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

第一篇：中国经济思想史

《中国经济思想史》教案

第一章

西周及西周前的经济思想学习目的和要求

学习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要了解《中国经济思想 史》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明确其研究对象和学习的意义, 认识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导 论

一、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思想

经济活动是人们经济思想产生的源泉。有两个方面内 容：一方面是经济思想是人们改造自然活动在头脑里的反应,另一方面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又对经济思想的产生有着如影随形的直接联系。

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科学,就是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们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西方经济思想史如此，我们中国经济思想史同样如此。

2．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经济问题的思想，理论以及对政府的经济方针、政策、措施、方法的主张和观点。

3．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②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 ③坚持古为今用的方法

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1．从智育角度讲，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该把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习结合起来，中西合璧，为我所用，才能构成更为完整 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中产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从德育角度讲，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设置有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修养，找回丢失的人格家园，把握人生的 方向，比单纯的说教效果会更持久，而且事半功倍。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诞生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前 50 年为草创起步阶段。2．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为学科建立基业阶段。3．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为开始初步繁荣发展阶段。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思想遗产是中国灿烂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2．学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意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1998 年版； 2．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学习目的和要求：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秦统一之前，即西周和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认识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灿烂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深刻认识到挖掘这些经济思想 对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西周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所有权问题是社会生产中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古代社会土地所有制是研究古代各种经济思想的出发点。

西周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领主占有制，各分封诸侯们的领地虽然可以世袭，但却是代领性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时期并没有土地私有制，也就没有土地的买卖和兼并。秦以后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二、财富的观念

1．自然形态的财富观。西周时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财富观念。因此，以自 然形态上的使用价值作为财富的标志，个人的富裕程度基本 上以自然形态的财富来体现。

2．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西周时期人们对劳动与财富的关 系已有了萌芽的认识,认识到劳动会使人富裕。

三、农业生产观念。西周时期对农业生产更为重视。传说周民族的始祖是后稷，他正是帝尧时代掌管稼穑工作的，不论此事真否，周民族重视农业生产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在我国古代典籍中, 如《尚书》、《诗经》、《周易》等均有关于各种农业活动 的纪录。

四、对工商业的认识。我国古代市场的产生相当久远。在周代，货币的运用已相当普遍，既有以 “朋” 为计算单位的贝，也有以 “锊” [lüè] 为计算单位的金属。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轻工、抑商”观念，这是误解。实际上在西周时期，从现有的文献来 看，并未发现轻视工商业的迹象。相反，到显示出一种农商 并重的认识。这种农商并重的认识，到了春秋就形成了较为 系统的“农商俱利”观念。

五、工商管理思想。西周时期已经有了较丰富的市场管理思想，市场管理制 度也相当突出。《礼记》等文献中有记载。

六、财政思想。财政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最为显着的一页,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

1．量入为出、要有盈余(储备)的基本原则。

2．税收政策。

七、富民思想。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优良传统，它首先为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所正式倡导，但其思想 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种“富民”思想自孔子以后不断为了历代思想家与政治家所主张，成为我国古代重要 的经济思想之一，直至影响至今。富民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 思想的基础，不仅派生出许多富民政策和措施，而且还与其 它一些经济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经济思想

一、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虽然仍保持着贵族经济的性质，但已名存实 亡，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 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孕育和产生多种多样的不同社 会意识，当然也就会导致许多经济思想的出现，其中不少思 想是极为卓越的。

二、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1．四民分业定居思想

管仲主张将社会职业化分为四大类——士、工、农、商, 进而将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们分为四大社会集团。他们不能 混合居住，必须各按其职业“群萃而州处”。这种分业定居 论有以下一些意义： ①社会职业分为四大类，至今我们仍有“工、农、商、学、兵”的说法，可见其影响之大。②把工商业者与士兵并列，足见他对工商业者社会地位 的承认与重视。③这种分业定居论有利于安定团结和一致对外。④从经济意义上分析： 第一、同业聚居有利于交流技术，促进生产的发展。第二、有利于信息的沟通，对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的 作用。第三、有利于本职业的发展，为本行业提供稳定的劳动 力。第四、有利于养成专业技术氛围,为社会技术教育提 供良好的环境。

2．经济伦理观和富民思想

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是社会伦理标准的基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就把“德、义、礼”等论理观念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 很少见的。

三、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1．基本经济思想 范蠡的基本经济思想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分不开 的。他主张，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应该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 应，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在客观事物的运动中都有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并试图将其应用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

2．价格思想与政策 范蠡已经认识得到谷物的价格是波动的，这是经济规 律,“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返”。范蠡的价格思想，在近代经济学中是一种常识，但在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却是相当精神的。

3．经济循环学说 经济循环论实际上就是早期的经济周期思想。范蠡的经 济循环论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周期思想。他的这一学说是建 立在当时天文学知识，五行学说和农业生产丰、歉收经验相 结合的基础上。从世界经济思想史范畴来看，范蠡可以说是 最早试图探讨和说明社会经济活动变动规律性的思想家，虽然它并不十分科学。

第三章 战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一、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儒家学派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建立起来而又影响最大的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这一学派的重要 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

(一)孔子经济思想

1．孔子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目的性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代，他的思想是 那个时代的反映。孔子思想的本质是“克己复礼”，即是为 了维护旧贵族的统治。因此，孔子的思想在那个时期是逆历 史潮流而动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研究他的经济 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性，辩证地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做到古为 今用。

2．“义利观”与富民思想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贵义贱利”的，这是对孔子义利 观经济思想的误解。实际上孔子对财富和欲利的态度是很肯 定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不过，在孔子看来对利的追求，君子和小人因 社会地位不同，其谋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孔子认为，取利 必须合乎义，这样多取不为贪，不合乎义的利，一点也不应 该取。所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富民 思想是以“仁”为政治出发点的。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孔子的 义利观。

3．生产观点。孔子的生产观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 面他很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认为这是民生之本。另一方面 孔子又反对士人阶层和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这种轻视体 力劳动的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起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用。另外，在孔子的生产思想中还有一种主张值得注意和研究，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废山泽之禁”的思想。

4．财政思想。孔子的财政思想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提倡节用，反对聚敛。第二、强调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第三、宣传什一之税。孔子财政思想的核心是：藏富于 民，轻徭薄赋，“使民以时”。这一思想为后来孟子进一步发挥和丰富,对后人影响笃深。

(二)孟子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从仁政的思想出发，孟子提出： “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这比孔子的“罕言利”更进一步，即根本不必要言利。孟子 认为只有讲仁义才是利，即利是建立在仁义基础上的。在财 富的来源问题上，孟子的观点与《中庸》中的思想相近似，即认为土地是一切物质生产品的源泉。

2．分工与劳动。分工概念是孟子的一个卓越经济思想。孟子是了解社会 分工必要性的。对分工的好处也是有认识的。孟子对分工的 认识并没有使他得出正确的结论，反而在他看来脑力劳动者 是高贵的，体力劳动者是卑微的。他说：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

3．恒产论和井田论。所谓“恒产论”是指使民长期拥有财产的理论，在农耕 社会中主要恒产使土地。所以孟子把“制民之产”定为行人 政治本。“恒产”的标准是五亩宅、百亩田。从这里我们可 以借鉴的思想。井田论孟子在“恒产论”思想基础上具体实 施。“井田制” 通过 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以使农民有 “恒产” , 这样才能实现王道，仁政的首要目标。井田制在我国古代是 一种类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土地制度，实际上是无法实现 的，因为它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其 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

4．财政思想和赋税论。首先，孟子的财政思想是以他的 “仁政” 思想为基础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主张租税的征收要以是否有利于民为准 则。其次，他主张轻赋税和单一税制。在税率问题上，他主 张薄税敛，即低税率，推行“什一而税”的税制。

5．工商业思想。孟子对工商业的思想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认为市场上 的店铺不征税，法律规定征的地税(指什一税)不包括商宅 地，天下的商人都高兴，市场也就会繁荣。对关卡检查，查 看，但不征税，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来这里做生意。他批评 当时设关征税的做法违背了“讥而不征”的原则。6．价格与垄断。孟子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品质，不同商品的不 同品质是形成各种价格的基础。他认识到商品的质量对价格 的影响作用。这种试图从商品的内部寻找决定价格的因素应 该说一种天才的猜想。因为朝着这个方向思考就会向揭示价 值决定的秘密前进。“垄断”一词是在《孟子》中首先使用 的。

(三)荀子经济思想

1．欲望论。欲望论早在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就有论述，唯有荀子作了 深刻而独到分析。荀子认为，人生而就有欲望，这是人的生 理机能，应该肯定对欲望的追求是合乎自然的行为。他反对 两种欲望论，即寡欲论和去欲论。同时他主张对欲望的追求 应该是有“节制”和合乎“道义”的，称为“节欲”和“道 欲”。

2．富国、富民思想。(1)将富国与富民统一起来，把富民看成是富国的基础。荀子讲：“足国之道，节用欲民，而善藏其余。”这一思想 不仅在先秦时期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境界，即使在今天，也对 我们建设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强本节用”是富国、富民的基础。在荀子那里，本末不是指农本商末，而是用来说明生产与财政的关系问 题。他说：“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 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 这一思想是很值得称道的。

二、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李悝的经济思想

1．重农和禁技巧论 尽地力之教是其主要的经济管理思想，表明他特别重视 农业劳动力的作用。这种“重农抑工”的思想，标志着先秦 时期对待工商业态度转折的开始，对以后中国历代经济发展 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2．平籴论。

李悝的“平籴论”是指政府根据农业丰年的程度不同按 相同的价格收购不同数量的粮食，然后在歉年按同一价格出 售，这样就不会使粮食价格上涨，做到“使民适足，价平则 止，……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

(二)商鞅的经济思想

1．农本论 商鞅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源泉，他说：“农则易勤, 勤则富。”这也表明他对财富的认识。

2．农战论 他主张农战论，即将农和战结合起来。商鞅的农战政策 就是做到种田靠农民，打仗也靠农民，“入使民属于农，出 使民壹于战”。

3．名利思想 商鞅的名利思想有别于孔子，孔子认为只有“小人喻于 利”，而商鞅则认为好利是一切人的本性。商鞅对人追求名 利的欲望持肯定的态度，并且从物质利益原则出发制定国家 政策，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

4．财政思想 商鞅的财政思想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讲： 第一、财政的来源。他认为农业是国家财政和积累的源泉。第二、他主张统一的财政政策。第三、他主张对非农业课征重税。5．抑商思想。商鞅明确地主张抑商政策，不过他是在肯定商业作用的 前提下主张抑商的。说商鞅主张抑商政策，毋如说他认识到 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关系问题。

6．人口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徕民》中。他主张对人口的出生 与死亡进行登记，对全国人口总数进行调查，统计“壮男壮 女之数，老弱之数”。他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人口登记和调查 的第一位思想家。

(三)韩非的经济思想

1．重视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人的思想变化的影响 他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 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2．自为论。韩非把人的自利思想称为“自为心”,这有点像英国古 典经济学家的“自利论”。他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并且他 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均设想为是从“自为心”和“计算 之心”出发的。

3．人口论与财富的关系论。韩非的这一认识可能是世界经济思想史有关人口与财 富增长关系中最早提出的论述。他是试图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上去分析社会**根源的第一人。

4．财富增值论。他总结出六条财富增值的途径。

5．从耕战论到“农本工商末”口号的提出。韩非同商鞅一样力主耕战论，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述。他对非农业活动的攻击比商鞅有过之无不及。

三、道家、农家的经济思想

(一)道家的经济思想 道家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光辉的哲学思想，但其经济思想 内容比较少。主要是“无为”思想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表现。其代表著作是《老子》。

(二)农家的经济思想 先秦各家学派的经济思想都涉及到农业生产经验，但只有农家学派独精此道。不过，先秦农家不同于 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与古罗马的农家有些相似，主要关心国家对农业的经营管理政策和种植技术。其代表人物是许行，他提出 “君敏并耕论”。

四、其它学派的经济思想

(一)墨家的经济思想

1．义利论 2．价格论 3．劳动论

墨翟经济思想最突出的是他的劳动论，它是先秦诸子中极其重视劳动问题的思想家。墨翟已经意识到人类劳动的重 要性,也意识到劳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4．人口论。墨翟的人口思想则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解决人口与土 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地广人稀问题。他看到了当时人地关 系中缺乏劳动力的情况，说：“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 民者，所不足也。”他提出用多种办法增加人口：第一、早婚。第二、禁私蓄妾媵。第三、非攻。第四、重税的影响。第五、短丧薄葬。

5．财政论。6．消费论。在消费方面墨家主张“节用”。所谓“节用”是指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而言，提倡“自苦为极”。他主张人民的生 活应该保持适当的标准，一方面他说 “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另一方面又明确说“饮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 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二)白圭的商业论。白圭是与儒家孟轲，农家许行同时代人，是一位鼓吹商业致富论者，被后人称为商业的祖师爷。《史记·货殖列传》 中有关于他的专门论述。他的商业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成好坏的预测是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针。

(三)《吕氏春秋》中的经济思想

《吕氏春秋》是以秦相吕不韦名义问世的，但他是集体著作，书中也包含了各家学派的观点，故有人称其为 “杂家”。但也有其自己的主流思想，这决定了它对各派学说的取舍。其中关于农家经济思想主要保存在《伤农》、《任地》、《辩 土》、《审时》四篇中，其要点如下： 第一、认为使人民从事农业有三点好处：一是可以保障 边境安全；二是少私义，便于发令推行，力量易趋专一；三 是人民的财产固定不愿迁徙。如果舍农而务他业，也有三点 害处，与三点好处相反。第二、主张限制农民与外地人通婚家，使人民长期固守 农业，农村的劳动力不致缺乏。第三、主张在农村推行五项保护农业的禁令，即所谓 “野 禁”。第四、限定土地的最低生产量，在农忙季节不许兴建工 程，不为军旅之事，不许打猎，嫁娶祭祀不准浪费，不准私 雇农民为佣工作其它工作。第五、总结出农业生产技术方面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其 中有些是很杰出的贡献。

复习与思考题 1．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有哪些？

2．儒家经济思想核心内容是什么 有什么现实意义？

3．法家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借鉴意 义？

参考文献目录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 1998 年版；

2．赵晓雷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 2007 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考核要求

一、西周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财富的观念 2．农业生产观念 3．对工商业的认识 4．工商管理思想 5．财政思想 6．富民思想。

二、春秋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管仲的主要经济思想 2．范蠡的经济思想简介

三、战国时期的主要经济思想 1．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孔子经济思想、孟子的经济、荀子经济思想 2．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 李悝的平籴论、商鞅的农战政策、韩非的经济思想 3．道家、农家的经济思想 道家的经济思想、农家的经济思想 4．其它学派的经济思想 墨家的经济思想、白圭的商业论、《吕氏春秋》中的经济思想

第二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练习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重农作为重要国策形成于（B）

A.夏

B.西周C.商

D.春秋

2、富民思想最先为哪一学派正式倡导（C）

A．法家

B.道家

C.儒家

D.墨家

3、西周财政支出的最高原则为（B）

A.专税专用

B.节用原则 C.负担平均

D.确定原则

4、哪一项不属于春秋时期的改革（D）

A.管仲“相地而征税”

B.晋国的“作州兵” C.鲁国“初税亩”

D.秦国商鞅变法

5、（B）在回答齐桓公关于治国的问题时，响亮地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论。

A、商鞅

B、管仲

C、晏婴

D、李悝

6、春秋时期士的成分是很复杂的，管仲所谓的“士”主要指（A）

A、武士

B、说客

C、士大夫

D、手工业者

7、“正德福利”的思想是（C）提出的。

A、管仲

B、单旗

C、晏婴

D、孙书敖

8、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C）。

A、商业

B、手工业

C、农业

D、官营企业

9、（C）是春秋战国后期逐渐形成的一大学派。

A、儒家学派

B、道家学派

C、法家学派

D、墨家学派

10、（C）是孔子经济思想的灵魂。

A、财富观

B、货币观

C、义利观

D、经管观

11、孟轲的特殊经济思想是（D）。

A、财政观

B、价格观

C、社会分工论

D、恒产论

12、“兼爱、交利论”属于哪个学派的经济思想（B）

A、儒家

B、墨家

C、道家

D、法家

13、（A）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倡导农商并重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14、（C）主张富国强兵，主张国富民贫，独重农业。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15、（B）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放任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某种融合。

A、《老子》

B、《管子》

C、《庄子》

D、《孟子》

16、（D）时期国家在政策思想上出现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演变。

A、秦代

B、春秋

C、东汉

D、西汉

17、（B）提出六管政策

A、桑弘羊

B、王莽

C、刘秀

D、司马迁

18、汉初为了恢复国民经济，（A）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强化。

A、重农抑商 B、农商并重 C、商业致富论 D、重义轻利

19、（C）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倡议者，否定了农业是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

A、范蠡 B、白圭 C、桑弘羊 D、司马迁 20、（A）从根本上否定了重农抑商的必要性，赞成农本商末的划分。

A、司马迁 B、桑弘羊 C、晁错 D、陆贾

21、（A）论证了礼治对于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的作用这种思想对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产生深远影响。

A、贾谊 B、孔子 C、孟子D、司马迁

22、汉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写成了（A）一书。

Ａ、《盐铁论》 Ｂ、《经济论》Ｃ、《新语》Ｄ《 汉书》

23、（C）提出了“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观点。

Ａ、崔塞 Ｂ、范蠡 Ｃ、司马迁 Ｄ、贾思勰

24、董仲舒认为解决土地兼并的措施是（B）。

Ａ、均田

Ｂ、限田

Ｃ、王田

Ｄ、占田

25、（C）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Ａ、《经济论》 Ｂ、《四民月令》Ｃ、《齐民要术》Ｄ、《货殖列传》

26、我国首次发行不兑换纸币的朝代是（B）

A宋

B元

C明

D清

27、下列哪位皇帝继位后确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的原则，使农业得到迅速发展（C）

A唐太宗李世民

B宋太祖赵匡胤

C元世祖忽必烈

D明太祖朱元璋

28、以财产的多少作为征税标准的赋税方法是（B）

A租庸调制

B两税法

C摊丁入亩

D一条鞭法

29、传统的财利观是（A）

A讳言财利

B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C公赋独立

D罢私藏 30、对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最准确的概括是（A）

A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 B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C为了抵御外敌

D为了维护宋朝的统治

31、刘晏理财强调“养民”，实际上是为了（C）

A调动人的积极性

B增加人口 C培养税源

D解决民生问题

32、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标是（B）

A解决财政危机

B理财

C整顿军队

D富国强兵

33、将为富人、富商辩护的思想上升到另一层面，强调“保富”的南宋思想家是（C）

A刘晏

B李觏

C叶适

D马瑞临

34、刘晏重视商业的突出表现是（A）

A刘晏将他的重要财政措施如漕运、常平、盐制等都表现为商业经营 B重视商情动态 C扩大财政来源

D运用商品经济原则来处理国家财政

35、均田制的瓦解是在（D）

A西汉

B东汉

C魏晋南北朝

D唐代

36、两税法的制定者是：（A）

A、杨炎

B、陆贽

C、管子

D、叶适

37、陆贽提出了（A）的财政治税原则

A、量入为出

B、量出为入

C、平均税收

D、薄税敛

38、杨炎提出了（B）的财政学理论

A、量入为出

B、量出为入 C、均税负

D、薄税敛

39、称提是产生于（B）的经济术语，可以指物价管理，也可以指钱币管理。

A、唐

B、宋

C、明

D、清

40、（B)最早将中国社会的庶民阶层划分为四个职业等级，即士农工商。

A鲍叔牙

B管仲

C屈原

D姜子牙

二．判断题

1、西周工商业的发展高于商代，这与西周时期大规模的城邑建设有关。（T）

2、随着都城建设，统治者对百工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的发展。（T）

3、舜时有了耕、作、陶、渔、贩的社会分工。（T）

4、西周统治者不重视劳动，未意识到劳动创造财富。（F）

5、西周形成抑制工商业的思想。（F）

6、“荒政”的举措是西周时期实行的。（T）

7、西周纳贡收入为诸侯对王室的纳贡。（F）

8、正常情况下，贡赋的种类、时间、数量固定，不随意变更。（T）

9、战国时秦推行法家思想体系的治国理家在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经济上表现为国家干预主义。（T）

10、从汉初到汉武帝初期没有一直奉行“与民休息”政策。（F）

11、首先实行“清静无为”方针的是老子。（F）

12、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汉初实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措施。(T)

13、对于私铸钱币的行为，王莽的政策宽松。（F）

14、孔子的儒学思想和他的哲学一样，既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也有唯心主义的倾向。（T）

15、孔子把财富和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T）

16、孔子赞成儒者和士人直接参加生产。(F）

17、孟子有大量的关于人的欲望是客观存在的言论。（T）

18、韩非继商鞅而力主耕战政策。(T）

19、“子母相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理论，也是世界最早的货币理论。（T）

20、单旗是把重币、大币称为子，把轻币、小币称为母。（F）

21、贾谊继承和发展了战国以来的重农理论，提出驱民归农的主张。（T）

22、汉高祖刘邦实行了非常坚决的“抑商”政策，重点在于约束和限制商人囤积居奇的行为。

（T）

23、桑弘羊否定农业是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提出商业致富论。（T）

24、先秦儒学也主张以礼义治国，主张“以义制利”。

（T）

25、“义利”是盐铁会议上辩论的主要内容。

（T）

26、晁错以“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为基础，赋予了“义”以新的内容。

（F）

27、土地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T）

28、王田制的根本缺点在于，原来的地主仍可能在新的纲领下保持相当大量的土地，剩余下来可供分配给无地农民的土地必然不多。（T）

29、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政府颁行的土地制度。（F）

30、占田制没有表示要把土地收归国有，只是对民户和官吏的土地使用权行使的范围进行数量上的限制。

（T）

31、均田制规定，分得土地即须负担租税，还田即可免去租税。（T）

32、《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一部古代家庭经济学。

（T）

33、贾思勰主张在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方面要实行集约经营。（T）

34、唐代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主要得益于经济体制方面的各种改革。（T）

35、自始自终以发钞作为补助财政的手段，是元朝财政的一个显著特点。（T）

36、从11世纪起，一些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开始对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态度提出异议。（T)

37、李觏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对当时社会上的保守派和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T）

38、叶适从就“事功”来定“义理”的观点出发，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思想。（T）

39、唐代思想家提出公赋独立、罢私藏的主张，表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顶峰。（F）

40、叶适为理财正名，反映了他既重视理财又反对聚敛的态度，其中也包含了正确理财的原则。（T）

41、卢世荣特别重视运用商业经营的原则，最突出的是他在垄断海外贸易方面的建议及思想认识。（T）

42、正是因为刘晏重视运用商业原则来理财，因此他的财政措施对老百姓“干扰较小”。（T）

43、司马光专门为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辩护，是一种落后保守的思想，与韩愈、李觏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存在根本区别。（T）

44、货币数量说认为，货币本身没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货币的价值是在货币流通中形成的。（T）

45、宋朝是世界货币史上最早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时期。（F）

46、称提说在南宋主要指可兑换纸币的理论。（T）

47、对货币流通速度认识比较明确而深刻的是沈括。（T）

48、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商业处于士农工商的首位。（F）

49、至少从西汉王朝开始，“贱商”已是国家明确规定的法律条文。（T）

三、指出下列观点的提出者或出处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芮良夫《国语·周语》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史记·货殖列传》

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周礼·地官·司市》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易传》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人，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礼记·王制》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礼记·王制》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晏婴

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史记·平准书》

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单旗 义者宜也。《中庸》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论语·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大同篇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许行《孟子•滕文公上》

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许行《孟子·滕文公上》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

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之于外。《荀子·性恶》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

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

轻田野之说，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篇》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老子》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

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义，利也。《墨子·经上》 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七患》

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经说下》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

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李悝《汉书·食货志》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商鞅

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商君书·算地》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使守战也。商鞅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鞅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

农、官、商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鞅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范蠡

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管子·八观》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管子·权修》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管子·禁藏》

若岁凶旱水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

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管子·侈靡》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管子·山国轨》

市者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管子·乘马》 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管子·轻重甲》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问第》

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晁错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晁错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晁错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史记·货殖列传》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 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盐铁论·通有》

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盐铁论·本议》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贾谊传》

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贾谊《汉书·食货志上》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王符《潜夫论·务本第二》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盐铁论·本议》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董仲舒《汉书·食货志上》

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鲁褒《钱神论》

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贽

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刘晏

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安石《陆川先生文集》

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叶适

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苏东坡集·奏议集》

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叶适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李觏集·富国策第八》

四、简述题

1、简述四民分业定居论的内容和意义

2、简述桑弘羊的商业致富论

3、简述孔子财政观的主要内容

4、简述孟子的井田思想

5、简述富民思想的渊源

6、简述农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7、简述王田制的主要内容

8、简述孟子的社会分工思想

9、简述均田制的主要内容

10、简述唐代均田制的特点

11、简述租佣调制的内容

12、简述叶适的保富论

五、论述题

1、试述西周到宋元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和商业关系思想的演变。

2、试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主要内容。

3、试述儒家和墨家经济思想的区别。

4、试述司马迁对商人治生思想的总结。

简答

1、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分业定居论，其具体主张是：“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lóng]，其事易„„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呢。”(《国语•齐语》)意义：第一，同一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易于相互交流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第二，同业者聚集一处，易于相互间的信息交流，即“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时贾”；第三，同行汇集，易于形成专业气氛，减少职业的不稳定性；第四，同行聚居，易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技术教育环境。

2、桑弘羊否定农业是创造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提出商业致富论。他说：“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盐铁论•力耕》)桑弘羊不仅否定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本源的观点，而且否定劳动可以致富。他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为商业辩护，还从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工去说明商品流通的重要性。桑弘羊对于对外贸易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提倡外贸。他认为通过对外贸易可以换取更多商品进口，使得“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他虽然指出“富国何必用本农”，但仍承认农业是“本”，并不否定农业生产，其重商的目的是“农商交易，以利本末”。

3、孔子的财政思想，以义利观作指导，贯穿着所谓“仁政”思想。他的财政思想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在财政收入方面，主张对老百姓不要搜刮太甚，“敛从其薄”；在财政支出方面，提倡节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提倡节用，反对聚敛。第二，培养财源的思想。孔子称：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国家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在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上这是正确的观点，虽然他的目的是君足。第三，主张什一税。在财政税率上，他主张什一之税。从有若的话中可看出这点：“哀公问于有若(孔子弟子)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彻”是十分之一的税率。

4、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用的田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5、富民思想首先为儒家所正式倡导，但富民思想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西周时代。(1)富民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民本思想，富民思想既是民本思想的“派生物”，也是民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的体现。(2)富民思想的社会基础是西周统治者在推翻殷商统治后面临的百业待兴、危机四伏的局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长期统治，西周统治者“以德和民”、“敬德保民”，施行“德治”，促进了富民思想的产生。(3)富民思想的经济基础在于当时生产方式落后，正处于真正的自然经济阶段，统治者不能不高度重视生产活动，尤其是周代统治者在知道被剥削阶级的劳动在为他们创造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财富上的意义之后，为了扩大剥削，提出了富民思想。

6、商鞅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农战论。“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商鞅主张以农战为基本国策，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进行农战，并对这种政策作了多方面的说明和论证。

商鞅重农，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富国的唯一途径，但他把农看作是为战服务的，把农战政策看作是实现国富兵强的唯一政策。

农战的基本原则是“作壹而得官爵”。任何人要取得官爵必须先当农民，由农民而为军士，由兵士而立军功，由军功而得官爵，有了官爵就可免除劳役，享受廪食。如不为农为兵，就得以高价获得粮食，而且还得负担劳役。利出一孔，作壹于农。

7、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四月提出了“王田制”。其具体的内容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汉书·王莽传》)王田制的要点包括：(1)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禁止私人自由买卖土地；(2)一家男丁不满八口而占有土地超过九百亩者，应将超额土地分与宗族乡邻；(3)原无田地的农民，由国家授予土地，其标准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计算。

8、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

孟轲认识到了分工的必要性。孟轲不仅充分肯定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而且充分肯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

9、第一，关于授田的规定。北魏将土地分为露田、麻田、桑田及宅地四种，每种土地的分配规定有所不同。第二，还田的规定。“老免”与“身没”

是还田的基本规定。对于露田与麻田，必须按照前述规定还田。桑田(或榆田)“皆为世业，终身不还”。第三，授田与还田的特殊规定。第四，官吏的公田规定。

10、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11、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12、“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他在高度肯定富人有功于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即使“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也绝对不能给以打击。叶适还阐述了具体“保富”的方式：(1)积极鼓励富人商贾从事贸易贷放经营。(2)他主张在政治上使富人能得到参加政权的机会。

论述

1、西周统治者非常重视和强调农业生产，把重农作为基本国策。但重农的同时绝不轻商，肯定农、工、商、虞都是社会所必需的，说明西周还没有抑制工商的思想。

荀子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荀子•富国》)荀于是古代中国真正的重农主义者，肯定农业是财富创造的直接而唯一的根源。为增加国民财富，荀子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商业。春秋战国以来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在荀子这里才起了显著变化，形成一种重农抑工商的新趋势。但是，荀子不根本否定工商的社会职能。商鞅重农，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富国的唯一途径，但他把农看作是为战服务的，把农战政策看作是实现国富兵强的唯一政策。在提倡重农的同时，又主张对工商业加以禁限、打击，他提出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限制商人经营范围、加重商人所负担的徭役等。主张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征收更重的税，主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粟•外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为维护农业，商鞅还提出了事本禁末、重农抑商的农商本末关系论。韩非重农抑商思想和李悝、商鞅一脉相承，但却更深刻。他明确地把“末”解释为工商业，进一步明确农和工商是本末的关系，针对它们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重农抑工商的主张。《管子》的经济思想还具有全面性，既重视农业在创造财富中的的基础地位，同时又看到林、矿、工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和商业对创造财富的促进作用，在农商关系方面，重农而不轻商。

汉初为了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重农抑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强化。桑弘羊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倡议者。

桑弘羊否定农业是创造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提出商业致富论。东汉时期的王符对于以往的农本商末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农、工、商各有其本末，并非凡农皆本，凡工商皆末。

唐、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思想家在逐渐否定和批判传统“讳言财利”思想的基础上，纷纷重视商业经济，并出现了许多崇富的观点主张。

2、土地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土地所有权的国有以及国家所有权的主导地位构成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总体特征，尽管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变革，土地私有得到了确立，但是土地的分配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国家致力于对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行限制，这种情况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晚唐时期才有所改变。

井田制理想；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有，同时他还指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贫富对立和封建统治的不稳固，而解决土地兼并的措施就在于限田。“限民名田”是指对私人占有土地进行一个数量上的规定。“宜少近古”的意思是说合乎井田制但却不必回复井田，实际上是借井田制的古意来宣扬自己反对土地兼并的主张。王莽坚持认为土地买卖是导致兼并的原因，其构想的土地分配方式并不是对井田制的恢复，因此“王田制在实际上仍是另一种方式的限田制度”。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颁布实行的占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政府颁行的土地制度，最主要的内容是明确规定了对王公贵族和一般农户的土地限额。北魏开始的均田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均田思想成为主宰中国的土地分配思想，并对此后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提出了“均田”的要求，而近代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对于土地问题的思考，也莫不打上了均田的烙印。

3、义利观是孔子经济思想的灵魂，是儒家对物质财富的基本态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把财富和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他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作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自然倾向。“子罕言利”。伦理对财富获得的限制，意味着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标准，即相对伦理规范而言对财富的追求要退居于次要地位。

墨家和儒家一样是战国时代的显学，是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家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表。墨家是最早的公开以利为哲学基础的先秦学派。不同于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以利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以利不利于人为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篇》)“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家言利的最重要方面是主张“交相利”。其基本内容是“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交利必须做到人己两利，更不能亏人以利。

孔子坚决不赞成儒者或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而墨子学派亲身参与生产且自苦为极。

墨翟认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决定于“生财”(生产)和“用财”(消费)

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相互关系。他称：“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农业生产搞得好而财富的使用或消费又适当，财富就能充足。墨翟认为，要增加生产，则要增加劳动力，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而不是提出改进生产技术。所以，墨翟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主张增加人口的，并提出了很多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就是主张节用。他认为：“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七患》)就是说，尽管生产得很努力，如果消费得多，仍无法使财富丰裕，因此，要实现国富，决定性因素在于节用，只有节用才可使财富成倍地增长。

第三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

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严清华 何 芳

[摘要] 根据斯密的理论假设，市场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其本质特征是理性“经济人”；另一个是管制市场的政府，其角色定位有如“守夜人”。无独有偶，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也将社会上活动的人描述为“两者”：一是社会经济的活动者，他们都是忙碌奔波的“利者”；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即政府，其理想角色是充当一个顺应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善者”。斯密的“两个人”假设与司马迁的“两者”描述既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交相辉映之趣，比较二者，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经济人 守夜人 利者 善者

一、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

（一）斯密假设的理论基础：自然秩序论

“自然秩序”本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概念，斯密吸取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坚信自然规律一直是古典学派的信条”，并认为“这些规律不但不与个人自由相悖，而且是它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们是使一切自由人紧密结合起来的自发性纽带”①。在斯密等人眼里，自然界、自然物、自然状态等等一切最初存在于人类的纯天然的东西的变化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其必然性。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频繁使用“自然”一词，其内涵首先指的是“物”，“物”是天然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物本身所拥有的东西；但它并不排斥“人”，“人”被置于人类社会活动之中，其活动顺应市场的内在规律而不相违背，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二者都具有客观性。

自然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同自然发展一样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秩序，也有其客观规律。斯密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交换中存在着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法则，这 ①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著，徐卓英等译：《经济学说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12页。种行为法则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在这种客观力量指导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就是最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秩序，它通过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其对这一秩序的认识而在自由行事时表现出来，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动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把自然秩序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依托，把经济规律所产生的经济秩序等同于自然规律所形成的自然秩序，认为这种秩序的形成也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斯密的“两个人”假设正是以这种自然秩序论为理论基础的。

（二）司马迁描述的理论基础：自然之验论

“自然之验”是指得到自然规律验证的活动与现象，其本质在于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司马迁认为经济活动有其客观规律可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①。在司马迁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像流水一样有其自然规律，统治者不必对之进行干预，只要让人们各安其业、各从其事、各尽其能，物质利益规律就能自发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促进生产流通事业顺利发展，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协调自发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状态。

司马迁相当重视市场力量或价格机能的作用，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交换活动看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客观规律的行为。在他看来，“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就是一种完成符合自然规律的现象。当一种商品价格贱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上涨；反之，当一种商品价格贵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使之价格下跌。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的中间因素是物品的供求状况，而根本诱因则是人们的利益驱动。当物品价格比较低廉时，人们从追求利益的需要出发，大部分都会去选购廉价物品并使其需求量上升，此时供应商就会提高物品价格以获取更高的利益，这就必然导致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反之亦然。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出于人们的利己之心，会对经济起到自发的调节作用，符合“自然之验”。司马迁是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物质生产的历史当作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去看待的，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是司马迁“两者”描述的理论基础。

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利者”描述

（一）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市场经济中利益的理性追求者 ①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引司马迁语而未另注出处的均见《史记·货殖列传》。“经济人”是指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的理性追求者。在《国富论》中，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范畴，但他认为每个人都以自利为追求目标，自利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个参与者的自利动机所推动，每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形成了自然分工，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描述已透露出明显的“经济人”理论气息，这正是后人将“经济人”假设的功绩归之于斯密的重要原因所在。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蕴含了如下基本内容：

1．“经济人”从利己本性出发。斯密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利，人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从人的本性中产生出的自利追求是合符规律的行为。他指出：“任何一个想同他人做交易的人，都是这样提议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①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相互之间的交换都是出于自利心的驱使，他们不仅要明确自己的求利倾向，而且要承认他人自利心的合理性并利用他人的自利倾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求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能予以否定。

2．“经济人”会促成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虽然每个人都有利己心，但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又都会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它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就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之下一样„„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这样，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考虑的虽然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途径并进而促成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

3．“经济人”应该是理性的。“经济人”具有理性的性质是指一个正常的为自己谋生的人，他们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是为自己买卖寻找最好的市场等。在交换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达到最大，这种趋势就是一种理性行为。每个人都是各自利益最好的判断者，对所面临的一切目标和机会都会选择一种趋利避害的手 ①②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段，以求取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值。除此以外，“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不能与道德、法律背道而驰，亦即“经济人”的自利不能采用违背社会道德的卑鄙手段来实现。

（二）司马迁的“利者”描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忙碌求利者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利者”是指与生俱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忙碌奔波的求利者。司马迁认为逐利求富是所有人的共性，他描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社会上各类人的“逐利图”：农、工、商等人的活动自然是为了“求富益货”；就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也为的是“归于富厚”；至于“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鹜”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等等，也无一不是“为财用”、“奔富厚”。在司马迁笔下，凡社会人士，不分贵贱，不分老少，无一不是在为逐利求富而忙碌奔波着，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司马迁的“利者”描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求利是人与生俱有的本能要求。司马迁认为，求富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天生就具有并不经过后天学习的本能要求，即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他看来，人们求利的本能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生存，追求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破天荒地专门为春秋末至汉初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而致富的人做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经验，富者被视为一代楷模。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因而他揭露那些为了求利而挺而走险的行为，包括“不避汤火之灾”，“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不避猛兽之害”，“不避刀锯之诛”等，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也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

2．求利途径和手段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虽然求利是人们的本能要求，但并非任何求利行为都是正当的。他把求利分为三等：“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是指从事农业而致富，“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指“弄法犯奸而富”，他的基本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和“末富”是通过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来致富，是获取财富的正当手段，这类致富途径和手段是无可指责的；而“奸富”则不同，是应明确予以反对的，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对于这种手段不能放任，应该严厉打击。

3．求利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出现。司马迁意识到人们的自发求富活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人成为巨富，有人又求而不得，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贫富差距。他认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这种差距的出现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人们个人能力 的体现，即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在他看来，富者，不是因为有人送给他们财产；贫者，也不是因为有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出现贫富差距只是在于人们巧拙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认为，因而他明确反对对富人进行各方面的限制，尤其反对夺富予贫。他的基本主张是“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即不能够也不应该夺富予贫。因为富者是有能力的表现，贫者是无能力的结果，我们不能打击有能力的“巧者”而支持无能力的“拙者”；同时有能力的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成为富者，而无能力的人即使赐给他财富他也会最终丧失，即所谓“不肖者瓦解”，因而统治者决不能实施打击富者的政策。

三、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与司马迁的“善者”描述

（一）斯密“守夜人”假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依据“守夜人”假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和平环境，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治安，不必干预其他方面的发展。斯密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对政府角色进行定位的，他的基本思想是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利己心的引导下，通过个体经济利益和动机的调整，经济活动就能够正常进行，社会总利益也能够得到实现，用不着政府直接干涉。

斯密的“守夜人”假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政府“守夜人”的基本职责。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了政府的“守夜人”职责，其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保卫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略与欺侮”；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所有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欺侮或压迫，即设立严正的司法机构”；三是“建立和维持某些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①。

2．政府应在如何“守夜”上恪尽职守。斯密思考的重点不在政府是否是“守夜人”，而在政府应如何“守夜”这一问题上。在斯密所处的时代，连大英银行都是私人经营的，因而政府所能管的主要是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斯密提出了关于政府“守夜”的各种建议。以国防为例，斯密分析了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全民皆兵，以及农业文明的业余战士模式，认为当时情况下不需要政府专项财政开支来维持国防，但是随着制造业的进步和军事技术的复杂，就必须要由政府抽税来维持装备纪律严明的常规军了。再如，斯密分析政府怎么去维持运河、道路等公共工程才能花费最小、最经济。他认为，运河的通行税与其让委员会负责倒不如像其他国家一样交给私人负责，这样效果更好；而道路的通行税则不一样，因为运河如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508、516页。果修理不好是完全不能进行河上运输的，所以把道路交给委员会管理也并非下策。总之，斯密“守夜人”假设的重点是在国防、司法和公共设施等方面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3．“守夜”并不等于政府对经济活动撒手不管。实际上，政府仍需通过各种手段来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第一，实施管制。政府通过法规来干预市场，政府管制的出发点更多考虑的是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范围包括酒类管制、食品和药类管制、劳动合同鉴定等。第二，运用财政手段。针对某些特定商品和特殊人群实施财政补贴或限制政策，如公共交通工具的补贴，老年人的补贴，还有在环境遭到污染时限制交通工具的使用等。第三，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中小学），农村的道路、桥梁以及供电供水的设施等。第四，实行收入转移。一种是与特定的支出相联系，比如买房，购房者可以享受政府的住房补贴，又如教育，上大学者可以享受大学提供的好处；再一种是不与特定支出相联系，而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实施的政策，如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

（二）司马迁的“善者”描述：政府履行职责的最佳选择

“善者”是司马迁对政府履行职责所做出的最佳选择的一种描述。他认为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做出五种优劣不同的政策选择，而其中最理想的是“善者”所选择的顺应民间经济自由发展，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放任政策。各种政策选择的顺序依次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中，“因之”就是顺应民间经济的自由发展；“利道之”是对之加以诱导；“教诲之”是对之进行教化；“整齐之”是对之进行约束或限制；“与之争”是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事业与民争利，这是最差的政策选择。

司马迁的“善者”描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１．“善者”应采用“因之”的放任政策。“善者”就是要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而“因之”政策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主张放手商人活动，听凭人们追逐财富，发展生产，国家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的财富，他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就是汉初实行的“因之”政策，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２．“善者因之”并非政府放弃管理和干预。司马迁将程度不同的干预用“利道”、“教诲”、“整齐”等概念加以概括，并不绝然反对政府对私人求富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干预，相反，他认为国家正常的管理和干预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实际上，当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社会经济不能正常运行时，政府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就成为必要，亦即需要通过政府干预使得社会经济得以尽快的恢复和有序的运行。３．“善者因之”只是一种理想的政策选择。汪锡鹏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思想是对工商业不加限制、听其自然发展的一种政策措施”，“文景时期，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实行的也不是什么‘因之’政策”，“司马迁对于工商业的态度前后相互矛盾”①。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善者因之”思想只是一种理想境界。

四、斯密假设和司马迁描述的比较与启示

（一）“两个人”与“两者”的简要比较

1．二者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大体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二者均承认人类的利己本性，并认为其本性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人本自利，此为自然赋予，它的存在有其客观性与必然性。斯密认为，符合人们利己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会不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司马迁也认为求利不是一件坏事，它对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积极效果。

其次，二者均认为国家不应干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能完全放任其发展。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必然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涉。尽管斯密被描述成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但他从未否认过政府的作用。斯密把政府的基本职能视为经济自由的内在要求，在他看来，国防要比国富更重要，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宁，其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最为必要的保障。这点和司马迁的“国家无事”有相似之处。司马迁认为，汉初70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国家无事，无兵荒马乱，政治上也保持安定。所以他反对对商人的限制和打击。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过分自由发展会产生富豪兼并，竞相奢侈现象，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因而，在《货殖列传》中，他对计然所讲的包括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在内的各种干预措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二者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与共同要求，有入木三分之奥。

二者均看到了在人们充分发挥个人的利己本性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的市场机制可以自发的调节利益关系，无需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市场领域存在着一种自发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和平衡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要求并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的增进。司马迁也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不需要谁去命令，自己就不停地运转。从其对价格机能的描述中既可看出，在他眼里物价变化与社会经济自动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使整个社会经济有秩序的运行，实 ① 参见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质上就是看到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

3．二者基于东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特色各异、交相辉映之趣。

斯密假说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代，当时的英国已基本成为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国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还刚刚建立不久，商品经济还只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还远未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二者之间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背景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反映到精神文化层面上，斯密时代已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如牛顿力学揭示了宇宙万物在运动、引力、能量守恒的自然法则下达到均衡的机制，经济学说方面，在斯密之前不仅产生了西欧重商主义经济学说，而且出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一批经济学家；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尚未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在司马迁之前也没有一位像威廉·配第那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出现。

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二者自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色。相比而言，从出发点上看，前者即斯密假设似乎更注重于揭示近代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内在驱动力，而后者即司马迁描述则在于谋求封建经济关系形成和确立时期的“商人地主的利益”①；从主要内容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经济行为的利益性，而后者则更为关注经济行为的伦理性；从方法论上看，前者似乎更注重于理论推断与逻辑推演，而后者则更注重于事实陈述与实证分析。但二者却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并做出了大体相同的阐述，呈现给世人一幅描绘市场经济内在关系与共同规律的亮丽图景，在今天看来，这幅图景堪称中西合璧，相映成趣！

（二）二者比较的现代启示 1．人之求利本性的启示

“经济人”与“利者”的核心在于“自利”和“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遵循市场规则来追求各自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利益的实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利本性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而且，求利本性应该排斥道德意义上的“自私”。因为自利并非纯道德意义上的“自私”。斯密和司马迁都面临过经济与道德的困境，其实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人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的利己心与同情心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统一体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当代的理性求利者应该协调好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的求利本性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要求与目标取向。2．政府角色定位的启示 ① 参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斯密和司马迁都有认为在遵循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必不可少。事实上，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当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二相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只是从政府角色定位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在我国转轨经济的条件下，相对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而言，此时政府干预的范围应大大缩小，从“无所不管”转向“有限领域”，从“过度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同时也要从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少干预”转向“加强干预”，使之成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有效政府。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需要重点从事的工作是：注重公共投资，加强基础性设施建设；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率；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持区域稳定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提高其质量；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以使政府职责得到正确有效的履行。

主要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史记·货殖列传》，中国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严清华：《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前进出版社2004年版 [4]石世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胡宏斌、唐振宇、何继想：《“经济人”与现代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王明信等：《司马迁思想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版

[9]雪里埋：《政府不能只当城市的“守夜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4月22日 [10]汪锡鹏：《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1]吴俊培：《对斯密“廉价政府”的重新思考》，载《涉外财务》2005年第1 期

第四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王昉 喻梅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 200433；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对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所提交论文的学术观点以及所进行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概括性和综合性的介绍与总结。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于2008年11月14日至1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本届年会由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80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改革学会领导机制，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集体领导体制，促进学会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本届年会进行了学会领导班子和理事会换届工作。对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1）采用轮值会长制度；（2）在学会现任理事中选举常务理事，以加强学会民主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学会运作效率。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五届科研成果奖的评奖和颁奖活动，以鼓励本学会的中青年会员发表优秀研究成果，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此外，集中和反映了2000—2007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优秀成果的论文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在本届年会召开之前出版，并在年会上赠送给了每位会员。

二、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动向

本届年会学术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1）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2）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创新；（3）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许多学者对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扩充和延展，大大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细致。河南师范大学余德仁教授的论文《嘉道年间经世派的崛起及其启示》研究了嘉道年间“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的经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学周建波副教授以旅蒙晋商“大盛魁”为例研究总结了300年前晋商在蒙古地区开展业务时的经验和教训。山西财经大学阎应福教授的论文《先秦荒政 思想探讨》系统梳理了中国先秦时期丰富的救济灾荒思想。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指出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农业激励政策是对战国李悝“尽地利之教”农本思想的发展和制度化，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南京审计学院蒋大鸣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审计监督思想起源及其早期演变历史探讨》对中国古代以国家审计形态存在的审计监督思想的起源以及审计思想、实践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演变作了研究。天津财经大学陈曼娜教授的论文《荀子社会分工思想的现代阐释》从社会分工角度系统梳理和理性分析了荀子的经济思想，并与西方的社会分工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河南商丘师范学院韩东京副教授《中国古代三脚账思想》一文从账簿设置思想与记账规律两方面梳理了中国古代不完全的复式记账思想——三脚账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夏国祥副教授在《近代中国田赋改革思想初探》指出中国田赋改革思想兴起于清末，发展于北洋政府时期，至国民政府时期达到顶峰，虽以西方财税理论为改革依据，但仍带有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烙印。西北大学彭立峰博士的论文《晚清海关关税思想研究》通过研究晚清中国关税思想演进路径，全景展示了中国关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河北经贸大学张增强的论文《王茂荫货币改革思想探析》指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达到了当时中国人对货币理论认识的最高水平”。

一些学者采用了新的视角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得出了新颖的见解和观点。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的论文《略说孟轲与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之异同——从在商品价值中发现了等同关系说起》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两位东西方古代思想巨匠不仅都发现了商品价值表现中的等同关系，而且在分工和交换的起源、土地问题、分配问题和义利观等都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孟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一文从生态角度解读孟子的经济思想，指出其经济思想中富含大量生态因子的三大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与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哈尔滨商业大学朱德贵副教授的论文《论先秦时期“公平”和“诚信”经济伦理原则》从经济伦理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了先秦典籍中的经济思想，归纳出处理经济与伦理的规则。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的论文《去伦理化的努力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的启蒙——以严复译<原富>为中心》从严复的《原富》与原版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对比中，指出严复利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或破或立地阐释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去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伦理化的努力并不彻底。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杜长征博士等人撰写的《自强学堂商务门与中国近代第一次商学教育试验》一文，通过自强学堂商务门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想下的发展演变，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商学教育发展情况。

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已不再局限于挖掘和整理中国经济思想 的历史遗产，而是在梳理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考虑传统与现实的结合，追踪理论热点、关注现实问题。这一特点在本届年会论文中也得到了体现。复旦大学徐培华教授的论文《经济发展与义利追求》联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遇到的困难，指出应该利用儒家经济思想中的“义利观”、“以民为先”的思想来分析和处理当今的各种问题。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的论文《传统经济思想与正确财富观的建立——从三鹿事件谈起》，指出三鹿事件透露出当代经济活动中存在着“见利忘义”的不良倾向，因而需要用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观”来重新树立当代中国人正确的财富观。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的论文《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探寻了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原因是中国具有的“均平”文化根基和社会基础。

2、民国经济思想的开拓和整理

民国经济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探索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从本届年会提交的论文来看，对民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已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既包括对民国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的深入探讨，同时也有对某一方面专题的系统整理和分析。由武汉大学“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课题组主编的民国经济思想丛书已出版了《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民国产业经济思想史研究》、《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和肇庆学院丁孝智博士的合作论文《伍启元的经济思想》从物价统制论、抗战时期物价论、利用外资论、和谐管理论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伍启元的经济思想。特别指出伍启元的和谐管理论与西方管理理论的Y理论不谋而合，即使在今天也能给人新的启示。复旦大学孙大权博士的论文《刘大钧的学术贡献与经济思想》研究了中国经济学社首任社长刘大钧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的论文《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利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任美锷的中国六大工业区划方案，指出该区划方案是“民国时期最为系统、全面的工业区划方案”。武汉大学孙智君副教授的论文对民国学者吴景超的农业经济思想、工业经济思想和区域经济思想进行了评析。河南大学孙建国教授研究了民国学者于树德对西方信用合作思想和合作制度的传播与介绍以及他对近代信用合作思想的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副教授和刘贵平的论文《民国时期保险思想的基本框架（1912－1949）》研究了该时期学者借鉴西方保险理论形成的比较全面的保险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霞的论文《蒋介石的“三农思想”》指出蒋介石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三农问题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和李银的论文《李大钊教育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基于唯物史观分析和评价了我国著名革命领袖李大钊的教育经济思想。

3、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的吸收和借鉴

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研究经济思想史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南京大学蔡一教授的论文《<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从市场、货币、价格方面分析了《管子》中的轻重理论，认为轻重理论是 “中国古代可能出现的对市场关系最为完备并相当科学的理论概括”。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和李绍东的论文《儒家的‘均平’观与现代经济分配和增长理论》指出儒家的“均平观”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均平，文章利用现代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支持了这一论点。河北经贸大学李银的论文《从鄂君启金节看战国持节贸易》利用现代贸易理论分析出贸易许可制度与战国持节贸易的同源性。上海财经大学韩丽娟博士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金融组织选择思想（1927－1949）》一文中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部分，构造数理模型分析内生金融为本、外生金融为辅的近代农村金融组织选择思想。上海财经大学毕艳峰博士的论文《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探索与争鸣》在工业化理论框架内，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近代农业机械化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上海财经大学喻梅博士的论文《中国近代两种会计制度长期并存的原因分析》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由民国时期会计学界的学术争鸣引发的两种企业会计制度在工商企业中长期并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探讨

经济思想史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以实现分析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应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式问题和研究方法，是本届年会学术讨论的热点之一。谈敏会长在开幕词中总结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和学会发展的特点，指出古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仍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基础。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的论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关于经济科学方法论的认识》遵循胡寄窗先生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一书中以“新的科学的起点”作为划分“五四”运动前后经济思想的分界基点的认识，对20上半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方法论的认识及其争鸣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文章从经济学方法论一般认识、经济学方法论专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论著统计及对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之影响三方面展开论述，指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从内容涵盖的广度、理论认识的深度、以及论述的专业性而言，对中国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理论范式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题为《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的论文从学术史角度出发，围绕着研究成果、学 术争鸣、学术价值等方面对奠基时期（1897－1948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主要贡献与历史地位重新做出了评价，并指出新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范围将会转向建国前三十年和现、当代。上海财经大学熊金武博士在题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科学化及一些相关历史理论问题思考》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前途在于科学化，必须建立起科学的研究范式。北京师范大学张跃副教授的论文《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可寻，因而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经济、思想与历史》一文中指出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定。北京大学张亚光博士在发言中也强调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走科学化、规范化的研究道路。武汉大学李守庸教授虽未参会，但仍委托其他老师向年会表达了他对于深化与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须具备三个前提的观点：一是学术自由，能自由发表学术见解；二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三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回顾与总结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经济理论和思想意识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的进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也是本届年会的一项重要学术议题。海南大学王毅武教授的《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文对十六大以来我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进行了概括，指出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继续完善，与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共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新贡献。王毅武教授提交的另一篇论文《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支点、鲜明特点，指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对邓小平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总结，指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相关内容是新的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海南大学陈首哲的论文《论新时期新阶段》对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解读。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周志平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对区际梯度推移理论的引进过程以及该理论发展演进脉络的梳理，指出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副教授提交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防经济史进行了考察。《新时期国防经济史学术重点考察（1978－）》一文从国防经济理论体系角度对新时期国防经济史学术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和客观评价。《现代战争中的科技与经济因素：军委扩大会议与国防现代化学术（1975－1985）》一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后两次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国防现代化学术思想，从学术史高度把握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思想过程。《观念与视 野：“17年”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949－1966）》通过分析和勾勒17年中我国研究美国国防军事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对美国军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观念不断完整清晰、研究视野不断开拓、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的过程，并对该时期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模式进行了分析评价。

北京大学张亚光博士的论文《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从学科设置、招生规模、学会活动进行了回顾研究，并以期刊论文为视角展开分析，总结出本学科研究经历“继承拓荒”、“深化发展”和“综合创新”三个阶段，研究对象由窄变宽，学术创新不断涌现的特点。西南财经大学的付志宇教授和贵州财经学院缪德刚的论文《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对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指出中古思想研究亟待加强；研究方法单一；新老学者学术水平差异大等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并提出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开展学术争鸣等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五、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前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赵靖先生于2007年8月8日逝世。为了缅怀赵靖先生，本次年会特设“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题。本届年会收到多篇研究赵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北京师范大学王同勋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新高峰——评介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文指出赵靖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最全面、最系统、内容最丰富、具有最高水准的权威性的大型学术专著”，“不仅是赵靖教授数十年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本学科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海南大学王毅武教授撰文《老树春深更著花——赵靖先生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深切回忆和记录了赵靖先生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领域的支持与鼓励，对后辈学者的指导与教诲，对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的提倡。东北财经大学张守军教授的论文《赵靖先生与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了赵靖先生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一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出发，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同时指出赵靖先生在学科研究中的四个原则：即“坚持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经济思想”，“重视分析经济思想所反映的阶级利益”；“重视社会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思想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重视经济思想本身的纵的和横的联系”。河北经贸大学张一农教授撰写《学习赵靖先生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纪念赵靖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指出赵靖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精华是：提出了本学科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具有坚定的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理念。北京大学颜敏博士的论文以赵靖先 生1947－2005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学术道路和学术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进一步完善了学会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在学术研讨和交流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严清华副会长在闭幕词中用“三个一”来概括本届年会：一次规模超过前几届的盛会；一次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尝试；一次透露经济思想史研究乐观前景的聚会。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将以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积极进取、努力创新，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Wang Fang1, Yu Mei2

(1.Institute of Finance & Economics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gives some summariz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major theses presented by representatives and academic view points.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3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第五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码: ___________）

内容提要：本文系笔者近年来倡导并获准立项的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经济史学经济思想学科创始中国与日本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 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 ConfuciusandHis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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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byAikoIkeo：Economic

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RoutledgePress,U.K.1997.pp35-

54。

此

后的发

展

参

见James.L.Y.Chang:HistoryofChinese

EconomicThought:OverviewandRecentWorks,HistoryofPolitical Economy,19:3,1987byDukeUniversity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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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

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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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

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特色与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欢迎有志者

交流切磋或报考，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