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注会《经济法》复习资料：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第一篇：2016年注会《经济法》复习资料：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6年注会《经济法》复习资料：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知识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所谓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而合同的生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或称法律效力。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讲，合同生效的起始时间不能脱离合同成立的时间而独立确定，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的时间也就是合同生效的时间。

其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它们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属于两个不同的制度范畴。虽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概念，在起始时间上往往很难区分开来，但它们毕竟是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合同成立是判断合同生效的前提，合同只有在成立以后，才可以生效。

（2）它们的构成条件不同。合同的成立，是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此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就是承诺生效的条件。

合同生效的条件是判断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标准。《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②意思表示真实；③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这些规定也就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亦称实质要件。对于有些合同，合同的生效还要符合具体特殊要件。例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在办理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合同才能生效。

（3）从法律后果上看，合同的不成立和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合同一旦被宣告不成立，则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赔偿另一方所遭受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已经作了履行，则应当各自向对方返还已接受的履行。因合同成立主要涉及当事人的合意问题，因此合同不成立只产生民事责任而不是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为在性质上违反国家意志，所以无效合同不仅要产生民事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而且将可能引起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4）国家干预的主动性不同。从国家主动干预方面来看，许多无效合同因其内容具有非法性，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因此，即使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国家也会主动干预的。但对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由于其主要是涉及当事人的合意问题，而不是完全涉及合同内容的合法性质和真实性问题。所以，即使合同的内容不全，条款不明确，但当事人自愿接受此种合同关系的，国家不能予以干预，而是留给当事人撤销或变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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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合同法中两种紧密相连而又截然不同的制度。我们可以从合同法与民法中看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首先，合同生效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合同不成立就无所谓生效。合同的成立旨在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合同不成立，就谈不上合同的生效、履行、变更、终止等问题。反之，一个合同生效了，意味着它已经成立了。其次，合同成立后不一定就生效。合同成立后是否生效，主要分为几种情况：①大多数合同成立即生效，也即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同一时间；②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只有完成了应当办理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才生效。③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生效时间要视所附期限于何时到来，即附延缓期限的合同。④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能否生效要视所附条件能否实现而定，即附延缓条件的合同。⑤合同成立后效力处于悬空状态，能否生效要看合同成立时缺乏的生效要件后来能否得到补正，即效力待定的合同。⑥合同成立后永远不生效，也即无效合同。再者，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某一类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则此时批准、登记手续为该合同的生效要件。未予办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但应注意的是，只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合同已生效。最后，合同的成立是区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根本标志，因一方的过失造成另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不属于违约责任范畴。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一方违反义务才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并应负违约责任。

二、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一）成立与生效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和判断标准。

（二）作为价值标准的生效规则与作为事实构成的成立规则是有不同的法律要求。

（三）合同成立与生效体现了法律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两种不同质的规定性。

（四）正是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两种不同质的规定性，因而两者受到的法律控制方式也不相同。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生效的时间并非总是一致。

（六）从法律后果上看，成立与生效的反面即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

（七）合同成立之效力与效的效力的区别

（二）成立与生效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则和判断标准

合同成立的规则是一套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构成规则，依其仅能作为成立与不成立两种事实判断。而生效与否为一法律价值判断的问题，其意义在于识别某一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可的效力。依合同生效之规则所作出的判断为价值评价判断：有效、无效、效力未定、可撤销。由此可见，成立与生效分属两上不同的规范系统。

（三）作为价值标准的生效规则与作为事实构成的成立规则具有不同的法律要求。

合同成立作为一个意思表示的事实的构成系统，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合同是否存在，因此，法律对成立规则提出的要求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具体、明确。

首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中须有设立、变更或终止合同关系的意图，即合同当事人必须意识到且追求其行为所设定权利义务效果。不具有设立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意图的家庭协议，交易意向约定均不构成合同成立之要素。

其次，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完整，明确地指明所欲订立的合同的必要内容，即合同的必要条款，如买卖合同之“标的”、价金等条款；如合同的必要条款不明确的合同文件，虽有合同的外观而无合同的实质内容，由于其设权的合同关系的意图不明确而无法履行，如果将此类合同的表示视为合同成立，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制度和法律的混乱。一个完整的合同应具备必要的条款，合同才能成立。

第三，合同当事人内在设权意思表示必须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其合意是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到一致。要实现这一点，必须经过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确定合同是否成立，关键在于衡量当事人双方是否具有缔约意思表示的过程，法律上称之为要约与承诺的过程。史尚宽认为“契约为由两个交换所为的意思表示之一致而成立之法律行为，因为要约与承诺一致而成立契约，故而称为双方行为”。

第四，合同当事人的内在设权意思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足以外界客观识别。当事人之要约与承诺的方式可以为口头的，亦可为书面的，在实践性合同中还须以交付标的物为形式要件。合同当事人只有通过其内在的设权意图表示在外，才能为外界所识别。

而作为评价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价值标准的生效规则，它必须具有一个比当事人意思表示更高的层次，对此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法律行为（在此为合同行为）的生效要件，就其性质言，主要是关于意思品质的要求。这种品质要求体现在合同法上，就是合同的生效规则必须体现合法、公平、效率的价值准则。

合法性要求是法律对合同效力评价的首要准则。

合同法作为调整民事主体之间意思自治最为典型的法律，其目的就是通过允许私人以协议的形式进行交易，促进个人经济目标--个人效益的最大化的实现，进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合同法把效率作为评价合同效力的一个价值标准和原则。

如果合同法过分地强调鼓励私人交易，过分地强调效率，很可能造成同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最终导致无效率或负效率，为了防止私人意思自治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合同法又设置了公平的价值标准，要求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公平的价值标准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法律为合同设置的三个价值评价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合法性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趋向公平和效率提供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评价和效率提供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评价和调节，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和平衡，成为合法性的最终目的。这样一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被纳入一个比其更高层次的价值系统中。任何一项合同，只有其符合这三项价值标准，才具有有效性。这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就成立的事实性标准是不同的。

（四）合同成立与生效体现了法律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两种不同质的规定性。

民事法律关系有两类：一类是法定的，如身份关系，侵权行为产生的侵权之债关系等；这些法律关系由法律直接规定，无当事人意思自治之余地；另一类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创设的，如合同关系、遗嘱、婚姻关系。后一类法律关系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产物。私法自治原则在合同法的表现就是合同自由。即当事人的订约的自由、选择合同相对人的自由、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的自由等。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便成立；因此合同是法律对合同行为的内在的规定性，它赋予合同当事人的根据其意志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力。

就合同生效而言，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依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直接受国家意志的干预。国家通过规定合同效力的标准，以此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从而保证作为市场经济关系重要纽带的合同关系符合国家法律，不违背公共利益，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规定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质的规定性，如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内容合法，不违反公序良俗和各种强行法规定，而这种规定性对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来说是一种外在的限制，因此，合同效力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人的意思自治--个体意志的直接干预。私人意思表示要获得其期望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对其的要求和限制。如果当事人在其意思表示的设定中违背国家意志，将导致合同无效。

（五）正是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两种不同质的规定性，因而两者受到的法律控制方式也不相同。

法律对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强行法对合同行为的控制实现的。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民法中的强行法是指不依于当事人的意志，而必须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范，此类规范仅依法定事实的发生而适用，且其内容不得以当事人意志改变而排除。它与任意法规范相对立而存在。两者仅依可否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为区别。（关于任意法对合同成立的解释作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仅说明强

行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控制的不同特点。

强行法对生效的控制是通过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两种方式实现的。所谓直接控制，是民法、合同法中直接规定生效的要件以及无效的要件。民法合同法对生效要件的直接控制的范围非常广泛。如关于合同主体资格的要件、关于内容合法的要件、关于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的要件、关于不违反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的要件，均是法律直接规定生效的强行规则；违反这些强行法规则的合同无效或可撤销、效力未定的后果。除直接控制之外，还有大量强行法对生效要件的间接控制，称为“引致规范”。所谓引致规范是通过法律解释使合同法性规则援引公法。这种间接控制通过民法，合同法中“内容违反法律的合同无效”这一规则的引致。这一引致规范导致了公法对合同法的控制。如许多国家通过反垄断法、限制性贸易法、公平交易法以及诸多统制性法规。在我国，还有新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等公法作为控制合同效力的强行性规则。由于生效规则均匀国家意志的具体化、它或者在民法合同法中直接规定，或者在民法合同法中“引致规范”中规定，没有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之余地，因此，法律通过直接与间接控制合同生效的要件，使合同效力的规则无一不纳入强行法的控制之下，无任意法适用之余地。

而对于合同成立的控制来说，法律对其控制则采取两种控制方式，一是强行法对成立规则的直接控制，一是任意性规范即意思规则对合同成立的常素的控制。如前所述，合同成立是当事人根据其意思创设的法律关系，它必须为私人意志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因此，法律对合同成立的控制范围很小。它仅从两方面对成立要件作出强行民生规定，一是规定合同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就成立规则，以及与此相关要约与承诺规则；其次是强行法对于合同必要戳穿即意思表示的要素（即必要条款）的控制主要采取“类型强制”方式。即立法仅指明不同类型的合同应具备的必要条款，如买卖合同之标的、价金，租赁合同之标的、价金期限，而将合同的内容留待当事人来确定。

此外，虽然法律对合同成立规则采取了强行法控制的方式，但这种强行法并不包括禁止性规定。也就是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是否经过要约与承诺的过程，法律并不对此干预。从这个意义说，这种控制不如说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事实确认方式。而在对生效的控制中，无论直接控制还是间接控制，许多强行法中采取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如："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侵犯他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等。

法律对合同成立的另一种控制方式是通过意思推定规范对合同的常素的推定作用。意思推定规范在合同法中作用是对合同一些基本内容（常素）实施控制，使每合法成立的合同均具有完整的法律意义。它通过灵活的方式解决了合同关系中特殊与一般、普遍与个别的矛盾，这是强行法所不能取代的。具体地说，意思推定规范具有弥补当事人具体意思表示之缺漏的作用；合同必要条款必须在合同中约定，这由强行法控制。但有些合同的基本内容由于存在类型化的惯例，大体相同，因而可以通过意思推定规范去解决和补充。如供应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质量异议条款；承揽合同中的限制转包条款、瑕疵担保条款、验收条款。这些条款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法院仲裁机关可根据这些合同的类型和惯例推定当事人的具体意思表示。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于质量、履行期限、地点或价款未加约定或不明确时，应适用法律推定条款。这种意思推定规范对合同成立内容的控制是法律对生效的控制方式中不可能采取的。这种控制方式与其说是一种控制，不如说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补充。

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对合同成立和生效均作出控制，但对两者的控制方式、程度、内容、范围均有各自的特点。

（六）合同成立的时间与生效的时间并非总是一致

从各国民法上来看，合同效力的起始时间原则上不能脱离合同的成立时间而独立得到确定，可变更、可撤销和效力未定的合同不在此限。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些规定将合同成立与生效相混淆，在此先不论，但就其规定的精神来看，若合同成立且有效，成立与生效的时间是一致；与此相联系，无效合同必须也与合同成立时间相联系。在法律上，此种无效后果，只能溯及至合同成立时。

但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必须生效。成立与生效的时间可能不一致。

1、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合同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撤销权人

行使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这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享有撤销权的人的意志。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规定：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成立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未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这条规定表明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合同行为的成立时间有独立性，可撤销合同成立的时间与生效的时间存在着不一致，如果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已成立的合同被撤销，在这种情形中，合同已成立；被撤销前，合同就已经成立了。如果撤销权人放弃撤销权，则已成立的合同在明示放弃或于撤销权期满后生效。在这种情形中，合同成立先于合同的生效。

2、效力待定的合同。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生效要件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利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此类合同与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不同，它并非因为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合同被撤销，主要是因为有关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代订合同的资格，及无权处分造成的。这些情况表明合同生效要件本身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并非不可治愈，而是经权利人的追认而获得效力的品质。效力待定的合同可以因为权利人的承诺而生效。这类合同有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须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而生效；二是无代理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效力；三是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经权利人追认则有效。效力待定的合同，在未经权利人追认前，合同已成立，但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在这种善下，如果经权利人承认，合同则生效。其生效时间是在权利人追认时生效，还是在溯及至成立时有效，值得研究。理论上说，既然成立时效力待定，其应在权利人承认时生效。这也表明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不一致。如果权利人不承认，合同则溯及至成立时无效。但这种溯及仅是法律全球处理财产权益回复，从合同事实存在而言，合同已成立并已存续了一段时间。因此，效力待定的合同，成立时间与其效力并不相同。

（七）从法律后果上看，成立与生效的反面即合同的不成立与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合同一宣旦被宣告不成立，那么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则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赔偿另一方所遭受有依赖利益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因误认为合同已成立和生效而已经作出了履行，则各方当事人应当向对方返还已接受的履行；由于合同的成立主要涉及到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事实问题，而不涉及到国家意志，因此若合同不成立所产生的只涉及民事责任而不产生其他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因为它在性质上根本违反国家意志，因此，无效合同不仅产生民事责任（如缔约过失责任，返还不当得利责任），而且可能会引起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八）合同成立之效力与生效的效力的区别

合同的成立是当事人的合意。合意的标志是承诺人对要约作出承诺。合同生效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但这种法律效力与合同生效的法律效力不同。合同成立的法律效力是要约人不得撤回要约，承诺人不得撤回承诺。但要约人与承诺人的权利义务仍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成立的合同嗣后无效，或被撤销，合同虽已成立。但其设定的权利义务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而合同生效的法律效力则不同，生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肯定性评价。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符合国家意志。因此，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义务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

第三篇：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关系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关系

在我国合同法制定以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并未明确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但其实，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合同成立是指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方式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合同生效是指合同成立后在法律上得到肯定性评价，产生了当事人意定的法律效力，即合同产生法律效力。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合同法中两种紧密相连而又截然不同的制度。我们可以从合同法与民法中看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首先，合同生效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合同不成立就无所谓生效。合同的成立旨在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合同不成立，就谈不上合同的生效、履行、变更、终止等问题。反之，一个合同生效了，意味着它已经成立了。其次，合同成立后不一定就生效。合同成立后是否生效，主要分为几种情况：①大多数合同成立即生效，也即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同一时间；②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只有完成了应当办理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后才生效。③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生效时间要视所附期限于何时到来，即附延缓期限的合同。④合同成立后并不立即生效，能否生效要视所附条件能否实现而定，即附延缓条件的合同。⑤合同成立后效力处于悬空状态，能否生效要看合同成立时缺乏的生效要件后来能否得到补正，即效力待定的合同。⑥合同成立后永远不生效，也即无效合同。再者，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某一类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的，则此时批准、登记手续为该合同的生效要件。未予办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但应注意的是，只要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就应当认定该合同已生效。最后，合同的成立是区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根本标志，因一方的过失造成另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属于缔约过失责任而不属于违约责任范畴。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后，一方违反义务才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并应负违约责任。

在我国合同法制定以前的法律体系并未明确区分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如《保险法》只规定合同的成立，《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只规定合同的生效。这种相当混乱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因此，不能把成立与生效混淆起来，要严格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法律规则和判断标准，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错误认识，要进行认真分析加以区别。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44条、45条和46条规定的内容中。

合同“生效”是指合同产生法律约束力，侧重于合同效力的时间方面的问题；而合同“有效”则是指具有法律效力，侧重于合同效力的定性方面的问题，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构成要件不同。合同成立的条件包括：订约主体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订约当事

人就和他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至于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则在所不问，它着重强调合同的外在形式。而合同生效的条件主要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第二，法律意义不同。合同成立与否基本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体现的是合同自由

原则，合同成立的意义在于表明当事人双方就已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取得共识。而合同能否生效取决于是否符合国家法律的要求，体现的是合同守法原则，合同生效的意义在于表明当事人的意志已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实现了统一，合同内容有法律的强制保障，第三，作用的阶段不同。合同成立标志着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合同内容所

反映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已明确，而合同生效表明合同已获得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以实现缔约目的。简单地说，合同的成立标志着合同订立阶段的结束，而合同生效表明合同履行阶段即将开始，它是合同履行的前提，又是合同履行的依据。

第四，责任形式不同。合同的成立，如果当事人要承担的责任就是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的生效，如果当事人要承担的责任就是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第五，赔偿范围不同。合同成立，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范围只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且仅限

于直接损失，而不包括间接损失；而合同生效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造成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承担实际遭受的全部损失。不仅包括现有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

另外，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区分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体现契约自由与国家（法律）干预相结合的现代合同法精神。独立合同成立的概念使之与合同生效的概念相区分能更好地反映现代合同法的精神。也能使我国合同法与国际合同法更好地衔接。

（二）体现合同法的特征，有利于保证合同的真正实现。因此，合同作为财产交换的法律形式，合意是其实现的根本。从此意义上说，作为保证合同交易快捷和安全的合同法确立以合意为核心的合同成立的概念，具有保证合同真正实现的本质意义。而合同生效则是合同实现的法律保障，是合同的补充。

（三）为设立效力待定合同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效力待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处于待定实施阶段。此阶段合同的权利为期待权，合同义务是附条件义务。由于期待权也是一种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的民事权利，因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用不正当手段侵害之。成立与生效制度，实质上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与国家意志关系的调整。民法一方面出于技术因素的考虑，赋予行为人通过意思自治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最典型的是合同关系）的权利，意思自治具有创设法律关系的功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民法中的强行法及公法的强行性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内容、范围作法律上的限制，这种限制最终通过生效规则对法律行为效力的确认来实现。通过生效、无效、效力未定的确认，使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纳入国家意志认可的范围，使合同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正常进行。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立法和审判实践上，都不能把成立与生效混淆起来。

第四篇：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区别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区别：

（1）两者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生效以后，合同就得到了国家的确认和保护，故违反合同即须承担违约责任；而如果合同仅仅是成立，并未生效，那就只存在缔约责任问题。

（2）国家主动干预的程度不同。对违反合同的生效要件、内容违法的合同而言，即使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国家亦应主动干预；而对已成立的合同，即使其内容不完全，条款有疏漏，只要当事人自愿，也应当认为该合同业已成立，国家无须主动干涉，完全可 以让享有撤消权的人自己去处理。

（3）对能否适用合同解释的方法态度不同。合同的成立主要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因此在合同规定有疏漏或不明确，而且当事人不否认其存在合同关系的时候，应当允许法院依据尊重当事人意愿和鼓励交易的原则，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确定合同的内容。所以可以说，合同解释制度主要就是为了弥补合同成立中的缺陷而设立的一种制度，而法院绝不可能通过解释，将违法的合同变成为合法的合同。

第五篇：浅议预约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固定交易机会，预约合同在实践中被大量使用。预约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预约合同最早存在于买卖、使用借贷、消费借贷等个别契约之中，现生活中存在的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都为预约合同的具体表现形式。目前我国法律尚未对预约合同作出相关规定，预约合同的成立

与生效问题是预约合同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探讨的必要。

预约合同是一种债权合同，故它的成立与生效也应该具备一般债权合同成立与生效的要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概念并不相同。合同的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经磋商、谈判，就合同的核心条款达成了合意。合同的生效，则是指已经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产生了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的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是相同的。《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合同的成立并不等同于合同的生效。合同是否生效，还要看该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就列举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情况。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而合同生效则反映了法律价值的取向问题。就预约合同而言，其生效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件：

1、主体适格。

2、内容确定、合法。

3、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具体而言：

1、主体适格

合同主体适格是指订约当事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做的单方法律行为无效。又如订立商品房开发合同，承包商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因此，在签订特殊的预约合同时，当事人还须具备特定的资格。但是对于一般的合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能成为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他们也能成为预约合同的当事人。另外，预约合同的主体一般应当与本约合同的主体一致。因为当事人是基于对彼此的一种信赖而订立预约合同，因此一般情况下预约合同的债权不得让与，债务不得承担，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内容确定、合法

所谓内容确定，是指预约合同中必须具备一些核心条款，这些条款也是本约中的基本条款。对于这些基本条款的确定标准，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一般来说应当包括决定该合同类型的主给付义务，它主要是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合同的性质所必备的条款，如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应当确定房屋的位置、面积及价金计算。二是依照当事人的特别约定所必备的条款，如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合同须经双方盖章后生效。那么盖章就成为了合同的必备条款。如果仅仅订立空泛的预约合同，而当一方违约，另一方请求履行时，即使法院以生效的判决来代替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本约合同也会因标的不明确而无法执行。《秘鲁民法典》1415条规定：“预约至少包括本约的要素。”因此，为了使预约能够得到及时履行，预约合同中应确定核心条款是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必备条件之一。对于一些非必要条款，如标的的质量、给付时间、地点等问题，并不需要在预约合同中就约定，当事人可以在订立本约时再进行磋商。万一发生纠纷诉诸法院时，还可以由法官根据字面意思、行业规定以及交易习惯进行解释。

而内容合法，是指预约合同的内容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除了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外，还必须符合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它通常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例如社会公德、商业道德、社会良好风尚皆可纳入其中。这也是我国民法制度中公序良俗原则的内容。

3、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将其所欲为某种法律行为的意思表达于外的行为。要想使预约合同成立并生效，那么这种意思表示就必须是真实的，即表意人内心的效果意思必须与其表示行为相一致，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一旦内心的想法得以真实的表示出来，并且得到了对方当事人的承诺，那么双方就要受该意思表示的拘束。如果存在影响意思表示真实的因素，那么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遇到显失公平的情况，就可以赋予权利人申请撤销的权利。如果是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那么就会导致该合同无效。

4、预约合同的形式

关于预约合同应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学术界存在很大的分歧。“不要式说”认为预约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因此应该跟本约合同一样，可以采用任何法律所允许的形式，法律不应对其形式做特别的要求。“要式说”认为，预约合同是为了将来能够订立本合同而存在的，由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及谈判的未知性，如果不采用书面或者其他可以确定的形式订立预约，那么就会使双方履行预约流于形式。笔者认为，预约合同原则上应为要式，一些国家在立法中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52条规定：“没有以法律规定的终局形式订立的预约性合同无效。”第1352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未来将要订立的契约多采取的方式达成书面一致意见的，即推定此方式是使合同有效的方式。”预约合同为要式合同可以为合同的确定固定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很快的获取证据，提高诉讼效率。但是应当明确的是，虽然预约合同原则上应为要式合同，但该形式并不是预约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只是一种对抗要件，即对于缺少必要形式的预约合同，也不宜认定为无效，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