泛推行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导民众进入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时代； 四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大禹通过治水活动树立了崇高的政治权威和亲民形象，为后来建立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政体和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他创立了以疏导为主体的治水方法体系，并从治水实践中总结出 “ 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 ”的所谓 “六府三事九功”的东方文明模式.大禹倡导的这个文明模式，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历朝历代建国的政治宗旨，而且形成了古代东方文明的象征.5 有关大禹故里的辩论和日本文化根源于长江的说法

关于大禹出生于蜀地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成书的《竹书纪年》：“ 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西汉文史家杨雄在《蜀王本纪》中记载：“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 魏晋时代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作了以下的注解：“ 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 那么石纽究竟在哪里呢？ 四川人大概从来都不去怀疑大禹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四川人，但是自明清以来，汶川县与北川县的地方官员和当地知识分子却为大禹出生地的“石纽”究竟应归属何地而争论不休.论辩持续了好几百年，想不到这样的论争到20世纪80年代会再度兴起而达到高潮.至今多数人认为，大禹故乡应是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被古史记载为 “禹出汶川” 的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古迹证据的缺乏而在这场争论中甘拜下风.司马迁在谈到大禹生于西部时，曾经论及古代中国东西部地缘政治与文化兴衰的相互作用关系：“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近几年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历史学者曾专程到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学者针对日本的古代神话与 中国 “大禹诞生” 传说以及蜀地岷江上游古代地域文化的许多相似之处进行了探讨, 因而推定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必然的内在关连.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古贺登教授在一篇题为《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的论文中, 详细论证了日本“神武天皇的众多传说是根据中国巴蜀的开国传说编写而成”的观点.他在对羌族历史文化的实地考察中，特别注重收集流传在民间的关于大禹的神话传说.古贺登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谈到： “中国的开国传说也伴随着治水-建国这样的梗概.大禹治水的传说为其代表，川西的羌族人至今仍然确信禹是自己的祖先.” 他又说, 日本“文化的根源，...并不在于北亚游牧民族的文化，而在于长江流域的太阳信仰的养蚕、养鸬鹚的稻作文化” [6].参 考 文 献 戈宝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307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76 3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8: 179 4 顾颉刚.顾颉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74 张绪球.长江中游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67 冉光荣，工藤元男等.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4-7

The Watercourse Regulation Masterminded by DAYU and the Nonage of Yangtze Civilization

GU Renhe(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P.R.China)Abstract Water is a great craftsman who has sculptured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And water is also the headspring of all the life on the earth that has nurtured the resplendent Yangtze Civilization.To some extent, the Chinese immemorial times was a long history in which the Ancients coexisting with the Flood.The YAO-SHUN-YU era in myths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Yangtze Noachic Flood happened frequently.DAYU is a great ancient hero widely known for his water-control in Chinese mythology and legend.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unified kaiserdom-XIA dynasty.The famous story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was happened 4000 years ago.One of Chinese geographic sutras Shang Shu-Yu Gong recorded that DAYU had triumphant dredged up the mainstream and many branches of theYangtze River, another sutra Shui Jing Zhu has mentioned that the watercourse of the Three Gor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as excavated by DAYU.The legend about DAYU's water-control is widely spreaded and the deep adoration to DAYU is prevalent in Yangtze delta, especially in Taihu basin.In several stratums of the Neolithic age where deficient of culture trace massive mud was deposited.According to certain expert, that is the result of the Flood happened 4000 years ago.In Taihu region of the Yangtze delta, refulgent Liangzhu Culture continued some thousand years.The climate in the last period of Liangzhu Culture became more and more cold and wet.The rapid variance of th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is not direct or only causation but a important factor of the comedown of the famous ancient Culture.Keywords: DAYU, water-control, Yangtze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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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027,40371112)资助.2003-08-10收稿；2003-12-15收修改稿.顾人和,男,1947年生,email:rhgute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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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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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15卷

增刊

顾人和:大禹治水与长江早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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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发展状况概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发展状况概说

南友锋

陕西省商州区中学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针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工人当中进行调查研究，又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体系。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它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对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影响尤其巨大。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之时，中国正处于晚清政府统治之下。清王朝已经走过康乾盛世的辉煌，内忧外患、国势垂危，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被工业强国两度打败后，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是清政府派赴国外的一些外交人员和学者。“近代中国人透过被西方列强打开的国门，初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并从中知道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主义，最早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①（P9）1870年，法国传教士和中国民众之间发生了天津教案，清政府委派崇厚赴法谢罪。张德彝作为崇厚的随员，目睹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状况，写成了游记《三述奇》。此书最大的价值是，它为中国人接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提供了最早的信息。介绍巴黎公社的还有当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教会新报》等，但影响最广的是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此书出版于1873年，较客观地介绍了巴黎公社，使中国人知道了国际工人运动。此时洋务派正掀起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其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印了《西国近事汇编》（1873—1899）。它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刊物，它最早使用了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密尼党”、“康密尼人”。1898年夏，在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成为第一部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著作，“可以看作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开始”。

①（P15）

此书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1899年，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登载了《大同学》，首次提到《资本论》这一书名。此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补充基督教救世教义而进行介绍，虽有一些缺陷，但毕竟较早地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作了简介。它使人们开始了解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且是“主于资本者也”。

甲午中日战争，大清王朝竟然被向来不受其重视的小小岛国日本打败。山河破碎、创巨

② 1 痛深，“四万万人齐下泪”，康有为、梁启超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不幸的是，这场挽救中国危亡的运动却被慈禧太后扼杀了。逃亡日本的梁启超，从1902年9月到1906年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梁启超认为：“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是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启蒙作用。日本和中国虽然都经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跨入了强国之列，中国人很想探寻日本崛起的秘密所在。进入20世纪，留学日本形成一股热潮。大批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当时的日本是亚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这些留日学生与避难日本的革命党人又同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研究和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这样中国从日本转口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是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的一条主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也特别兴盛，定期出版的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出一本新书，翻译者有数家。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输入新思想，当然马克思主义也在输入之列。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和《社会主义神髓》，村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著的《社会党》等专著，都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马克思主义较早就产生了关系。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就探讨过社会主义。1903年，他在旅居日本期间曾经与幸德秋水交往过，就实行社会主义交换过意见。1905年，他访问过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并要求加入第二国际。此年，他建立了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③（P207）

他还对江亢虎的社会党给予支持。在孙中山的影响下，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冯自由等人纷纷投入到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中。朱执信在其撰写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记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毛泽东也承认：“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④。在1902——1905年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词，在中文书刊中就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词汇而流行起来了。⑤

（P6）

1907年，在东京和巴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形成了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它们东西呼应，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1912年，中国社会党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连载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国内最早译载恩格斯的一部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状况：⑴、十月革命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比较 复杂。最早是出访欧洲的一些外交官和学者，后来是一些留学国外的新型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国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总数较少。⑵、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比较多。最早主要是通过英法两国，后来主要是通过日本。少数中国人踏足欧土感受过马克思主义，但大多数中国人是通过译书来了解马克思主义。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程度是肤浅的、片断的、零碎的，甚至是曲解的；没有联系广大群众、结合中国的实际。这些翻译者，受其能力水平的限制，难免会出现这些问题。“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各种来自西方学说的影响，并且这些在西方似乎是不同时期的理论，在中国呈现为同一时代理论的各种变异形态。”⑥

（P1）

⑷、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是缺乏成功的实践国家和坚实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前，世界上还没有成功建立起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十月革命

⑦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片断介绍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P56）

直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大地上逐渐传播开来，扎根并长成参天大树。

注：

① 钟家栋、王世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张铨亚．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N]．光明日报，1987—9—16．

③ 张勇，蔡乐苏．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④ http:// ⑤ 郭欣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⑥ [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⑦ 张静如．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一卷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