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7-25《公车改革须以预算改革为制度保障》

第一篇：2014-7-25《公车改革须以预算改革为制度保障》

评论 | 公车改革须以预算改革为制度保障

华夏时报 聂日明2014-07-25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称《方案》），全文向社会公布，明确了公车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副部级以下官员专车和一般公务用车全部取消。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公车改革大幕正式开启。

公众眼中的公车，一般是指用财政供养的车辆。据调查，各级政府的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公车总量超过200万辆，每年每辆公车的运行成本至少在6万元以上。各级财政每年为公车支出1500亿～2000亿元，地方公车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6%～12%。

本轮公车改革涉及到的对象，包括所有的党政机关及其所属的参公事业单位。《方案》改革了公务用车实物供给方式，取消司局及以下人员的专车及一般公务用车，实行社会化提供并适度补贴交通费用，只保留必要的专业技术用车和执法执勤等车辆。改革的步骤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先行示范，地方党政机关加快实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有序推进。

公车改革的主要原则在2013年11月份对外公布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即“八项规定”）中有所体现，但实际出台的《方案》涵盖公务员的范围如此之广、方案的彻底程度要超过之前公众的预期。《方案》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明确了时间表、补贴的具体金额，从制度上抑制了地方故意拖延以及“按下了公务支出，浮起了公车补贴”的现象。

虽然公车改革后续的细则与政策落实尚需观察，但到目前为止，改革的趋势正向令人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公车改革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好的改革的样本。首先，改革有着良好的社会舆论支持和制度环境。2011年开始，国务院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简称为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地方政府随后跟进。“三公”支出的规模与部门之间的对比让公众对“三公”有了直观的认识，形成的社会舆论对公车改革也产生了直接的压力。

“三公”经费公开不仅抑制了公款吃喝招待、公费出国的支出总额，也第一次让公众知道了“三公”支出的规模与构成。在此之前，社会对党政机关的公车支出总体规模一直缺乏认知，每年支出从1000亿到9000亿的说法都有。在“三公”公开的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才有能力不断压缩“三公”支出，要求公开车辆购置及保有量等细节，也才有可能为今天的公车改革提供一揽子相对可靠的改革方案。

其次，“八项规定”及强力反腐保障了公车改革的落实，禁买公车、禁止公款吃喝，不是这几年独有的政策，但以前往往流于形式。“运动”之后，要买的车依旧买回来了，照旧公款吃喝。但持续如此长时间地反腐及落实“八项规定”，抑制了党政官员的抵制情绪，保证改革可以推进。

然而，《方案》虽然为公车改革开了个好头，但前景依旧不明朗。历史上有太多的先例告诉我们，有始无终是很多改革的宿命。1998年，中央政府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相关公务员转岗、分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精兵简政。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第一步走的非常好，但改革的势头没有保持住，没有蔓延到地方政府，裁撤的中央部委转变成事业单位后，也有不少参照公务员管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目前政府介入经济事务太深了，获得钱的渠道也太多了。政府有太多的手段去规避上面的政策限制。单单靠中央的反腐与运动性执法，虽然短期有效，但无法持久。想想这一两年落马的贪腐官员，有多少人是经年累月被人举报甚至被媒体公开披露的，但在本轮反腐之前，他们大多安稳地居庙堂之上。这也意味着，公车改革的推进需要更有力、更持久的制度保障。

说到底，公车改革只是政府机构改革和预算改革的一部分。公务员中领导太多，权力太大，纳税人的意见很难对其形成约束。而政府花钱不受限制正是问题的根本，其中预算权无疑是重中之重。以计生委为例，2010年以来，公务出境经费在500万左右，超过“三公”支出的五成，众所周知，全球大国中，计划生育独中国一家，出国能考察到什么先进的计划生育经验？如果是为取消计划生育打算，也未见计生委有什么举措，反而在“单独二胎”的政策制定上屡设障碍。如果让纳税人决定预算，怎么可能会支付这笔费用？

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所花之钱是由纳税人决定，纳税人显然不愿意为政府公车负担太多的钱，约束公车支出的动力要远远高于中央政府。即使公车改革可以成功，对公务员的用车补贴也会有较强的约束。同时纳税人也不会过于苛刻，必要的公务用车事涉民生、安全、沟通效率，各地的纳税人势必会因地制宜，决定相应的预算。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一，对车辆需求的弹性差异很大，所以在《方案》中也没有要求全国统一，仅仅是鼓励各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参与改革，也留下口子，“因环境所限和工作需要不便取消公务用车的，允许以适当集中形式提供工作用车实物保障”，这也意味着如果不进行预算改革，用预算权来约束各级政府的公车需求，改革很有可能就止步于中央和国家机关。

当然，预算改革只是事前约束政府公权力的机制，还需要事中与事后的监督与审查。这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与司法改革，让政府的账本公开透明、能看懂、可审计，放在阳光下，让公众代替中央成为政府公车支出的监督人。同时要让公务员的违法行为可诉，政府及法院要能受理、可处理这类举报、起诉。以此保证预算的执行不偏离方向，这样才可能有效、持久地控制住公车消费以及其它非必要的政府开支。

（作者为上海金融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第二篇：公车改革为何难

“车轮腐败”引起不满 公车改革为何难？

(发布时间：2007-05-14 16:10:03)

“每天早上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附近的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的千金、夫人分别送到位于西城的学校和单位，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

“下午我得卡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和夫人先送接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家住北京宣武区牛街的老张，是中央某机关领导的一名司机，他向记者抱怨道：“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往往到家已经八九点钟了，只有周末领导八车开回去自己用，我才落个轻松”。

在我国很多地方，像这样公车私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加上其它不合理的开支，比如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等，使公车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被人们称为“车轮腐败”。

记者了解到，“车轮腐败”早就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车改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年来各地也进行过一些车改，但总体效果不明显。有关专家认为，目前各地公车改革缺乏系统支撑，国家应尽快确定公车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原则，走法制化之路，改变公车泛滥无序的状态。

——利益博弈催生“车改风暴”

统计数据显示，到上世纪90年代后勤，我国约有350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以至国家财政不堪“车轮”重负。

有专家初步估算，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六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再加上车辆的价钱，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0万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车轮腐败”越演越烈，引发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为此从中央到地方也下达不少文件和规定，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

记者发现，目前全国各地公车改革模式基本有三种：一是加强管理模式，各单位继续保留公车，取消“领导专车”，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使用、管理公车的规章制度。二是货币化模式，改公务派车为交通补贴。三是半货币化模式，保留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统一管理，向各级工作人员发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进行结算，超支自负。

公车改革该不该货币化？据了解，在改革中大多数地方选择了一步到位“货币化”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补贴标准也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

——“车改”缘何“雷声大雨点小”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经过多年的车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不同程度地引起了民众的质疑与非议，令人喝彩者鲜见。

“车改不但没使群众的意见减少，许多地方反而更加强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主要是各地的公车几乎全部采用‘卖公车、发补贴’的改革方式，即所谓‘货币化改革’的形式。这样的改革，尽管表明上减少了些开支，却使公车改革陷入误区。”

“货币化的好处是把公车的费用转变为个人收入，激发个体的节约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控制公车费用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这样分析，“但由于公车消费数额巨大，根据这一数额公车消费转变为个人补贴，相当于相关人员每个月增加了数百乃至 1 数千的收入。这如果没有与公务员薪金制度改革相配套，很容易引起进一步的不满，因而是很难持久的。

“按行政级别一刀切，货币化发放补贴，由变相加薪之疑。”北京示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一位博士认为，“若补贴制订的标准与当地消费水平相差太大，老百姓的舆论压力会很大，而按职务来分，也会引发公务员不满，不能充分调动公务员积极性。”

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原因在于公车触动的是改革者——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利益。由于这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而这些所谓的“改革”又都是以确保公务员阶层的既得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至遭到来自于社会的巨大阻力。

——“车改”期待体制系统支撑

在采访中，多数专家认为，国家应该确定一个公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即坚持公车办公务，走法制化之路。从国外看，那些对公车管理制度健全的国家，不但建章立法，将公车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且还引进公开监督机制，同时对违法行为依法惩罚也非常严厉。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只要政府有决心，公车改革思路很简单，基本原则是：公务乘坐出租车。警用巡逻车、工商执法车等因不可替代而最低限度保留的公务用车除外，其它的诸如领导干部配车等全部取消。为此他提出了“公车服务社会化”的改革思路，具体措施有四点：“首先，加快公务用车立法进程，明确最低限度保留公务用车的范围（包括机关、部门、职级等）、使用范围、公车腐败的处理措施。其次，在此范围以外，一切公务均乘坐出租汽车。第三，作为过渡措施，可组建公务服务汽车有限公司，保留范围以外的公车及司机全部分流至该类企业，并将该类企业逐步过渡到与普通出租汽车公司同等的经营范围。第四，对保留下来的公务用车严格管理，对公车腐败严惩不贷。”

“公车社会化运作有很多可行性。”杜立元律师表示，这样不但不会影响到政府正常职能的发挥，还会促进交通服务业的发展。另外，省去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轿车问题的困扰，还可免去修车等技术性麻烦，减轻财政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公车滥用现象，也可避免因“货币化”公车改革导致部分司机失业。

第三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四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五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