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思想史

第一篇：行政思想史

第四节

帕金森的“帕金森定律”

一、生平与著述：英国著名行政学者。代表作：《帕金森定律及关于行政的其他研究》，帕金森定律发表于1958年。

二、帕金森第一定律：1.工作的增加只是为了填满完成这一工作时可资利用的时间。（这是帕金森在对组织机构 的无效活动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组织机构臃肿低效的原因之定律）2.该定律源于两个法则：其一是增加部属的法则，其二是增加工作量的法则

3.引申：委员会工作方式的“繁琐定律”，在“议事日程上所要讨论的问题中，花钱的多 少与讨论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委员会工作方式的效率是很低的 4.组织机构臃肿的根源：掌权的嫉妒病、二流的领导、三流的下属

三、帕金森第二定律：开支的增加只是为了抵消进款，公共开支多花在哪些精心设计的 并不适合的建筑物上，追求形式，导致浪费。

四、简评： 对组织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分析透彻而精辟，为改进组织效率提供了有用的 方向，应严格以事定职，以职选人。精减机构人员，节省开支。

第六节

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

一、生平著述：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政策分析的创始人，其所提出的渐 进决策模式，跳出了传统的以及西蒙的理性决策模式，较好地解释了西方国家行政决策实现。代表作：《渐进调试的科学》1959年

二、林德布罗姆主要观点：1.对传统的全面理性决策的特征归纳及批驳1）全面理性决策特征：问题既定、目标价值明确、考察各种可行的方案及结果，用价值 比较各方案及结果以择优2）批驳：受认识能力、价值观念、决策技术、人性弱点、政治问题时间变迁等局限，全 面理论决策模式不可能。2.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式

三、基本观点1.在现有的合法政策的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即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小小的 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决策目标。2.渐进决策应遵循的三个原则：按部就班、积小变为大变、稳中求变 3.采用渐进决策的原因： 1）政治上的一致要求2）技术上的困难（能力有限、时间智慧有限等）3）对现行计划的连续性要求

四、简评：渐进决策模式是一种有用的思想和决策方式1.从认识论看，其注重历史与现实条件，认识到事物的运动是一个前后衔接的不间断的 过程2.从方法论看，渐进决策模式注重事物变化的量的积累，以量变求质变 3.局限：具有保守性，只适合于某些条件下，不具有普适性。

第四章

应用与发展时期的西方行政学说

第一节 德罗尔的政策科学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1.以色列政策科学家，政策科学创始人，其研究旨在帮助政府改进政策制定质量和提高 政策执行的效果2.代表作：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的再审查》1968年、《政策科学构想》1971 年、《政策科学探索》1971年

二、主要思想与观点提出了“系统群研究”的政策科学方法论

第二节 彼得的《彼得原理》

一、代表作：《彼得原理》《彼得处方》

二、彼得原理：在实行等级制度的组织中，每个组织成员都会晋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那一 级。1.组织的工作是由组织中的那些尚未被提升到其无力胜任的那一级职位的组织成员来从 事和完成的2.阶层界限分明的典型金字塔结构，较之无层级或平均主义的等级制度更为有效，因为 将有更多的人未能被提升到他们所无力胜任的层级3.智能、才能测验将导致被测者更早被提升，因而未必能够促进工作效率 4.“一事成功，诸事不顺”，当人被提升到其不能胜任的职位时（即为成功），则容易导 致其身体失调与精神不安（诸事不顺）

三、不能胜任工作的人的典型症候：课本280页

四、简评：该原理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人事行政原则：知人善任，适才适用，即一个人的 专长，能力应与其工作职位相适应。

第二篇：西方行政思想史 论文

决策的重要性及完善我国现行决策体制

【摘要】决策，对于国家而言，是行政管理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它决定了国家行政系统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能否有效管理，是国家能否发展进步、繁荣富强的命脉。由于行政机构及其决策是和大众生活最为密切的，所以行政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拥有一个良好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可以为我国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会产生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决策 ；行为决策理论 ；行政决策 ；完善 ；决策体制

1、决策的含义

广义上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确立目标、设计和选择方案的过程。

狭义的决策指为了到达一定目标，采用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手段，从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方案的分析判断过程。

2、行为决策理论 2.1 行为决策理论含义

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即决策不仅仅是高层管理的事，经理的职责不仅包括本人制定决策，也包括负责使他所领导的组织或组织的某个部门能有效地制定决策。他所负责的大量决策制定活动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活动，同时也是他下属人员的活动，组织内的各个层级都要做出决策，组织就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

西蒙认为，行政决策过程是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和审查活动的过程，关键是前两个阶段，而后两个阶段次之。行政理论必须同时包括如何有效地做的原则与如何正确地做出决策的原则，决策活动是行政活动的典型活动。2.2 行为决策理论特征

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的理论与传统的决策理论及其他学派相比，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决策是管理的中心，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西蒙认为，任何作业开始之前都要先做决策，制定计划就是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也都离不开决策。

第二，在决策准则上，用满意性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西蒙认为，完全的合理性是难以 1

做到的，管理中不可能按照最优化准则来进行决策。首先，未来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人们不可能对未来无所不知；其次，人们不可能拟定出全部方案，这既不现实，有时也是不必要的；第三，即使用了最先进的计算机分析手段，也不可能对各种可能结果形成一个完全而一贯的优先顺序。

第三，强调集体决策与组织对决策的影响。西蒙指出，经理的职责不仅包括本人制定决策，也包括负责使他所领导的组织或组织的某个部门能有效地制定决策。他所负责的大量决策制定活动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活动，同时也是他下属人员的活动。

第四，发展人工智能，逐步实现决策自动化。西蒙在他所著的《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总结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特别是计算机在高层管理及组织结构中的应用。

3、行政决策 3.1 行政决策含义

行政决策是决策的一种，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国家行政事务时，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根据一定的情况和条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主客观条件，在掌握大量的有关信息的基础上，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务，做出决定的过程。3.2 行政决策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因此，行政决策在实际中的应用与作用显得更加重要，一个良好的决策过程对于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有重要影响，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过程的首要环节和各项管理职能的基础。决策是行动的先导，行政管理实施中遇到的各种需要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问题，都首先依赖于行政决策。同时，行政管理的各项职能都是为实现决策目标服务的，各项职能本身也都有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有各自相关的决策。因此，行政决策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和行政管理的整个过程，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离不开行政决策；其次，行政决策是行政领导的基本职能和重要技能。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领导处于管理的核心地位，承担着行政管理的多项职能，而这些职能中的主要职能又是行政决策职能。同时，行政决策又是行政领导的重要技能，因为行政领导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行政决策水平来衡量的，行政领导的层次越高，其所担负的决策任务就越重，所做出的行政决策的影响也越大，因而对行政决策的技能要求也就越高；再

次，行政决策正确与否是行政管理成败的关键。行政决策决定行政管理活动的方向和措施。只有在遵循行政管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良好效果；反之，则会产生错误的管理行为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加快了社会的发展节奏，把全球连为一体又加剧了竞争的条件下，政府行政管理的影响明显增大，行政决策的重要性也越发明显。

4、完善我国行政决策体制

行政决策体制是行政决策中枢系统，一般是政府或部门的负责人负责决策方案的最终决定，是决策体制中的关键环节。行政决策执行系统负责决策制定后的具体执行和落实，行政决策的信息系统则负责决策前和执行以及决策执行完后的信息收集工作，并起到信息反馈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行政管理对公众生活的影响越加深刻。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局限等种种原因，我国行政决策机制还存在较多漏洞，因此，行政决策体制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

完善决策首先必须遵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它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先决条件和实践前提。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无论它作为理论体系还是现实政策，它实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新飞跃。科学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民主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的表达。因此，行政决策应该是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有机统一。完善行政决策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决策程序

行政决策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正确的认识源于实践，科学的决策来自实际。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才能作出科学决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当今，科技突飞猛进，社会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逐步增多，利益关系日趋突出，领导决策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决策的风险性和随机性不断加大，这就要求在决策前要有计划地围绕决策事项进行各项前期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越透彻，情况摸得越清楚，问题就抓的越准，决策就越科学。

在决策过程中，建立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完善专家咨询体系和其运作机制，注重发

挥法律专家的作用，可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使专家咨询成为行政决策程序中必须的环节。要把专家决策咨询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把专家咨询作为决策的法定程序。在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前必须进行专家论证，不经咨询论证的不决策。确定专家决策咨询的法律地位，明确决策者与咨询者的义务和责任，使行政决策专家决策咨询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决策主体首先要明确决策的价值取向，即以反映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行政决策的根本宗旨。这就是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它要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深入人民群众，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了解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意愿，从而做出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这也是行政决策能否保持正确的根本。

加快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参与行政决策权利的实现，确保行政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行政决策信息公开、行政决策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和方式，便于人民群众清楚了解政府行政决策信息和广泛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凡是关系国计民生，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医疗、文化、卫生、价格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事项的决策，均要广泛听取意见。对群众和利益相关者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

其次，健全决策机制。

建立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行政决策主体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都要交由本级法制机构或者组织有关专家对该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从决策的权限、程序、内容上看是否合法，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做出决策。这也是构建法治政府、保障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再次，优化决策人员素质。

建立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严格遵守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制度，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都要经过领导集体充分讨论才做出决策。这对领导人员的素质有很大要求，领导人员必须在发展中顺应环境的改变而及时对决策方针进行调整。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表决，避免少数人越权处理重大问题。

最后，完善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行政决策主体应该自觉地置于各级监督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纪检部门、政府监督部门和群众团体监督部门之间需要密切配合，加大行政决策监督的力度，提高行政决策监督的效率。要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举报制度，形成便于公民信息反馈的渠道，充分发挥舆论

监督的作用，及时修正决策方向或弥补决策遗漏，从而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只有先把决策体系规范下来，充分发挥决策系统的作用，才能在实践运用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建设法治化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行政管理学》 夏书章 主编，王乐夫、陈瑞莲 副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2]《组织》 詹姆斯·马奇，赫伯特·西蒙 编著，邵冲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3]《决策过程》 查尔斯·林德布罗姆 编著，朱国斌 译。1988 [4]《公共政策学》郑传坤 编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5]《公共行政学: 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美]戴维·罗森布鲁姆,罗伯特·克拉夫丘克 编著，福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张成5

第三篇：宪法思想史

三、宪法学的历史发展宪法学作为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明晰的历史轨道，因此，对宪法学史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把握这一学科发展的脉络。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宪法学更加繁荣。

（一）宪法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1．萌芽时期近代意义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从思想渊源来说，思想家们就宪法中有关问题进行的分析和阐述，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古希腊、罗马到封建社会末期，就是宪法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福德斯库、博丹和科克等。在他们的思想中，与宪法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的主要有政体问题、法治问题、关于基本法的问题、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等。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呼唤，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近代宪法的颁布实施，宪法学也开始进入初创阶段，并随着资产阶级宪政实践的不断推进，资产阶级宪法学者的不断探索，而日益完善，从而在19世纪末最终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宪法学。因此，从资本主义形成到19世纪末是宪法学的创立时期，其代表人物有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麦迪逊、埃斯曼、戴雪、狄骥等。尽管格老秀斯等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家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宪法学说，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宪法与宪政问题所作的阐述不仅深刻、独到，而且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除继续讨论政体、法治、主权等问题，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外，还涉及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分权、政治法等问题。

2．创立时期在创立时期，以政治家和政论家身份阐述宪法问题的主要有美国建国前后的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马歇尔等人。当然，在这一时期真正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宪法学的创立和成熟做出更为直接贡献的还是以宪法作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宪法学家。主要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宪法学家。在德国，盖尔伯为适应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立宪君主制的现实，构思了德国国法学体系，提出了国法学的基本原则。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后，拉班德奠定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石，叶林涅克作为19世纪德国宪法学理论的完成者，也致力于法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完整化和系统化。在法国，由于其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是大革命中奠定的，因而其一开始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学色彩。一方面法国的宪法学通常不包括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宪法学不包括的内容，如政治制度、比较宪法制度、政党、舆论、压力集团等，法国宪法学则都予以研究。在19世纪后半叶，推动法国宪法学发展的学者，主要是埃斯曼等人。埃斯曼是法国古典宪法管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主要体现在《法国宪法和比较法纲要》中。在英国，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宪法学家是戴雪，其宪法学理论核心是两个部分，即议会主权原则和法的统治原则。在日本，宪法学诞生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后，其主要标志是1889年6月伊藤博文出版的《宪法义解》一书。1897年前后，日本宪法学进入了形成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首先是一木喜德郎的《国法学讲义》。

3．发展时期在20世纪，尽管有些国家宪法学理论尚未全面展开，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宪法学毫无疑问处于繁荣和发展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宪法学，以及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一大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又出现了虽然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宪法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愿望的宪法学，从而使宪法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而丰富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德国，宪法学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围绕宪法本质问题出现了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派和以鲁道夫•斯蒙特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学派，在宪法学基本理论方面出现了规范主义宪法观、决断主义宪法观和综合过程论的宪法观三大派别。在法国，狄骥和马尔佩是20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宪法学家，狄骥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引入宪法学领域，创立了法国社会连带主义宪法学理论。马尔佩受欧洲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了法的一般理论必须在分析法之后得出的观点，从而变革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随着第五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国宪法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其主要特点仍然是宪法学与政治学合为一体，许多宪法学原理融于政治学理论之中。在英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获得了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围绕坚持、补充、批判戴雪的宪法学理论而展开，其代表人物是詹宁斯。除围绕对戴雪学说的评价之外，现代英国宪法学还涉及一些其他重要课题，主要包括英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英国宪法的渊源，宪法的概念、范围和性质，国王、内阁、议会、法院及相互关系，地方政府、政党、文官制度，法的统治，英联邦组织，英国与欧共体、公民身份、移民和引渡，各种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在美国，20世纪以后宪法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初的美国学者们日益强调宪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基础，宪法学重点研究了司法行为和最高法院判决的决定过程。70年代以后，围绕宪法解释的基础问题，学术界形成了解释派和非解释派。此后，批判法学研究也推进了美国宪法学的发展。日本在1910年前后，宪法学进入了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美浓部达吉等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宪法学初步形成，以及与此唱反调的以穗积八重为代表的保守宪法学理论的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学既继承了战前宪法学的合理因素，又根据宪法的价值发展了宪法学理论，最突出的表现在：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宪法学”；强调比较宪法学的必要性；重视“宪法解释学的实践性”等。

（二）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1页。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法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宪法学两大阶段。为了便于从宏观上科学地把握宪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可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和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萌芽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宪法学在中国的萌芽时期。在此期间，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和中国应进行立宪思想的提出，人们对民主宪法、共和、议会等问题的认识开始从直观走向理性并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即是宪法学在中国产生的萌芽状态。日本宪法学在中国早期宪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萌芽形态的中国宪法学是在中西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王鸿年等，代表著作是王鸿年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学著作——《宪法法理要义》（1902年版）。2．形成时期从1991年到1930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已从分散的理论与知识，形成为初步容纳各种宪法学知识的体系。随着宪法学说的发展，宪法学教育也开始在中国得到发展；同时，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研究宪法学的组织机构；此外，对外国宪法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从单纯介绍日本宪法转向介绍研究欧美国家宪法的状况，还开始出现采取比较方法研究宪法和宪政的比较宪法学著作，从而使宪法学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3．发展时期从1930年到1949年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宪法学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宪法学发展最具特色的是宪法学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的产生。就宪法学的专题研究而言，五权宪法理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宪法学研究的重点。就新民主主义宪法理论来说，一些进步学者既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又对苏联宪法理论进行介绍和研究，这既促进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发展，也为在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4．新中国宪法学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新中国宪法学时期。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初创阶段，学者们根据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探讨了宪法学的理论问题，试图建立系统的宪法学理论。1957年到1965年是新中国宪法学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宪法学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缺乏，研究成果也基本上属于宣传性、注释性的内容。1966年到1976年，由于宪法实际上名存实亡，宪法学者们也失去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因此，宪法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1982年宪法制定和颁布以后是新中国宪法学走向恢复和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宪法思想

一、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四种政治制度，分别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柏拉图对这四种政体分别给以了批判。第一个是斯巴达政体，这是一个军人掌权的国家，他们争强好胜，贪慕虚荣。第二种是寡头政体，从荣誉政治中产生，在社会采取财产私有制后出现，是一种根据财产标准确定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穷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崇拜财富，贪欲之心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的奢靡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党争、内战很容易爆发。第三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他们打着人人平等的口号，不加区别的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者。这种极端化的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第四是僭主政体，这个应该说是从民主政体发展而来，民主制下极端的放任和自由使人民不屑于任何的约束，不管是个人还是法律，最终走向了极端的奴役。那些起初扮演穷人保护者的人民领袖利用民众的力量获得政权后便开始鱼肉人民，当人民发现他们培养和拥护的人的真实面目时，“他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了”。这就是僭主政治。

柏拉图详细的评述了四种政体，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并没有接着给我们一个可以替换这四种政体的理想政体。到他的《法律篇》，在他的新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其他政体形式均由此演绎而来。“一切其他政制实际上都是这两种母制的变种”。因此，如果要选择自由与法律的密切结合，在一个国家中就要有具备这两种因素的政体。

所以，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在法治的大框架下，设计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混合政体，即君主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制”。这是一种在节制、平等、自由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基础上建构而成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只有在在这种“ 混合政治”中，自由、和平以及智慧等政治精神才能真正的生根、成长并获得很好的发展。在这种政治观的指导下,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中他曾经批判的四种政体都不是一种体制,而只不过是一些体制的主导性成分, 只有这种“ 混合政治”才是现实的最优体制,才是各种善理念的现实的体制根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柏拉图曾说“一个是极端的服从,一个是极端的不服从,那么其结果在两个社会都不能令人满意。” 可以看出，柏拉图在此揭示了极端君主制的极权法则与极端民主制的自由原则,这两类权力原则由于违反权力的制约

原则而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柏拉图主张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混合政体, 在法律统治下的“混合政治”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模式，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二、亚里士多德

亚翁对法律本质的认识可以说开后世社会契约论、自然法观的先河。探讨法律的本质，离不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但亚翁与我们所奉行的马恩列斯经典学说不同，他认为国家是自然起源的，是一种为追求全民幸福的社会团体，国家之形成是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要求。他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4]城邦国家的建立是出于人类的自然需求，而法律则是这种需求的保障，因而，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正义是治理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立法的最高依据。同时，亚翁又说：“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并且不依赖于接受。”[5]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国家看成是基于人类滋生要求而结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这种观点与后世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源头即是亚翁之理论，只不过卢梭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对其进行了文采飞扬、逻辑严密的发挥罢了。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保障国家正常运转的法律，实际上被亚翁认为是正义的化身且不依赖于接受，这种法律观与西塞罗的永恒法思想，霍布思、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然法思想亦是极其相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尽赞同亚翁的论述，但试想在远古的古希腊时期，这种思想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亚翁是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的结论，他强烈的反对君主专制，他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7]因而，他得出结论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 “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

第二章

古罗马的宪法思想

一、波里比阿

叙述罗马共和国崛起的过程中，波里比阿不止一次地强调，罗马人能够在战场上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优秀。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对罗马共和国政体做专门分析。[3]在《通史》的开头，波里比阿就指出，“不可能有任何人是如此偏狭、如此漠然，以致他不愿意寻找罗马人是用什么方法、在何种政治制度下，在不足53年的时间里，将几乎整个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如此成就，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4]在第3卷有关全书计划的说明中，他再次声明要对罗马共和国政体进行专门研究；第6卷称“我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我一直认为这一分析是我的计划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5]因此，波里比阿特意在第6卷、当罗马于坎奈遭遇惨败后的关键时刻，中断有关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专门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揭示罗马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所具有的优越以及坎奈之后的逐步复兴。[6]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存在过6种基本政体，其中3种为正常形态，分别是王政、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另外3种则是正常政体的变态，更准确地说是堕落形态，分别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对政治社会的产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因为时常降临到人类头上的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人类的大部分被消灭，知识和社会制度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人口的重新增长，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然的弱点，我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着其他的人。” [7]因体力和勇气而树立的统治，被称为君主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类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王政观念开始诞生，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所以，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而它们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8]王政时代，统治者虽仍是一人，统治方式却与君主制下不同，王的统治“被他的臣民们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诉之于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 [9]国王们修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并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

二、西塞罗

第三章

中世纪的宪法思想

一、教会法学派

二、人文主义法学派

三、马基雅弗利

四、布丹

中篇

近代宪法思想

第四章

宪法与启蒙运动

一、科克

二、孟德斯鸠

三、卢梭

四、休漠

五、康德

六、黑格尔

第五章

宪法与近代革命

一、洛克

二、潘恩

第四篇：管理思想史

科目：管理思想史

学院：

班级：2008

姓名：

学号：20080511404

历史与社会*历史学 级（1)班 郎治伦

浅析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及对中学课堂管理的影响

作为一名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类本科生，在本学期选修了“管理思想史”这门课程后，受益良多。其实，在以后的中学课堂生活中，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运用到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中，有着太多的伟人提出了纯理论的或者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理论，但是在这其中，我最为推崇的是亨利·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他被人们尊称为“管理过程之父”！代表作是《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同泰勒的科学管理主张不同的是，法约尔从总经理的办公桌旁，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管理理论体系；这不仅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这是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基础所在。他第一次从经营职能中独立出了管理活动；提出管理活动所需的五大职能和14条管理原则。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一般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一般管理理论的内容简介：

（一）、独立管理活动和分析管理五大职能

法约尔首先从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管理这6中基本的企业活动中把管理和其他活动加以区分，这成为了以后的管理过程学派和组织理论的重要基础。

法约尔把管理活动划分了五大职能，分别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就如同在课堂上，现实按照课前设想进行教学，再在课中组织学生学习，并调整好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个时候的班级就好比一个有了良好的管理系统的企业。

1、计划是否具有统一、连续、灵活和精确的特性，对管理工作具有首要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整个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

2、组织职能则是进行管理活动的基础，组织职能就是要建立企业的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

3、指挥职能即运用领导艺术以推动组织业务、促使其人员发挥作用、减少无效耗费的过程，使组织成员的活动得到保证。要进行有效的指挥的话，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a.对职工有深入地了解；b.对组织和职工之间的协定要很了解；c.对组织要进行定期检查，并使用概括的图表来促进这项工作；d.召集主要助手开会，以便统一指挥和集中精力;e.力争使组织成员团结、主动、积极和忠诚；

4、协调职能就是连接、联合、调和所有的活动和力量，即要分清主次，就是使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从而良好的协调好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进度。在课堂上也应当协调好学生之间的学习进度，立秋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5、控制职能是管理活动的最终手段，是用来防止和改正在执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没有控制，其他四种要素活动的效果既得不到验证，也得不到保证。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有 ：首先是要及时采取行动；其次是要检查人员应具备必要的条件；最后则是应注意控制的度，避免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这也就要求老师在课堂上能够良好的把握住学生的心理变

化，控制好课堂教学的方向！

统观以上管理的五大职能，这五大职能互不干涉，有着很强的独立性；它们基本概括了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具有全面性；管理活动浓缩为五大职能，简洁易懂，具有很强的简洁性。法约尔提出的这五大职能的三种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后人难以取代。管理是以计划为中心的各个管理职能交替发挥作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法约尔被人们称为“管理过程之父”。其实，当课堂上能够良好的运用这五大职能过后，课堂也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管理的十四大原则

1、劳动分工：这是合理的利用个人力量和集体量的最好的方法，这使得大规模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了可能；

2、权力与责任：权力指挥与要求别人服从的力量，权力与责任二者互为因果，有权必有责；

3、纪律：纪律对于企业取得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几率是企业同雇员之间关于服从、勉励、积极、规矩、尊重的契约；

4、统一指挥 ：一个下属都应该接收而且只应接收一个上司的命令；

5、统一领导 ：凡是具有同一目标的全部活动，仅有一个领导和一套计划；

6、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要考虑的首要目标，获得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

7、合理的报酬：薪给制度应当公平，对工作成绩与工作效率优良者应有奖励，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既能够奖励有益的努力和激情，又不超过合理限度，达到双方的满意；

8、适当的集权和分权:要根据本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应改变集权与分权的程度这一原则已经成为了现代管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

9、等级制度:在取得授权的情形下,不同部门的低层级管理人员越过上级权力与信息链直接进行沟通与交流,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同时也是执行权力的路线;

10、秩序: “凡事各有其位”(各有其位，各称其位)，即保证一切工作都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

11、公平:善意和公道.公道是执行已订立的协定,善意地对待员工,关注平等.12、保持人员稳定:任何组织都有必要鼓励职工做长期的服务，因为这是组织相对稳定的基础所在；

13、首创精神:是创立和推行计划的动力，也是企业发明和建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可能性的大小的关键点；

14、人员的团结:全体成员的和谐与团结是企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的力量，努力地实现组织内部的和谐，避免组织内部的纷争和分裂！

对于这是四点原则来言，课堂中老师应当尽量的保持在教学事务中的公平、有序、团结、积极向上，并且老师也应当合适的估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性，以求学生的主动积极的学习！

二、对法约尔管理思想的分析与评价：

（一）、法约尔的贡献

法约尔是“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他对于管理过程和管理组织理论的开创性

研究，其中特别是关于管理职能的划分以及管理原则的描述，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以后各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重要依据，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历程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法约尔系统性、理论性的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理论构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适用于各行各业，给实际管理人员带去了很大的帮助。法约尔还强调要使管理真正有效，还必须积累自己的经验，并适宜地掌握合理运用这些原则的尺度。

（二）、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局限性

1、管理原则缺乏弹性，以至于有时实际管理工作者无法完全遵守；

2、有些概念关系还有些混乱：如管理与领导之关系，领导之于指挥、协调、沟通等。

三、法约尔的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约尔指出管理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他认为可以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通过进行管理教育来培养所需的管理人才。因此，法约尔的管理思想还具有计划的重要性；管理教育的重要性；管理的实践性。如果一个老师良好的理解的法约尔的主张过后，又能够很好的运用到中学课堂上的话，那么法约尔的主张就是一份很好的课堂管理守则！遵从这些守则，有助于良好的进行中学的课堂管理！

第五篇：思想史意义

试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史意义

2006-1-2 阅读2816次 本站网友 青青草 发表 【字体：大 中 小】 上一篇<<>>下一篇

【内容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文学价值观念逆转并引起接受对象的迁徙，文学性质由此发生根本转变，文学创作立足点也发生根本转移，文艺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从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史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导延安解放区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当时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后，更是直接制约和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面貌。一般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文本时，多着眼于《讲话》在当时的政治意义及其在解放后对中国大陆文艺界所产生的影响，鲜有从社会思想史角度来反思和定位《讲话》的作用和影响。《讲话》从发表至今已逾60多年的历史，从当下社会语境来看自有其局限性所在，但若放在整个文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讲话》的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讲话》的出现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言路发生了转变，引起文学研究中价值论、作家论、读者论等方面研究的彻底变化。从文学理论史的角度来说，研究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以及未来的中国文论发展，《讲话》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下面我们分而论之。

一

《讲话》在思想史上的首要贡献就是它彻底颠覆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学价值观，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

文学的价值取向是文学价值构成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价值取向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的接受目标或曰文学的归宿问题，亦即一个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这一问题成为各种流派和立场的理论家们共同关注的目标。就连自由主义文学家也说这一问题“实在是文学理论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1]。

在文学价值取向问题上，中国历代主流文学，其创作目标或者说接受对象，基本上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文学不过是统治者精神消遣的对象，有时也可以充当他们“治国安邦”的工具。无论是“载道”的文学还是“缘情”的文学，都是统治阶级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因子，无论它们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了多大程度的同情，充其量不过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文学，而不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载”之“道”，是统治阶级的驭人之“道”，所“缘”之“情”，是封建贵族和士大夫官场失意的牢骚之“情”或恣情山水时的娱乐之“情”。广大穷苦的劳动者是无法进入文学创造和表现的领域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大都离劳动者的生活太远，再加上，广大劳动者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学只能是游离于他们精神世界之外的东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在它引导下的解放区文学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问题。《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亦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2]《讲话》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尽管“文艺为工农”的发明权并不在于延安《讲话》，但《讲话》无疑把这种观点和精神系统化了。

《讲话》还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新方向，给文艺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观，并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对象和文学评价的标准、原则，彻底颠覆了前此所有的旧的文学

观念和审美原则，使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文学发展的历史要从此改变和重写。

文学价值论牵涉到话语领导权问题，在文学活动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作品由谁来写、写给谁看、怎样来写？站在社会上层人、知识精英的立场还是站在底层民众、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写，最终又是为谁来服务，其结果和面貌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与创作过程中主体与接受客体即读者问题的解决是密切相关的。

二

文学创作主体论问题与价值论关联最为紧密，这一问题在《讲话》之前始终悬而未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难题。文学主体论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态度和立场问题，也就是一个为谁写作、怎样写作的问题。这一问题自“五四”以来一直是文学界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只是由于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始终没有结果。

从历史上看，自“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从创作实践上看，“五四”新文学革命，其作用和影响基本上止于知识分子圈子内，与底层民众关涉基本不大。这一情形虽经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冲击，亦未见大的改变。沦陷区一位评论家在探讨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道：“左翼作家联盟号称以工农大众为读者对象，写描写工农痛苦的文章”，这样一来，“虽然题材是广泛了，而文学的实际并没有像那些题材一样的属于民众。即使描写工农的作品，也是出于文人所想像，至多不过是观察了的。因此，文学还不真正是一般民众的。”[4]这种认识明显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即文学不属于人民大众的原因在于作家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生活，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想大众之所想，再进一步说，就是没能够真正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表达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给予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5］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6］。解放区在延安整风之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说到底，文艺创作上的“大众化”或“化大众”问题不是“普及”与“提高”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即带有实质性的立场问题，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价值论方面的目标才能开始实行。

当然，创作主体思想的变化离不开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精神现象的产生及发展，毕竟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此外，接受主体的文化水平及审美趣味，也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传播。仅仅从创作主体因素着手，是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对此，冯雪峰做过精辟的概括：“人民大众之文化的要求，谁都明白是和政治的及生活的要求和斗争相一致的，而首先„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是民主的政治，是他们从重重的压迫与剥削下解放出来，是他们生活和地位的真实的改善，以及反映和协助这种要求与斗争的文化和

文化生活。”[7]这一看法可谓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决定文学性质和发展方向的经济、政治如果在实质上根本不反映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仅凭文学家们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根本上无济于事。杨晦所说的国统区文学虽然“一直沿袭着„五四‟的，或者是说再加上大众文学的传统”，对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有过深入和热烈的讨论，却因为远离劳动大众的翻身解放这一主题，“不能正确地了解这个问题的发展来由，所以，争来争去，始终不曾捉住要领”[8]，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后来，文学家们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作家臧云远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大众化”问题虽经长期探讨终无结果，过后“批评家们提出„要向生活的密林突进‟，但没有把问题解决，延安方面可把这问题解决了——请看《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批评家也无话可说”[9]。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相应的经济、政治条件缺乏或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为大众”的文艺。“革命文学”难以达至自身的目标，国统区文学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解放区文艺界得到解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她所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建立了工农兵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具备了解决文艺服务目标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政治利益上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共产党，必然也要制定出相应的服务人民的文艺政策。从毛泽东文艺思想本身的发展情况而言，《讲话》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文学大众化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的思想。延安讲话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合理延伸的结果。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解放区经过文艺整风、各种形式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经由政策化的引导，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权威观念。在此观念之下，广大解放区还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文学思潮，涌现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工农兵作家，创造出了一系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清新的气息和健康的情调的作品，满足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求。

三

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关注也是《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文学接受方面的问题在《讲话》具体表现为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这一问题与文学创作主体论紧紧连在一起。因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看，但写给谁看完全取决于创作者抱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创作完成以后，作品需要投入到接受主体即读者的接受教程中才能产生作用、发生影响，但影响的效果，即作品思想内容的好坏和艺术水平高低，则取决于接受者的评价，因此文学评价的标准顺理成章的成为文学接受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读者地位的确立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接受美学的焦点所在，《讲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分析与接受美学有着质的区别。接受美学赖以建构的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中的平等理念，它所指称的读者对象是模糊、不具体、没有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的读者，而《讲话》的出发点则是基于阶级论之上的人性论，它所述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其指称对象是具体的，有明确的身分限制。

《讲话》在文学思想史甚至社会思想史上的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讲话》发表之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的文学家们能够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作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要说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文学，就是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比，《讲话》的发表也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质的方向转折。因为，“如何使文学之„为工农‟的方向获得真实彻底解决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新文学建设之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问题”[10]。“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之维的确立，使得文学活动中价值观念发生逆转，接受对象发生迁徙，从而使文学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和转折，文艺从此真正回到了人民自己手中，成为人民自己需要而且从此也能得到满足的精神工

具。1949年7月，周扬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新的接受观念下，文学家们开始真正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创作的对象和目标。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11]，“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12]“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3]。在这种情形下，“五四”以来进步文艺界久争未决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正确解决的途径”[14]。

新的接受之维确立以后，文学创作的要求及文学评价的标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工农大众既然成为文学接受的中心目标，则以表现工农大众这一目标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成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邵荃麟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今天的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更主要的是从我们周围比较熟稔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面貌，去感觉他们的爱与憎、愤怒与欣悦，从琐屑与平凡中间去窥察他们的新生与没落的过程，从各阶层的生活细节中去看到他们意识的矛盾、变化与孕育状态，从这种方向上以达到典型创造的境界”[15]。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能否满足工农大众的精神需要，既是衡量作家创作目标的政治尺度，也是判断作品艺术性的一个标准。从能否满足大众精神需要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理论家往往把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具体化为“为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黄药眠谈及文学的政治性特征时说：“今天，把接近人民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当作为考验作家生活态度的基本前提是非常适当的。把文艺之政治倾向性更加强调，把现实主义，更具体化为：„写广大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写广大人民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是非常之正确的”[16]。对于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艺术评价标准也仍然无法脱离这一功利主义的原则和要求。理论家们在探讨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等问题时，也首先强调这一点。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何其芳提出：“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上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17]。邵荃麟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艺术评价的标准与文学接受目标的关系，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是不能和它的社会的历史性独立开来的”，“我们总喜欢以能使知识分子同自己起共鸣的思想感情作为决定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这多少是知识阶级独霸文化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站在大众以外的立场“去衡量艺术”是一种“旧的美学观点”，“只有属于大众的，能使广大群众起共鸣的，富于现实斗争功利性的艺术，它的真实性才更广大，它的艺术力量也更强”。以服务工农大众这一价值目标作为文学批评艺术标准的重要尺度，邵荃麟认为这不仅是“出于政治的要求，其实也是艺术本身的要求”[18]。

尤其是40年代后期，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一功利主义的文学要求成为普适性的新的美学原则，延安“讲话”所确立的文学应当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思想已成为批评界的共识，“我们的文艺应该为人民——其中的最大多数是工农——服务，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些模糊的„为文艺而文艺‟或„超阶级‟、„超斗争‟的文艺思想，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19]。在此情形下，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批评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主流方法，既是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发展的产物，也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文学自身选择的结果。

文学及其理论要随时代而变化，但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最终服务目标必须是从广大的普通民众，这一立场和宗旨不能变。这一文学理念，是《讲话》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讲话》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抹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