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国文明

第一篇：史记》与中国文明

史记》与中国文明

文章作者：陈强

历史上的华夏民族很可能来自遥远的西亚——“四海之内”最早当指两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状况，而象“神州”、“天子”、“神明华胄”一类的观念亦与希伯来文化若合符节。这支神秘的民族将太阴历、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一种杂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带到了东亚，其迁徙路线由上古寻根文学《穆天子传》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华夏文化之大成，与犹太人相比一重礼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

序国学则有类犹太学校。而周文作为民族宗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在其子代异变为泯灭种族界限的世界宗教。华夏族应与苏美尔人有很深的渊源，而犹太人的祖先则为苏美尔化的闪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约即是苏美尔教师之变种，这两类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变，从而成为远古两河文明的活化石。华夏文化与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罗河在喀土穆交流融汇，流衍为古典中国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胡子老人。“华夷之辨”本意盖指华夏族与土著居民之种族区隔，这一界限随着二者融合逐渐消失于无形。司马氏世典周史——当大一统国家崛起之时，太史公以如椽巨笔将华夏族的历史记忆延伸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将《史记》视同六艺一般的经典，便翻开了此书之名山藏正本。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丛。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尢。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五帝本纪》)。从《史记》的记载看，华夏族似以游牧为生，和苏美尔人一样有高山崇拜的习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领，五帝则是华夏族首领——“帝”在世之时位格为天子，崩殂后亡灵即与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本纪提到的涿鹿之战影响历史既深且巨——华夏族经此一役反客为主，开始作为征服氏族君临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贵族共和，仿佛两河之苏美尔时代；至战国之世，随着本土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中国文明才姗姗迈入阿卡德时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贵族社会，“列传”则更多反映后期的平民社会。当“始皇帝”之名号出现时，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终于融合为统一的民族。三代贵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汉高祖那里就无从得见高贵的出身。华夏族与后世华人的关系略类希腊人之于希腊化民族。华人每将自己混同于历史上的华夏族，故以黄帝子孙自居——像朝鲜人同是华化民族，因为没有生活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只将始祖上推檀君。檀君当为血缘始祖，黄帝则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寝就象以色列的锡安山一样成为民族意识的图腾，而王船山在亡国之后以黄帝为认同符记阐发的民族主义思想亦与近代的犹太复国主义依稀相似。从人种上说，河洛一带的居民与古华夏族最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称。当其将居处命名“中原”时，或许仍在怀念原始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五胡乱华之后衣冠南渡，中国文明的重心才逐渐移到了长江以南。

近东是人类文明发祥地，犹如高峻的分水岭——岭西降水会聚于欧洲，岭东降水会聚于中国。在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的乌尔迁往迦南之前几百年，东迁的华夏族就在万里之遥的华北寻到了他们的神州。《史记》和《旧约》皆由民族历史的叙述阐发天人相与之际独到的宗教理念，顺流上溯源头或是苏美尔文化孕育的以天或安神为至上神的信仰。泰山封禅之柴祭和“以撒的燔祭”如出一辙；《伯夷列传》对天道的慨叹与《约伯记》对神明的怨诽理无二致；武乙僇辱天神为暴雷震死，以色列人亦因触怒上帝而遭惩罚；商纣无道，武王克殷革命——相似的是扫罗失德，大卫受膏继位。《史记》属于理性时代，《旧约》则属于信仰时代，更像《诗经》和《尚书》。《诗》、《书》之国命天授观即带有浓厚的一神信仰色彩——因其仅涉王者，不像犹太教与全民发生关系，故而可与社会上多神信仰并行不悖。商纣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则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在天命论上与《诗》、《书》颇有渊源，但更多受到《易传》、《春秋》所发明的新经学的影响。“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太史公的“上帝”隐于历史运动之中而不在其外，仿佛黑格尔之理性——不同的是前者的历史观是循环的，后者的则是上升的。在司马迁看来，汉高祖所以得到天命并非由于德行纯粹，而是因为性情作为顺应了历史循环之势。天人之际悠关国本。辕固和黄生曾争论汤武受命于景帝前，景帝以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争论使之聚焦，一旦息诤便不成问题。后来正史仅由叙述史实交代天命的传承与政权的转移——当其将造反者贬为盗贼时，就已暗示谁是真正的业主——手法略同佛家遮诠。

涿鹿之战和牧野之战的结局使中国文化演变为天坛祈年殿那样坛庙相连的复合结构——下层是光怪陆离的本土多神信仰，上层则为某种洁静精微的外来一神教。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可以一窥二者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古华夏族之精神后裔，儒在文化昌盛的承平时代始终掌握着中国之权柄——而到了唯力是尚的乱世便被内外蛮人所篡。他们诵习礼乐，以学显于当世，犹如拉比之于犹太社会。文言或司马迁所说古文乃其专用语文，推究原始大约是某种语法结构与本土口语截然不同之语文的直译——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和希腊文拉丁文一样代表着一个已在历史上消失的文明民族遗留的教化典型——《太史公书》本身便是古文之范本。利马窦来华之初身着僧服，为士大夫所轻，后来改穿儒服、诵习五经，才融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儒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战争中站在洪杨的对面，却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倒向朱毛的阵营。一位犹太先知显示了神通，他所散发的似曾相识的精神气息不知不觉地催眠了华夏的传人——欲知所以然就要从《史记》开篇《五帝本纪》慢慢道来。四诗之中《雅》、《颂》庄重肃穆，体现华夏风貌；《国风》纯真自然，象征本土精神——周孔和庄周分别是两种气质的人格典范。“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书自序》）。《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继二圣之业再度结集华夏文化——至若《历书》、《天官书》则远绍两河之苏美尔文化。比较之下史迁对庄周可说略无敬意——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径以“猾稽乱俗”讥之。魏晋名士则相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人心思敏锐，已然觉察华夏文化与东亚民族人种气质之不谐。这就好像尼采厌憎基督教之犹太气质，转而青睐希腊悲剧、印度佛教以及查拉图斯特拉。在儒家内部，朱子为代表的保守派近于华夏气质，阳明为代表的自由派近于本土气质。晚明之时，保守派与基督徒缔交，自由派则与佛教徒结盟——二者阵线分明有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制礼作乐的周公便是标帜三代历史的伟大人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周本纪》)。宋乃文化保护区，像“桃花源”般延续了有殷一代的文物制度——涉足其间仿佛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回到了前朝。使无文章著述，由其政治举措也可想见周公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修养。道理上说宋国诸侯并非周天子臣属，而是前任，于其封地享受退休待遇——先有《殷本纪》才有《周本纪》。“本纪”彰显天命传承，项羽立为本纪即言汉家合法性自楚继承，改称“列传”则表示政权承自赢秦。存亡国的周公视人为文化人，而灭六国的始皇只视人为生理人，以为收天下兵便可传位于万世——素质高下判若云泥。若将周公拟于摩西，孔子就有些像耶稣，周文在他那里流衍为有教无类的世界宗教。今文经学将孔子尊为受命改制的救世主，略类基督教；古文经学则视之为绍述古典的伟大教师，有如犹太教——前者之文化华夷观完全泯灭了种族的界线，而后者之历史记忆又使华人混同于史上的古华夏族。《史记》即熔今古文经学于一炉。《孔子世家》讲孔氏年轻时因出身微贱遭人歧视，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于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至圣。内圣之学即大人之学，千千万万的人只是生理上的大人，而儒家所言大人则是精神上的大人。赵括谈兵辩才无碍，以为天下莫能当——其父赵奢知道他很不成熟，将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视若儿戏。如何才是大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是大人；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弗取的鲁仲连是大人；致富有方而僮仆赖以为生的古代资本家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大人；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的孔子更是大人中的大人。

“世家”象征贵族时代，古乐为其时之声文；“列传”代表平民时代，新乐为其时之声文——前者像古典音乐，后者则像流行音乐。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而听新乐则不知倦，当此之际，《左传》里面隐于幕后的小人已随心智成长走上了前台。原始生命的爆发终于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超级利维坦——秦汉帝国相当两河之古巴比伦王国。帝国的兴起使政治家的视野超出《禹贡》九州的范围，开始关注最具威胁的战略对手。“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匈奴列传》）。此类文字为政策制订提供参考，极具实用价值，可以说与今日之地区研究一般无二。列传由汉匈交往的历史了解对手性情思路，检讨己方政策得失，有些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从记载上看匈奴的民情风俗异常适应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而中国之礼乐文明则以反自然抑本能为特征——今文家以及诸子百家针对周文之敝阐发的损文用忠的观念肯定受益于周边原始社会之考察。匈奴王族亦出华夏系统——南至蜀越，北到匈奴，黄帝子孙每藉政治实力与文化专长成为土著民族首领。华夏族携带苏美尔文化，又在吸收东方各族文化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新，终于造成风靡东亚的华化运动。中原为华夏文化辐射中心——最近在二里头宫殿区发现贵族墓，葬俗即与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相似。匈奴举事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此和金文所见生霸死霸一样皆乌尔月神崇拜之流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甚至玛雅文明也有可能濡染华夏之风——美洲金字塔就像两河塔庙而与埃及金字塔相去甚远。今日考古学者惟于本土忣忣探察文明之源，而当日汉人却在西域展开寻根之旅。张骞在报告中说安息长老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不知是否将西王母混同于西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穆天子与西王母之艳遇简直就是所罗门与示巴女王之情事的东方版本——前者男方拜访女方，后者则女方拜访男方。汉武帝富于幻想，对神话传说充满好奇——太史公则极为理智，一向不语怪力乱神。《大宛列传》开创了中国的西方学传统，唐人《大唐西域记》以及清人西北史地之学皆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伸。泰西东方学的兴起亦与欧洲人的寻根意识不无关系——比如，亚述学有助了解《圣经》背景，印度学则有助了解雅利安人种和文化。

自禹铸鼎象物以来，九鼎就成为华夏王权的象征。“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子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楚世家》）。楚掌握硬权力而周则掌握软权力——资历和威望同样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楚庄王观兵周郊，炫耀有形的实力；王孙满则侃侃而谈，展示无形的实力。管仲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因为巧妙地融合了两种权力——桓公与其他诸侯伯仲之间，假借王室的威望才能使已意畅行无阻。三家分晋及田氏代齐皆因周天子之认可获得了合法性。而至五国相王之时，东周垄断的软权力已然销蚀殆尽。按照周人的观念，王生前是天子，死后依然为子，在帝之左右——秦齐称帝连横，从此确立了帝尊于诸侯王的地位。七雄之中赢秦与山东六国大不相同，秦像一往无前的青少年，山东则如瞻前顾后的老成人——吕不韦曾尝试将后者的记忆嫁接于前者的躯体，惜乎功败垂成。至秦并六国，外部的敌人潜入腹心而函谷关顿失屏障——青少年只看见权力带来的荣耀，却低估了其所隐涵的风险。这支强悍的民族依照丛林法则削平群雄，终因无法化敌为友以出丛林走到了自己的末路。秦之驟亡与君主个人性格上的弱点亦密切相关。始皇帝专制集权，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不中呈不得休息——偌大疆域只一头脑，反应迟钝可想而知。汉高祖就比他豁达，封建诸侯，将大公司拆成若干分公司管理——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回顾前史，周室譬若父母，诸侯则如儿辈——幽厉以降，前者日益衰老而后者逐渐长大，相互间龙争虎斗、四海沸腾。自汉兴天下一统，父母换了身体、健壮如昨；自立门户的儿子则又回复童稚、受到监护。

汉继周业，所不同的是贵族时代蒙昧的小人已然成年，需要集体的记忆。太史公便将华夏各分支的历史融会贯通，编织了一张珠珠交辉、影影重叠的因陀罗网。《秦本纪》有个“我”，《赵世家》有个“我”，《魏世家》有个“我”，《韩世家》有个“我”，《楚世家》有个“我”，《燕召公世家》有个“我”，《田敬仲完世家》有个“我”——诸多小我在因陀罗网里泯灭了是非恩怨，化成兼容并包的大我。和这个大我融为一体的人则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成为“华人”。（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第二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司马迁用历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书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抛诸脑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只要坚持不懈，总会见到了阳光的。在司马迁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这样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记》、《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自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赋》里，诉说道：“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饱经忧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所以鲁迅先生生前给予《史记》高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三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开始诵读“古文”典籍，20岁那年开始漫游生活，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还多次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前把自己著作历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给司马迁。三年后，司马迁迁任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材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公元前104年正式写作《史记》。这年司马迁42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想法说了。汉武帝大怒。司马迁被下狱并受宫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写完，于是本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秋失明，厥有《国语》”等先贤那里受到启

发，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经过大概十年的辛勤写作，司马迁终于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宏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5400字。“本纪”叙述帝王的政绩；“表”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纪。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

《史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有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如肯定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正义性；对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国家的伟大作用，但也没有对他虚伪、狡诈、无赖品质的揭露；在《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史记》对爱国英雄的描写则是极尽赞颂的口吻，如蔺相如、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李广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后世的作家都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许多戏剧也取材于《史记》。鲁迅先生曾高度赞扬史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四篇：司马迁与《史记》

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

第五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简介

一、司马迁

1、游历天下 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2、临危父命

3、仗义执言

4、忍辱负重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

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

1、体例：《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打 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 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 史料来源。

2、史家之绝唱，无韵诗离骚——《史记》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1页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

三、其他相关内容

1、前四史：《史记》、《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三国志》（陈寿）

2、史学双壁——《史记》与《资治通鉴》（司马光）

3、史界两司马——司马迁、司马光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 班马——班固、司马迁

4、《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的“十大名篇”是：

司马迁与《史记》共3页第2页 “大江东去 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 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 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 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 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 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5、《史记》中的成语与名言警句

（1）成语： 春秋笔法 左支右绌 焚书坑儒 指鹿为马 拔山扛鼎 先发制人

破釜沉舟 沐猴而冠 霸王别姬 四面楚歌 一败涂地 约法三章 运筹帷幄 高屋建瓴 卧薪尝胆 鸟尽弓藏 一狐之腋 招摇过市 韦编三绝 鸿鹄之志积毁销骨 毛遂自荐 脱颖而出 歃血为盟 因人成事 一言九鼎 完璧归赵负荆请罪 怒发冲冠 刎颈之交 胶柱鼓瑟 纸上谈兵 无颜见江东父老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名言警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6、后人评司马迁与《史记》

柳宗元：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南宋·郑樵：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明末清初·金圣叹：六才子书之一

明末清初·钱谦益：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 清·章学诚：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梁启超：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 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祠楹联：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使照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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