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能否动摇中国经济

第一篇：计划生育能否动摇中国经济

计划生育能否动摇中国经济

主题：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探讨 时间：2012年7月5日

主讲人：李建新、穆光宗 主持人：焦洪昌 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 编辑：周东旭 精彩摘要：

任何一个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多是负担，30年来这个观念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我们一直处在误解中。

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老龄化进程，这就是为什么说“未富先老”。

林毅夫乐观预测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20年，也就是60后全部退出舞台的时候，但如果从人口的因素看，其实并不太乐观，可能80后、90后、00后要支撑整个社会，就非常艰难。

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的孩子就是负担，没想到这个孩子在二十几年以后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劳动力和人才，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

生育率是越低越好吗？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都有答案，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是相互关联的，量变会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以下为对话实录： 计划生育的“功”与“过”

“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未来十年内，20岁到40岁年龄段减少一亿以上”

焦洪昌（主持人）：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先做一简单的背景介绍。

近日媒体爆出陕西镇坪县怀孕7个月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被计生委人员强行引产引发社会关注。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一句话。1949年到1953年，国家的政策是鼓励人口增长，限制打胎。第二阶段，1953年到1956年，提倡生育，但有计划的节制提倡。第三阶段，1957年到1964年，政策反复期。其中1959年到1961年后人口反弹，1962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节制生育。第四阶段，1970年到1984年，严格控制人口。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现在人口多，70年代人口要注意计划生育，1973年，国家计生委把人口计划指标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2月，毛主席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作“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批示。

计划生育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改善青少年的教育。

其消极影响有：第一，人口性别结构问题。据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是11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增大，加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第二个是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

第三，劳动年龄人口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未来十年内，20岁到40岁年龄段减少一亿以上。

第四，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难所养”和老年父母“老无所依”。

从刚才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弊端明显比积极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国家现在又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修改，我们就此做一讨论。

下面我们有请主讲嘉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建新教授和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计划生育加快中国老龄化进程 “另外一个非常特殊之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极具偏高，严重失衡，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

李建新：只要梳理最近频频发生的事件，就会看到人口问题迫在眼前。

说到人口，大家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90%的回答都会惊人一致，脱口而出：多。任何一个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多是负担，30年来这个观念在中国人中根深蒂固。我们观察思考任何问题，都带着这个预设，比如堵车或者学生食堂拥挤，肯定会抱怨一句，“中国人太多了”。我们一直处在这种误解中。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大的方面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是生育权利，基本人权的问题。第二层次是人口，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方面。首先人口自身的变化，其次是人口作为变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最高一个层次是从宏观、长远看人口作为国力的力量，怎么影响文明兴衰。

人口是一切之基础，人口变化必然会影响方方面面，甚至平稳。人类人口史上99%以上的时间处于高出生、高死亡。到20世纪为中心，更确切的说是以工业革命启动人口变化，开始增长，不到20%的发达国家率先变化，20世纪开始加快。

20世纪里发生人类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第一，人类人口的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第二是增长量，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人口数量上是二元变化，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而发展中国家处在转变之中。未来世纪谁引领人口变化？是发展中国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数量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内部结构还会发生变化，这里指的是自然结构，即年龄和性别，比如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结构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从21世纪开始变化非常迅猛。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这就是现在流行的说法，“老龄少子化”。

中国人口有什么特殊之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一过程带有很强的压缩性，出现许多结构问题出现，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年人口迅速降低，不同的生育水平会影响内部结构急剧变化。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更快。社会发展带来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老龄化，但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快了中国老龄化进程，这就是为什么说“未富先老”。

另外一个非常特殊之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极具偏高，严重失衡，是人类人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2020年婚配失衡三、四千万，有理由相信还会高，因为2010年普查数据出生比指数依然偏高。

更要命的是，实际上我们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在同一时期是相互叠加的过程，严重失衡。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并不太乐观

“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是庆幸的，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口内部结构，使老龄化、少子化加剧，使性别结构严重破坏，动摇了国力强盛的稳固基础”

李建新：人口结构发生如此剧烈变化，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把中国建国60年分为前30年、后30年，我认为前30年的人口是顺势而为，是积累能量的过程，而后30年则是逆势而发的过程。

这30年是谁在创造中国的成就？是50后、60后、70后，现在的80后、90后、00后，真正创造是在30年以后，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现在等于是在交接之中。

现在已经开始变化，前一阵子在讨论退休年龄要不要推迟，从2010年起50后开始退休，又讨论常回家要不要入法，这些看起来与人口没有关系，但仔细一想，其实在前30年就已经种下结果，人口变化有一个滞后性，还没有全面爆发，现在是最辉煌的交接期。

林毅夫回国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做了一个乐观的预测，说中国经济还能快速增长20年，也就是60后全部退出舞台的时候，但是如果从人口的因素看，其实并不太乐观，可能80后、90后、00后要支撑整个社会，就非常艰难。

上升到国力，国力分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包括领土、人口、军事等。国家军力肯定与年轻人口有关系，前一阵子将军们已经发现招兵难了，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硬实力。

软实力实际上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指秉承这种文明的人口，人口越多，文明的影响越大，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另外就是人口结构是否合理以及人口素质的传播，保持活力，能够应付各种挑战。

欧洲今天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结构性挑战，表现在经济上是养老金什么的，还有文明，担心要不要移民，移民可能带来对欧洲文化的挑战。另外，奥巴马选举胜利有很多解读，如果从人口结构版图上看，50年前不可能出现，到奥巴马选举时，白裔已经由80%缩减至不到70%，尤其是在选民中，年轻人比较多。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另一社会发展潜力指标，即24岁人口数量及比例，中国是1.2亿，但50年以后减半，美国数量不多，但一直持续的，保持在10%左右。印度的数量不断增加，结构一直在10%。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追赶美国不够有后劲，与印度之争同样没有后劲。我们常常嘲笑印度这只大象非常迟缓，但它非常稳健，龙可以高高的跃起，也可能重重摔下，从总体上评价，中国人口变化无助于中国国力进一步扩大。

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是庆幸的，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口内部结构，使老龄化、少子化加剧，使性别结构严重破坏，动摇了国力强盛的稳固基础。

我们怎么办？回到刚才那两个层次，从人权上彻底给予保障，在人口层次上鼓励多生，多生不是追求数量，而是追求结构目标，只有结构合理，才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民主国家。

短缺经济催发计划生育

“19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人口增长马上要分享福利资源”

穆光宗：首先从历史上看一看，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人口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人口政策需要大历史的眼光。

现在回想起来1980年9月25日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仅是人口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出台《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后来实际变成只允许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或者是多数的夫妇和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是一胎化，不完全是一胎制。当然，也有农村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儿的话，间隔几年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一胎化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进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新时代，追求低生育率，生育越低越好，少生就是一切。我们现在还比较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定位“晚、稀、少”，晚婚晚育，生育进度拉长，生育子女相对减少，少生不等于独生，从5个孩子到2个孩子也是少生，5个孩子向一个孩子就发生了本质变化。1980年的转折点，从“晚、稀、少”过渡到一胎化的强制计生。

现在讲以人为本，可当时是以数为本，追求人口总量和增量要减少，以零增长、负增长作为战略目标。代价也是非常大的，人权、生殖健康、干群关系，还挤压出少子高龄化、性别鄙视、独生子女问题等等。

为什么会出来这么一个政策呢？可以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人口的认识来分析，这么一个政策绝不是历史偶然。1980年中国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人口增长马上要分享福利资源。

人口控制理论有一定道理，我认为马寅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至今依然有一些核心价值，比如说生育权，鼓励生两个孩子，用经济办法调节人们生育行为等等，是可取的。

计划生育理论把人口负面化、妖魔化，认为出生的孩子就是负担，没想到这个孩子在二十几年以后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劳动力和人才，可以回馈家庭的抚养、国家的哺育，是有生命周期的。

1981年以后中国进入政策性低生育、少子化，追求1.5个孩子，地方上更加严格，少于1.5个，最好不要生，误认为生育率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具备自觉减少人口压力的制度力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力得不到好的投资和开发，很多新成长的劳动力窝在农村蓄水池中，隐性失业，包括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政治的年代，这已经成为历史必然。

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

“治理当下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穆光宗：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当下来讲，人口的负面被严重夸大，是见数不见人，看见人口的数量，没有看见人的创造力、生产力。人口数量论、负担论、过剩论、分母论、人均指标论、压力论甚嚣尘上，也从国外也引进一些理论，人口癌细胞扩散论，人口无限增长论等等，现在都成为垃圾理论，强制计生无视超低生育的巨大危害。人口是一个生态系统，男女、老少比例失衡后，功能会发生变化，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这是表象之见，中国人口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

低生育目标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终结。什么叫人口问题？学界有个界定，就是人口内部失衡，性别年龄结构失衡，或者从外相来看，人口发展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达到一定层面。

生育率是越低越好吗？当然是否定的，生育率下降应该有底线，国内、国外古今都有答案，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开发是相互关联的，量变会引发质变，对人口数量的调控一定要适度。

我们已经进入后马寅初时代，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人口问题转向复合的人口问题，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性人口问题，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政策型人口问题是与一胎化政策有关的人口问题，现在所讨论的很多人口问题实际上都与一胎化政策分不开的。我们要调整政策的呼声为什么如此强烈、迫切，如此异口同声，不是没有理由的，有依据。

人口问题的确林林总总，非常复杂。人口成为问题的面向，需要问什么人口，因为人口分青少年、青壮年、老年、残疾人，有男性、女性等等，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标识。

人口问题具有变异性，有潜伏期和爆发期。如果说人口多是问题的话，人口少也是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参照系和评判的标准。

人口具有周期性，也具有强大的惯性，是一个慢变量，特别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当下人口问题。治理当下人口问题是为20年以后的中国打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人口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是需求问题，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人口的城市化，受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知识上竞争压力的上升，以及新生人口对家庭抚养能力的挑战等因素都会导致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不用担心生育率不会低，要担心生育率会不会太低。

年轻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年轻人的规模比重决定着国家的人口实力，年轻人具有极其宝贵的开拓力、创新力、生产力、消费力和战斗力，这是一个结构的概念。

我判断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陷井”，难以自拔。人口少子化比老龄化危机更为深刻，已经爆发进而深化扩大。政府要正确引导生育，不能强制干预。虽然计生委被大家批的体无完肤，但希望能够把一些后遗症问题承担起来，转型成“人口家庭委”，需要思路创新，保障家庭的权益，优化人口。

我们要提出四个发展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家庭健康幸福发展，社会团结和谐发展，人口优化持续发展。不要过分陶醉于低生育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沉重代价，还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生育过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年轻人不足，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从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第二篇：“计划生育国策”不能动摇

“计划生育国策”不能动摇

2010-04-12 11:38:01

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两会”后，“生二胎”呼声越来强烈，生育观念激辩来势汹涌。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备受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个别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生二胎”。个别媒体和少数国民随之起哄。其理由不仅忧国忧民，还忧人类忧世界——“生二胎”是为了人类

生态平衡、为了国家后继有人、更是为了救国和拯救全人类！好高的理论！好高的口号！那么，且问？“生二胎”的物质精神底气和理由又是什么？因为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为我们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物产丰富，因为我们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我们已成为大国或强国，因为人家国外提倡二胎甚至多胎，因为可以开发和利用太空或月球甚至更多星球，因为多子多孙必多福，因为人多力量必定大，因为我们已摆脱温饱迈上了小康，还是因为什么？无论如此种种或更多的理由和想法。愚人之见，“生二胎”不可取，至少当前不可取。“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放松、不得动摇。为“国家计生委表态：‘十二五’期间不放开‘生二胎’”叫好！

“山区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优生优育，晚婚晚育，一个正好；要幸福和谐之家，从少生优育出发。”这是上世纪人们常挂口头的顺口溜。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计划生育口号”就像晴雨表，反映着人口政策的变化。回溯我国人口演变的三个时期可以看到其发展路径：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政府则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导致人口快速猛增，当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受到严厉批判，在历经1959年～1961年天灾人祸后，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第二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这一时期，“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随后，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适应人口”规模，“优生优育、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第三时期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

也正是在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三个关键时期，个别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认为，如果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和“生二胎政策”，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甚至人类生态平衡带来影响。的确，如今人口发展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然而，急于放开“生二胎政策”，还是为时过早。假设为了满足少数民众“生二胎”的意愿，一旦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反弹，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什么不能放开“生二胎政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建议的人大代表和委员反问“计划生育政策”。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应该很清楚，我国人口早已饱和，目前人口基本上与国力、国情、经济等成正比。当前之所以导致人均国力不够的现象，很多人都没看清“人均”这个概念。相对全球而言，我国人口不仅饱和，且依然众多。咱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什么不能放弃？是因为人太多，需要提供劳动岗位。随着科技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作逐渐被机械化代替，太多的人口让中国难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即使我国全面城镇化，所有城镇均不宜推行“两个独生子女夫妻可生二胎”或其他“生二胎”的政策。如果现在就急于提倡和放开“生二胎”。敢问，想不想50年或100年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接近、达到或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想，而且还要圆这个百年梦。那么，现在“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政策依然是国富民强的重要一环。

“独生子女会孤单，会养成自私的性格。”的确是一针见血，如果仅仅出自这种想法而提出“生二胎”也未免太过于自私？简直是无视国情、无视国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言论“要求放开计生政策，提倡和支持生二胎。”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理由都站不住脚。就说“80后”、“90后”、“00后”独生子女们自私和孤单等现象，其实，与我们的社会环境、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网络环境等关系密不可分。面对独生子女孤单和性格等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改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环境，而是拿“生二胎”和“超生”来“垫背”。可以大胆地放言：如果不改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即使生二胎、三胎，甚至多胎，都无法改变子女们身所犯的“孤单”、“自私”等问题，更不会因为少一个或多几个兄弟姐妹方能解决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问题。

“4－2－1”家庭将是中国普遍的家庭模式，即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父母、一个孩子。这让社会对独生子女的压力感到担忧，其实，“4－2－1”只存在于理论上，单就“家庭GDP”的而言，很难成熟和变为现实。在国人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是一种普遍性的愿望。而现实生活中呢？恰恰相反，基本上都在“啃老”。子女从出生、上学到工作，再从买房、结婚到生孩子，几乎50%都靠父母。现在国家的惠民政策也越来越好，在逐步推进和实现“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只要父母活着就有医疗和生活的保障，维持生活是绝对没问题的，只要子女不继续不断地“啃老”，自然也不需要子女们负担什么。故而可知，“4－2－1”现象不用担忧，更不会像泰山压顶一样的压在独生子女们身上。同时，要适当控制“农村一胎是女孩的，还可生男孩；城市夫妻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可生二胎。”等现象。只有控制“生二胎”或“多胎”，才能确保因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经费用到改善老龄化人口的医疗和生活保障等方面。至于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等现象，应通过其他行之有效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应急于迈出“多生”之步！

历史经验证明，人口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全国少生4亿多人，同时，“优生优育、晚婚晚育”得到全面普及和认可。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4年，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全球压力。

据计生委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专家观点：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生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惟有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如果全面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一旦放开，其经济、资源、环境等根本无力承受。

由于国人深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四代同堂”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若一旦放开“生育二胎”，我国人口不仅会迅速大幅反弹，甚至会成覆水难收之势。人有忧虑：与富裕的G8国家相比，中国将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一胎政策”造成了“民工荒”、“用工难”、“高离婚率”、老龄化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等，甚至威胁到社会、家庭的稳定。现在正是放开“生二胎政策”的关键时期。我认为，这是一种偏极的观点，仅仅用“人口多少”而论剑实际问题是极为片面和极端的。多子女固然多福，生活是美好的，生活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养一个孩子，已不是多煮一把米的问题。假如要养大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要投入的养育和教育成本至少是大几十万，还不谈买房和结婚等。特别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生活状况。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了吗？能挑得起“二胎”或“多胎”的重担吗？

男女比例失调、人口基数下降、廉价劳动力枯竭等因素。这都是暂时的，生态失衡还没有上溯到政治理论高度。我承认，人类要繁衍，社会要延续，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繁衍与养育后代，可我们总不能老用“养儿防老” 和“多子多福”来作为我们永恒不变的生育观念。随着社会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固有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应坚守现在“少生优育”、“男女同喜”的新型生育观念上。

针对目前和未来可能预计的我国人口问题，反思以往我国的人口生产状况及其政策决策，充分论证其成败得失，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指示方向，已成为当务之急亟待解决的首要重大战略决策。让一个个“优生快富”的家庭在和谐康庄的大道上迈出更稳健、更美好、更幸福的步伐。

“计划生育”坚持了30年不变，后30年变还是不变？历史关口——“生育二胎政策”正在激辩。好在国家计生委表态：“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强调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符合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期望今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会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生育标的”，以便为决策层、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供重要参数。看能否到“十三五”即2015年后，国家能作出“二胎政策”的决策。“生二胎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平稳过渡的过程。哄不得，急不得，急不来！

第三篇：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动摇中国国家安全基石

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动摇中国国家安全基石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的巨大风险新疆7。5事件只是一个开端。今天同胞还沉醉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洗脑迷梦中，但我不能任由我们国家走向万劫不复与全社会的麻木不仁。

在昨天，历史已经见证了我的远见与爱国心；在今天我也全力以赴，反抗计划生育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我无所畏惧。只因为我，陈天，高凉陈君并不想我的祖国一如苏联那样走向最终的崩溃解体；明天，历史必将会再次证明我陈天的人格与丹心！

主体民族的减少必将会导致到多民族国家的彻底崩溃解体，这个结局放于任何一个从事辽阔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国家都合适。

不要笑话我了，只是因为我比你看得更远点也才更感到痛心疾首！

陈天的名作《帝国学与陆权战略》已经在中国互联网广为流传了，热心的读者早已经将其编成电子书供大家下载与阅读。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历史最终能够长久“记住”陈天这个人，第一原因就是因为我写过一部叫《帝国学与陆权战略》的书。

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历史将会叫你最终食血。新疆的7。5事件只刚刚是个开始而已。

现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就实际上等同于纳粹组织，但纳粹德国也有崩溃的一天，历史将会证明强制实施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已经造成了多么重大的伤害。

我长期研究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根源。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国内的声音几乎都是一片歌舞升平，以为从此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内的民族冲突问题了，一个“真正的苏联人民”从此诞生于人类历史。

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理想主义思想已彻底破产。

中国三十多年来持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巨大安全威胁，就表现于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占中国国家总人口成份比例的“绝对优势地位”出现了动摇，这可是危害国本的真正大问题。

至于中国的“上层阶层”是否还铁板一块绝对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事实已经表明完全不是这样，如军方就已经对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巨大的怨气，毕竟维护中国国家真正统一的核心力量是军方，是枪！

至于高凉陈君日后是否会移民新疆，如果国家有这个需要与请求，在下义不容辞，当为国赴汤蹈火！新疆作为帝国统治的“前沿地带”，需要的不仅仅是热血还要有真正一流的“政治运作与管理技巧”。

而本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新疆驻屯军”设想的坚定支持者。一句话，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而帝国的恒久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按“帝国的生存法则”来运行。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认为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军队的发展要“忍一忍”，结果大量军事装备研制工程下马为经济发展让路。但这一政策也是暂时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台湾独立风起云涌，军队装备研制大发展又重新上路。

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也有其合适的一面，毕竟那时国家极穷，要控制“食口数量”，要将国家资源优势都投入于发展经济。

问题是世界都是变动的，时至今天中国国家的形势已经彻底改变。国家经济上来了，但国家安全形势却日益恶化了，新疆发生的7。5事件就是严重的警示。而在新疆平暴之类的“帝国统治控制事务”工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的军队，是我们控制的枪。而决不是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有三衰六旺，国有轻重缓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为今中国计，未来中国的安全形势将向何种方向发展，将完全取决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否。而与军队的迫切需求相比，牺牲下计划生育委员会又算什么？！

在人类帝国的运行机制中，从来都是“枪”在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其它。在MSL极端势力全球爆炸性扩散的今天世界里，决定中国国家安危与汉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军队的忠诚与强大”而不再是其它的一切虚幻的东西。

因此，与人民军队作对，你就是中国的敌人，汉民族的敌人。好自为知之。

当“国家安全”已经上升进而取代“国家发展”而成为国家政策的首要关注目标之时，国家的政策就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决择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已经无法再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环境之时，“国家发展”的政策就必须要为“国家安全”的政策而让路。象苏联帝国都样，国家都崩溃解体了，还发展什么？！

因此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作出重大调整是必须要的事情，与趋势为敌你就是历史的罪人。

象中国这么一个从事着辽阔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国家，主体民族如果没有足够充沛的人口数量优势，国家军队将无法对“帝国统治的前沿地带”进行“足够密度与足够深度”的严密控制。

这样帝国国家社会就会日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安定因素”与“地区无政府现象”。帝国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控制的日益剥弱，一旦“力量的真空地带”出现，其它各式各样的分裂势力与封建割据势力就会迅速沉渣泛起进而取而代之。

日后一旦帝国中央政府出现突发性危机与事件，诸地区间早就潜伏着的分裂主义势力与割据势力就会立即揭杆而起“分土裂国”。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瓦解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冷，因鉴不远中国当时时自警醒反省。

搞国家战略级别的预测从来就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这些事一个大国，帝国中总得有人做才行。这也是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够历经那么长久的历史风霜吹袭数千年来不断绝于人类历史的核心根源。

我的影响力在中国互联网极为广泛，如果我的理论是书呆子理论那么我也无法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拥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我这个人是无所畏惧的，早年我就直接向国务院写过信表达过我的观点与看法，最高层是完全知道我是谁，并且是个什么人的。我的网名叫高凉陈君，实名叫陈天，我的身份证号码最高层都知道的，有话就说，就事论事就是我的风格。

我从上互联网之始就开始网络实名，我的重要评论从来都是直书真名的，因为我必须要向历史负担，并自认为自已的东西能够最终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现在坚决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首要就是中国国家目前的安全形势已经不容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再作“驼鸟政策”了。如果中国国家最终如苏联帝国那样崩溃解体，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不能够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所用，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要拼着老命发展经济吗？！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却最终为了别人做了嫁妆。

在我心目中“保住劳动成果”与“创造劳动成果”同等重要。

毛泽东主席说过，只要有了人，人间的一切奇迹都能够创造。我当然不认同人越多越好的想法。但在中国今天高度城市化的现实背景下，只使完全开放人口政策，中国也断然不会再现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可能。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高能量消耗密度”社会，人口的再增长潜力早就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所彻底抑制住了。这也是今天的日本，韩国与欧洲国家为何只使从来不曾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却人口反而出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核心根源。

如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宣传专家与高官能够胆敢同我开展电视讨论直播会，我能够奉陪到底。

现在中国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已经由“国家发展”渐步转向“国家安全”领域了。如何在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与MSL极端势力急速全球扩张化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国家的内外方针大政，持续保持中国国家的主体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根本利益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是摆在中国政治领导人面前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核心大问题。

由其是MSL极端主义全球化将会对地球上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国政府将会带来何种程度的冲击与深远影响，这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胡 锦 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们而言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棘手大问题。

当年丘吉尔在评论张伯伦时，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爱好者，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飓风有多么的巨大！

同样的道理放置于今天的中国，美国与俄罗斯诸主流大国面前也一样。

MSL极端主义借助全球一体化浪潮正急速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泛滥成灾，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主流大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毕竟这可是全无古人的大问题。

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必将持续弱化中国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绝对控制能力，这一点可是明确无误的现实问题，相信这道理主席，总理们比我们都深有体会。

连美国本土的胡德堡都会发生恐怖袭击，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可以预见吗？！他日地球上世俗的文明社会我们能够相信谁，依赖谁“一点即明”！

高凉陈君

2010，10，15（重新整理）

第四篇：熊传东：“计划生育国策”不能动摇

“生二胎”不可取，至少当前不可取

近几年，特别是今年“两会”后，“生二胎”呼声越来强烈，生育观念激辩来势汹涌。在继续控制人口总量的同时，对“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备受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个别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生二胎”。个别媒体和少数国民随之起哄。其理由不仅忧国忧民，还忧人类忧世界——“生二胎”是为了人类生态平衡、为了国家后继有人、更是为了救国和拯救全人类！好高的理论！好高的口号！那么，且问？“生二胎”的物质精神底气和理由又是什么？因为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为我们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物产丰富，因为我们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我们已成为大国或强国，因为人家国外提倡二胎甚至多胎，因为可以开发和利用太空或月球甚至更多星球，因为多子多孙必多福，因为人多力量必定大，因为我们已摆脱温饱迈上了小康，还是因为什么？无论如此种种或更多的理由和想法。愚人之见，“生二胎”不可取，至少当前不可取。“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放松、不得动摇。为“国家计生委表态：‘十二五’期间不放开‘生二胎’”叫好！

“山区人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优生优育，晚婚晚育，一个正好；要幸福和谐之家，从少生优育出发。”这是上世纪人们常挂口头的顺口溜。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计划生育口号”就像晴雨表，反映着人口政策的变化。回溯我国人口演变的三个时期可以看到其发展路径：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政府则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导致人口快速猛增，当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长，受到严厉批判，在历经1959年～1961年天灾人祸后，才开始注意人口控制问题；第二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这一时期，“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随后，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据“适度人口”论提出“适应人口”规模，“优生优育、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第三时期大致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人口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社 1

会日益逼近.也正是在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三个关键时期，个别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认为，如果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和“生二胎政策”，因生育失衡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可能给中国未来，甚至人类生态平衡带来影响。的确，如今人口发展既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放任自流时期，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格控制时期，然而，急于放开“生二胎政策”，还是为时过早。假设为了满足少数民众“生二胎”的意愿，一旦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反弹，所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什么不能放开“生二胎政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建议的人大代表和委员反问“计划生育政策”。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我们应该很清楚，我国人口早已饱和，目前人口基本上与国力、国情、经济等成正比。当前之所以导致人均国力不够的现象，很多人都没看清“人均”这个概念。相对全球而言，我国人口不仅饱和，且依然众多。咱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什么不能放弃？是因为人太多，需要提供劳动岗位。随着科技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作逐渐被机械化代替，太多的人口让中国难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即使我国全面城镇化，所有城镇均不宜推行“两个独生子女夫妻可生二胎”或其他“生二胎”的政策。如果现在就急于提倡和放开“生二胎”。敢问，想不想50年或100年后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接近、达到或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想，而且还要圆这个百年梦。那么，现在“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政策依然是国富民强的重要一环。

“独生子女会孤单，会养成自私的性格。”的确是一针见血，如果仅仅出自这种想法而提出“生二胎”也未免太过于自私？简直是无视国情、无视国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发表言论“要求放开计生政策，提倡和支持生二胎。”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理由都站不住脚。就说“80后”、“90后”、“00后”独生子女们自私和孤单等现象，其实，与我们的社会环境、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网络环境等关系密不可分。面对独生子女孤单和性格等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改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环境，而是拿“生二胎”和“超生”来“垫背”。可以大胆地放言：如果不改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即使生二胎、三胎，甚至多胎，都无法改变子女们身所犯的“孤单”、“自私”等问题，更不会因为 2

少一个或多几个兄弟姐妹方能解决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问题。

“4－2－1”家庭将是中国普遍的家庭模式，即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父母、一个孩子。这让社会对独生子女的压力感到担忧，其实，“4－2－1”只存在于理论上，单就“家庭GDP”的而言，很难成熟和变为现实。在国人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是一种普遍性的愿望。而现实生活中呢？恰恰相反，基本上都在“啃老”。子女从出生、上学到工作，再从买房、结婚到生孩子，几乎50%都靠父母。现在国家的惠民政策也越来越好，在逐步推进和实现“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只要父母活着就有医疗和生活的保障，维持生活是绝对没问题的，只要子女不继续不断地“啃老”，自然也不需要子女们负担什么。故而可知，“4－2－1”现象不用担忧，更不会像泰山压顶一样的压在独生子女们身上。同时，要适当控制“农村一胎是女孩的，还可生男孩；城市夫妻一方是农村户口的，可生二胎。”等现象。只有控制“生二胎”或“多胎”，才能确保因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经费用到改善老龄化人口的医疗和生活保障等方面。至于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等现象，应通过其他行之有效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应急于迈出“多生”之步！

历史经验证明，人口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全国少生4亿多人，同时，“优生优育、晚婚晚育”得到全面普及和认可。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4年，减轻了人口增长过快的全球压力。

据计生委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专家观点：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生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惟有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如果全面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一旦放开，其经济、资源、环境等根本无力承受。

由于国人深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3

“四代同堂”等传统旧观念的影响，若一旦放开“生育二胎”，我国人口不仅会迅速大幅反弹，甚至会成覆水难收之势。人有忧虑：与富裕的G8国家相比，中国将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一胎政策”造成了“民工荒”、“用工难”、“高离婚率”、老龄化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等，甚至威胁到社会、家庭的稳定。现在正是放开“生二胎政策”的关键时期。我认为，这是一种偏极的观点，仅仅用“人口多少”而论剑实际问题是极为片面和极端的。

多子女固然多福，生活是美好的，生活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养一个孩子，已不是多煮一把米的问题。假如要养大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要投入的养育和教育成本至少是大几十万，还不谈买房和结婚等。特别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生活状况。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家庭能够承受得了吗？能挑得起“二胎”或“多胎”的重担吗？

男女比例失调、人口基数下降、廉价劳动力枯竭等因素。这都是暂时的，生态失衡还没有上溯到政治理论高度。我承认，人类要繁衍，社会要延续，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繁衍与养育后代，可我们总不能老用“养儿防老” 和“多子多福”来作为我们永恒不变的生育观念。随着社会和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固有的传统生育观念更应坚守现在“少生优育”、“男女同喜”的新型生育观念上。

针对目前和未来可能预计的我国人口问题，反思以往我国的人口生产状况及其政策决策，充分论证其成败得失，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调整指示方向，已成为当务之急亟待解决的首要重大战略决策。让一个个“优生快富”的家庭在和谐康庄的大道上迈出更稳健、更美好、更幸福的步伐。

“计划生育”坚持了30年不变，后30年变还是不变？历史关口——“生育二胎政策”正在激辩。好在国家计生委表态：“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强调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 4

取的重大国策。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符合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期望今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会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生育标的”，以便为决策层、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供重要参数。看能否到“十三五”即2015年后，国家能作出“二胎政策”的决策。“生二胎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平稳过渡的过程。哄不得，急不得，急不来！

第五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变成转型动力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变成转型动力

三年前中国经济曾为GDP“保8”而战，如今却平静地面对“破8”。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经济运行在不同周期中需要有不同的对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许多经济分析专家对“破8”这一结果表示“在预期当中”。年初，政府预测的GDP全年增幅为7.5%。

“石头终于落地”——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在微博中预测，下半年我国经济“进一步平稳没有悬念”。兴业银行经济学家鲁政委则从数据中看到了“经济初现企稳信号”。比如，二季度GDP增幅环比1.8%，比上季度有所回升；固定资产投资13个月内首次反弹。

“软着陆”。这是从去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连续六个季度回落进程中，许多经济预测人士都期待发生的结果。如果再前推一年，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高点算起，中国经济的回落幅度不可谓不大。何处才是“软着陆”的平稳区域？目前看来，7.5%上下的区间，应该就是经济安全着陆的跑道——中国经济的“大飞机”虽不能说已经安全，但已触及地面。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以“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来概括上半年的经济走势。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7.6%这个数据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据预测，“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1.2%；发达国家更若遭遇凄风苦雨，欧 元区预计二季度将负增长0.3%；美国二季度预期下调，经济增速大约为1.6%。

中国经济不可能独立于世界经济环境走出自己的大行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从未来看，欧债危机与美国的次债危机都远没有结束，因此由外需萎缩而形成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抑”，将是一个长期化的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大力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这使全球经济看上去如同一场跑出危机阴影的“百米赛”。可在4年后的今天，“短跑”已经变成“长跑”，走出危机的“赛段”显然拉长了。

一直扮演全球经济“龙头”角色的美国，几年来也一直不能给出清晰的复苏信号。在王建看来，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问题都被藏到了桌子下面”。他认为，美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次债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在真正解决好巨额有毒金融资产出路之前，美国的需求不可能恢复正常。”

他预测，未来5年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在危机中徘徊是“大概率事件”。由此，中国外需的减少是刚性的。“这就决定中国经济要保持住一个较高的增长率，只能靠自己打开内需”。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内外夹击”的结果。外需不利，内需也处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比如，国内消费受居民收入影响，是一个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而投资是个快变量，特别是公共投资，可以力挽狂澜、立竿见影，但现在不能再靠类似“四万亿”政府投资的方式刺激经济，因为这是“打强心剂”式“西医疗法”，存在“副作用”和“后遗症”。

他提出，中国经济平稳着陆要用“新办法”：包括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间投资；减税费调动企业投资热情；培植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对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实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等。

确实，经历过当初“四万亿”大手笔的“保8”之战，“破8”给人的心理震撼甚至大于实际影响。

上半年，广东省的经济数据已经透露出“缓中趋稳”的迹象，但当地政府并不敢大意。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指出，今年以来广东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这本质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经济波动周期性因素的叠加反映，使得广东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他提醒各地要增强“忧患意识”。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的长期战略和根本挑战是“调结构”，而“稳增长”通常只是短期内的战术动作。“经济低迷时期往往正是调结构的最佳时刻，一定要把经济下行的压力变为转型的动力。”

他表示，在投资上应该扭转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而要对农村水利、城市污水处理、市政建设、电网、宽带等基础设施多投入；在消费上则要启动文化消费等“大消费”领域。

学者们与执政者的心态总是有差别。对短线“稳增长”持不赞同态度的经济学家占了多数。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分析称，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以后，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他说，“这是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短线上越冲动，未来面临将是更大的通缩，就像陷入沼泽一样，越挣扎，越没希望。”

针对“破8”之后出现的一些要求政府“救市”的呼声，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经是“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早在金融危机前就很明显，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强力刺激政策，到今天似乎更严重了。

她提醒，类似降息之类的货币宽松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刺激投资规模的扩大，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使政策“微调”、“预调”变成“超调”。因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对既有模式的严重依赖和路径锁定”。

也许换个思路就能找到摆脱“两难”的出路。比如，为什么不能“以空间换时间”？

今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中的武汉、南昌、长沙等地GDP增幅，都远远超过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上半年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中部地区增长12.9%，西部地区增长13.2%。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呈现“中快东慢”、“西快东慢”的迹象。同时，我国沿海产业面临“腾笼换鸟”、向中西部转移的热潮，新一轮经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的产业转移就数以万亿计。

辜胜阻由此建议，中西部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文章，要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来“稳增长”，把后发展地区培育成新的增长极，使中西部地区成为稳增长的“新引擎”。

有学者称，对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经济体而言，空间比时间更重要。因而仅仅陷入对经济增速快慢的争论可能是自捆手脚。既然是一次“长跑”，调整呼吸频率和步伐节奏，要比速度本身更紧要。

这可能就是依据。面对“破8”后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尤其是对中国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在他看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地域发展的差距比较大，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发展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以及后发优势都非常大；另外一个，是中国仍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以前是以吃穿为主的消费结构，向以住、行、教育、旅游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结构在过渡，这要持续若干年。比如汽车，即便经过了“井喷式”发展，目前中国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城镇为18.6辆，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每百户的汽车拥有量超过150辆。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潜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这“四化”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和消费能量，支撑经济增长。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在技术创新、“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达成共识，并坚定不移地落实，没有谁能够阻止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这场“长跑”竞赛中取胜。

（来源：中国青年报，记 者

众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