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及发展

第一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起源及发展

什么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农村信用合作社是银行类金融机构，所谓银行类金融机构又叫做存款机构和存款货币银行，其共同特征是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负债，以发放贷款为主要资产，以办理转帐结算为主要中间业务，直接参与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农村信用合作社又是信用合作机构，所谓信用合作机构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以互助、自助为目的，在社员中开展存款、放款业务。信用社的建立与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由于农业生产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对资金需要存在季节性、零散、小数额、小规模的特点，使得小生产者和农民很难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但客观上生产和流通的发展又必须解决资本不足的困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以缴纳股金和存款方式建立的互助、自助的信用组织。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特点

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银行类金融机构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农民和农村的其他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业务经营是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由社员指定人员管理经营，并对社员负责。其最高权利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和业务经营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

2、主要资金来源是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留存的公积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其成员的资金需求。起初主要发放短期生产生活贷款和消费贷款，后随着经济发展，渐渐扩宽放款渠道，现在和商业银行贷款没有区别。

3、由于业务对象是合作社成员，因此业务手续简便灵活。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的规定，组织和调节农村基金，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限制和打击高利贷。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之路

农村信用社是由农民入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地方性金融组织,它的服务对象是农民,服务区域在农村,服务目标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农村信用社建社 50多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村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然而,建国后成立的农村信用社都是以行政指令组合而成的名义上的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不符合“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等合作制原则规范,经历了多次整顿、改革,现在合作金融的基本属性已经所剩无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农村信用社现有产权状况的多样性,农民参与农村信用社民主管理的意识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亏损和历史包袱严重,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变迁的国家偏好和农民的接受程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信用社复杂的股权结构和长期的“官办”色彩更加剧了这一矛盾。

截至2003年6月末,全国信用社法人机构34909个,其中信用社32397个,县级联社2441个,市地联社65个,省级联社6个;各项存款余额2233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6181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的11.5%和10.8%。

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资不抵债金额为161亿元。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信用社的改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甚至经济环境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保持信用社的稳定经营至关重要。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我国不需要合作制农村信用社,或国际规范的农村信用社在我国无法生存。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发达国家,合作金融仍然是各国金融业中不可或缺的生气勃勃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存在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现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业面临的现实是:商业银行战略转向、机构网点收缩;政策性银行无力直接伸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户的金融需要;农村信用社也面临重组、改造,甚至撤并;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日渐活跃。因此,完全有必要发育一大批农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对现有农村信用社也应区别情况进行可行的合理的改造。为此,国家决心将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进行规范,并明确提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造应当是一个在国家适度推动下的自然过程。

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思考

●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信社改革的总体要求是：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

●这次改革试点方案设计不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

●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识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是这次农信社改革的重点。

●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近来，随着8省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逐步展开，这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笔者深感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与农信社改革的效果密切相关。

一、要理直气壮地肯定和宣传农信社在支持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社会各界对农信社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关心，各种评论很多。总体上看，这些评论对农信社改革趋向评价积极，对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见解纷纭，而对农信社这些年来的工作似乎是“贬多褒少”，或者说是谈农信社过去的功绩和未来作用的文章不多。事实上，农信社50多年来在支持“三农”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农信社在“三农”未来的发展中更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是一个有8亿多农民的大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较落后，农信社改革还不能完全都走市场化的道路，还必须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必须有国家政策性的扶持。农信社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产权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农信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全面正确评价农信社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全国62．8

万名农信社职工和长期从事农信社监管工作干部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推动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从两个方面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1、截至2003年6月末，农信社存款余额22330亿元，贷款余额16181亿元，这两项指标分别仅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的11．5％和10．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末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696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3．8％，比1996年末增加5483亿元，增长幅度达370％。

2、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加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网点近几年来正在大规模地从县级以下地区撤出。自1998年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仅从甘肃、河南、湖南、贵州、吉林五省就撤并了10728个分支机构。虽然农业银行在大多数地区还设有县级机构，但由于贷款权的上收，很多都是只存不贷，加上邮政储蓄又从农村转移出去资金每年不少于 1000亿元，使得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使农信社为“三农”服务的压力日趋加大，但另一方面给农信社也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近两年来，小额信用贷款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在，全国90％以上的农信社都开办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自 2001年正式开办以来，截至今年7月末，共累计发放2918亿元，大大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矛盾，而且其间蕴藏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省市和中西部地区差异很大，各地农信社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也大不一样，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要求也不相同。虽然农信社改革已经研究论证了很长时间，并且也在局部地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但是，对于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和农信社的产权结构，如何选择适应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要求的农信社组织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试验。

因此，在这次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中没有搞“一刀切”。不论是产权改革还是管理体制改革，都提供了可选择的不同模式。在产权体制改革方面，允许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并存；在企业法人形式方面，有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合作制）、以县为统一法人的农信社、县与乡镇两级法人的农信社多种形式；即使是以县为统一法人，也可选择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省级政府的农信社管理体制，在不把管理权逐级下放的原则下，完全由省级政府决定。国家扶持政策既体现了扶持的力度，也给具体操作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和灵活性，如央行再贷款和专项票据可以权衡得失实行“一省两制”。可以看出，试点方案是认真总结过去农信社改革经验和教训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试点省市如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则成为改革试点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把农信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是适应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结农信社50多年发展历史，在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

50多年来，农信社的管理体制问题经过多次反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回顾这些年来的历史，农信社虽然经历了1951年—1958年、1959年—1979年、1979年—1996年、1996年—2003年四个不同管理阶段的变化，但实际上都是由国家金融机构来管理的。事实证明，农信社点多分散，国家金融机构人力、手段都有限，鞭长莫及，根本难以真正管理好农信社。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了银监会，但银监会管理农信社实质上是自己监管自己，似乎不太合理，作为过渡期，国务院授权管理是可以的，但时间不宜过长。对农信社的管理，不能再回到人民银行或者农业银行管理的体制，也不能由银监会长期负责下去，这

一道理，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可争议的。现在试点方案设计的中央部门监管、省级政府管理、农信社自主经营“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应该说是目前情况下和现有认知水平上的最佳选择。舆论上对农信社管理体制交由省级政府负责多有质疑或担忧，但尚未看到有谁提出更好的设想和建议。

国务院在试点方案中明确了省级政府对农信社管理的职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督促农信社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引导农信社坚持为“三农”服务的经营宗旨；二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指导本地区农信社加强自律性管理，督促农信社依法选举领导班子和聘用主要管理人员；三是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农信社金融风险；四是帮助农信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查处农信社各类案件，建立良好的信用环境，维护农村金融秩序稳定。同时，方案还强调，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农信社依法管理，不干预农信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农信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是在试点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的。前不久，有位省委书记曾对农信社的同志说，过去地方政府只管催你们贷款，以后管理责任下放后就不一样了，也要盯住你们的不良贷款、违法乱纪等问题了。这句话对我们改革管理体制来说，是值得深思的。现在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省级政府既不能把管理权限再下放到地、市、县政府，防止基层政府和领导个人干预农信社经营，但是又要发挥地、市、县政府在农信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在试点过程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要不然管理体制改革就很难说是成功了。

还有个别人提出，能不能不设对农信社的管理主体。这样做，在国外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或许可以，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这种设想行不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现行的市场约束机制和法制都还很不健全，农信社的产权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也都很不完善，还不能没有管理主体对农信社进行必要的、间接的、宏观的管理。

四、中西部地区要把农信社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到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

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相比，农信社产权体制改革试点更为大家所关心，也更为复杂。改革方案在产权体制改革上提供了三种模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从农信社的发展历史看，可以说农信社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制，即：志愿加入，自愿退出，一人一票，民主管理。而是随着50年代“一大二公”为主旨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步变成了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合作制在中国农村大地上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尽管这次提出了几种产权改革模式，但是中西部地区包括有的东部沿海农业大省，还是应该把产权改革的重点放在以合作制为基础、以县为统一法人的产权形式上来。以县为统一法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产权形式，适应“三农” 发展的趋势，见效也比较快，应该是这次农信社改革试点的重点。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广这种模式，包括积极探索以县为统一法人的股份合作制农信社产权形式。西方金融学派中有一“功能论”的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的功能比形式更为重要。农信社产权改革选择何种模式、何种组织形式，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及“三农”发展的实际需求。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作为改革试点，是兼顾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实际，是一种积极、必要的探索。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如何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强服务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有效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决策层，是尚待解决的两大难题。同时，农村商业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增大风险的可能。全国12

4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管理现状尽管都在提高，但还不容乐观，目前我们对自己的监管能力也难以乐观得起来。现在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基础、条件与1995年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时相比也难说好多少，全国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的储备也很不够，农村吸引人才的条件、环境也比不上城市，参与城市银行市场的竞争决不是农村商业银行的优势。因此，组建商业性的农村银行，即使在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在改革试点时期也不宜多。尽管有这么多困难，然而，确实具备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条件的地区，仍要积极地去试，努力探索出一条产权关系明晰而又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之路。但要防止揠苗助长，欲速不达。另外，就股份合作制而言，不能因为股份合作制在乡镇企业和城市金融机构未能走通，就简单地认为也不适合于农信社改革。对农信社改革应当宽容一点，应当允许多种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的探索。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等扶持政策支持下的产权改革，无论是采取何种模式，都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及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上。政策设计的理念或出发点，就是花钱换来一个良好的机制，以达到增强服务功能的目的。离开机制的转换，后者就无从谈起，或是不可能实现。所以，要正确把握国家扶持政策的精神，切实把注意力放在转换机制上，放在提高效益上，放在改善服务上，使农信社逐步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另外，如果按照市场法则，不少农信社早就该撤销关闭了，但考虑到农信社现在的支农作用以及金融风险等问题，这次改革试点明确提出只是对少数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需求较少的农信社，可按有关规定予以撤销，这是十分明智和正确的。否则，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真会出现一些专家担心的地区性“农村金融空洞化”。

五、增强农信社对“三农”的服务功能，这是农信社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农信社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和试金石。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问题

一、当前信用社面临的突出问题

目前信用社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三个方面：

1、金融风险日渐累积，且缺乏迅速遏制的办法。2001年底，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其中呆滞和呆帐贷款分别占31%和8%，当年全国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1232亿元。如果预计呆滞贷款50%在未来会变为呆帐贷款(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一比例更高)，那么不良资产与累计亏损的数额大约在4000亿元左右。

2、产权不清、体制不顺是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的重要原因。如何界定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及其性质，是信用社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和基础性的环节。目前，信用社已经不具备成为合作金融组织的条件。建立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不仅需要逐步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需要充分竞争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作为依托及其他更加复杂的制度条件，因此合作金融的真正建立和发育当是中国农村一项长期的目标和任务。

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以后，产权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解决管理体制问题和扶持政策也无从谈起，造成信用社的金融风险的化解和经营管理改善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

3、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金融服务，信用社已独木难支。

二、已经实施的改革试点及其评价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试点：一是在北京、天津、海南、宁夏等五个省市实行建立省级联社的试点，二是在四川、浙江等五省试行建立地市联社和省级信用合作协会(作为信用社的行业管理机构)，三是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进行了建立县一级法人，乡信用社作为其分支机构的改革试验。同时张家港、常熟、江阴三个地级市进行了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试点。四是人民银行在 8个县开展了信用社利率放开的改革试验。

上述改革试点基本是在恢复和重建合作金融体系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除江苏省的改革以外，都没有触及信用社的产权制度问题。但是，信用社的产权问题是所有政策和管理体制设置的基础和前提。依照不触及产权制度而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改革思想，管理体制的重新设计、历史亏损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就会失去依据和标准。而不能明确亏损和不良资产处理政策的标准及重建管理体系的依据，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和逐步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这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仅仅在管理体制层面进行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信用社面临的诸种难题。在产权制度不明晰、财产责任不清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法确定是否或如何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因为产权不清，财产使用的后果就缺乏最终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虽然可以解决信用社暂时的经营困难，但却难以保证信用社就此之后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央政府也可以自此就免除其存款保险人与全部金融风险最终承担者的责任。

四、当前改革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对于信用社改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个层面的分歧还比较大。应在考虑改革方案时予以关注。

1、进一步明确信用社改革的目标。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满足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是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标，而暂时解决信用社的经营困难，处理目前的累计亏损和不良资产只应是阶段性目标。由于地区的差异，强调统一的管理模式或必须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显然不是一种符合实际的改革思路。

2、管理体制及监管模式的确立问题。信用社的监管体制如何设置，是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建立全国统一的联社管理体制是一种集聚风险的制度设计。继续保持3.8万家产权独立的信用社由中央银行监管并负责业务管理、指导也不现实。

3、要求地方政府担负管理和监管责任，信用社改革应采取分散决策。中央政府不可能永远担当信用社经营风险最终责任人和存款保险人的角色。

4、地方政府承担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管职责应以储蓄保险体系或金融风险防范基金的建立为前提。与地方金融管理体系建设相配合的一条重要措施是：应尽快建立多层次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风险防范基金，以降低和分散中央银行(其实是中央财政)所担负的银行机构的全部风险。

5、对信用社的扶持和经营限制应予权衡。这包括现有不良资产、累积亏损的处理政策和未来扶持政策两个方面。

6、应逐步扩大贷款利率自由化改革的试验。

7、信用社改革应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相配套。

第二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六十年发展历程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六十年发展历程

2011年11月18日15:23 来源：人民网-银行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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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激情岁月，一甲子光辉篇章。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浓缩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探索进程，记录了合作金融成长的艰难蜕变。

——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大跃进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普及和大发展时期。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提出首先在华北试办信用社（部）。1951年5月，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人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等。1955年人行又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新的政策环境下，一场合作金融发展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到1957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达88368个，存款20.6亿元，社员股金3.1亿元。

——从1958年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农村信用社的跌宕波折时期。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年代，信用合作事业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先后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又交由贫下中农管理，最后来交由国家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干部队伍、资金和业务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发展策略的频繁调整、管理主体的几经更迭，使得刚刚步入正轨的农村信用社在历史的折腾中走上了“官”办道路。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行社脱钩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84年，国务院转发《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恢复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农村信用社向着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合作金融组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从1996年行社脱钩到2003年深化改革试点前，是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和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农村信用社进入了自我管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经国务院同意，人行在江苏省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并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地组建了股份制农商行。同时，全国还试点组建了京、沪、渝、津、宁5家省级联社，创建了浙、川、闽、黑、陕5个省级协会，组建了65家地市级联合社。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进行了全方位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试点推进时期。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思路，在浙、鲁等八省市改革率先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扩大至除藏、琼以外的29个省；2007年海南省联社正式挂牌成立。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建立，产权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的综合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彻底摆脱了发展缓慢，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回首过去，光荣与艰辛同在；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一甲子的光荣铸就了历史的辉煌，六十载的积蓄迸发出崭新的希望。农信人将铭记发展历程的艰辛与辉煌，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篇：中国农村现状和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迳缁嵴?渭捌渌?煊虻目刂疲??蟮厍炕?斯?业纳缁岫?蹦芰Γ?泊痈?旧掀苹盗舜?撑┐迳缁嶂刃虻幕? Ｐ率逼谥泄?┐甯母铮?钪苯拥哪勘旰妥钪匾?某晒?嵌匀嗣窆?缣逯频姆穸ǎ?罢饩褪鞘敌猩??鹑沃疲?乇鹗橇??邪?疲?敌姓?绶稚琛盵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 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 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 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 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ǔ?ㄍ搴透郯峦猓┗?旧隙际敌辛舜迕褡灾翁逯疲?⑵毡榻?兴闹廖褰齑逦?嵫【伲?灿?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逦?岬纳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斓嫉匚坏确矫妫?⒉淮嬖谑导室庖宓脑级ê透?摹Ｒ?朔?庑┪侍猓?捅匦氪罅μ岢?ㄖ迫ㄍ?碌钠踉季?瘢??缯虻痴?⒋寤?愕匙橹?痛迕褡灾巫橹?嬲?魑??缮掀降鹊恼?沃魈澹?⒋偈蛊湎喙毓嬖虻闹贫然??源死辞炕?迕褡灾巫橹?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嫉姆绞浇?⒌木哂忻魅返娜ɡ?鸵逦窆叵导昂侠硗顺龌?频幕嵩焙献髦谱橹痆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 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 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匦裕??；嵩斐缮缁嶂刃虻幕炻遥蛔谧逍圆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梦夜?┐迥壳盎共怀墒斓摹靶问缴系拿裰鳌崩窗?嵘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苏饬秸叨急匦胗枰匝细裣拗啤６?杂诖迕竦闹贫刃圆斡耄?唤霾荒芾┐螅??Ω镁×考跎佟Ｕ獠唤鲆蛭??衷谛矶嗯┟癫⒉痪哂忻裰鞑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挥行纬擅裰鞑斡胝?紊?畹南肮撸?嗍?┟癫⒚挥忻魅返摹⒆跃醯拿裰饕馐叮?挥邪衙裰鞑斡氲弊鍪亲约旱娜ɡ?鸵逦瘛Ｋ?堑牟斡虢鼋鍪俏??ぷ约旱木?美?娑??械氖侄涡圆斡耄??皇悄勘晷圆斡耄?虼怂?嵌耘┐甯刹炕共荒苄纬捎辛Φ拿裰骷喽剑?荒苡幸馐兜赜跋炫┐濉⑴┮嫡?叩闹贫ê图喽秸?叩闹葱衃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 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第四篇：中国农村发展现状

关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及建议

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总的看来，我国农村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低，与城乡教育存在着巨大差别。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应为保障农村适龄人口接受教育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救助。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 发展现状

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如今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知识经济已成为了时代的标志，国力竞争日益激烈。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所以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是与这个国家的教育直接相关的。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众多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其中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我国整体国民素质的主要因素。要提高我国的整体国民素质就必须重视提高我国的农村人口素质，只有农村人口素质有了质的提高，才可以从根本上适应我国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

一、农村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长期落后封闭，农民的许多落后的、封建迷信的思想根深蒂固，即使个别地区经济有所发展，但很多人的思想和观念仍停滞不前，在一个相对长期固定缺少开放性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素质要一下子有根本改变并非容易。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不少远见之士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总结这些经验可以得出：要提高农村人口国民素质的长远而有效的手段就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按照现阶段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新要求，我们应该以和谐理念来引领教育发展，通过推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通过构建和谐教育，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村得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社会的发展基础是搞好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担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基础教育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我国农村具有多达9亿的人口，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长治久安。在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使更多的贫困孩子能轻松的走进课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在之前，新学期开学，总有一部分学生因贫困而被迫辍学，现在基本上没有因贫困而辍学的现象。从2007年开始施行“一费制”，就免收了学杂费、书费，贫困的学生还会享受到生活补助。国家的这一改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更多贫困的学生能读得起书，上得起学，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

2、“远程教育”的普及，拓展了农村孩子的视野，他们能看到的已不再是一片黄土地，小麦、高粱加玉米，他们有了更大的求知空间。当前，农村“远程教育”工程为农村中小学配置了计算机房、多媒体教室等，远程资源的利用大大提高了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多媒体课、计算机信息课让农村孩子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知识面更宽了，见识更广了。

3、教师“绩效工资”的实施，极大的调动了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立学校“大锅饭”的落后消极的劳资分配体制，多劳多得。现在，教师工资每月直达个人帐户，由上级财政统一发放，各种培训费免除了，硬性捐款杜绝了，教师负担减轻了，教学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

4、教育已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消费热点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个人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和目的不外乎两点：一是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二是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来完成其劳动力尤其是智力的再生产，从而最终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或满足。

近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消费呈明显升温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就有重视子女教育的内容；其次，示范与攀比效应使父母不愿自己孩子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别人差；再次，出于补偿心理，许多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寄希望于子女，以弥补自己的遗憾；第四，随着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人们普遍具有危机感，从而更积极的在教育上投入。然而，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农村基础教育仍存在一些还待解决的问题。

1、学校公用经费不足，长足发展受到限制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始终低于60%，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比重还不到30%；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学校经费主要靠上级下拨，但由于下拨有限，致使经费存在严重不足，许多农村中小学教学设施十分落后，一些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大大影响了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2、教育环境与城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从硬件来看，农村学校教学和办公环境、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和城市相比有天壤之别，学校图书室陈列着毫无教育价值的、只为迎接检查的专用“图书”，聊胜于无；实验器材陈旧老化，学校又无力更新，只能被积尘覆盖，音美体器材形同虚设，中看不中用。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文化素质、综合素质和态度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城市，客观上造成城乡教育的不平等。

3、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化程度偏低

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参差不齐。虽然通过大规模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但教师素质仍不能满足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无法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形成不了梯队，专业化程度不高。

4、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脱离农村社会的实际

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形成了单一的全日制普通学校教育结构，忽视了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农村教育的内容和学科设置脱离农村实际。接受教育的毕业生回去后缺乏实际的生产能力，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目前，农村人才呈现出“三少”的特点：中高级人才少，专业技术人才少，直接为“三农”服务的人才少。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农村教育和科技培训体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方式、内容和规模比较薄弱，缺少培养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实践基地。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的不协调性，严重限制着农村教育本身的长远发展。

5、优秀教师流失较多，生源严重缺失，“学将不学”

目前农村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我所在的乡镇，每年都有一些优秀教师调入城区学校，这些老师或是骨干教师，或是教坛新秀，他们的离去不但给学校教学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紊乱，也给教育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师资本就先天不足，无奈又遭流失之痛，严重缺血。

同时，生源的严重缺失，也使人触目惊心。就目前我们乡村的中学初中每个年级仅剩一个班。小学、中学不断撤点并校，相当一部分学习基础较好或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直接或转学到城市学校,造成农村学校人数急剧减少。媒体也进行了同样的报道，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农村教育萎缩”。优秀教师的流失，学生的缺失，学校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并将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而趋于破产。长此以往，“学将不学”！

6、“九年义务教育”未能真正贯彻，学生弃学令人担忧 初中入学率较高，但辍学现象令人担忧，大量未完成学业的未成年人流入社会，既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又增加了新的文盲队伍。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及家长面对“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的现状，产生“读书无用论”而弃学。

7、农村家庭教育的薄弱与缺失

①农村家长自身的原因：素质较低，家庭缺少教育氛围；缺乏与孩子交流，缺少对孩子正确的思想教育；当前教育现状使家长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思想。

②留守儿童已成为农村家庭教育的盲点。目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数量众多，已超过学生半数，对其校外教育和管理已成为农村教育的盲点。他们得不到亲情关爱，有的对学习和生活缺乏热情、进取心，自觉性不强，有厌学倾向，有的孤僻任性，自私冷漠，行为习惯差，说谎打架、小偷小摸，有的整天沉迷于上网，结果荒废了学业，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目前留守儿童已成为了一个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群体，对其教育和管理已成为一个亟需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8、教师压力过大，待遇较差，心力交瘁

要求越来越高，任务越来越重，学生越来越难教，老师的精神面貌已经“成熟”得不能在“成熟”了。缺少专业教师就由其他教师兼任，重新学习本身就很累。中小学生源锐减，学校近几年都超编老师，更多地加重了教师的心理负担，上班身累，下班心累，很多教师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已满身是病，苦不堪言。农村教师工资相对较少，既要抚养小孩，又要赡养老人，微薄收入影响了他们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各种压力使相当一部分老师处于“亚健康状态”。此外，由于学校自有经费紧张，对教师的考核奖励金额甚少，不能完全于教师的劳动付出成正比，也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9、教师激励机制没有建立或取得实效

学校教育学研究指出：激励是使人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农村中小学的管理人员仍受到专业素质低下及管理水平滞后的制约，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法机械单一，管理效果不佳，不能创立符合本校特色的管理模式，在工作中缺少工作艺术，推行强制管理，没有人文关怀，不能激励教师斗志，氛围压抑，人人自危，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三、对农村基础教育进行改革和实施救助的建议。

鉴于上述农村教育的现状，我认为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应为保障农村适龄人口接受教育而进行教育改革和救助。

1、建立农村教育财政保障体制，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缓解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财政乏力问题。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承担责任。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中央应确立一定比例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切实发挥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在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中的绝对主体作用。要想使农村义务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的筹措经费，如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

2、优化育人环境，稳步提升师资水平，稳定生源。

根据农村学校设备薄弱的现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农村学校的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建设，为偏远的农村薄弱学校配备基本的仪器设备、教学软件、体育器材、图书等，不断优化教育教学环境。同时，应促进区域内师资资源配置均衡化，统筹城乡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体制，具体做法是采用城市学校成立支教团，到农村学校观摩、支教；农村教师到城市学校学习取经的交流方式，有效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区域内师资配置的均衡化。再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通过以上努力，扩大学校的正面影响，重新树立群众对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稳住学校生命线-----生源。

3、改变农村家庭教育现状。①改善办学条件，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教育的状况的唯一方法。②建立家庭与学校相互沟通制度，正如陶行知所说：“学校教育的功效，一部分要靠着学校和家庭的联络。”③增强家庭的文化教育氛围，能帮助孩子形成自觉学习的态度，改变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4、建立长效激励竞争机制，创新基层管理体制。

教育主管部门应率先建立学校激励竞争机制，使学校间形成健康激励，良性竞争的良好氛围，使农村学校能够充分发挥自身造血功能，取长补短，逐步具有竞争力，其中包括教师的专业成长，学生生源的保障及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另外，还应加强对农村基层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应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自主权，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规范但不是强制常规管理，以使干群之间减少甚至避免矛盾，凝成和谐共进的集体力量。

5、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推进教育改革 ①突破教学内容的局限性。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遵循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同时还应当根据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学生发展的需要，突出农村教育的特点。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目标体系要结合农村实际，把国家的基本目标要求具体化、多样化。例如在思想教育的目标中要突出热爱农村、热爱家乡、扎根建设农村的要求；把技术素质的教育作为课程的基本目标之一，等等。②突破课程设置的统一性。由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学生发展的差异性，课程需要多元化，要有弹性。一是课程要具有多样性：课程设置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使课程、教材满足地方、学校、学生的发展要求，具有与各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区特色。在保证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发适应本地区的地方课程，学校可以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校本课程。二是课程要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将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适当结合；承认并接受学生学习方式的差异以及发展水平的不一致，通过多种形式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机会。③突破关门办学的封闭性，实行课内外、校内外教学、生产劳动、科技服务相结合的“开放型”教学体系。在坚持以课堂教学为主体的同时，开设实践活动课程，使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活动课程分为统一的活动与兴趣活动两类。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学科、科技、文娱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活动培养合作精神，增长聪明才智，发展爱好特长，发掘创造潜能，培养学生从事农村社会工作和文化活动的能力。课外科技活动应当结合当地的“燎原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来进行。农村基础教育步履艰难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何应对现实挑战，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顺利发展，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农村校长及教师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只有深刻认识到农村基础教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找出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才能寻求相应的对策，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过：要用科学发展观求得发展和进步。要想彻底解决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实现教育公平，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教育实践。实施城乡教育均衡互动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把握发展与公平两条主线，细化均衡教育发展目标；在统筹发展中共建共享和谐教育，努力实现农村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促进教育整体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卫广玲.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9）.[2]王 军.农村教育问题现状与对策[J].安徽农学通报，2008，14（16）.[3]李星云.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J].江海学刊，2006，（6）.[4]段成荣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J].江海，2005，（6）.

第五篇：书法起源及其发展

书法起源及其发展

书法，从广义讲，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

书法的起源

本来我国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或者错金银）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战国时代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以外，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

书法的发展

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统一全国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此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如：张芝、蔡邕、崔瑗、史游。张芝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比较深。蔡邑除通经史，善辞赋等文学外，书法精干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蔡邕因负盛名，所以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崔瑗尤善草书，师法杜度，时称“崔杜”。后来张芝取法崔、杜，其书大进，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草圣”。对于崔瑗的草书，后世评价很高。“草圣”张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三国时魏人韦诞称其“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即书体非常浓密，结字精致美妙。

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时代，造就了两个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此后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钟繇据传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他的小楷最大的特点是“古”、“活”，而小楷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此。小楷要写出“古”意，字体必须往上靠，点画结体尽量带些分书意味，除此外，汉字结构是否受到偏旁部首概念的影响也是它有无古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写小楷如果抛弃偏旁概念，反楷法而行之，也能加强字体的古拙趣味。而钟繇小楷，正是如此，由于钟繇生活在隶书普通使用的时代，写惯了隶书，因此，当他创新写楷书时，总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中运用一些隶书的笔法与结体，使楷书质朴而显古意。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他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行、草书法先河。特别是行书《兰亭序》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圆转自如。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孙过庭。欧阳询史上著名楷书四大家之一，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贴。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唐张怀瓘《书断》中说：“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张旭书法功力深厚，并以精能之至的笔法和豪放不羁的性情，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他的作品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中。他的字奔放豪逸，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草书之美其实就在于信手即来，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颜真卿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端庄雄伟。他的行书遒劲郁勃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 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与颜真卿齐名，人称颜柳。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字最好，便吸取了颜，欧之长，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形成了自己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

宋元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和转折时期，书家追求笔墨情趣，文人意识成为书法的主流。宋代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卓然独立的大家；元代以赵孟頫、鲜于枢、倪瓒等成就最为突出。苏轼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黄庭坚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米芾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明清两代是书法艺术继承和求变的时期，明人书法大多以姿媚为上，标举高格，有祝允明、文征明、徐渭、董其昌等一大批杰出书家。清代书法经历重大蜕变，开创了碑学，傅山、朱耷、王铎、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等都在书法史上有崇高地位。

中国书法得发展大致就是这样几个阶段，书法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