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能从世界借鉴什么[5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反腐能从世界借鉴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世界借鉴什么

***日前被开除党籍并被移交司法部门，凸显中国当下的反腐力度。当前，还有不少国家也在发力反腐，例如，巴西警方正在对巴西石油公司领导层涉嫌洗钱和倒汇的案件展开腐败调查。

在反腐斗争中，这些国家的不少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能成为中国反腐的他山之石。

综观外国这些反腐经验，它们可以分为三类：依靠制度体系使公职人员“不能腐”;确立惩戒措施让公职人员“不敢腐”;利用教育和待遇保障使公职人员“不想腐”。

国外如何推动“不能腐”

依靠制度体系，尽力降低腐败发生的机会，这是许多国家确保公职人员“不能腐”的主要措施。

首先，确立合理的公共权力划分制度，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

国外一些反腐专家认为，如果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将大大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例如，在挪威大大小小400多个城市，市里一切重大事项如预算和决算等的决策权，都属于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理事会，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厅只有执行市政理事会决策的权力，并向市政理事会报告执行情况。此外，市里的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有一套专门的透明机制，市长根本不可能插手。

其次，构建反腐的立体网络，推动反腐在多层次、各领域展开。

在全国层面通过立法反腐，是许多国家的做法。英国出台了《公共机构行为法》《反贿赂法》，德国有《反腐败法》，越南有《预防和反对腐败法》。这些法律对腐败行为都进行了严格界定。

除通过法律反腐外，一些国家还在其他层面推出反腐举措。

在英国，议会反腐是反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议会下院设立了10多个与政府部委对口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此外还通过质询、投票、调查、辩论等手段对公共机构、政党、议员和其他官员进行全方位监督。

英国各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大多也有内设的审计和投诉部门，成为政府内部反腐的重要渠道。例如，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设有审计委员会和反欺诈服务处，以此确保腐败行为无处可逃。

最后，确保反腐机构的权威性，以打造运转高效的反腐平台。

印度尼西亚设有肃贪委，有权对涉嫌腐败的高官展开调查;新加坡设有贪污调查局，可以对公共或私人领域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美国则设立了特别检察官制度，赋予其特别调查权和上诉权;阿根廷反腐败办公室主要负责对“政府管辖的联邦机构和附属组织以及有国家参与的公司、团体和所有其他公共和私营机构”进行反腐检察工作。

国外如何推动“不敢腐”

确保政府运作和公共资金使用的透明化、实行财产申报制度、强化舆论监督是一些国家促进公职人员“不敢腐”的主要途径。

一是实行政务信息公开。英国建立了较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包括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公立学校和警察系统在内的公共机构，有义务公布有关自身职权和活动的信息;社会公众也有权向这些公共机构索取和查询特定信息。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要求政府部门的采购合同和国企签订的公共工程合同都必须在政府网上“亮相”。

观察人士指出，政务信息公开使得公共资源的调配始终处在社会大众的监督之下，公职人员履职时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二是实行财产公示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大众的视线之下。法国在2013年建立了“政治生活透明度最高委员会”，负责接受约8000名各级立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印尼也要求官员在就职后的两个月内申报其个人财产，在调离职位或退休时官员必须对其个人财产进行更新。

在印尼，如果官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超出了正常的收入水平，那么对于该官员的调查将可能展开，以确定其收入和财产是否能够负担其奢侈的消费方式。

三是建立可供查询的罪犯数据库。马来西亚政府设有“贪污罪犯数据库”，将因涉及贪污案件而被定罪者的照片、身份和案情等信息上载并公开。目前，这个数据库已有将近800名贪污罪犯的信息。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官员林锦新对记者说，“贪污罪犯数据库”的建立首先会对其他人产生震慑作用，因为个人信息被公布在这样一个平台是很大的耻辱。其次，外国机构和私人企业等都可以参考该数据库，这将使曾有腐败行为的人在以后的出国、就业等方面受到很大影响，从而提高了涉腐成本。

四是加强舆论监督，使腐败行为难逃媒体法眼。在巴西，媒体经常揭出官员的腐败丑闻，此外，由于互联网提供的便利，普通百姓也加入了揭批腐败现象的行列，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震慑力量。越南也借力媒体，主动开通了一些基于互联网的贪腐信息举报以及信息交换平台。

在法国，一些网站和报纸经常刊登政界和商界的调查报道，让法国政商界人物心惊胆战。

观察人士指出，媒体曝光带来的舆论风暴会严重冲击当事公职人员的声誉，对试图涉腐的人员是一种威慑。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将反腐触角延伸到海外。越南于2009年签署了国际反腐败公约，并从2007年起，每年召开两次反腐败国际对话会。印尼则设立了专门机构，方便海外机构和人员向国内肃贪委举报。不少国家还推出了赴海外追踪和缉拿涉腐人员的措施。

国外如何推动“不想腐”

在防止腐败方面，制度和舆论的束缚是外在的，而内心对廉洁的坚守才是铁律。因此，许多国家特别重视教育对反腐的作用，同时确保公职人员拥有适当待遇，目的就是让公职人员“不想腐”。

近年来，马来西亚不断加强对公众和政府官员的廉政教育。该国反贪污委员会下辖有反贪污学院，负责对反贪污委员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官员进行打击腐败和崇尚廉洁的教育，同时还组织开展反贪污领域的国际交流培训和对私人企业领域的反贪污教育等。该委员会近来走进小学，开展了“我是除贪小英雄”的运动，让孩子们从小就在心中种下廉洁的种子。

印尼也高度重视反腐宣传活动。2014年，印尼肃贪委在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举办了2014年反腐节。另外，肃贪委在电视、网络、机场、重要政府机关大规模投放反贪广告。此外，印尼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反腐课程，将反腐意识传给下一代。

给公职人员适当福利待遇，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一些国家防腐的有效措施。

新加坡给予公务员与市场水平匹配的薪水，但同时严格约束非法行为，也就是说，一方面，以明确的法律和严格的执法打击腐败，增加犯罪成本;另一方面，也减少腐败诱因。阿联酋的清廉指数位于世界前列，这与其公职人员收入较高不无关系。

第二篇：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摘要：刚不久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将反腐廉政作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新加坡作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而且是亚洲极少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反腐制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反腐，法律制度，预算制度，媒体监督，高薪养廉。事实上，新加坡建国初期，其贪污现象十分猖獗，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转变为一个廉洁的政府。中国政府每年也派官员、研究员去新加坡学习反腐经验，但是往往学不到什么成了一趟公费旅游。究其原因就是管中窥豹。那我们就来看是哪些措施让新加坡有了如此迅速、彻底的转变？

健全廉政法律制度，实现有法可依 新加坡政府认为，“易于发生贪污的部门或机构往往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从制度上设防”。为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有关立法。而且新加坡对腐败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性贿赂”。新加坡法律把公务员收受礼品也列入涉嫌贪污范围，并有严苛的规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已建立起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反腐防腐法律和制度。

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廉政法律制度，来进一步压缩腐败的空间和增加腐败成本。

贪污调查局掌大权，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光靠法律不足以震慑贪腐行为，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行为。为此，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其廉政由此得到保证。同时反贪污调查局的一把手直接对总理负责，但总理不能干预贪污调查局的工作。反贪污调查局从而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避免其他政府机构的干预。另外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利非常之大，其中它可以不经许可可以进行逮捕、审讯甚至可以调查个人的银行户口，几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此外，新加坡还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率。对于署名的投诉和举报，贪污调查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一旦决定调查的案件，必须在确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除非案情复杂，所有的贪污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

因此,我国政府可通过法治养廉，成立反贪局或者反贪机构。对于有腐败的官员真正做到严厉惩处，而不是简单的开除党籍、坐几年牢就完事。

依托强力监管下的预算制度，通过钱袋子约束权把子 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证政府运作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较好地遏制腐败。新加坡对政府各部门全部实现财政统一管理，任何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都没有在银行自行设立账户的权力，各部门的运行经费都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各部门的预算中鲜有“追加预算”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另一项常规监督措施是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在新加坡，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审计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但向国会报告工作。审计署不仅对政府工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进行审计，而且对浪费和挥霍行为也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有此行为，审计署会和贪污调查局开展密切合作。（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指出，根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是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根据他的观点，在中国，完善的预算制度可以杜绝40%以上的腐败问题。例如通过预算制度可以极大程度上的减少无谓的三公支出。同时三公支出在政府支出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健全的预算制度不仅可以减少贪污腐败而且能使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媒体监督也是反腐必不可缺的手段 新加坡给予媒体极大地自由权，要绝对尊重媒体的自由报道权。例如一个新加坡狱警接受囚犯15元新币被媒体曝光而被抓。另外绝大部分贪污案件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民众投诉、媒体曝光。同时新加坡法律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有严格的保护，防止不实举报对双方造成的伤害。在新加坡法律不及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成了重中之重。而媒体和民众就是扮演独立的第三方，对一把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在中国媒体监督在反腐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很多高官贪污腐败都是先被媒体曝光而后被双规。例如雷政富，“表哥”等。就像网上段子所说的：中国反腐几大途径：家中被盗，情妇举报，记者拍

照，内讧晒发票。由此看来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机器。因为一个纪检委，一个公检法的人加起来再乘于十都不如千千万万双眼睛。因此政府可以尽可能大地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关于“高薪养廉”的误读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的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官员的工资够高就不会冒险去腐败。然而高薪养廉是被误读的。首先时间上的不对，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高薪养廉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其中高薪养廉只针对30个高官。其它公务员平均月薪4000新币，新加坡一个建筑工人月薪4980新币。公务员的薪水是整个新加坡平均的90%而已。由此看来所谓的 “高薪”也不高。同时李光耀说“我们采取高薪养廉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是精英治国）所以新加坡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此外，新加坡还建立了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成为公务员，必须详细申报财产。任职后如果财产有变动，应主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并说明变动原因。公务员在每年一月份直接向上司申报财产，由反腐调查局审查核实情况。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都是犯罪。如果公务员对申报财产说不清来源，则被推定为贪污所得。（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近期国内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决议也在讨论中。如果真能实现无疑将是反腐又一大好消息。而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借鉴意义了。

中国政府反腐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由此可见，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也将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措施，从而唱响反腐倡腐时代最强音。

反腐这条路可谓是任重道远，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像新加坡那样的廉洁。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讲义主编：顾海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百度百科“高薪养廉”

第三篇：中国反腐

2014年春节，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有余，外媒评论称，上到酒店的鱼翅宴，商场的奢侈品，下到家里的贺卡鞭炮，今年春节中国上下走的是节俭风，春节的这场假日反腐可谓“首战告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联繁教授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假日反腐的效果值得肯定，但未来更需警惕腐败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加大反腐力度。

假日反腐

鱼翅宴

“想试试反腐热度去看看五星酒店”

“也许马年春节是鲨鱼们过得最开心的春节了，因为新的一年将以节约开启，而非杀戮。”英国《卫报》打趣道，以往春节常常是大肆请客送礼、大办豪华宴席最多的时候，但政府严禁这些行为后，鱼翅、燕窝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均被明令禁止出现在菜单上。据官方统计，中国近期对鱼翅的需求锐减70%。

“要想感受中国反腐战役的热烈程度，有一个最好的试温点，那就是五星级酒店。”英国《经济学人》如是说，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在2013年，已经有56家五星级酒店主动要求降级以获“重生”。而这其中的原因正是政府大力杜绝奢侈之风。不仅如此，大城市里的私人俱乐部和大饭店的业务也出现了下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在一年前开启，范围广阔而且具有持续的战斗力，可以想见，马年的“派对时间”将显著减少。报道援引全球房地产公司莱坊的数据显示，2013年下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餐饮收入下滑了30%-40%。高端酒店不得不开始“大打折扣”自降身价来招揽大众消费者。

新加坡电视台报道称，春节期间，中国将豪华盛宴作为重点盯防的目标。这是继去年中央禁止使用公款购买月饼、鞭炮和新年贺卡后的又一“紧缩政策”。专家表示，这些措施绝不是浮于表面的，相反恰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政府组织举行的招待会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降幅达到了70%。假日反腐

奢侈品

“别把赌注押在中国消费者身上”

除了“舌尖上的浪费”，很多奢侈品牌的收入也出现了显著下降。美国消费网站CNBC称，中国顾客或许正为新年送礼摩拳擦掌，但高盛集团表示，中国大陆的奢侈品商家或许无法从中获益，“近期的政策解释暗示北京正加大行动力度，尤其是加强监管和采取更严厉惩罚措施。”

该集团在题为《别把赌注押在中国奢侈品消费者身上》的简报中写道，近期公布的反腐5年规划新增更多重点改革领域。从澳门赌场的贵宾室到大型餐饮企业和豪华手表，许多高端行业正遭受业务量大幅走低。高盛称，“其中极有可能蕴含着需求逐年下降且进一步萎缩的风险。”

德意志银行则表示，从时间和规模上看，中国政府去年的反腐措施均超出外界预期。该银行预测，中国奢侈品市场将类似去年约2%的速度增长，而在前年，这一涨幅为7%。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已有迹象表明，中国这场反腐运动产生了效果。奢侈品如顶级箱包和手表，本已受到经济减速的冲击，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几乎无人问津。

假日反腐

专家说

年关抓廉关国人春节消费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可谓沉珂痼疾。”邓联繁教授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媒体对2013年有关职务犯罪案件的梳理发现，贪污受贿案件中，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总数的31%，生动说明年关即“廉关”。中央高调并动真格反对春节假期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显示了中央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邓联繁教授称，春节期间，伴随着反腐之风，国人消费呈现出三少三多的新气象：从消费去处看，用于请客送礼即用于他人的消费少了，用于自己与家庭的消费增多了；从消费来源看，三公消费与单位福利明显少了，自掏腰包的消费多了；从消费风气看，奢侈消费现象少了，理性消费现象多了。

邓联繁教授表示，尤其中国官员，在春节期间，迎来送往的应酬与瞎忙少了，陪家人清静的时间多了；送礼收礼的少了，廉洁过年的多了；盲目攀比的少了，低调务实的多了。

假日反腐拒绝一阵风应变成持久战

邓联繁教授表示，假日反腐对于中国的这场反腐战役来说十分必要。“我国是人情社会，节假日是你来我往、联络感情的良机，也是糖衣炮弹袭击官员的高发期。同时，从节假日这样具体的时间段入手反腐败，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直观地感受到反腐败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点尤为重要。”

但是邓联繁教授也同时指出，目前还有不少人受传统人情文化的影响，纠结于要不要在节假日送礼，担心不送影响自己的前程与利益。对此，要加大现代廉洁文化教育，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同时，在中央的高压下，腐败有由明转暗、由显性转向隐性的趋势，需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提高违纪代价，形成巨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很多群众担心节假日反腐是“一阵风”，忧虑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既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歼灭战”，又要加快形成长效机制，打赢“持久战”。本版文/记者黎史翔

第四篇：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中国加强制度化反腐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反腐”是代表委员热议、媒体关注的话题。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抛给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腐。第二天，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反腐将一如既往保持高压态势。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反腐新常态阶段，反腐不但是建设廉洁政府的重要抓手，也成为依法治国的重要推动力。

反腐成果显著

2014年，众多高官落马。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6月30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12月22日夜，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此前，12月5日，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与高层腐败相比，基层问题也很严重。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共有637名贪官落马。2014年，各省区市党委巡视组共发现涉及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1709件，涉及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5570件。

大力反腐为改善官风和社会风气带来希望。据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随机访问结果显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当下奢侈风有所改善，近七成受访者表示“吃饭讲排场”和“送高档礼品”的现象减少了。一位公务员表示，“少了应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工作上。不怕打点不到位，也不怕拒绝不了别人的送礼或请客，而且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中国政府反腐败举措也受到国际关注。澳大利亚学者梅丽莎?泰勒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治理体制以及法律规则，所以反腐败非常重要。

加强反腐制度建设

腐败的治理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专门制定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相关法律、法案有100余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说：“腐败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共性，不同国家的反腐立法，也有一些共性的经验可供借鉴，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可以尊重和遵循，加速中国反腐立法进程。”李少平认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才能使反腐从“治标”向“治本”迈进。

其实，关于反腐立法的呼声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没有中断。19 9 9年，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张仲礼就提出法治反腐观点，并向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提交了《建议制定国家“反腐败法”的议案》。这是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许多国家制定了《反腐败法》或《惩治腐败法》等法律，而中国只有刑法对贪污、受贿、渎职等，作了惩治性规定。”张仲礼说。但几十年来，中国的反腐一直停留在“文件反腐”，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

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立法进程加速。2013年，全国人大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2014年，执政党对“完善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对于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提出明确要求；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列为重点工作。“制度的完善会对反腐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李少平说。

李少平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严重的干部腐败问题，必须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来处理。让这些腐败分子不敢为。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震慑作用越来越显现，取得很多成效。同时，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在治本上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让他们不能为、不想为。”

推进国际反腐合作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反腐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员特别是资金的跨国流动，一些贪腐分子通过洗钱、对外投资等形式将赃款转移至境外，加大了反腐调查的难度和成本，助长了贪腐的气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有1.8万名贪官外逃，仅2013年就有至少500名官员逃往国外。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仅成功地从54个国家和地区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跨国反腐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国际高效协作。

2014年11月，在中国推动下，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决定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旨在推动亚太各国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重申共同打击腐败的决心以外，还出台了一些具体的举措。

2014年12月，中美双方在北京召开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第12次会议，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达成重要共识。JLG成立于19 9 8年，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反腐败合作框架。美国是中国贪腐分子外逃藏匿较多的国家。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但中美之间有多个反腐败合作机制。美法学研究机构专家孙远钊（Andy Sun）在媒体上撰文称，中美加强反腐合作不仅利于构建法治中国，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未来双边关系发展。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中国开展国际反腐合作情况时说：“2014年，中国在海外开展了‘猎狐行动’，抓回了一批外逃嫌犯，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中国还完成了11项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作条约的谈判，使这两类条约的总数达到了91项，实现了各大洲的全覆盖。”他表示，中国愿意同更多的国家签署相应的条约和协议，“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

第五篇：2014中国反腐报告

2014中国反腐报告

2014年11月3日，担任中央纪委书记近两年的王岐山在《人民日报》撰文：反腐败是输不起的斗争。

面对反腐败斗争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却用了“输不起”来概括。原因何在？

改革开放30多年，曾担任过不同层级的“一把手”的省部级干部，头十年因腐败而受到查处的仅2人，第二个十年增加到15人，第三个十年跃升为100人左右。

对于30多年的反腐败，群众不理解，党员不理解，干部不理解--“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等议论，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流传？基层不理解，中层不理解，高层也不理解--“县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统统枪毙有冤枉的”，怎么会在九十年代四处传开？行贿人员不理解，受贿官员不理解，专门机关更不理解--权钱交易，官员怎么就“一拉一个准”；隔墙开枪，问题怎么就“一查一个准”；狱中交代，怎么“叫谁下谁就准下”……？

所有的疑问，都一个指向--30多年的权力反腐，到底怎么了？ 2012年11月，决定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十八大”上，担任两届总书记10年的胡锦涛同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28700多字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制度”一词竟高频率出现了100次！面对依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第一次极其严肃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同样是在这次党代会上，历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而且在中央纪委全会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尖锐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2012年12月4日，新任总书记不到20天的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是一个庄严承诺，既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为端正党风政风率先垂范；也反映出新一届党中央对当前反腐败局势的深刻并清醒的认识--必须强力反腐、从严治党。在一个月后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总书记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宣言。

十八大前，我曾撰文提出，新一届党中央将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而反腐败因其共识度最高、支持度最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而必须成为攻关破局的首选。2012年12月6日，中央紀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首次通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调查的消息。中央的强力反腐败拉开序幕。2013年，全国18.2万名党员和公职人员受党纪政纪处分，平均每天近500名；全国3万多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平均每天82名。近两年来，5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被查处，平均每月2名多。截至2014年7月31日上午10点，被中紀委网站通报涉嫌违法违约纪的官员中，厅局级以上干部达300多名。如此高强度、大力度、长时间的反腐行动，极大的震慑了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其中相当多的人开始收敛收手了。

形成反腐高压态势一年后的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目标（也即政改目标）。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纲领。

从下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到明确“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反腐目标，这场没有硝烟的反腐败之战，不仅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而且收到前所未有的效果，为治本赢得时间。

两年来的反腐败斗争成效，不仅国内肯定，而且举世公认。“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去年第一次给了中国40分，结束了我们多年来从未突破40分的历史。但作为反腐败一线最高指挥员的王岐山，却用了“输不起”三个字来总结。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反思。在前所未有反腐成效的面前，“输不起”折射出的不仅是反腐败形势前所未有的极其严峻和险峻，而且证明了王岐山作为反腐前线最高指挥官头脑的清醒。

我以为，越是在反腐败斗争的第一线，越能真正感受到形势的极其严峻；越是查案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越能真正明白腐败呆账存量前所未有的极其巨大；越是高压态势下的强力反腐，越能真正懂得化阻力为动力的极其不易。

从“输不起”的可能性、现实性来看，大概有这么九个：一是多年治标，让治本输不起；二是党不管党，让党建输不起；三是苏联模式，让执政输不起；四是缺乏特区，让政改输不起；五是等级授职，让普选输不起；六是呆账存量，让化解输不起；七是冷眼旁观，让民意输不起；八是灯下之黑，让自身输不起；九是失之交臂，让机遇输不起。

防止这九大“输不起”，在于能否赢得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为打胜这场反腐之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为了赢得时间，在最初的阶段，坚持以治标为主，谁问题严重查谁，谁腐败突出抓谁；保持强力反腐的高压态势，以上率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反腐压力层层传导，让“超调量”（控制系统动态性能指标中的一个指标值）保持在一个合理可控的范围内，从而收到校枉虽过正，最终能复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行动。但是，“输不起”不单要赢得时间，更要赢得空间。因为，赢得时间虽然是“输不起”的前提和条件，赢得空间才是“输不起”的关键和根本。

赢得空间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既是两军对垒的抢占滩头阵地，也是科学家必须有的试验之场；还是试错纠偏的试验田和发展巩固的落脚地；更是可供复制拷贝的样板间和升级换代的N.0版。

于是，“十八大”以来的两年，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逻辑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治标力度前所未有，是为形成反腐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反腐高压态势，是为集中力量打击重点；通过对现有兵力“三转一聚”的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可以让相当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为让更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应该分而治之推行有条件赦免；为让有条件赦免问题官员不空谈误国，需要设立政改特区先行先试率先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率先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治本，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顶层设计。

高压态势两年后的下一步，中央的反腐会突出四个要点：一是时间上的聚焦，以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的为查处重点。二是空间上的聚焦--现处在重要岗位，可能还会被提拔的。三是问题上的聚焦--线索集中的。四是影响上的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下一步反腐败斗争突出“四要点”，将为一些问题官员留下“金盆洗手”的时间和机会。

深刻的反思，使中央认识到，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重转换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由于实践中未能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由于30多年来，我们只在经济领域而未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因此不仅腐败的形势极为严峻，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明显不足。因此，总书记尖锐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而摈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既是当前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不走“老路”走出“新路”的成功之道。

30多年的权力反腐，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最大的问题是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当前高压态势下的强力反腐，使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更大的政治勇气已经不是敢不敢反，更大的政治智慧已经是敢不敢改。这是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智慧。一部人类社会史，既是一部权力扩张与权力制约的冲突史，也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史，还是权力结构的发展史，更是权力与权利的搏弈史。其中，最大的公约数是权力，最好的形式是公开，最深厚的动力是群众，最能发现问题的机制是监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终实现制衡的法宝是民主与法治。而制度反腐的过程，就是推动权力结构不断改革并“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过程。

综上所述，反腐败斗争的输与赢，既表现于能否赢得时间上，更体现在能否赢得空间上。其一，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社会治理的好坏，常常赢在权利的合理保障和伸张，输在权力的过度滥用和膨胀。其二，只有改革党的领导，才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则，适得其反。再不改革党的领导，则很可能输；只有坚决改革党的领导，我们则会赢。其三，不改革权力结构，权力反腐肯定输；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在局部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反腐则肯定赢。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凤凰网独家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