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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司法论文

宝万之争的公司法视角 李诗鸿

这是一个讲情怀的时代，这是一个讲资本的时代，当王石还在皮艇竞技之时，“野蛮人”{1}已经悄然迫近。

2015年底，万科公司的股权之争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关心的主要是宝能系与万科管理层争斗的结果。但作为公司法研究者，消息面、价值判断本身并非重点，更紧要的是从公司治理和资本属性上更客观地审视宝能系并购万科本身的利弊得失,以及万科管理层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

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进入公司后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却至关重要

首先，秉持“资本无善恶”的立场，也就无恶意收购一说。“恶意收购是指收购公司在未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允许，不管对方是否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收购活动。”{2}其指称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非对收购过程的客观评述。而敌意收购系站在被并购公司管理者或者实际控制人角度来看待并购，是一个中性词，能更好地体现研究者的中立立场。在资本特性的认知方面,处在一旁的观察者应少一些价值判断，多一些理性分析。

其次，虽说资本无善恶，但资本背后的秉性，确实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资本背后的企业所代表的管理理念，资本对公司管理层运作可能的改变，才是最为重要的。现代公司运营中，绩效评估、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的架构，被认为是最至关重要的。而公司内部的可归责性（accountability）又被认为是实现上述架构的重要手段。成熟市场中的若干商业惯例、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本身，以及国家的社会规范等非法律执行机制，都能够促进上述原则和机制的达成。而在法制还并不特别完善的中国，如果控制股东本身忽视上述制度，继续坚持原有的路径依赖，对被并购公司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万科作为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方面的示范意义明显。就客观情况看，宝能系成为万科大股东，除了资本以外的“溢价”非常小，既没有值得推崇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国际化的背景。资本“野蛮生长”的经验可能给本就稳健、低估值的万科，就管理理念上的冲突带来不小的忧虑，而激进的金融资本与万科的文化也可能水火不容。

公司的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公司的目标是最大化股东利益么？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公司的大股东是宝能还是华润，管理者是王石还是其他人，万科作为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公司利益最大化。

传统理论认为：公司的所有者系“股东”，股东拥有公司，公司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公司应当服务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理论萌发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多德教授,1932年他发表了《董事应该为谁承担义务》一文,明确提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指出公司董事必须成为真正的受托人,他们不仅要代表股东的利益,而且也要代表其他利益主体如雇员、消费者特别是社区整体的利益{3}。但是 , 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明确的理论概念是在1963由斯坦福研究所提出的 , 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则得益于瑞安曼和安索夫的开创性研究 , 最后经过弗里曼、布莱尔、多纳德逊、米切尔、克拉克森等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企业的目的不能仅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 , 而应该同时考虑企业其他参与人 ,包括职工、债权人、供应商、用户、所在社区以及经理人的利益。{4}“股东价值论”认为公司归股东所有。董事是股东的受托代理人，其首要任务和主要职贵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5}“股东价值论”正在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亦表示：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服务于客户利益。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并非上市公司的首要目标，如杰克·韦尔奇所言：“股东价值导向一些突出的问题，会导致短期利益最大化，导致管理者往金融投资者方向倾斜。股东价值论是最愚蠢的想法。”

与股东至上理论相对应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系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在历史思潮的左和右平衡失序后的矫枉过正。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带给人们的启示，更多在于强调：应当考虑利益相关人利益。但这些利益本身的先后以及如何在利益冲突时进行判断，却含糊不清。总体上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着重于财务指标等的考核，往往给公司的发展带来障碍。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虽然明确应考虑相关者利益，但现实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理论基础也较为孱弱。以公司利益为公司目标的突破口，不仅理论圆融，也能够一以贯之地统和好公司内部的各种利益诉求，是更优的理论选择。当然，公司法的价值基础也可能会随着公司目标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就宝万之争的现状看，因控制权斗争可能付出较大的成本，对公司必将产生一定的损害。如若由于公司控制权斗争过于激烈，损耗公司财产、增加管理成本，将不符合公司利益。公司收购和反收购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这也就是为什么“焦土”政策被立法摒弃，其中的深意即在于此。同样，宝万之争中，大股东存在更替的情况，可能对公司管理者产生消极影响。金融资本更重视回报，亦很可能改变万科的部分经营策略，更可能将股东中心主义（甚至大股东中心主义）坚持到底。

公司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简单地将公司利益等同于股东利益或利益相关者利益，尽管上述几个概念会有部分重合。公司控制权争夺、反收购时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更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任何收购或反收购，都不能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而就公司利益的判定看，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公司运营时期和特殊时期（如破产清算、并购）的利益都各不相同。万科在公司章程中未设置反收购条款，从长远看，可能伤害公司利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选择，值得尊敬，但公司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

董事会是公司契约的连结点，也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依据西方主流公司法研究者的观点，公司被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6}我们将公司视为一个契约网，或者一组明示或默示的契约结合体。[7] “公司契约理论”或“契约连锁理论”（nexus-of-contracts theory）[8]，以经济学上的“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将公司视为一系列契约的连结，参与这个契约的主体主要包括股东、董事、雇员、供应商和顾客。[9]私人秩序被认为是安排这些主体之间关系的最优方式。而董事会则是这些长期契约、关系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联结点，居于中心地位。现实中，董事会中心主义在国内践行甚少。而万科管理者所倡导的正是某种意义上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尽管公司管理层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如何运用这种表达。如王石和郁亮都曾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万科董事会的立场系为上市公司负责、为中小股东负责。公司尤其是公众公司是存在公司利益的，公司之所以不同于合伙或者独资企业，公司董事和管理人员不同于单纯的代理人，是因为存在着独立的公司利益。{10}在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万科管理层多次强调，要兼顾中小股东利益，更准确的意思是，在公司控制权发生更替的时候，中小股东利益可能与公司利益的一致性更高。从公司法规则来看,股东对公司除出资外几乎不负有任何义务,公司基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约束股东的行为,这样,如果股东的决策带来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损害,其救济途径是缺乏的。而董事则不同,作为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的专业管理者,其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是健全的,在董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下,公司可以直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11}

万科多年以来构建的实质上是一种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大股东较少干预上市公司运营的架构，而且事实证明该种模式运营良好。这类似于股权分散的美国上市公司，在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公司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发展前景。董事会中心主义视角下看，万科管理层发表的言论，无论是从开始的表态，到近来的“妥协”，万科董事会基本上都代表了公司利益，并未因为控制权争夺，做出伤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在上市公司利益多元、复杂的前提下，董事会是调和各种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当然，在中国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仍然困难重重。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构建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合，如商业判断原则和董事信义义务制度等。但颇为关键的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差异、法律的路径依赖和配套制度的缺失，董事会中心主义短期在中国还不能占据主流地位。而当下不彻底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同样成了践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屏障，也是实施包括毒丸计划等反收购措施的障碍。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对等，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将导致股东异质化的加剧，由此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也将会增加

亨利·汉斯曼教授认为：“基于股东同质化的假设，是成本而非资本决定了股东成为公司的所有权人。”同质化假设的内涵第一方面是指股东人性的同质，包括股东在资本层面的功能同质，即股东都是作为无差异的资本载体。股东的能力同质，指股东具有完全的理性，与股东的目标同质，即股东都是利己的经济人。同质化假设的第二方面是指股东的利益同质，即所有股东投资的唯一目的都是通过公司经营获取最大化的投资收益。{12}但是由于存在着投资者目的与认知的差异化，同质化的假设在在被逐渐推翻，如伯利教授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投资类型：一种是投资者希望从中确保其本金有一个固定比率的产出和最终回报；另一种是投资者希望分享公司风险投资管理所获利益，而非确保安全或固定收益。以及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利益非同一理论的发展，但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曼诺(Roberta Romano)在分析公司接管立法时就明确指出，“由于股东间在信息成本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境下关于公司股东利益同一的一般假定是不适当的。”{13}同质化的假设正在不断受到冲击。一旦股东同质化的假设发生了变化，代理成本过高，将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所有权的配置。宝能系以保险资金等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入侵”，可能导致股东集团内部对公司治理需求的变化，进一步加剧股东异质化。

通常来看，并购被认为是改善公司治理的可能途径，也是驱逐“不合格”管理层的可行手段。而并购是否能改善公司治理，是否能发挥鲶鱼效应，则要看市场的整体配置和金融业发展水平。“野蛮人”的提法更像是金融资本入侵产业资本时，二者不匹配时的形象比喻。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对公司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判断并不相同，不同的股东拥有不同的“价值观”。金融资本更重回报、更重短期收益，这与公司股东长期利益相冲突。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冲击，在于金融资产的回报周期是否与产业资本相匹配。作为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的金融资本对企业运营或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的问题在于：金融资本的快速聚集，暴发户或者野蛮人的形象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其逐利性就更明显。依据2015年“股灾”之前的规定，险资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不能超过5%，当下监管者的立场非常明确——不支持险资控股上市公司。

国有资本应作为长期投资人，发挥稳定市场的功能

宝万之争的细节，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当下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股东异质化加剧的情况很难避免。而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在稳定股价，构建健康资本市场中，有一定的优势，应发挥积极作用。万科是一个无实际控制人、以董事会决策为核心的优质上市公司。作为大股东，除了资本外，带来的信用、经验可能对万科本身更重要。长期以来，万科公司治理稳定、不善争斗，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无为而治，主要精力在于业务拓展和品质建设。公司内部以董事会决策为核心，而不是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然而市场上来势汹汹的金融资本会对产业资本和实体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负面效应强烈。作为国有资本，在此刻应当作为稳定市场的阀门，积极介入。如同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一样，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真正发现市场价值，发挥示范和引领效应。

综上所述，宝能系通过“加杠杆”的金融资本购买万科股份，并企图获得控制权本身是金融资本激进入侵产业资本的表现。而实体产业利润往金融产业转移，金融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就可能带来一系列风险。原为产业资本服务的金融资本，反过来掌控了产业资本，将进一步降低产业资本长期发展的动因，降低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同时，金融资本将加剧股东的异质化。而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待，万科是具有示范意义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典范，其董事会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由于公司利益不同于股东利益，公司并购应着重于对公司利益的判断。而董事会中心主义在中国施行，还需要一系列制度的配合，如授权资本制度、商业判断原则等等，由于目前尚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条件，因此万科的示范效应更加凸显。总之，宝能并购万科，给企业、市场以及公司法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契机。刊载于2016年第4期周刊

{1}野蛮人，此典故的起源，说的是八十年代末，华尔街杠杆资金收购RJR纳贝斯克烟草和食品公司的案例。

{2}张建红周朝鸿市场机制与反收购《经济研究》2010年06期期刊

{3}See Dodd,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gers Trustees 45 Harvard Law Review,(l932), pp.1160-1161.{4}颜运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法商研究》2005年06期期刊

{5}蒋杰股东价值论的反思与利益相关者价值论《当代经理人(下旬刊)》 2006年07期 [6]“公司契约网”这一概念最早由詹森教授（Jensen）和麦克林教授（Meckling）提出的，参见Jensen and Meckling ,supra note 2,at 311.[7] 【德】康德拉·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8] 有学者将其译为“合同的连接体”，参见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9] Stephen M.Bainbridge, Unocal at 20: Director Primacy in Corporate Takeover, 31 Del.J.Corp.L.769, 781(2006).[10]邓峰《公司利益确实下的利益冲突规则》，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

[11]叶敏，周俊鹏《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1期

{12}汪青松，赵万一，《股份公司内部权力配置的结构性变革》当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3}［28］ Adam O．Emmerich． Hybrid Instruments and theDebt－ Equity Distinction in Corporate Taxation［J］．Chicago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52，1985: 120 － 128．

第二篇：公司法论文

关于最新版中国公司法的修订

内容摘要：2013年12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批准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并已于2014年2月18日公布了修订版公司法条例，并且，此公司法最新修正案在2014年3月1日已经生效施行。关于这些新旧法律条例，此次共被修改了１２处，主要分为三方面，包括将注册实缴登记制改为仁认缴登记制，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了登记事项和文件等等，这使得“零首付”和“一元办公司”得以实现。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几个层面。第二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新旧公司法条例修订前后相关内容的对比。第三部分剖析了新公司法的优缺点。第四部分点出新公司法的缺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阐述了个人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等等。

一、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早在1993年《公司法》就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不等，股份公司则为1000万元人民币。这项制度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过高，导致公司设立门槛较高，许多投资者对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望而却步，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与此同时，注册资本一次缴足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和浪费等缺陷。

距离这次2013年12月28日公司法修改最近的一次公司法改革是2005年《公司法》修改。可以了解到的是，在2005年公司法改革的方向中，虽然该法不再根据公司不同产业分别规定最低注册资本，而统一将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仍旧要500万元，同时允许较大数额注册资本分期缴纳，但需指出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首次缴纳的出资仍至少为3万元，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就是100万元，这仍旧是一笔较大的数目。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情况看，这项规定实际意义不大。

作为新的一次改革，2013年的这次公司法改革中就明显放宽了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在公司，公司股东（发起人）注册管理方面增加了一系列权利：（1）首先，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一元钱办公司”。

（2）同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实现“零首付”（3）其次，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也就是说，发起人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比例，对于高科技、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创新型企业可以灵活出资，提高知识产权、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形式的出资比例，克服货币资金不足的困难。

（4）最后，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也就是说，发起人自主约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出资期限，不再限制两年内出资到位，提高公司股东（发起人）资金使用效率。

并且，新版《公司法》进一步扩展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尊重了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工作的不必要干预。据了解，此次修法为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制基础和保障。下一步，工商总局将研究并提出修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建议，同时积极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并完善文书格式规范和登记管理信息化系统。从规范形式上看，提高了民事规范、任意规范、促成规范、赋权规范和保护规范的比重，审慎拟定了强制规范，适度减少了禁止规范。如此一来，新《公司法》不仅是一部鼓励社会人士依靠投资来兴业的服务型公司法，更是一部鼓励公司进行自治的市场型公司法。

二、新旧《公司法》具体条例的修改以及对每一新条例的看法。

1、新法第七条在旧法第七条的基础上删去了实收资本。相比之下，在改革后的新法第七条中，实收资本不再是公司登记的记载事项。但有限公司股东仍需按照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也就是说，注册资本的大小依旧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可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册资本越大，股东在其认缴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的责任也越大。所以不能因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就不切实际任意认缴。

2、新法第二十三条更改了旧法第二十三条中限制出资的最低限额，条例中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相比旧法，新法中有限公司不再设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也就是说，现在可以一元钱注册一家有限公司。

3、新法第二十六条取消了旧法第二十六条中对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出资额及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但由于考虑到一些特定行业由于行业自身和政府管理的特殊性，对其实缴注册资本的要求较高，特别是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普遍对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具备相当数量的实缴资本，以维护金融稳定。所以，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放心保）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保公司、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在内的27个行业，仍然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

4、新法第二十七条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因新公司法 本次修订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货币出资百分三十也就没有了意义。一些有技术背景的创业人士不需要再碍于百分之三的现金配套而在设立公司上为难。也就是说，全部用技术出资或者其他可以评估的实物出资成为了现实。

5、新法删去了旧法第二十九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条例。也就是说，公司设立出资不用再遵循“必须经过会计师验资”的规定，那么，设立公司的费用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除了登记的费用外，设立公司基本没什么其它费用了。

6、新法第二十九条更改了旧法第三十条中公司的登记程序。也就是说，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即可，缴纳注册资本不需开户、验资，程序更为简单了。

7、新法第三十二条中，有限责任公司置备股东名册时，在记载事项中不用登记股东的出资额，而对于旧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的其它事项不变。

8、第五十八条撤销了旧法第五十九条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的规定。

9、新法第七十六条对旧法第七十七条中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具备条件做了修改。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原来主要区别之一是最低注册资本的不同，而相比之下，公司法修订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最主要的区别为有限公司为人合性，股份公司为资合性。另外一个区别是人数的不同以及设立方式上。

10、新法第八十条取消了旧法第八十一条中“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以及“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的规定，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也就是说，公司法修订后，2人以上200人以下的发起人2元就可以设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发起设立时需要考虑后续融资的可能性，在发起人未缴足前不得再次募资，即不能引入其他股东。这是一个新的规定。

11、新法第八十三条取消了旧法第八十四条中“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的规定。相比之下，新法中股东要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出资，否则要向其他已经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以上就是对2013年新修改的《公司法》以及2005年的《公司法》的比较以及加入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三、新公司法的优缺点

（1）优点：

不论是从国内试点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考量，公司设立制度的“由奢入俭”，都将极大地刺激相关区域创业者“下海”试航的热情，这对激活民间资本、扶助小微企业发展都十分有利。（2）缺点：

该公司法仅仅从鼓励投资者角度考虑问题，而不去考虑投资公司的债权人、银行、供应商等等主体的利益，一味放松甚至虚化注册资本的作用，到头来只会使交易安全受到威胁，导致没有债权人愿意与之打交道。

四、新《公司法》的缺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新公司法可能会引起“皮包公司”的泛滥等问题，对此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首先，应积极推进工商登记、法人征信体系等相关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呼吁监管部门建立针对不按协议出资或者以虚假出资证明欺诈行为的惩罚机制。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在新注册企业法人信贷投放上，采取更为审慎的审查态度，关注客户的综合实力和发展前景。

最后，除了发放信贷产品以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深化“公司业务投行化”的改革思路，通过重组并购、财务顾问、结构化金融、银团贷款与资产证券化等投行业务领域的探索，向客户提供传统业务与投行业务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满足客户资金需求。

五、本人对新《公司法》的一些看法。

新《公司法》在责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取消最低注册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方便企业和公民投资创业，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作为预先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客观上遭到削弱。

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M.2013修订.王保树主编：《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桂敏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D} 浅论中国公司法的修改《经济研究导刊》201303期{J} 张小兰，刘苗荣.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看公司法的修改{J} 河北法学，2006年（4）

第三篇：公司法论文

论最低资本注册制度

-----201406136 倪裳

探讨最低注册资本，首先要先搞清楚公司注册资本的定义，美国Fletcher公司法百科全书指出：公司资本，是指股东出资作为公司商事企业成立的资金和基础的货币、房地产和财产，该货币、房地产和财产通常意味着出资以支付发行给出资人的股份。注册资本是指公司成立时，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并且记载与公司章程的全体股东认缴或实缴的资本总额。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法律条件，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公司资本也是公司财产的首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存在的前提。

而关于最低注册资本，新、旧公司法有着不同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并要求一次缴清。”根据旧公司法的规定，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并在该制度的基础下形成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资本原则。而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旧公司法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规定数额过高，即民间资本准入市场的条件过高。大多数的创业集体或个人，一开始很难拿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注册。而且加上要求一次性缴足就更难了，这样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很容易造成资金闲散浪费。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不同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并没有很大意义，运用起来也比较混乱。注册资本是公司资本信用的源头，并且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一直被我国之前的公司法所严格限制，我们企图通过事前监督的方式限制公司的设立条件，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规模和内容的企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不尽相同，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度“一刀切”的做法根本无法适应现阶段市场的需要，反而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并且阻碍现阶段我国公司的发展前景。

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公司法》取消了这一制度。原因在于：

首先，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时刻都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无法代表公司的经营能力或是信用能力。倘若债权人仅根据公司注册资本额的大小来判断预测公司的偿债能力，而并不关注资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经营管理能力、公司信用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对公司发展的巨大贡献，那么其债权极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并不能有效的保证交易安全。

其次，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标榜，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的同时，反而导致了由于设立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的“流行”。激发违规行为的发生，增加监督的成本。高额法定资本的要求使一些投资者铤而走险，在公司设立时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或是通过借贷资本进行验资，待公司成立后再抽逃资本，使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会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长久以来，我们对公司法定最低资本制度过度依赖，并用其来保障公司资本的信用和权人的利益。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法定最低资本额越高，就越具有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能力。然而，较高的注册资本额会对新公司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构成障碍。特别是只拥有小额股本的投资人，希望利用有限责任制度分散投资风险。但是，过高的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只能使小资本投资人“望而却步”。为公司准入设置的高额的成本条件，阻碍了缺乏资金的投资者的投资，并且在公司成立后资本很有可能因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被浪费。同时，也容易造成资本浪费。较高的法定最低资本额在设计之时，就从全体公司对应有资本额的需要出发而考虑。特别是股份公司规定需要1000万元的最低资本额，使那些对资本需求量不高的公司出现大量资本闲置，造成浪费。

在分析完原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首先，我国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类型的改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性发行，最低注册资本是否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法定资本与授权资本的本质区别。授权资本制制度的特点是资本或股份不需一次性认缴发行完毕，而是授权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的数额和期限等，其理论基础是公司股权分散且董事会中心主义主导的公司治理。

其次，虽然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取消，但是公司在注册登记时其注册资本额仍是登记的必要条件。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仍然存在，该义务源于出资人的认缴，出资人在保证出资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取得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且为了保证公司财产独立，股东必须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得抽回出资或虚假出资。

综上所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虽然有助于公司的设立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避免公司股东利用这一点认缴较低的公司注册资本借以公司独立人格来滥用公司信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极易出现公司股东利用较少的资金设立公司，通过以出资额为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而规避自己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在此基础上，综合一些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废除后的完善建议。

1.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随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公司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也增加了交易相对人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的困难，从而可能影响交易市场的活跃。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并非意味着主管机构放弃对公司的监管。因此有必要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将登记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统一登记于网络上并及时更新，便于交易相对人随时查询并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2.健全公司信用体系

在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十分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司的资产信用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法律既然放松了主体设立的管制，那么必须要加强营业监管。在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采取认缴资本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那些缺乏守信意识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欺诈的现象。因此健全公司信用体系，将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提高公司的违反信用成本，可以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

第四篇：公司法论文

怎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摘要：本文从实际案例中解析出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适用原则和在公司存在运营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意义。通过与国际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含义和看法比较出作为市场营销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必要。

关键字：公司人格否定理论 公司 法人 独立人格

一 解剖含义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公司人格否认被具体描述为“作为一般规则，在没有相反的充分理由出现时，公司被视为一个法律实体（即独立的法人），而当法律实体的概念被用于妨害公共利益，使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法律将视公司为多数人的联合”。

国际上一般这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第一，公司人格否认仅是一种特殊规则，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公司人格独立被作为一种一般规则，是帝王原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仅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弥补，我们不能因为公司人格否认规则而否认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第二，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相当含糊，正如表述中所说，它适用于法律实体的概念用于妨害公共利益，是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这一陈述急具随意性和抽象性，使人难于把握。而美国法官又进一步总结道：“整个问题（刺破公司面纱）仍在隐喻的迷雾之中，而恰当的标准只能是‘诚实和正义’。”第三，公司被否认人格的后果是视公司为多数人之联合。各股东在公司人格被否认之后，再也不能以公司独立的人格对抗善意债权人，股东的责任也应由有限责任转为无限责任。

二 案例再现

（1）Re FG(Films)Ltd(1953)

FG(Films)Ltd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确认某一电影为英国电影。该申请被下级法院驳回，因为该部电影是由设立FG公司的美国电影公司制作。美国电影公司曾同意提供资金和必要设备，资助FG(Films)Ltd制作该电影。FG在英国拥有办事处，但没有营业场所，并且在英国没有雇佣任何职员，公司90%股份由美国董事所有，其余由一英国董事所有。FG请求法院确认该电影是由其制作，因为FG是英国注册公司，因此该电影应为英国电影。

判决：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相反，法院认定FG只是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不是电影的制片人。证据也表明，FG只是作为一个空壳公司，其设立是为了使该电影成为英国电影而已。法院认为，认定FG公司承担了制作该电影的工作违背了事实和逻辑。

（2）2003年1月，A公司与B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一份，约定A公司向B公司购买手机8万部，价款总额为2.8亿元。该协议的履行期限为四个月，履行方式为分期付款，先款后货。A公司先后支付预付款1.72亿元，余款1.08亿元未付。自协议签署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非典等市场因素，A公司没有依约提货。2003年12月，A公司向B公司发出发货通知，此时每部手机价格从3400元降至1700元，B公司将价值9129万元的53700部手机，发给A公司。截止2004年3月31日，A公司在B公司处尚有预付款49194392.5元。就《合作协议》履行产生的损失问题，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了最终解决方案《备忘录》。约定：A公司承诺补偿B公司3500万元损失，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14194392.5元（该款已依约返还给A公司）。但在2005年10月，A公司突然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归还其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并主张B公司的母公司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B公司亦提起反诉，要求A公司依照《备忘录》之约定返还损失3500万元。本案一审法院判处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向B公司公司赔偿损失1167万元。C公司对B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没有支持A公司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主张，基于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一审法院动用自由裁量权，以缔约过错为由，裁量B公司和A公司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并驳回了B公司的反诉请求。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判处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 从案例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1.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这一制度体现于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到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时，应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就被告而言，应只限于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的积极的控股股东。在上述案例中，C公司是B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行为要件：公司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该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两类：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

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原则（1）个案原则

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第三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之中，而并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否认，是对在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公司人格在个案中的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不得将对公司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的范围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公司或者股东。

（2）实际操控原则。对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承担责任的，应当是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即控制股东或积极股东。而对于非控制股东或消极股东的有限责任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3）不得自我否定原则。

公司独立人格否认是为保护第三人因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而遭受不利而设置的，只能有受害的第三人提出。公司不得主张自己不是人，公司独立人格不得为股东利益而主张，必须由受害者提出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不允许公司自己或公司股东为排除某种不利后果而提起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请求。

四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意义

2005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维护投资者和规范公司运营秩序，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法人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如同自然人的独立人格除有自然死亡之外尚有宣告死亡制度予以取消一样，法人之独立人格除有消灭制度之外也有否认制度，法人人格之确认与法人人格之否认构成了法人制度的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的两个方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了法人人格确认制度的缺陷，可以有效地防范不法分子滥用法人的人格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共公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了实质上的公平合理，极大地丰富了公司法人理论，使法人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要求股东对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五 感悟与思考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独立责任和股东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规则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不可动摇。而通过适用揭开公司面纱，仅是修复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缺损，绝不是要将其摧毁。因此，涉及到“公司人格否定”，当属非常严肃，国外立法和司法尚且掌握不一，我国更缺少司法实践，特别是判例，立法只是超前笼统地予以规定，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贵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诸如何为“滥用”、何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均无严格标准。因此，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不可滥用法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个规范公司的法律条例，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市场营销的学习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将有助于了解公司运行制度、了解市场一般运作规律、理解和掌握在公司日常运行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纠纷。

清晰分辨公司人格混同将会减少在公司运行中的损失。

第五篇：公司法论文

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小股东的概念

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想明确界定“中小股东”，首先要搞清楚“控股股东”所要表达的意思。早期的公司法理论是单纯从资本控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就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股份的分散化，股东不必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可以控制公司。中小股东是指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决定董事会成员，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在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除控股股东以外，其余的股东均为中小股东。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但不管能对股权进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为一个或几个股东，其都为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为中小股东。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依据和意义

公司资本是由股东投资产生，股东权是股份制存在的基础，是公司发展的物质前提，对股东权的漠视必将极大地挫伤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将会极大地制约公司的发展，影响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作用的发挥。纵观我国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现状，已经历了十多年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是

最好的一面镜子。大股东操纵公司侵害中小股东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现实来讲，大股东恶意罢免或无理阻挠中小股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恶意决议增加资本，迫使中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进一步削弱其股权;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中小股东抛售所持股票;在董事、经理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权利时，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的追究;违反公司章程，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事件不胜枚举。如五粮液分配方案，更让中小股东发出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世纪哀叹”。五粮液代表大会上演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一幕。部分中小股东试图阻止被拥有75%股权的第一大股东所操控的股份公司的分配预案。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势同水火。此起彼伏的质询声中，董事会秘书几次将监票人请进场内意图表决了事。最终分配方案以近乎强行表决的方式被通过，赞成3.6亿多股，反对为零，弃权283万多股。因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已经刻不容缓。如果公司的发展壮大只对大股东有利，当然会严重挫伤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使在社会中本来就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可见，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的分散凸显了对于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迫切需求。此外，我们知道，公司的生命源于资本，公司的运作依赖资本。在公司的资本中，尽管大股东所投入的资本量相当可观，但如果只有少数大股东参与，那么整个市场经济

就是不健全、不完整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中小股东权利，才能实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民主和谐，提高中小股东的投资信心，在人性和谐基础上实现资本的持续注入和高效运作，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现代公司法在承认和确立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尊重他们对公司事务的个人见解，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赋予他们对公司的各种权力。

三、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现状分析

通常来讲，公司的中小股东权利受到的侵害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大股东。第二是来自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中介机构。承销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如果履行职务不当，也会给中小股东的权利遭造成损害。中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不合理性，该原则存在的极大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妨碍了股东平等原则的实现，使股东民主丧失了基础。资本多数决的采用，却使股东间的这种不平等有了可能性。它在使大股东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的同时，却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变得毫无意义。由于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对公司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中小股东的意志与财产权利相脱节。第二方面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控股股东有力的约束。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证券监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企业强有力的监督。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股东大会难以发挥监控作用，流于形式。我国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中小股东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其次董事会实质上常常沦为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工具。第三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贯彻落实，是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常常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剥夺、侵害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财务会计资料等信息披露内容的知情权，甚至伪造和提供虚假的经营信息，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集合小股东股权，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 鉴于我国中小股东先天不足、缺乏凝聚力，应注重发展各类基金投资等机构。通过集合小股东的股权，行成一种合力。它可以集中中小股东的资金进行专业投资理财，避免受到某些公司虚假信息的诱惑，使小股东的股份稳中有增，在保值的基础上为中小股东增加财产收益；另一方面，也能集中中小股东的力量与大股东相抗争，维护共同的权利。中国作为腾飞的国家，经济文化正在迅猛发展，但是配套的法律却相对落后，这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中小股东也要紧密联系，自己

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从自身出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和优化股权结构

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利于平衡“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实施，是公司中对公司重大事务持异议的中小股东享有的权利。这一规定较好地为那些在短时间内无法以合理价格转让其股份的少数派股东提供了法律援助。这一权利的行使，使在公司决议中与大股东意见相左的中小股东的权利不致受损得到保障，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的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平衡，中小股东的权利得以保护，公司股份平等的原则和基石也得到巩固，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良好治理局面。除此之外，针对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致使中小股东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对公司来讲，当务之急是股权结构优化。为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解除“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将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资产重组等诸多方案，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通过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进一步将其演化为科学决策，以股东权利为中心，最终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目的。股权优化需要国家宏观的调控，比如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改变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市场流通股的份额，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投资，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随着国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国有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上市公司将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经营绩效亦将提高，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至于如何国有股减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国有股减持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其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小股东的介入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化”中找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而法人治理主体的重新确立将显著地改变上市公司原有权力机关的构造与功能，并有条件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我国上市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也时常被内部人所侵害（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小投资者实力有限，大多数采取“搭便车”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也难以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为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现象，需要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发展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才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在治理结构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三）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有效合理运作，形成相互制衡机制。首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股东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以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同时尽快建立征集投票表决权办法，任何机构或个人均可征集代理投票权，代表小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权，改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对于重大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监督经营者行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应当建立累积投票制和限制交叉持股表决权。其次，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使中小股东和重大债权人能够进入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财产处置、利润分配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对于董事和经理人员，除总经理外，不得兼任，以保障董事会与经理的相互制衡与独立。另外，还要在董事会之下建立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控股股东和管理当局损害公司权利的行为。建立健全的监事会，监事会应真

正由股东大会选出，对股东大会负责，真正实现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并保证监事会在实质上的独立性并赋予监事会更大的监督和起诉权。应当注意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我国应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制法规，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与质量，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同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准确性进行严格监督，并使证监会对这些中介机构进行集中监管。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罗光宇：“论公司治理结构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