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与中国文明

第一篇：儒释道三教与中国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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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 1 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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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曾经不相信火车的速度能超过马匹，但人类从此翻天覆地地改变着自然。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并且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样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当时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辨证统一关系。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易传》认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及万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无穷极之仁”。而“仁”集中表现在大自然永恒的创造力之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活力，成为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大化流行过程，生命始终流畅不滞。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

（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人类的活动不能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有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讲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 3 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文化与人生领域中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对待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张“修己以安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世，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更大价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还分别提出了仁的一些具体条目，例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即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在爱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6000多种语言，25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与人之间由于利益不同、观念不同、信仰不同，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要实现和谐共处，必须提出取得广泛共识的“全球伦理”。1993年八九月间，为纪念“世界宗教会议”召集一百周年，来自世界上大小120多个宗教团体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为建立起公认的全球伦理，代表们在大会上经过长期讨论和反复修改，通过并签署了《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全球伦理”，并指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经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接受，为全人类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普遍和谐。为实现和谐的追求，中国文化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和”，一是“中”。

将相和的故事体现出中国人处理人际间矛盾的特点：对立和斗争不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为结局，而是相辅相成，协调配合。

清朝的张英是朝廷要员，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与邻家争地，家人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张英让家人谦让，结果两家间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传为美谈。

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互相关心、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的作用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说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说把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则必须“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综合不同意见，防止偏于一端、专横独断，否则，则“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能汲取别人的有益思想，纠正其错误思想，力求公允正确，绝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和谐精神主张：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只要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必定有与之相对的事物和现象，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争，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张载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间社会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他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体现在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万物通观，“道中庸”说的是行事圆融，不走极端。所谓“中”，是说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执中”就是讲究适时、适当、适度。所谓“庸”，就是传统，就是规律，就是不变的法则，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

孔子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又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的这两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尧传舜，舜传禹，只交代

一句话，就是“允执其中”，并认为如此便可“天禄永终”，可见“中”的重要。又说舜是大智的人，为什么说舜有大智呢，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进一步说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难能可贵。

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个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子夏却显得“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好些吧？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孔子言“中”，并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了“中”。如在行为上，他主张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主张“无适”、“无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些都是孔子灵活运用“中”的具体表现。

有人认为“中”是一种调和论，是一种折衷主义，其实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中”反对“过”与“不及”。其次，三代相传，只交代一句“允执其中”，便可“天禄永终”。并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绝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坏的圆滑处世的折衷主义。再次，孔子历来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对于“同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为“乡愿”，认为他们是乱雅之郑、夺朱之紫的“德之贼”。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就是说，一旦确立了“中”的准则，永不偏离，甚至“至死不变”。可见这“中”绝不是折衷主义的产物。

与“中”有关的还有“权”、“和”等概念。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与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义是秤锤，可随物体的轻重在秤杆赏左右移动后达到平衡，可引申为变通。《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欲执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权变，就是执于一端。儒家提出“权”的概念作为“中”的补充，为了使人能通权达变，以利于“执中”。“和”是说“中”要达到的效果，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

中国文化所蕴涵的讲“执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的基本原则。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我们保持和谐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其中，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等方面的目标汇总起来，就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与人的和谐。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就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为此，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 6 之间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人和谐相处要讲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长的故事说明了“过犹不及”这个道理。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人与自我的关系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做人要自知。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要求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之复杂，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认识自己的一个关键是要正确分辨烦恼，不要让无谓的烦恼所遮蔽，影响了自我的判断。有心理学家对烦恼进行了数字化分析，认为人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30％是为了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有92％的烦恼都是自寻的。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当然，即使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是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珍贵的一个部分。

张良拜师的故事说明，磨练自我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二、磨练自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人类在认识自我之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

孔子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临大节而不夺的品质即是刚毅的生动表现。在他看来，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为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儒家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之道，主张刻苦学习，不甘人后，“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些，都是刚健自强、积极有为思想的表现。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

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人应当立志高远，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奋发图强，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化解矛盾，勇于迎接挑战，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问题，其他问题都围绕它而来。境界说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在精神层面上对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华，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自然有贡献。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来，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人类被看作是判断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说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顺有逆，有胜有败，有进有退，有荣有辱。顺境易处，逆境难为，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论顺境逆境、圆缺福祸，都要理解别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处顺逆，随缘自适，用舍由时，善对名利，安心为本，才是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

我认为要做好下面三个方面：

进退有节，仰俯皆宽

苏轼在一首词中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转引自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里面含有“进退有节，仰俯皆宽”的意思。苏轼一生坎坷，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典型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忧国忧民，出则道禅，一身洒脱，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同时，儒家也讲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正是表现出了这种情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独和放达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其影响始终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面对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脱之道。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 9 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

当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开出的药方，虽有“悬壶”之功，却乏“济世”之力，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名利，该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该追求依然要追求。不过，在物欲张扬、精神式微的当下，劝人把名利看得淡一点，“空”一点，淡泊处世，清心守静，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使人经常调剂到一种怡乐自在的最佳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三家之说，不无裨益。

安心为本，豁达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国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在任何环境中，人生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25万人自杀，约100万人自杀未遂，约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预防抑郁症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有专家指出，19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肺病，20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癌症，21世纪威胁人类最大的是精神疾病，这种说法值得深思。

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标、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精髓，实现和谐人生，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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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光大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严子陵是东汉时期的名士，尽管当时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请他作官，但严子陵淡泊名利，依旧在家乡富春山种地、在旁边的富春江钓鱼，“在清静中寻找舒适，在闲适中享受乐趣”。

第二篇：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

（中华武学思想文化探索研究）

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秦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 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内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今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 各树一帜。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三教合一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宗教，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宗教之血脉。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佛教起源与古印度，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的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优势取得了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二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在后秦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标榜“内外兼修”，“内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 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要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魏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玄学在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葛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内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包朴子?释滞》）。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陶弘景等。陶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往一个新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 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了。

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三教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魏晋面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 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

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 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隋朝名士李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 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张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佛教在建立中华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苏。宋元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加深，“三教合一”的思潮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普度大批僧人，重编大藏经；南宋偏安一隅，江南佛教虽然保持了一定的繁荣，但佛教总的趋势在衰落。在此期间，佛教与儒道结合，“三教合一”呈现出发展趋势。

在北宋期间，道教进入了全盛时期，北宋几位统治者（真宗、徽宗）崇尚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道众倍增，宫观规模日益扩大。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提倡“三教归一，以道为主，兼辅儒释、性命双修，凡圣双修，以融通三教的核心，提倡“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三教同源”。南渡后出 现了不少主张“三教合一”道派。金元朝时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儒学化，出现的以佛教为正宗的诸派也三教合一化，此时道教全真、正一两个重大派别，盛极一时。这些派别也从自己教派的立场出发，高举“三教合一”旗帜，使三教合一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吸收了佛、道精神，得到新的发展。唐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三个宗教都有着较多的接触，并且从中寻求在不同环境下寻求不同的理论作为入世或出世的根据，达到心灵安定和心理平衡；在市井阶层拜神以求心灵安慰。三教发展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统治阶层大力鼓励三教发展，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在发展中不断与中国本土道教和儒家文化相融合，道教也从佛教中吸收营养，儒家也在佛教和道教文化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产生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融合的状态。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成为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在唐代三教连称，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在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历史上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而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以此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

由于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在不同 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唐朝统治者积极提倡佛教，玄奘回国译出大量佛经后，唐太宗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又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佛教广为流行，使佛教全面进入了高潮期。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唐武宗下令灭佛；韩愈、李翱等儒者奉儒家为“正统”的反佛、道思想等。儒释道三教的斗争始终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纵观历史上中国佛教的“三武一宗法难”事件，大都以佛道斗争为背景，同时也反映了王权与佛教的激烈斗争。

宋儒周敦颐（1017～1073）、张载等兼熔释道教文化，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宋人理学由唐人开其先绪。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虽然排斥释道，但大量吸收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将佛道理论思维精华和释道本体论和认识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完成了三教的融合。佛、道二家思想，强化了宗 教文化气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其用易理和道家的思想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三教合一思想在宋明时代已经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想潮流。金元时期三教合一全真道的出现，儒释道三教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元明清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

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形成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释道合流的哲学思想。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王阳明（1472～1528）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内在核心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王门后学也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与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相结合，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最终完成了三教的融合。程颢和程颐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受到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竭力排斥佛教，但是在萁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都带有佛教的烙印。宋明理学的发展是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结 果，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是宋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引入佛道哲学范畴和方法对儒家进行改造，儒家吸收了法、道、佛等文化的精华，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世俗化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三教合一的思潮则为佛教的世俗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其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提出三教并用之说。儒释道趋于合流，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明初学者宋濂主张三教合一。张孟兼则将道家 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他们对儒释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教合一思想在民间表现的典范是明代林兆恩(1517～1598)创立的“三一教”，在当时理学勃兴的气氛下，打破三教门墙壁垒，倡导三教合一。“三一教”是在王阳明的的心学与佛道两教义的混合物，标榜“心性”之学，主张为儒、为道、为释，主于心。林兆恩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为宗旨，其它一些民间宗教也多以此为旗帜，此可见诸于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中。在晚明，凡主张儒释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倍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三一教”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具有融合天地、日月、四时、神鬼的大神通。提倡“仁、孝”为核心，对释道两教道德伦理批判与吸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具有典型宗教文化形态。“三一教“教义对明清时代众多民间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清时政府重视三教并举，雍正曾说“儒可治国，佛可治心，道可治心”，三教教旨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严恶，亦有补于教化。清时“三教合一”思想重要的是在民间宗教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文化的形成，初期合流不过 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说明理学的穷途末路，一些儒家学者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明清之际，儒佛道三教终于取得了和谐的统一，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文化形态，形成了强大的三教合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三教合一的文化逐渐被社会意识形态所接受，至明时已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二、“三教合一”文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三教合一文化曾一度被社会政治主流所接纳，并形成三教合一宗教信仰文化。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正统，民间宗教信仰伴随着三教合一文化历史现象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众多民间宗教信仰为了获得或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以“三教合一”为思想基础，标榜“三教圣人，同出一源”。在儒释道三教之外，提倡“三教合一”，此思想适应了民间民众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三教合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可忽视的一面。人类文明的进程与宗教的兴起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三教合一为教义的众多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特定的中国 文化氛围中，民间宗教信仰的普及已经超过任何特定的宗教，其理论之繁杂，信众之多，传承之广，影响之大，是中国其它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为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大众化的转变。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对中国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社会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宗教和各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同时也筑起了民间宗教文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也是中国民间宗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它将三教文化精华融为在一起，使之与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相适应，反应了下层社会民众为摆脱现实苦难，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新追求。三教合一是中华民族漫长而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致成为历史上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趋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清代其它秘密宗教社会，由于民间宗教与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多对民间宗教采取抑制和禁止政策，极在的限制了民间宗教的传播和发展，也逐渐斩断了民间宗教智慧之根和文化慧命。

中国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定的地位，是广大民众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以及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三教合一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 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中国历史的发展伴随着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史。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普遍传播于下层社会，源自传统民间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与仪式，以弥勒佛救世思想具体演化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为指导，各种民间宗教在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和民间宗教传统影响下，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佛教的劫变、来世观念，以及道教的内丹气功修炼理论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三教合一”、“万教合一”、“万法归宗”、“万法归一”的民间文化信仰。三教合一文化基本被各种民间宗教所接纳，形成了以信仰“无生老母”为核心，以诵经修行为凭藉，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思想内容的各种民间宗教教派，特别对作为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主要代表的八卦教更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民间宗教是中国宗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特别对文化、艺术、哲学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更兼当时条件下对人类的教化、引导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三教合一文化趋向也深深影响了明清宗教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与之社会主流宗教相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

历史上民间宗教对民众反抗意识的形成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意愿，在反压迫、反封建和反外来侵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明清时期民间宗教 反抗运动风起云涌，震惊朝野，影响巨大。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卦教在山东率众起义，揭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序幕；清嘉庆十八年（1813），由八卦教支派离卦教、坎卦教、震卦教重新组合的天理教，在河南和直隶率众起义，1861年春在鲁西东昌府（今聊城）的“五大旗起义”；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十五年间，多次组织教众和广大民众的反抗起义，以及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辉煌的篇章，沉重的打击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农民起义运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儒释道思想三种文化的融和与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包容、融合和斗争，是贯穿于近两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潮流，儒释道和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画面。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具有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独创性，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和巨大影响力的本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座中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的高峰，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人类思想文明的承前启后，它吸取了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精髓，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广泛而又深刻的 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三教合一文化包容、和谐、发展的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精神资源和智慧源泉。在当今社会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体系，繁荣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实质和本质，克服几千来封建专制对大众思想文化的桎梏，挣脱精神思想的枷锁，激发中华民族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推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实现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更好的践行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三教合一”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分合贯穿于近二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三教合一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教相互包容和相互融合，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文化遗产，是人类对主客体认识的知识结晶。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以及现代、未来的文明人 类的前途，都将与儒佛道传统文化融合密切相关。丰富多样的儒释道文化大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处世和哲学基础，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当今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三教合一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旨归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大一统的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皇权重儒而抑佛道，或崇佛而压儒道，以及后来的融合、互相承认对方，吸取对方优势以为己用。特别是佛教进入中国吸取了大量儒家道家思想，形成对上层阶级和底层人民都有吸引力的信仰体系。皇权需要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 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足的条件。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释道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把这些最熟悉的文化调和起来，推陈出新，达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历史上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重视对佛老的吸收，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明清两代诸多学者、大儒，一面传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学，此风气直至清末。中国的统治者和御用文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于“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他们强调“三教虽殊，同归于善”，目的是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统治的稳定，这就使三教的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文化的多元化，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以宽广的胸襟，海纳百川精神，接收新文化思想，不断丰富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精神，大江东去，风起云涌，惊涛拍岸，水落石出，处处显现的都是儒释道的风骨，是中国人立身宇宙之间，“万物与我为一”自由精神的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广泛地渗透于大众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 的传统文化，其思想合于“道”的境界。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传承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教合一将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出世、佛家转世融合在一起，是中华特殊的人文环境而产生的独特文化思想，承担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社会职能。儒释道三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发展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迹。

三教合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要将三教合一文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上儒释道主流文化的高度，如建设道教、佛教和儒家文化一样而传承和弘扬，使三教合一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主流思想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三教合一”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广泛地被中国民间宗教所接纳，并使之成为信仰的思想文化源泉，其作为中国宗教信仰的形式存续了近千多年的历史，特别在明清时期其思想文化达到鼎盛时期，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与儒释道主流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以“三教合一”为思想的民间宗教，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且独具特色。这套宗教理论约在明末清初，集明中叶以来民间宗教各教派教义思想之大成，在正统的佛教、道教衰颓和日益远离民众的情势下，发挥了既有值得肯 定的历史意义上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迅速占领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精神领域，因而成为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下层民众广泛的信仰，在中国传统宗教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三教合一文化将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哲学、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教是中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五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和历史文化的核心内容，反应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就开始融合起来，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文化思潮，又不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教合一理论，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在其这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儒家文化传入韩半岛，并对社会发展起到影响。高句丽人很早就已经接受汉朝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汉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高句丽政权的始终，儒家思想成为高句丽王朝的统治思想。随后佛教、道教从中原传入，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体系。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与韩国民间信仰的萨满教等神教思想和实 践相融合，使得三教合一在高句丽统治思想中可以得到统一。三教合一对六至七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影响很大，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和道家的无为，以及佛教的因果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熏陶、磨练和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唐朝时新罗求学为官的著名学者崔致远言：“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依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教合一文化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十四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宋明理学于高丽末期传入后，经过普及和发展，逐步定为一尊的官学，在李朝五百多年间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理学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就“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开展了数百年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把人的本性作为首要的论题，重视人尊精神，其本质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过程。此时期朱子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制度化、抽象化，理学一枝独秀。但理学发展到后期，走向了极端，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使理学在统治阶层势微，但在民间仍有很大的影响。三教合一对韩国民族宗教信仰有深远的影响，其教理在继承韩国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将儒释道相结合，摄取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的 明心见性思想和道家养气修持的方式。“神教”在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一些宗教派别，也是在三教合一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力。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有长远的影响。日本自五世纪初传入儒学后，六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进步形成完善的体系。十二世纪外传佛教发展为日本的民族佛教，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相当流行。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有巨大的影响。宋明理学传入日本主要是在镰仓时代末期，传入之后一直依附佛教，十四世纪世纪至十六世纪，日本宋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理学对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日本近世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使理学佛、道化，神道化。三教合一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思想、学术、宗教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儒学在日本传播与发展，是儒学日本化的过程，也是神佛儒三教合一的过程。受西洋文明的影响，1885年(明 治十八年)，日本掀起脱离中华儒家文化传统思潮，引起全国的震荡，使日本走向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文明之路。

中越两国文化源远流长，从秦代以来，就不断有华人迁徙进入越南，从而对越南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越南属于汉文化圈，大约从东汉开始，汉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深远而广泛。中国宋代以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与越南民间信仰相结合。越南的民间信仰，千年来在各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融合对越南民间信仰的不同层面的交汇，可以生动地反映当时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越南李朝、陈朝宣扬三教融合思想，各代帝王们清楚地意识到儒教和佛教对于社会所起的不同的重要作用，这个时期佛教虽然在政治上为朝廷所重视，占有主导的地位，但由于儒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特别是三纲五常的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民的精神生活。儒教在社会组织方面特别是国家行政管理和官吏选拔方面已长期固定下来不是佛教所可代替的，道教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教各有其能，统治者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方针，使三教合一思想不断得到发展。

中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五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推行程朱 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监管。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势微，但在民间特别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复灭时，一些着名的儒生，抱着兴邦救世的强烈愿望，希望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体系是越南历史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说。探讨中、日、韩、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和弘扬东亚文化，对建构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化有积极意义。

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对外贸易、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等，早期华人移民其祭祀包含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精神，通过祖先祭拜、佛教神明、古代圣人以及道教民间神明的祭拜，反映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孝道精神。中国人儒释道杂糅的泛神信仰，影响着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祭祀文化。

五、确立“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三教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相互冲突中又相互吸收和融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形成了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三家思想始 终在矛盾斗争与融合渗透中发展，犹如三枝奇葩，各彰异彩，相互辉映，三者之间有着彼此补充的作用，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以“儒为表，释为心，道为骨”和“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作用。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所在。宇宙同根同归的整体观和哲学观，是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融会贯通、殊途同归的理论基石。三教合一，三教同源，相济相补，破旧立新，万法归一，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合一，仁民爱物，崇德尚善，普化众人，构建了中华民族民众的理想精神家园，其作为中国人处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支柱必将长久的传承下去。

中国文化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三家在长期的冲突和融合中，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推向巅峰。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二千年文化磨合中，经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不断在交流融汇中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得到丰富与提高。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并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之思想文化集大成，具有强大的思想优势。继承、研究、融合和发展儒佛道三教合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承前启后具有重要作用。三教合一中彰显出的忧患意识、共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品质和自强精神所在，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由 于皇权为其统治的需要，往往采取对三教合一文化压制和限制政策，使之未能如儒释道三教一样得到光大和发展。在当今文化思想开放的时代，我们要有勇气和胸怀去接纳历史文明的成果，正确认识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感召力，真正将三教合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思想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解放，推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如果脱离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土壤，那么任何新的理论抑或新的观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都是没有前途的，而也只有将其放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延续和强化其生命力，它的存在与发展才会有强劲的动力。三教合一历经二千年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在今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起到重要作用。三教合一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吸收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精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具有多元性、包容性、统一性。儒释道三家的融会，也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代表性的思想文化。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基因被一家独大的儒家文化所遮蔽，长期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僵化了中国人的灵魂，阻碍了历史文明的进步，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突破以其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复兴。要克服 儒释道三教的弊端和狭隘的大一统文化形态，揭开自汉以来“外儒内法”的虚伪面纱，对历史传统真实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思，走出中国历史发展“轮回”治乱的“怪圈”。要对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吸收中华民族集聚的优秀文明成果，回归中国人理性思维和真知，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形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善良之本质得到彰显，让崇尚正义和精神洗礼人们的灵魂，让三教合一文化滋养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让民族自由思想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竞相绽放。

儒道释三教合一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棵璀璨的明珠，这一文化并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而趋于衰退，而因为其具有强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兼容开放，和而不同，不断促进文化和合进步，促进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创新，形成中国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文化，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思想文化体系，促进中国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汇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形成精神信仰和强大的思想力量。让三教合一文化为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恒久的推动力，让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在当今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三教合 一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心怀苍生，济世救人，以及平等、和谐的思想和普世价值必将被人们所认识。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为现代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经验与借鉴。三教合一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解决处理当今世界社会文明与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教合一文化具有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及普世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人高尚的人格，体现了一种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教合一具有“导民向善”、道德教化的社会作用，其思想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对于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信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三教合一的“出世观”、“入世观”和“自然观”，理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灵魂的寄托问题，这必将成为广大民众信仰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战胜困难，历久弥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思想源泉。要尊重和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思想和文化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向前发展。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三教合一文化，以和合智慧之道助燃世界文明火炬。中国人有勇气和智慧接纳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的精粹，促进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新的精神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仰望蓝天，以理性的视角，审视中华文明，让三教合一文化思想，长出翱翔的翅膀，鹰击长空；亦如久旱之甘露，滋养每个中国人的心田。要让民族智慧文明之花，开遍中华大地，让每个中国人都能高尚其灵魂，正义其精神，肩负其责任，善德其天下，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努力。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旨在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世界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文圣拳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文圣拳》著作作者，《文圣拳武学研究系列丛书》编者。

第三篇：茶文化与儒释道

茶文化与儒释道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文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境界，这就是茶道。

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是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尝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

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茶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醒脑的作用,使茶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

在《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茶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第四篇：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释道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也被理解为狭义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文化，是指华人社会继承自中国文化后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特有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历史悠久。

一． 儒释道起源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将中华民族的祖宗——黄帝作为其源头。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答案；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准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后世道教所以成为多神教，即源于古代之鬼神崇拜；后世道教做斋醮法事，亦与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崇拜神灵就要举行祭祀活动，而祭祀活动离不开“礼乐文明”，礼乐文明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逐渐由上层走向民间，被后来的民间方士和巫觋所继承，道教成立后，演变为道教的斋醮科仪。道教实际上是礼乐文明的继承者。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天竺、身毒），距今2600多年。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

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

之后约600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两大主干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本土之上产生的文化。佛家文化起先是外来的文化，后经不断与中土文化融合，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儒道佛三家的功用及其特质，古人多有论述。

一曰不治儒家不能“入世”（经世、治世、济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有为”精神，因而具有“现实”的特点。

二曰不治道家就不能“超世”（避世、忘世），她强调的是一种“无为”的精神，因而具有“超现实”的特点。

三曰不治佛家就不能“出世”，她强调的是一种“空无”的精神。因而具有“非现实”的特点。

总之，入世有为、超世无为、出世空无分别体现了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各自特征。

三、儒道佛三家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儒道佛三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灵魂多面性主要指中国人的内在的和本质的“根性”的那种存在性。换句话说，儒道佛三家思想在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人性的本质。她们思想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人们实现和践履这种人性，提升人的存在方式，并最终过上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

儒家着力挖掘人性中的道德本质和社会本质。至圣先师孔子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恭宽信敏惠”。亚圣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宋明理学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论述，都是在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性”在于她有爱心，有同情心，有道德性和社会性。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存理复性、格物致知正是要人们发现、培植、扩充人性中的“良性”的一面，从而成贤成圣。由此可见，儒家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她强调了人的价值，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应当相爱；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应敬畏、和谐；人与天道的关系是相互贯通。正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道家深切洞明人性中的自然本质。力倡“道法自然”、“法天贵真”、“回真返朴”。道家所谓“自然”是本然、天然之意，并不单指大自然，即“牛马四足”、“无为为之”之谓也。道家所谓的人的自然性是指超越了人的现实善恶、美丑、是非的那种“本然”的“圣德”。清静、无为、素朴、玄同是这“圣德”的表现形式。道家要人们挣脱物之役、情之累、意之染、心之滞，从而成为至人真人。

道家人生智慧：身重于物；知足知止。

道家论为君之道：自然之道、无为之道、柔弱之道以及“四不”之道。

道家论为臣之道：功成身退、天之道。

佛教一言以蔽之：“空”。所谓“空”是指缘起性空，佛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众多原因和条件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事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即假即不真即空，此之谓也。离开原因和条件就没有独立的存在。佛教由此派生出三大法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构成的条件是时刻变化的，所以要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绝缘的实体存在。世界万物包括上帝、神都是因其它条件而产生的，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但是人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产生很多烦恼。最常见的烦恼有八种：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佛家深刻明见人性中的本心本性。也即佛性，而“佛性”即人之心性，即清净，即平等不二，即慈悲欢喜。佛教之本怀乃在于“离苦得乐”。佛家所要明见的本心本性乃是指蕴藏在人性中那光辉的一面，是人性中的慈悲、和平、良善等本质属性。佛家通过“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修行要使人们达到圆融不二的境界，从而觉悟成佛。

总之，儒道佛三家思想之终的是要揭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使人们获得符合人性的对待生活方式，以突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五篇：苏轼与儒释道

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大师，他一生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即便在被贬生活中，他也过得很惬意。苏轼一生毫无悲哀，是十足的乐天派。苏轼的文化性格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本文试从苏轼的儒、道、佛交融等三方面来剖析苏轼的生存智慧。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 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 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状。究其原因？ 是当时政府实施的“ 盐法” 制度造成的。诗人虽不动声色，却早已用幽默的方式把他的忧民之心包孕其中。在身贬黄州之时，苏轼依旧用“含笑的批评”评品政事。如《布谷》诗：“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裤。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诗中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却因交不起地租遭地主毒打而遍体鳞伤，布谷鸟劝农民脱下破裤过河，殊不知农民有苦 难言，怕遍体伤疤让人心寒。在这首寓言诗里，作者用幽默讽刺了虐政对下层人们的戕害。即便在流放岭南时期，苏轼还是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101年苏轼北返回朝，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 中写道：“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桴意，初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政治上自我平反的宣言书：政敌们想尽一切办法致我于死地，但终没有实现，他们的种种的诬灭像久下不停的雨，像终日不止的风，像阴霾的浮云，统统离我而去，我是清白的。我依然有远大的政治前途。

综上所论，苏轼有一颗爱民的心，他的所作所为总是从人们的利益出发，进而游离于新党和旧党之外，体现了苏轼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

二、佛道的超然出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道路上的标识牌，政治的沉重打击促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用佛道的超然思想直面人生的厄运。但他对佛道的看法有别于他人，苏轼不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归诚佛门”，而是借助佛道思想渡过难关，以求更高人生境界。

首先他是用佛道的思想消解痛苦，但苏轼还有进一步的追求，即通过对自己心灵的感化，达到更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如《黄州安国寺记》所云：“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其次，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非常理智，他没有坠入佛门，只是借助佛教思维，对人生作全方位的思考，以便在相互对比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理念。苏轼对佛道采取慎重的态度，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从而构建自己的人生准则。苏轼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食睡，腹摇鼻息，如土木同⋯⋯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苏轼能够辩证的对待，在批判的同时，他吸收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由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追求。正如苏辙所言：“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借助佛道的思辨方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超越，从而进一步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

三、儒道佛的相互参透

古代的许多士大夫，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苏无论穷达既能兼济，又能独善。这是由于苏轼能够以豁达的心境面对穷与达，从不计较得与失，苏轼不再从外在的社会准则来评判自己，更多的通过内心来解决。这与苏轼以儒为本，以佛道为用的思想不无关系。苏轼一生遵循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抛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腐方式；苏轼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的超越精神和独立的个性，否定了其厌恶社会的悲观情调。苏轼学习佛家的达观的处事精神，却没有深陷难懂的教义之中。苏轼能够将政治和生活区别对待，因而当他从政时，总会用儒家思想来作为己的行动准则。当被贬时，他又在佛道思想中得到解脱，并借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以开阔自己的心境。“乌台诗案”后的大都作品，词人更多在心灵深处开拓。如《念奴娇》：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 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 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 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 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在这首被世人称为“珠穆朗玛峰”的词中，词人把自己塑造矛盾性格人物。词上片写赤壁气贯长虹的场面，时空背景极度开阔，为下文抒怀奠定基调；词的下片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缅怀，抒发词人壮志难酬的矛盾心态。词人用超脱的态度对人生和自我采取自相矛盾的态度，并且折衷于两者之间。江山，美女，功业有历史价值吗？有即没有。世人值得为之努力吗？值得又不值得。周瑜年少建功，而自己却老大无成，难道是词人没有为之奋斗吗？不是，朝廷才是其罪魁祸首。词人在解嘲自己中不动声色地对社会进行了批判。词人并没有因老大无成而绝望，他把自己放到浩瀚的历史时空中拷问自己，很快在历史与现实的互照中，找到了释然自己苦闷心情的答案。总之，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苏轼之所以能够对儒道佛三家融会贯通，关键是苏轼在它们当中找到了相同之处，从而能够灵活运用，这相同之处就是“自由的心理主义原则”。苏轼一生中所体现的生存智慧，在不同的时代都折射着永恒的魅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