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第一篇：中国思想史

中国古代思想主线：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晋——由儒学衍生出玄学，佛教开始大规模传播 宋元——朱熹理学成为官学 明朝——王阳明心学成为官学 分支：

两汉——古今文之争（本质为士大夫和地主贵族之争）

两晋——玄学的三次演变（中央皇权和门阀士族之争），谍谱学的兴起（士族与庶族之争，一直延续到唐朝）

南北朝：与佛教的斗争（佛教与儒生、佛教与皇权之争）

两宋——理学与心学之争（学术上的讨论，不过有自己的政治趋向——鹅湖之会）

明末清初——异端的兴起（李蛰、顾炎武等人，实质是资产阶级萌芽与封建制度的思想斗争，后期则有对清王朝的斗争）

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可以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即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可以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中国近代思想史便可以分为嘉道年间到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四个阶段。

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其开端。但我认为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不仅人为地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而且有外因决定论之嫌。它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对中国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嘉道时期复兴的经世思潮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则为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时期中国传统思想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近代尤其是晚清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详见拙文《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光明日报》2007年9月19日）。第一次鸦片战争给经世思潮注入的新内容，主要是魏源等人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嘉道之后，先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接着是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作为一次旧式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并把中国传统的平等思想推到了极致。同时，它对西方新式武器的采用，尤其是洪仁?《资政新篇》的提出，又使它具有了一些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的思想内容。而兴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就性质而言，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正是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所谓的学习西方，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覆灭，则标志着以“制洋器”“采西学”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破产，而洋务运动的破产则说明，学习西方不能仅仅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还必须从西方学习更多的东西。于是中国从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开始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曾风靡西方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权平等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并成了人们要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在此之前，人们要求变革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人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民重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在西方，宣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掠夺和征服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服务的，但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它则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正是在甲午战争后的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而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便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的方案。其结果，革命派提出的方案虽然战胜了立宪派提出的方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形式上建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存在，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辛亥革命的失败，不能不引起思想界的反思，于是有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也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知道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开始其追求，虽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不仅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旗帜，而且就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来看，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取向和思想主张，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原则，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的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和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科学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讲的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的，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其次，西学传播进一步丰富和广泛。如果说1894年前传播的主要是西学中的“艺学”，亦即自然科学，1895年后是“政艺兼学”，而以“政学”亦即社会科学为主，那么，自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到中国。在传入的这些西方的思潮、学说和观念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西方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播，各种思潮、学说、观念之间的论争也是此伏彼起，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派别。此后发生的思想文化论争，大多是在这三大思想派别之间进行的。

对于发生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是它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矛盾的影响，而很少关注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尽管有梁漱溟、杜亚泉等人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认同和提倡，但从社会的主流意识来看，受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而对它持的是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成了鼓舞人们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尽管有胡适、陈序经等个别人仍然在那里提倡所谓“全力西化”和“全盘西化”，但社会的主流意识则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持的是一种认同和维护的态度。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前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相反。与此同时，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华文化遭到摧残的严重时刻，思想学术界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视作是争取国家独立、复兴中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视作是保卫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斗争，民族文化复兴思潮由此兴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结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然，在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始终存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又成了人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思想流派都提出了他们的主张和方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方案取得了胜利。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把中国近代思想史以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二个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主要依据的是我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二、所谓“存在决定意识”

依我个人之见，总的来说，思想史的框架，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突破，左的方面与与右的方面，这也是我长期与王先生相处，对他的思想的一个提炼。下面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来自左面的现代思想观念，即“存在决定意识”。通过教科书和庸俗的马家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建构，这个观念实在是深入人心。但是似乎没有人去想想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迎合科技的负面的力量，火上加油。我有一个很长期的想法：本来，传统中国的意义世界是完整的，是可以提供人生的基本幸福感的，但是科技来到中国，必然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变化，以及人的社会意识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个“存在”对“意识”的影响、改变、甚至操作与控制，不仅不能成为必然地“决定”人的意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理性，而且当这一大因缘决定着人的所有意识包括精神价值的源泉，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才行。但是正是在源泉、根本，这个问题上，“存在决定意识”，被浅薄化、被利用来作为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至上的理论护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空洞化，成为一物的崇拜的加速度发展的国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权力”和“金钱”就是最大的、最进步的，最能代表着人生方向的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决定着人的意识。我这里当然说的是中国一般人的思想状况。至于知识人，当然知道意识也可以决定存在的辩证法，但是第一，这只是附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第二义的。其次，在科技、新社会、进步等大叙述的面前，知识人并没有多少自主思考的余地的。还是“存在”第一的。第三，什么意识可以不被存在简单决定掉，其实现代知识人了无资源可托，可以说是来无可藏身之地，去无可往之乡。

三、救亡与启蒙之外

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须要破除的思想框架。来自右面的思想即所谓启蒙主义。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中国人最有名的一个框架，即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至今，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比较通俗的，解释力相当强的框架。譬如，我们就说矿难，一方面，肯定是对于生命的漠视问题。我在2003年写李杨《盲井》的影评，以为最后的了。可是04、05 不断出来。对生命权的麻木不仁，是启蒙不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存的问题，农民要生存，地方要发展，现代化的代价，农民也要铤而走险。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煤矿都封了。所以生存即救亡的逻辑也很强。启蒙与救亡时时在冲突，就像四川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的因载人过多而沉船的事件。过河是必然的，死人也是必然的。“过河”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思想史的框架不仅要看他是否回应了中国的问题，不仅真实关心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分析，要多想想问题由何而来。如果只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其实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对这个框架的修正，如以下两点：

一，这个框架中，启蒙是未经反省的，可能也是需要进一步修正，即反思理性。

二，这个框架中，也有一个缺失，即中国文化传统的缺席，中国文化的全盘破产，这个前提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其实这两点是大家都讲到的，我就不说了。我补充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其实二元是不够的，大家都还没有多想想，有没有可能这个二元的框架本身也是有局限的，还应该增加一元，即三元，三元，可能才是思想不停留在一种原地踏步的状态。

那么，除了救亡、启蒙而外，还需增加什么呢？我称之为“正本”。正本，“正”就是端正，挺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的“正”。“本”，就是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有些东西也启蒙相关相重叠，也有些东西是启蒙不能代替的，也可以校正启蒙的过于“解放”的局限。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传统与宗教哲学，很大程度，都是正本的系统。孔孟老庄释氏，不仅是忧世，而且忧生、忧万古之人心。苏格拉底的思想绝不仅是为了雅典的民主城邦。康德“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人的现代性。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也不仅是为了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韦伯的操心，也不仅是理性的胜利。具体说，正本的系统，就是要做中西方关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发扬的大文章，重建中国政治与道德的基础，为现代中国固本培元。也就是，回应“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大理障，建设性地开发出一种关心：如果不甘心、不屈服于“存在”如此独断地“决定”着“意识”，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建构我们良性的、开阔的、四海为家的、自由的意识？什么可以使我们免除悲观、危机的忧患？什么可以作为此种意识的自主

课程章节目录

专题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一）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题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期

（二）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理论和方法

专题二：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加深了解的几个内容

（三）学术界的主要分歧

专题三：各种三民主义思想

（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二）戴季陶主义

（三）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四）胡汉民的三民主义

（五）叶青的三民主义

（六）蒋介石的三民主义等

专题四：中国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二）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三）自由主义的几个个案研究

专题五：现代新儒学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

（三）现代新儒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四）对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的认识

第二篇：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而梁启超的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初趋于成熟，梁启超通过其文章著述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史的过渡》一书中，作者将其作为探讨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对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过程及相关事物的研究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

在梁启超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此，作者特地提醒我们在强调外部影响的时候不能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虽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仍然在继续发展。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其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力。对于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思想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所以对研究晚清思想的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是十分重要的。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文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问题。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及其发展来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的变化动力。再根据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收改良运动的影响，思想变化的速度急剧加快，而这场运动巨大的思想意义却常被人们所忽视了。

关于思想背景，作者主要是从儒学的内在变化上来分析的。在儒家思想的实践者眼里，儒家思想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哲学体系，或一种知识研究。还有实用主义动机和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本质。学术研究从内部对儒家思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对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的争议中，形成了各种流派的新儒学。而今文经学派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将儒家赞同的经世致用和含义模糊的改制思想奉为真正汉学的核心内容，并因此企图否定汉学在经验主义研究学派的地位。最后，在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经世理想惟一的维护者的经世学派中，特别强调将行政上的革新作为儒家治国之术的一个必要成分。这些思想倾向以及它们与西方冲击的相互影响，经康有为的中间作用，成为19世纪90年代初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新儒学家庭。从小立志要成为圣人。他在1891年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1897年发表的《孔子改制考》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动摇了中国学者和士绅的思想基础，它们所造成的思想反响分别被比作一场飓风和火山喷发，读后感《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汉学应该在西汉占支配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中寻找。他为今文经学派辩护，反对古文经学派。试图摧毁那些作为经验主义研究学派依据古文经学的阵地，从而确立今文经学为孔子教义的真正宝库。揭示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理想为经世致用，以及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倾向制度改良而非维护传统教义和制度。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一个圣明的政治家和制度革新者，宣称经世理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世理想的实现需要制度的改革。

与19世纪的许多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一样，康有为把富强理想作为中国目前历史阶段的首要政治目标。不同的是，康有为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而设计了全面和大胆的改革方案，梁启超指出为什么仁的概念成了康氏人生观的核心。认为新儒学氏康有为的仁有机思想的一个基本来源。康氏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梁启超亦受其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自幼受良好的教育，16岁乡试中举，此后几经波折，辗转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在万木草堂几年的思想训练和发酵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此后的运动中，在与严复，谭嗣同，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的接触中其思想不断的在发展。作者认为在1898年之前两年中，梁启超思想经过康有为这一中介，成了晚清经世传统的转折点。梁启超的经世理想主要有三个倾向：政治整合，民主化和含蓄而矛盾地接受民族国家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一场全面的思想运动使得士绅精英群体产生了思想分化，从而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出现。

经过一系列的改良运动及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犹豫。他曾倾向于与孙中山的革命派合作，但最终因各种原因终告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这在梁启超许多实际考虑的层面上发挥了作用。

文中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梁启超代表了中华民族主义的主流。而其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的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

作者认为，当自治的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890年后的十年里开始求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就人格理想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变形涉及从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而其国民理想对过去半个世纪来各个思想流派中的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甚至在今天，它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渡时期，梁启超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同时将这一传统固有的关切转变为以他著名的国民形象为标志的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其思想成为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第三篇：《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中国思想史》读后感

历史在无情的轮回，我们又在重演谁的谁？

《中国思想史》，作者：韦政通，台湾人，著于上世纪70年代末。恰逢文革结束，我们这边的知识分子，死的死、残的残，大多心灰意冷，不愿再著书立说。文革造成了文化的严重脱节和思想的禁锢，这不仅是当时社会和文人的灾难，更是今后文化的一种悲哀和无奈；而那边却将中华文化的精髓演绎到极致，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端，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诚如作者所说，写一部思想史，无论是对知识和意志，还是对体能都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起跑后，我们无法知道何时到达终点，心里些许仍存有半途而废的恐惧，但作者坚持下来了，前后20多年，千辛万苦，终成巨著。抛开书的内容和思想，它本身就是一次令人生畏的征程。在大学能读一读这样的书，真是好事，每读一次，心灵便会多接受一次洗礼，人生的思考便会更深一层。

纵观《中国思想史》，我最欣赏的时代还是先秦的诸子百家，那个时候思想的束缚很少，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创立自己的学派，虽有相互攻击之意，但整体呈并存之态，特殊的历史背景，兼容了所有的思想。那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可惜太久远了，远得来那一捆捆写满人生哲理与治国大略的竹简早已被蛀虫噬空，只剩下一群墨守前言的“学者”，在政治的舞台上断章取义，思想成了他们的统治工具。辉煌之后何时再辉煌？我知道不是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历史的必然，车轮碾过，只留下两行印记。

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孔子绝对是那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自汉以来，儒学一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而孔子被冠以圣人的名号。我们敬他、拜他、学他，用他的思想定位人生，用他的礼仪约束人生，用他的言行激励人生。他举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旗，指引中国——这个天朝圣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步步前行，他成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图腾，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然而，近代中国在遭遇到耻辱之后，却将他推向万恶的深渊：有了他，我们没有民主；有了他，我们没有科学。他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始作俑者！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思潮的开端，却以全面反对孔子这样极端的方式出现，不能不让人惊愕。可能是强烈的自尊心和长期的耻辱感，汇集在一起，才促成了大家当时的偏执。从敬畏、崇拜、偶像到憎恨、嘲讽、口水，我们把“孔子”两个字反反复复的写，写的来失去了他本身的精髓与意义。我们灌注了太多激进的情感在他身上，任由他接不接受。或许只有像孔子，也唯有孔子，才能配得上这些歌颂与磨难，我们对不起他，他太伟大了！我们应该摒弃这些附加的历史观点，去找寻本身的孔子：自信、好学、不苟、怀德、胸襟坦荡、不惑不惧不忧、不怕贫穷、坚持理想、依义而行、成人之美、和而不同……这些才是值得我珍藏和学习的。在育人方面，特别注重道德人格的培养，孔子相信：一个人必须先把内心的生活调理好，然后才对社会有贡献;一个人必须先把自己成为道德的生命，道德的存在，才足以消融旧观念，创造新文化。孔子这样耐心且很有目的性的育人方法，应该成为每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当今教育同样应该注重道德的培养，一个人的人格尚不健全，他何以成才？孔子开创因材施教的先例，现在要每个老师做到这一点实在太困难，学生多、老师少、教室少，我们就在那一套固定的教育模式下，死死轮回，在一片痛骂之后，却发现问题很难改变，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中国教育的问题太多，估计要等到人口减下去再说。本书中说孔子先于老子，这与我初一的历史知识相悖。我略感此书对道家有些地方的说明不够详细，但不妨碍我们的思考。老子最大的思想特征：正言若反！诸如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这种思想也成了道家的主流、玄学的主体。老子追求自然，主张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有自己的属性和规律，都遵循自然的法则，这可以得出老子退出社会、隐居避难的仕途态度。这与儒家的积极入世完全不同，这两种思想深深的影响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他们挑灯夜战、十年寒窗，只为一朝金榜题名，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在目睹官场的黑暗和碰壁之后，长袖一摆，高傲的走向山林，种田写诗，无拘无束。这种融于自然的精神很是逍遥自在，但我总感觉有时他们还是略显清苦与寂寞，不知这种猜测是否正确？当然，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老子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思想。无为而治，没有争斗，大家和睦相处，社会安宁，稳定进步，这也是我们现在力图构建的社会模板，我不得不为老子两千多年前的远见折服。

比起老子、孔子，我更欣赏庄子。他的智慧，他的辩论才能，他对事物的细微观察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虽然赞同儒家对理性的思考，人性的反思，人格的提升，人生的觉悟；但也时常被庄子的逍遥所吸引，幻想有一天，我也会静钓于濮水之上，锄豆于南山

之下。一生一世一壶酒，留醉窗前送月走。一个人，不寂寞，孤独的守着自己的理想，静静地思考自己的生命、享受生命。轻轻的闭眼，呼吸、吐纳；慢慢的睁眼，微笑、转身！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被庄子在世俗中仍保持一颗纯洁的心而感动，为自己无法挣脱而苦恼。庄子就像那一颗孤独的树，那一颗孤独的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这是我们一种无法企及的妩媚。时至今日，我还是很难真正读懂他的心境，是豁达、逍遥？还是寂寞的极限？罢了、算了，这些东西是强求不得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突然觉悟，自己成了一棵树，守在月亮的脚下，瞑目！

汉以后，道教的兴起以及佛教的流入，都对儒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释、儒、道三者却整体的融合在一起，相互尊敬、相互促进，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性与博大。相比于道士，我更佩服那些执着的苦行僧，他们为着自己的信念与理想，靠着自己的坚强与毅力，向着成佛、普度众生前进。累了，依着树，闭目打坐；饿了，讨点残羹剩饭，一直往前走，风雨无阻。穿过风，穿过雨，或许你的梦想会破灭，但带着你心中的理想前进，你永远不会独行。这些人极富钻研精神，且治学严谨，口才过人，心存慈悲。他们让佛学在中华大地上万丈光芒，历史也给了他们隆重的一笔。我虽不懂佛，但看到那些苦苦求佛的人，一改从前认为他们只知吃斋、敲木鱼、数佛珠的苍白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一身敝衣、执仗天涯的背影；一双坚毅的眼神！可能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我会去翻一翻那一本本艰深、晦涩的佛经，枯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页又是一页，一本又是一本，裹着自己的人生回忆，一起消化、顿化、幻化。

这的确是两本好书，深读其中，赞叹、折服、惊讶、疑惑、感慨、遗憾、彷徨、憎恨、不解、唏嘘……每翻一页，思想就会激起一层波澜，应和着他们的思想一起起伏。书合上了，却难以平静。读完厚厚的两本，完成了一次思想的旅程，有些累了。

第四篇：中国思想史论文

中国思想史论文

——浅析中国人的信仰

班级姓名学历

摘要：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自然扮演着双重角色,迫使他们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信仰体系。宋儒的成就理解为从一个放大了思维参照来理解。这其中也牵涉到中国思想家对宇宙自然的看法。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

关键词：信仰；中国人信仰；自然信仰

引言: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自然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恩惠于他们的衣食住行又对他们的生命形成严峻的挑战,迫使他们思考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努力回答诸如人从哪里来的、周遭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人怎样与自然相处、人的最终归属、活着的意义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信仰体系。

一、自然的“自生”与人的亲和性

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稳定的传统,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种严肃的思考。在他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里通常也被解释成“天下”存在着无限多的物质实体,从花草林木、飞禽走兽、山河大地、人间男女、到上天列星等⋯⋯,这些都是他们朝夕相处的物质世界,也是激发他们精神生活的直接泉源。人于其中不仅遭遇有来自自然灾难的挑战,也时刻蒙惠大自然无私的奉献,更有他们对周遭世界或赏心悦目或惊遽恐怖的自然现象的不解和思考,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的感悟。

在人与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人类自身的繁衍生息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他们习惯将周遭世界中大大小小的事物视为一整体世界即“天下”中的一种“存在物”,这些存在物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弱肉强食”、“相生相克”的现象。怎样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势必呈现出不同的精神生活特色。要按道家学者的理解,这些现象都是“自然”的、非目的论的,因而不大可能追溯这些现象背后的超自然安排者。但是,这些现象毕竟是一种存在,人们总要回答它们是怎么产生并存在的？这就无可避免地要回答宇宙生成的问题。基于宇宙的“自生”论,而非“创生”论,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人文关怀基本上也是亲和的,而非为异化的造物主所主宰的。虽然中国人关于自然、宇宙的观点有相当 高的抽象性和人文价值设定,但这些观点都没有达到本体论的逻辑高度和天体物理学的科学高度,也就免不了会为人们对自然的非理性崇拜或万物有灵论留下精神空间。

二、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在没有形成系统的宇宙或天地“自生”论之前,中国人对自然界中许多不能充分解释的现象,都有一种超自然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崇拜。这是原始文化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对自然物中精灵和人类中灵魂的解释和崇拜。在古老的文献资料或在现在对中国某些仍保留有原始文化的少数民族所做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万物有灵论是他们崇拜自然的信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由山神、地公、水鬼、树精、花妖等物魅与人的鬼魂组成一生活中人的崇拜世界,以满足人赐福灭灾、操纵自然的意愿。

但是,由于天地“自生”的观念在原始巫术迷信向系统化的宗教文化转型时处于主流地位,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思想系统道家和儒家都接受了天地万物自生并相互联系的理论,实际上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并没有导致一个异己的造物主的出现,也没有把自然界中那些可能对人类产生灾害的现象当作造物主对人的精神堕落的惩罚。相反,在系统化的中国思想传统里,自然界中的万物和人都有一种亲缘关系,人可以将自己的伦理感受延伸至天地万物。所以,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可以看成是一个宇宙大家庭中一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一种感情表露,对施恩惠者始终抱有虔敬之心和敬畏之感。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惠及我们生命的自然界里,天地或更抽象的阴阳之道是造就一切生命的根本源泉,犹如人类的父母给予人类生命一样,所以也是对自然界诸物崇拜之最高者和至尊者,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敬天祭祖”的行为就是要表达感谢自己生命的最大恩惠者之意。

尽管儒道两家的人对自然的理解有一些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都承认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滋养、恩惠以及神秘力量对人类心智的启迪。所以,当中国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替天行道”、“为天地立心”、“吾心便是宇宙”时,他们所要表达的就是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敬畏。方东美说:“富有心智的中国人,都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幸福的境遇。在那里,圣人贤士都以顺应感召的方法,散布着生命的福音;而不是以恐吓诅咒的手段,斥责人间的罪戾。很多中国的经典古籍,都充满了这种生命自然的赞歌。”中国人认为自然与人类是亲缘而和谐的,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其情感当如对待孕育了自己生命的祖先。

三、自然崇拜的宗教哲学意味

中国人以为自然能够生成万物、滋养万物,单纯:自然崇拜在中国人信仰体系中的意义125必然有其神秘的精神。道家的人认为只要安时而处顺地适应自然界的事物,也就算体会了自然界的神秘力量了。儒家的人却坚持要对自己所崇拜并敬畏的自然界加以伦理的解释,确立“天人合一”的架构,俾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具有哲学意味。

四、自然崇拜与终极关怀

因为宋儒特别是程朱一派在解释自然时达到了客观化、系统化、逻辑化的很高程度,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宋儒将传统儒家的思想从西汉的宗教化转回了哲学化。但是,我认为宋儒的成就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即从一个放大了思维参照来理解。这其中也牵涉到中国思想家对宇宙自然的看法。

珍惜生命的价值到崇敬直接赋予其生命的父母、祖先,再扩大至崇拜养育天地万物的自然,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形成了持久的“天人关系”。“天”所体现的价值是博爱、普遍原则、“绝对命令”“, 人”所体现的价值是呈现“天”的博爱、普遍原则、“绝对命令”。“天”是自然的最高象征,人对它的崇拜、敬畏和认识会演化出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如宗教、哲学、科学等。我们最初接触的自然物包括给予我们生命的父母,都会因为恩惠于我们而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又因整个自然界在中国人看来是生命的大化流

行,自然就会有个最高的崇拜对象,中国人名之曰“天”,并赋予它人格、主宰、意志、义理等特性。常燕生先生解释说:“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是近于唯物的;其所崇奉之每一神祗,就代表一件有利于民生的实物(如天地山川等)。上帝于是乃成了自然界一个最大物质的代表。”在“天”之外,要塑造一个人格神的上帝是很难立于中国人的信仰里的,中国人已经把自然界的最高代表“天”视为上帝了。

中国人在这种崇拜自然的传统里既解决了安身立命的信仰问题,也不妨碍他们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由于崇拜、敬畏和理解大自然,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里,既有宗教情怀,又有哲学理性;参照西方宗教内涵的变迁,我们过去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的而非宗教的,一如我们今天说它具有宗教性的终极关怀,都是可以成立的。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述: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这大约是维系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强化民族精神所应顾及的。

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既有赖于理性和哲学又有赖于情感和宗教的维系,只不过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某些时候、有某些人、在某些层次会强调我们信仰体系的某些方面,而在其他情况下却强调另一方面。这大约是维系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强化民族精神所应顾及的。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2）：281

[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223

第五篇：中国法律思想史演讲稿

1.“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明朝之所以没能好好的治理，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开始的。

2.“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天子认为正确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天子认为错误的不一定是错误的，即便天子也不能把自己的是非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在学校公议事情的是非。

对于学校功能、作用的看法，是黄宗羲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明夷待访录·学校》，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把学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了。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还要让“治天下之具”都出于学校。天下的大是大非，不是天子说了算，而是公之于学校。两者的意见相冲突时，以学校的意见为准。

3.“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 东汉的时候，全国有大学生三万人。他们议论国事既尖锐又深刻，不替既得利益集团开脱。当时的高干们都很怕被他们议论。宋代的时候，大学生们跪在国务院门前，击鼓请愿，要求正直的李纲同志出来主持工作。

4.“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太学祭酒，即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由货真价实、数一数二的学者而不是靠抄袭论文评上教授职称的“学术混混”担任，其地位和宰相同等，每月初一，他都要给包括皇帝在内的中央领导举办一场专题讲座，同时对政府的失误提出批评，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职责。需要说明的是，赋予学校一定的政治功能，不等于学校“政治化”，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粗略地说，学校“政治化”有两种情形：一是荒废学业，天天搞运动，学校沦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和工具。其二，运动是不搞了，但没有学术自由，一切按“最高指示”办，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对权力说不的勇气，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女。

5.“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

目的是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中央集权之弊。

6.“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我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是为万民苍生工作，不是为一姓一朝工作。

7.“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

有的人说：“臣子难道不应该与人子一样吗？”“不是的8.“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治理天下，就像牵拉大木头一样，前面的人出力喊“耶”，后面的人就要跟着出力喊“许”，君主和臣子，就是一起拉木头的人啊！如果手不拉紧绳索，脚不踏稳地面，在前面带路的人（指君主）只是在嬉戏，而在后面跟随的人（指臣子）还认为是对的，那么就会荒废了牵拉木头的工作。

9.“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如果出仕成为了君王的臣子的人，却不能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么也不过是君主的仆妾罢了；但如果是能够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就可以算是君王的帝师挚友了。

10“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其实天下的安定混乱，关键不是在于皇室一姓的兴亡，而是在于千万百姓的忧患安乐。

11.“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

“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谋利防乱的公平之法，而 “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专制之法。

黄宗羲所谓 “藏天下于天下者”，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

由于立法是为天下之人而不是为君王自己，法并不是君王拿来对付老百姓的，而是协调百姓之间的关系，共求大利，所以不须将法律弄得十分细密严苛，只需简约明了即可。这一法治环境就显得十分宽松和谐，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君民对立的基础上，而是体现了两者根本利益的一致。

12.“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三代以下之法，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私字，是为帝王一家立法。法是君王拿来维护自己一家的利益、对付臣下和百姓的工具，因此，越是细密严苛，对君王就越有利。但这一做法只是君王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一家之法是建立在君民对立、为君王一家牟利、损害百姓和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其法越是细密严苛，这种对立状况就越是剧烈，所以黄宗羲说，天下之乱就生于这一非法之法中。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是乱世之源的说法，是对传统法家思想的彻底摒弃。

13．“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考“治人”“治法”之说，倡自荀子。《荀子》书称：“有治人无治法。”② 论者以为，荀子的这一论断与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恰好构成反命题，二人的观点是对立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何谓“治法”？何谓“治人”？荀子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③ 又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④ 可见，“治法”，即“良法”。具体所指，便是荀子、黄宗羲所津津乐道的“先王之法”、“三代之法”、“天下之法”。“治人”，即“君子”，或者说，指有德有能有位的人，亦即黄宗羲所说的“能治之人”。⑤荀子之世，去古不远。他总结三代至战国的历史经验，认为三代有圣人创制之“治法”，又有“治人”来实施这种“治法”，故而天下大治。战国之世，天下大乱，问题不在于没有“治法”，而在于缺少“治人”。所以，他说：“三代虽亡，治法犹存。”⑥ 因而，致治之方，不是“急得其势”，重新立法，而应急得其人，充分发挥像他那样的“大儒”、“治人”的作用，切实贯彻执行三代之“治法”。

黄宗羲意识到，他生活的时代与荀子之世已完全不同：“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⑦ 他的结论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⑧ 这里的“无法”指无“治法”，或曰无“先王之法”、“天下之法”，有的只是专制君主的“一家之法”，这是一种“非法之法”。他指出，在“非法之法”的桎梏下，即便有“能治人之人”，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黄宗羲疾呼，当务之急是恢复先王之“治法”。

荀子在“治法犹存”的时代重视“治人”，黄宗羲在“治法”“荡然无具”的情况下强调恢复“治法”。这两位相隔1800年左右的思想家从思路到结论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发展的。

首先，他们在治国先应有“治法”这一点上相同，只是荀子认为，三代“治法”在他的时代原本就存在着，黄宗羲则看到他的时代全无“治法”，须先一一恢复之。

其次，他们关于“治法”的价值标准是一致的，都推崇三代“先王之法”。

最后，他们还都认为，“治法”须得“治人”才能发挥作用。黄宗羲说，有了“治法”之

后，“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⑨“其人是也”的“人”，指“治人”。有了“治人”，“治法”才“可以无不行之意”，达到良好的实施状态。荀子也曾说，“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⑩ 两人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梨洲所抨击的不是倡言“有治人无治法”论的荀子，而是死抱着1800年前的“有治人无治法”这句话不放的与他同时代的“即论者”。用时下的话语来说，这“即论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思想僵化者。其《明夷待访录》之旨，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荀子的“治法”与“治人”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提出该设想的原因：

封建社会里，充斥着崇拜上帝和皇帝的迷信，维系宗法、强行族权、重视血缘的偏私，讲出身、凭门第、定尊卑的特权

君权是罪恶之源，是祸乱之本。君主自私自利，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无情的剥削，压榨民众。

黄宗羲认为君主应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为自己谋私利的恢复宰相，以分君权

贤明的宰相，倘若天子之子不贤，尚能以之补救。明太祖废除在想的制度是腐败的开始，宦官控制了入阁大臣，入阁大臣无法起到宰相的作用，宦官攫取了宰相的实权，导致了朝廷黑暗。所以，只有加重相权，才能避免朝廷的黑暗，是国家更加的安定。

学校议政，以限君权

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应当是表达民意、议论朝政、帮助天子治理天下的机构。应当继承东汉、北宋时期太学生议论和干预国事的传统，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

君主应定期亲临太学，体察民情、听从劝谏

地方分治，以治集权

分封制不利于中央政教通达与地方；郡县制易造成天下征伐不息

倘若在边境重地设立地方分镇，可以克服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弊病，对内可以促进发展，对外足以抵御防患，而且有利于防止君权的过度膨胀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加强地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君臣共治，以弱君权

天下之大，非君子一人所能治理君臣应当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黄宗羲反对将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强调君与臣应当相互协作，共同向天下人负责。大臣不可以只向君主个人效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本质共同点包括：

1.“经世致用”思想:

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影响: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2.君主批判思想:

君主的横征暴敛和专断加剧了王朝的危机,他们逐渐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诸多弊病的根源,从而无情地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影响:以顾,黄,王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识是在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天崩地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