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周易》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医理论建构的影响

第一篇：第二部分《周易》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医理论建构的影响

山东中医药大学2008届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部分《周易》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中医理论建构的影响

思维方法不仅为学科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特色，而且成为其发生发展的方法学指导。

一、《周易》的宇宙观与中医学的精气生命理论从先秦到两汉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气一元论与阴阳学说不断融合的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逐步形成的时候。因此，成书于此期的《黄帝内经》，秉承了先秦至西汉有关宇宙及生命本原的哲学思想，运用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阐释生命现象，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观1331。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自然也就构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框架，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模糊思维就成为了中医学的主体思维134]。藏象理论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相互关系及其与自然环境的通应关系，而脏腑的生理病理及相互关系是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代谢、运行和调控来论述的。藏象理论的形成，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周易》的“精气为物”及“阴阳论气”思想对中医学藏象理论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一)“精气为物”思想与中医学的精气生命理论《周易》认为精气为宇宙万物的生成之源，《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宇宙万物统一于“精气”，精气为宇宙万物构成之本原。精气存在于天地未分而呈浑沌状态的宇宙之中，而这种浑沌状态，又称为“太极”、“太一”、“太初”。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产生天地万物。1.精、气、精气的概念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属于融入丰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的范畴。中医学的精气概念，主要是指人体之精和人体之气的概念，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明确其概念内涵135】。在古代哲学范畴中，精、精气与气的概念是基本同一的，都是指宇宙中存在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极细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构成本原。但是，精、精气与气的概念来源不同，精或精气的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界中水的认识(所谓“水地说”)，古人对自身生殖之精的观察也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气概念来源于对云气或大气的观察(所谓“云气说”)，对人体呼吸之气的认识也起到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二篇：浅谈《周易》对中医的影响（模版）

浅谈《周易》对中医的影响

学号：031415118 名字：李美萱 班级：中医151 关键词：《周易》；《内经》；整体观；阴阳学说；藏象学说 摘要：

《周易》理深意宏，是中国文化之祖，也是多门学科的源头。中医学也是以自然科学为主题，多种学科共同交织的学科。只有清楚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知晓整个中医的形成和发展，方能抓住中医的本质。1.整体观的相通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非常注重“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从整体角度分析与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而这种人——自然——社会的整体观是导源于《周易》的。可以说，中医的整体观是对《周易》理论基础的应用与发展。

《周易》认为宇宙万物始于元气。元气为气化之始，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有了天地便有了万物”，从天地宇宙中从化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水火为阴阳，风雷鼓动，山泽成形，’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生物开始繁衍，“有万物然后又男女”。人和天地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人的规律可以在天地的规律中得到反映。以八卦与人体的关系为例，八卦和人体结构一一对应。正如《易•说卦》中所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离卦象征人体生命气化的原动力，和人体命门，心相应。震卦和认同肝胆相应。巽卦在人体上应肺。艮卦与人体的脾相应。坎卦应肾。坤卦应脾胃大小肠。无疑，人体在《周易》中被视作一个大八卦系统。《周易》依据八卦和人体这种关系，提出八卦人气质分类法。它是世界最早、最科学的气质分类方法。体现了人类气质与宇宙自然界物质属性的统一性；突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了人的气质不是孤立的。至此，《周易》发展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重视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

《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人体由五脏，六腑等组成。人体的认识和疾病诊治必须注意到自然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内经》吸收《周易》“天——人——地”的思想，提出要顺应自然养生的思想，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与《易•杂卦》中的“损益，衰盛之始也。”是一脉相承的。顺应自然盛衰规律养生，强调了整体性，人与社会自然的统一性。即言个体只有立足于内外环境的统一才能生存。人只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才能掌握自然法则，实现天人合一。《内经》渊源于《周易》又发展了《周易》，《周易》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2.阴阳学说的相通

从《易经》中开始用阴爻阳爻两个基本符号来体现阴阳，从太极图阴阳合抱到卦象的结构，从太极阴阳图到四象再到八卦的形成，无不存在着阴阳的互根原理。所以我们说《易传》开始真正把阴阳作为完整的哲学体系。阴阳爻摆脱了占卜的束缚，而升华为哲学的范畴1。至此，《周易》作为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推广开阴阳的意义，并逐渐开始影响《内经》。医家结合《周易》的阴阳哲学，提出了中医基础理论中重要的概念——阴阳学说，灵活地解释医学现象，进一步推广阴阳。所以我们说，《周易》阴阳爻的关系，及《周易》卦象所寓的阴阳哲理是中医阴阳学说的起源。2

《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周易》阴阳萌芽于《易经》。尽管《易经》还未直言阴阳，但阴阳却处处体现在卦、爻等方面。正如《易传•系辞》所言：“一阴一阳之谓 12杨力：《周易与中医学》，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二版，第25页。杨力：《周易与中医学》，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二版，第24页。道。”在《周易》中，阴阳都是通过“——”“—”，即阴爻阳爻来体现的，直到《易传》明确提出了阴阳思想。

《周易》中六爻和八卦都象征着一个阴阳消长的周期。例如坎卦，至阴之极，十一月一阳初生；震卦，阳气渐盛；离卦，至阳之极，五月一阴生；兑卦，阴气渐盛；坎卦，阳又复生。正如薛敬轩所言：“卦之六爻，皆阴阳自然之数。”再如太极图，阴阳线以环抱曲线代直线，象征阴阳的相对各半，互为消长、互为制约。此时阴多阳少，彼时阴少阳多。《周易》认为万物必须阴阳气交，始能生化万物。在《周易》中乾元被视为自然界宇宙万物运动的无形动力。《周易》同时也重视坤。坤六爻皆为“——”，故为纯阴。以《周易》做言，宇宙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故六十四卦中的泰卦，地在天上，天地互交，生化既繁。“万物负阴而抱阳”“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用”，“阳根于阴”，“阴根于阳”等皆出于《周易》。因此阴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如失于制约，就会发生偏胜，甚至离决，生机无法维持。太极图阴阳二图合抱即很好地体现了阴阳互存的关系。黑眼和白眼，代表至阴和至阳，象征着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也表示阴中含阳，阳中含阴。

《内经》在《周易》的影响下，吸取《周易》的阴阳理论精华，不仅设专篇讨论阴阳，而且全书皆贯彻了阴阳哲理。例如，《阴阳应象大论》、《阴阳离合论》等等都提出了关于阴阳的命题：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对立、消长、互根、交感和转化等各种关系都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基础。除此，《内经》还以阴阳离合精辟地归纳了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即阴根于阳，阳根于阴。正是由于阴阳双方互相制约和互相排斥的作用，使机体阴阳的任何一方都不至于发展太过而为害，才能维持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内经》不仅将阴阳学说逐步运用到了医学领域，还不忘发展出带有中医特色的阴阳学说——提出了“阳予之正，阴为之主”即阳为根本，阳为主导的观点。这是《内经》最卓越的成就，也是对《周易》的超越。

3.藏象学说的相通

中医藏象学说导源于《周易》，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者结合中，进行了发展。其中，特别在取类比象上做出了极大的突破。正如《素问•宣明五脏生成篇》中所说的：“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以外揣内也由此应运而生，成为中医藏学学说黑箱理论的经典。《周易》“象”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象，在《易经本义》中这样解释：“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易》中象是以卦、爻为基础的。《周易》中的象除了涉及天象、物象外，甚至还注重人象。尽管宇宙万物错综复杂，然而只要掌握了象的规律，便可触类旁通，系统地认识事物的规律；若能“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便可包罗万象。一部《易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大象。3谈起象就不得不提八卦。有言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中的每一卦其实都有象征。以坤卦为例，坤卦全为阴爻，全为阴性物质，故象地；由此铺展开去，凡属阴性，在下的事物皆属于坤卦。那么坤在人体上就象腹部；在家庭中象母亲。八卦象八种事物，以此类推，则六十四别卦象不同类的事物。如两乾重叠为天，两坤相垒为地。除了卦象，八卦阴阳互抱图也强调万物间的变化消长，象征着阴阳气化。

《内经》吸收《周易》的藏象理论，提出了独特的带有中医特色的藏象学说。“藏象”二字首载于《素问•六节藏象论》，指的是藏于体内的脏器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包括五脏，即心、肝、脾、肺、肾；六腑，即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即脑、髓、骨、脉、胆、女子胞。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将人体联系成一个整体。除此之外，中医还将天象和藏象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肝主春，与春气相通；心主夏，与夏气相通等等。中医甚至还把藏象和形象物象联系在一起。例如，五神脏理论： 3杨力：《周易与中医学》，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二版，第26页。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可以说，中医的藏象学说是中医学特有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论，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周易》中有一些糟粕，但其对中医学说和理论发展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深入研究《内经》，我们必定得沿着《周易》上下而求索，为发扬中医而努力。

第三篇：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问题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方才对我的介绍有一点点需要更正的地方：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已经退休了，我现在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我的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下几十分钟要讨论许多观念：精简、比类、天人合一，联想，取象，汉语汉字之形成，归纳等。这么多观念很短时间不能讲得清楚，主要讨论的集中于三点。（附图一）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于《易经》发生了兴趣。

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没有研究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语音学、美学、哲学等等。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成因，我近年来发生了兴趣，所以大胆的今天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前后至少经过一千多年，这个结论我想是大家可以同意的。《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六个连线，坤是六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

可是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为“象”。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今天大家知道中医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与医药各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用这个分类的观念做大前提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

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见下图：（附图二）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Maxwell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了三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无线电，电视，网络通讯等等，统统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他是怎样得到此划时代的结果呢？ 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他们的结构可以相互映证。” 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写出电磁学方程式，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

几年以后，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一些话：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大家知道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去请他们给我看过一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

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请参阅图二。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得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个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这些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是神秘的，有重大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比如“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不太有三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三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介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介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申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既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风云一词的形成可用下图表示：（附图三）

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

而书法显然跟《易经》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我一个好朋友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里面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书法，我所以完全同意他这句话，就是因为书法把《易经》的精神具体化了，现实化了。2004年9月23日 定稿

第四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管理学方法论

论文题目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科任老师：李翔宇

课程名称 管理学方法论 姓 名 杨 燕 瑚 学 号 2010010124 学 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 专 业 行 政 管 理

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霍桑试验的影响

杨燕瑚 2010010124 【摘 要】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的主流方法论之一，其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梅奥主持，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霍桑试验也受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响。

【关键字】实证主义；心理学；霍桑试验；实验研究；归纳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早的流派。它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并以实证科学为其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对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范围涉及政治、【1】经济、文化、法律、管理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在这其中，由梅奥主持，历时将近九年，最终衍生人际关系学说，推动管理科学重大发展的著名试验——霍桑试验也直接得益于实证主义的滋育。

一、实证主义及其对梅奥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中的“实证”(Posti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ositirus，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实。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与空洞、荒诞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当时有人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并称16世纪以来推崇实验反对经院哲学的时代为“实证的时代”。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思想家孔德，他的名言是科学即实证，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证哲学”，是因为他感到自然科学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在于它始终坚持贯彻“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孔德这些思想源于培根，为此，孔德把培根当作实证哲学的开拓者，“自培根以来，实现了实证哲学的一大进步”，因为“自培根开始一直强调，在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知识之外，没有别的真实的知识。”这句格言也适用于我们的悟性之成熟状态。一方面，一切实证的理论必须建筑在观察之上；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专心致力于观察，是理论上的必要。之后，实证主义学衍百年，历经三代，成为近代欧美最有影响、势力最大的哲学流派。第一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穆勒(john stuart Mi11，806-1873)等人；第二代实证主义主要是马赫(Ernst Mach，1838—1916)主义和实在主义以及实在主义在美国的变种——实用主义；第三代实证主义是本世纪20-3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实【2】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

（二）实证主义对梅奥的影响

首先，看到乔治•埃尔顿•梅奥(1880—1949)所处的年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就

可见端倪。“十九世纪是实证主义的世纪”，[3]用穆勒的话说就是，实证主义乃是“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质”。当然，这一时期，实证主义更多是在欧美国家诸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盛行，而梅奥的出生地以及20岁以前所住之地为澳大利亚的阿得雷德，这里是否受到实证主义影响呢？受影响程度又如何呢？鉴于历史资料这里暂时无法明确考究，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梅奥“20岁时在澳大利亚阿福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和哲学硕士学位，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4】学、伦理学和哲学。”试问，一个大学哲学教师，岂会不熟悉当时社会最盛行的哲学思想呢？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哲学科班出身的梅奥必定非常熟悉实证主义方法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

此外，1922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埃尔顿•梅奥移居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任教。而这正是科学管理在美国发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由于深受英国实证主义奠基人斯宾塞的影响，早在1886年，美国纽约就出现了实证主义团体，甚至就连被称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也不过是实证主义的功利化，因而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变种或者第三【6】代实证主义。【5】由此可见，梅奥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不是偶然，而是与整个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都弥漫于实证主义的笼罩之下这一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其次，我认为，梅奥的心理学家身份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始终保持千丝万缕的关系。梅奥对心理学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系统研究过弗洛伊德和皮埃尔•让内的学说，曾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成为澳大利亚心理疗法的创始人。而心理学研究常用到的方法即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现场临床式研究等等，这与实证主义简直可谓异曲同工。实证主义常用到的方法也无非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主要是调查与访谈）、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观察等）。无疑，心理学家出身的梅奥早已深深熟悉并常常在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三，梅奥的个人兴趣与先前研究经历让梅奥与实证主义关系更为密切。无疑，梅奥之所以声名显赫肯定得归功于霍桑试验。然而，其实霍桑试验只是梅奥生平众多试验和研究的一个小部分。

1922年，在沃顿管理学院任教其间，埃尔顿•梅奥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产业工人的行为，认为影响因素是多重的，没有一个单独的要素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成为他后来将组织归纳为社会系统的理论基础。1923年，埃尔顿•梅奥在费城附近一家纺织厂就车间工作条件对工人的流动率、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验研究。从1926年起，梅奥就在哈佛大学的工业研究部任职，他的主要研究活动都是在这里展开。除了众所周知的霍桑实验以及费城纺织厂实验以外，他还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企业、不同人群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式研究。这些，都为他解释霍桑的资料，并扩展和验证霍桑的结论，提供了不同角度的证据，丰富了他的思

想。

梅奥之所以能够对霍桑实验作出与众不同的解释，并由此诞生出新的假设和新的结论，与他从事的霍桑之外的研究关系十分密切。在很大程度上，霍桑之外的这些研究，与霍桑实验互相补充，互相印证。正是这些研究，引发了管理学的新突破。

而他所进行的这些研究无疑都渗透着实证主义的思想，也正是这些思想一直延续并深入发展至霍桑试验中。

二、对霍桑试验的一些解读

很多参考资料都会将霍桑试验归纳为四大实验：“照明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其实，除了这四大实验，霍桑实验还有很多的内容和细节，特别是整个试验过程所采用的方法，这些并未被阐述和研究。

霍桑的前期实验，即照明试验中一个关键性的突破是采用了对照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必须采用对照组，否则其研究结论就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在医药实验中，对照组的做法十分常见。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做法。因为在人类活动中存在着众多的变量，而且人的自主性和行为的变异性不可能被研究者完全掌握，对照组的条件难以控制，无法保证其恒定状态。[7]霍桑的前期实验之所以打破了原来的预期，要归功于对照组的作用。由于对照组的产量与变化组同步上升，研究人员调整变化组的灯光，结果在灯光很暗的情况下，还有两名工人的产量在上升。

对照组的设置，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些现象：管理者预期某种政策或举措会产生相应的效果，而一旦政策实施后取得预期效果，就会顺理成章把这种效果看作政策效应。但究竟是不是政策效应，实际上大有疑问。预期效果很有可能来自别的因素，甚至还有可能来自推行政策的上司姿态和员工心理变化，而不是来自政策本身。假如霍桑当时不设对照组，改变灯光而产量变化，就会“证明”原来的预设。当然，研究人员在没有对照组的情况下，往往也要采用与同类情况的横向比较和与历史数据的纵向比较，但这种比较是以他们的预设为前提的，具有“有色眼镜”式的过滤作用。所以，霍桑实验的贡献，首先是对照组的设立。这种创举，使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向更科学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而这种做法，在梅奥之前就开始了。梅奥参与这一实验的意义，在于对这种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改进，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

1927年，霍桑的前期实验因为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而准备放弃。在专家式的眼光中，因为没有证实照明与产量的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实验“没有用”，即使有用，也是一种“失败即成功之母”之用。就像医生用药，无效的药品对于药物学家来说不过是宣告其无用，然而对于医生来说，则能够通过这种“无用”认知病人的特殊情况。前期实验的成员希巴格向霍桑工厂的助理经理彭诺克建议，实验还应该继续做下去。比如，监督状况如何，可能要比照明度 的作用更大。彭诺克同意这种看法，并取得厂长斯托尔的支持。于是，彭诺克到麻省理工学院，找到生理和公众健康教授特纳。特纳对引起产量增加的原因提出了五条假设，按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一是团体影响，二是监工差异，三是收入增加，四是对实验的新奇感，五是公司上层因推行实验而增加了对工人的关注。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彭诺克除了到麻省找特纳咨询，还到哈佛找梅奥咨询。从此，梅奥开始介入这个实验。他的介入，不仅使照明实验继续深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实验的方向。梅奥在1928年只去了霍桑工厂两天，1929年又去了四天，1930年才展开对霍桑的实验资料进行纵深研究。但是，从1928年到1929年，梅奥的短暂指导，使得霍桑工厂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用了“临床医学”的方法。具体来说，有点类似于医疗诊断中的“望闻问切”，实验人员要观察工人的行为表现，这是“望”；要感受工人的环境气氛，这是“闻”；要询问并倾听工人的言谈牢骚，这是“问”；还要对实验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判断，这是“切”。这种医疗式的诊断方式，被综合采用到继电器装配检验室实验（1928～1932）、云母剥离实验（1928～1930）、绕线室实验（1931～1932）和全面访谈实验（1928～1930）中。只是后来的有些著作，往往把梅奥介入后的霍桑实验，概括为观察实验和访谈实验两种类型。

实际上，访谈实验在梅奥介入前就一直在进行。但以前的访谈实验被称为“直接法”，就是询问工人一系列同实验直接相关的问题，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被设计为“yes”或“no”，无法了解工人的真实想法，甚至还会对工人回答思路形成诱导。梅奥建议，访谈应该改为倾听式的，避免对工人的导引，而且要使工人感到坦率和关怀。一般情况下，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怕“有权的上司”，会拘谨不安，这就要求实验人员想方设法消除工人的羞怯和惧怕，形成一种表达的自由状态。而且在访谈的思路上，不能事先设定内容，工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次访谈时间延长到一小时甚至更多，使实验更像医生倾听病情。梅奥的这一调整，使霍桑实验产生了重大变化。

三、实证主义方法论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

对于霍桑实验的贡献，很多著作强调的都是人际关系学说的创立、非正式团体的发现此类，但我认为霍桑试验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被大多研究者忽略了，即其把心理学研究方法全面引入管理领域。而前面已经阐释，心理学研究方法其实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密切相通。

梅奥在管理学中受人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理论建树，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采用的方法。梅奥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有两种截然有别而又互相联系的方法，一是实验室研究，二是现场研究。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现场研究上。这种方法与开业医生的临床诊断极其类似。从广义上讲，梅奥的方法，正是伽利略和牛顿对待亚里士多德教条的方法，也正是哥白尼对待托勒密学说的方法。简单来说，在梅奥那里，对待管理问题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只有临床式调研，才能拿出治疗方案。当然，临床不排斥学理研究，只有在学理上的不断发展，才能提高临床诊治的水平。梅奥对于企业管理中的心理问题，特别强调“整体的”心理研究（即格式塔心理学，或称为完型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研究在费城纺织厂就已经显示出来。在霍桑实验中，以访谈实验在管理心理学上最有代表性。[8]

具体来说，实证主义在霍桑试验中的体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

（一）从出发点和本质而言，霍桑试验本身就是基于科学管理的逻辑，特别是前期照明试验，就是为研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进行的，可以说与泰罗解决磨洋工而进行的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然也就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

各类管理学著作往往把梅奥看作行为科学的创始人或奠基人，或者干脆以梅奥为标志，宣布管理学从此进入了“社会人时代”。这固然不错，但从本质上说，梅奥以霍桑实验为代表，探讨改进管理的路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寻求工业社会的和谐之道。从研究目的上看，他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管理时代的效率观和价值观。梅奥的理论立足点，与泰罗、法约尔等人并无二致，所以，有的管理学家认为，梅奥的思想，与泰罗等人的工业伦理是统一的。当然，梅奥与泰罗确有区别，如果说泰罗是从科学技术入手，寻求人类合作的途径；梅奥则是从人际交往入手，铺垫社会和谐的基石。在这一意义上，梅奥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属于对古典管理学的纠偏，而不是对古典管理学的否定。

作为古典管理学的延续，霍桑试验在研究方法上，当然也毋庸置疑地传承了古典管理学的先辈泰勒和法约尔的思想，而二者的研究方法都深深渗透着实证主义思想，由此可见，霍桑试验其实从一开始就烙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印记。

（二）从整体而言，霍桑试验就是一个证实的过程。有人会认为霍桑实验是一个证伪过程，因为四大试验以及整体试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总是和之前预设有出入，甚至完全不一样，背道而驰，像极了证伪主义的核心思想“猜疑”——“反驳”。这个理解固然是可以的。但就如波普尔证伪主义到最后陷入“二律背反”的结局一样，演绎永远无法摆脱归纳，而证伪始终依靠证实。从霍桑试验最初发现生产率下降，寄予通过改变照明条件等物质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开始，到梅奥的介入，大量观察、访谈和现场作业的展开，再到人际关系学说的提出，何尝不是一个对人类管理学如何更好发展的证实过程呢？

（三）具体试验和方法的体现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至为重要，而这也是梅奥让霍桑试验取得成功的关键之处。通过具体来看霍桑试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看到实证主义的身影。整个霍桑试验无一不体现了实验研究、非实验研究、案例研究和实地研究，同时也渗透着实证主义的分析、归纳、观察等精神。

1、实验

“实验是科学之母”。“科学如果不能从实验中产生，并以一种清晰的实验结束，便是毫无

用处的，充满谬误的。因为实验乃确实性之母。”不错，“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37]霍桑试验从一开始到结束都采用了实验方法来研究管理问题的，四个阶段，照明试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和群体实验，哪一个不是实验呢？霍桑试验正是通过这几大试验的设置，最终得出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物质因素之外的因素，成功创立人际关系学说。

2、观察

观察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实施的第一步。观察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和描述的方法，是科学认识最初始、最基本的一种形式。“科学利用观察和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复杂性，透过这种认识，人能够运用理性能力明智行为。”[38]从观察的目的来看，它在于“通过观察确定事实。”[39]当然，要想得到可靠的事实，还必须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原则，力求使观察对象全面、系统。同时，在观察中还需要注意细节的搜寻，力求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个人生理特征的影响和心理预期、先入之见的干扰，以保证所获经验材料的确实可靠，目的在于使这种观察具备可重复性。

霍桑试验几乎每一个试验都运用到了观察法。特别是在群体试验中。梅奥等人在这个试验中是选择14名男工人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绕线、焊接和检验工作。对这个班组实行特殊的工人计件工资制度。实验者原来设想，实行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以便得到更多的报酬。但观察的结果发现，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而且工人并不如实地报告产量。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班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范。他们约定，谁也不能干的太多，突出自己；谁也不能干的太少，影响全组的产量，并且约法三章，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打脚踢。进一步调查发现，工人们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的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管理当局会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者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这一试验表明，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的引诱。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的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协作关系。

3、分析

分析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在霍桑试验中，每一个试验开展之后，得出结论进行描述，并对资料进行分析。例如访谈实验，实验目的总的来说是查明福利待遇的变换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发现，不管福利待遇如何改变（包括工资支付办法的改变、优惠措施的增减、休息时间的增减等），都不影响产量的持续上升，甚至工人自己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也说不清楚。后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参加实验的光荣感。实验开始时6名参加

实验的女工曾被召进部长办公室谈话，她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这说明被重视的自豪感对人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

4、归纳

实证主义最重要的方法就在于采用归纳方法。归纳就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个案的总结而得出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概括。梅奥及其团队就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在将近9年的时间里，通过对不同条件，不同员工的试验，最终归纳总结出社会人理论、非正式群体理论、士气理论、人际关系领导型理论等定律。例如霍桑试验的最后阶段，对两万多人次进行态度调查，规定实验者必须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牢骚，并作详细记录，不作反驳和训斥，而且对工人的情况要深表同情。结果产量大幅度提高。因为谈话内容缓解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得出人际关系比人为的措施更能有力的结论。

注释

[1][2][6]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 [3](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4][5]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8559.htm 乔治·埃尔顿·梅奥 百度名片 [7]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345.htm 霍桑试验 [8]http://biz.163.com/06/0914/02QVJN25T00020QDS.html 9/ 管理学新突破

参考文献

1、李翔宇.浅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对科学管理的影响.管理观察[J].2008.12

2、李翔宇，徐云.浅论孔德实证主义对管理过程论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10

3、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韩骏：《证实与证伪一当代科学哲学的困境与出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5期。

6、(日)上野一郎.管理思想发展系谱[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40.

第五篇：溶血标本对部分生化指标的影响

溶血标本对部分生化指标的影响

在工作中往往因各种原因导致标本溶血，而血清标本溶血时主要影响哪些指标，测定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是所有检验工作者需要了解的问题。为了能及时客观地分析指标的变化是否具有临床意义，应当详细了解标本溶血对各项生化指标的影响。本文观察了部分常用生化指标在标本溶血前后检测结果的变化，旨在为标本溶血时血液生化结果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尽量增加生化测定数据的可利用性。1资料与方法

1.1 与试剂 HITACHI 7070全自动（日本）。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尿素氮（BUN）、肌酐（CRE）、胆固醇（CHO）、血糖（GLU）生化分析试剂盒，均购自北京康大泰科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2 溶血的血清标本的制备

健康体检者50人，禁食不禁水12h，各抽取静脉血4ml，分别注入两支干燥试管各2ml。其中一支让其自然凝固，另一支在血液凝固前用金属棒搅拌使其溶血，然后以3000r/min离心10min，去上清液分别为未溶血和溶血的血清标本。

1.3 生化指标的测定

用己糖激酶法测定血清葡萄糖（GLU），连续检测法测定谷丙转氨酶（ALT）和谷草转氨酶（AST），重氮法测定总胆红素（TBIL），尿素酶—GLDH法测定尿素氮（BUN），苦味酸法测定肌酐（CRE），氧化酶法测定胆固醇（CHO），以上指标均用HITACHI 707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结果

溶血后AST、TBIL、ALT的值比溶血前的值高；CRE的值比溶血前的值低；GLU、BUN、CHO的值在溶血前后未见明显改变。讨论

3.1 谷草转氨酶（AST）

人红细胞中AST活性约为血浆中的40倍［1］。当标本溶血时，势必引起血清中AST活性的升高，从而使溶血标本的结果明显高于未溶血标本。AST主要是作为肝损伤的敏感指标，测定结果的偏高会导致假阳性的产生。故出现溶血标本应当在报告中注明。

3.2 谷丙转氨酶（ALT）

细胞内ALT含量比血浆中高约7倍，因此溶血后ALT含量测定的增高主要来源于细胞内ALT的大量释放。可见与AST相比，ALT受溶血影响轻些，故对标本的要求低一些，但在分析结果时要注意考虑溶血的影响。

3.3 总胆红素（TBIL）

笔者使用的试剂盒是用重氮法测定总胆红素的，最后生成紫红色的偶氮胆红素，主要在波长为540～560nm处有光吸收。而血红蛋白在波长540～550nm处有光吸收［2］，恰与偶氮胆红素的比色波长相近。因此溶血后红细胞破裂时大量血红蛋白进入血清，势必造成总胆红素测定值的升高，是总胆红素的正向干扰因素。此外，由于血红蛋白与重氮试剂反应形成的产物可破坏偶氮胆红素，溶血对重氮法测定胆红素同时存在负向干扰，使测定结果偏低，但该作用较轻微［3］，因此溶血后由于血红蛋白对测定结果的干扰，胆红素的测定结果往往偏高。

3.4 肌酐（CRE）

笔者使用的试剂盒是采用苦味酸法测定CRE的，而苦味酸特异性较差，易受其他还原性物质影响，主要是维生素C、酮体、丙酮酸等假肌酐干扰［4］。假肌酐物质也可与苦味酸形成颜色反应，导致测定值偏差。这种假肌酐物质红细胞中最多，血清中较少，故溶血后红细胞中假肌酐物质是造成测定值发生偏差的主要原因。

3.5 溶血原因及防止

高亚英［5］等认为溶血的原因主要是操作不当和抽血器具不合格造成的。结合我们日常工作分析造成溶血的可能原因主要包括：（1）由于抽血困难，采血时定位进针不准、针尖在血管中探来探去造成血肿等而发生溶血。（2）注射器和针头连接不紧，采血时空气进入，在抽取的血标本中混有泡沫，这种混有泡

沫的血标本，放置一定时间后泡沫破裂或迅速干燥，造成血细胞破坏而发生溶血。（3）血标本在运输过程中过度震荡或贮存不当。（4）不合格的塑料制品会因聚合不完全而具有毒性，这种毒性可造成溶血。（5）试管质量粗糙。因此，在采血、检验过程中必须注意细心操作，并注意注射器、针头和试管的质量。在报告检测结果时要注意溶血的影响，并在数据中加以标注。

【参考文献】 Thomas L,Haemolysis as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factor.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1999,13(4).2 张敏，蒲彦武，阚玫.不同溶血度下20项生化试验结果分析.西北国防医学杂志，1997，18（4）：273-274.3 邱谷.溶血对重氮法血清胆红素测定的干扰分析.上海杂志，2000，15（6）：350.4 李影林.中华医学检验全书（上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641-860.5 高亚英，王晓明，蒋冬青，等.血液标本溶血原因分析及控制.交通医学，2002，1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