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奇生 中国现代史 阅读参考书目
阅读参考书目
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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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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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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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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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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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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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高 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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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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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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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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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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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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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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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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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研究:
雅克•勒高夫:《圣路易》,商务印书馆2002年
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史景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 其他:
张国焘:《我的回忆》 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李 锐:《庐山会议实录》 韩 丁:《翻身》
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乔治·奥威尔:《1984》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 摩 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汉娜·阿仑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2008年
布坎南:《隐藏的逻辑:乌合之众背后的模式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年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深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附录: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第二篇: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
名词解释与简答:
梁漱溟《乡村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原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1、开发“乡村文明”,主张农业合作:所谓的“乡村文明”是乡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与文明进步。中国的根在农村,只有农村经济发展,物质文明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农业是其它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合作使农业改变其单一的发展规模与单薄的产业模式。农业不仅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人口。
2.促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业态,建立农业信用社:乡建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乡村的经济建设,也就是促兴农业。所谓促兴农业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的改进;一是经济的改进。第一,技术的改进,使得产品不仅在品质和数量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要有很好的销路,这也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要时刻捕捉科技信息,把先进的城市文明用于改良农业的生产技术和农业工具,从而加快传统农业步履蹒跚的局面。第二,经济的改进,建立起整个农村系统的合作体系和合作网络,建立“合作信用社”,把有效的农村资金和人、物力整合,发挥他们的最大效率。两个方面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技术的改进推动了经济的改进,而经济快速的增长又要求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换代。农业信任体系的建立又可以把两个方面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尽可能为农业发展募集到资金和生产项目。他们共同的努力,使农业的发展走上良性健康的方向。
3.加强乡村基础教育,改革乡俗教化:都市过剩的知识分子应该走进农村,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认识。农村基础教育的推广需要不断扩大的识字人口,相互学习与影响。如果有可能,这些人也可以为农村建立起自己的师资队伍,并且帮助农村谋划一切建设事业。在实施和推广基础教育的同时,也要把乡俗教化纳入教育体系,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怎样去做。制订新的乡约,重新让他们接受更为科学合理的乡俗教化。提倡合作与共享,而不是消极的疏离散漫。
4.兴办乡村自卫:举办乡村自卫,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有力的武装也能保证当地人民财产安全。在当时的中国,匪患四起,农业生产活动常常受到周围土匪武装和山贼的骚扰。建立一支强大有效的乡村武装队伍是十分必要的。一来把当地一些有枪的帮会和“红枪会”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至于侵民扰民,不使其成一害。而且可以给他们以有效的开导,指导他们的方向,从而避免他们被人利用。二来,可以慎防他们的势力扩大,酿出祸患。越是这些愚昧的乡村武装,越容易被人所利用。当然这些武装在当地可以成为一支有效的执法队伍,对于消灭鸦片之害,整顿乡村面貌,树立良好风俗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国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以平民教育作为救国和改良社会措施的团体。简称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是年8月,陶行知、朱其慧和晏阳初等人,利用“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的机会,邀请各省代表成立平教会,9月发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总会设在北京,并陆续在全国20余省区设立分会,开办平民学校。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部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1925年秋,晏阳初与陶行知、朱其慧产生分歧,平教会总会遂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立出去。1926年秋,晏阳初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以翟城村为中心,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给平教会的工作规定了“调查、研究、实验、表现和推广”五个步骤。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活动当时吸引了一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参加。后出版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著作。定县实验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晏阳初遂转至重庆歇马场开办乡村建设育才院,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
海瑞罢官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要维持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两个凡是反对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整顿,反对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维持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以及让华国锋接班的决定,以稳固华国锋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因为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国领导人,其缺乏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资历及政治阅历,无法与元老们相比,只能凭借毛泽东的权威,而两个凡是则正好赋予了华国锋执政的“合理”性。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5.华国锋本人倾向于沿袭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以及延迟邓小平复出参与中央工作的时间,“两个凡是”是作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此间的“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共产党辖下;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该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并连电东南局和军分会书记项英,乘国民党军尚未部署就绪,迅速率部北移,防止遭到突然袭击。1941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当进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般认为,此事件起因为此前黄桥事件。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 消灭总兵力达9000、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全称《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由于其成文时间而得此称谓。该文件是1966年2月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专门会议后,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文件。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思想理论界的形势,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放”的方针、学术工作队伍、左派要相互帮助等问题。《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二月提纲虽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书写的,但是其立场与三个月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区别,明确反对将一切矛盾与争议上升为政治因素与阶级斗争等思维方式。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会议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3.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注意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②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③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9月制定“逼蒋抗日”方针,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停止了敌对行动。
④1936年12月,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的局面,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⑤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57年整风运动
195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20日又发出《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这些宣言、通电和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华北事变。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卢沟桥事变”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应坚持坚决抗战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贯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方向。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促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进行了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共产党坚持和领导了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确立了在抗战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便独立自主地到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妥协、投降倾向增长。为争取一切力量团结抗战,克服分裂投降,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之机,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及时为全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竟然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了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大跃进出现的原因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标越报越高。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
一国两制的形成过程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79年1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要“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他还就两岸统一和设置台湾特别行政区问题,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写入宪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个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辨析: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1927年到1928年前后的中共武装力量,兵不过二千、三千之众,枪更是没有几条。可是就这点人马,在1934年短短五、六年间却拥有了三十万大军,甚至还有了飞机。蒋介石将军屡次剿共屡次失败,红军发展越来越快,上世纪30年代之初就可以成师级建制消灭国民党军,甚至可以击溃国民党军集团军建制。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瞎指挥,排斥了正确的战略思想及战术原则。可是,遵义会议后呢?红军很快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随后面对国民政府重兵围堵,地方实力派军阀的层层阻击,越雪山草地之险,却是连战连胜。到达陕北和刘志丹部顺利会师。红军长征以后,部队虽然减少了十倍,但是,从领导阶层上看,政治上有毛泽东等坚强的核心,国统区的地下工作也进一步恢复。军事上形成了以近代杰出的军事家朱德等组成的指挥集团。这时的红军虽然不足30000人,但是无一不是百战疆场经验丰富的老兵,都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忠诚战士,其战斗力之强远超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那几千乌合之众。部队的协调与机动性能力大大增强。作战能力大幅度提高。
国民政府集全国之众兵精锐,尚不能消灭能那几千乌合之众,而使红军越战越多,越战越强。从当时作战的情况看,红军长征之后除西征失利外。国民政府军无一胜仗,进攻红军的部队无不损兵折将。前往征讨的马步芳、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无不败阵。红军再次呈现了越战越强的态势,对国民政府军发动的进攻每每斩获颇多。如此可看,蒋介石将军坐镇西安所发动的围攻,只怕也难逃江西四次围剿的命运。多半是把1946年的陕北会战的结果提前十年而已。
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军处在国民政府的限制和日军的扫荡中,夹缝中求发展,常常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这比单独面对国民党军压力大多了。如果日本不入侵,共产党军的发展空间大多了。对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红军整师整旅地歼灭国军,不用太大代价。而与日军作战,经常是杀敌500自损1000,即使是胜利,也是惨胜。日本鬼子对中华民族的野蛮入侵和疯狂屠杀,无论对国共两党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灾难,不存在帮了谁问题。如果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有所壮大的话,同样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另外的角度上,国民党军也经历了抗战血的洗礼,出现多个美式机械化部队。战斗力和整体协同作战能力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比解放战争开始时的中共军队,也同样是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对双方各有利弊,不能说单纯有利于哪一方!如果说红军时期的胜利得自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林立的话,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同样也是派系林立,国民政府一直到最后失败也没能最终消除派系,但在抗战后,国民政府中的派系已大幅度削弱,更有利于统一指挥和战役、战术上的协调,在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对比的结论:没有日本鬼子,国军想消灭共产党军只怕更不可想象。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没有日本鬼子,国民政府军也许败的更快,多半八年以后的1945年国民政府就已撤向孤岛了。
这仅仅是从狭隘的纯军事观点上来比较,把战争只当作两支军队的对垒。纵观中华民族的国内战争史,“失民心者失天下”。战争的胜负最终是由“老百姓的小车推出来的”。美国斯诺先生1936年在陕北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并接触许多红军战士后得出了结论“红星必定照耀中国”。也就是在1936年的美国人,在进行了双方对比后都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日寇是否入侵,共产党都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左倾比右倾(分别是什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更大?
左倾:在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是指在经济建设中将脱离客观可能的经济目标付诸计划和实施。它给人们一种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表象,但因其脱离客观实际,结果往往是好梦变成恶果。经济建设中左倾冒进的表现及其危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至今天,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左倾冒进行为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领域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左倾冒进倾向给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国民经济的畸型发展。其次,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其三,左倾冒进的经济建设行为还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的产生和蔓延。
所以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但根深蒂固的是“左”。其原因是:(1)“左”貌似革命;(2)人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宁“左”勿右;(3)多年的教训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象“左”可以避免惩罚;(4)“左”的思潮,在我国有比较深的社会阶级根源。
目前,我们为什么要防止“左”?第一,从现实情况看,对我们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干扰较大的因素是“左”。比如说,有人把改革说成是“自由化”之源,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把特区看成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把搞“三资”企业看作为引进资本主义,把乡镇企业说成是“不正之风之源”;有人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应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如此等等。第二,从改革开放实践所破除的东西看,也往往是以往存留下来的“左”的东西,所以,在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左”的干扰就不足为奇了。
论述:
邓小平南巡的讲话精神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坚定、全面、持久、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新的巨大贡献。主要有:
(一)关于改革的实质与功能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明确的回答。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则在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
邓小平同志在论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是将这一论断同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相提并论的。他指出,过去只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不完全。要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两个方面讲完全。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样,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说,改革开放是其量变发展过程的动力;从社会主义体制的发展说,改革开放则是其质变发展过程的动力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动力,那么搞好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领导、在班子、在人。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真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看,无论从宏观、从微观看都是如此的。另外,要搞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富有创新精神,进行创新实践。
(二)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市场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是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样离不开市场。如果我们把问题说到底,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承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就是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市场经济,但它不能在完全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所以,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第二,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手段相结合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对于这个界定,应当作全面、准确地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个内容隔裂开来;也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更不可任意抽取其中某一点,而加以曲解。
为了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发展自己,必须利用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这里有几点属于方法论性质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对一切认识领域的文明成果,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决定取舍;第二,对一切属于行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要应用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加以检验,之后决定取舍;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为人类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辩地照搬、照抄外来的或我国已有的东西。总之,无论是对待我国已有的或者是对待外来的文明成果,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关于姓“资”和姓“社”
关于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亦即判断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标准的三个内容,主要是指: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条标准,实质是个生产力标准问题。不然,这个标准,也还包括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在三个“有利于”前边的“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就说明这一点。
要正确把握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标准,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要注意改革开放对于发展生产力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有利,还要看是有大利还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改革开放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结果,是利还是害,是福还是祸。如果带来的是福和利,还要具体地看这福利是大福、大利,还是小福、小利。第三,要注意把这三点和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避免得出偏颇结论。
五、关于加快经济发展
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实现怎样的高速度呢?从小平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是与提高产品质量相统一的,即我们的速度是在提高产品质量基础上的速度;第二,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与增进效益是统一的,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关键的一条。第三,经济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搞好综合平衡,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是统一的。第四,经济发展的速度,要与人民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一致起来等等。如果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上述诸种要求相一致,就应当鼓励发展,以便实现我们所需要的高速度。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高速度,能否实现这种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六、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党的基本路线作出了新阐发,集中表现在要坚定地、持久地、全面地、创造性地
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上。首先,要坚定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指我们既不能动摇、又不能偏离这条路线。其次,要持久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再次,要全面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贯彻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关于“两手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内容。(1)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扫除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丑恶现象。(2)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和廉政建设;(3)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4)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的落实;(5)一手抓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手抓对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专政等等。而且“两只手”都要硬,所谓硬,就是要把事情办好,即要抓紧、抓实、抓出理想的效果来。最后,要创造性地坚持和落实党的基本路线。这主要是指全国各地区、省、市,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结合建国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文革等史实,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经验。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 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于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其封建社会的遗产很厚,这就存在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封建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认为资本主义进步于封建主义,但在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远远重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从而放松对封建主义的警惕性,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推崇,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怪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后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力量也被摧毁了,但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传统,包括它的思想文化,却很少触动。封建主义的东西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甚至在革命者身上都打上了烙印。长期忽视铲除封建主义残余,使封建社会的遗物渗透到了社会主义的机体之中。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固守,甚至加以发扬,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这是从社会主义受挫的建设中总结的一个首要的经验。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研究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吸收它的积极成果,主要是为了从根本上对之进行批评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因此,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必须克服“左”倾思想的影响,克服存在对资本主义诸多不正确的认识,甚至歪曲的理解,克服那种把社会主义与属于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把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观点。因此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仍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肃问题,只继承不批判,那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资本主义的翻版;只批判不继承,也不可能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和批判二者不可或缺。只能在批判中继承,继承中发展,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增强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第三,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深层次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廓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因此,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是经济成熟程度不同的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应同属于一个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此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划为同一阶段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免就会在实践中遇到很多挫折。因此正确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样就可能避免潜在的超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的发生。因为超越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比较困难的,都不是短期内所发生的,尤其是向人类所理想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过渡更是如此。
第三篇:现代史阅读书目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学生阅读书目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3)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黄修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
二、综合参考书(包括文学史资料、文学史论著和作品)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1-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下)北京大学等三校合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选》(1-5)*钱谷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王一川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共8册)孔范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一1927)(1一10)《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1—20)《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20)
三、作家作品
《鲁迅全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坟》*《二心集》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
胡适:《尝试集》《终身大事》
《叶圣陶短篇小说选》*《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 《郁达夫文集》《郁达夫小说集》*《沉沦》 《冰心全集》*《冰心选集》 *《朱自清散文》 *《周作人散文》
《闻一多文集》*《死水》 《徐志摩全集》*《徐志摩诗集》 《丁西林剧作全集》(上下)陈西莹:《西莹闲话》 《象征派诗选》 《(语丝)作品选》 《新月派诗选》
《茅盾全集》*《子夜》《蚀》《虹》《腐蚀》*《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
《老舍文集》*《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
《巴金全集》*《家》《憩园》《寒夜》
《沈从文文集》*《边城》《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 张恨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 柔石:《二月》*《为奴隶的母亲》 叶紫:《丰收》
《张天翼小说选》*《华威先生》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 艾芜:《南行记》 李劼人:*《死水微澜》
钱钟书:*《围城》《钱钟书散文》 《张爱玲文集》*《金锁记》*《倾城之恋》
《赵树理文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孙犁文集》*《荷花淀》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刘云若:《红杏出墙记》 秦瘦鹃:《秋海棠》 徐訏:《鬼恋》《风萧萧》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 周立波:《暴风骤雨》 路翎:《财主的儿女们》 萧军:《八月的乡村》
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全集》 康濯:《我的两家房东》 鲁彦:《黄金》
曹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田汉:*《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回春这曲》《田汉文集》 洪深:《五奎桥》
夏衍:*《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夏衍剧作集》*《包身工》 陈白尘:*《升官图》 李健吾:《这不过是春天》 贺敬之等:*《白毛女》 *《新感觉派小说选》 《中国诗歌会作品》 《山药蛋派作品选》 《殷夫诗选》
《艾青文集》*《艾青诗选》 《戴望舒诗全编》*《戴望舒诗选》
《田间诗选》 《冯至诗选》 *《穆旦诗选》 *《臧克家诗选》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阮章竟:《漳河水)袁水拍:《马凡驼的山歌》 《现代派诗选》
《七月派诗选》*《白色花》
*《九叶集》
《林语堂散文》《京华烟云》 《梁实秋散文》 何其芳:《画梦录》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 丽尼:(鹰之歌》 陆蠡:《囚绿记》
注:表有*号者为重点阅读作品
第四篇:王荣生老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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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荣生编
语文学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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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文综合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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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国正主编《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语文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本书介绍了于漪、宁鸿彬、朱永焱、时雁行、张富、林炜彤、欧阳代娜、洪宗礼、钱梦龙、徐振维、顾德希、蔡澄清、魏书生等13位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的教学实践和教育思想。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的自述,第二部分精选一篇特级教师课堂教学实录进行展示。2.戴汝潜主编《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艺术与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999年。
其中中学语文有《蔡澄清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魏书生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颜振遥初中语文自学辅导教学》《宁鸿彬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探索》《张富中学语文教学法新探》《欧阳代娜中学语文教学艺术初探》《钟德赣中学语文反刍单元教学法》。3.邹贤敏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丛书包括《于漪:追求综合效应》《钱梦龙:导读的艺术》《宁鸿彬:走“思维训练”之路》《蔡澄清:点拨教学法》《欧阳代娜:呼唤“整体改革”》《洪宗礼:语文教育之“链”》《洪镇涛:打开“学习语言”的大门》《张富:“跳摘”教学模式》。4.王荣生、郑桂华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中学教学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该书是新时期语文教学专家优秀课例的集中反映,汇集了1978—2005年间于漪、钱梦龙、魏书生、陈钟梁、张富、陆继椿、李镇西、顾德希、董承理、林炜彤、洪宗礼、郑桂华、黄玉峰、步根海、洪镇涛、余映潮、宁鸿彬、蔡澄清、徐振维、马骉、曹勇军、金志浩、王栋生、程红兵、韩军、欧阳代娜、胡明道、郭初阳、卢元、时雁行、陈日亮、王立根、潘凤湘、黄厚江等34位中学语文教学专家的34个课例,并加以评议。4.《大夏书系·名师课堂》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自2006年起陆续出版。
该丛书是新时期语文名师的授课实录,目前已出版的有:《听郑桂华老师讲课》、《听窦桂梅老师讲课》、《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听余映潮老师讲课》、《听袁卫星老师讲课》以及《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听王崧舟老师评课》《听窦桂梅老师评课》等。5.于漪、刘远主编《名师讲语文》丛书,语文出版社自2007年起陆续出版。
展示了蔡明、胡明道、李卫东、赵谦翔、程红兵、程少堂、褚树荣、邓彤、黄厚江、李海林、李胜利、肖家芸、严华银、尤立增、余映潮、陈军、李震、王君、张玉新、董一菲等中学语文名师的语文人生、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实践探索。推荐阅读书目
(二)王荣生编 语文教学设计
1.【美】加涅,等.教学设计原理[M].王小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德】希尔伯特•迈尔.备课指南[M].夏利群,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美】Janice Skowron.教师备课指南——有效教学设?芠M].陈超,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4.皮连生.教学设计(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美】加侬,柯蕾.建构主义学习设计[M].宋玲,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6.王荣生.“以„学的活动‟为基点的课堂教学”系列讲座六讲[J].语文学习,2009(9.10.12),2010(1.3.5).散文阅读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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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现代史分期
、中国现代史分期
1、过渡时期: 1949—1956年
2、社会主义建设(或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1956—1966年
3、文革时期:
1966—1976年
4、社会主义建设(或改革开放)新时期: 1978—、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之间的关系
1、总路线是具有总体指导意义的东西。内容:一化三改
2、一五计划:根据总路线制定,将总路线内容具体化。内容:优先发展重工业,完成三大改造。内容包括三大改造,但 考试时多侧重工业建设成就,尤其突出重工业方面。
3、三大改造:二强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私有改造成公有。一般单独考,较少放在总路线、一五计划 之内。同理,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是错的,在它指导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错了。
三、各种会议
1、政协会议:各党派、各团体、各界等代表参加。
筹建新中国(比如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全国人大:人民的代表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通过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3、中共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代表参加
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等。
如:八大:分析了主要矛盾,指出了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错误的建设总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大内容,伟大历史转折。
四、建国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1、土地改革:1950—1952.由地主土地所有(私有)变成农民土地所有(私有)
促进了农业发展
2、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7年。
通过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
土地由农民私有变成了公有。促进了农业发展
3、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一大二公。
挫伤了农民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农业发展。
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开始。
在土地公有基础上,将土地包给农民耕种。
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
五、政协会议、《共同纲领》;全国人大、1954年宪法 六、三次巨变、三个伟人:
1)1911,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两年多年的封建 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2)1949,新中国成立(意义),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毛。3)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
七、西藏发展史:唐、元、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意义)一五计划期间修了三条公路、建国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西藏自治区。
八、巩固政权的几大措施:
九、中美关系史: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抗战后扶蒋反共; 建国后对新中国遏制,外交孤立;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乒乓外交等。
十、中日关系史:唐朝、明朝、甲午中日战争、参与八国、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中日关系缓和。
十、对外关系:
汉唐时期:对外开放:丝绸之路、唐朝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清朝前期:闭关锁国
晚晴时期:被迫对外开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史实: 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史实: 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意义(启示):
有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参与国际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 国家的繁荣。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十一、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十二、1956年中共八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三、1964原子弹(核技术)、1970卫星(空间技术)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因、意义
大事年表
1、政协、《共同纲领》:1949
2、西藏和平解放:1951
3、土地改革:1950—195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
5、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1953
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万隆会议、求同存异:
9、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1、中国八大:
1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13、国民经济的恢复:
14、原子弹爆炸:
15、人造地球卫星:
16、中国重返联合国:
17、尼克松访华,签《中美联合公报》
18、十一届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