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参考书

第一篇：中国社会史参考书

中国社会史概论选读书

1.2.3.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年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5.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 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0年 7.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 9.梁其姿主编：《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10.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11.顾颉刚主编：《妙峰山》，1928年 1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 14.刘翠溶、伊懋可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研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 15.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和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 16.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国书店，2002年 17.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

18.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 19.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20.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2000年 21.庄孔韶：《银翅》，三联书店，2000年 22.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 2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24.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5.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6.杨念群：《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7.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8.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 29.王笛：《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0.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3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 33.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1991年 36.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38.布罗代尔：《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

39.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40.埃马纽埃尔·勒华杜拉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 41.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2.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3.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44.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1999年 45.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46.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年 4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1988年

第二篇：读史书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罢此书，明白一事，秦汉以来，直到明清，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实际的制度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是封建制度，但这封建制度也许有所不同于历史书上所说的。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最初建立的形式非常符合中国国土广阔的特点，才使得中国的封建制度得以充分发展，享有盛世和辉煌，但最初的皇相分权、地方自治早已开始走向越来越强的中央集权、皇权独大，已不再适合中国的发展，自然要被推翻。

这书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其实中国也是很早就奉行“三权分立”的制度的：皇权、相权、监察权，虽然与中学所学的历史书上有一些差异，而与钱穆的种种思想有所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也是考虑到权力间制衡的，即使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到最后的清朝，皇权实际上也不想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独大，也是有所忌惮地。遗憾的是，中国这些政治制度，并未完善，良好的思想执行并无严格的规定，总是有活动的余地，也就导致皇权越发有力，而相权逐渐消亡，所谓的三权分立也就土崩瓦解了。

以中国之地大，在未有现代通讯技术和管理科学之时，恐怕汉朝的文化指导、控制人事、地方自治的策略是最符合发展需要的，但是，对于一个皇权制度而言，又不可能总是听任相权和地方自治的大权，而只能通过不断地神化皇权而加强集权，必然是导致诸多的腐败和不求发展，必然是阿附于某个集团，造成党争；而后通过人事的更迭涌现一两个“明主”，再调和一下社会矛盾，将历史再平稳的推进几年。

其实，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是没有被侵略的时代，不是没有制度突破的时机，比如元、清两朝，实际也可以算是被“异族”侵略，但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这种文化吞噬一切能力之强，使得“异族”也被同化或者包容，也沿革传统制度，辅以部族集团的中央集权，来掌控国家，而反抗者也仍是高举儒家和民族的大旗，不能看到革命的机会，直到现代，学习了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制度。从中不难看出，虽然政治上有得有失，不变的却是文化的代代相传，这在整个世界史上说的上是一个奇迹。

第三篇：翻开生命史书崭新的一页

翻开生命史书崭新的一页

生命的短暂令人叹息，人生的辉煌令人赞叹，人生中的种种挫折往往令人徒增伤感。真正完美的人生不仅要有知识的灌溉，还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来支撑，正确的信念来引导……

我，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女孩，本应是分发读书的最好时候，可是生活的安逸，却使无知的我总觉得看太多的书没有用。学习太艰辛，不如享

受，所以就养成了不爱读书的习惯。看了鲁迅的日记，我才如梦初醒。最强烈的印象，莫过于他读书、购书、爱书的热忱。在他的日记里，几乎每一页都探书，每一月都购书，每一年都有书帐。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中断。由此可知他视书如命的一生。正因为如大海般不择细流的读书，所以鲁迅的学识才如此博大精深，汪洋浩瀚，最后成为一代文豪。这些都使我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后来人深深感到惭愧。是啊，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跟一个废人又有什么两样。社会已跃入知识经济的年代，我岂能沉醉在无知中？

当我的脑海里想着如何为了自己生活更优越而努力读书时，我听到老师对鲁迅事迹的介绍，我的心再次被深深震撼了。

鲁迅先生他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的人们；他用手中的笔揭露血的事实，去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行径、丑陋的灵魂；他用手中的笔讴歌中国的脊梁，民族的希望。不管敌人多么心狠手辣，不管前面多么凶险，他都毫不犹豫地投身战斗。他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吗？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

站在鲁迅雕像前，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如此瘦弱的身躯，却肩负着唤醒民众与黑暗势力抗争的历史重任。他的担子有多重，他的胆量有多大！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啊！多么伟大的文人，多么伟大的战士！

我想到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就在我们身边。他正用他的人格魅力激励着我一样还不知上进，不明人生方向的人。面对着雕像，我深深说道：“鲁迅先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庆幸自己来到了鲁迅中学，我庆幸自己接受了鲁迅精神的熏陶，我翻看了生命史书崭新的一页，在这上边我将写上：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奋斗不停！

第四篇：《春秋》--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第五篇：中国社会发展趋势

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新趋势

21世纪是一个“文明大转换”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在变革：社会成分日益复杂，社会结构再度调整，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在社会职能不断转变与完善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里涉及到在包括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生活、医疗、教育、服务、调节等广泛领域中去实现人与社会和谐一致，促进社会进步的专业与实践。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者，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必须去了解、去适应、去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上的新发展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产生之日起，各国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具体实施，并使社会福利等朝着社会工作研究指引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活动的准则、作为调动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有了长足进展。政策理论研究，亦结合各国的实际正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工作开展尤其是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初，中国的欧美留学志士，就对社会工作开展及政策作了探索。但牵涉面是局部的，发展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教育、保健、服务、行政等社会工作政策上，一方面注重对个性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更重视诸多方面的政策理论研究。发展意味着在现实基础上的提升。随着社会各层面的深度改革，稳定、和平、公平、效率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弱势人群追求，这促使社会稳定机制的必然完善，更意味着作为有效机制的社会工作新政策、新制度的必然安排。根据社会工作的鲜明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针对我国社会工作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求的事实，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模式和政策研究水平，21世纪，中国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必将有一新发展。

一是根据不同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保障体系。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保障体系“在„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初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今后15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差别的社会救济制度将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社会互助政策、法规将臻于完善，工作机构和运用体系趋于完整，形成规范化的社会互助制度。加强社会工作考量及服务评估制度。确立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定位，在法律（制度）保证下开展工作，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规划规则等等。

二是鉴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现实，采用灵活的政策制定形式。从东部到西部，从城市到海岛、到农村、到山区，我国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我国各项政策面向法制化，是21世纪一个发展趋势。在利用现有的政策资源，在引进、消化、本土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可以制定比较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形式固定并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也可以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存在的差异性，以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实施范围相对限制的相关政策。社会工作政策还可以注重专项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如结合社会工作资源与特点，民间群众团体制定一些适用于团体内部的条例、规定、指示，具化为符合社会工作对象特点，操作性强的要求、方法与措施，并在实践中完善。如中

国志愿者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与运作，就很有必要将之制度化，健全机制，有明确的章程制度、志愿服务站、扶贫接力、社会招募等志愿服务项目完整的运行规则和制度。

三是提高社会工作政策的实施能力。改变多头管理的现状，向统一管理机构发展。改变政策制度的实施机制与监督制度较为薄弱的现状，执行与监督分设，加强法制责任制度。改变当前政策实施范围大部分局限于城市的倾向，面向广阔的农村新天地，扩大政策有效覆盖面。在实施过程中，时刻接受社会工作实践的评判与检验，及时作原有政策修订、补充与丰富。及时注意与社会各项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中国社会工作地域研究上的新扩大

一是城市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却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平。调整社会结构已是当务之急，亦是趋势。国家也要加大力度，采用适当的政策加快城镇建设。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个体心灵封闭日益加深，心灵对可以产生共鸣的空间需求日益强烈。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自我，他们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增加“人”与“域”之间的契合，这对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作为城市基本细胞之社区，随着其功能的完善，人们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采取诸如“新老楼区结合”、“现代化小区”、“高层建筑”、“企业封闭小区”等模式，社区都离不开地域条件，因地理环境（自然的、文化的、经济的）、人员结构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社区工作要正常化、健康化、持久化。这是社会工作新的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

二是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区域社会工作新生长点、新领域、新天地研究。在侧重都市社会工作研究同时，另一个现今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社工领域占地球版图相当大比例的城市之外的农村，包括海岛、山区、水乡等区域社会工作研究，在21世纪，将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领域。各个社区将要根据不同的区情、县情、乡情来确定自己的特色定位，探索建立具有海岛特色、山区特色、水乡特色的社会工作新路子。同时，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社会活动必须在各地方得以实践，像健全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者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农村区域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究等，都将是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化研究新趋势

一是加强社会工作对象社会化研究。人的社会化，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与周围他人的联系与互动，不断反映并调适与他人关系，形成人的社会属性，促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21世纪人的社会化的内容形式将更为广泛。从20世纪的“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乃至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家，21世纪人的社会化，突出表现首先是融入市场，在更为激烈、更为成熟的市场竞争中，具备更深蕴意；其次是走向社会，21世纪将改变20世纪以来的个体在社会上有单位行政领导，在家庭中依靠家长亲友的状况，跳出行政与家庭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体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实现文化的融合、心理的归依，寻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新的和谐。社会工作一个突出功能是整合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协调关系，摆脱困境。因此，在人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针对上述特点，针对人们在教

育、生活、就业、成才、社交等方面的需求，应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与“少数人为多数人服务”相结合，遵循个人目标与组织相一致的原则。如社区工作的开展采取联合体、联络站、联谊会等多种形式，不仅仅从管理性、保护性上服务，更从发展性服务着手。

二是强调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程度。社会工作主动参与性与社会化工作程度有待提高。如作为21世纪文明标志的环保问题，其关键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机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社会监督，更是一种有效的自我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工作的社会化理论，重要一个方面是意欲寻找社会工作的主动参与的准确契合点，以提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三是探索社会工作的社会化工作模式。这是近年来形成的创新思路。针对人们的衣、食、住、游、购、娱生活领域的无限拓展，社会工作模式值得探讨。如今后社会工作中，政府突出作用相对减弱，但其作用发挥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持续，因此，要发展社会化的、具有一定独立资金与资源的民间机构并探索新型的工作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又如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要增加感召力、号召力与影响力，建立社区工作社会化、自治化的工作模式，形成行政化向自治化发展的态势。

中国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研究新动向

21世纪，更加丰富多彩的Internet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少年成为“网友”，使他们沉湎于“网上世界”。他们为了过网瘾毫不吝惜地加大投资电脑硬、软件。“网上一代”在网络中获得知识、交流思想、参与活动。一个“虚拟”的社会大群体现实地存在着。面对由此形成的更机械的、冷漠的和功能的人际，如何建构“网上社区”结构、机制和功能，把“网上一代”引向高雅而不粗俗、通俗而不庸俗的方向发展？

社会工作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网上社区”的特殊性，突破行政管理区域，通过建立“网上社区”，发挥其正面效应。社会工作介于以法律、法规、行政力量等对个人与社会实行强制性干预和以舆论宣传、思想信仰、伦理道德等力量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导向性干预这两者之间，而网络，其涉及领域宽广，很难用完全一致的法令法规去约束网民的行动，何况，“网民”更具有匿名性、间接性等特点。社会工作“网上社区”社区工作的开展由此更具挑战性。“网上社区”社会工作因此更应注意强化对策性研究，找问题、摆原因，更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缓解矛盾。“网上社区”的工作思路要突破传统在封闭环境中建立的说教式的意识形态，结合传统的工作方式与思维模式，采取灵动活泼的形式，融入“网民”生活，激活“网民”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不断放大、增加认同感与归属感，并可探索在新领域建立相应专业化的“网上社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广东深圳市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架设在互联网络上的“深圳青少年网”，面向青少年，面向全社会，通过开放各种学习培训、法律辅导、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婚恋家庭、健康生活等信息网点，设立“网上文学社”、“网上学院”、“网上义工站”，将这纳入大范围的、普及的社会工作渠道。浙江湖州团市委推出的“湖州之窗”、“读书网”等，亦发挥强大先发优势、领域优势，“寓教育于服务”，做好引导青年、教育青年与服务青年的工作。

“网上社区”的社会工作必须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提高其响应速度、服务效率。将计算机管理、信息网络技术、中介服务、城市救助、再就业等内容引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以最快捷方式，最大程度满足成员要求，使信息资源、服务资源利用率大幅度提高。

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化与职业化研究新态势

目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工作实践者对社会工作的认识是有距离的。政府部门多从社会工作管理层面来考察，专家学者多从学术、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社会工作实践者多从教育、服务细节入手。如何使这三方面有机糅合，使理论研究、实际操作与对策性研究相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状态？根据国情，应经常组织由党、政、团、院、所等人员参加研讨座谈会；组织省、市、区社会工作的经验会、理论会、观摩会等，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培养造就既具有科学理论，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成功职业工作者。

社会性工作必然以人为本，以前述的社会化为基础，以法制化为保障，以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全面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人才效益。

一是院校的专业建设。建立并扩展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的院校，安排实用可行的系列训练课程，加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在学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培育学术环境、气氛与条件，为人才的成长与学术的成熟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尚处于恢复发展初期，专业教育的现状远未达到现实对专业的需求（如浙江省）。在高等院校中，应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拓展学科领域，扩大招生对象，广泛吸引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学生，使之真正地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用社工的方法和价值观去应对实际问题，从而走专业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二是专门机构建设。建立有专门从属的社会工作团体及下属从事各类福利服务的机构。既让专业教育的社会工作者有专门的实践部门，又为社会工作者提供职业岗位，壮大专门从事社会工作专业的骨干队伍，并为社会上热心于社会工作的义务者，创造他们投身于社会的大服务中去的有利环境，使之在参与和体会中得以成熟。

三是专业制度建设。建立公认的职业守则和保证守则被执行的审核与证照制度。建立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工作程序和必要的职业权利保障。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者的录用与聘任制度，建立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等等。唯有如此，社会工作者才能不是单凭爱好、兴趣而业余的、义务的，亦使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有切合实际的政策依据、法律依据，更让政府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监督如社区等的工作与对象。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社会工作者以其专业化、职业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使社会工作不只是专业化的解困救难手段，更为保障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专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