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公司法的论文
关于公司法的论文
2007-6-25 23:06 提问者:oeminchina |悬赏分:200 先写公司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是出现常见问题怎么解决 然后写你从哪抄的这些(出处)
1500字 差不多的弄来
参考下面这些 差不多些出来跟那么回事就成再编个题目 然后回答完了再家50分 谢谢袄 帮人问的~ 问题补充:
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
1.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二)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公司住所。
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
(六)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七)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7-6-25 23:12 最佳答案
[摘 要] 本文从公司治理理论出发,分析了公司治理、债务结构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债务机制与管理者激励在企业改 革与资本结构优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要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率,必须重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关键词] 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本投资,资本产出率较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就业水平,保持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财政赤字来增加资本投资率以维持较高的GNP增长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政府不得不进行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随着公司改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形式上的股份制改造,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以缓解就业压力,并推进公司改制,政府这几年进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力财政投资,以期望刺激投资和需求。但是,宏观经济的繁荣来自于微观经济的活力,这种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阶段的公司化改革。
二、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般来讲,公司的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两部分,自有资本指的是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公司在管理者经营过程中积累而形成的资本之和;借入资本指的是由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公司中自有资本、借入资本的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自有资本的结构(涉及到所有权结构)、借入资本的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结构。显然,资本结构的形成与所有者、债权人和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简单分析理想状态下,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令S为所有者投入的初始自有资本,D为债权人投入的借入资本,不考虑利息;△S为受监督和约束的管理者对整个资本进行经营而带来的预期新增资本,那么事前的实际债务比率为D/(S+D),事后的预期债务比率就为D/(S+△S+D),如图。假定资本投资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与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投入企业的资本得到最大增值,对图分析可以得出:
(1)债权人对过高的△S并不敏感,但当预期(S+D+△S)(2)如果投资产生的预期△S的不确定性很高,即使债权人愿意提供贷款,考虑到偿债的压力(限制了进一步赢利性项目的投资)和无力承担债务的后果(破产),为保护自身投资企业的资本S,所有者也不会允许经营者不顾投资效益而盲目举债。
(3)如果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制约是“硬”的一方面,所有者可能给予管理者较好激励措施,以期望△S尽可能地大;另一方面,当预期△S较小时,过高的债务会加大企业破产风险,管理者就可能被所有者替换。考虑到在职的个人控制权收益,管理者也不愿冒破产或解职而举债的风险。
在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约束机制作用下,公司的债务才可能保持一个合理结构范围;从最大化公司价值角度看,公司资本结构所导致的控制权分配和相关机制决定了能否雇用高能力的管理者且管理者能否尽最大努力来最大化△S。由于△S的大小与管理者有密切的关系,需要对公司的结构做进一步的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公司化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及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的,由于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效用函数不同,对经营绩效的责任不同,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监督所需信息的成本太高和所有者“搭便车”问题,使得管理者(代理人)可能利用已有的地位、权力和所掌握的信息,追求自己而不是所有者(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从而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司中管理者的努力和某些成本属于私人信息,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未来事项的不确定性,对于管理者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签订一个完全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公司中某些行动必须在将来才能确定,而不完备的初始委托代理合同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为了约束管理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一种法律框架。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框架,它是指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一整套关系(OECD,1999);或者说是处理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职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可以被看作是出现初始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情况时的一种决策机制,其本质反映了企业中所有权的安排所导致的控制权配置状况。公司化的前提要求界定法人的产权,明晰的产权结构有利于公司化后控制权的重新安排。由于企业所有权是指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为了解决企业的激励问题和管理者的选择问题,最大化公司价值,控制权的安排应使二者对应,特别是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最难监督、最有信息优势的成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于公司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这些制度安排,支配着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参与各方能从这种关系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实现这一目的的公司控制权安排及治理结构形式有很多种,代理成本的现实存在表明,现代公司实际达到的经济效率总是次优的。次优理论决定了对于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公司治理机制是不同的。不存在适用所有类型企业和所有经济环境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实质上是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各种可能方式的一种相机选择,其中产权交易、并购和破产机制是转移控制权从而对治理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公司治理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股东起作用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英模式;一种是由银行起作用依赖于相互持股的德日模式。前者可能会导致投资不足问题,后者则可能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都不利于最大化公司价值。我国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说明我国的公司改制倾向于构建第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下应该存在什么机制使管理者减少上述代理行为,从而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呢?
三、公司治理机制与管理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讲存在7种调整管理者与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治理机制:内部机制、机构持股、大股东、外部董事、债务政策、管理者市场、控制权市场。其中前4种为内部选择机制,受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后3种则是由外部决定的,这7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公司中所有权非常分散时,由于监督管理者需支付全部监督成本,而只能得到收益中的一小部分,股东的搭便车问题就普遍比较严重,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监督管理者;即使所有权非常集中,比如国有企业或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也很难被大股东(全民)直接监督。这两种情况下,中小投资者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就显得不太重要,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权很大,经营能力很低的管理者仍可占据领导位置,管理者很容易通过扩大公司规模、转移定价、增加不必要的开支、投资对自己更有利的项目来侵害投资者的利益。这种情况在我国改制后的公司中仍普遍存在。理论上认为管理者总是有扩张规模获取个人利益的倾向,那么让管理者持股或认购较大股份,自己监督自己,就应该是一种外部监督成本太高时的好机制,但在国有公司中,管理者即使拥有股份,也很难起到这个作用。当所有权比较集中时,外部投资者有很强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和监督管理者,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搭便车现象(国有股权集中并没有这个效果)。但集中的股权改变了公司的委托代理状况,不可能彻底消除代理问题。因为,首先,机构持股本身带来新一级的代理问题;其次,由于得不到监督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大股东不可能尽全力监督,相反,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缺乏对中小投资者有效保护的大股东(机构持股、大股东)治理也可能不是最优的。从理论上讲,董事会对于公司的治理很重要,但董事会的效率值得怀疑,因为执行董事本身就是管理者,指望执行董事监督管理者是困难的,而外部非执行董事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来更好地监督管理者。在国有公司中,董事会究竟有多少动力和能力激励约束和监督管理者,更让人怀疑。
可见,通常意义上的上述4种内部治理选择机制的共同点在于,即使公司的管理绩效大幅提高,监督者(或自我监督者)也只能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低成本、更强约束力的机制。管理者市场和控制权市场被认为是对管理者进行控制约束的有效外部机制,但它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我国来讲,这两个市场刚刚发展,所起作用极其有限。
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公司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公司债务的选择。从控制权角度看,债务的实质是债权人施行控制权的能力,而债权则表现为一种相机控制权。当公司破坏债务合同条款或无法到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将行使其法律权力,以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清算或破产威胁将约束管理者以扩张规模和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同时也迫使所有者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必要时替换现任管理者。债务作为这样一种约束工具是以合理的破产机制为前提的。当银行为最大债权人时,起到控制权相机转化的条件是:第一,其本身贷款结构要合理,否则破产会暴露其财务状况,银行会陷入债权人消极状态,即公司(特别是清算价值很低的公司)到期不偿还贷款,银行也不会令企业破产;第二,银行的贷款资本的配置不应受政策干预,否则银行就没有动力去监督企业,债权机制将失去作用。银行只有有能力和动力监督公司的状况,才能发挥其债权人作用。可见,我国银行体系改革对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性。
现实中,以股权分散和银行持股为代表的两种治理模式在公司运营中都遇到了问题,美国的公司改革与日本的主银行体制的改革说明了二者有融合趋同的倾向。美国学者Anup通过对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及其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机制的选择具有可替代性和相互依赖性,过分强调单一机制将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是所有机制都几乎不起作用,将会使管理者控制权非常大,公司资本结构必然会恶化。
四、债务机制、管理者激励与优化资本结构
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说明,某种形式的所有权集中和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较强的债务机制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债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事前约束机制来起作用,为了减少管理者事后消极的可能性,应该在发展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和管理者市场的基础上,给予管理者直接的报酬激励和适当的产权激励,如分配给其部分股权、股票和期权等,同时应该根据其控制权收益的大小,确定可信的管理者替换机制。我们的现状是,国有股份在国有公司中仍占有很高比例,初始委托人虚置的国有股份,即使股权集中,也没有监督的动力,相反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可能与管理者合谋,同时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还弱小,因此依靠实际股东监督管理者的模式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刚刚发展,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近期内也很有限;银行作为最大债权人还没有能力和动力起到相机控制权的转移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破产机制仍是有限的),其承诺不可信,无论对管理者的选择还是对管理者的报酬还不具有市场竞争特征。从而使得管理者有效控制权很大,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仍然不存在优化资本结构的治理机制。可见,为了激励管理者投资扩张并限制和约束其无效扩张,保证投资扩张的效率,应该发展两个市场,既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又塑造真正的、持有较大比例股份的大股东或机构股东,同时必须加强债务约束机制和管理者激励机制构建。
笔者认为,伴随银行金融系统的改革,债务机制和管理者激励将首先对治理结构重构与资本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及自由现金流量理论,管理者有追求规模、扩大投资的倾向,投资决策总体上可能是次优的。而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影响着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使得管理者的投资激励与资本结构有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所以为了优化资本结构,需要限制管理者侵害其他投资者利益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所有权结构改革以增强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激励,以满足其在遵守公司法前提下的个人参与约束效用最大化,通过债务来约束管理者未来可获取的现金流,从而约束管理者损害企业价值、追逐个人利益的扩张行为,这是资本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股权融资的成本低,股权融资并不影响经理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反而增加了经理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与之相比,债务融资可能是一种更强的约束。债务融资应该被充分考虑,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公司自由现金流、约束经理人寻租与过度投资等行为的作用。经营的持续性,以及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决定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在上述合理机制的作用下,资本结构优化应该表现为公司的自主优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调整债务比率并不能解决资本结构优化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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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司法论文
关于最新版中国公司法的修订
内容摘要:2013年12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批准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并已于2014年2月18日公布了修订版公司法条例,并且,此公司法最新修正案在2014年3月1日已经生效施行。关于这些新旧法律条例,此次共被修改了12处,主要分为三方面,包括将注册实缴登记制改为仁认缴登记制,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简化了登记事项和文件等等,这使得“零首付”和“一元办公司”得以实现。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了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几个层面。第二部分系统地介绍了新旧公司法条例修订前后相关内容的对比。第三部分剖析了新公司法的优缺点。第四部分点出新公司法的缺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阐述了个人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等等。
一、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早在1993年《公司法》就规定了最低注册资本,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10万元,30万元,50万元不等,股份公司则为1000万元人民币。这项制度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数额过高,导致公司设立门槛较高,许多投资者对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望而却步,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与此同时,注册资本一次缴足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和浪费等缺陷。
距离这次2013年12月28日公司法修改最近的一次公司法改革是2005年《公司法》修改。可以了解到的是,在2005年公司法改革的方向中,虽然该法不再根据公司不同产业分别规定最低注册资本,而统一将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仍旧要500万元,同时允许较大数额注册资本分期缴纳,但需指出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首次缴纳的出资仍至少为3万元,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就是100万元,这仍旧是一笔较大的数目。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情况看,这项规定实际意义不大。
作为新的一次改革,2013年的这次公司法改革中就明显放宽了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在公司,公司股东(发起人)注册管理方面增加了一系列权利:(1)首先,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一元钱办公司”。
(2)同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实现“零首付”(3)其次,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也就是说,发起人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币出资比例,对于高科技、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等创新型企业可以灵活出资,提高知识产权、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形式的出资比例,克服货币资金不足的困难。
(4)最后,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定。也就是说,发起人自主约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出资期限,不再限制两年内出资到位,提高公司股东(发起人)资金使用效率。
并且,新版《公司法》进一步扩展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尊重了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工作的不必要干预。据了解,此次修法为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制基础和保障。下一步,工商总局将研究并提出修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建议,同时积极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并完善文书格式规范和登记管理信息化系统。从规范形式上看,提高了民事规范、任意规范、促成规范、赋权规范和保护规范的比重,审慎拟定了强制规范,适度减少了禁止规范。如此一来,新《公司法》不仅是一部鼓励社会人士依靠投资来兴业的服务型公司法,更是一部鼓励公司进行自治的市场型公司法。
二、新旧《公司法》具体条例的修改以及对每一新条例的看法。
1、新法第七条在旧法第七条的基础上删去了实收资本。相比之下,在改革后的新法第七条中,实收资本不再是公司登记的记载事项。但有限公司股东仍需按照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也就是说,注册资本的大小依旧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资金实力和可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册资本越大,股东在其认缴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的责任也越大。所以不能因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改为认缴制,就不切实际任意认缴。
2、新法第二十三条更改了旧法第二十三条中限制出资的最低限额,条例中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相比旧法,新法中有限公司不再设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也就是说,现在可以一元钱注册一家有限公司。
3、新法第二十六条取消了旧法第二十六条中对有限责任公司首次出资额及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但由于考虑到一些特定行业由于行业自身和政府管理的特殊性,对其实缴注册资本的要求较高,特别是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普遍对金融机构实施审慎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具备相当数量的实缴资本,以维护金融稳定。所以,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放心保)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和保险经纪人、直销企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融资性担保公司、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劳务派遣企业、典当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在内的27个行业,仍然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
4、新法第二十七条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因新公司法 本次修订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货币出资百分三十也就没有了意义。一些有技术背景的创业人士不需要再碍于百分之三的现金配套而在设立公司上为难。也就是说,全部用技术出资或者其他可以评估的实物出资成为了现实。
5、新法删去了旧法第二十九条“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的条例。也就是说,公司设立出资不用再遵循“必须经过会计师验资”的规定,那么,设立公司的费用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除了登记的费用外,设立公司基本没什么其它费用了。
6、新法第二十九条更改了旧法第三十条中公司的登记程序。也就是说,股东认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即可,缴纳注册资本不需开户、验资,程序更为简单了。
7、新法第三十二条中,有限责任公司置备股东名册时,在记载事项中不用登记股东的出资额,而对于旧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的其它事项不变。
8、第五十八条撤销了旧法第五十九条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的规定。
9、新法第七十六条对旧法第七十七条中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具备条件做了修改。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原来主要区别之一是最低注册资本的不同,而相比之下,公司法修订后,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最主要的区别为有限公司为人合性,股份公司为资合性。另外一个区别是人数的不同以及设立方式上。
10、新法第八十条取消了旧法第八十一条中“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以及“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的规定,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也就是说,公司法修订后,2人以上200人以下的发起人2元就可以设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发起设立时需要考虑后续融资的可能性,在发起人未缴足前不得再次募资,即不能引入其他股东。这是一个新的规定。
11、新法第八十三条取消了旧法第八十四条中“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一次缴纳的,应即缴纳全部出资;分期缴纳的,应即缴纳首期出资”的规定。相比之下,新法中股东要按照公司章程的约定缴纳出资,否则要向其他已经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以上就是对2013年新修改的《公司法》以及2005年的《公司法》的比较以及加入的一些看法和见解。
三、新公司法的优缺点
(1)优点:
不论是从国内试点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国际经验考量,公司设立制度的“由奢入俭”,都将极大地刺激相关区域创业者“下海”试航的热情,这对激活民间资本、扶助小微企业发展都十分有利。(2)缺点:
该公司法仅仅从鼓励投资者角度考虑问题,而不去考虑投资公司的债权人、银行、供应商等等主体的利益,一味放松甚至虚化注册资本的作用,到头来只会使交易安全受到威胁,导致没有债权人愿意与之打交道。
四、新《公司法》的缺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新公司法可能会引起“皮包公司”的泛滥等问题,对此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首先,应积极推进工商登记、法人征信体系等相关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呼吁监管部门建立针对不按协议出资或者以虚假出资证明欺诈行为的惩罚机制。
其次,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在新注册企业法人信贷投放上,采取更为审慎的审查态度,关注客户的综合实力和发展前景。
最后,除了发放信贷产品以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深化“公司业务投行化”的改革思路,通过重组并购、财务顾问、结构化金融、银团贷款与资产证券化等投行业务领域的探索,向客户提供传统业务与投行业务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满足客户资金需求。
五、本人对新《公司法》的一些看法。
新《公司法》在责任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取消最低注册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方便企业和公民投资创业,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作为预先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客观上遭到削弱。
参考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M.2013修订.王保树主编:《中国公司法修改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桂敏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D} 浅论中国公司法的修改《经济研究导刊》201303期{J} 张小兰,刘苗荣.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看公司法的修改{J} 河北法学,2006年(4)
第三篇:公司法论文
论最低资本注册制度
-----201406136 倪裳
探讨最低注册资本,首先要先搞清楚公司注册资本的定义,美国Fletcher公司法百科全书指出:公司资本,是指股东出资作为公司商事企业成立的资金和基础的货币、房地产和财产,该货币、房地产和财产通常意味着出资以支付发行给出资人的股份。注册资本是指公司成立时,公司向登记机关登记并且记载与公司章程的全体股东认缴或实缴的资本总额。公司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人格的必要法律条件,不仅体现了股东对公司的义务,而且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前提;公司资本也是公司财产的首要和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存在的前提。
而关于最低注册资本,新、旧公司法有着不同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并要求一次缴清。”根据旧公司法的规定,我国一直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并在该制度的基础下形成了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资本原则。而根据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旧公司法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弊端:规定数额过高,即民间资本准入市场的条件过高。大多数的创业集体或个人,一开始很难拿出那么多的资金来注册。而且加上要求一次性缴足就更难了,这样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活跃,也很容易造成资金闲散浪费。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不同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并没有很大意义,运用起来也比较混乱。注册资本是公司资本信用的源头,并且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一直被我国之前的公司法所严格限制,我们企图通过事前监督的方式限制公司的设立条件,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同规模和内容的企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不尽相同,对最低注册资本额度“一刀切”的做法根本无法适应现阶段市场的需要,反而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并且阻碍现阶段我国公司的发展前景。
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新出台的《公司法》取消了这一制度。原因在于:
首先,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时刻都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无法代表公司的经营能力或是信用能力。倘若债权人仅根据公司注册资本额的大小来判断预测公司的偿债能力,而并不关注资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经营管理能力、公司信用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等对公司发展的巨大贡献,那么其债权极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并不能有效的保证交易安全。
其次,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标榜,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的同时,反而导致了由于设立成本过高而出现的资本缴纳和验资过程中的弄虚作假行为的“流行”。激发违规行为的发生,增加监督的成本。高额法定资本的要求使一些投资者铤而走险,在公司设立时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或是通过借贷资本进行验资,待公司成立后再抽逃资本,使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形同虚设。
最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设置会造成公司资本的闲置和浪费。长久以来,我们对公司法定最低资本制度过度依赖,并用其来保障公司资本的信用和权人的利益。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法定最低资本额越高,就越具有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能力。然而,较高的注册资本额会对新公司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构成障碍。特别是只拥有小额股本的投资人,希望利用有限责任制度分散投资风险。但是,过高的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只能使小资本投资人“望而却步”。为公司准入设置的高额的成本条件,阻碍了缺乏资金的投资者的投资,并且在公司成立后资本很有可能因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而被浪费。同时,也容易造成资本浪费。较高的法定最低资本额在设计之时,就从全体公司对应有资本额的需要出发而考虑。特别是股份公司规定需要1000万元的最低资本额,使那些对资本需求量不高的公司出现大量资本闲置,造成浪费。
在分析完原因之后,需要强调的是,首先,我国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类型的改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仍然属于法定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资本或股份的一次性发行,最低注册资本是否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法定资本与授权资本的本质区别。授权资本制制度的特点是资本或股份不需一次性认缴发行完毕,而是授权董事会决定股份发行的数额和期限等,其理论基础是公司股权分散且董事会中心主义主导的公司治理。
其次,虽然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取消,但是公司在注册登记时其注册资本额仍是登记的必要条件。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仍然存在,该义务源于出资人的认缴,出资人在保证出资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取得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且为了保证公司财产独立,股东必须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不得抽回出资或虚假出资。
综上所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虽然有助于公司的设立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很难避免公司股东利用这一点认缴较低的公司注册资本借以公司独立人格来滥用公司信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极易出现公司股东利用较少的资金设立公司,通过以出资额为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而规避自己对公司债权人的法律责任的情形。因此,在此基础上,综合一些公司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废除后的完善建议。
1.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随着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公司发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是也增加了交易相对人了解公司真实财务信息的困难,从而可能影响交易市场的活跃。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并非意味着主管机构放弃对公司的监管。因此有必要建立网上信息公开平台,将登记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事项统一登记于网络上并及时更新,便于交易相对人随时查询并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2.健全公司信用体系
在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一般都有一套十分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司的资产信用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划分标准。法律既然放松了主体设立的管制,那么必须要加强营业监管。在废除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采取认缴资本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那些缺乏守信意识的公司在交易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欺诈的现象。因此健全公司信用体系,将有严重违规行为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提高公司的违反信用成本,可以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
第四篇:公司法论文
怎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摘要:本文从实际案例中解析出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适用原则和在公司存在运营的日常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意义。通过与国际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含义和看法比较出作为市场营销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定理论的必要。
关键字:公司人格否定理论 公司 法人 独立人格
一 解剖含义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公司人格否认被具体描述为“作为一般规则,在没有相反的充分理由出现时,公司被视为一个法律实体(即独立的法人),而当法律实体的概念被用于妨害公共利益,使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法律将视公司为多数人的联合”。
国际上一般这样看待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第一,公司人格否认仅是一种特殊规则,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公司人格独立被作为一种一般规则,是帝王原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仅是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的弥补,我们不能因为公司人格否认规则而否认公司具有独立人格。第二,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相当含糊,正如表述中所说,它适用于法律实体的概念用于妨害公共利益,是违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为犯罪行为辩护时,这一陈述急具随意性和抽象性,使人难于把握。而美国法官又进一步总结道:“整个问题(刺破公司面纱)仍在隐喻的迷雾之中,而恰当的标准只能是‘诚实和正义’。”第三,公司被否认人格的后果是视公司为多数人之联合。各股东在公司人格被否认之后,再也不能以公司独立的人格对抗善意债权人,股东的责任也应由有限责任转为无限责任。
二 案例再现
(1)Re FG(Films)Ltd(1953)
FG(Films)Ltd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确认某一电影为英国电影。该申请被下级法院驳回,因为该部电影是由设立FG公司的美国电影公司制作。美国电影公司曾同意提供资金和必要设备,资助FG(Films)Ltd制作该电影。FG在英国拥有办事处,但没有营业场所,并且在英国没有雇佣任何职员,公司90%股份由美国董事所有,其余由一英国董事所有。FG请求法院确认该电影是由其制作,因为FG是英国注册公司,因此该电影应为英国电影。
判决: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相反,法院认定FG只是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不是电影的制片人。证据也表明,FG只是作为一个空壳公司,其设立是为了使该电影成为英国电影而已。法院认为,认定FG公司承担了制作该电影的工作违背了事实和逻辑。
(2)2003年1月,A公司与B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一份,约定A公司向B公司购买手机8万部,价款总额为2.8亿元。该协议的履行期限为四个月,履行方式为分期付款,先款后货。A公司先后支付预付款1.72亿元,余款1.08亿元未付。自协议签署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非典等市场因素,A公司没有依约提货。2003年12月,A公司向B公司发出发货通知,此时每部手机价格从3400元降至1700元,B公司将价值9129万元的53700部手机,发给A公司。截止2004年3月31日,A公司在B公司处尚有预付款49194392.5元。就《合作协议》履行产生的损失问题,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达成了最终解决方案《备忘录》。约定:A公司承诺补偿B公司3500万元损失,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14194392.5元(该款已依约返还给A公司)。但在2005年10月,A公司突然提起诉讼,要求B公司归还其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并主张B公司的母公司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B公司亦提起反诉,要求A公司依照《备忘录》之约定返还损失3500万元。本案一审法院判处B公司返还A公司预付款3500万元,支付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A公司向B公司公司赔偿损失1167万元。C公司对B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没有支持A公司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等主张,基于双方签订的《备忘录》,一审法院动用自由裁量权,以缔约过错为由,裁量B公司和A公司分别承担70%、30%的责任并驳回了B公司的反诉请求。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判处C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 从案例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1.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构成要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或“揭开公司面纱”,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这一制度体现于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到公司人格否定制度时,应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一)主体要件:就被告而言,应只限于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的积极的控股股东。在上述案例中,C公司是B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行为要件:公司人格利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该滥用行为主要包括两类:利用公司法人格规避合同或法律义务的行为和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行为。
2.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原则(1)个案原则
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仅限于提起否认公司人格的第三人所依存的特定法律关系之中,而并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否认,是对在特定的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公司状态的一种确认。公司人格在个案中的否认,并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独立人格。不得将对公司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的范围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公司或者股东。
(2)实际操控原则。对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承担责任的,应当是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能对公司的主要决策活动施加影响的股东。即控制股东或积极股东。而对于非控制股东或消极股东的有限责任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3)不得自我否定原则。
公司独立人格否认是为保护第三人因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而遭受不利而设置的,只能有受害的第三人提出。公司不得主张自己不是人,公司独立人格不得为股东利益而主张,必须由受害者提出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不允许公司自己或公司股东为排除某种不利后果而提起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请求。
四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意义
2005修订的《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中“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维护投资者和规范公司运营秩序,在日常经济生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法人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如同自然人的独立人格除有自然死亡之外尚有宣告死亡制度予以取消一样,法人之独立人格除有消灭制度之外也有否认制度,法人人格之确认与法人人格之否认构成了法人制度的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的两个方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了法人人格确认制度的缺陷,可以有效地防范不法分子滥用法人的人格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共公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了实质上的公平合理,极大地丰富了公司法人理论,使法人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要求股东对法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
五 感悟与思考
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独立责任和股东仅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规则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石,不可动摇。而通过适用揭开公司面纱,仅是修复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缺损,绝不是要将其摧毁。因此,涉及到“公司人格否定”,当属非常严肃,国外立法和司法尚且掌握不一,我国更缺少司法实践,特别是判例,立法只是超前笼统地予以规定,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贵院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诸如何为“滥用”、何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等,均无严格标准。因此,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不可滥用法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个规范公司的法律条例,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市场营销的学习者,深入了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将有助于了解公司运行制度、了解市场一般运作规律、理解和掌握在公司日常运行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纠纷。
清晰分辨公司人格混同将会减少在公司运行中的损失。
第五篇:公司法论文
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一、中小股东的概念
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如果想明确界定“中小股东”,首先要搞清楚“控股股东”所要表达的意思。早期的公司法理论是单纯从资本控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份就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股份的分散化,股东不必持有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可以控制公司。中小股东是指持股比例较低,无法决定董事会成员,无法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在绝对控股的情况下,除控股股东以外,其余的股东均为中小股东。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但不管能对股权进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为一个或几个股东,其都为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为中小股东。
二、保护中小股东权利的依据和意义
公司资本是由股东投资产生,股东权是股份制存在的基础,是公司发展的物质前提,对股东权的漠视必将极大地挫伤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将会极大地制约公司的发展,影响公司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作用的发挥。纵观我国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现状,已经历了十多年风雨洗礼的证券市场是
最好的一面镜子。大股东操纵公司侵害中小股东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现实来讲,大股东恶意罢免或无理阻挠中小股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职务;恶意决议增加资本,迫使中小股东因无力认购新股而进一步削弱其股权;操纵公司股票价格,迫使中小股东抛售所持股票;在董事、经理非法经营、违反职责损害公司权利时,拒绝以公司名义对他们的追究;违反公司章程,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附加不合理条件等事件不胜枚举。如五粮液分配方案,更让中小股东发出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的“世纪哀叹”。五粮液代表大会上演了堂吉诃德战风车的一幕。部分中小股东试图阻止被拥有75%股权的第一大股东所操控的股份公司的分配预案。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势同水火。此起彼伏的质询声中,董事会秘书几次将监票人请进场内意图表决了事。最终分配方案以近乎强行表决的方式被通过,赞成3.6亿多股,反对为零,弃权283万多股。因此,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已经刻不容缓。如果公司的发展壮大只对大股东有利,当然会严重挫伤中小股东的投资热情,使在社会中本来就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可见,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的分散凸显了对于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的迫切需求。此外,我们知道,公司的生命源于资本,公司的运作依赖资本。在公司的资本中,尽管大股东所投入的资本量相当可观,但如果只有少数大股东参与,那么整个市场经济
就是不健全、不完整的。因此只有充分保障中小股东权利,才能实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民主和谐,提高中小股东的投资信心,在人性和谐基础上实现资本的持续注入和高效运作,促进公司的良性发展现代公司法在承认和确立大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尊重他们对公司事务的个人见解,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赋予他们对公司的各种权力。
三、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现状分析
通常来讲,公司的中小股东权利受到的侵害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来自大股东。第二是来自董事、监事、经理等公司管理层。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中介机构。承销商、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如果履行职务不当,也会给中小股东的权利遭造成损害。中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不合理性,该原则存在的极大的缺陷。资本多数决妨碍了股东平等原则的实现,使股东民主丧失了基础。资本多数决的采用,却使股东间的这种不平等有了可能性。它在使大股东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的同时,却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变得毫无意义。由于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对公司的决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中小股东的意志与财产权利相脱节。第二方面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对控股股东有力的约束。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证券监管、财政、税务等部门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企业强有力的监督。从内部治理结构来看,首先股东大会难以发挥监控作用,流于形式。我国公司的股东大会往往受到大股东的过度操纵,中小股东不能参加股东大会。其次董事会实质上常常沦为控股股东控制公司的工具。第三方面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的贯彻落实,是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控股股东常常利用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强势地位,剥夺、侵害中小股东对公司重大事务、财务会计资料等信息披露内容的知情权,甚至伪造和提供虚假的经营信息,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权利。
四、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集合小股东股权,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 鉴于我国中小股东先天不足、缺乏凝聚力,应注重发展各类基金投资等机构。通过集合小股东的股权,行成一种合力。它可以集中中小股东的资金进行专业投资理财,避免受到某些公司虚假信息的诱惑,使小股东的股份稳中有增,在保值的基础上为中小股东增加财产收益;另一方面,也能集中中小股东的力量与大股东相抗争,维护共同的权利。中国作为腾飞的国家,经济文化正在迅猛发展,但是配套的法律却相对落后,这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国家需要出台相关法律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中小股东也要紧密联系,自己
形成对抗大股东的合力。从自身出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行使和优化股权结构
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利于平衡“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实施,是公司中对公司重大事务持异议的中小股东享有的权利。这一规定较好地为那些在短时间内无法以合理价格转让其股份的少数派股东提供了法律援助。这一权利的行使,使在公司决议中与大股东意见相左的中小股东的权利不致受损得到保障,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相互的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平衡,中小股东的权利得以保护,公司股份平等的原则和基石也得到巩固,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司的良好治理局面。除此之外,针对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致使中小股东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对公司来讲,当务之急是股权结构优化。为实现股权结构的合理化,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通过产权多元化,解除“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而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改善和优化股权结构,可以通过国有股回购、将国有股转换为优先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定向转让、资产重组等诸多方案,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通过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机制进一步将其演化为科学决策,以股东权利为中心,最终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目的。股权优化需要国家宏观的调控,比如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就是要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改变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市场流通股的份额,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投资,从而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股权结构。随着国有股比重的下降,非国有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上市公司将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经营绩效亦将提高,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至于如何国有股减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国有股减持可以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其基本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减持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保护国有资产的同时,保持证券市场的稳定。中小股东的介入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化”中找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而法人治理主体的重新确立将显著地改变上市公司原有权力机关的构造与功能,并有条件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建立起一个相对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我国上市公司中暴露的侵害股东利益的现象不胜枚举,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也时常被内部人所侵害(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小投资者实力有限,大多数采取“搭便车”策略,即使“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也难以对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为了改变我国上市公司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现象,需要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继续大力发展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提升外部人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发展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才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在治理结构中才有自己的位置。
(三)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有效合理运作,形成相互制衡机制。首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股东积极参加股东大会,以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提倡广大中小股东采用信息技术远程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同时尽快建立征集投票表决权办法,任何机构或个人均可征集代理投票权,代表小股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投票表决权,改变单个中小股东股微言轻的状况,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对于重大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监督经营者行为的最高权力机构。此外,还应当建立累积投票制和限制交叉持股表决权。其次,提高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重,使中小股东和重大债权人能够进入董事会。独立董事可以在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重大投资、财产处置、利润分配等问题上发挥作用。对于董事和经理人员,除总经理外,不得兼任,以保障董事会与经理的相互制衡与独立。另外,还要在董事会之下建立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控股股东和管理当局损害公司权利的行为。建立健全的监事会,监事会应真
正由股东大会选出,对股东大会负责,真正实现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并保证监事会在实质上的独立性并赋予监事会更大的监督和起诉权。应当注意信息披露的及时、充分和准确。我国应借鉴英美等国家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的法制法规,提高信息披露的标准与质量,尽可能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发生。同时,利用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公司信息披露的完备性、准确性进行严格监督,并使证监会对这些中介机构进行集中监管。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罗光宇:“论公司治理结构对小股东权利的保护”《理论学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